我的丈夫竺可桢

陈汲

藕舫离开我们已经七年多了〈编者按:本文作于1981年〉,他的一生是在孜孜不倦地、紧张地、认真地学习和工作中度过的,这使他在气象学、气候学、物候学、自然科学史、地理学等科学和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研究工作上做出于巨大的贡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每当我看到他的件件遗物,想起几十年共同生活的种种感受,使人激情无限,思绪万千。他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方面,在克己奉公,关心同志,勤奋学习和严格教育子女等方面的种种往事,历历在目,使我更加敬爱他,也给我勇气和力量,他的为人、处事、治学等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科学精神

记得我家屋前院子里,种有丝瓜、金银花,还有一架玫瑰香葡萄,藕舫为此专门买了几本管理种植葡萄的书本,学习科学的培育管理知识,并亲自施肥,定期浇水,还爬上梯子去,剪枝,每天观察生长情况,每年葡萄结几次,每次结多少,每串葡萄有多重都要磅一磅。平时不许孩子们偷吃,一旦成熟采下来,就挨家挨户分给院里各家孩子尝鲜。丝瓜结出来了,他总要每天用尺子量一量,长了几公分.发现金银花叶子上有腻虫,他耐心地用刷子一张叶子、一张叶子地把腻虫刷到盛水的杯子里,观察腻虫在水杯里几分钟才会淹死……,并仔细地一一记录下来。家住地安门时期,他为了直接了解大风沙所带来的沙土量,每次风沙后都要亲自扫靠外间的一片地,收集沙土并称其分量。可以说,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也习惯了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去研究周围的事物。
  藕舫生活很有规律,从不吸烟、不喝酒,不论眷夏款冬,每天起得很早,而每晚到十一点钟才能休息,不论在家还是外出考察,风雨无阻。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记录一天来的晴、雨、风向、气温、气压,要是下了雪还要量一下雪的厚度,然后做体操,打太极拳,锻炼身体,收听当目的新闻广播。每日中午坐在椅子上养神半小时就算午休,晚上记日记。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饮食俭约有节制,不管饭菜好坏,从不挑剔和过量。

克己奉公

  藕舫要求自己很严格,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浙大迁校遵义,当时汽油困难,他经常不坐小车,而坐“黄鱼车”;经费不足,为了给公家节省烤火费,他的办公室冬天不生炭盆,宁可在寒冷中办公,致使耳、手、脚年年都生冻疮。那时物价一日飞涨数次,发到薪金都急于购米,以致米虫爬满了屋子,全家有时还吃霉米。他真正做到了与师生同甘共苦。
  解放后,藕舫调到科学院工作,院里分配了一辆汽车,他却只在上、下班及因公外出才乘坐。平时上图书馆、书店、理案店,都购买月票乘坐公共汽车。直到年近八旬,还是经常坐公共汽车去东四情报所、王府井新华书店、外文书店,而不用专车。
  抗美援朝期间,他曾多次将自己珍藏和留在美国友人处买书之外汇捐献国家;后来他把南京一所用自己货款建成的房子献给国家,1955年又将故乡的几间楼房送给国家。1974年病逝遗言,将由1966年起自动减薪三分之一的一万多元交了作党费,并将几十年搜集珍藏的中外科技书籍一大批赠送给科学院图书馆及有关各所图书馆。他一向不赞成以遗产贻子女,认为把遗产留给予女等于毒药,教育子女自食其力,养成艰苦朴素之美德。他用行动表明对党的一片忠诚,为科学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切。

关心和培养青年同志

  藕舫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总是关怀备至,平易近人。每次客人来家,他都诚恳接待,坦率谈自己的看法,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指导研究方向,既亲切又爱护。对送请他审阅的文章,他十分认真地看,一字一句地校订,耐心与作者商讨。
  对身边工作人员也十分爱护。解放初,组织上派给他一位警卫员,当时他很激动,但又觉得自己不需安警卫,因此外出时总对警卫员说:“没什么事,留在传达室帮助别人做些事吧。”几天过去了,还是让他呆在传达室,警卫员觉得这样下去是自己的失职,以后每次外出就硬跟着走了。当他知道警卫员是农村米的,品质好,年纪轻,但文化较低时,就从书店给警卫员买书,教他学文化,后来这位警卫员进步很快,就成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了。
  他对叔伯侄子的教育和深造也很注意;对寡嫂、寡姐、业师的老年赡养,都尽力而为。虽有时自己经济情况亦不宽裕,但总是设法资助,使他们有的能受教育,有的安度晚年。
  
勤奋刻苦学习

  藕舫求知不倦,兴趣广泛,读书面宽,对科技动态十分关心,经常阅读各种新的中外刊物,对于基础理论研究也极重视。五十年代,他为了直接学到苏联的科学技术经验为我所用,虽年过花甲还决心攻克俄文,可年岁不饶人,记忆力差,工作繁重,困难重重,他全不在乎,不服老,除了听广播俄语讲座,还另请一位家庭教师作辅导,坚持了数年,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能阅读俄文科技资料了。他除了向书本学习以外还向所有的人学习,孩子们星期天来家,亲戚朋友、学生们来串门,都不错过机会,仔细询问,请教各人的专业知识,如基本粒子、炼钢、自动化控制等方面的知识。又如他的讲话乡土音重,别人不易听懂,1960年左右曾买普通话唱片,练听、练讲,虽因年纪大,矫正效果不明显,但足以说明他活到老、学到老,他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严格教育子女

  藕舫对自己子女是十分钟爱的,一年数次亲自给孩子逐个量身高、称体重,并把这些数字记在日记本里,每次比较看孩子成长的情况。而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又十分严格,孩子们上中小学,每学期的成绩一门口汇报给他,记在日记上,并作比较分析;他要求孩子学好基础课,有时还亲自辅导s他注重启发式,不赞成孩子死记硬背。他让孩子们看科学故事,科学家、发明家传记,《水浒》、《三国演义》。夏天乘凉时有意识教给孩子认识天上的星星,启发孩子们对科学发生兴趣,增强对自然界的观察能力.在二儿子(16岁时病故)过12岁生日肘,他送的礼物是一个大约30×lO×12cm2的木匣子,即“少年化学实验室”,里面装有酒精灯,试管,化学药品,可以做许多种化学小实验,使刚进中学的老二和还在小学的老三对化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现在老三就是在研究化学的科学岗位上工作着。
  藕舫对体育锻炼很重视,认为身体不是属于个人的,是工作需要健康的身体,所以节假日常常到外面去爬山、游泳、滑冰,呼吸新鲜空气,消除疲劳。他年过花甲仍精力健旺,行动轻便,率队野外实地考察,爬山下坡不用人扶,他关心孩子全面发展,有意识培养孩子锻炼身体的习惯,每次外出锻炼总把孩子带上,教他们游泳,滑冰、爬山,同时让孩子识别树木、花草、鸟类和岩石、地质等。1966年前,科学院院部在文津街,我家住在地安门,他经常不坐小车,而是穿过北海步行上班,这不仅能够观察物候,亲自得到河冰开冻、鸟鸣、始花等第一手资料,而且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为此还买了北海公园的月票,冬季下午下班从前门进入北海冰场,让小女儿下午放学从后门进入北海冰场,教孩子滑冰,这是他挤时间进行锻炼一举三得的妙法。
  他对孩子生活管教很严,不给孩子优越条件,衣服穿着简单俭朴;同时注意教育孩子待人诚恳,作风正派,言必有信。如当小女儿三四岁时,每当节假日全家出去玩时,行前就先说好,出去玩耍自己走,不让抱,否则不去,头两次玩了些时,孩子累了就想抱,哥哥姐姐看她可怜,自动地去抱她、背她,可是他坚决不许,这样就慢慢养成了孩子言必有信的习惯…….现在孩子们基本上都按照他培养的习惯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者,这与他平时有传身教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今天藕舫永远离开我们安息了,他虽然没有赶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但是他的高贵品德、优良学凤和科学精神将永远鞭策我和子女们增强斗志,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本文作者陈汲是竺可桢先生的夫人,原文发农于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

一代宗师竺可桢

林昭

  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一场侵略成争,使大半个中国硝烟迷漫,战火纷飞。浙江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家属,连同图书仪器辎重设备,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从1937年9月由杭州出发,辗转奔波于天目山、建德、古安、泰和、宜山等地,直至1940年2月才定居于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真可谓颠沛流离,艰辛备尝。数千名莘莘学子,能在动乱的年代得以弦歌不辍,继续探求真理,竺校长之功实可感动天地之心,使后学者敬仰不已。
  1941年夏,我考入浙大龙泉分校,1943年7月间转入遵义校本部,得有机会亲聆竺校长的教诲。回忆起校长诲人不倦,在物质条件无比困难的情况下排忧解难,泰然处之。其高风亮节,其令人肃然起敬。
  竺校长一向主张学校是学习场所,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但不能任意创造矛盾。由于当时政治腐败,军事失利,物价飞涨,民怨沸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学校里来,所以在生活壁报上,学生们不免要发泄一些牢骚,有的甚至冷嘲热讽,近乎谩骂。竺校长对学生个人从不非难,但从爱护全校同学出发,不给当局有可乘之机,远成当地军警来校搜捕学生的借口,所以要求言论应有所节制,大学自应以学习为主,政治活动宜退出学校,庶几使主持校政者可以据理力争,不致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对于学术性的壁报或论文,则从各方面加以支持。记得1943年秋,在黎振声、任雨吉、蔡乃森与我的主持下,在浙大成立了一个天文学习会,以学习天文为标榜,有会员20余人;经常介绍天文知识,夜观星宿。竺校长对这个学习会非常支持。有一次(1943年8月17日晚〉,在遵义子弹库操场上,我们组织同学们利用经纬仪上望远镜开了一个看星会,竺校长亲临现场指导,讲述了历史上星座之变迁以及二十八宿之起源等,并勉励同学们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学业上努力做出成绩来。当时大家很受鼓舞。
  天文学习会〈后来加入中国天文学会,成为浙大天文学会〉当时还办了个壁报,叫《北斗》,是一个不定期的学术性手抄壁报,专门介绍天文知识及讨论天文学上存在的一些学术性问题。
  竺校长对这个壁报很感兴趣,记得有一次还把黎振声、任雨 吉和我找去谈话,非但在口头上加以鼓励,并且还说可以将他刚写好的《二十八宿考》分期在《北斗》壁报上刊出。他不但在口头上,而且也用行动来支持我们学生的事业。
  当时浙大学习空气十分浓厚,但物质条件实在太差了。我们晚上点的是桐油灯〈贵州出产桐油运不出去,煤油又进不来,遵义没有电灯〉,笔墨纸张更困难了,所以《北斗》璧报办了几期后,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以致停刊。其主要原因:一是没有经费,因为那时我们都是穷学生,连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那有余钱来办刊物,二是即使东拼西凑一点钱也买不到纸张。我们当时所用的纸张,全是当地土产的毛边纸,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纸,也很缺乏,三是当时浙大功课的确压得很紧,而壁报的编辑、抄写又太费事费时,我们这几个办壁报的人,无论如何是兼顾不了的。璧报虽然停刊了,但竺校长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竺校长自己勤奋好学,平易待人,对于学生们帮助他抄写或整理一些他的论文稿件,总是念念不忘铭记在心.记得我在课余曾为他抄写了一篇《二十八宿考》〈即收集在竺可桢文集中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的初稿〉论文,他在日记中就屡次提到。如在1944年6月16日的日记中曾记着:“昨林昭将稿《二十八宿考》交来后,昨晚今晨将其重阅一遍,可称最后修改。稿即交与絜非在《思想与时代》付印。此文承土木系三年级生林昭费时抄录,余心甚感之。林且极细心,曾改正原稿中数处。”区区小事笔录备忘,实不敢当。但也可以看出竺校长不掩他人之功,其为长者爱护之忱,溢于言表。
  1944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失败,狗急跳墙,向中国内地大肆入侵,企图挽回殆势。6月下旬侵占衡山,8月初陷衡阳,9、10月阅梧州、容县、宝庆、桂林相继陷落,京广全线均为倭寇所侵占。而当时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以致将不用命,士无斗志。到年底,河池、南丹〈广西〉、独山〈贵州〉尽失,都匀大火,贵阳人心恐慌。据竺校长日记中记道:“前线混乱非常,难民多而败兵更云集,南丹之不守,由于防线兵士无粮食,知县临时脱逃。”“日兵来时,本无目的深入,但以兵虚故乱窜。”当时遵义己是草木皆兵,我们在校学生更是惊恐万状,竺校长身负一校重任,临危不惧,劝慰师生首先要保持镇定,不能慌乱。他说:“贵州无重要工业,无大飞机场,非国际路线必经之地,得之则防线增长,供给困难,除非拱手让人,不取也。”接着连续召开了几次校务会议及学生会的联席会议,作出应变决策。如形势恶化,拟定向四川方向撤退的安排,分头到赤水、仁怀、绥阳去打探,作好应变准备。并组织师生签名加入救护、供应、交通、粮食.通讯、保卫等小组,以及平时的护校队伍,把确重物资打包整装,一旦出发令下,不致拖延。当时学生仍继续上课。幸不出校长所料,日寇不久即退,方得转危为安。竺校长的这种以学校安危为己任,临危不乱,从容不迫,井井有条,指挥若定的精神与作风,视当时在前方作战的逃跑将领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1944年6月6日,恰逢当局为纪念大禹而厘定的工程师节。那时浙大工学院的新屋亦刚落成。为了对遵义广大群众进行一次学术性的宣传,故在举行庆祝工程师节及新屋落成典礼外,还对外作了一次广泛的科学表演,那天上午由竺校长主持庆祝典礼,在会上讲话的除竺校长外,还有王国松院长以及郑晓沧、陈正修、钱钟韩等教授。会后,工场对外开放,将机械、电工、化工、土工等仪器设备陈列国来,供群众参观,并当场进行技术表演。参观者川流不息,从上午10时起一直到下午3时。那天我也在场,记得当时天气炎热,下午更是烈日当空。工场电源系由一柴油机开动后发电。柴油机出气管未通出室外,仅在出气管口上部的木屋顶下钉了一块铁皮,由于木屋很低,管口与铁皮挨得很近,应该说不符合安装要求,但据说已运行多次都没有先生问题。可是那天运行太久,从上午10时一直到下午3时20分钟左右,突然柴油机上屋顶起火。又由于木屋顶漏水,屋顶上面还盖了不少茅草,以致延烧很快,卖时全屋燃着,烈焰腾空,浓烟扑鼻,有燎掠全工场之势。我们在场的人无不踊跃奋身抢救,搬运图书、仪器、设备.化学药品,以及取水灭火,拆房扑救,弄得一身泥污。约一小时左右,才将火扑灭。当时损失最大的是玻璃器皿以及部分图书仪表,损失自是不小。但据以后核查,主要物件大都已抢救出来,损失虽大,但元气还能保存,对学校教育尚无太太影响,亦不幸中之大幸也。那天下午,竺校长闻报火警后即奔赴现场,目睹火情深为痛惜。据校长日记中记载:“抵其地则烟火直冲云霄,看者人满,排列城墙上五六百人之多。”“时学生到场搬运者极踊跃,并抢救取水,故书籍.药品、化工均取出。四点半已熄。余下梯至机械、化工室一观,二十年之精华损失殆尽,可胜浩叹!”
  我在遵义就学两年,1945年夏毕业离校,平时与竺校长接触也不多,所以很难说能窥其全貌。总的说来,竺校长确是一位律己谨严,待人宽厚;为学无所不窥,博大精深;处事情理兼顾,坚持真理,不拿原则作交易,做学问一丝不苟,学校入学考试录取分数虽只差一分,至亲好友甚至上级领导,也绝不通融;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公物虽一纸一线亦不妄取;对犯错误的教师或学生则谆谆善诱,或有危难者则竭诚相待,爱护备至。堪称一代宗师。所以竺可桢校长在教授和学生中有那么高的威信,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或与其共事的人,元不钦佩其为人,乐于与他打交道。当听说他要离开学桂时,各方呼吁,签名挽留,甚至有痛哭流涕者,其感人之深,非偶然也。

