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士大学前期概况

粱春芳

英士大学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浙江省开办的一所学校。从1939 年暑期开始筹备设校起,直到1949年暑期结束停办,这10年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即从开始筹备至1943年暑期止,是“浙江省立”时期;后一时期即从1943年秋季开始至1949年停办止,是改称“国立”时期。前期校址设在丽水,后迁泰顺司前乡;后期校址初设泰顺、云和,抗战胜利后从温州再迁金华。笔者曾在前期任职该校,对于当时情况略有所知。

这所学校是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根据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建议,并以主席黄绍竑的名义在省政府委员会上提案通过, 1939年暑假期设筹备处于浙南丽水县的三岩寺。曾经打算命名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据说是怕学生看到这“战时”二字,顾虑到平时不一定办,会影响毕业后出路而不愿前来报考,才定名为英士大学。

据许绍棣对人讲,创办这所大学的原因有三:①浙江省当时虽有旧杭、嘉、湖三府属的一部分县市为日寇所侵占,但大部分地区还是完好无缺,加以日寇占了浙西,即停滞不前,战局一时趋于稳定;而教育又是“百年大计”,未可长期停顿;②当时浙东各中学照常办理,浙西方面也设立几所临时中学,每年有相当数量的高中毕业生需要升入大学深造;③省内原有规模最大的浙江大学,在抗战初期已迁往江西泰和,省境内没有适当的高等学校可以容纳这么多的高中毕业生就近入学,所以有新办大学的必要。这些理由,当然是很冠冕堂皇的,实际上怕不一定这样简单。据社会一般人士的看法,主要有两个原由:①国统区有很多现象使人不满,青年学生更是向往陕北、苏南北等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退而言之,也希望去“大后方”,设立这个学校意在阻止青年奔向革命或进步;②设立这所学校可以为C C 系扩张派系势力,如取名“英士”,就是出于C C 系掌握的重庆教育部和陈果夫等人的授意,因为陈英士既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又是果夫、立夫的胞叔,以之命名,既可邀功献媚,又为C C 张目。而且陈果夫等人还曾提出过,为了纪念陈英士,该校战后的永久校址,最好设到他们的家乡湖州去。

这个学校从开始筹备时的筹备委员会到正式开办后的校务委员会,都是委员制,未设专任校长。主任委员一直是由许绍棣兼任的,其余委员大都是这三类人员:①浙江省政府的某些厅的主管人;②和省办的一些学校在教学、实习工作有比较密切联系的事业机关负责人;③专任的学校工作人员。这些委员是:阮毅成(民政厅长)、黄祖培(财政厅长)、伍廷飏(建设厅长〉、莫定森(农业改进所所长〉、赵曾珏(电话局局长)、黄祝民(铁工厂厂长〉、王佶(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校长)、陈荩民(教授〉。

以上这些委员,除了像莫定森、赵曾珏、王佶因为一度兼任学校的农、工、医三学院院长,分负了一部分责任外,其余多是只兼名义,不负实际责任,平时对校务极少过问,学校事权大都集中在许绍棣一身。他把办学视同做官,学校仿佛衙门,教职员(尤其是职员〉等于下属。他们平时有所陈述或请求,概须采用书面“签呈”、“批复”等公文形式。许还把他的兄弟、妻舅、同学、同乡分派在学校各部门充当骨干,实行其家族式的统治。

3个学院院长由某些事业机关负责人兼任,原是初办战时大学时的一个计划,本来打算把学校有关院系〈科〉全跟着相关的事业机关走,机关迁到哪儿,就在哪儿解决师资、设备和实习等问题,不采用集中办校的方式。可是,后来情况变了,先是赵曾珏离浙,原兼的工学院院长职务,改由原任教务长的陈荩民调任。到了1942年日寇大流窜,学校西迁到泰顺司前乡开学,和这些事业机关因道远取不上联系,其余二院也分别由原来的一些系主任迁调为专任的院长,郑体华为农学院院长,郑万育为医学院院长。

学校本部则于校务委员会下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各由专任教员兼长,先后为:
教务长——陈荩民、朱重光、闻诗;
训导长——孙德中、邢文锋、韩士淑;
总务长——孙德中、许绪寰(暂代)、瞿渭。

学校的规模虽小,但各院之间界限很深,彼此争员额、争设备、争经费(三院中工学院要求较高,医学院也不甘落后,说他们院性质特殊,一院二系等于别院的三系以上)。教员私人也颇存意见,有一次在校务会议席上,医学院院长郑万育竟和教授许植方动起武来,被学生在墙报上称为“大闹天宫”。各处间也互相争攘,彼此倾轧,俨然似整个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一个缩影。

前期英大是一个“实科”大学,设农、工、医三学院,分系科如下:
农——农艺学系、畜牧兽医学系、农业经济学系,附设农业专修科。
工——土木工程学系、机电工程学系、应用化学系。
医——医学系、药学系。

这些院系(科)于1940年秋季开办,在省立时期一共招了3 期学生。此外,于1941 年秋又添了一班合作专修科; 1942 年春开过1 个大学先修班;同年秋又添了一班行政专修科。以上两个专修科,是以省政府委托办理的形式附设在该校的,由有关的机关〈合作事业管理处和民政厅)派人担任主任,科址也跟有关机关设在一处。

英士大学办成一个“实科”大学,也是根据陈果夫的旨意。原来陈果夫曾经在国民党中央提出提案,主张扩充理工科,限制文法科,表面看是出于国家建设需要,骨子里是因实科学生似有技术第一、埋头读书的倾向,而文法科学生一般比较关心政治,对现实敏感一点,怕难于应付(这当然是他的估计,实际也不尽然),所以就专招实科。

这所学校开办时校址设在丽水城内前省立处州中学的龙门岭旧址。到了1941年秋,添招了新生,校舍不够应用;加上从二年级以上有许多专业科目需要师资和设备,因此这儿称为校本部,专留一年级及先修班新生,二年级学生分院另迁;农学院去松阳与农改所一道;工学院在丽水城外三岩寺另建新校舍;医学院迁丽水城内囿山处州中学分部原址。到了1942 年初夏,日寇流窜浙南,学校从丽水、松阳移往云和、景宁,最后在泰顺司前乡租用民房,开了学,并添招了第三届新生,直到改为“国立”。

由于学校开办在战时,设备很是简陋。筹备期内曾由浙江地方银行经手在上海订购了一部分仪器药品之类。太平洋战事一起,据说仓库被日寇洗劫,浙沪航运中断,未得运入内地。图书也仅仅是些陈旧书刊,有些西文书刊借自省立图书馆。那时在重庆、桂林等地虽也同样受国民党的压迫,还有一批文化人在艰苦斗争,写出一些好书和编辑一些刊物。而在这所学校里连这些也成了稀见之物,自然更不能让进步的书刊和师生见面的。

抗战时期,环境恶劣,物价飞涨,在浙南山区生活更为艰苦。在“省立”时期,员工待遇一般比“国立”为差,自教授至工友无不为生活发愁,东借西凑、卖衣鬻物,很是普遍,也有少数人以“兼”设摊店弥补家庭开支。学生呢,有些来自敌占区或是从敌区随家南迁,经济情况也不大好。他们多数愿意考内地有名的国立大学,因考不上或路费难筹,或家庭限制,退而求其次,才跑入这所学校来;进了校,则往往对师资、设备等有所不满,所以情绪也是不很稳定的。

学校在教育工作方面,全是老一套的办法。农工学院大多是袭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陈词老调,医学院都是德日派的一路,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笔者对这些并非专门,无法论列。所谓“训导”工作,全是中等学校所实行的那一套,对一年级要求尤其严格,还须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军训由军管区派来驻校教官负责。

学校里除了有学生会、级会及各学系的学会外,还有带有封建色彩的“同乡会”、“某校同学会”之类的团体。在党团活动方面,据我所知,有直接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领导的直属区党部,在1941 年以前由孙德中担任书记长,他是教“三民主义”的,并兼训导长,以后则由陈荩民担任书记长。各学院大都设有区分部,由各院的训导主任等兼搞这些工作。他们在学生中进行一些欺骗拉拢工作。像工学院有一个训育主任还出去充当了青年军某师的政治部主任。三青团那时正在建立,但三青团和国民党之间存在矛盾,许绍棣对它更为歧视,所以“省立”时期未见三青团成立。这里又是C C 系和黄埔系争夺青年之所。

关于革命进步的组织,依照当时情势是很可能有的,或许他们活动比较隐蔽,笔者尚无所知。只在“公文”中曾见有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转来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的“情报”,指名农专科学生方邦通为“共产党员”,不知是否事实?

学校由“省立”改为“国立”是教育部提出的。在校内宣传很久,员生也颇表欢迎,教职员大都是因为改了“国立”,待遇可以较“省立”高;学生则是图“国立”名义好听,毕业后出路少担忧,所以当改“国立”的消息一宣布,这年(1943年)暑期毕业的学生就要求用“国立”名义发毕业证书,拒绝接受那“省立”名义的证书。

改组的办法:农医两院再加上一个新设的法学院,改称国立英士大学,由教育部派来原任东南联大教授的杜佐周担任校长。杜是浙江东阳人,留美的教育学博士,曾署名于所谓“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十教授宣言,也是陈果夫、陈立夫所属意的人物。工学院划出独立,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仍由陈荩民担任院长。“北洋”是战前原有的一所学校,也是陈立夫就读过的母校,战后迁回到天津。所以,这所学校虽经改组,依然不出C C 系的掌握。

在改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杜佐周到校接事,许绍棣声称医学院的设备多是从省立医专借来的,医专仍在办理,需要收回自用,不肯移交给“国立”。双方僵持很久,几至反目,最后还是交还医专。

(原载《丽水文史资料》第七辑)

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

王国松

浙江的工业教育开始在1910年(清宣统二年),由巡抚增韫专案奏准,并聘许炳堃为监督,在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报国寺,就已经停办的铜元局房屋和机器,筹建浙江中等工业学堂。1911年3月正式开课,设机械、染织两科,并附设艺徒班。这年11月5日杭州光复,学校停课,至翌年4月复课。1913年学校改称浙江公立(以后改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由于几年内陆续添建校舍,增加图书设备,办校认真,管教很严,颇得社会人士的好评。1918年增设应用化学科,第二年又增设电气机械科。这时,政府与省议会都有把它改组为专门学校之议。

浙江教育比较发达,每年中学毕业生很多。在1915年全国掀起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及抵制日货运动以后,社会上不断提出“提倡实业”、“工业救国”等口号;而部分学生也认为学习实科比较有出路,因此志愿学习工科的逐年增加。当时浙江的高等学校只有法政和医专两校,故中学毕业生想报考高等工科学校,近则须至上海、南京,远则至天津、北京或东渡日本,各方面都感到有添办工业专门学校的迫切需要。浙江省议会部分议员认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开办以来,成绩较好,校誉亦佳,因此建议将此校升格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原有甲种工业学校改由工专附设,新招甲种学生改称甲种讲习班,艺徒改为乙种讲习生;并拟具办法及预算,经省议会通过后咨请政府照案执行。至1920年秋实行升格,设电气机械科和应用化学科(以后改称电机工程科和化学工程科),学制定为4年(预科1年,本科3年〉。这年暑假正值直皖战争,去北方投考的学生,一到天津、北京,即行南返,因此投考浙江工专的学生较多,报考电机科的尤多。结果两科共录取100人,另加备取10余人,都是男生,作者就是这年入学的。第二年起将预科分为两种,以入学考试的数学分数为分班的标准:40分以上的入一年制的预科,不到40分的入二年制的预科。

