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浙大

“百年求是”丛书

百年浙大，人文璀璨，名家辈出，创造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形成了独特的求是文化。这是浙江大学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教导后人、激发后学的无可替代的最好例证。“百年求是”丛书采用一书一题的撰述形式，包括《经典浙大》、《名流浙大》、《感怀浙大》、《媒体浙大》、《西迁浙大》、《学术浙大》、《惊鸿浙大》、《诗词浙大》等8种，多层次、多视角介绍浙江大学的历史、现状、传统、特色及其办校、治学、育人等方面的经验和成就，是多年来许多浙大人一直想做而又没能做起来的事。

经典浙大

感怀浙大

媒体浙大

西迁浙大

学术浙大

惊鸿浙大

吴福祯近年来世界治虫问题之进步观
钱天鹤浙省园艺事业之前途
蔡邦华冬天的昆虫界
吴南轩心理卫生运动
廖世承教育与社会问题
蔡堡进化概论及进化上之问题
贝时璋后得性遗传
陈鸿逵光线对于真菌生理上之影响
茅以升钱塘江铁桥与中国建设
马寅初不平等条约不废除我国经济状况无法改善
许元龙死之生物学观
艾温斯英国大学生的生活
都锦生日本考察后之感想及个人事业梗概
梁漱溟中国农村建设
梅光迪爱国主义之今昔
亚历山大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
蔡竞平从公用事业说到民族复兴
海得美国妇女的生活
陶特美国宪法
孙逢吉我国桐油事业之概况及其改进之必要
程耀椿中国之动机燃料问题
胡刚复大学教育
王孚川中国教育之演进
严济慈自然定律与道德
梁庆椿农家会计与中国农业建设
冯言安园艺与中国
李培囿如何使教育发展创造之能力
孟禄世界之重要教育问题
恽荫棠理想中的工科毕业生
周承佑机械工业与国防玻尔原子核
王吉人气候与健康
朱仲翔浙江矿业之发展
赵曾珏中国建设之回顾与前瞻
孔雪雄农业之家族的经营
缪彦威顾亭林先生处国难时之态度
费巩中日经济比较观
叶良辅宜山附近地形之由来
李熙谋青年与建国
郭斌和真善美相互间之关系
张其昀求是精神
郦衡叔唐人书法顾谷宜读书方法
郑晓沧假若我得重做一番大学生
王芸生对日和会问题
庞德关于正义之学说
胡适自由主义与中国
李浩培联合国
沙学浚太平洋战争
王驾吾耶教儒诠
赵紫宸基督教精神与民主潮流
陈遵妫日食漫谈
胡先骕生命之意义
苏步青数学之女皇
谢幼伟罪恶与人生
赵松乔美国之民族问题
后记

诗词浙大

第62章后记

母校已经110岁了。
自从上一世纪结束时开始，中国各高校普遍进入了百年校庆的阶段，随之，也兴起了大学校史的“出版热”，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些出版物中，关于浙江大学校史的着作却不多，即使有其内容也大多比较简略，以致无法与现在浙江大学的地位和名望相符，也与历史上的浙江大学很不相符。其实，以历史上的浙江大学而论，其底蕴是非常丰富和厚实的，而目前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校史撰写），主要是围绕校史的梗概，以及理工科方面的成就、院士级人物的介绍等等，至于详尽的校史展现，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整理，仍几乎是一个空白。
本书是《百年求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执笔者是郭汾阳和应向伟两人，前者主要编写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后者主要编写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因史料的缺乏等原因，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名流人物只能忍痛割爱，俟条件成熟后再整理出版。由于时间仓促，学力不逮，书中讹误之处，由我们负责，同时也热诚欢迎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学校有关方面的支持，浙大档案馆提供了部分“名流”的简历材料，吕国昌同志及张水娟、吴信义、祝希茜等同学帮助搜集了有关资料，浙大艺术系梅波同学创作了书中“名流”的肖像，浙江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热情敦促，认真审阅，在此一并表示致意。
编着者
2007年5月