竺可桢——我们心中的圣人

杨竹亭

  在梅光迪〈迪生〉院长逝世的追悼会上,竺可桢校长沉痛地说:“梅院长的去世,非但是我们浙江大学的损失,而且是我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里,有三个誉为‘圣人’的教授,其中一位名叫白比德,各国的留美学生都想从师于这个‘圣人’,以亲聆他的教导并引以为荣,而白比德教授最喜欢的中国学生,就是梅迪生院长。以后胡适、吴宓等中国学者也想在哈佛跟白比德教授学习,但是必须要取得梅迪生的引见。所以迪生在美国的威信是相当高的。”
  白比德教授是哈佛大学的“圣人”,那么谁是我们浙江大学的“圣人”呢?我当时想,在我们浙大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教授很多,都可以比为圣人,可是其中最最受人尊敬的是竺校长,后来我回到宿舍,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寝室的同学,他们一致同意我的看法,由此竺可桢校长在我们大家心目中成了圣人。我对竺校长的了解是在中学读书时开始的。那时,我们学校的教师很多是中央大学和它的前身东南大学毕业的。竺校长曾是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的地学系主任,后来中央大学因调换校长闹风潮时,学生们要求竺可桢出来当他们的校长,可见,他那时在群众中的威信已经很高。后来他允予暂兼〈由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大校长,中大的学潮才告平息。
  竺可桢当时名义上兼任中大校长,但是他看到中大受国民党的干扰太多,就没有正式赴任,校务实际上仍由另外的人维持。后来浙大出现驱逐郭任远校长的风潮,蒋介石感到棘手(亲自出马也不行〉,陈布雷向蒋推荐竺可桢出长浙大,以缓和局面.但是竺可桢不允,他在日记中写道:“各方探访结果,知浙大自程天放校长以后,党部中人即挤入浙校。……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又说:“余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指蒋介石)等,且不屑为之。”以后他看到浙大学潮似火如茶,如再发展下去,势必会使学生吃亏。所以他又说:“学生方冲郭恶〈党部〉有欲推黄华表为校长者。故此时余若在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他为爱护这些可爱的学生和理解浙大师生的愿望,于是接受了全校师生的请求,出任浙大校长。但是,他有三个条件,一定要蒋介石的代表答应,其中一条就是“用人校长有权,不受政党干涉”。以后在浙大,党部里的人渐渐减少了,最后连那个国民党员训导长也辞职了,而换上了一个无党无派的费巩教授担任训导长。当时全国只有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不是国民党员,而且连训导长也不是国民党员。这个大学就是我们的浙江大学。

威严的校长

  竺校长对如何办校,曾经讲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的学风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又说:“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并且也是国家的光荣,而作育人材以为国用,流泽更是被于无穷。”“不过要荟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须学校要有安定的环璄。”所以他担任浙大校长以后,就相约王琎、胡刚复等一起来浙大〈他一度想推荐二氏担任浙大校长〉,他们两人是中国物理学和化学方面最早学人,都是桃李满天下。又聘我国稻米专家卢守耕来浙大任农学院院长。聘梁庆椿,顾青虹等教授来浙大担任蚕桑和农经系主任。1938年成立师范学院,聘我国教育界前辈郑宗海〈晓沧〉教授为师范学院院长。又聘我国原子核物理学者王淦昌任物理系主任(次年由束星北担任系主任〉,这时学校已迁往江西泰和。竺校长又特聘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和国学大师柳诒徴来浙大讲学。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文学院首任院长由“五四”时期著名的学衡派领袖梅光迪担任〈并兼外文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由胡刚复担任〈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严济慈等都是他的学生〉。工学院院长一职请王国松教授代表竺校长专程去上海把李熙谋老院长接到内地来担任。对当年因不满郭任远而愤然辞职的许多著名教授,如昆虫学家蔡邦华等都分头设法请他们回来,共商办学。1938年增设史地系,聘张其昀教授主持系务。1945年增设航空工程系,聘范绪箕教授任系主任。此外,他还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学者,如程孝刚、钱穆、叶良辅、吴起良、王葆仁、卢嘉锡、钱仲韩、张闻骏、涂长望、罗宗洛.谈家桢、杨守珍、彭谦、陈乐素、谭其骧、郭斌和、缪钺、王驾吾、孟宪承等这些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盛名的教授充实各系力量。对原有老教授,如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恒、贝时璋、吴耕民等都加以重用,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数学研究所、化工研究所、生物研究所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以后这些研究所又都成了国际国内著名的学术活动基地。
  由于竺校长的重视,各地学者都愿意前来浙大参加教研工作。这时期学者荟萃,盛况空前。如今科学院的许多学部委员都是那时的教课老师。在中国科学院中,有许多学部委员都是浙大当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名师出高徒”,这话不假。但是这些名师都是我们竺校长想方设法聘请来的。当时有一位英国皇家学会的著名教授李约瑟博士来浙大参观,他对当时浙大教学情况十分欣赏,美誉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竺校长来浙大以后,革除了原有党务干涉校政的措施,代之以民主管理的方法。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除院长级骨干外,并在教授中产生教师代表,校长主持会议,一切重大事件都要经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校务会议的决定就是“法律”,人人都要遵守,包括校长自己。在校务会议上推选的人选都有职有权。校长和各部门负责人都是执行校务会议决议的人。竺校长是模范执法者,也是模范守法者,比如遵义学生会对当时训导处所规定的:“在学生会生活壁报上贴出的各种文章都要具有真实姓名,并需交训导处存查。”学生不同意,就据理向竺校长诉说。竺校长因见学生有理,就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在校务会议上,那些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委员,也认为学生代表有理,所以在大多数赞同的情况下,又通过了“学生不必把投稿者的真实姓名交给训导处查看”的决议。由此竺校长就亲自书写了“民主堡垒”四个字贴在生活壁报上,以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这也是当时在全国独有的。浙大的学术研究之风和学生的进取精神,都是在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气氛中形成和发展的。后来浙大真的成了全国的民主堡垒之一。特别在回到杭州以后,那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响彻全国,它像一盆烈火,把全国人民都燃烧起来!

严谨的学者

  竺校长自己从不用公家信纸信封,在图书馆里借书都是如数归还,特别在学术上,他认真钻研,带头定期向有关师生作研究心得〈或论文〉报告。全校师生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会认真接待,帮助解决。校长如此,我们的院长、系主任、教师们也都个个

回信一定会来的。”再过一个星期,吕炯局长的回信果真来了,他又派人送来给我看〈此信很长,是吕局长详细汇报了局里的复员计划,后面才提到欢迎我去工作〉。竺校长要我先回上海,到气象局搬迁回南京后,再去报到,同时再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带在身边以便备用。他是多么的细致和亲切!

民主的战士

  竺可桢校长在少年时,跟他哥哥读了许多中国古书,他对我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非常熟悉。他最敬仰的是王阳明、黄梨洲和朱舜水三大哲人。以后他留学美国,又受到了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影响,对孟德斯鸿、罗素、赫膏黎等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由此他希望中国能有一个自由民主的环挠,能让学者开展学术研究,他回国后,一心只想做一个科学工作者,能为国家的富强有所贡献。
  他来浙大以后,很快把前两任校长的党化教育措施取消了。他亲自制定了许多民主的制度,使全校师生都在民主自由的环璄中呼吸,他对遵义警备司令高文白说:“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后来高文白同意了,竺校长为了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曾亲手写了“民主堡垒”四个大字,贴在学生会办的《生活壁报》民主墙上,任何学生都可以用任何笔名,去发表任何政见,或提出任何建议。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罕见的。有些学生在校外住宿而遭国民党逮捕,他听到后都非常焦急,并千方百计地去设法营救。在我们举行“倒孔运动’时,他竟以一个国立大学校长的身份,冒着危险,带领全校学生上街游行,这件带头违抗政府命令的校长,在当时也是唯一的。
  我们浙大同学,每想起竺校长,无不感到骄傲。在过去,我从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圣人,但自从见过位可械校长以后,我相信了。像竺校长这样的人,应该是“圣人”。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曾说:“中国既然已经有竺可桢这样成功的教育经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苏联?”同济大学老校长李国豪也说过:“我们办大学,要学习竺可桢办浙江大学那样。”可见学术界对竺校长的评价是很高的。