1921年3月27日是工校创办10周年纪念,亦即工专成立后的第一年,举行第二次展览会,〈按:第一次展览会在1913年12月22-27日举行,观众在两万人以上。〉会期5天,参观者每天约万人。本校各工场出品,和与学校有关系的各厂家的出品,都拿到会场陈列,销售很广,使观众了解工业教育的重要。1926年5月1日举行15周年纪念,举办了第三次展览会。

工专课程设置,与国内其他高等工科学校相仿,主要依照美国工科学院的制度。预科的主要课程有国文、英文、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微分、物理、化学、投影画等课;电机科本科主要课程有德文、积分、物理、制图、机械制造法、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机构学、机械材料,电磁学、热力学、锅炉和蒸汽机、蒸汽涡轮、内燃机、水力学及水力机、机械设计、交流理论、电力机械、电报、电话、无线电、电灯照明、电力输送、电气铁道、电机设计、发电厂设计等课;应化科本科课程主要的有德文、积分、物理、制图、材料及力学、水力学、机构学、有机化学、矿物、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工业化学、电工学、电气化学、化工机械、发动机、冶金、应用化学、工艺设计、燃料及工业炉、分析等课。所用课本都是英文原版,在一个省立专门学校内全用外文课本,实不合理,且使英文基础差的学生学习上感到困难,但学生们是比较勤学的,学风也较为踏实。

学校开办初期,师资缺乏,教师中电机科主任严观涛和应化科主任吴钦烈是留美的,其余一部分是留日的。第二年起师资陆续增加,徐守桢来校教英文、力学等课,陈建功自日本回国来校教数学,杨耀德亦回国来校任教。又着手购置电磁测定仪器和电力机械设备,把两个实验室逐步装置起来,开出实验课程。化工方面利用原有实验室和肥皂、造纸、制革等雏形工场,作为实验之用。为了充实学校图书,学生们曾发起图书募捐委员会,与教师一起向校内外募得图书一批。还组织购书委员会,直接向国外购买书籍,得到优待折扣。

工专沿用“诚朴”二字为校训,学生比较勤俭朴素,穿的是斜纹布的制服。冬天室温不降到4℃,学校规定不准穿便服。记得一个冬天的早晨,天气很冷,我们到金工场实习,手足冻僵了,后来室内温度降至4℃,学校才出布告准穿便服。足见当时管训较为严格。学校膳食由同学自办,组织膳食委员会管理之。

工专学生除小部分是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生报考升学的以外,其余大部分来自各地中学。他们在五四运动时,正在中学(旧制)三四年级肆业,受了新思潮的影响,来工专后,对校中墨守成规,用办甲种工校那一套作风来办工专,不甚满意。1922年许校长出国赴欧美考察,并物色教师,校务由教务主任金培元代理。不久校中发生风潮,同学要求增聘优良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增加实习设备,提高理论知识。浙江教育厅厅长马叙伦曾来校调解,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学潮平息,始行复课。1923年5月,许校长考察回国,他以欧美高等学校的制度和教学方法的经验为依据,提出办学计划,将本科改为四年制,毕业生优等的授学士学位。对于前三届同学,校中规定凡各科成绩均在75分以上,总平均分数在90分以上的也授学士学位。当然合于这个条件的人数是极少的。又将甲乙种工业讲习班改称五年期、三年期职业学校。邀请校内外有关人士为董事,组织董事会,为全校最高议事机构。关于师资方面,许校长说均将聘欧美留学生来校任教。大家昕了上述种种措施非常高兴,满以为学校前途发展很有希望;不料自这年10月开始,许一病数月,且至垂危,后虽幸有转机,终以健康关系,辞去校长职务。他从筹备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开始,到辞去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止,先后13年。此时,浙江工业教育有了一定基础,也培养出一批人才,并对工业生产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当时继任校长人选,是学生们最关心的问题,经过几次讨论,学生们提出了新任校长应具备的三个条件:①品德高尚;②学问渊博的欧美留学生;③在社会上有活动能力的。并派代表去见教育厅长张宗祥,陈述对于新校长人选的意见。许在辞呈中就教师中推荐继任人选,有“或兼顾为难,或风裁太峻,或崖岸自高,或资望转浅”等语;最后推荐了徐守桢(字崇简,浙江省高等学校毕业,派赴美国学习冶金),因徐任汉冶萍公司高炉工程师时,每日登铁桥高空作业,从未间断,许校长对他很为钦佩。结果浙江省政当局发表徐崇简继任校长。此后设备逐渐增加,教师也陆续聘到,王琎曾来校任化工科主任1年,电机科教师如鲍国宝、褚凤章不仅教课很好,而且能为学生找实习机会和出路,均为学生所敬仰。部分功课还请上海、南京学校教师徐名材、徐佩璜、杨杏佛等来校兼课。工专同学对于教师的要求较高,既要有学问,还要教法好,以后一直到工学院,这种要求成为传统。

1924年7月工专第一班学生毕业。因历年功课繁重,有的跟不上,故本届毕业生电机科只有19人,化工科只有10人。工专既系新办学校,与北洋、南洋(交通大学的前身〉等著有声誉的工业学校相比,历史浅得多,声望也不及,为此毕业生出路几乎全靠私人介绍,主要靠本校教师;而当时政府各部门和私人企业,门户之见很深,有的单位只录用某一名牌学校的毕业生;至于在同一单位,对不同高等学校出来的学生待遇也不同是常见之事。学生毕了业,不少人职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大有毕业即失业之感;而且就业以后,待遇往往很差。例如到上海一些公司、厂家去实习,每日只有津贴银币4角;有的工厂所给的工资,除供给膳食外,每月只有10元到20元。虽然处境如此,待遇很差,而毕业同学却能脚踏实地去做,自己动手操作和修理机器,以取得人家的信任。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锻炼,使他们以后成为能自己动手、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以至总工程师。至于在高等教育机关以及其他单位工作的毕业生,也大都能踏实工作,得到各方面的好评,认为“浙江工专毕业的学生,比较朴实耐劳”,因此逐渐受到重视,以致享受到著名工业学校毕业生的同样待遇,并使母校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提高。以后毕业生组织了毕业生同学会,互相联络,帮助介绍职业。

1924年9月,江浙地区发生齐卢战争,学校经费停发,至10月中旬才开学。1925年5月上海发生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五卅惨案。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对于时事,特别是国家大事,颇为重视;校内此时已有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历次学生运动中,全校大多数学生能站在杭州学生群众的最前列。这次惨案发生,学生们非学愤慨,白动停课,参加杭州市学生会,担任主席团;参加公团联合会,成为其组织成员之一;又组织话剧团,出外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对此等爱国反帝活动,全体同学都热烈参加。高工班学生钱启忠参加宣传队,于6月间乘轮船赴绍兴途中,竞激昂悲愤蹈江而死,全校师生不胜痛悼。后来学运虽受反动统治压迫,个别学生被捕,但学生们不稍畏怯,仍是继续着英勇的斗争。惟学校行政当局,态度保守。1926年10月间,学生们为了配合响应北伐军的到来,反对军阀孙传芳,支援当时浙江省长夏超的起义独立,于10月18日参加市民大会时,发起了名为革新校务的政治性风潮,反对校长和许多教职员,封闭学校各处所。工校历年风潮,以这次为最大。当时夏超态度动摇,有些举棋不定,校中几位进步学生就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的牌子挂在省长衙门前面,以求坚定夏超的态度。后来夏超的军队在嘉兴被孙传芳军队击溃,孙部宋梅村又回到杭州。学校继续开学,学校行政当局竟开除闹风潮的学生40余人,专门部高年级生表示抗议都不回校上课。不到1个月,北伐军逼近杭州,钱塘江南岸各地发生战事,学校又复散学。1927年初,北伐军到达杭州后,校长徐守桢辞职,校务无人负责,由在校同学组织复课促进会,以谋学校之恢复。4月底新任校长李熙谋(字振吾,在美国留学时己受许炳堃约聘,回国后又受交大之聘,兼浙江工专教授和训育主任,以后离职)到校,5月初始行复课,被开除的同学回校,进步力量更加发展,全校成立学生会,此后在杭州反帝反封建的各项学生运动中,学生会都起着很大作用。

1927年5月,国民党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案;并议决设浙江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及筹备处。后来因研究院规模较大,需费较多,由筹备委员会议决暂缓设立,提前筹办大学;同时国民党中央决定浙江试行大学区制,并定名为第三中山大学。7月任蒋梦麟为校长。8月1日改组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聘李熙谋为院长,在原有电机工程科和化学工程科外,增设土木工程科及预科。原有附设的五年期、三年期职业学校改为附设高级工科及初级工科职业学校。1928年4月,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7月1日加“国立”二字。这年暑假即有浙江大学工学院第一届毕业生。1930年改科称系,即电机、化工等系。

浙江工专自1920年成立至1927年改组,共有7年历史,其作用不仅使浙江的工业教育提高了一步,同时使浙江的高等教育更有生气,电机工程科在国内是较早设立的,化学工程科则是国内最早的,以后两科改组为浙江大学工学院,加以扩充。工专同学毕业了4届,汁电机科60人,化工科24人。

至于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自1928年6月起,改名为附设高级工科中学,增设土木科;附设初级工抖职业学校则改为工场艺徒班。1929年7月高工应化科停办,其余电机、机械、土木、染织4科仍继续办理。大学本部以附设高级工科〈同时还附设农科〉中学,需费不少,有碍大学本身的发展,拟于1930年起将其全部停办。浙江省教育厅以本省实业教育本不发达,并无省立工科中学,如新设一校,工场和实验室设备也不是一时所能办得起来,认为浙大有继续附设高级工科中学的必要,因决定将附设高工,改为省立,仍委托浙江大学代办,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高级工科中学飞继续招生。1935年8月起又改称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高工迁至萧山的浙大湘湖农场上课,至11月随浙大自湘湖迁至建德,正在筹划复课之际,教育厅以经费困难,命将高工遣散,以后就停办了。自1911年浙江开办中等工业学堂以来至高工停办止,共有26年多的历史,中间虽经多次更改名称和隶属,但仍保持工校的原有传统,统称为杭工,培养出不少的中等工业技术人才。