第61章寄情数理　化雨随东风——数学家谷超豪

谷超豪（1926-）
数学家。浙江温州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59年获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数学工作。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齐性黎曼空间、无限维变换拟群、双曲型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规范场理论、调和映照和孤立子理论等方面取得了系统、重要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首次提出了高维、高阶混合型方程的系统理论，在超音速绕流的数学问题、规范场的数学结构、波映照和高维时空的孤立子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用3个9拼成一个最大的数”，这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柏拉图出的一道数学题。无数的数学家、数学爱好者，都没有解答出来。2000多年后，三个9的故事与本文主人公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他就是我国着名数学家谷超豪。那是在他中学的时候，数学老师在课上出了这道2000多年前的问题，谷超豪坚定地给出了答案。
发奋学习，立志为国
在浙江温州市区华盖山麓的高盈里，有一条短而僻静的小巷。1926年5月15日，在这个巷子里的一座老式院落里出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我国着名数学家、核物理学家谷超豪。
因为叔叔因病早逝，父母就把谷超豪交给没有子女的婶母抚养。婶母把这个侄子视若命根，关怀备至，是她的悲惨生活的惟一寄托。婶母悲天悯人的性格对谷超豪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从小善良、纯真、乐于助人。他5岁入私塾读书认字，接受启蒙教育。两年后进入温州瓯江小学。谷超豪在那里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懂得了下雨、打雷等自然现象的成因，成为一个科学的笃信者。当时正值东北三省被日寇占领，祖国面临危亡的时刻，每当老师给同学们讲述近代史上祖国所遭受的耻辱时，谷超豪幼小的心灵上好似扎上了一根根钢针，万分难受，他下决心要为拯救祖国而发奋学习。谷超豪从小性格文静，聪慧过人，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数学、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都学得很好。他平时温文尔雅，不太爱说话，不大喜爱运动。但是，在课堂上，他思想活跃，喜欢独立思考。特别是数学，谷超豪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
小学三年级学除法，谷超豪被除法中的现象迷住了：1被3除，那就是0.3333……一直循环下去，除不尽，但是可以用循环小数表示。这让他觉得，数学里面有非常神奇的东西，你抓不住它但可以想像。到了六年级的时候，算术上的应用问题是很难的，当时有些升学指导一类的书就针对各类问题写出了解题公式，好多同学就背公式，应付考试。但是谷超豪感觉到，数学不应该是背公式，应该动脑子找到更好的方法。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谷超豪进入温州中学。1939年，他父亲、婶婶先后病故。此时日本鬼子对温州的轰炸也变本加厉。谷超豪第一次离家参加抗战宣传队，写壁报、演街头戏。时代把这位娇生惯养的还不到13岁的小孩，投入了抗日的洪流。不久，学校搬到距离温州有一天路程的青田县。那里的生活本来就很艰苦，更何况是战争年代。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谷超豪怀着远大的理想，孜孜不倦地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温州中学后来汇集了不少回乡的大学老师，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尤其是数学和物理，这对谷超豪来说真是如鱼得水。他的语文、社会科学、数理的基础是很全面的，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他不满足于课本知识，看了不少课外书，如刘熏宇着的《数学园地》，其中介绍了微积分和集合论的初步思想，使他初步了解到数学中无限的3个层次：循环小数、微积分、集合论。这引起了他对数学更浓厚的兴趣。
受哥哥谷超英的影响，谷超豪成了温州中学“五月读书会”的活跃成员。
1940年3月，谷超豪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不满14岁。这一年暑假，谷超豪初中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升入高中。当时环境越来越恶劣，日本侵略者的轰炸，青田也不能幸免。在轰炸、贫困、疟疾折磨下，谷超豪的学业仍遥遥领先，引人注目。同时，他还坚持做地下党工作，学校当局对他也有所注意。温州中学至今还保存着他的成绩单，上面记载着突出的各门课程的分数。1943年春节前夕，党支部书记和另一名党员被捕，谷超豪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当年夏天，他从温州中学毕业，结束了中学生活。
学数学闹革命，九年浙大情
1943年秋天，谷超豪考上了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开始了在浙江大学9年的生活。谷超豪晚年回忆在浙大的岁月时这样说：我在浙大九年，正是我国经历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系列变动中，浙大经受重重考验，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在学术上不懈地向着崇高目标前进，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学风一直起着重大作用。总结谷超豪在浙大的九年，他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学习数学，第二是从事地下党工作，闹革命。
当时的浙大数学系，云集了陈建功、苏步青这样国内乃至国际一流的数学大师，其以讨论班为主的培养模式，使数学系发展蒸蒸日上，在同学们中广泛流传着“学数学就到浙大”。在这样一流的数学系学习数学，对谷超豪在数学学习上有非常大的帮助。当时谷超豪在苏步青的门下学习，苏步青对谷超豪的要求非常严格。谷超豪曾回忆这段经历：一门数学研究讨论课，苏步青教授交给学生一篇100页的数学论文，要求先从头到尾抄一遍，认真钻研，然后在课上接受提问，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正是这种严格训练，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他还向着名的前辈数学家陈建功学习复变函数，又选修了物理系的量子力学、相对论和理论物理等课程。谷超豪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学术的研究工作。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研究了三维空间代数曲线的一项性质，将结果写成论文。为慎重起见，他再一次查阅了文献，发现他人已有类似的研究，文章便不发表了。不久，他对陈建功所提出的有关拉普拉斯变换的一个问题做出了解答，成为和陈建功等合作的一篇论文的部分内容，后来在英国伦敦数学会杂志上发表。因谷超豪的成绩优秀，又师从两位国际一流数学大师，被破例允许同时选修两门课程，这些都对谷超豪的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他的数学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浙大的岁月，并不是只有学习。恶劣的环境，使谷超豪开始从事地下党工作、闹革命。在专业学习的同时，谷超豪和同学共同组织了“求是学社”，并担任负责人。他们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书。
1946年暑期，谷超豪和一些同乡同学在故乡温州成立了“大专学生暑假联谊会”，向中学生宣传大学里的学生运动，宣讲时事。当时，一艘外国商船非法驶入瓯江，对这悍然侵犯我国主权的事件，当地政府听之任之，谷超豪和联谊会成员、中学生、温州市民，向外国商船抗议，终于把它驱逐出港。
1947年，浙大学生会改选，谷超豪由于在历次运动中做了不少工作，热心为同学服务，而且功课好，所以在学生中威信很高。竞选期间，学校的壁报上出现了一条醒目标语：“科学＋民主＝谷超豪”。开票时，谷超豪以一千多票的最高票数，当选为学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震动全国的于子三事件中，他始终站在前列。他的成绩和进步思想赢得了师长的信任，他努力争取师长们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谷超豪除了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外，他以进步团体华社、科学时代社等为平台，在校内外进行了大量的活动。1948年，谷超豪大学毕业，苏步青选留他做助教。
谷超豪说：“革命者我要做，科学家我也想做，就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我的研究有两个原则不变，一是围绕国家的总目标，二是围绕学科的发展。”这种爱国报国情怀，是谷超豪在科学道路上不断进取的动力，是支撑他大学生活和人生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浙大求学和任助教期间，谷超豪一面学习实现自己当科学家改变世界的理想，一面从事革命工作救中国，虽然花了很多精力投入到了地下党的革命事业中，但是没有影响到谷超豪的数学学习。1957年，他前往着名的莫斯科大学学习，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写成论文，让他跳过副博士，直接得到莫斯科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这位31岁的中国进修生被认为是继20世纪大数学家艾里·嘉当之后，第一位在无限变换拟群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人，谷超豪的数学之路也越来越辉煌。
数学如诗
在谷超豪眼里，数学是门重要的工具科学：“天文、物理、航空、航天、金融、保险、经济管理，不都很热门？其实它们很需要数学。在门外看，数学似乎很枯燥，但进去了，如层层剥笋、步步探宝那样探求定理，你会体会到攻克难关的喜悦，有时还有出人意料的结果，给人一种‘意外的美感’。”谷超豪与数学的结缘是奉献与兴趣的完美结合。他从飘舞的肥皂泡里看到数学，他从席卷的台风中看到数学，他从数学里找到爱情，他在数学里发现生命的所有诗意和表达的所有语言。
“昨辞匡庐今蓬莱，浪拍船舷夜不眠。曲面全凸形难变，线素双曲群可迁。
晴空灿烂霞掩日，碧海苍茫水映天。人生几何学几何，不学庄生殆无边。”这是1986年谷超豪乘船去舟山讲学途中写的一首诗。数学在许多人眼里是很枯燥的，而在谷超豪心里，数学就像是一首诗。在他的生活里，数学是和诗一样让他喜欢的东西，诗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表达非常复杂的内容，用具体的语言表现深刻的感情和志向，数学也是这样，给人无穷的想像空间。谷超豪喜欢观察台风的动向。因为大气物理学家已经发现，台风中心的运动方向主要是从南往北的，是一个逆时针的反气旋。这样，谷超豪根据风向就可以预测台风中心在哪里。2004年据预报云娜台风，要在浙江和福建之间登陆，晚上到上海。
谷超豪早上看到风是从东北方向来的，但到吃中饭时，他看到朝南的窗子有雨点打进来，表明这时的风已是从东南来，谷超豪用简单的几何计算估计出台风中心已经在上海南偏西方向，正往西走，对上海没有太大威胁了。
胡和生，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数学领域惟一的一位女院士。她和他，一对数学王国里令人羡慕的院士夫妻，是数学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两个数学家的院士夫妻人生是怎样的呢？相互支持，节省时间，共同研究，齐头并进，而不是以牺牲一个人，来成就另外一个人。他们自命以“二保二”的办法，来共同对付共同研究数学，不需要任何一方作牺牲。对于谷超豪追寻的目标，胡和生都很赞成、支持。对胡和生的目标，谷超豪也很赞成支持。旅游、散步、做诗，夫妻两人携手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在生活和学术上相伴相随。他们俩共同努力，创造了各自在数学王国里的辉煌。
40多年来，谷超豪在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这三个被他自己亲昵地称为“金三角”的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谷超豪不仅以他卓着的科研成就饮誉国内外，还悉心培养指导青年，造就了一支教学、科研梯队，1982年培养出了我国自己授予的第一批数学博士。
他亲自指导过的李大潜、陈恕行、洪家兴等人，都已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数学家。谷超豪还担任着大量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他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温州大学校长，第三届、六届和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近年来，他在Minkowski空间的调和映照和极小曲面、孤立子理论等方面，仍继续不断地取得了受到国际上重视的新成果。
“成汽遨太空，积雪踞高峰。一泻掠江海，化雨随东风。”如今，年逾八旬的谷超豪教授仍然奋斗在数学研究的前线，他的目光，凝视着我国日新月异、风光无限的科技前景，他的胸膛，搏动着一颗为国家科研事业不断创新的赤子之心。