虎口脱险记——竺校长爱护学生的一个片段

邵全声

  竺可桢先生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杰出科学家,解放前十多年间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任劳任怨,艰辛万状,化费了他很大的心力,因而他毕生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能不受影响。这对他本人实是一种牺牲,但对教育事业来说,却有重大成绩,实可庆幸。当时在浙大学习的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更是深受其惠,终身难忘。
  竺校长为了把青年学生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对学生全面关怀。他除了尽可能选聘富有学识的教授来校任教,在教学上力主严格要求,期望学生能学有专长,足可为国效劳外,对学生优良品德的修养,他也同样十分重视。他谆谆教导学生发扬“求是”精神,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热爱国家,争取进步,不惧艰危,伸张正义。他不仅以言教,更长于以身教。他一贯的实际行动和崇高品质,就是学生眼前活生生的榜样,使学生朝夕受到深刻的熏陶,竺校长对学生的健康和生活,也非常重视。学生有病时,他关怀备至。这方面有许多事迹,数十年后边校友仍津津乐道。以上这些都体现着竺校长对青年学生的关怀与爱护。
  那时,当学生在政治上受到迫害,面临危险的境况时,竺校长总是挺身而出,竭力营救,把自己的利害安危完全置于脑后,表现出他对青年学生无限的关怀与爱护。例如,在1942年,潘家苏、滕维藻、王蕙等同学因进行进步活动而被国民党政府追捕,竺校长多方设法,经过较长时间,克服不少困难,终于营救出来。十多年间,这方面的事实是不少的。1947年10月,于子三同学被捕后,竺校长竭力营救,不幸未成。到狱中见到已被杀害的于子三同学的遗体时,竺校长当场昏晕过去。注射强心针后,才苏醒过来。这反映出竺校长对受迫害学生的爱护之情是深厚到怎样的程度。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的亲身经历。竺校长在1963年6月9日给我的亲笔信中曾写道,回忆约二十年前,“你真是从九死一生的虎口中逃生出来。”而把我从“九死一生的虎口中”营救脱险的,正是竺校长自己。现在把经过记述下来,作为我对竺校长的衷心怀念。
  1945年3月5日,深受浙大同学敬爱的民主爱国教授费巩先生从重庆动身将去北碚复旦大学讲学时,突然发生当时报刊上所说的“失踪事件”。费巩先生是我在浙大读书时的导师,行前夜里同我一起住在我的一个同乡同学处,动身之晨又是我陪送他到轮船码头去的。当我到附近他的一位熟人处搬运早一天寄放的行李,再回到码头时,就找不到费巩先生了。起初我还没有想到费先生会被秘密逮捕,只觉得非常意外,不知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先在码头附近及市内寻找,接着再向复旦大学询问,待确知复旦大学亦无费先生踪迹时,我更为焦急了。这时听说竺校长正因公从遵义浙大来到重庆,我就去向他报告经过情形。竺校长告诉我说,在此之前,浙大曾接到上级政府机关密令,要浙大监视费巩先生.竺校长反对这种做法,并发公文予以回驳。但当局除密令浙大外,也可能采取别的手段,这是可想而知的.竺校长当即判断,费巩先生是被秘密逮捕了,必须立即进行营救,竺校长除了自己直接多方营救费先生外,还亲笔写了介绍信,要我去找当时的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缵绪,进行查询和营救。我拿着介绍信先后去找王缵绪三次。(王缵绪曾向报纸记者发表谈话,说费巩先生是被政府关押着,但过了几天,他又加以否认。出尔反尔,很不正常。想来可能受到更有权势者的压力之故。)后来王缵绪告我不要再去找他,可直接到稽查处去查问。(稽查处公开挂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下属单位的招牌。后来才知道,稽查处实际上是由军统管辖的。)接着,我到稽在处也查询过三次。竺校长还要我去找当时监察院的秘书长程沧波,我也去了。此外,我还找了别的我认为可能协助营救费巩教授的人,要求一起设法营救。我尽我的力量进行营救,这样过了二十四夭。到同年3月29日,我自己亦被逮捕囚禁。
  这时,敬爱的费巩教授已惨遭国民党特务暗害。从我被捕的这天起,审讯我的特务却诬陷是我杀害了我一向十分敬爱,并且二十多天来正在竭力营救的费巩先生。经历了夜以继日的横蛮的疲劳审讯、殴打,施行酷刑,到同年4月22日,在重庆磁器口旁中美合作所内的一幢房子中,我被当场宣判死刑。
  自我被捕囚禁后,严禁我与狱外通信。我无法把我的严重灾难告知外面的师友,无法请人设法营救我。自觉已无生望。
  当时我丝毫也没有想到,重庆的《新华日报》、延安的《解放日报》等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对费巩先生被迫害事件一再发表报道和评论,并戳穿用诬陷无辜的手段来欺骗社会的阴谋,在舆论上进行营救。这样,即使杀了我,也不能欺骗社会。同时,竺可桢校长正不顾自己的利害安危,挺身而出,想尽一切办法来营救我.但被严密囚禁中的我,得不到这些消息。
  我被囚禁半年以后,1945年深秋,我记得是朔风已起,枯叶飘零的时节,竺可桢校长亟欲亲自来探望我,他克服困难,与有关当局洽商,获准由他约同费巩先生的同胞哥哥费福焘先生一起,与我见面十分钟.讲明不准超出这规定的时间,由挂着少将领章的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陪同,看着手表,在旁监视。
  我见到竺校长来看望我,真是如见亲人,心中十分激动,但限定的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竺校长只得离去。我凝望着他穿着棕灰色夹大衣,拿着手杖的背影,渐走渐远,转过围墙,终于看不见他了。但竺校长如此关心受难的学生,到易于多生是非的囚禁处亲临探望,他这种不计安危主持正义和爱护学生的精神,凝成闪光的高大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再隔半年左右,在1946年春天,竺可桢校长又一次约同费福焘先生到我被囚禁处来探望我。这时我在狱中被监管的情况已不像第一年那样严重,可以让竺校长听取我关于被捕前后和囚禁期间各种情况的具体叙述。竺校长露着十分关怀同情的神色,聚精会神地昕我说着。现在才知道,竺校长这次回去后,把我告诉他的较重要的内容,在他当天的日记中都一一具体记载下来。(见《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925页,1946年4月9日的日记。)这表现出竺校长对于营救在危难中的学生量是多么耿耿在心,十分关切。
  竺可桢校长亲临我被囚禁处探望我两次,使我在危难中产生了一线希望。至于他怎样营救我,当时我并不知道。实则他进行了大量的营救活动。再三再四受挫不成功,却决不灰心停止。艰难地坚持进行了两年半,直到把我救出虎口为止。
  现从已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看到,竺校长在1946年春就已写信给国民党政府中主管部门负责人,要求把我从特务机关移交给普通法院处理,这样一点要求,也不容易做到,历时一年,到了1947年春才得以实现,这以后,竺校长继续营救了半年,重庆地方法院才承认我根本不存在任何罪名,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最后,还是由竺校长签名盖章,把我保释出狱,使我终于脱险.但敬爱的费巩教授却不幸牺牲了。解放以后,党和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浙江大学在1979年10月底和11月初曾隆重举行费巩烈士纪念会和纪念活动。浙江日报和新华社都曾对此发表新同报导,表扬费巩烈士崇高的革命精神.我从重庆回到浙江临海县我的家中以后,才知道竺校长在每次营救我以后,都把经过情形,扼要写信告诉我的父亲。一次营救不成,隔一段时间以后,继续进行。这样,竺校长写给我父亲的信,有十来封之多,信末都盖有竺校长的印章。他为了营救一个学生,不但有高度的负责精神,而且想得多么的认真和周到。
  1984年春天,《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二册公开发行了。我看到1945年和1946年期间十来天的日记中,各记述着他当天了解到的有关我被捕、囚禁、用刑、审讯、进行社会调查以及他设法营救我的具体情况。我又一次体会到竺校长对受难中的学生是何等关怀。其中有些地方令我倍受感动。例如,1945年8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对日本投降之消息已传遍。10日晚重庆狂欢。又知邵全声迄今未释放。”在初闻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大喜日子中,竺校长仍惦念着我。我怎能不感动?在1946年4月9日的日记中写着他到我被囚禁处探望我的情形,其中有几句写道:“余首告以其父亲已有函来,渠即饮泣,余亦不能忍出泪。”竺校长关心爱护学生的情怀,何等的出于至诚。1946年3月25日的日记中,感叹营救我的艰难,写道:“余两次函王缵绪均不得复,当与布雷一谈。营救亦非易事耳。”但竺校长并没有因困难而停止,而且迎着困难,营救到底。
  竺校长对我的关怀,并没有到救我脱险为止。解放以后,他获悉我在任教的学校中,工作正常,尚能用心,写信给我说,他知道后感到“很快活”。读了他的信,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并感到不进一步做好工作就对不起他老人家。文革期间,我被审查和监督劳动六年,其中还曾隔离两年。在最艰难的时刻,竺校长写信给我的爱人,嘱她应有信心和抱积极的态度,并慰勉有加。竺校长在去世前数月,还曾写信给我,鼓励我进行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并说他自己已年老有病,只能在天气晴和的日子在住所附近散散步了。
  竺师母陈汲同志对竺校长关怀学生的心意,知之甚深.竺校长不幸病逝以后,竺师母接下去多次写信给我,并曾先后抱竺校长在世时的照片、遗容的照片.开追悼会的照片,及以后整理出版的《竺可桢文集》寄来给我,作为我最珍视的纪念品.我在浙大读书时,和竺校长很少个人的往来,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并且当我在重庆被捕囚禁肘,我已离开浙大先后在云南、重庆教书三年多,并非浙大在校学生。但我却受到竺校长如此真诚的关怀爱护。我国有一句古话用来表达老师对学生的高度责任心,说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竺可桢校长无限关怀爱护学生的精神,不正是这样的吗?
  我们后继的教育工作者,如能善于吸取像竺可桢校长这样卓越,教育家可贵的教育经验和无限关怀爱护学生的崇高精神,我国的教育工作一定能不断取得新的光辉成就,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光荣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浩然正气的竺校长

王蕙
  
  我是一棵小草,至冬还未衰败的幽涧小草;我是一头牛,终生陷泥蹶块、还要奋蹄前进的老牛。我一生平庸,没有接触过大人物。只有一个人是我心目中的大人物,他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气象学家,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他在气象科学上的成就和培养地理人才方面的贡献,足以使炎黄子孙永志不忘,而我深深怀念他,是他见之于行动的浩然正气。
  竺可桢于1936年4月到浙大任职。当时民族存亡,危在旦夕,他到校后向全校师生讲话时说:“我们是越王勾践的后人”,激励大家要有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的决心,师生悦服。一年以后,抗日战争开始,上海“八·一三”战起,杭州震动,学校决定迁徙,在竺校长的领导下,全校教师和职工同心戮力,克服种种困难,学校一迁江西,再迁广西,一年以后,三迁黔北,才算底定,三年间,学校虽然经受极大的困难,而竺校长从不沮丧,始终镇定自若,毫不怀疑抗日必胜的信心。据我所知,竺可桢任浙大校长期间,曾经几次要求辞职,那是因为教育部说话不兑现,浙大的教育经费无着落,学校难以为继,但每次都被全校师生恳切留住了。当时学生之中,有人听说竺校长要辞职,便奔走相告,自动签名挽留,可见全校师生已经不能没有竺校长了。
  最困难的时期是皖南事变以后。这时白色恐怖笼罩黔北,浙大学生的进步活动被视作眼中钉。竺校长很明白后方的白色恐怖与前方的反共摩擦是一致的。际此风云压顶,雷电轰鸣,浙大师生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个时候,竺校长却不再说想辞职不干了,反而挺身而出,支持进步活动。竺校长揭穿了国民党特务对滕维藻、潘家苏同学的陷害;同时又完全相信何友谅同学因一时经不住严刑而才屈打成招;至于我,不过是因为眼看民生凋敝、官僚买办大发国难财时,在倒孔大会上讲了几句真心话,也受到迫害。我们都是普遍的学生,但竺校长却费尽心机,多方营救。费巩教授参加民主活动,浙大曾接到当局的监视密令,发文予以驳回。1945年春,费巩教授离开浙大赴重庆时突然失踪。不久国民党特务又嫁祸于送费巩上船的邵全声,把他拘捕在中美合作所,当场判处死刑,全亏竺校长亲自两次到中美合作所探望邵,并进行了大量的营救活动(编者按:详见本书邵全声文,此处刷去一节)。在杭州,浙大学生于子三无故被捕在狱中惨遭杀害。国民党特务伪称于用玻璃片自杀,要竺校长签字证明。竺看了于的遗体后断然拒绝,事后向新闻记者揭露,指出于之死是千古沉冤,国民党推卸不了责任。后人视今,今人视昔,有第二个这样伟大的大学校长吗?
  下面讲一讲竺校长营救我的经过。我于1942年初在贵州遵义被捕。到1943年夏,已转到五云山集中营。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请看名记者萨空了的记述(他著有《两年,在国民党集中营》一书,正好我和他是前后难友):“太阳完全落了山,我们才离开青木关。我看着汽车驰向赴北碚的路而不再沿成渝公路前进……汽车忽然在一个很荒凉的处所停下来……喊了大半天,只喊来了一乘滑竿,再也找不到第二乘,于是特务们就请我坐上去,又雇了一个农夫替我背了箱子,开始离开了公路,爬上一个山坡,走向更荒僻的山野。他们这一群特务,则在地下跟着滑竿跑,下坡、上坡,四川的山村向来是这样的,抬滑竿的农民,走惯了这种路,抬着一个人,还可以跑得飞快,可是这些特务,却叫苦连天了。翻过两个坡之后,特务已都气喘如牛,渐渐地不能再跟着跑,但是还有一个身体看来很壮,仍在拚命追随……离开公路约半小时后,我们走到了一条小河旁边……同时我看到了距我们不远的一个山头上,有很亮的电灯似的光芒照耀着……又爬上一段峻坡,发现了一段城垣挡住去路。滑竿抬进城垣,又有第二道城门,在这里滑竿放下来,两个持枪的卫兵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还有第三道城门……”
  这样一个山岗石寨,连国民党的青年特务爬起来也气喘如牛,竺校长已年过半百,却于5月29日顶着烈日来保释何友谅和我两人。何因前些日子越狱未成,另行禁闭,不许见面(后来被秘密处死)。当我见到竺校长时,涕泪满面,激动万分,感恩之情,难以言表。竺校长走后,敏感的难友都为我祝贺。竺校长在日记里写着:“下山时已十点半,有警报,闻飞机声,十二点解除,一点半再坐车至青木关,在站见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人加手铐者来,余为之泪下。”他不说自己在烈日与敌机威胁下为两个学生受惊受累,却记下他为青年学生受难而同情落泪。如此校长,岂不胜过父母!
  竺校长又是爱国和清廉的表率。他的大儿子从抗战一开始,就去当兵抗日,从没听说到浙大来开“后门”。他的女儿参加了新四军,后来随部队渡海,病死在大连。竺校长的家,经过随校数度搬迁,损失很重。但学生会为前线抗日将士募捐义卖时,竺校长还是把家中残存的珍品拿出来参加义卖,竺校长本人一身布衣,常常和学生一样,出入于陋巷荒野。当时学校校址分散,他.奔走于遵义、湄潭、永兴两县一镇之间,难得坐汽车,有的学生不认得竺校长,路遇作伴同行,谈话无所顾忌。时间几乎过去半个世纪,我们——他的学生现在已是苍颜白发的老人了,回顾一生,觉得从浙大、特别是从竺校长那里,获得了很多的精神财富,激励了高尚的情操。