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史纪要
王国松
浙江的工业教育开始在1910年即清宣统二年,由巡抚增韫专案奏准,并聘许炳堃为监督,在杭州蒲场巷(现称大学路) 报国寺,就已经停办的铜元局房屋和机器,筹建浙江中等工业学堂。1911年3月1正式开课,设机械、染织(以后分为机织、染色)两科,并附设艺徒班。
这年11月5日杭州光复,学校停课数月,至翌年4月复课。1913年学校改称浙江公立(以后改为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几年内陆续添建校舍,增加图书设备,办理认真,管教很严,颇得社会人士的好评。这在旧社会当然是以纯技术观点来评价的。对于工业生产,如机械制造、机织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18年增设应用化学科,第二年又增设电气机械科。这时政府与省议会都有把它改为专门学校之议。以上情况许炳堃先生写有《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创办经过及其影响》一文。
浙江教育比较发达,每年中学毕业生很多。在1915年全国掀起反对哀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及抵制日货运动以后,社会上不断提出“提倡实业”、“工业救国”等口号。而各校部分学生也认为学习实科,将来比较有出路,因此志愿学习工科的逐渐增多;而当时浙江的高等学校只有法政和医专(浙江医科大学的前身)两校,故中学毕业生想学习工科,近则须至上海、南京,远则至天津、北京或东渡日本,各方面都感到有添办工业专门学校的迫切需要,浙江省议会部分议员.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开办以来,成绩较好,校誉亦佳.因此建议将此校升格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原有甲种工业学校改由工专附设,新招甲种学生,改称甲种讲习班,艺徒改为乙种讲习生;并拟具办法及预算,经省议会通过后咨请政府照案执行。至1920年秋实行升格,设电气机械科和应用化学科(以后改称电机工程科和化学工程科).学制定为4年,预科1年,本科3年。工校既稍有声誉,这年暑又稍值直皖战争,去北方投考的学生,一到天津、北京,即行南返,因此投考浙江工专的学生比较多,志愿电机 科的更多。结果两科共录取100人,另加备取10余人,都是男生,作者就是这年入学的。第二年也将预科分为两种,以入学考试的数学分数为分班的标准:40分以上的入一年制的预科,不到40分的入二年制的预科。
1921年3月27日工校创办10周年纪念,亦即工专成立后的第一年,举行第二次展览会(按:第一次展览会在1913年12 月22至27日举行,观众在2万人以上),会期5日,参观者每天约计万人。本校各工场产品,和与学校有关系的各厂家的产品,都拿到会场陈列,销售很广,使一般观众了解工业教育的重要,以及逐渐改进的趋向。1926年5月1日举行15周年纪念,开第三次展览会。
工专课程设置,与国内其他高等工科学校相仿,主要依照美国工科学院的制度。预科的主要课程有国文、英文、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微分、物理、化学、投影画等课;电机科本科主要课程有德文、积分、物理、制图、机械制造法、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机构学、机械材料、电磁学、热力学、锅炉和蒸汽机、蒸汽涡轮、内燃机、水力学及水力机、机械设计、交流理论、电力机械、电报、电话、无线电、电灯照明、电力输送、电气铁道、电机设计、发电厂设计等课;应化科课程主要的有德文、积分、物理、制图、材料及力学、水力学、机构学、有机化学、矿物、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工业化学、电工学、电气化学、化工机械、发动机、冶金、应用化学、工艺设计、燃料及工业炉、分析等课。所用课本都是英文版本,在一个省立专门学校内全用外文课本,实不合理,且使英文基础差的学生学习上感到困难,但学生们是比较勤学的,学风也较为踏实。
学校开办初期,师资缺乏,教师中电机科主任严观涛和应化学科主任吴钦烈是留美的,其余一部分是留日的。设备除原有机械工场基础较好外,电机和化工设备是不足的。第二年起师资陆续增加,徐守桢来校任教英文、力学等课,陈建功自日本回来校教数学,杨耀德亦回国来校任教。又着手购置电磁测定仪器和电力机械设备,把这两个实验室逐步装置起来,开出实验课程。化工方面利用原有实验室和肥皂、造纸、制革等雏形工场,作为实验之用。为了充实学校图书,学生们曾发起与教师一起组织图书募捐委员会,向校内外募得图书一批。还组织购书委员会,直接向国外购买书籍,得到优待折扣。
工专沿用“诚朴”两字为校训,学生生活比较勤俭朴素,穿着斜纹布的制服,冬天室温不到4℃,不准穿便服。记得有一个冬天早晨,天气很冷,我们到金工场实习,手足冻僵,后来室内温度降至4℃,学校才出布告准穿便服,大家听到这个好消息,齐声欢呼,足见当时管训较为严格。学校膳食由同学自办,组织膳食委员会管理之。
工专学生除小部分是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生投考升学的以外,其中大部分来自各地中学。他们在“五四”(1919)运动时,在中学(旧制)三、四年级肄业,受了新思潮的影响,来工专后,对校中墨守成规,用办甲种工校那一套作风来办工专,不甚满意。1922年许校长出国赴欧美考察,并物色教师,校务由教务主任金培元代理,不久校中发生风潮,同学要求增聘优良教师,改进教学力法,增加实习设备.提高理论知识;当时浙江教育厅厅长马叙伦曾来校调解,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学潮平息,始行复课。1923年5月许校长回国,以考察欧美高等学校的制度和方法所得的经验.提出办学计划,将本科改为四年制,毕业生优等的授予学士学位。对于前三届同学,校中规定凡各科成绩均在75分以上,总平均分数90 分以上的也授予学士学位;当然合于这个条件的人数是极少的。又将甲乙种工业讲习班改称二年期、三年期职业学校。邀请校内外有关人士为董事,组织董事会,为全校最高议事机构。许又本其推崇欧美的思想,谓对于师资方面,均将聘欧美留学生来校任教。大家听了上述种种措施非常高兴,满以为学校前途发展很有希望;不料自这年十月开始,许一病数月,且至垂危,后虽幸有转机.终以健康关系,辞去校长职务。他从筹备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开始,到辞去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止,先后13年。此时,浙江工业教育,有了一定基础,也培养出一批人才,并对工业生产,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当时继任校长人选,是学生们关心的问题,经过几次讨论,学生们提出了新任校长应具备的二个条件:l. 品德高尚; 2. 学识渊博的欧美留学生;3. 在社会上有活动能力的。并派代表去见教育厅长张宗祥,陈述对于新校长人选的意见。许在辞呈中就教师中推荐继任人选,有“或兼顾为难,或风裁太峻,或崖岸自高,或资望较浅”等语;最后推荐了徐守桢(字崇简,浙江省高等学校毕业,派赴美国学习冶金),因徐任汉冶萍公司高炉工程师时,每日登铁桥高空作业,从未间断,许校长对他很为钦佩。结果浙江省政当局发表徐崇简继任校长。此后设备逐渐增加,教师也陆续聘到,王琎曾来校任化工科主任一年,电机科教师如鲍国宝、禇凤章不仅教课很好,而且能为学生找实习机会和出路,均为学生所敬仰。部分功课还请上海、南京学校教师如徐名材、徐佩璜、杨杏佛等来校兼课。工专同学对于教师的要求较高,既要有学问,还要教法好,以后一直到工学院,成为传统。
1924年7月,工专第一班学生毕业。因历年功课繁重,有的跟不上,故学生人数逐年减少,到毕业时电机科只有19人,化工科只有10人。工专既系新办学校,与北洋、南洋(交通大学的前身)等著有声誉的工业学校相比,历史浅得多,毕业生出路几乎全靠私人介绍,主要地靠本地教师;而当时政府各部门和私人企业,门户之见很深,有的单位只肯用某一个学校的毕业生;至于在同一单位,对不同高等学校出来的学生待遇不同是常见之事。学生毕了业,一部分人先行回家等候介绍,职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大有毕业即失业之感;而且就业之后,待遇往往很差。例如到上海几个公司、厂家去实习.每日只有津贴银币4角;有的工厂所给的工资,除供给膳食外,每月只有10元到20元。虽然环境如此,待遇很差,而毕业同学还能脚踏实地地去做,自己动手操作和修理机器,取得人家的信任。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锻炼,使他们以后成为能自己动手,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以至总工程师。至于在高等教育机关以及其他单位工作的毕业生,也大都能踏实正作,得到各方面的好评,被认为“浙江工专毕业的学生,比较朴实耐劳”;因此运渐受到同著名工业学校毕业生的同等待遇,并使学校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以后毕业生组织了毕业生同学会,互相联络,以帮助介绍职业,在工程事业方面求发展,为学校名誉地位而组织同学会的作风,带有严重宗派主义的色彩,是旧社会旧制度必然的产物。
1924年9月江浙地区发生齐卢战争,学校经费停发,至10月中旬才开学。当时国内军阀战争频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的损失;而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侵略,又咄咄逼人,导致了1925年5月上海发生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五卅”惨案。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对于时事.特别是国家大事.颇为重视;校内此时已有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因此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历次学生运动中,全校大多数学生能站在杭州学生群众的最前线。这次惨案发生,学生们非常愤慨,自动停课,参加杭州市学生会,担任主席团;参加公团联合会.成为其组织成员之一;又组织话剧团,外出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对此等爱国反帝活动,全体同学都热烈参加。高工学生钱启忠参加宣传队,于6月间乘轮船赴绍兴途中,竟激昂悲愤蹈江而死,全校师生不胜痛悼。后来虽受反动统治的压迫,有个别学生被捕,但学生们不稍畏怯,仍是继续英勇的斗争。惟学校行政当局,态度保守。1926年10月间,学生们为了配合响应北伐军的到来,反对军阀孙传芳,支援当时浙江省长夏超的起义独立,于10月18日参加市民大会时,发起了名为革新校务的政治性风潮,反对校长和许多教职员,封闭学校各处所。工校历年风潮,以这次为最大。因为当时夏超态度动摇有些举棋不定,校中几位进步学生就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的招牌去挂在省长衙门前,以求坚定夏超的态度。不料夏超起义以后,其军队在嘉兴一战,就被孙传芳军队所击溃,孙部宋梅村又回到杭州。学校继续开学,反动行政当局竟开除闹风潮的学生40余人,专门部高级生就都不回校上课。不到一月,北伐军逼近杭州,钱塘江南岸各地发生战事,学校又复散学。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到达杭州后,校长徐守桢辞职,校务无人负责,由在校同学组织复课促进会,以谋学校之恢复。4月底新任校长李熙谋(字振吾,在美国留学时己受许炳堃约聘,回国后又受交大之聘,兼浙江工专教授和训育主任,以后离职)到校, 5月初始行复课,被开除的同学回校,进步力量更加发展,全校成立学生会.此后在杭州反帝、反封建的各项学生运动中,学生会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1927年5月,国民党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案;并议决设浙江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筹备处。后米因研究院规模较大,需费较多,由筹备委员会议决暂缓设立,提先筹办大学;同时国民党中央决定浙江试行大学区制,并定名为第三中山大学。7月任蒋梦麟为校长。8月l日改组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聘李熙谋为院长,在原有电机工程科和化学工程科外,增设土木工程科及预科。原有附设的五年期、三年期职业学校改为高级工科及初级工科职业学校。1928年4月,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7月1日加“国立”两字。这年暑假即有大学工学院第一届毕业生。1930年改科称学系,即现在浙江大学的电机、化工等系。
浙江工专自1920年成立,至1927年改组,共有7年的历史,其作用不仅使浙江的工业教育提高了一步,同时使浙江的高等教育更有生气,电机工程科在国内是较早设立的一个。化学工程科是国内最早的一个,以后改组为浙江大学工学院,加以扩充,以至解放后经过院系调整成为多科性的工业大学; 1957年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又增设理科专业,成为多科性理工的浙江大学,更加扩大和充实。工专同学毕了4届,计电机科60人,化工科24人,共计84人。
至于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自1928年6月起改名为附设高级工科中学,增设土木科;附设初级工科职业学校则改为工场艺徒班。1929年7月高工应化科停办,其余电机、机械、土木、染织四科仍继续办理。大学本部以附设高级工科(同时还附设农科)中学,需费不少,有碍大学本身的发展,拟于1930年起将其全部停办,,当浙江省教育厅以本省实业教育本不发达,并无省立工科中学,如新设一校,工场和实验室设备也不是一时所能办得起来,认为浙大有继续附设高级工科中学的必要,因决定将附设高工,改为省立,仍委托浙江大学代办,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高级工科中学”,继续招生。1935年8月起又改称“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高工迁至萧山的浙大湘湖农场上课,至11月战事形势逼近杭州,高工随大学自湘湖迁至建德,正在筹划复课之际,教育厅以经费困难,命将高工遣散,以后就此停办了。自1911年浙江开办中等工业学堂以来,至高工停办为止,共有26年多的历史,中间虽经多次更改名称和隶属,但仍保持工校的原有传统,统称为杭工,培养出不少的中等工业技术人材。
〔作者系原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科学生,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本文撰于1963年5月1日。)