第60章 “我的足迹在浙大”——物理学家李政道

李政道（1926-）
物理学家。美国国籍。原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1944-1946年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8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0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4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作为重要的划时代贡献，发现了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与杨振宁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弱相互作用研究领域还做出了二分量中微子理论、弱相互作用的普适性、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K介子衰变中的CP破坏等重要研究成果；在统计力学方面，和杨振宁、黄克孙合作对多体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70-80年代，创立了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提出了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KLN定量”以及“反常核态”概念等。
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周恩来总理曾用四字评论说：“李（政道）精于学”。1957年，31岁的李政道和杨振宁博士一道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成为了世界上获诺贝尔奖年龄最小的两个人。他研究的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以及其一些对称性不守恒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贡献。他在物理学上的杰出贡献为世界所认同。
他先后获得过爱因斯坦科学奖（1957）、法国国立学院布德埃奖章（1969，1977）、伽利略·伽利莱奖章（1979）、意大利共和国最高骑士勋章（1986）、埃·马诺瑞那爱瑞奇科学和平奖（1994）等。
“我正式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
青春岁月的4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的细推物理之乐。浙大和西南联大给了我后来得以细推物理的基础，也给了我后来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短短数语却道出了伟大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与浙大的不解情怀。是什么让这位只有一年浙大学习经历的学者发出如此的感慨？看看他的经历，相信你就能找到答案。
千辛万苦，浙大求学路
1943年7月，赣州联中高三年级52名同学都以优秀成绩毕业了，李政道就是其中的一员。经江西全省高中生会考，李政道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
那时，由于日寇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了杭州，浙大被迫西迁到了贵州的湄潭，因家贫，李政道只好只身跋山涉水前往浙大，从浙江到贵州，万水千山之遥，衣食全无保障，又受恶性流行疾病的困扰，但他硬是咬牙坚持。他时而单独前行，时而和一些爱国的学生相伴徒步前进，有时幸运的话还能够搭上一些“黄鱼车”，但是这种机会是很少有的，而且费用也不允许。学路坎坷，李政道在途中遇到车祸，受重伤，半年多卧床不起。艰苦的求学路没有磨灭他坚定的求学之心，反而造就了他不畏艰险困苦的意志，他一直相信，浙江大学就是他求学的天堂。
当时的浙江大学已经是中国着名的大学，由竺可桢担任校长。竺可桢校长不拘一格任用良才，将浙江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大学，浙大聚集了许多国内一流的学科人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到浙大考察时，把浙江大学赞誉为“东方剑桥”。
浙大的理学院在湄潭，大一同学全部在湄潭东北的永兴分校就读。在湄潭期间，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浙江大学的师生们不畏艰辛，精神乐观。师生们在课余时间吟诗结社、品茶论学，自得其乐。李政道也与同学们一起在艰苦的环境中历练着。没有地方读书，李政道就常常和几个同学一起去一家茶馆，买上一杯茶，一坐就是一整天，在那里看书。茶馆老板也渐渐熟悉了这些大学生，不但没有赶他们，有时还来给他们添茶送水。浙大的老师们也兢兢业业，精心编写讲义，精心备课，在艰苦的条件中，让学生们尽量多地接触到一些世界科学界最前沿的知识。李政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他辉煌的人生。他接触到了量子力学、狄拉克方程、光谱精细结构、中微子实验和理论等，这些知识都为李政道以后的科学研究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生活用品、学习研究的器械都非常匮乏，但是浙大对教学质量始终没有放松，而学生学习也非常刻苦。那个时候学习任务非常紧张，每个星期六上午测验物理，下午测验数学，星期五晚上同学们都开夜车复习功课。由于平时刻苦努力，再加上理解能力突出，李政道对知识的把握能力非常强。但他没有选择放松，而是东来西往，去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因此许多同学都很敬佩他，而老师也非常佩服他的理解能力。有一回，沈宝棣老师问他：“李政道，人家都在复习，你一个人走来走去干什么呀？”李政道笑了笑，回答说：“这里有几个同学，那里有几个同学，都要问题目，所以我就这里讲讲，那里讲讲了。”沈宝棣又问：“你真好！你自己怎么样？你保证明天的数学和物理都考得出吗？”李政道又笑了笑：“我嘛，差不多。”第二天的考试结果是：李政道的数学和物理都是99分。由于李政道的考试成绩总是十分优异，老师就用不着做标准答卷，每次考试后总是在他的试卷上写上“standard（标准的）”，贴在教室里。几个女同学对李政道老是99分感到好奇，问老师为什么没有给李政道100分，老师说：“满分不好。满分了就没有可追求了。”有一次，沈宝棣问李政道：“你知道你为什么老是99分？”李政道谦逊地说：“大概我标点符号错了，或者什么地方写得不够清楚吧。”不难想像，这样的刻苦学习精神必然在学业上有所建树，而且长期养成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也是他日后科研取得重大突破不可或缺的条件。
情深义重，师恩永难忘
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李政道遇到了不少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其中给他影响最大的是王淦昌教授和束星北教授，他们对李政道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李政道对与王淦昌在学业上的讨论切磋至今难忘。
李政道的另外一位恩师就是不大为人所熟知的束星北教授。其实，束星北是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轨道的计算者，还曾经是爱因斯坦的助手。1931年9月，束星北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和先进的科研条件，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束星北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兼任上海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等职。1937年，世界物理界权威、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尼耳斯·玻尔来华讲学，对束星北给予很高评价。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老师以他自身的经历激励着每位在浙大的学子，也深深地影响了李政道以后的人生。束星北的教育才能是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认为，对物理学研究得这样精深且又阐述得如此清楚的人国内难有出其右者。
在接触中，束星北发现李政道是个天才，便格外培养。束星北每隔两周去永兴做一次普通物理辅导，几乎每次都去楚馆物理实验室和李政道进行激烈辩论。
在这样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教授帮助李政道树立了整体物理和对之的认知与自信。李政道原来是工学院的学生，因为束星北觉得李政道在物理学上有特殊的天赋，因而鼓励他转学物理。也正是在束星北的亲自帮助下，李政道转入物理系深入学习物理。从此，李政道的人生改变了。他自己也认为没有束先生的引导，他就不会走上这条路，以后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由于当时局势混乱，1945年李政道去了昆明，后来又转入西南联大。自从和束星北分手后，李政道就再没有机会和恩师相见。1946年李政道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星北失去了联系，但是他时刻没有忘记恩师的教诲与恩情。
几次回国他都希望与老师相见，但是由于国内动乱，几次希望都落了空。
但是他还是积极想方设法去“营救”老师。1972年10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在长时间的谈话中，有一个话题是周总理希望李教授能为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政道提出，应该首先着眼发挥国内优秀人才的作用，并就此提到了“我的老师束星北”。这次归访，李政道理所当然地会要求与束星北晤面。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否见到束星北，并不取决于他们师生两人。按常规，归访者在回国之前就会提出要求探访人员的名单，然后由接待部门摸底、联络，排除不能接待者，然后再根据可安排接待的情况，双方协商访问的具体路线与行程。但最后由于无法解决束李师生见面的合适地点而告吹。就在见到周总理的当晚，李政道已知此行无望见到恩师，怅然而无奈，于是马上用北京饭店的便笺给束老师写了一封短信：“束先生：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廿八年了。对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怅，望先生小心身体。”束星北的通信，多年来都是要先由组织审查的，邮程也就当然要长一些。这一次破例了，李政道的来信，直接到了束星北手中。束星北接到信后，兴奋不已，于20日给他回信。
信中说：“政道同学，看到你们在物理学上的非凡成就而衷心高兴。盼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见到你们一面。”可这封信寄出不久又退了回来，理由是“人已离去，退回原处”。从此，情同手足的师生就一直没能见面，这也就成了李政道心中永远的遗憾。
功成名就，心系母校
从20世纪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增进中外学术交流，引进高科技方面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使得许多院校、团体受益。
浙江作为他人生梦想启航的地方，他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帮助。1998年10月30日，李政道来到浙江大学母校访问。当时的路甬祥校长向李政道教授介绍了浙大发展的情况。李政道教授说，浙大的基础是很不错的，是很可以发展的，浙大有很优势的地位，有悠久的历史，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重要的是人，人要有精神，要有自信心，一个学校主要领先优良的学风，一定要提高学校的水准，要提高青年学者的水平，并欣然题写“水流弯曲向东去，浙江母校建大业”的诗句。
李政道教授在浙大访问期间，同物理系教授进行了诚挚深入的会谈。在李政道教授的积极支持下，决定在浙江大学内建立近代物理研究中心，李政道教授亲任筹委会主任。在“欢迎李政道教授访问母校暨学术报告会”上，学校向李政道教授颁发了名誉教授证书，并给他戴上了“浙江大学”红色校徽。李政道教授高兴地说：“浙大是我的母校，我非常感谢母校给我的光荣。”随后，李政道教授向8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并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李政道教授说：“我在浙大读过书，是在抗战时期，学校西迁到了贵州永兴，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晚上用的是煤油灯。那时条件很差，科学条件非常简陋，但那时浙大出了很多人才。这说明物质是人造的，仪器是人造的，重要的是人，而不是仪器。条件也是人创造的。”他还介绍了一些科学问题，对浙大学生也是他的学弟学妹们提出了自己的希望。最后李政道教授还寄语浙大同学：“你们是中国的将来，中国的将来就是依靠有文化、有志气的青年，这就是你们的世界”。
李政道积极参加母校的各种重大活动。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李政道慷慨为母校题词“百年求是，英才辈出”。
李政道教授关心浙大，为浙大发展献计献策，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如今，浙江大学正在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大步向前，我们相信在李政道教授等着名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下，浙江大学的步伐会迈得更快、更稳。