竺可桢教授与中国古籍研究

刘操南

  抗日战争爆发,我参加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三大学联合招生,第一志愿考入浙大。嗣后,从杭州随校西迁,到贵州遵义读书毕业及留校任教。竺藕舫可桢教授是当时的校长;是我最为尊敬的校长,也是最为尊敬的师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约我写些“三亲”史料,带有些专题性的;我因选了这个题目,可是不胜惶恐,“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论语·子张》)浅见薄识,怎能认识位师学问之大的万一呢?借用马国均学长《怀念故校长竺可桢先生》文中引用颜渊称颂万世师表孔老夫子的话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这寥寥数语,道尽了千古弟子对师长崇敬和向往的心情,还能说些什么?未敢藏拙,我只能谈些亲炙于竺师的一些感受。
  1.严德一教授提出“竺学”,态度严肃,涵义深刻。中国古有“许学”、“郑学”之称,“许学”指许叔重《说文解字》之学。分析字形、解释字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说文解字·序》)“郑学”指郑康成参互经今古文之学。编注群经,旁及秘纬。“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郑玄《戒子益恩书》)今人研治郦道元《水经注》的,或称“郦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河流水道,脉胳纷繁。“枉诸交奇,洄湍决液。”(郦道元《水经注序》)实践以为书,即地以存古。集两汉、两晋、南北朝地理学的大成。这些学问反映着、代表着研究中国古代手术的一个方面、一个阶段和一个学科。“竺学’为何?我的认识是:就其专长的学科说,宏观微观,博大精深,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开物成务,富国厚生。实事求是,实践力行。自愧才疏学浅,怎敢信口开河。然而负笈受业,桃李知春,管窥蠡测,或有一得之愚。竺师治学,娴习古籍为其学术卓越成就的重要条件之一。
  竺师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和治学目的意味着中国学术史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次腾飞。竺师的学术成就树立了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的典范。
  中国古人为了掌握资料与研究的方便,在一千九百多年前,纲举目张,条理秩然,已将图书作系统的分类。刘歆成《七略》。《汉书·艺文志》承其遗规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论衡·对作篇》所谓“六略之书,万三千篇”。魏晋之际,魏秘书郎郑默编图书目录《中经》,晋秘书监荀勖凭《中经》编《新簿》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门别类,使承学之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入学的蹊径,厥功甚伟。但这分类,若干学人,把它视为框子。抱残守缺,树立门户。标某某擅于甲部,某某长于乙部,不知横向联系,融会贯通,求其内在联系,综合研究。竺师对于古籍的研究,就是突破六经诸子、七略四部的畛域,博览群书,旁及地下文物,实验分析,俱视之为宝贵的科学资料,反映着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学术成就,尊之为“无比利器”,①“极为丰富,为世界任何国家所不能企及”,②“正待我们去发掘”,③“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之可宝贵”,④“历史上的科学资料不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可以帮助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⑤同时主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有些应“给以批判式的选择”,⑥实事求是,发挥其历史上和国际上的优越性,多学科地、多方而地、多层次地反复论证,探索规律,从而建立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如历史气候学、物候学等3开物成务,面向现实,富国厚生,为世所用,这和那些研治古籍的学者,自矜读些人问未几之书,抱残守缺,不可同日而语。实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前越古人,后启来者的忑场学术思想革命。这在短时期内可能尚不为更多的学者所觉察、所理解、所接受。“木锋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⑦精义益坚,英华弥彰。但这新的学术潮流,波澜壮阔,汹涌澎湃,这巨浪是永远冲击着而前进的。
  2.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竺师三次讲演,给我学术思想上三次极大的震动与冲击,也即三次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和治学目的深刻的比较教育。〈一〉竺师讲演:《中秋月与浙江湖》,广泛征引古籍,通过诗词作品与方志著述等古籍分析说明“月到中秋分外明”与“一年明月今宵多”的涵义:月到中秋最明的来历及其说的不可靠.白居易诗:“人道中秋明月好”,尚无独明独大之意。月明视其高度、远近而定。自高度论:阳历十一月当头最高;自远近论:阳历九月,即阴历八月望,适值远日点,又云:宋代姚宽《西溪丛话》论潮汐之理甚确。范仲淹诗:“把酒问东溪,潮从何代生?宁非天吐纳,长随月亏盈。”显然已在探索月球运动与潮汐的因果关系;而欧洲十六世纪伽里略于《对话录》中尚以潮汐由于地动。开普勒且知月为潮汐之因;然未言其形成之理。〈二〉竺师提出“求是”为校训。讲题:《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何谓求是?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在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不够,必须审思熟悉,自出心裁,来研辨是非得失。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种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精神。”⑨竺师还列举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赫胥黎的甘冒不韪,坚持真理的事迹,说明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三〉竺师在遵义时,作过关于清乾隆时遵义陈玉璧太守引进、提倡山东柞蚕的报告,陈太守于乾隆三年自江西赣州知府调任遵义,太守见遵义四郊多槲树,可饲山蚕。因于五、六两年派人回山东携取柞蚕种子,导民饲养。数次失败,而矢志弥坚;卒至百姓“争趋若取异宝”。放蚕之风,遍及遵义全境。“遵义府绸”遂与“吴绫”、“蜀锦”、“杭纺”比美,“视全黔为独饶”。郑子尹《遵义府志》,列入《宦绩》,称其功勋。作《榷茧谱》,广播放蚕之学。莫友芝序郑著《榷茧谱》云:“贵州四十八县,以遵义为大。户口廿万,赋税几及全省半,岁科乡试人士亦居半,在乾、嘉以前,广袤如故,户口租赋十元四五也。岁科、会人士十无二三也。何今之美,背之陋欤?乃知省庵(陈玉壁,号省庵)旧守之治泽远矣。”
  竺师并引《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示富庶为治国、文教的首务、要务,又云:棉花纺纱由王道婆传入松江,徐光启倡植甘薯,都有功于人民。德国人在纽伦堡为F.Drake立像,以其传入马铃薯。近世运用科学方法更可利民益国,如赫胥黎谓巴斯德创立微菌学以治酒酸、羊瘟、蚕丝疾病,足抵普法战争的赔款五十万万法郎而有余。⑩这些讲演分别给我以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深刻的教育,例示住地示范性地教导我如何正确地对待学术,对待中国古籍。关于这些问题,不同的认识、理解与探索,从而形成不同学派的教导是有分歧的,回忆一下:(一〉有的主张:“迷而不作,信而好古。”“信古”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错!这是“疑古派”的一个反响。讲中国文化史的,核心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不相信地下发掘材料,加以科学分析。〈二〉有的主张“六艺统四部”,“六艺统一切外来学术”,“颜子所好何学论”,和“横渠四言教”,提倡宋明理学,以为立国之本。〈三〉有的崇尚桐城派的“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崇道统”,“传道、授业、解惑”,继承桐城衣钵。这些教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都受过影响,感到都有它的作用与贡献;但各有其“蔽”与“偏”,应该放在总的学术体系中的一定的位置上,来认识它的价值。不能认作中国学术的总体,也非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
  竺师的治学途径,迥异于此。“笃信好古,实事求是。”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传》。汉人推崇河间献王对于古籍的训诂名物考订,采取实事求是态度.从而形成优良传统,宋儒、清儒引以为训,榜书于书院、书斋,竺师提倡实事求是,赋以新义,与欧西科学家的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综合。曾作《革命与科学》讲演,谓:“天文学地球绕日之发明,引起十六、七世纪欧洲之思想革命,而有此思想革命,欧洲继起研究科学者益多。1764年瓦特发展蒸气机,遂引起十八.九世纪工业之革命。科学与革命均有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义,凡与真理相背、全民利益相冲突者,皆非科学。科学与革命,二者且均由于爱。布鲁诺之死,以其爱真理胜于其性命。中山先生之所以毕生致力于革命,由于其爱中华民族。”竺师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内容与《革命与科学》紧密联系,远远超越于中国历史传统:汉儒、宋儒与清儒所言的“求是”精神;实质蕴藏着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飞跃。竺师治学为人,躬行其所倡导:“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新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①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间是非,不计利害。②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③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饰毫不苟且。”⑪
  3.竺师认为宋儒格物致知,具有科学精神。“朱子《近思录》中《格物穷理》一章云:“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日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此即科学上所谓归纳推理。又问:“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所谓以类而推,即是今之演绎推理。又曰:‘学者须先要会疑’,又谓‘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察即 observation,即观测也。”⑫但方法上有时存在问题。明王阳明格庭前竹,格出病来,无所得。今日植物学家就在竹园中研究出许多道理来。竺师治学方法之一:实亦格物致知,慎思明辨,日积月累,豁然贯道。例如:①《日记》中述:“昔在杭州太学路校长官舍前有二罗汉松。一高大而一低小,不解其故?翌年大者开花结子。未几,其下有若干小罗松满布地上,因悟罗汉松之有雌雄。今日阅《泰和县志》卷十三轶事下有一节二载泰和县南古岗有庵,庵前有罗汉松二株,萦缠纠结,屈幽交捕。常年一花而不实,一实而不花。刘子高诗云J东树开花西树子,谁,从枝叶认雄雄。”⑬➁“中午四,见屋后院内栗子树下竹篓内有二小百舌鸟,出世仅二三星期,羽毛未丰。……余告于房东傅梦秋,嘱归二小鸟于其巢。由老刘领至其处,乃在一大梨树下。据老刘云:在树下日来曾见二小鸟坠于地。余验之,其一己死,其一尚能动。老刘恐在巢之二小鸟亦将投于外,故特拾于竹笼中。余验落地之二小鸟与在巢之百舌小鸟颜色形象不同,且百舌拙于造巢。巢低,仅离地七、八尺,可见其中决不能四鸟,而此巢之上约三丈高,据树顶有一雀巢,适亦哺小鸟。因悟《诗经》中:‘惟鹊有巢,惟鸠居之’言。”⑭竺师观察舍前两罗汉松,阅读《县志》,益信“松之有雄雄”,两小百舌坠地,而悟《诗经》“鸠居”之意。是格物致知。这样读书实是中国古来学者的优良传统。如晋郭璞、清程瑶田注书都是重视目验;可惜这样的治学之道,三家村学究是不懂得的。这种现象在今日的古籍研究员中还可遇见

“求是”精神,让有真才实学的,发挥专长;而对一些不认真的学人,予以批评,从而开拓研究中国古籍的新领域,当此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一方面不能满足于国粹派的抱残守缺.因为他们理不出新学科的“头绪”,而迷失方向,同时,也要批判媚外派的轻易否定中两文化的优良传统,企图全盘西化。这样可以有利于建立众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空谈,而是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提出的,有它特定的内容,竺师治学之道,盼望能够得到古籍研究的领导与学者重视,予以继承与阐发。行见涓涓之水滔天,星星之火燎原,科学是有它的预见性的。