浙江医药专门学校

程浩 姚善湔 张振夏

前言
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简称医专),成立于1912年6月1日,当时为国内国人创办的唯一医药专门学校。旧中国当局不重视医药教育事业,浙江医专经历曲折艰辛的道路,其间遭遇到的挫折,断而复续者不止一次,卒以在校师生及毕业同学坚持办学,方得保存下来,并得到一定的发展。迄至1947年升格为浙江省立医学院。前后历时37年,共培育医药人才1400余人。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维护人民健康的医药事业非常重视,将学院扩大为浙江医科大学,拨巨款,建校舍,充实教育设备,罗致师资,大力培养人才,以今视昔,不啻霄壤。

浙江医专自民国元年成立至解放前夕,历时既久,变迁亦多,现在回忆追述,自难一一尽记;故只能举其大者,聊存史实。虽非全豹,略见一斑。

 

一、医专之初创及其曲折发展过程

1.从创办浙江病院说起

浙江医专创办人韩清泉(士濒,慈溪人),原是养正书塾的学生,于清光绪末年派赴日本学习医科,其学识为朋辈所推重。当韩在养正书塾肆业时,目睹英国人梅藤更在杭州大方伯所办的广济医院和广济医专,对学生欺凌压迫,欺骗病家,对中国人进行种种敲诈,极为愤慨。从日本归国后,任浙江高等学堂(浙大前身)校医。他想办一所医院与英国人主持的广济医院相抗衡,乃集合留日医科同学厉家福(绥之)、汤尔和等,并得到杭州地方人士如陈汉第、陈敬第等的支援,共同申请省库拨借8000元,于1911年在羊市街租赁一所四开间前后两进之西式楼房,开设医院,取名浙江病院。这是中国人在杭州自办医院之始。当时汤尔和担任两级师范校医,厉绥之在王马巷白衣寺已经办起小型医学校,仅办1期即告结束,结业学生,一部分介绍给军队任初级军医,一部分即转入浙江病院实习深造。

浙江病院开诊后,汤尔和主持内科,韩清泉主持外科。该院在草创初期,经费拮据,各科医师均自愿支最低生活费,不收受正式工资。韩等在外兼职所获的薪资,亦常补贴在院里。数月后,由于治疗成绩显著,服务态度良好,收费低廉,深为广大病家所欢迎,得到社会人士的好评。如当时社会上层人士阮性存(荀伯)、邵章(伯炯)、孙智敏、两级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子渊)、商会会长顾松庆(竹溪)、王芗泉等,均表示赞助支援。辛亥革命后,浙江督军署成立军医课,任留日医科毕业生蒋可宗(秋然〉为课长,蒋以军队需要军医甚殷,对该院赞助尤多。乃请准将运司河下前盐运使署旧址(占地数十亩),拨为浙江病院院址。该院迁入旧盐运使署后,将原有旧房屋加以修葺,惨淡经营半载,始粗具规模。同时开办施诊,凡确系贫病无力缴费者,所有号金、药费,不取分文,一以表示旨在为社会服务;一以抵制广济医院之欺诈勒索。施诊人数日逾百人,因之更为社会所重视。

2.成立浙江医专

1912年夏,韩清泉以浙江病院基础已逐渐稳固,社会信誉亦渐提高;乃汇集同仁,筹创浙江医学专门学校,以造就医学界人才。乃拟具章程,申请立案。时浙江省教育司司长沈钧儒(衡山〉热诚赞助,拨款筹备,并由教育司转报北京教育部核准,成立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开始招生,第一期只招60名,以旧制中学毕业者为投考资格,录取后学习4年毕业。这60人实为我国自办医学专门学校的嚆矢,在我国新医学史上是值得记述的。

1913年,韩清泉以全国尚无药科,乃聘请留日药学专家李绳其为药科主任,招收医科、药科各1班,是为我国创办药科的先导。按欧洲惯例,训练药学人才,大都由专门化学者加以深造,惟日本有单独培养药科人才的特殊组织。韩即仿其例,为适应我国社会的需要,使逐渐走向自制新药的前途。因有药科之增设,乃改校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风声所播,各省继起办医专的:首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开办,继则江苏、江西、福建、山东等省亦次第成立医专,但大都无药科的设置。而江苏、江西、福建等医专,未办几期即停办;而始终存在并有所发展的,惟浙江与北京两医专而已。

浙江医专在1913年秋,已有医科两班、药科1班。原租赁板儿巷的校舍,已不敷教学要求,乃迁移至法院路张(曜)家大宅,并筹款在浙江病院修建新屋,辟为高年级临床实习教室和基础课的细菌、医化以及化学实验的教室,作为医专的分校及临床实习医院。韩清泉原为该院院长,又兼医专校长。医专各科教师,亦均兼病院各科主任医师,为教、学、用结合开拓新的途径。而该院各兼任人员,为使院方积累资金,均自愿不另支薪,仅领少数交通费。两三年间,即用公积资金新建七开间西式楼房1座。楼下除走廊外,隔为12间,作为门诊部;楼上作为高级病房。另新购X光机1具及显微镜数10架,得以粗具规模。当时因教师专才尚感不足,乃暂聘日本教授高桥德卫为外科教授兼浙江病院外科主任医师,伊藤斌夫为产妇科教授兼浙江病院产妇科主任医师,横山铁太郎为细菌实验室助教。后高桥德卫聘约期满返国,由铃木俊治继任外科教授兼主任医师。铃木回国后,聘请何志姜继任。数年之后,该校校友留学国外者陆续归来,经学校多方罗致,人才俱备;遂将外籍教授解聘,改由本国教授担任。

1915年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成绩展览会,医专选送医药两科成绩品参展,经部评定列为特等,获得“绩学宏仁”匾额。

1917年韩清泉校长以历年劳瘁,体力不支,乃辞去校长职务。教育厅派医专内科教授钱崇润(泽人)继任校长。浙江病院院长一职仍由韩担任。韩体质素弱,创办院校积劳成疾,于1921年春逝世,实为医校的一大损失。

浙江医专经过几年的经营,有了一定的基础和成绩;但是还没有自建的校舍和完整的设备。因所租赁的张家大宅,只能开设几班课堂,班次日增,渐难容纳。经韩清泉、盛在珩(佩葱)、钱崇润诸人的努力活动(盛在珩曾任浙江省议会议员),由浙江省议会议决拨建筑费7万元。于是购得刀茅巷民地30余亩,筹建校舍。1921年7月,新校舍落成。为了细怀前校长韩清泉创办医校著有成绩,乃于校园内撰文立碑,以志纪念。

同年因钱崇润校长赴德国深造,以盛在珩代理校长。1922年盛辞职,改任李定(慎微〉代理。医专设诊察所于菜市桥直街,供学生实习之用。1923年钱崇润校长返国后,不愿继续担任校长职务,乃正式任命李定为校长。1924年,增建阶级课堂(即阶梯教室)及解剖实习教室。同时受浙江警务处之托,兼办卫生警察训练班。由余继敏(德荪)教授主持教务。此为浙江卫生行政教学之开端。

1925年,校长李定赴德国考察,省教育厅派吴粹(泽普〉代理校长。6月间,医专为了抗议五卅惨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并增设医、药、护、产特班,以收容因反帝而离校的广济医专学生继续深造。因该各班学生于6月6日脱离广济医专归入医专,故特称为“六六”特班。详情另述于后。

1926年2月,分校迁花市路,诊所迁岳王路。3月,省教育厅改派丁求真(任生)为校长,8月添设预科。1927年改公立为省立。校长丁求真因病辞职,教育厅改委朱其辉(内光)为校长。1928年6月迁分校于惠兴路。1929年5月,惠兴路分校被火延烧部分房屋,图书及器具略受损失,分校即予裁撤。1930年迁诊察所于盐桥大街。同年医专出品参加比国博览会,得金质奖章。

蒋梦麟任教育部长时,令浙江医专停止招生,逐年结束。经毕业同学及在校教职员工历3年余的力争,始得继续招生,1931年8月改名为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仍由朱其辉任校长。

蒋梦麟虽令医校停止招生,而浙江省府每年仍照原预算拨款,故积存资金6万余元,乃于1932年筹建附属医院及门诊部;并将盐桥诊察所取消,并入该院门诊部,以便利学生实习。当时卫生署长刘瑞恒(月如)到校视察,认为浙江医校想以6万元建设100张病床的医院是不可能的。但经医专同人的精打细算,在1年之内,竟建成门诊部及医院新式院舍两大幢,设置病床104张。刘闻悉附属医院业已落成,颇为骇异,特派其高级技正金宝善(楚珍)前来视察,从此不得不对医校渐加重视。

1933年8月,附属医院开诊,并接收住院者。是年并添建了纪念厅及药科教室。1934年4月添设护士训练班。同年秋教育厅任命程浩(善三〉为校长,他罗致留德同学多人,力图改革,扩充了药科设备,开辟了药物种植场。终以经费拮据,未展所图。次年1月程浩辞职,教育厅先派督学朱文治暂代校长,约1月后,任命王佶(吉人)为校长。当时医专受医师、药师公会的委托,代办药剂科职业补习班,由制药化学教授于达望(线定)主持。同年秋,改护士训练班为高级护士职业科。