第59章顶天立地　一生如图——地图学研究的先驱陈述彭

陈述彭（1920-）
地理学、地图学、遥感应用专家。江西萍乡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50年代积极推动我国国家地图集的编制。60年代倡导航空相片系列制图与计算机辅助制图。70年代致力于开拓遥感应用，组织自然资源与城市环境航空遥感实验。80年代负责研制我国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规范，筹建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90年代积极参与地球信息科学和全球变化及数字地球战略研究，着有《地学的探索》、《石坚文存》，合着《遥感地学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导论》。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陈述彭今年已是87岁的高龄了，但仍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声音铿然有力，谈起专业工作更是激情洋溢。想当年，刚读完研究生、年仅29岁的他就割除了右肾，谁也想不到他硬是从死亡的边缘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生命，而且活得如此精彩。
他是我国地图学研究的先驱，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开创了专题制图与遥感系列制图，为促进中国制图的自动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地理地图人才。
他也是我国遥感应用与GIS研究的奠基人，开我国遥感应用的先河——主持腾冲遥感实验，创建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推动中巴资源卫星应用系统的发展和倡导小卫星计划的发展，为遥感教育事业护航。
陈述彭一直认为，他的一生当如一张地图，自己如一张地图上一个小小的坐标。他曾在《地学的探索》一书的自序中写道：“从地球科学的时间与空间尺度来看，一个人的生命活动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与竺可桢的情缘
陈述彭1920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在考大学的时候，正赶上浙江大学内迁，从此和浙江大学结下了深厚的情缘。上大学不久，他从教育系转到了地理系。
当时浙江大学被誉为“东方剑桥”，名家云集，其中地理系就有叶良辅、任美锷、谭其骧、黄秉维等着名教授，他们给学生讲授地球演化的历史、自然演化的过程、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等，为陈述彭后来建立时间与空间互相转换的观念——其实质就是今天的可持续发展观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1941年陈述彭从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就读研究生。
那时，陈述彭有一项特长，就是画地图。他看到浙江大学八个校区在杭州城里非常分散，就设计了一个校舍图，把这八个校区放到了一起。校区间虽然离得比较远，但陈述彭采用透视的办法，远的画小一点，近的画大一点，这样就把八个校区画在了一张地图上。这张图陈述彭当时只是画着玩的。图画好以后，陈述彭便把它挂在了自己所在的助教办公室里。可没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张图，使他得到了竺可桢校长的特殊关照。一天，竺可桢来到助教办公室，一看见这张地图，顿觉得眼前一亮，当即说：“哎呀，这张图给我用一用，我今天正好有个客人来。”于是就第一次向陈述彭借了这张图。过了几天，竺可桢又去借。陈述彭看竺校长都已经借了两三回了，就对他说：“干脆我送给你吧。我另外画一张，你把这个拿去。”后来，竺可桢还拿那张图作学校招生广告册的封面。就这样，陈述彭和竺可桢熟悉了，并成为了朋友。竺可桢很是欣赏陈述彭，且经常在陈述彭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令陈述彭终生难忘。
陈述彭在读书期间，生活比较贫困，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在浙江大学迁到遵义的时候，因为没钱，他就到重庆兼了一份工作，经常往返于遵义与重庆两地，一个来回就要坐两天的汽车。就这样，陈述彭的身体每况愈下，到1949年不得不在遵义割除了右肾。当时，陈述彭的情绪非常低落，他认为自己基本上不能搞地学了，因为搞地学要经常在野外跑，同时担心自己会因为这事在学校呆不下去了。然而，让陈述彭没想到的是，竺可桢来探望他时拿了本德文书（他知道陈述彭是读德文的人）对他说：“陈述彭，你看一看，你看看德国有一位科学家，割了一个肾活到了77岁。”然后又说了很多鼓励陈述彭振作的话。那时陈述彭刚手术不久，竺可桢便又对他说：“那好吧，你摆个桌子，像医院里那样子摆一个凳子在床边，你帮助编一本书好了。”那是一本关于遵义形制的书，就是把遵义的地理、自然、人文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都给编进去。竺可桢校长的鼓励与编书的任务给了处于人生低谷的陈述彭以巨大的鼓励。
用双脚书写地图人生
1950年，陈述彭调到中国科学院，后任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学术秘书兼编辑室主任，积极推动我国国家地图集的编制。
1954年，中华书局印制了陈述彭绘制的《中国地形鸟瞰图集》。这是中国第一本鸟瞰图。这本有20幅图、7色套印的图籍，从站在太空的角度，描绘了东半球，其状如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发回的图像。而我们知道，到1957年的时候苏联才有了卫星，也就是说，这是在有卫星之前东半球的第一本鸟瞰图。
那么，陈述彭是怎么可以把自己当成一只鸟似的站在空中来看地球，并且画出这本图籍的呢？他通过结合当时曾士英绘制的被全世界所公认的中国最好的地图和地面测量技术，充分运用自己的想像，假定自己已经离开地球来俯瞰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比如青藏高原是什么样子、环渤海平原是什么样子、中国的海岸又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样画了好几十幅地图，既有科学性，又非常独特。
可是，这本图籍由于其超前的理念，并不为公众所接受，但是金子总会发光，1998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了陈述彭奥米尔地图科学奖金，表彰其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这是一项晚来了40多年的荣誉。
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还没有遥感卫星，全国自然区划的地理分界线，必须实地勘探。1954年夏天，为了查明这些界线，陈述彭和周延儒、施雅风组成了三人小组，从烟台徒步走到湛江，贯穿了几乎整个南中国。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甚至连汽车的概念都没有，他们就靠两条腿走，雇了一个人挑着他们的行李，而他们自己就一路边走边画。当时政府给了他们一张条子，让他们到了哪个村里就找村长，说明自己的情况，请村里派一顿饭。陈述彭他们就给村民家三角七分钱，村民家里有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虽然那时候村民们的生活都很艰苦，但淳朴的村民都非常愿意把好东西给他们吃，这让陈述彭十分感动。
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走到湘西溆浦地界时却被当地的剿匪部队当成“土匪”给抓了起来。那时湘西正在剿匪，因为那里还有四十多万的土匪。经过野外三四个月徒步跋涉，三人皮肤晒得很黑，胡子也已留得很长，衣服更是褴褛不堪，再加上随身带着地图、罗盘，自然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了。直到向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打电话才知这是一场误会。由此也可看到，当时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工作环境还很不成熟，而陈述彭他们就在这一切都还没得到社会认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
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新中国科学技术规划，这是中国做的第一次规划。中国自然区划和中国自然地图集因其重要性分别被列为01和04号任务。当时年仅36岁的陈述彭参加了这两项里程碑式的工作，并且担任地图研究室的主任。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陈述彭等众多学者硬是凭着两条腿到全国各地实地勘探，黄河、长江、珠江、秦岭、大别山，甚至西风山都穿过了。回顾自己当时的踏勘，陈述彭觉得收获颇丰，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完成了，这本书落实了秦岭-大别山、淮河、南岭、十万大山以及雪峰山这些热带、亚热带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彻底弄明白了“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道理；填补了当时地理学上的一些空白，如划分西南岩溶地貌的类型；最难得的还是解决了许多地学的“不解之谜”，如海岸线升降的区域差异、大河干流受柯氏力影响造成的矶石、羚羊峡的成因等。1978年，这本书还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中国自然区划和中国大地图集两项工作的完成，摸清了我国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的家底，为农业服务，同时也以任务带学科，促进了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的普及化。
一个科学家的不懈追求
197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陈述彭参加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那时候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在墨西哥很不安全，随时面临着被绑票的危险，为此，陈述彭出国前写了三份遗嘱。在墨西哥，他发现国外遥感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他深受震动。
1978年，在云南腾冲，陈述彭主持了中国首次大规模、多学科、综合性的航空遥感实验。这次以亚热带山区开发生态农业与矿产地热资源为重点的遥感实验，取得了“一次实验，多方受益”的效果。他主编的《腾冲航空遥感图籍》成为遥感系列制图的创造性成果。
1979年，陈述彭受命组建中科院应用遥感所。同年他提出推广、应用、准备发射资源卫星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腾冲资源遥感、天津城市环境遥感、四川二滩能源遥感，这三项被后人称为中国遥感事业起步的“三大战役”。
20世纪80年代初，陈述彭倡议开展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1985年，他负责领导和筹建了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走出了一条运用计算机进行地学分析的创新之路。在他的指导下，实验室完成了洪水险情预报、黄河三角洲建设、三北防护林生态、京津唐国土整治、全国城镇体系等多项信息系统研究。
陈述彭把深厚的地学功底和地理制图素养、敏锐的自然观察力同遥感及信息系统的高技术相结合，独树一帜，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学研究体系。他开辟了地学信息机理研究，将区域作为一个多维的信息系统，运用全球定位、遥感监测、自动观测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等综合性的科学手段分析区域信息。
20世纪90年代，陈述彭总揽全局，提出地球信息科学的设想。这是以地球系统，包括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及生物内部及圈层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如今，陈述彭已经是87岁的高龄了，但是他对科学事业依然满怀热忱。
他说：“虽然很多事情不一定能在我的手中实现，但是我觉得我必须为后人努力喊、努力呼吁，为后人开开路。”
他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作为一个科学家，不应奢望当代的荣誉和理解，需要的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要顶天立地，立意创新，勇敢超前，去追求真理。”而这，正是他一生奋斗不止的真实写照。