  注释:
  ①见《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第418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③第418页,及《科学史集刊》发刊词,第344页。⑥第417页。⑱第422页。⑲第417页。㉒第417页。
  ②见《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478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第480页。⑰第479页。
  ④⑤见《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第281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⑦见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⑧见《竺可桢日记》1939年6月16日、1940年2月11日、8月1日、1942年10月4日、10月5日。⑫1938年6月22日。⑬1938年3月16日。⑭1941年5月14日。⑮1936年9月13日、1937年3月18日、19日。⑯1943年3月19日。㉔1937年3月18日。㉕1940年8月1日。㉖1943年4月2日。㉘1943年3月14日。㉙1942年6月12日。㉚1943年3月18日。㉛1943年9月24日。
  ⑨⑩见《国立浙江大学》上册“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第146页。国立浙江大学校友会印行,台湾。
  ⑪见竺可桢《科学方法与精神》,1941年,《思想与时代》,第1期。
  ⑳见《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记述》,第69页、第70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㉑见《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序言”第433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㉓见《物侯学与农业生产》,第451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㉜第148页。㉞第448页。
  ㉗见《祈雨禁屠与旱灾》第98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㉝见《中国古代的物侯知识》,第500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㉟㊱第501页。

往事历历忆先师——竺可桢爱校护生的事迹

吕东明

竺可桢先生1936年4月下旬到浙江大学,1949年4月末离开,主持校政整13年。众所公认,他主持浙大期间,在相当闲难的条件下作出了出色的成绩,使浙大的声誉在国内外部大大增长.他办好浙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他以学者的态度i}j,授,树立并身体力行求是精神,管理上和学术上都坚持民主思想s努力敦请许多好教授、学者s与师生职工甘苦共尝,使大多数人安于职守,我力于培育学生和研究学问z大力发展科研,以挺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F严格招生和各种考试制度,严格基础收养,诀不饲私等等。而贯串于一切的关键因素,则是他对浙大、对学生始终如一的爱护之忱。现在我晦记他13年来爱护浙大、爱护学生的重要事迹。

〈一〉

一、为爱护浙大,勉为其难担任校长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以前,对是否接受这个任务经过30多天反复眩目良、征求意见,并且在他所提的三个条件(经费要保证、周人有全权、只任短期)大体被同意后才接受下来的。他并不想当大学校长9一则他自己觉得不适宜担当这种职务,主j·j’G是他不善于、也不愿意同那些“部长”、‘委员长”之类打交道,再说一’个大学的事务究竟大大不同于他当时领导的只有几十个人的气象研究所,得耗费很大的精力于繁重的校政管理;二则他实在放不下已经从事了24年的气象科学事业,这个事业在他的带领下,正在不断开拓研究领域,并推动着各地气象台站的建设。他到浙犬,虽仍可兼管气象研究所,但精力分散,难于发挥他在气象研究和事业建设上的带头作用。他在这些思想活动下,最后所以确定就任,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在于他爱护浙大的一种责任感。他觉得浙大对于浙江省的科学文化事业有着重要作用,自己是浙江人,办好浙大自有一分责任;他通过了解,知道当时浙大之所以没有办好,他的前任之所以被师生赶走,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党部势力操纵校政,在浙大推行了一套法西斯式的管理教育,所以他很明确前任的失败4乃党部之失败”,在这个时候,倘若他不从浙大着想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他在这方丽的考虑,也受到他犬人张侠魂师母的鼓励和支持。

二、带领全校西迁,不提辞职

1937年2月,在竺可桢长校10个月,学校教学已经安宁正常之时,他按预先只任短期的约定,提请教育部准他辞职,回他的气象研究所去,并推荐任鸿隽取代。可是当时的部长不同意,力劝他继续。向蒋介石推荐他的陈布雷也很不赞成,他除向结当面劝说外,又因请其弟陈训慈向尝劝说,并且说z“贯n爱情此一学府,只有位先生不辞劳苦干下去。如竺先生无意于此,以后听天由命,至少我不再过问浙大事矣。”竺可桢从爱护浙大出发,只好暂不坚持再辞。到了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战火危及杭州,浙大必须西迁时,他的责任感更使他不能求辞而只能带领师生全力西迁。

湖大从1937年9月开始酝酿迁离杭州,到1940年春迂定贵州遵义、酒潭止,在差不多两年半内四易校址,跋涉5000里,不仅使上千师生员工和约1500箱图书仪器一无损失,而且保证了学业不受影响,\搬迁尽量利用假期,因搬迁影响的课程随即补起。这些在全国内迁的各大学中是仅见的,它和竺可桢事事都从保护浙大安全、尽量坚持正常教学着眼组织搬迁,处事沉着周密直接有关。每次搬迁,在校领导都较早酝酿,反复调查研究几种方案,又都坚定沉着把握时机,决不慌乱过早搬迁,比如杭州在1937年10月已吃紧,但到11月5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后,11月11日始停课离杭,一迁建德,18日就在建德复课。12月24日,日军陷杭州,浙大开始离建德,二迁江西吉安,艰难跋涉700公里,1938年1月21日最后一批学生到达,22日又即复课,把一迁建德过程中耽误的课程全部补起,并完成了学期考试。

在四次迁校过程中,坐可缺从酝酿计划、调查研究、实地勘查,以至具体组织实施,都亲自参与,可以说是备极艰辛。特别是从建德二迁吉安,不仅要在兵荒马乱中不断奔波,求人调拨车辆,承受轰炸等危险,而且非常不幸的是,竺可横在桂林准备勘查新址肘,夫人张侠魂和次子坐衡先后因荆疾病逝。他在夫人垂危时赶回学校,但已回天无术。从7月下旬到8月初,不到半月,他惨遭丧妻失子之痛,精神上的打击可谓巨大无比。但顾念迁校事急,他未及办完夫人丧事就又投入紧张工作。直到1939年3月,迁到宜山稳定下来后,因校长任期已将3年,再次向教育部提辞,仍未获准。

三、黔南事变时,为保存浙大,准备武装自卫

1944年11月24日到12月18日,23天之间,日本侵略军从广西侵入贵州南部独山专区的几个县,当时称为“黔南事变’,事变期间,贵州以至整个西南几省大为震荡,贵阳全市惊惶,公私机构、大专院校以及居民开始疏散.连重庆也惶惶然,深恐日军继续北进。浙大安处黔北5年,此时有主张再次搬迁入川避难者,有认为倘贵州不保,入川又有何用而无所适从者,浙大前途如何?国家前途又如何?为许多人所焦虑惶急。竺可桢明白再次远迁不仅无适当去所,财力不许可,而且确实一旦贵州抢陷,入川亦无前途,但是遵义地当黔北要神,倘日寇继续北进,必然首当其凶焰,不能不备。他考虑保存浙大之上策是在黔北偏僻地区坚持。他准备把浙大主体移湄潭,当时在遵义的李四光也赞成这个主意,他一面派人去邻近县区调查房屋、粮食等情况,一面向遵义43兵工厂厂长〈陈诚胞弟〉商借枪支100一1000校并正式报请教育部批准,准备武装全校,组成防护团,在当地自卫坚持,一位年过半百、向不接触军事的学者,为保存一个学府而作如此打算,其爱国爱校之心实在令人惊服。

就在黔南紧张、浙大去处未定的时候,竺可桢于12月11日忽得教育部7日电,令浙大合并于中大,学生全体从军,教职员之年龄合格者亦从军。这一纸电令就把浙大取消了。好在此电迟到了几天,前线局势有所好转,他当天就打电话到侍从室同陈训慈商洽,陈告诉他电报确是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主意,但陈布雷还是主张仍留当地,竺可桢心中有数,对此电令也就不了了之.竺可桢得此电报后始终没有公开此事,大概是为免得影响人心。

但是在他的日记中却写了他心里的很大愤懑,说得此电简直如晴天霹雳:“自余个人着想,自此得脱离苦诲,确是佳事,但为浙大着想,如此下场则大不愿也。”这寥寥几句就反映了他对浙大的深厚感情。

四、战地服务团团旗下语重心长的叮咛

黔南事变过程中,浙太学生在热烈展开劳军运动的基础上,组织浙大的第二次战地服务团〈第一次是在宜山组织去广西前线〉。出友前,校长、教授举行欢送茶会,并由校长亲自授团旗,团旗上缝有a国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四”字样和校傲。据当时正、副团长文德瑜、丁做为文记载,竺可桢在打开团旗时激动得流了泪,说E“这是代表浙江大学的,你们妥记牢!”支、丁二同志的记载道出了深蕴在竺可桢内心对浙大的热爱。

五、为了带领全校复员东返,放弃参加国际气象学会的机会

1945年12月12日,他在遵义得气象研究所代所长赵九章信,说中央研究院确定请竺可桢和赵九章、昌炯同去出惊1946年2月乡5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气象学会。他因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在即,预计国际气象会议前后正是准备迁移的重要时期,接洽车船等均需在队4月间办妥,他从贡任感出发,只好放弃这次机会,函复赵九章、吕炯辞谢〈以后由涂长望、赵九章出席〉。

他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而在此之前他没有参加过因际气象学会的会议,这次很想去而不能去,对他个人来说,当然是为浙大而作出的一种牺牲。

〈二)

关于竺可桢爱护学生,大量事实说明他是真心实意、十余年如一日的。我们从他的讲话‘文章、日记中可以体会,他有个主导思想,即认为培养大学生是为国家培养骨干和栋梁之材,中国近代科学文化落后,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振兴中华的需要;家长们把子女托付给学校,自己也要无愧于这种信赖,因此,爱护学生成为他自然的?神感情和责任,他对品德好、勤奋•8~..优秀的学生固然从心眼里喜欢,对品行不端或不大喜欢的也并不嫌弃,而能予以严格的批评与要求。他也并不因为学生的政治倾向而在爱护上有所偏颇。他历来主张学生政治信仰自由,在学校里各种思潮、主义都可以研究,但不能从事政党活动,他对违犯校纪后立学生也不问政治态度,一律按校纪处理。尽管校内外国民党一再贡难他包庇纵容左派和共产党,他很不以为然,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地爱护学生的态度,他还认为学生批评政府是无可厚非的。他在日记中曾记有对陈布雷说过~-“年青人欲批评〈政府〉未可厚非,若批评政府者皆目为共产,则不啻为丛驱备也。”他非常反对国民党政府和特务到学校里抓人,主张倘若违法者可以依法向学校传人,同时应依法审理。他对历年非法被捕的师生,都全力营救。以下是他一系列爱护学生的主要事迹。

一、废除“法西斯”军事管理,不准动辄处罚学生

竺可桢初到浙大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掌生所普遍反对的军训制度。这一制度名义上是顺应准备抗日而由政府在全国高中以上学校推行的。前校长把军训制度极端化,强调“一切军事化”,动辄必罚学生,甚至和校外觉部里应外合迫害学生,因此为学生所痛恶。对强调军事管理,竺可桢也是反对的,他认为这样一来,必然要侵害民主自由原则和自主创造精神,就办不好大学。军事训练有一定需要,并且还得继续。经过反复研究,他确定把两者分开,保留军ylJ制度,废除军事管理,使前者成为一门课程,并与训育相脱离,即军训教官不再能利用普II育方面的职权任意处罚学生。这一处理对安寇浙大、保护学生是重要的一着,但是,军训教官的老习惯不容易改变,1936年12月的一天下午,一年级军训原定三四节课出操F三节课前就开始下雨,学生•87•.罩、保妒7两It备几+人免受迫害1948年1、2月间,沈鸿烈一再示意竺可桢应利用寒假按特务机关所列名单开除三四十名学生,竺可桢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校中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省府所给名单也未必可靠,他在日记中写出了他的根本思想,“吾人总须爱护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由此,沈鸿烈的主张未得实行,同年8月,蒋介石密令逮捕大批学生,中央发下之名单中有浙大师生19人。先经竺可桢与新任省主席陈仪、教育部特派的参事一再商拾,最后并有浙江特务头子俞嘉销等参加商讨,竺可桢再次强调如欲逮捕必须有确切之证据,幸陈仪也主张不宜牵连太多,至多捕3人,于是特务头子就指定3人姓名,当时竺可桢只知其中一人为学生会代表,其余2人未听说过姓名。3人随即被捕(其中2人称系误捕而很快获释)。对此,南京方面极重视,先是吴铁城电话询问捕了几人,随之蒋介石又亲自电话问陈仪捕了几人,说据报名单应捕的有40人,责怪其只捕3人过宽。

六、关于品德、健康方面的爱护

竺可桢爱护培养学生最为注意的除学业外,就是品德和健康。他把只重传授知识技能而不重品德教育比作“谋食而不谋道’。他的品德培育的核心就是他所倡立的校训“求是精神”,这是和他的为国家社会培育骨干之才的目标相适应的。他不仅用言论文章和中西先贤的思想行为来培育这一精神,而且以他自己的实际行为无形中起着培育作用。
竺可桢对学生的健康也是一贯重视的。浙大的体育课在他的重视和舒鸿教授的主持下,历来摆在重要位置,不及格是不许毕业的。全校性的运动会,竺可桢都以高度热情亲自出席主持.抗战期间营养差,医药困难,师生患病者不少,竺可桢经常到病休所看望医疗中的同学。有急病要送贵阳的,他都用全校仅有的一辆校长小车送去.他到重庆等大城市,每每亲自觅购和争取分配到重要的药品带回学校,在他日记中记载的这类情况都反映他关心师生健康的深切情意.