1936年,征购校西、校北民地数十亩,全校师生员工参加义务劳动,建筑学生宿舍、月善厅及厨房等房屋多幢,1937年8月落成,自此学生一律住校.对教学辅导、体育活动等颇多便利。并利用旧膳厅拆下的旧料,建造起平房两幢,共计6间,供卫生事务所之用。聘余继敏教授兼卫生事务所主任。将厅舍的另一幢充作通俗卫生陈列室,布置公共卫生及个人卫生的模型标本图表等,终日开放,供市民自由参观,由护士科学生轮流担任讲解,既可提高市民的卫生知识,又可供学生实习。此为杭州市宣传公共卫生的开始。同时又与杭州市政府卫生科合作,划分下城第三区一部分4000余户(2万余人口)为卫生实验区,供学生实习公共卫生之用。并由杭州市政府卫生科派员驻所,指导学生实习卫生行政。实验区内有小学7所,与各小学取得联系,办理学校卫生及矫治工作。护士科学生,还作家庭访视,担任传染病报告及各种预防工作以及妇婴卫生等工作,又组织母亲会、儿童卫生教育会等。此外并组织巡回医疗组,由医师带领学生到郊区实习乡村卫生。当然在旧社会,这些措施,只不过是为了医疗实验上的需要和医生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群众的疾病和卫生所表示的关心而己,实际效果却是很渺小的。卫生署接受该署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的建议,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助医专经费两万元,作为扩建卫生事务所房屋及添置设备之用。同年,毕业同学会为了纪念母校在职15年以上的教职员工,筹募到经费1万余元,建了1个纪念厅。

1937年春,经毕业同学张辅忠的介绍,医专接受上海五洲大药房董事会拨助项松茂纪念金两万元(项于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奔走呼号抗日救国,在虹口被日军捕去残害〉,添建“松茂国药研究馆”。同年6月1日为建校纪念日,适新建纪念厅落成,即在该厅召开医专成立25周年及在职15年以上教职员工纪念会,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1925年5月,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酿成五卅大惨案。6月1日,杭州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全市罢课、罢工、罢市及各种集会宣传活动,举行全市大游行以示抗议,并组织杭州市五卅惨案后援会主持其事。英国人梅滕更严厉控制英国教会所办的广济医院、广济医校,不许师生参加爱国活动。6月1日杭市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广济医院门口时,广济学生大为激动,于是暗地开会讨论决定,愿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广济学生之爱国热忱。事为梅滕更所闻,竟于6月3日晨,由教务长苏达立(英人)署名张贴通告,严禁学生参加爱国活动,以违者立即开除相威胁。这更引起了全体学生的愤怒,广济医校医、药、产、护4科学生,当即召开援助上海同胞反抗英、日帝国主义惨杀中国同胞大会,到会的有医、药科81人,产科15人,护士科(男)16人,各科共112人,分别签名,以表示不惜任何牺牲,斗争到底。至4日下午,梅滕更以杀一儆百的手段,开除医科女同学章雪芹,同时监禁产科女同学4人于宿舍,激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各科召开全体会议后,全体学生便冲出校门,前赴杭市学生联合会报告英人虐待和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等情况,请予支援。6月5日上午做礼拜时,梅滕更又公开进行恫吓,当日下午由医科学生俞晓肪又将受压迫详情报告杭市各公团联合会,同时广济4科的学生推出医、药科代表姜卿云、产科代表马秀珍、护士科代表吴镜清再度赴杭各公团联合会控诉校内英人压迫侮辱学生的情况;并坚决表示:全校学生自愿离校,不再与英人共处,并转请政府收回外人教育权等等。当时为解决善后,召开了浙江医专和广济医校两校联席会议(英人除外〉,拟出两项办法:第一、由广济教职员向校方交涉,恢复学生学籍,或由广济同学会筹设新广济;第二、由浙江医专增加班次,容纳被广济开除的学生入学,并由广济原有教员参加执教。结果采取了第二项办法,由浙江医专开设“六六”特班,并聘请刘铭新、朱孝兰、汤书年等原广济教员参加该班执教。刘并兼该班主任。各公团联合会还组织第一委员会,援助和办理广济学生离校善后事直。

6月6日,大雨涝沱,广济同学由俞晓舫、潘履坚等率领,手执打倒英帝国主义旗帜,高唱国歌,列队出校。离校后学生组织自治会,参加爱国运动及办理离校事宜。在这段时间中,同学们团结一致,多次粉碎了梅滕更挑拨离间、引诱回校的卑鄙阴谋。各公园联合会第一委员会并吁请省议会、教育厅,准许广济医、药、护3科学生就读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增设的特别班;对于广济产科离校学生,特设浙江省立产科学校〈至1929年改组为浙在助产学校,继改组为高级医学职业学校)。在医、药、护、产4科学生中有51人情况特殊,其中医科应届毕业生毛培基、韩祖训2人,后经教育厅举行毕业考试及格,获得毕业证书;有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脱离广济而家庭不肯接济经费者;还有原系教会“培植”、而今教会断绝经济接济者七八人,亦经政府每人每年发给学业用费200元,至毕业时为止。至1929年夏季,特班学生均已先后毕业。因反帝运动产生之“六六”特班,遂告结束。为纪念这一反帝斗争历史,医专刀茅巷校舍内,曾建立一座浙江“六六同学纪念碑”。

通过反帝运动的斗争,“六六”特班的成立,梅滕更受到重大的打击,广济医、药、产、护4科医校,从此停止招生,关门大吉。1926年冬,梅滕更眼见中国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十分害怕,乃托词年老,回英国去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到达杭州时,即将广济医院收回自办。后来蒋介石政府权靠帝国主义,英国政府见有机可乘,借口广济是教会财产,又把医院要了回去。至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后,才将该院全部接管,即现在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奋起抗战。8月13日上海抗战发生,旬日之间,杭州市内各医院,均已住满了由上海送来的受伤战士,而后来者无法再行收容。医专及杭州市医师公会等联合要求省政府另设医院专收伤员。为此,省政府设置照料伤员办事处,并成立了3个辅助医院,收容医治伤员。医专担任第二辅助医院,由校长王倍兼该院院长,教务主任余继敏兼副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孙遵行兼医务主任,外科教授姚尔明兼外科主任,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奋起抗战。8月13日上海抗战发生,旬日之间,杭州市内各医院,均已住满了由上海送来的受伤战士,而后来者无法再行收容。医专及杭州市医师公会等联合要求省政府另设医院专收伤员。为此,省政府设置照料伤员办事处,并成立了3个辅助医院,收容医治伤员。医专担任第二辅助医院,由校长王佶兼该院院长,教务主任余继敏兼副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孙遵行兼医务主任,外科教授姚尔明兼外科主任,其他医药人员由医专临床科医师及护士兼任。医药科及护士科高年级学生也轮流赴院帮助工作,但以收容重伤及需要做外科手术者为主。其后来杭伤员达2万余人,省政府共设了19 个辅助医院。省府派委员朱孔阳兼任办事处主任,调第一辅助医院院长孙序裳为该处主任秘书。辅助一院院长改由医专老教授盛在珩担任。同时聘请前教授厉绥之、何志姜、江秉甫,同学陈宗棠等分任各辅助医院院长。其中医药人员,有半数以上为医专毕业同学及教学人员。又调派在校的一部分师生做救护工作〈医专救护队〉,每逢伤员来到杭州火车站或船埠时,立即换药及急救等等。

这时,杭州每日均有空袭警报或空战,医专无法上课。为了避免损失,经校务会议决定,将医科基础医学及药科先移至玉泉寺及灵峰上课,并将重要仪器、部分药品装箱运存该处。医科一、二年级及药科学生也移两寺住宿,医科三、四年级及护士科学生,因担任救护工作及在医院实习,仍居校内上课。11 月12 日晚上,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伤员办事处主任朱孔阳召集各辅助医院院长开紧急会议,要各医院子5 日之内向浙西撤退,地点由各院长当场决定。医专及所属的辅助医院,经决定转移淳安(因该县县长与王佶校长相识)。当时杭州所有的运输工具,均已为军事及行政机关所控制,医专除一辆改装的救护车之外,别无运输工具,全部校产一时实难运出。因此指定药局主任郑宝豫先到桐庐设立转运站,派辅助医院副官到淳安催船来桐庐接运。但时局日益紧张,运输更觉困难,且中途时有伤兵等人拦车,延误时间。因此再派教务主任余继敏去富阳设转运站。附属医院院长孙遵行(道夫)则在杭督促装运,与桐庐联络,日夜由桐庐来船接运。船到富阳时,即以辅助医院的名义(因为装运伤兵医院的船,其他机关不敢拦截)加以控制,接运留杭及在富阳的校产和部分员工的家属到淳安。这样,校院的重要仪器、药品、材料基本上抢运出来事惟部分标本、图书及器具尚无法运出,只得委托愿留杭州的少数员工保管。

到淳安后,一面整理运去的校产,一面通知在杭学生来淳安,准备学期考试。己随校来淳安的学生,则给他们温习功课。医专原想在淳安举行学期考试后复课,惟因日寇向皖南侵犯,局势又形紧张,不得不再作撤退计划。这时有在军医署工作的毕业同学来电,希望学校向西撤退,他们可设法资助。而王佶校长认为省立学校应跟随省府〈抗战时省府一部分在丽水,一部分在永康方岩〉,因此校务会议决定转移缙云,指定余继敏及孙遵行先往布置。两人抵缙云后,得前校长李定的帮助,在城内找到相当的房屋,把学校安置下来后,又在仙都找到一所小学的余屋,可供基础医学及药科之用。又鉴于过去迁移运输困难的经验,将原来包装的仪器分小,以便于挑运,并准备下学期开学。不料王佶校长突然通知员工即日准备迁移临海(王的家乡)。许多教学人员认为临海不如缙云安全,离省政府又远,万一被敌人隔断,尤为危险。因此随校到缙云的外科主任姚尔明、内科主任黄问羹、妇产科主任程万育、教务主任兼公共卫生教授余继敏等先后离校他就。

1938年春,医校在临海添聘一部分教学人员,继续开课。同年夏,省卫生处附属助产学校归医专接办,改名为附属高级助产科。

1939年春,临海时遭敌机骚扰,校舍被炸,物资受到部分损失。当敌人逼近临海时,曾暂移乡间避难,至暑假时迁移到天台。英士大学适于这时成立,将医专改组成英士大学医学院,勒令停止招生,逐年结束。这是医专第二次遭受停办。