第58章不老的冰川神话——冰川专家施雅风

“百年求是”丛书

施雅风（1919-）
地理学、冰川学家。江苏海门人。
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44年获浙江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冰川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直接考察并领导编着了有关祁连山、天山、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的冰川考察报告和中国冰川综合性专着，奠定了中国冰川学基础，与合作者将中国冰川划分为极大陆性、亚大陆性和海洋性三类。20世纪80年代和合作者提出了庐山等中国东部中低山地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和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特征以及21世纪亚洲中部气候暖干化，21世纪可能趋于暖湿的预见。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这不仅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钢铁巨龙穿越莽莽雪域高原，对于青、藏两省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各族群众生活，对于增进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边防，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我们感受着青藏铁路给我们带来的便捷与震撼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为青藏铁路建设而奋斗的英雄们。施雅风院士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960年他领导的对青藏铁路冻土考察及研究成果为我国冻土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为青藏公路和铁路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他长期从事冰川学、地貌学以及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是中国现代冰川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冻土和泥石流研究的倡导人。由于他对巴托拉冰川和青藏高原考察研究的贡献，于1982年和1988年两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他将毕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冰川事业，为青藏铁路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把一生的爱都献给了冰川，把爱铭刻在冰川上献给了祖国。
启航浙大，成就冰川人生
施雅风1919年出身于江苏海门的农家，他的哥哥施成熙是家族中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大学生，后来成为南京河海大学教授。施雅风从小聪明可爱，5岁就上学了。他以哥哥为榜样，读书极为刻苦，尤其喜爱地理知识。1934年初中毕业成绩以全班第2名的成绩同时考上了省立南通中学和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最后选择了去离家较近的省立南通中学读书。
他从小喜爱地理，并暗暗立下志向，要当一名地理学家。他一边用功读书，一边积极参加学校“史地研究会”等兴趣组织，写了《战时小国的生存线》等文章，南通市《五山日报》以连载方式发表，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1937年，施雅风如愿考取浙江大学史地系。因抗战爆发，入学后即过上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他刻苦自励，学习用功，不是在教室听课，就是上图书馆自习，至大三结束时已学完大学的学分。在大四一年中，施雅风自带生活用品，坚持每天步行三四十里到野外考察，掌握了遵义市附近地区大量地质地貌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长达6万余字的毕业论文《遵义附近之地形》，受到指导教师叶良辅教授的赞许，论文在着名的《地质评论》杂志上发表。通过毕业论文的撰写，他初步掌握了在大自然中进行科学考察研究的方法，为而后从事冰川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浙江大学求学时期，施雅风不仅亲身体验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更有机会看到了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更有竺可桢校长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像一盏雾海夜航的明灯，启迪师生们追求真理，不光是做学问，还要端正政治思想态度，做任何事情，要不怕困难，不畏险阻，要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浙大的学习期间，他还有幸结识了早在193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吕东明。在多次交往及一同参加野外调查的工作中，施雅风受到吕东明的许多革命思想的熏陶。同时，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逐步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并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施雅风晚年动情地告诉身边的人说：“在浙江大学学习的那几年，我在多方面受到了教育和启迪，应该说是培养我成长的黄金时期。”1944年施雅风在浙大史地系获硕士学位，进入中国地理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参与成都平原的土地利用、三峡工程水库区的地貌和经济等野外调查。施雅风的冰川人生就从浙大顺利启航了。
难舍半个世纪冰川情
施雅风院士的家就在南京古城墙边一栋普通公寓楼里。每当他与夫人沈健并肩漫步玄武湖畔，驻足眺望青翠的紫金山脉，神思就会飞向遥远的冰山大川。他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希夏邦马峰的彩色大照片，不仅铭刻着他攀登6200多米海拔高度的足迹，而且也是这位科学家的家庭与冰川紧密相连的象征。
1949年，施雅风参与创办《地理知识》杂志，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务秘书。1953年，施雅风调往北京，参与《中国自然区划》研究任务中之中国地貌区划部分的编写工作，并兼任新建的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1957年6月，施雅风和两位年轻同事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准备穿过茫茫戈壁，并翻越祁连山西段而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经过寸草不长的戈壁荒漠，深感祖国幅员广阔，地貌丰富多彩，但严重缺水制约着大西北的经济发展，心中不禁产生一种必须改变现状的强烈责任感。进入山区后，经过两天的跋涉，他们来到党河旁宿营时，眼前展现了马厂雪山的奇景：一片洁白晶莹的冰川，镶嵌在5000多米的山坡上。次日一早，施雅风一行4人，骑着马和骆驼向马厂雪山进发，走了整整一天，才到了山脚下，住进了牧民的蒙古包。第二天一早，他们沿着冰川融水溪谷徒步攀登。随着高度的增加，空气变得稀薄，气喘也加剧起来，直到下午5时，才到达近海拔5000米高的冰川，做完考察记录工作，回到山下的蒙古包时已经午夜12点了。第一次与冰川面对面，施雅风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他躺在蒙古包里，脑海里翻腾着一个问题：“祁连山有那么好的冰川水源，西北却有大片大片的干旱荒漠，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西北干旱，缺水，水、水，无价之宝的水！应该把冰川水很好地利用起来。”一整夜，施雅风就思考着这样一问题。从此，他爱上了冰川，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不变！
从第一次与冰川面对面算起，施雅风院士与冰川“结交”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1958年，中国科学院要求考察队查明祁连山的冰雪分布，为此在施雅风主持下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施雅风担任考察队副队长。施雅风等怀着“开发高山冰雪，改变西北干旱”的豪情，带领100余人向祁连山进发。7月1日，队员们穿着长筒胶鞋，手持登山冰镐，经过艰难跋涉，奋勇地登上4950米的黑大板山北坡一条冰斗的山谷冰川作了详细考察。中国首次冰川考察初战告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研条件极为艰苦。没有登山靴，施雅风就穿高帮套鞋；没有轻便的羽绒服，就穿粗布老棉袄；没有精密仪器，就用手摇钻和罗盘；没有完整的地形图，就靠自己观察和航片判读。在施雅风带领下，考察队分为6个小分队，对祁连山东起冷龙岭，西至柴达木北山，包括10个冰川区、2个冰川群、125个冰川组、941条大小冰川，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最后在施雅风主持下写出了长达436万字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冰川考察报告。
此后，施雅风又主持组织了对天山山系的冰川考察研究，1964年考察了希夏邦马峰；3年后施雅风等又组织对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科学考察；1974年和1975年，年过半百的施雅风又率队考察了巴基斯坦境内喀喇昆仑山长59公里的巴托拉大冰川，圆满解决了中巴公路通过这个冰川区的问题。近50年来，施雅风主持和参与多次冰川科学考察，与同事们克服了物质生活条件上的困难，多次排除危及生命的意外险情，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冰川事业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概括我几十年来走过的路，有大苦，也有大乐。我认为，为崇高的事业奋斗献身，吃过苦以后取得的乐，才是真正的享受。”几十年来，施雅风爱冰川、考察冰川，与冰川结下难以割舍的情缘。“让冰川造福人间”是施雅风一生的愿望。
不老的冰川神话
1980年，施雅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先后担任地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副院长兼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1984年，65岁的施雅风退出行政领导岗位。卸任之时，中国科学院委托他主持乌鲁木齐水资源的研究。长期关注西北干旱区水资源问题的施雅风欣然从命，率队到乌鲁木齐河地区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在他主持下，提出了适应城市发展、预见环境变化的开源引水和节约用水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988年，由施雅风主编的《中国冰川概论》出版。这部43万字的专着是一部总结中国冰川学的阶段性着作，凝聚着施雅风大半生的心血，因此也获得科学院自然科学奖。1988年，近七旬高龄的施雅风乘飞机环绕半个地球，经南美洲的智利飞抵南极大陆，到达建在乔治王岛上的中国长城科学站。如此高龄的科学家踏上南极地区是极其不易的。15天南极冰川考察，施雅风始终保持旺盛精力和敏锐思维。回国后，他着述了《南极洲：国际上科学竞技场》一文，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忙碌、奉献、爱国，依然是施雅风院士晚年生活的主旋律。他主持《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项目，提出本世纪西北气候暖干化和水资源减少的推断，系统总结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特征，作为未来气候变暖前景相似的借鉴，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1999年自然科学一等奖。他还主持全球变化与中国自然灾害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课题，针对长江中游洪水灾害这一影响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心腹之患”，他提出开展“长江流域全球变化与洪水灾害研究”的学科前沿课题。2005年11月13日至26日，86岁高龄的施雅风院士亲自率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青年科研骨干一行10人，就这一重大课题赴长江中游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和调研，这也是施雅风多年来的愿望。
施雅风院士还十分关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经他亲自选拔和培养的着名科学家有中科院院士李吉均、程国栋和秦大河，工程院院士丁德文，另外还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如北京大学教授崔之久、姚檀栋等。施雅风言传身教，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他在科学领域树起了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在他的身后，群山般屹立着数以百计的中坚力量，有的已两鬓染风霜，而更多的年轻人已加入到这支队伍，继续传递着中国冰川事业的接力棒……