以上只是我所知道的竺可桢爱学校爱学生的重要事迹,他于1949年4月29日离开杭州,临行前,留函致当时浙大应变会正副主任严仁庚、苏步青两教授,说明28日他接教育部长抗立武电嘱去沪,他因见报载上海各大学还有继续逮捕学生强迫疏散之消息,故复电暂难去沪,后来情况略有好转,他才放心去沪向杭立武辞职,他相信浙大在严、苏二先生主持下“必能疲比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这封临别留书充分反映了竺可桢一贯爱护浙大、爱护学生的心意,反映了他对即将来临的新时代的信心,成为一份可贵的历史文献。

哲人其萎 遗风犹存——追念吾师竺可桢

谢觉民

(一)引言

民国以来,中国有两位杰出的教育家,一位是蔡元培先生,恂恂儒者,胸怀宏大,在军阀时代,创办北京大学,招收女生,首开风气,聘请教授,新旧并蓄,对中国教育有开山创基之功。另一位是竺可桢先生,高风亮节,廉洁自守,在抗日战争期间,主持浙江大学,颠沛流离,而仍弦歌不绝,以至人才辈出,功不可灭。

现在竺师逝世亦已十有余年,基术已拱。回忆在浙大求学期间,因日军进逼,四次迁校,翻山越岭,辛苦备尝,带领我们这批流亡学生者,即是否师竺可桢校长。我对他如何办学,如何鼓励学生渡过困难阶段,皆身历其挠。同时我习地学,与壁师专研科目相近,且谊属同乡,都是浙江上虞人,因缘机会,有不少亲聆目睹之事,故乃草率为文,加以追忆,思有以崇扬吾师宏伟的德业和崇高的理想。

(二)办学宗旨 慎选教授

竺师早年服务于中央研究院,潜心于气象学的研究。1936年奉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当时浙大学潮汹涌,纪律松懈。他在就职之初,就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一文,他认为办教育事业,第一要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也就是应凭藉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培养成今日需要的有用人才。他又说=浙大诚然是国立大学,可是亦在浙江,学生叉大部是浙江人,因此应该注意浙江学术文化的背景与渊源,以作借钱。近300年来,浙江出现了两位杰出的人才,那就是黄梨洲和朱舜水,他们在晚明败坏的风气下,以其宏富的学间,著述讲学,旨在抗满复啸,发扬民族精神。他们的影响,在地域上,不限于浙江一省,也推广于全国各地F在时间上,不限于二时,也及于身后数百年。我们应吸取这两位先贤的教益,就是一方面为学问而努力,另一方面为民族而奋斗。在此外侮日亟的时代,应如何承先启后,精研学术以自勉,同时应为国效劳,作出贡献。

从这篇就职训话中,可以看出竺师不但是一位曾受西学严格训练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硕学鸿儒。在办学方法上,空师提出三点,即充实教授人选,增加图书设备,奖励优秀学生和贫寒子弟。在这三点中,选聘教授尤其囊耍。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系乎学风的优元,而教授的人选,为转移学风的动力。我国古代的书院,往往因为一两位大师,就造成一种学风i如朱晦庵讲学于白鹿洞书院,陆象山讲学于鹅湖书院,文风所播,影响殊深。近代西方大学亦然,如英国剑桥大学汤姆逊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籍瓣士教授,均影响深远,流泽无穷。但要芸萃一群精英学人,谈何容易T然竺师以其清廉人品、广憾学识和诚厚态度,终于邀请到一批品学皆优的好数反。他们有品格,有学问,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当时浙大有位政治学教授费巩先生,出身牛津,最会骂人,在教务会议上,他公开指摘竺师,说:“我们的竺校民是学气象的,只会着天,不会看人。”意思是他是习政治的,有知人之明,竺师也只是含笑不话,可兑他的容人之量。竺师能认识人才,罗致人才,容纳人才,又能培养人才,更是爱护人才.有这样的气度和才识,才配作第一流的大学校长。

(三)精辟讲演 循循善诱

当年浙大学生,远离家乡,迁成内地,既无亲人,经济又极困难,在茫茫人海中,总似有迷失之感.结校长则如一位家长,循循替诱,时常利用集合机会进行讲渍,指出道德的重要,妻有动心忍栓的修养和报效国家民族的志愿.在那巨敌当前、国命如缕、处搅困难的环撞下,竺师的言论,实令人兴奋。他是大家的精神鼓舞者,也是大家最好的导师。

抗战期间,日兵占我领土,杀我无辜,全国上下,莫不敌忾同仇,以作抵御.尤其是青年学生,血气方刷,都冀能赴前线杀敌,因此弃学鼠军之议,甚为流行.给师曾作讲演,对此4求学乎’、“从军乎’的重要问题,有所阐释.他以战国时代赵民孤儿的故事为例?加以发挥。当时奸倭必欲得起民孤儿而甘心,赵氏家中有两位忠心耿耿的老家人,一为程婴,另一位则是公孙样臼.两人商定,公孙将程婴的儿子冒充赵民孤儿予以庇护,并叫程婴出首去向槐好告Jt,结果自然是被杀害,在婴不但舍卸了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U"卖友求荣”的骂名,忍辱负重,将孤儿抚养成人,加以教育,以成大器,自然更为难能可贵.以古嗡今,他以为当今画蝙·敌人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z一是赴前线杀敌,钮’要宿勇气和胆量,正好像公孙样臼所为,二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在后方从事建设工作,正如程婴所作,要有般力与锺心,习农的从事增植农产以补民食,习工的从事工业建设,如造桥梁与建公路,习文理的可从事研究和教书,这些工作需要有专门知识和工作热忧,或者比前者更为困难。大学生要有这种认识与抱负,才是时代的宠儿和国家的栋梁,他的精辟阐释,真是鞭辟入理,令人信服,有如闻鸡起舞,使我们更加用功读书,努力求学。

浙大迁至宜山,师生们生活益形艰苦,精神亦感沮丧。竺师在开学仪式上,以《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为题,发表讲演。他认为今日艰苦流离之中,欲白觉觉人,应以先贤的嘉言鲸行和丰功伟业,作为我们的矜式。困地思人,王阳明先生的行谊,最可作今日大学生的典范。阳明先生出生于浙江,后迁江西、广西,而后又滴居贵州两年,与浙大迁移路线,不谋而合。而他的治学归行、艰贞负责和公忠报国的精神,尤其值得浙大学生学习。现在大学教育,只注重各种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的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阳明先生学问上的造就,是矗致良知”的学说,也就是求真精神。浙大的校iJII为“求是’,他的学说正好是“求是”的最好注释。阳明先生在远滴征蛮之中,所以能屁险如夷,全在他的修养功夫。他的良知学说和坚贞行为,都是从艰苦中磨练出来的。我们在此严重外侮之下,要救此巨大的劫难,必须有无数有识之士,怯私欲而发良知,励志节而勤学问,明是非而负资任,改变风尚,才能抗改救国。昕了坐师的话,大家精神抖擞,报国之心油然而生。

抗战期间,侮逢7月7日,当局总要在广场上集合大、中学生,举行纪念会。会场上照例有当地军政长官讲话,但大都是喊口号式的空泛之言,毫无内容可言,实足是“抗战八股’。有一次在遵义,竺师应邀前往,以《抗战现势》为题,立表讲演。他说=中国的地貌,东部为平原,中部为丘陵,西部多高山。抗战初期,日军挟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可在平原上横冲直撞,因此占据了不少面积。抗战到了丘陵地带,日军就占不到多少面积,但仍能占据各线,如重要的铁路和公路,均陷入日军之手。可是进入山区肘,日军就占不到“面”,也占不到“线”,只能占几个“点”,如长沙、太原等据点而已。现在日军既占不到“面”,也占不到“线”,更占不到“点”,只有来重庆用飞机炸炸而已。可见日军已是穷途末路,我们的抗战是必胜的。他的讲话,铿锵有力,有内容,有见识,与军政官吏的讲话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我们多么骄傲有这样一位学识丰富、见识高超的竺校长啊!

(四)以身作则 一片爱心

竺师清心寡欲,日常生活极为俭朴。为其不溺于势欲,不竞奔于俗务的酬应,因此人格高超,神消志旺。坐师真正做到了我国古谚所说的“有容则大,无欲则刚”的地步。竺师最使我们佩服的是,他能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记得浙大迁到内地时,日机空袭频仍,警报一来,地方官吏如行政督察专员、步兵学校教育长,平日放言高论抗日救国,此时都纷纷钻入私人汽车,现往郊外,躲避防空洞避难去了。而我们的坐校长虽然也有汽车,可是他从不乘坐,警报一来,就抱儿带女与学生一起逃警报。他的人品与操守,与那些地方官员比起来,真有鹤立鸡群之感。他的身教使我们刻骨铭心,元以感动。浙大学生是多么敬爱乞’校长啊!

竺校长是“望之以严,即之也温”的人物。他对浙大学生,表面严肃,内心是一片爱护之情。这里有两件事可以证明。有一次?竺师去贵阳公干,因遵义时需在中途站过夜,故在该地订了旅馆一间。当时恰有两位浙大女生,亦去该娥,但找不到旅馆住宿,坐校长乃把自己所订的旅馆让给这两位千金小姐去住了,自己则蜷曲着身子,在汽车里过了一夜。他把自己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女,爱护培育,这种赤胆真诚的爱护,怎不使浙大学生深深的感动。又有一次,有位浙大校友,自英伦留学归来,思去清华大学教书,坐师就向他的老友、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蒜先生推荐.叶先生后来告诉人说s“在赞藕舫〈尝师字藕舫〉的眼中,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间的.’我们的竺校长对自己的学生,真是怕真意实,一片爱心。

竺师对浙大学生的期望,是品德高,学问好,并且中外兼通,文或全才,外文系的学生能作诗赋词,中文系的学生能读外国文。除鼓励读书以外,更极力提倡运动,他自己就酷爱游泳和打网球。浙大迁移到泰和、宜山等地,都要在赣江和龙江边,找一段洒流,作为学生游水之肘。我现在能游水与tr球,何尝不是竺师当年提倡运动之赐。记得许多年前,在纽约遇见胡适先生,他告诉我z“你的老师竺可顿,当年来美与我们同学时,身体十分瘦弱,以后是慢慢练好的J修心练身,需要一番内在功夫,竺师自然是位有恒心而又具有毅力的人。

竺师的讲演虽多,但并不是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他祖籍浙江绍兴的东关〈就是现在的上虞县〉,家乡口音很重,与我谊属同乡,所以他的话我是全部懂得的,外省人就不一定了.如我的老伴阙家冀女士在浙大求学,刚进去时,就昕不懂他的话。竺师的口头禅“这个的话’,她听了好像在说“贼骨头哇,贼骨头哇’似,的,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可是竺师讲演都布内容,而且守住时间,不像他的哈佛大学老同学、浙大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先生,话匣子一开,就滔滔不绝。午饭时间,大家都要走避胡院长,因为万一被他抓住,话匣子一开,中饭都吃不成了。

〈五〉笃学慎言 提拔后人

竺师是研究天象、术通中外、知行合一的文化伟人,我能因缘际会,亲聆教益,深感荣幸。现将值得回忆的几件事略写出来,以志不忘师恩。

我在遵义毕业后,在北路任职于中英庚款办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当时北碚是后方文化重镇,如地质调查所‘国立编译馆、气象研究所等都鏖集其地。竺师以浙大校长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因此每年都有来北暗的机会,而且星期假日,好作郊外之游,时来电话嘱问出游。我初出茅庐,喜爬山看水,懂得些回浅的地貌知识,乃向老师吹嘘茹陵江河道的特点,峡谷均成因,尝师只是低头静听。但忽然问我,北温泉的成因是什么呢?我当时瞠目不知所对,只说我们所巾的自然地理组主任、留学德国的李承三博士,著有《北温泉成因》一文,我还没有读呢。竺师嘱我取来一阅。数日后,他悄悄地告诉我,李文有严重错误,因为他把温泉的温度算错了。这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的竺校长读书是这样仔细认真的。