1941年春,因敌人侵犯宁、绍,天台告警,学校又迁回缙云壶镇。次年,日寇向金华流窜,缙云告急,学校又迁回临海。

1943年,经校内外同学一再坚持的结果,仍改为暂设六年制医学专科学校(取初中毕业生〉。医专第二次复活。

1945年,抗战胜利,医专辗转流徙的生活总算告一段落。于1946 年夏迁回杭州。

抗战胜利后,内迁各学校纷纷回杭。浙江医专原有刀茅巷校舍,在杭州沦陷期间已被日寇夷为平地,一时找不到其他适当房屋,因此迁延了半年多时间,无法复员。1946年春,四年制医科学生发起,要求校方将教育部历年拨补膳食费交出由学生会接管。当时管总务的出纳组长章其恕(王佶之妻舅)不肯交出,激成学生罢课。王佶恐事态扩大,于己不利,始允将部款交学生会管理。王佶本是依靠许绍棣为背景,当医专校长达10余年之久,这时已无法恋栈,乃乘机辞职。1946 年夏,教育厅派陈宗棠继任校长,筹划复员回杭。复经多方联系,暂借西湖玉泉、灵峰等寺宇为临时校舍,先行复课。而省教育厅竟视若无睹,未予关心。适当时有联勤总部第22 后方医院设在法院路小车桥〈即现浙江医科大学址〉,其院长王肇康,系医专医科第二期毕业,见母校复员后困难景况,就主动让出该院部分房屋,并代租邻近楼房数幢,作为医专临时校舍,医专才得正式上课。医专并商得浙江病院院长孙序裳的同意,仍将该院作为学生实习医院。1947年春,始请准教育厅拨款,购得孩儿巷民房两座,加以修缮,设病床100 张,作为附属医院,同时开办门诊。自此教学实习,渐复旧观。在校学生逐渐增至9 班,共计394人。这是复校后解放前的鼎盛时期。

浙江医专自民国元年成立,历时30余年,屡经挫折,断而复续,有过好几次。由于国民党政府日益腐败,一般青年深感谋生不易,而以医为业不失为一条出路,因之报考医专的人数日众。当时各省及上海许多私立医专均已升格为医学院,而全国首创的浙江医专,却始终不为当局所重视,未获升格,深为历届毕业同学及在校师生所不满,迭向省教育厅力争要求升格。1947年暑假,经浙江省府委员会会议通过,呈请教育部核准。不料部长朱家骅以各省医学院都将并入各大学为辞,不准单独成立。浙江医专南京同学会闻而大懑,立即推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力争;经多次折冲,始于1948年得教育部核准改院。

浙江医专升格为学院后,原任校长陈宗棠以改院目的已达,坚请辞职,教育厅改任蒋鹍为院长。这时投考学生日众,规模日大,院内生活亦相当活跃,学生中有不少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1949 年5 月3 日杭州解放,随后人民政府接收该院,由于人民政府对医卫教育予以高度重视,兴建校舍,聘请教师,充实设备,提高教学质量,始有今日规模宏伟之浙江医科大学。

3.医专的教学方法及储备师资

浙江医专成立之初,国内尚无正式高深的医学译本以供教学之需,经全体教授协商研讨,决定采用口授的方式:由教师口授,学生笔记,培养手脚并用的习惯;使所昕印象更为深刻,便于记忆,比多温习一遍较为有效。遇有医药专门名词或学术术语不易领会者,则写于黑板上。以后凡遇有同样专门名词或术语等,不再重写,学生也甚注意。此外解剖等挂图,由学校聘请绘图员随时绘制,颇为逼真。至于尸体解剖,本来很重要:但尸体来源,极不易得。经商得省会警察厅的同意,将执行枪毙的罪犯尸体无久领葬者,拨归医校教学之用;又将浙江病院施医部住院病人死后无家属亲友领葬者,报请司法部门同意,作为尸体解剖的研究, 1929 年,永嘉余子继医师临终时,遗嘱将其尸体作病理解剖,并将其患癌病的胃、肝等内脏,赠送医校病理学教室,供学生实习,制成该校第一个病理标本。1930年台州金体仁医师患肺结核甚重,自写遗嘱,将尸体送医校解剖学教室,供学生解剖实习。此外,如人体骨骼模型,限于经费,由校购置一具外,由学生集体至城外荒坟地,凡棺木腐烂露骨在外者,零星捡拾,拼凑而成,以供学习研究。此为穷学校想的穷办法;结果却比教会所办医校走马看花式的学习,禅益较多。总之,教育方面,在当时还算是勤俭办校的。
浙江医专的教育体制,系采自日本。而日本的医学教学设施,又仿自德国。各科教授,大多留学日本,所习者为德文,医校外国语一课,也采用德文,故后来被人称为德日派。但学生在中学时所学的都是英文,一旦改习德文,开始时颇感不便;因之校方安排德文课时,采用先多后少的办法,打好基础;凡经几年苦学,大多可阅原本书籍。后为便于学生进修,又增设英文及日文选科,任学生选择一课学习。
临床实习时,主讲教授所用的诊断、处方和主要术语,都采用德文或拉丁文。在日本教授上课和实习时,则用日语翻译,重要处仍用德文解释,写于黑板上,以便记忆。故医专毕业生留学德国的特别多,与所习的外国语是大有关系的。
医校图书馆所备参考的书籍刊物,有日文、德文及英文的医学书籍。为了教学需要,择要置备,以供学生课外进修借览。迄至升格为医学院以前,因国内出版的医学书籍渐多,而医学的发明又日新月异,教学课程必须增加;过去的口授教学方法,不但对学生负担过重,并且影响教学质量,乃酌量采用教本或印发讲义。
毕业同学对母校的发展和师资的储备是比较关切的。认为世界医学正在突飞猛进,不能局限于日本医学一端,为了力求深造,倡议留学欧美。于是第一期毕业生中留德者有胡哲挟,留美者有倪章祺和蒋鹏,均在国外进修十年以上。在1921-1926 年一段时期,留德的增至二十多人。医科如程浩、姚善湔、胡赟、吴麟孙、谢祖培、陈宗棠、祝绍煌等;药科则有张辅忠、黄鸣驹、黄鸣龙、连瑞琦、罗霞天、姜达衢、王雪莹等。
医专第二任校长钱崇润,亦于1921年冬辞去校长职务,去德国深造。这是医专留德学生最盛的时期。他们相互交换意见,决定各专一门,力求深造。在后期,留美留日者尤多,先后达数十人。①

①原编者注:
留美者有:程慕颐、姚永政、张祖棻、陈过、李容、徐陬、徐子平、钟道钟等;
留日者有:裘谔臣、孙去病、陈璞、宋梵仙、张赞休、刘崇燕、孙序裳、蒋汇源、黄震陆、汪良济、叶润石、郑药、吴士授、赵授新、方肖杰、陈一德、周邦基、樊际春、王琴、方祝康、韩宗琦、楼彦衡、朱烨、唐叔培、蒋寿鹤、裘启宇、徐承荫、何云辉、蒋彦民、钱祖彝等。

4.新建校舍、附属医院及对卫生事务的措施

5.医专培育的医药界人材

浙江医专在三十七年中培育出一千四百余人,其中学有专长着颇不乏人。兹就所知者略述如下:
倪章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教授多年。
胡哲揆:任东南医学院及上海铁道医学院教授多年。
汤肇虞:任南洋医专、浙江医专、英大院学院及江湾第二军医大学解剖学教授四十余年。
胡定安:任江苏医学院院长十余年。
邵象伊:任江苏医学院教授、院长及山西医学院院长多年。
程浩:任武汉中山大学校务委员、教务主任、浙江医专教授多年,校长半年。
姚善湔:任浙江医专教授八年,英大医学院院长二年,浙江省立医学院教务主任一年。
谢筠寿:任上海助产学校校长十余年,现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做研究工作。
蒋寿鹤:任浙江高级医事职业学校校长,英大医学院教务主任,现任徐州医学院院长。
陈宗棠:任浙江医专校长二年。
黄鸣驹:任浙江医专教授及浙江省立医学院教授多年。

6.对新药事业的贡献

医专药科毕业的同学,三十余年来,为抵制外来药品之倾销,对新药的研究、发明和制造备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扼要叙述如下:
①杭州民生药厂:由浙江医专同学集资创设,于1926 年6月成立。由药科毕业同学周师洛主持。逐步发展,药厂附设一所何同春药房气该厂自制针剂,颇获成功;后又采用国药提炼新药,制成“安嗽精”、“安嗽露”、“矽碳银”、“健美露”、“必治愈”、“培利太命”、“汉防己甲素”,以及制造药用食盐、硫酸镁、碳酸镁、煅制镁、硫酸钠等原料药品;并进而创办玻璃厂、机械厂,生产医疗器械和各种制药机器。
②上海天平药厂:药科毕业生吴梅萍创办,首先制造“胃去病”。其后制造药品及医疗用具多种。
③张辅忠留德六年归国后,任职上海五洲药厂,设计全套制造甘油及肥皂以化工学改进方法,获得成功。在抗战期间,创制新药多种。
④沈成权(仲谋)1921年在上海五洲固本皂药厂任皂部主任。该厂前身为德商固本肥皂厂,后由五洲药房收购改建。所制固本肥皂,副产品甘油较纯,后任上海培福药厂药师兼厂长,该厂以制片剂著名。
⑤张天放、张坚忍:在上海创办海普药厂,以制针剂著名,专制当时普遍应用各种针剂数十种。
⑥黄鸣驹:在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陆军制剂研究所,并任所长多年。
⑦连瑞琦:在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陆军卫生用具制造厂,任厂长数年。
⑧周梦白、吴冠民: 主持上海中法药厂多年,创制品种颇多。
⑨郑训: 培福药厂创办人,以制片剂为主,颇负时誉。
⑩张剑青、邹剑雄:主持中英药厂多年,出品颇多。

7.对研究方面的贡献

医专同学在研究方面,亦颇布成就,有的有许多著述。扼要介绍如下:
倪章祺:在上海雷民德医学研究院生理学组报告中,有(一)驴皮胶之化学成分及其对于与氟代谢之影响。(二)氟对于生物之毒作用等等。
程慕颐:毕生研究微生物学,在病理检查工作方面,贡献颇多。
姚永政:毕生研究寄生病学,曾往西南云贵及边区调查,对于危害民族健康和生命的瘁气,首先证实为恶性疤疾。
黄鸣驹:从事于毒物分析化学教学工作,著作很多,颇受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
黄鸣龙:对医药研究上贡献很多,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多有著作发表。1964 年代表我国参加了北京科学讨论会。

8.医疗及教学工作的贡献

医校医、药两科毕业的人数,到现在为止,已有两千人以上。分布在全国卫生、医疗、教育、研究各部门。仅就杭州地区担任比较重要工作者,例如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陈过:杭州市第一医院院长李容;第二医院副院长黄裕光;第三医院副院长赵幼莘;第四医院副院长俞元方:传染病院院长骆龙江;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楼福庆等。至于各医院担任主任医师者更多。