第57章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两弹元勋”程开甲

程开甲（1918-）
理论物理学家。江苏吴江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中作出了开拓性的突出贡献。开创了我国抗核加固技术新领域和定向能高功率微波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在固体物理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提出了普遍的热力学内耗理论，导出了狄拉克方程，提出并发展完善了超导电的双带理论，提出了凝聚态的新的电子理论（TFDC），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着。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64年10月16日，在荒凉、人迹罕至的“死亡之海”罗布泊，惊天动地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无数默默为此而奋斗的人们开始为世人所认识。程开甲，就是其中之一。当年，他受周恩来总理点将，隐姓埋名数十年，投入核武器试验事业，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我国着名理论物理学家和原子核物理学家。
许多人谈核色变，说核是“魔鬼”。那是因为它带给日本广岛和长崎毁灭性的灾难。试想，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也很难说会不会遭此厄运。作为中国第一代铸造共和国“核盾牌”的科学家程开甲，这个跟“魔鬼”打交道的人，用生命和智慧在中国国防科技发展史上书写了不平凡的功绩。
三年留级生　考入二名校
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出生于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家道衰落的商人家庭。程开甲是程家的独苗，给程家带来了希望，但他自己却没有欢乐的童年。
祖父去世后，父亲程侍彤对生意一窍不通，家道衰落。到程开甲7岁时，父亲又去世了。生母地位卑微，在程开甲8岁时离家出走，程开甲成了无人看管的孩子，成天玩耍，小学二年级竟然连着留级两次，读了三年。家人将其转学，熟料却变本加厉，拿了些钱独自到上海疯玩，花得精光，露宿街头，后被家人找回，痛打一顿。从此后，12岁的程开甲在当老师的五姐的耐心指导下，发愤读书，一年后考入离家20多公里的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优秀的中学培养了如着名科学家李政道、陈省身等名人。程开甲在这里度过了整整6年的时光。
读初二的时候，程开甲开始迷上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法拉第、居里夫人、詹天佑等科学家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开启了程开甲心中的智慧之门。少年的程开甲被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感动，幼小的心灵渐渐萌发出长大了也要当一名科学家的理想与信念。
学校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姚广钧，程开甲就在他的班级里。姚老师十分重视对学生数学技能的记忆训练。在姚老师的指导和训练下，程开甲能将圆周率轻松自如地背诵到小数点后60位，乘方表和立方表脱口而出，能牢记学过的每一个数学公式。这些训练对他在日后科研中推导和演算数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慢慢地，程开甲已经懂得了科学上的成功靠的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当时他一门心思盼着日后他能用英文和他所崇拜的科学家们直接对话，于是发愤学习英语，以至于可以将每一篇英文课文全部背诵出来，因此获全校英文背诵比赛第一名。高三时他代表学校参加了浙江省四所中学英文演讲比赛，一举夺魁。
1937年，当年小学留级三年的程开甲，同时接到了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昔日的留级生变成了名校争取的对象，这让许多同龄人羡慕不已。懂事的程开甲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因为录取通知书上清清楚楚地标明了他是公费生，这样，大学4年就不用家里掏学费了。从此，勤奋努力的程开甲在浙大走上了改变一生的物理研究之路。
浙大求学路
年轻的程开甲来到了浙大，这所被人们称为“东方剑桥”，由着名科学家竺可桢任校长的着名学府。能走进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他倍感兴奋和自豪。
浙江大学物理系是浙江大学的一支“王牌军”，在这里他受教于学界第一流的老师，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教授。他们使程开甲接触到了学术领域的前沿课题，为他日后留学和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束星北是程开甲力学课的老师，束先生早年在爱丁堡大学留学，攻读理论物理，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他教理论物理和相对论课的时候，常常是不拿课本，不带讲义，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事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所学的概念和原理。有一次，束星北给学生们出了道问题：太阳吸引月亮的力比地球吸引月亮的力要大得多，可为什么月亮却跟着地球跑？大多数同学不知所解，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老师的考题。只有两位同学得了满分，其中一位就是程开甲。他用牛顿的力学原理回答了这个问题，束星北从此对他刮目相看。在不断的观察中，束星北认准了程开甲这个学生日后一定会有所作为，于是特意给他开“小灶”特别栽培。师生俩经常在教室里研讨问题，同学们戏称这种面对面的教学模式是“真心的相对论”。在教与学中，他们师生情谊日益加深。
程开甲读大学时期，正遇战乱。战乱中浙江大学开始西迁，先后辗转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这些经历让程开甲真切地体会到：中华之大，竟然没有一个安放课桌的地方。
1939年2月5日，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向一直在搬迁中的浙江大学校舍投下118枚炸弹，炸毁了许多教室和宿舍。狂轰滥炸后，所有的学习用具都化为灰烬。面对一片狼藉的校园，程开甲不禁流下了悲愤的眼泪。他郑重其事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两行文字：“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的药方：科学救国。”
后来，浙江大学又迁到贵州遵义和湄潭，在学校动荡迁徙期间，程开甲结识了王淦昌教授。这位27岁就在德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娃娃教授”的老师，给程开甲带来了新的方向。“娃娃教授”知识渊博，讲起课来生动活泼。程开甲从他那里学到了科学研究的两条诀窍：一是紧跟前沿；二是抓住问题，握住不放。
1941年，程开甲毕业后留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他边工作边坚持学习研究，并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受束星北相对论的启发，完成《用等价原理计算水星近日点移动》论文。他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基础上用正则运动方程导出物理学权威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完成“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这一成果由狄拉克推荐发表于剑桥大学的《剑桥哲学杂志》。
李约瑟对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年轻人印象特深，在他的积极推荐下，1945年程开甲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于是，程开甲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也有机会接触到最前沿的物理研究领域和向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学习。
1946年8月，程开甲远渡重洋，来到英国，成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数学物理系M·B orn（中文译为玻恩）教授的研究生。玻恩为将程开甲带入物理学领域，常带他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鼓励他去结识许多大物理学家和科学巨匠，和他们探讨问题，确立研究领域。并开始了对超导的研究，程开甲先后在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关于超导的论文，年轻的程开甲一下子在超导理论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玻恩教授十分欣赏他的才能，劝他把夫人孩子都接到英国来，在这里安心做学问。程开甲说：“玻恩教授，我的祖国有希望了，我要回去建设新中国。”
中国“核司令”　铸造共和国“核盾牌”
1950年8月，程开甲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直奔母校浙江大学，马上被安排在物理系任教授。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程开甲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在物理方面有许多研究成果、事业如日中天的程开甲，突然有一天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了，甚至都没有跟他的亲人道别。程开甲究竟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呢？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之后，美、英、法、苏4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子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中国别无选择，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1960年3月，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开始了和其他科学家们一道秘密研制原子弹的艰苦历程。这一去，就是20多年。
西北核试验基地初建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喝苦水，战风寒，打只野兔会顿餐。不仅粮食吃不饱，戈壁滩上水也珍贵。有时水紧张，几天不洗脸。作为核试验研究所副所长的程开甲，废寝忘食地工作，他的时间表上没有节假日。
只要见过程开甲的人，都知道他的认真是出了名的。程开甲常说：“科学实验就得讲严谨，没有严谨就没有成功。”第一次核试验前，从原子弹爆心向各个测试点铺设电缆，程开甲提出向所有的电缆沟里垫细沙，工程量不小。有人反对说没有必要这样做。程开甲一板一眼地说：“不这样就是不行！”还有一次，他设计的测试方法遭到多人的反对，包括当时基地一位副司令员。有人劝程开甲：“人家是副司令员，是基地领导，你不要和他争了，出了问题他负责。”程开甲严肃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他讲不讲科学，这些数据是在实践中计算出来的，是科学的。要保证安全，就得按数据要求办，我要对核试验的安全负责，我要对周总理负责。”最后程开甲的意见还是得到了执行。
他遵照周总理提出的要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做到“保响、保测量、保安全、保取样”，坚持“一切通过实践”，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圆满地完成第一次核试验任务，让蘑菇云在罗布泊上空升起，并拿到了全部测试数据。程开甲在技术上领导创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带出了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和技术队伍，是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程开甲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为开创我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他在20多年中主持决策、直接从事核试验及测试的全局技术工作和研究，解决了许多具体的关键技术问题，使核试验成为原子弹的设计、改进和武器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设计的我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确保了首次核试验任务的圆满完成。他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包括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平洞、竖井和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几十次试验。他创立了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理论和效应研究，主持、参与和指导了对核爆炸效应的全面总结性成果，为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我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他是“核司令”。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江泽民主席亲自为程开甲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0年春天，程开甲又回到大西北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他对年轻的同志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两弹一星’
事业颁发了功勋奖章，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没有集体的智慧和大家辛勤劳动，没有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们事业的辉煌，没有研究所的今天。我希望年轻的同志们创新、拼搏、做奉献！”雷鸣般的掌声中，程开甲仿佛又焕发了青春。
当有人问起他的甘苦，程开甲感慨地说：“如果当初我不回国，没有到核试验场区，可能个人会有更大的成就，但肯定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把一切都与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他继续在材料科学研究领域中耕耘、创造。
程开甲以严谨的作风、科学的态度带出了一支高水平的队伍，建立起我国自己的系统的核爆炸理论，为核武器的应用和核火力计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历史会永远铭记住他！