又有一次,地理所所长黄国璋教授,屡次请竺师来所讲演,但总为其婉拒。因我为竺师嫡派弟子,要我去请,并探知其婉拒原因。我向竺师说明来意,竺师正色对我说:“你们是研究所,不能随便讲的。你回去告诉黄所长,给我三个月时间,讲一次好了。”三个月后,竺师如期到所,讲的题目好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地理学》自然是我做笔记。记后战战兢兢地整理好,交与竺师。竺师看后,只改了几个字,这使我透了一口气,因为记得不好,是会遭竺师指摘的。后来此文登在地理所的《地理》刊物上,是一篇文情并茂的好文章。可见竺师是不轻易发表文章的,言出有物,论必有据,对我又是一次无形的教育。

1943年,地理所派我去川东作地理考察,为期三个月。回到北宿,去看竺师,他问我去川东野外工作的情形,我讲了该地土地利用的特点。想不到几十年后,见到大陆出版的《竺可桢日记》,在1943年12月27日的一天上(723页),竟记有下列事情:“10点谢觉民来。谢近赴川东考察,余询以四川种早作,何以土埂戎田脏或陡,均自上而下,使水易冲去。据谢云,此间俗语云6种土不打沟,好比强盗偷’,非农夫不知比土可冲去,故每于坡下筑拙,使泥冲下后,可以积聚。若作脏与地形作平行,则水大时,土坦将全部倒毁云云。”想不到竺师会把我的野外工作谈话,记到他的日记上去。可见他求知若渴,有闻必录。他的日记很像顾炎武的《日知录》,是一部有真实资料却好书。

有次到台北,承蒋经国先生在他寓所单独邀我午餐,在客室寒喧。忽然他说24当年我奉父命,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可惜他未能前来。”后来在《竺可桢日记》一书第1248页居然看到,1949年5月6日星期五〈沪〉记有“与朱恒壁借至其市府街寓所,途边蒋经国气料竺师也一定在想,蒋经国未曾留在大陆而要去台湾,也是很可惜的啊!

更有一次,我去气象所拜谒竺师,言及想去美国留学。他问我去美目的,我当时年轻天真,就直率回答:有人去美仅两三年,获得硕士学位,回来就可做副教授,在国内的人做助教八九年,连讲师都升不上去。竺师听后,就严厉地告诉我说,这种功利思想是不妥当的,我几乎被他训得要哭了出来。最后他说,到美国还不是想多该书,我们气象所有关地理的书籍不少,我可以与你们黄所长商量,允许你勾闭上山来气象所一天,吃“客饭’和读书。事后想想,要出国深造,老师也是无能为力的,总要自力更生,因此变得十分用功起来。可巧两年后,教育部有公费考试,我侥幸应试录取。其时适尝师赴美开会,我乃驰函报告我的喜讯,并请他在美国代觅学校,时隔甚久,未获回音。正在焦急之时,忽然收到自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寄来的入学证,原来竺师已经默默地替我办好了一切手读。我收到后,真是感动万分。只是当年哈佛大学的地理系并不出色,主要被授威德立赛专长历史地理学,亦非我想学习的科目.而叙拉古大学的地理系当年首屈一指,拥有葛德石、詹姆士、迭更生诸教授,名重一时,更何况系主任葛德石为竺师所素识,于是又经竺师推介,才正式选了叙大为研究生,后来获得搏士学位。老伴阚家蓂后来经涂长望师的推荐〈涂师为葛德石、教授的及门弟子〉,也在叙大获得硕士学位。因此可说我们在美国是以叙大起家的。饮水思源,师恩浩荡,坐师与我们的一生,关系实在太大了。

我毕业以后,在英、美任教讲课近20余年。1972年,访问苏联归来,道经波兰华沙,承华沙大学地理系教授克柯尔斯葛邀吃晚餐。因他曾任上海总领事,了解中国情况并能略说国语,饭后聊天,谈到中国科学院有位副院长竺可桢,为当代中国地理学的巨擎。我说:"他是我的老师呀!’他说z“你为何不去一信?”此语一出,如梦中初醒。20余年来,我在国外读书教书,忙于谋生,国内又值革命成功,双方隔膜,与竺师违教己久了。当晚立即写了一信,寄往北京,前去问候。后来接获回信,并附他的《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一文,真是喜跃异常.我后来乃根据此文,用英文写了一篇电竺可桢与中国气候变化、刊登在英国凤负盛名的皇家学会地理杂志上,广受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早年受恩深重,无以为报,现有机会为文,报导老师的著作于国际学术界,私心为慰。不料1977年与老伴阚家蓂女士首次回到祖国时,吃师己遮归道山,生死永隔,见面无缘,真是遗恨终生了。

综观竺师一生,庄敬自强,有为布守,既有国学素养,又具科学脑筋,一生讲究求是精神,治学勤奋,办事认真,对人朴实而真诚,在他担任浙大校长13年中,正值抗战艰苦时期,自己丧妻失子,但仍戮力办学,使浙大弦歌不辍,人才辈出。现在浙大毕业生散布世界各地,有文有理,有工有农,均能对事以“敬”,对人以‘诚’,既有道德观念,复有爱国情操,这都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受到了竺校长人格的熏陶和感召。如今,且哲人其萎,然遗风犹存,坐师克勤克俭的作凤和高风亮节的品格,将永垂千秋。

附竺可桢致作者的复信:

觉民教授:
去年秋天惠书早已阅悉,迟复为歉.你离开祖国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国内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事业部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此等情况谅你们从回国探亲的一些中国学者那里已经了解若干.最近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应邀访问美国,受到友好接待,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我虽然已是八十三岁高龄,年迈体弱,但仍然可以做些工作。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任之恭、林家翘等先生回国观光省亲时,我们曾一起欢聚了几次,均引以为快。

兹随函附上近来拙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请予指正,专此函复。

顺颂
春祺
家蓂女士均此

竺可桢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八日

竺可桢先生在气象研究所的片断回忆

朱炳海

竺可桢先生是气象界地理界的一代宗师,祖国气象事业的推动者,五十多年来,我从大学里学习气象,选气象研究所工作,以后又到大学里教气象学,始终在竺先生指引之下,可惜我:庸庸碌碌,成就不多,愧对老师.关于竺先生在学术和事业上的成就,已有很多文章论述,我也曾写过《竺可桢同志和中国的气象科学事业》一文,在《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中发表,位先生一向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体会竺先生的伟大成就的根本动力在于他的科学思想、道德品质和作风,他的科学成果就是上述精神的体现,在学生时代我只听过他一年课,他讲课内容丰富,友人兴趣,我原喜欢物理,听了竺先生讲课后,就确定了专攻气象,但学生时代与竺先生具体接触不多,毕业后进入气象研究所工作五年,朝夕相处,不仅业务上直接得到他的指导,而且生活作风上给我的感染也极其深刻,差不多影响了我的一生,这里我叙述感人最深的几件事。

第一,工作认真,实事求是。我逃所第一年担任气象观测,这是搞气象工作第一步的基本功。观测一要严守时间规定,二要严守操作规程,如违反此二要求,则观测资料鱼目混珠,就不好了。但观测工作也比较枯燥,所以不少人对此不感兴趣,有些小地方或僻远处的测候所,条件较差,常友生缺测甚至有伪造观测资料的事故。我受过几年专门气象教育,懂得观测的重要性,也能联系有关现象。如测到这天气温特别高,我就查看天气图和高空资料,了解气温升内的原因。位先生对观测工作非常注意,尤其对那些容易产生疏忽差错情况下的观测。譬如说连天下雪后清早六点的观测,天还未明,就易出话。那天我在五点半钟闹钟响了起来,洗了脸,整六点前到达观测场,发现竺先生住房的灯也已经挺了,一转身看到他站布我后面,看我如何进行观测,还有夜间下雨,观测规定夜间观测都要查看雨量筒;但有时前半夜有雨,后半夜停了,观测员睡着了,根本不知下雨,观测时已雨过天晴,就容易疏忽查看记录雨量筒内情况。

竺先生则很细心,经常查看雨量筒,发现有雨,又再检查观测簿,如果缺测就对观测人员近行严格的批评教育。在营先生的以身作则、认真管理督促下,气象所的观测质量很高,我自己也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学习到认真工作的作风。

第二,教育后人,不惜时间。我在大学毕业前,从美国天气月刊上看到威列特博士一篇论芬的长篇论文。我试着翻译,译了一半,进研究所后,送给竺先生看,他鼓励我将文章译完,对-译文他看得非常认真,逐字逐句核对原文,并对译文进行润饰修改。
全文共五万多字,他将该文介绍给《科学》发表,分三期将完,以后又由气象研究所归并,用《雾与航空》的书名出版。他如此市视一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在夏季乘凉时,!当问我们近来看些什么文章?近年国际气象界发表了那些重要文章?在交谈中讲述他的看法,给我们以许多指点,我有两年半时间担任天气预报工作,每天画天气图,友预报消息。那时他只要在气象台上,就一定要看我们的发报内容,有问题就提出,认真得很,他读书工作,异常勤奋,手不释卷,真是梅古通今,道筑中外。我们后来者,以他为模样,就不敢偷懒。他做学间,不片面相信外国教条,而很重视我国•70•.自己的经验和成碗,在他的启发下,我前后搜集了一千多条夭气谚语,即在当时我任主编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杂志科学问答栏内零星发表。解放后,由青年出版社作为专书出版。

第三,公私分明,丝毫不苟。他在办公时间写文章所得稿费,不作为个人收入放进自己口袋,而是拿出来作集体福利,如购置运动器具、网球拍子之类,他说:“我已拿了工资,办公时间写东西的收入,仍应归公。”他写信公私分得很清楚严格,写私信都白备信封信纸,贴好邮票,写公信则用气象所的,交公家封口贴邮菜。他用公款很节约谨慎,当时气象研究所的外汇很少,他一点点积累余款,达到几千美元,以便为所内解决较大数额的购置问题。他非常憎恶化公为私的现象b一次,某省-个气象方面的负责人,来研究所代为采购仪器,、说妥品种价格后,-提出要回Jd;就受到建先生的当面训斥。今有人说他谨小慎微,家长作风j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看到他对公私关系那样一丝不帘,以研究所为家,像对家庭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中的一切,关怀所有人员。有一次,我在阅览室看报,’出来后忘了关电灯,他看到后,就不客气的批评宫“为什么走出来不关灯”。但他对所内同志,和蔼可亲,我进医院切除阑尾9他跑来看我,那时他也快五十岁了。他对青年λ十分关心,二鼓励我们奋发上避,好好工作。他的民主作风也很好,宽严结合。在学术思想上,他最可贵之处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认为脱离中国的环境讨论气象就不实际了。因此,他将气象学与地理学两方面结合得很好。

我今年七十七岁,眼睛也看不清了,竺先生逝世也十多年了,但竺先生仍然非常鲜明地活在我们的心中。周总理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仍然应该继续向竺先生好好学习,宣传竺先生的精神,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本文由作者口述,施雅风记录整理)

我在竺师身边工作的时候

沈思屿

竺可桢老师于1920年由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任教授,讲授地理学和气象学。1921年,南京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位归i何地学系主任,这年我考入南京高师,从空师学习。1925年毕业,坐师留我任助教。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院长聘堂师为该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南京北极阁建立:Wl象台。那时东大已改为中央大学,但咬师以气象所邻近,仍兼中大地学系主任。不久,辞去中大地学系主任兼职。

1936年,教育部任竺师为浙江大学校长,位师带倪尚达教授及我等四人同夹浙大工作,任倪为总务长,托我为事务主任,约两个多月倪仍罔中大,坐师~:我接替倪的工作,命我代军H总务长。浙大在抗日战争中两迁到宜山后,空师于1939年秋,介绍我去东北大学地理系任教授,教气象和地理。1945年,抗战胜利,坐师又要我回浙大工作,任气象学教授,并派吴德视教授和我回杭州接收校产,办理复员工作。

1949年5月,杭州解放,竺师应邀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及参加开国大典。后来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亦离开浙大,经位师介绍到治淮委员会任技术委员。1950年秋,些师由北京来南京,我和胡焕庸教授同去迎接,竺师勉励我们到治淮会要做好工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且有书信往来,但没有再能见到竺师一面了。

自1921年到1950年,我受竺师教育或随从竺师工作,前后约三十年,其中有几年虽然不在竺师身边,但经常保持联系。对竺师的嘉言懿行,毕生钦佩。最近又阅读了竺师1936年至1949年的日记,倍感亲切,竺师音容,历历在目。出于对恩师的敬仰和怀念,就我回忆所及,草就本文。但是时间已经久了,我的记忆又差,错误之处,希望阅者指正。

一、高尚的道德

竺师最重视行为廉洁和公正,他生活朴素,认为俭可养廉。
他不吸烟,不饮酒,一支自来水笔用了三十几年。浙大在杭州时他住在校长公舍。抗战爆发后,先后迁泰和、宜Lit及遵义,都是白己租民房居住。胜利后回到杭州,仍住校长公舍楼上两间,家具都是自己购的。结师在南京工作时,储蓄了一些余薪,用自建公助办法,分期付款,买了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屋,即珞湖路二十二号。南京沦陷,房屋被敌占用,图书、衣服及家具完全丧失。
抗战胜利,只收回一座空房。

1938年夏,浙大迁到江西泰和,竺师母张夫人和其次子坐衡因患病疾,不治去世。竺师因张夫人生平对于清寒学生颇为关心,而尤以周济女生不遗余力,因而以储蓄一千元作为基金交给教务长郑晓沧教授,存入银行,成立张侠魂女士奖学金,奖给二、三、四年级中家境清寒而成绩优秀的女生。

1941年,浙大在遵义时,物价飞涨,几乎一天三变,生活大受影响。何师偶在衣箱中翻出上海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单据,已经满期,取回二千元,此时只能买几担米而己。竺师曾说s“一生积蓄仅此而已,岂他人所能信哉。”

1948年2月份薪水未发,一月份薪水用光了,竺师继室陈夫人告以元钱买菜。竺师说:“这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些事实,由于当时我担任的职务,是最清楚的。1949年砍,结师母离杭州去南京,向我借了路费〈当时人民币30万元)才能动身。住师担任了十三年大学校长,最后几一无积蓄,两袖清风,道德何等高尚?