(原稿较长,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徐承荫,余继敏同志来函: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简史”一文叙述颇为详尽,但尚有谬误之处。特更正如下:
①关于学校派系斗争:文中谈到“如同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即有早稻田与千叶之分,互相争权……”。按日本早稻田并无医科,母校也无早稻田留学过来任职的人。校中虽先后曾有千叶,大阪、京都、东京帝大等校留学的教师,但没有听说有派别之争,显系错误。
②关于医疗及教学工作的贡献:文中谈到“杭市第三医院副院长赵幼莘”。赵系南通医科毕业,非医专校友。
③对新药事业的贡献:上海天平药厂创办人“吴梅萍”系“吴海萍”之误。
④关于留德、留美。留日校友:留德校友姜达衢、王雪莹分别在1928及1931年毕业,故留德并非在1921—1925年一段时期。留美校友“钟道钟”为“钟道鎚”之误。留日校友并无楼彦衡,楼未去过日本。
⑤关于1921—1948年主要教师方面:文中列举教师中,有仅任职半年者,如:马叙伦(国文)、郑太朴(德文)、程浩(校长)、黄希明(生化)、黄公达(内科)等。而任教多年者有:钱崇润(内科十三年)、何积烺(外科九年)、毛汶泉(教员十三年)、周军声(教员十三年)、黄问羹(内科)、章志青(生理)、林公际(卫生化学)、郑万育(妇产科)等。
其中有人名刊误者:宋建(宋健)、赵燏黄(赵谲黄)。
医专主要教师中,1912—1948年尚有何志薑、黄问羹、林公际、章志青、徐承荫等人,应予增列。另外,书中人名有几处错误:第38页,方祝康(康误为唐)、汤书年(书年误为兆丰)、孙遵行(遵误为道);第38页及39页於达望(於误为于)。并请一并更正。

之江大学 张文昌

张文昌

一、之大前身崇信义塾与育英书院

之江大学的前身是宁波崇信义塾,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创办的,当时的崇信义塾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程度。1867年(同治六年〉,崇信义塾从宁波迁到杭州,先在皮市巷,后在大塔儿巷,改名为育英书院,分正、预两科,各4年,由美国传教士裘德生任校长,以英文课为主,中文次之,规定圣经为必修课,学生必须做礼拜,对清寒基督教徒的子弟免费,培养学生亲美、崇美思想。开办34年中(1845-1879年),毕业生95%以上是当教牧人员及教会学校、医院职工。1880年起开始注重理科,搞科学实验,举办通俗科学知识讲演,传授西洋科学知识。从1890年起增设英文科,为学生深造作准备。毕业学生的就业也由教会所属部门扩大到从事医药、教育、商业、税务、洋行、邮政等工作,学生人数增加到近百人。1897年育英书院得到美国长老会“差会”同意:可办理大学(“差会”是美国基督教国外传教机构)。

二、由之江学堂到之江大学

由于原来校舍狭小,从1907年起,即在杭州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经过3年规划经营,主要建筑如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电实验室先后落成。该处三面环山,面临钱塘江,又当六和塔西侧,地势开阔,江山如画,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当时美国的南长老会也看中这个地方,从1910年起南长老会与北长老会合作,共组校董会。于1911年2月(清宣统三年〉正式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湾曲处,成“之”字形,故取名之江学堂。后来办之江大学的计划已实现,又改名为之江大学,由美国传教士王令赓任校长,学生增加到140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到校讲话并同全体师生合影留念。1913年,该校的天文气象台落成。同年,校董会同意由毕业生同学会推选代表3人参加校董会,第一次当选参加校董会的校友代表是沈兰田和陈柏园。1914年开始军国民训练,规定军事操为必修课。第二年校董会核准学校临时组织大纲,设立课程、经济、建筑3个常设委员会,这时清寒学生的工读自助发展为50名,除担任校内的清洁卫生、文书缮写、司钟、司灯、绿化环境外,还担任管理图书室、理化实验室,帮助教师批改作业,织毛巾等。这年完成了教职员住舍3幢。

1916年校董会推举司徒雷登的弟弟司徒华林为校长,聘请之大的老毕业生丁恺丰为教务长,增设学生奖学金及免费贷学金。在头龙头与二龙头之间架设木桥(后曾称情人桥〉,又建船坞练习划船。1927年,校刊《之江潮声》出版。并在城里办夜校,举行通俗科学讲演会等。这一年又新建了两幢教职员宿舍,1个礼堂(都克堂),1座蓄水池,宿舍开始使用电灯,运动场也落成了,华东教会大学(金陵、东吴、圣约翰、沪江和之江)的联合运动会、英语辩论会就是在之大举行的。1919年司徒华林赴美添聘教师,征募捐款,并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获准后施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对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

五四运动时,之大师生纷纷投入反帝爱国斗争,他们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与一师等校师生一起参加示威游行,但高呼爱国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进城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回校后,都被各记大过1次。1921年,美国西方大学第二次派毕业生来校教英语。1922年,司徒华林辞去校长职务,校董会推举费佩德继任。费赴美募捐期间由王令庚代理。这一年校刊英文版创刊,中外文图书扩增到1万多册,学生开始组织自治会。1923年,实行课外活动学分制,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这一年,学校规定学杂费要1次缴清,迟缴1天罚款5元,有不少家境困难的学生因迟缴都被罚了款。1924年,学校为便于传教成立了闸口公益社,为地方办了些公益事业。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之大师生群情愤慨,当校友陈德征(之大预科毕业生,当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来校动员同学投入斗争时,大家不顾校长王令赓和教务主任吴维德等人的阻挠,冲出校门与杭州大中学校的师生一道参加示威游行。之大师生从闸口走过日本领事馆时,高呼“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游行集会后,之大学生还组织宣传队分赴街头和农村,向城乡人民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这一年,蔡元培先生来杭访问并向全体师生讲了话,临行前,他为之大1926年的年刊题了四个字:“思潮发展”。

1926年,北伐军进抵杭州,之大师生组织了临时红会队,救护伤病员,并腾出都克堂作为临时治疗场所,积极支援北伐战争。美国领事馆命令美籍教职员和眷属全部撤往上海租界,之大附中停办,费校长借口向中国政府立案搁浅,提出辞职,校董会曾推举教育家朱经农任校长,朱因故迟未到任。这时学生减至100人左右,美国“差会”又停发经费,校董会遂决定之大暂时停办。

三、复校后的之江大学

1929年,江、浙一带局势已初告稳定,之大同学会发起复校,得校董会同意,于是年秋复校,仍请朱经农任校长,朱未到职前由毕业同学李培恩代理校长。从此,之大的校务行政由中国人自己主持,但大事仍由美国“差会”决定,它并派代表参加校董会。按当时政府新颁“大学组织条例”,3个学院以上才可以称为大学。这一年校董会曾以之江文理学院名义向教育部申请立案,并按教育部规定,设文、理、商、建筑4个院10个系,宗教课改为哲学课,另增设党义和军训课,开始男女兼收。是年秋,添建东、西膳厅两座,同学会还发起募捐兴建图书馆。次年,朱经农任教育部次长,不兼之大校长,校董会正式推举李培恩为校长,聘孔祥熙为名誉董事长。这一年教育部批准校董会立案,校董会通过了之江大学文理学院组织大纲,设国文、英文、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化学、生物、物理、土木10系,学生增至313人,教职员44人。也在这年之江大学发生了一次抗教事件。原来校方规定学生在星期日上午一律到都克堂做礼拜,不信教的学生不愿去,经多次交涉,校方不仅不同意,反而以不做札拜者开除学籍来恫吓。有一次,礼拜刚开始,一群不信教的学生把坐位上的圣经和赞美诗撕得粉碎,抛向空中,然后一起走出。从此以后,学校不敢强迫不信教的学生做礼拜了。次年,大学部和附属高中分别由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厅核准立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之大师生除外籍教师外,都非常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三省,痛国土之沦亡。在杭州学联的发动下,之大学生积极参加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可是到闸口车站时,站上不敢开车,学生就步行到城站,与浙大、西湖艺专等校同学一道赴南京。整整36个小时,学生们只吃了1顿饭,但大家爱国之心炽烈。回校后,教育厅长张道藩来校讲话,劝学生安心读书,学生对他十分气愤,当场闹了起来,张即仓皇离去。学生集合,先到教育厅找张,张不在,就去他家里,把他家里的东西打得稀烂。因请愿没有结果,遂举行罢课。罢课期间,学生日夜轮流站岗,保护学校和师生安全。学校曾停办半年。

1932年由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明思德任校务主任。这年学生增加到597人,教职员70人,开设课程89门。学校试行导师制,以谋训教合一。图书馆与科学馆先后落成,之大一些建筑的完成,土木工程系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工作认真负责,质量好,速度快。1933年举行复校后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33人。校董会核准,自下年度起,增设数理主系与历史副系,改哲学与生物为副系。同年,校董史量才捐建体育办公室1座。次年又添建教职员住楼5幢,教育部补助土木系材料试验所仪器费8000元,数理系改为副系。教育系因重视乡村教育,在徐村开设夜校;经济系设会计、统计、工商管理、经济理论4组。1935年,由教职员和毕业同学捐建的材料试验所落成,又增修打靶场1个。已故校董史量才家属捐赠经济学馆一座,教育部发给水力实验仪器补助费6000元。1936年,教育部津贴土木系办讲座及设备费8000元,附属高中募捐宿舍建筑费25000元,增修了女生膳厅、疗养院、乒乓球室。是年,大学部学生为534人,中学部180人,共714人,其中女生99人。大学部和中学部教职员共76人。这时是之江大学的鼎盛时期,教师中颇多知名之士,如李笠、夏瞿祥、钟泰、郁达夫、胡继瑗、徐箓、廖慰慈、顾思揖、王震、顾敦鍒、刘平候、黄式金、李培囿、蒋礼鸿、王焕镳等。

四、八年颠沛流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接着发生八一三事件,不久,上海沦陷,杭州局势吃紧,日本侵略者经常派飞机轰炸钱江大桥和闸口铁路机厂。有一次日机空袭,学生分散到山上躲避,有人把一面美国星条旗平铺在总课堂前的草坪上,想避免日机轰炸,被学生发现,立即将旗子收去。但此后学校当局为了避免日机投弹,就在学校主要建筑物的屋顶画上美国星条旗。这年11月份,日军进逼浙江,杭州告急,之江师生1000多人撤离杭州,先步行到富阳,后改乘木船溯江而上,到安徽屯溪。不久,屯溪又吃紧,不得已这学期提前结束,师生遣散。

1938年,之大与沪江、东吴、圣约翰、金陵女大合作,在上海租界复课,假广学会大楼为教室,并进行院系调整,设文、商、工3个学院,文学院设中文、英文、政治、教育4系,商学院设工商管理、国际贸易、银行、会计4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4系。之大除原有教师外,又增聘林汉达、孙贵定、马叙伦、曹未风等学者为教师,学生470余人,教师60余人。由于教学有方,之大颇得社会各界好评。学校考虑到战时困难,增加免费学额,在教学上,除培养专门基础知识外,还注重职业技能训练,以增加就业机会。教育系的学生常于课余到中小学兼课。1941年夏,学生已增至1000余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全部被日军占领,外籍教师撤走了,本国的教师也不愿留沪当亡国奴,因而校董会宣布之大暂时停办,计划内迁。1942年原计划迁金华,后因金华告急,又改迁福建邵武。该地偏僻多疫,语言不好懂,聘请教师和招收学生都有困难,于是第二年在贵阳设工学院分校,招生百余人。1944年,邵武总校结束。这年冬季,战火燃及黔桂,不久,独山失守,贵阳吃紧,之大又迁到重庆。在校友会的热情帮助下,之大与东吴、沪江大学合作,成立三校联合校政机构。第二年春,工学院在重庆复课。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校欢腾,次年春之大工学院结束,决定东归。由于杭州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破坏惨重,故东迁后高年级学生在上海复课,仅一、二年级学生在杭州本校上课,仍由李培恩任校长。之大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到此结束。