第56章严谨求实　卓越追求——我国雷达技术的先驱者张直中

张直中（1917-）
雷达工程专家。浙江海宁人。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1945年至1947年在英国进修。电子工业部第十四部研究所总工程师。1953年月日持试制中国第一部中程警戒雷达。1957年提出养活地杂波强度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研制成中国第一部微波动目标显示雷达。1961年开展单脉冲体制的研究，并于1964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单脉冲试验雷达，为研制导弹、卫星无线电测量设备奠定了基础。主持色散延时线和脉冲压缩电路的技术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多种雷达。70年代，领导研究单脉冲多卜勒体制。80年代开展多卜勒波束锐化、定点照射、逆合成孔径雷达多项技术的研究。着有《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微波成像术》等着作。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言谈和蔼可亲，笑容慈祥而宽厚，与一般老人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你走近他时，你会发现他平凡外表下的不平凡的精神和功绩。他，就是张直中院士，我国雷达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曾任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电子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电子学会理事长、电子工业部第十四研究所总工程师。
立志报国　献身国防
张直中，1917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的一个书香之家。他父亲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律师，收入较丰，母亲在婚前是小学教师，可谓是小康之家。张直中生长在上海，1924年进入上海尚公小学读书，1930年起在上海私立东吴大学附中和私立光华大学附中读初、高中。在此期间他先后随家人住过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受洋人欺凌的凄惨情景。每次路过龙华公司，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在他稚嫩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中国青年，他感到非常气愤。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受洋人欺压，是因为中国工业落后，国力不强盛，如果中国的工业发达了，国力强盛起来了，洋人们就不致如此歧视中国人了，从而萌发了要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而献身的思想。1936年，他中学毕业考大学时没有遵照他父亲要他报考法律的意愿，而是选择工程技术专业，考入了浙江大学电机系。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和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他在大学学习的第二年，即1937年，爆发了抗日战争，随着学校的内迁，他在辗转跋涉的途中和此后学习的期间里，饱尝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践踏与狂轰滥炸之苦，也激起了日后一定要参加国防建设，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愿望。
1940年大学毕业时，为了能够加入抗日队伍，在无线电行业里贡献自己的专长，他辗转来到了当时属重庆国民政府联勤总部管辖的重庆电信修造厂。
当时这家工厂只搞一些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维修工作。由于旧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作为新兴工业之一的电子工业更是微乎其微。那时，电子元器件大部分从国外进口，工厂实际上只搞些组装的工作，虽然如此，也多多少少为当时的部队提供了一些通信用的收发报机，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作为工程师的张直中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颇受人们的赏识。
1945年2月，张直中作为中国的访问学者到了英国伦敦，在莱赛斯特（Leicester）大学和通信兵学院学习雷达和超高频技术。在英国，他参观考察了警戒雷达、探照灯雷达和炮瞄雷达的设计和它们的技术性能，成为我国接触雷达技术最早的技术人员之一。1946年3月，他再次到了英国E·M·I·（Electrical Musical Industry，电子和电声公司）无线电制造厂学习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制造技术。在英国的两年时间，使他大开了眼界，学到了不少新技术和新知识。当时，他本可在当地谋个职位，但强烈的报国之心促使他放弃了这样的机会。1948年秋至1949年底，他兼任重庆大学副教授，为电信专业四年级学生讲授“无线电原理”和“无线电测量”两门课程。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通信署副署长邀他一起飞台湾，他没有同意。虽然他当时对共产党不太了解，但对国民党的腐败是看得清楚的。他认为，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总有其优点，所以才能得人心；共产党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必然要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这样，他也可以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次选择更坚定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
1951年1月，他被调到南京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开始施展他在英国学到的雷达技术。当时的南京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是全国惟一从事雷达修配的单位。他在这个单位（即后来的机械电子工业部第十四研究所）从修配雷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仿制苏式雷达，再到自行设计和研制为我国尖端产品配套的新型雷达，历经四十余年。他在这四十余年中，埋头苦干，悉心钻研，为把我国的雷达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跟踪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6年初，张直中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并由总理办公室直接领导研究和撰写的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长远（十二年）规划的拟订工作，并参与了拟制其中的中国雷达技术发展长远规划。
成果斐然　功勋卓着
1953年，张直中受命主持仿制苏式П‐3型雷达。当时技术环境很差，没有图纸资料，只有一部缺天线的样机。他负责雷达系统论证及天线馈线设计，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试制成功了第一部国产的中程警戒雷达，从此开始了我国自行设计和生产雷达的历史。
从我国进入自行设计雷达开始，张直中就抱着要跟踪国际上雷达先进水平的信心与决心。他悉心研究国外雷达的新技术、新动向，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采用新体制新技术的实施方案。
1957年，当时任国营七二〇厂副总工程师的张直中，接受了主持研制低空警戒雷达（方案论证）的任务。他认为应采用一种在我国尚属首次涉猎的动目标显示雷达体制，并提出了应先解决减少地杂波强度的两个课题：一是低打地能量的余割平方天线，二是地杂波对消的技术。根据他指出的方向，展开了技术攻关，经过努力取得了成果，终于研制成了我国第一部微波动目标显示雷达。1958年，十四所受命研制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跟踪雷达。作为技术负责人，张直中科学地分析了国外雷达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国内电子工业的技术基础，并于1964年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部四馈源和差单脉冲试验雷达，它证明了在同样的条件下，单脉冲测角精度确实显着优于圆锥扫描。这个高技术成果还为十四所以后研制“导弹、卫星无线电测控系统”中的单脉冲精密测量雷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0年代，在讨论贯彻毛主席关于“有矛必有盾”的战略防御思想体系时，张直中提出我国的战略预警系统应该采用国际上新发展起来的先进的相控阵预警雷达，认为我国已具有自行研制新型的相控阵雷达的可能性。他的这项方向性的技术建议被十四所领导采纳，并进行了天线振子单元、数字式移相器、功率分配器、信号处理和数据处理等的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以及32个单元的接收相控阵天线的扫描实验，为实战型相控阵雷达的研制打下了基础。
由张直中主持前期方向性研究的110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和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可探测外空目标，对我国发射中程和远程导弹、人造卫星、同步卫星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它们的研制成功，缩短了我国在雷达技术研究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受到国际上的关注。1979年和1983年，以我国自行研制的110超远程跟踪雷达和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为主的探测设备，准确地跟踪了美国“天空实验”和苏联1402号核动力卫星，为我国准确地预报上述两颗失控卫星坠落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了数据，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80年4月，张直中率领我国雷达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雷达会议。这是我国首次派代表团参加的雷达会议。当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容地作题为“中国雷达技术研究发展概况”的报告时，引起了与会人士的很大兴趣。许多国际上驰名的雷达专家都认为中国当时已掌握的雷达技术比他们预料的要高深，纷纷表示愿和中国同行进行技术交流。张直中，不仅打开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雷达技术交流的窗口，还让国际上的雷达专家对中国同行刮目相看。1983年，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会鉴于张直中在发展雷达技术上的卓着成绩，依票选结果授予其为学会会士称号，1988年又授予荣誉会员称号。1993年，中国雷达学会设立最高奖——申仲义奖，张直中成为首位获奖者。
张老在其坎坷的人生道路中，克服政治上的、科研上的重重难关，他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和谦逊做人的优秀品格成为我们新一代科技人的榜样。
人虽迟暮　余热生辉
1988年，张直中已71岁，但他雄心不减，又开展了对成像雷达的研究，选择了逆合成孔雷达（ISAR）这一难度极大但性能优良的课题。这是国家高科技“863计划”任务之一。张直中指导两位博士生着重进行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如何对快速运动的复杂目标进行运动补偿；另一个是经运动补偿后如何获得目标的高分辨力的二维图像。到1990年上半年，在理论分析、计算机模拟和转台成像实验等方面均已取得初步成果。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张直中被选为首批院士之一。
张直中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他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勤于探索，热心培养新生力量，在学术上从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密切注视国外高新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时掌握国际上雷达新技术发展的动向，用自己的努力使我国在雷达技术上跟踪并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他在发展我国的动目标显示雷达、单脉冲精密跟踪雷达、相控阵预警雷达等方面是工程倡导人；在发展我国的脉冲压缩雷达技术，脉冲多卜勒雷达技术、微波成像雷达技术方面是学术带头人。他为发展我国雷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严谨求实，卓越追求”是张直中在他六十多年中从事科学工作的体会，而“活到老，学到老”则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生活中的张老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主动将国家发给他的各类津贴全部用来资助北京、西北地区及苏北老区的贫困学生，他和爱人娄世英女士还向泗洪县梅花中学多次捐款，资助特困学生。无神论的张老也是南京市最早提出志愿捐献遗体的人员之一，最近他还希望将来把自己的角膜无偿捐献出去，移植给病人，不要任何回报。
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对青年一代的拳拳爱心，如高山流水，永润人们的心田，母校更不会忘记他。2006年4月2日，浙大党委副书记王玉芝代表浙江大学专程赴南京参加江苏浙大校友会为张直中老学长九十寿辰举行的隆重庆典活动，带去母校和广大校友的深深祝福，并祝张老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第55章半个世纪的数学缘——数学教育家程民德