竺师最厌恶的是贪污。他在浙大十三年中,学校就没有发生过什么贪污事件。某次竺师约请马寅初先生吃饭,只有他俩相我三人,马寅初先生非常激昂,他对竺师说:“孔祥熙和朱子文的贪污行为,应当对他们征收财产税”。竺师也说:“政府对政府官员,如能给财产登记卡,也可以防止贪污行为。”这些话我还记忆犹新。

竺师友好中,交往较深的人,不少是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著名专家和学者,例如蔡元培、马一浮、邵裴子、柳翼谋、李仪祉、杨杏佛、任叔永、胡适、赵元任、李四光、翁文灏、茅以升、蒋百里、谢家玉、曾昭伦、胡敦复兄弟等人。其中除了蔡元培和赵元任外,其他大多数人我都经竺师介绍认识。我亲眼见到竺师和他们交往中,对他们极为尊敬。由于我的工作关系,坐师盼咐我为他们中不少人给以工作相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

二、大公无私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竺师是大公无私和实事求是的典范,任何时候都以工作为重,所以特别繁忙。上班时候,办公桌上常放有一堆文件,除因事出差或患病,都随即批阅处珉,绝不积压。晚间还要写H记,从不间断,到十时就寝。我随位师到浙大后,亦住在校长公舍楼上,这是亲眼所见的。

1938年浙太西迁至泰和,竺师母张夫人及次子竺衡病危时,竺师还在湘桂路上为迁校事奔波,我两次打电报催他回来,但竺师仍把事办妥后才回来,此时竺衡已病故,而竺师母也已昏迷,不久也去世了.竺师悲痛欲绝,乃至于哭泣,但仍照常工作,并不沮丧。在安葬好张夫人和衡儿的第三天就踏上西迁的征途。这件不幸的事前后我都在泰和,亲眼所见,并为生师母办理后事。位师在西迁中所经受的悲痛和不幸是非常之大的,而竺师为浙大西迁所作出的贡献又是最巨大的。这真是公而忘在的精神啊!

浙大西迁:杭州至建德、泰和、宜山而达遵义,是在竺师亲自领导下边行的。西迁中图书、仪器等损失很少,所到之处弦歌不绝,学校规模还逐渐扩大,这在当时所有内迁大学中是很少见的。空师不但要向政府及地方办理交涉等许多事情,还要负责教学和师生员工及家属的生活,每迁到一个新地方,很快就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西迁中最繁重的工作是总务,竺师对总务工作更是关心,事必躬亲,每迁一处,都是详细调查研究,一同和有关工作人员讨论,征求大家意见,然后作出决定。

抗战期间的动乱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事多反常,西迁中敌机的轰炸和物价的飞涨,令人慌乱。浙大的师生员工及家属计有二千多人,要维持这许多人的生活和安全,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没有经历过的人,对当时的艰苦是不能了解的。竺师以一个大学校长,随全校师生只工一同艰辛跋涉,和和众同甘共苦,以身作则。当时有哪个大学校长能像竺师这样?

竺师的大公无私还表现在学校招生和聘请教师上。竺师最讨厌替人说情,浙大招生一律以考分高低录取。在遵义时某次有人为省主席女儿离录取线仅差儿分说情,竺师决不同意,并说:“此例不可开”。后来在杭州也有这样的事,有夫妇二人均是本校教授,有子女在补习班,要求保送升入浙大,托人找竺师,竺师也不同忘,认为如果这样,教职员子女可不考而避校,教职员不就成为特殊阶级了吗?这些事在校园内传为佳话,真是何等的大公无私!

在竺师担任浙大校长公职这件事上,我亦了解较多,结师到浙大肘,开始打算担任一二年,待学校大体上了轨道,即行辞职,让别人继任二不料一年多后,日本大举侵华,学校被迫西迁,这时竺师想待迁好校后再离开。到了遵义,坐师ZJ);准备辞职,但继任人选发生困难口当时教育部无适当人逃,必须由学校自己产生,坐师推荐了五六个人,都没有成功,这时空师毅然再挑起了重担。抗战胜利,又面临着复员迁回杭州这一繁重的任务,空师亦再次担当了重建校园这一重任。直至解放,竺师才离开浙大。当时竺师表示:“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七岁至六十岁,实为余之壮年时期,现已达衰老,应让余退休。因大学校长职务繁重,非老朽如余所能胜任也。”竺师的态度是非常诚恳,实事求是,且极其谦虚。

竺师初到浙大时身体是很好的,他爱好体育运动,如游泳、打网球和徒步郊游等,每天锻炼身体。星期日天气暗时,我常随他步行到郊外登山越岭。可是在迁校中,由于劳累过度和条件的艰苦,空师的体质大大下降。到1944年后时常发生小病,逐渐瘦弱,不能参加游泳和打网球这些运动量大的运动了。1949,年解放后,再要竺师担任大学校长这一繁重的职务,确如竺师所说是身体不能胜任了。

1949年冬,竺师正式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此,他早想继续搞科研的愿望又实现了。传师把晚年的精力投入到建立和发展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中去,在最后的二十几年中不仅为地学工作的发展,而且对野外综合考察事业和科学普及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真是做到了为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三、卓越的成绩

1.竺师是我国近代地理学和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1921年竺师在东南大学创立地学系时,全国没有地学系,我就是这个系的第一届学生。1920年坐师在南京高师学生宿舍前设立气象观测站时,中国只有上海徐家汇由法国人掌管和日本人占领的台北两个观象台。给师亲自编有每月出版的“气象月报”,寄给上海、台北这两个台及国外进行交换。我在读书时就在此站实习,毕业后在这个站扭任过气象测候工作。1927年气象研究所成立,初在中大的梅庵内建立临时测候所,由张宝堃先生担任测候工作,后来才在北极阁建立气象研究所和观象台。

2.竺师是杰出的教育家。竺师回国后先后在武昌商师、南今京高师、东大、南开、中大任教及兼职十余年,后来担任浙大校长十三年,为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竺师首先是个科学家,又是教育家,在我国古今历史上是不多的。一个教育家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竺师除地理和气象外,对于天文.科学史、农业及文史等都有很好的研究。他治学严谨,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中外。竺师的著作及论文非常丰富,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竺师认为大学教育,首要的是道德教育,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只要竺师在学校,每周一次的纪念周活动都必亲自主持,并发表简短的演讲,常引用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勉励和教育学生。竺师平易近人,经常接兑学生,关心学生的思想品德、生活和学习。1936年刚到浙大不久,由于学生食堂伙食办步不好,午饭时秩序很差,坐师带我以及负黄训导相军训的人:;把我们四个人的午饭包在学生食堂,每天中饭和学生一同就餐,早晚饭仍包在教师食堂用脏,直到浙大西迁有两年多时间,就比把食堂办好了,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安上街游行时,竺师知道如果学生和军警求生冲突,吃亏的总是学生,因此给师总是劝说学生不要游行。但是到学生真的游行了,他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防止和军警冲突。竺师是多么关心学生和爱护学生,这真是言行一致的教育家。

3.培养人才。竺在南高、东大、浙大、气象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一生造就了许多人材,对于国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些人有张其昀、胡焕庸、黄厦千、吕炯、张宝堃、王勤育、李海晨、郑子政、涂长望、赵九章、黄秉维、宛敏渭、么枕生、卢鋈、任美锷、李旭旦、朱炳海、李春芬、王维屏.徐近之、谢觉民、陶诗言、高由禧、严德一、施雅风、陈述彭及吕东明等,都是我国现代在地理和气象学上有名的学者。

4.抢救四库全书。杭州中山公园邻近有文澜阁四库全书一部,抗战发生,省图书馆把书运出杭州,先由富阳到龙泉,途中发生困难,竺师知道后,担心四库全书的安全,令我即通知李絜非先生带人到龙泉,协助省图书馆,用大汽车六辆运到贵州,藏于贵阳城郊地母洞。抗战胜利后,又协助省图书馆仍用汽车六辆,经长沙运回杭州,完全没有损失。

四、办好和发展浙江大学

在1936至1949年这十三年中,特别是抗战八年,浙大始于非常困难的时期,竺师尽其所能,克服种种困难,和全校师生员工同甘共苦,把浙大建成一个著名的综合性大学。1936年竺师到浙大时,只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学生四百余人。竺师苦心经营,1938年增设师范学院。1939年文、理分为二个学院。1946年又增设医学院。至此,全校共有七个学院,学生达二千多人,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1944年浙大在遵义时,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率领英国科学教学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到遵义及湘潭两次,详细观察浙大的理、工、农学院的情况后,他说,“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个大学之一”。盛赞浙大的治学精神,称赞浙大是“东方之剑桥”。浙大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都得到了重视。

竺师知道办好一个学校,主要是依靠教师,他说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飞川师对于教师和学者是极其尊重的,到泰和时聘请马一浮先生讲学极其隆重,黄羽仪、梅光迪及张绍忠主教授先后在职病故,赞师受到很大的剌激,,以至于流泪,每次都说z“浙大失去f个良师,国家失去L个人才J堂师总亲自主持追悼会,对他们的家属,又必亲自慰问,尽力予以切实照顾。特别是费巩教授失踪,坐师奔走各方,穷苦不堪,直到解放后,虽离开浙大,还请政府查明费巩教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事实,1937年坐师到浙大一年后的清明前,邀约了许多教授如朱庭袖、梅光迪、张绍忠、胡敦复、胡刚复等到凤凰山胡明复墓地祭妇,至今我还保存若当时的照片,坐师对教师尊重和关心的事例很多,不胜列举。

竺师到浙大后非常重视人材,每年都要聘请一批教授和学者来学校担任教学,特别在抗战胜利后重建浙大时期,真可以说是人材萎萃。空师注重真才实学,而不看学历及是否留学外国。这样浙大各院系就拥有一大批当时第一流的教授和学者。这些人在建国后,经院系调整,分别到了中国科学院和许多高等学校、研究单位工作。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4月底,竺师由杭州赴上海,5月3日,杭州解放。5月30日我由杭州乘汽车至上海,因我知道位师母及其女儿仍在杭州,竺师一定不会去台湾,我即赶到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找到竺师,问他汇报杭州顺利解放经过,没有战斗,治安很好,浙大毫无损失,师生都很平安,拥护共产党和解放军等情况。竺师离开杭州后,一直非常关心浙大的情况,听了我的汇报很是高兴,对我说:"人民欢迎共产党和解放军嘛!”

在浙大最困难的时期,竺师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四十七至六十岁〉完全贡献给了浙大,任何一位在浙大与竺师共事过的人,任何一位在浙大受过竺师教育的学生,一定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功绩。

当我正在修改这篇文字时,听到了竺师的铜像已在浙大校园奠基及设立“竺可桢奖学金’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认为现在浙大是理工科大学,仍可增设一个近代气象地学系,府近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气象与地理,培养这方面的人材,继承和发展由空师在我国所创建的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更进一步,还可考虑把浙大仍恢复成为具有文、理、工、农、医五个校院的综合性大学,这不但符合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中各学科间需要密切联系的趋势,特别有助于农业和医学的进步,真正饱尝师所发展的浙江大学继承下去,来纪念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