五、百年校庆

1946年冬,之大举行百年校庆,各地校友除在本地开会庆祝外,还推派代表来杭,大家欢聚一堂,盛况空前。校庆期间,校友们发起募捐,为母校添设讲座,充实图书,购买汽车,后因时局关系没有实现。这一年在美国购买的工程仪器以及原华东联大的一部分图书仪器都拨交之大。山东齐鲁大学抗战期间曾借之大部分校舍上课,该校北归时赠给大料车1辆作为纪念。抗战时期之大物质上损失很大,但抗战胜利后之大师资力量却有所加强,如中文系有王驾吾、胡士莹,英文系有余坤珊,工学院有廖慰慈、李恩良、白郁筠、陈嗣虞、仇俭、周正,商学院有胡继瑗、蔡竞平、王公维、虞怀道、朱君毅、胡寄窗、徐宗济、严仁赓等。解放前夕,美籍教师和眷属绝大部分回国,只有文学院代院长兼英文系主任戴克勋和政治系主任罗天利暂时未走,留校观望。这时杭州的大中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轰轰烈烈,之大师生与杭州其他院校师生积极参加全市示威游行。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后,全国各地学生更加义愤填膺,之大学生竟被禁止外出,激起全校学生的强烈反抗。校长李培恩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再呆下去,就出走上海。李去后,学校组成校政委员会,校董会推数学系教授周正为副主任委员代行主任委员职权。

六、欢庆解放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这一天,之大全校师生欢欣鼓舞,举行庆祝晚会,演出精彩节目。

1950年,校董会推选黎照寰为校长,周正为副校长.并成立抗美援朝委员会,很多学生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接着又举行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展览,召开控诉美帝罪行大会。之大从此不接受任何外国经费,割断与美国的联系。这时留在杭州的两个美籍教授戴克勋、罗天利悄然回国。我国政府颁布了接收外资办理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大由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来校接收,黎交出校政后回沪,之大进入一个新的历程。

之江大学是华东地区4个教会大学之一,有100多年历史,在全国高校中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它是美国教会所创办,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但它又在我国传播科学文化知识,造就了不少人才。在之大校友中有许多知名之士,如林汉达、金仲华、朱生豪等。之大的历史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生活情形

*此文写于1947年。

钱均夫

此次浙大校庆,因沪杭车辆旅客拥挤,未能及时购车票来杭参与盛典,深为抱歉。忆3月22日,余往谒陈师仲恕,师适在手写求是书院创办之历史,并谓病后体气未复原,复以年高惮于行役,嘱余代表参加讲述求是历史,兹就其文中所未叙及之学生生活情形及当时之时代背景分别报告之。

第一,林迪臣太守兴学之动机

甲午一役,剌激人心甚深,日本为蕞尔小国,中国向抱轻视态度,自经此役后,朝野有识人士,深知国势日拙,国难严重,欲谋振兴中国非从兴学与储才两方面着手不可。林迪臣来守杭州以后,推行新政,约有三端可举,一为策论试士,二为兴办学堂, 三为派遣留学。盖因鉴于八股束缚文教,影响学子智能发展,故就所掌管之东城讲舍,首先以策论试士。当时原有敷文、紫阳、崇文、诂经精舍及东城讲舍五书院,惟所学均属八股文。并创办蚕学馆,以振兴蚕业。林太守复请当时讲行新政之士绅,筹谋兴办学堂,适普慈禅寺因案被封,遂以此为校舍,成立求是书院。一面并在今树范中学原为浙江省立一中之旧址,设立养正书塾,其设施程度,则仿佛中小学兼而有之;求是书院仿佛中学,日后为大学预科之高等学堂相等,而蚕学馆则仿佛今日之职业学校也。
求是书院、蚕学馆及养正书塾成立以后,林太守尚嫌人才不敷应付,乃以省费选派优秀学生赴上海与日本求学,开各省派遣学生留学风气之先。此辈学生,在当时实为一时之选,而其后影响于国事颇巨。

第二,求是书院设施概况

求是书院初办时,招收已就学之秀才,入学者膳宿费全免,并有三五元之膏火费。学生共30名,戊戌新政时,推广而分设内外两院。招收外院学生,以有志于讲求新学者为合格,一时应试者极为踊跃。变法失败后,退学者甚众,留者不过十之一二,故陈师尝谓此辈不退学者诚为认识国事力求新学之学生。

庚子以后,办学之议又起,适各省有设大学之拟,当局拟将求是书院改为大学堂,壬寅年,名确立,仲恕师已离校,由劳乃宣先生继任,未及一年,又由陶拙存先生继任。学部鉴于大学堂成立以后,学生颇成问题,乃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而将各省初办之大学改为高等学堂。以原任求是书院总理之陆冕侪先生为监督,以后继任者为吴雷川、孙厪才、邵裴子、陈大齐诸先生。

民国元年以后,高等学堂停招新生,在校学生毕业后,遂告停办,直至国民政府成立,始复设大学招生。中间相距15 年,浙江文化因此亦迟缓15年之发展,此种损失,殆难以言语形容者。

第三,教课与教学

当时之课程远无今日之完备。国文、英语、数学为必修课,学生专心于国文者最多,英文教师有时兼授理化、生理卫生。学生无实验,均由教授行之。国文不是由教授直讲,而由学生自行研阅,疑则发问,教师解答,往往有一句钟内教师未发一言者。然学生必须日作札记,每晚呈缴,由教师批改。文课则头班生每逢朔望试作,二班生于朔望与头班生合课外,复于初八日、二十三日加课试作。教授国文者,多为博学之士,如己亥年求是书院聘请宋燕生〈平子,平阳人)先生主讲,养正书塾聘请陈介石先生主讲。宋先生学问德望为海内冠,读书能过目不忘,并谓不独尽阅中国书籍,即大藏经典,亦皆过目。年事虽高,而思想甚新,著有宋平子卑议。学生有
询以既有卑议则必有高议,能假阅否?师谓有之,然斯时尚不许尔辈假阅也。并曾游说李鸿章、张之洞等,欲为国事有所划策,不为所采,退为主讲。某次,见一学生方阅《红楼梦》,问其阅至何处,答云己至某某回,随命其背诵《芙蓉诔》,生不能对,宋先生即自始而终背诵之,一字不乱,并告诫同学曰:“尔辈读书,遇有佳文,须熟记之,则他日行文,方有进境。”又一次,询一生时读《经世文编》,问其每日阅几本,答曰十余篇,师喟然曰:"如此则全书正续两编共有48 册,若干年后,始能阅完,中国书籍,即以全书所载者,浩如烟海,尔辈何时方能读毕。”有某生转问师日必须阅读若干,乃答曰日必三四本,且抽取若干精读之文,而指讲之,一篇不乱,其记忆力之坚强也如此。故宋先生在校未到一年,学生受益甚多,而校风顿变。师所教学,纯为启蒙式教育,非斤斤于占毕者所可比拟也。

第四,学风

董仲舒有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求是学风,窃欲引用斯二语表明之。盖吾国向有立己立人之说,“正其谊”、“明其道”,纯为立己方面着想。而“不谋其利”、“不计其功飞乃为立人方面,应尽一己职责,发扬为人之道,不应沾沾于贪取功利为满足也。回忆往昔在校时,各同学孳孳为学,互以敦品励行相勉,如有以功利之说进者,常自笑之,而不以为意。斯时人人必读之书有4 种,即林太守颁发陶拙存先生所编之《求己录》及《明夷待访录》、《天演论》、曾胡文集等书。盖其意即在激发志气,养成民族意识,进而灌输欧西新思想,以谋自力更生。学生中有曾受曾胡李三公影响者颇不少,如蒋方震同学,其在武汉大公报上所写《日本与日本人》一文中,论及中国抗战必须坚持到底,不可中途妥协一节,则与李鸿章于甲午战败单衔请勿与和、授以全权继续作战之奏议所述者不谋而合,由此亦可知蒋氏受李公影响之深。

辛亥革命中,江北提督之参谋长史寿白,提兵攻取南京,浙江克复时之总司令周赤忱,均为求是学生,彼等于功成之后,相率退职。又如同学王维忱,后为高等学堂教务主任多年,亦曾参加国父孙中山所领导之十大革命战役中之萍乡一役,光复后,乃缄口不言其事,此种光明磊落之态度,只知为人群服务为己任,正与董仲舒立言之一意相吻合,故敢以斯二语表明求是之学风。

第五,求是学生在庚子壬寅二年间之活动情形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廷败绩求和,所订辱国条约,创钜痛深,吾辈学生极为愤慨,乃在校内组织励志社,从事学问修养之功夫。其工作分对内对外二种,大别有二: (一〉举办读书会,规定每周必读完一书,周六晚餐后,向同学讲述,藉以交换知识。
(二)扶助低年级同学求学兴趣之发展。当时校内共分六班,头、二班学生对五六班同学,每周有讲演会及文课竞作。所谓“罪辫文”案,即由此而生,主其课者为史寿臼同学。幸经劳乃宣、陈仲怒、二师之斡旋,消弥于无形,不使康乾年间之文字狱重兴,而史君亦于事前由同学之资助赴日留学。至于励志社在校外之工作约有三种:第一,响应白话报运动。时校内外有志提倡开通民智之士绅,创办杭州白话报,其立论浅近,唤醒民众,打破旧习,同学认为可仿照分送善书例,乃向同学捐款协购分送。第二,并在附近菜馆如太平门外及菜市桥一带地方讲解白话报。凡同学于每星期日有被抽签举往讲解,均须前往,不得辞谢。余亦曾被举往讲述“世界地理与人种”一题,记得曾持地球仪及世界人种图指画说明,昕者莫不惊异有黑人红人之说。第三,改革书塾。先就板儿巷蔡姓私塾,认真教师有新思想.与其立约,改为新民小学,并发给自编教本以代替百家姓与千字文,私塾学生概不收费,教师薪金全由同学集资供给,主其事者为汪曼峰先生。

最近期内,本人阅报见有华盛顿总统诞辰纪念日,驻华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忠告之言云:“中国之敌人为文盲、贫穷、疾病与自私自利四种,首先打倒,方足以资建设。”斯言也,足为吾国现实情形写照。求是同学,曾就此四种敌人之文盲一种,举全力欲扑灭之,而50年来.文盲依然未见减少,其他亦然。而自私自利之风气,恐今犹比昔为甚,诸同学亦必比余更为明白。希腊哲圣苏格拉底斯有言曰:“无知为罪恶之母。”希望诸同学,继余等之后,继续努力,扫除文盲,更继以消灭其他三种敌人。余今日讲述求是故事,仿佛有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之象征,语语不足以动昕,徒费诸同学宝贵之光阴,惟期望于诸同学者,将浙大学风,继求是之后,发扬而光大之。来日方长,任重道远,愿与诸同学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