程民德（-11917998）
函数论学家。江苏吴县人。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49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博士后研究。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数学与应用数学特别是调和分析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取得多项很有影响的成果。
在多重三角级数惟一性理论、多重傅立叶级数求和与逼近理论方面取得了开创性并有深远影响的成果。中国多元调和分析研究的先驱和学术带头人。对有限华尔希变换作了系统研究，奠定了此变换的理论基础，对运用此变换于图像处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并获得了优秀成果。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97年教师节时，中央电视台在庆祝晚会上安排了一个小节目，旨在反映我国高校教师老、中、青三代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一些情况，节目邀请了毕业于浙江大学的着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程民德，那时他刚从医院办了出院手续，在家休养。节目安排程民德简短回答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教过多少年书。程民德临时默默地计算了一下：在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曾教过三年书，到抗战胜利在老北大教过一年，1950年回国在清华教过两年，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北大，到1997年秋已教过45年，一共执教51年。尽管“51年”并不比“近50年”来得更确切，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究竟教了多少年书并没有细算过。但经过这样粗算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到程民德的毕生事业都集中在教学领域，为中国近代数学事业奉献了一生。
1940年，程民德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2-1943年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助教，1949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博士后研究。自1950年2月起，先后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历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副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等。
程民德主要从事数学与应用数学，专长调和分析、逼近论、图像信息处理等，上世纪40年代在傅立叶级数的西沙洛（Cesaro）求和、强求和、绝对收敛、收敛因子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并在国际上最早研究多重三角级数图形求和惟一性问题，成为中国多元调和分析研究的先驱和学术带头人。上世纪50年代初，在多元函数的非整数次积分、调和逼近等方面取得比较深入的成果。
晚年，又从事沃尔什（Walsh）函数及其在图像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奠定了此变换的理论基础，对运用此变换于图像处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做出了优秀成果。程民德的主要着作有《多重级数球形和的R iesz平均》、《多重Fourier级数的惟一性》、《多元函数的非整数次积分与三角多项式逼近》、《图像识别》（与他人合着）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一
1917年1月24日程民德出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程瞻庐是江南颇有名气的章回小说作家。母亲戴振寰知书识礼，擅长书法，曾任家庭教师。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程民德，自幼便养成了爱读书、勤思考的习惯。
由于家庭的安排，程民德于1932年考入苏州工业学校（前身为苏州工专）纺织科，受当时在苏州中学兼课的数学教师张从之的影响，程民德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程民德对数学的兴趣是在中学时期产生的，而真正开始数学人生却是在浙江大学。在浙江大学学习、任教的日子，是他辉煌数学人生的启航处。提及程民德与数学的缘分，不得不提到当时浙江大学着名的“陈苏学派”的领头羊——陈建功与苏步青，他们对于程民德在数学的学习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程民德是由苏步青教授发现并引进到浙大数学系的。1935年，程民德投考浙江大学电机系，由于数学成绩特别优秀，被当时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苏步青教授转入到数学系本科。
在浙大还有一段小插曲，反映了程民德年轻时候的勇敢与睿智，以及坚定的爱国精神。他为人正直，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与社会责任感。1937年，程民德激于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义愤，在浙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由于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便于一年后退出，返回浙江大学复学，以后随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湄潭。1940年本科毕业后，转为研究生，又随陈建功教授学习三角级数理论。1941年，又由苏步青推荐，在日本《东北帝大数学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傅立叶（Fourier）级数西沙洛求和的论文。1942年研究生毕业，作为一名职业数学家走向社会。数学前辈的悉心指导，为他以后在数学领域的大跨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42年研究生毕业后，在重庆一个电厂工作了一年，1943年被聘回浙江大学数学系任讲师。这时他已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数学论文。对于程民德而言，他在浙大不仅在学习和事业上取得了成绩与宝贵的财富，在爱情上他也在浙大收获了人生的幸福。
二
如果说浙大是程民德数学人生启航的地方，那么北大是他一生中投注了最多精力的地方。他是北大数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面临一个大发展的局面，学生从几十人很快增至上千人，专业由单一的数学专业，增加了力学专业与计算数学专业，但师资缺乏，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教学又面临改革的任务。当时，程民德转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作为教研室与系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从加强基础课教学着手，努力做好各个专业的建设。他自己亲自讲授数学分析大课，在新建的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确定了重视基础训练的优良学风。在教学质量逐步走向稳定的时候，1955年他又会同林建祥、丁石孙等青年教师，及时提出在高等学校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的建议。另外，当时的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是由原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的数学系合并起来的，教师来自不同的单位。程民德与当时的系主任段学复等一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原三校教师的作用，信任青年教师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注意树立团结和睦的风气以及活跃而又严谨的学风，使新建系形成了优良的风尚。这种风尚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来的发展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担任繁忙的行政工作的同时，程民德一直抓紧时间，开展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他除教授基础课之外，先后于1956年、1959年、1962年在北京大学开设调和分析专门化课，自编讲义。张恭庆、陈天权、陈子岐、龙瑞麟、黄少云等都是从这里开始学习调和分析的。他讲课从不看讲稿，有时为了证明一个大定理，可以一口气讲上两个小时。这种深厚的经典分析功力深深地影响了学生。他在继续研究多元调和分析的同时，从1954年开始，和他的学生陈永和合作，在我国开创了多元三角逼近的研究方向。
“文化大革命”开始，程民德受到严重冲击，接踵而来的是长达7年之久的隔离审查。他在江西干校度过了整整两年的劳动生涯。在此期间，他始终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一旦条件允许，他便开始恢复科学研究，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与执着令人感动。1973年，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从研究沃尔什（Walsh）变换及其在图像频带压缩中的应用开始，组织了跨学科的讨论班，从事信息处理的研究。他是我国开展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研究的先驱与倡导者之一。
“四人帮”垮台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北京大学数学系与中国数学界，又面临一个恢复与重新发展的局面。程民德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他积极支持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他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中，巩固并发展了应用数学专业与信息科学专业，签订了许多重大的科研项目的协议。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成立后，程民德担任第一任所长，在所里创立了良好的研究环境与自由讨论的良好风气，培养激励了大批中青年学者。1977年他首先在北京大学恢复了多元调和分析的理论研究。接着，1978年，在他的积极倡议之下，函数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在全国最早恢复了学术活动。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80年成功地协助吴文俊教授组织了由国际着名数学家陈省身倡导的第一届微分方程与微分几何国际学术会议，为中国数学的国际交流树立了高标准的楷模，对提高我国数学研究整体水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他又主持了1984年的分析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一系列有影响力学术会议，为增进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回顾院系调整后在北大任教的那半个世纪，程民德教授感慨万分。他在《半个世纪的回顾》一书中曾说：“粗算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毕生事业都集中在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的确，他在北大几乎花了自己毕生的时间。
他在北大期间致力于科学和教研，在各方面做好表率作用。同时为北大老中青三代人的团结奋进做了中间枢纽的作用。他十分关心青年一代教师的成长，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大数学系增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恭庆、姜伯驹、石青去、郭仲衡，他们的成长都直接得到了程民德的关怀、支持与帮助。
三
程先生晚年还十分关心数学事业的发展，对我国数学事业充满了信心与期望。1990年“第二届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会”在南开大学召开，大家决心通过扎实的工作，实现数学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1995年，程民德与卢嘉锡、苏步青等一起为加大对基础学科建设的扶持而联名上书，争取到相当大数额的“理科基地”建设基金，并于1996年率领国家教委数学家代表团参加在美国伯克利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他还带领北大数学所，配合中国数学会为争取2002年在我国举行世界数学家大会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
程民德一生都献给了数学，献给了数学教育事业。青年时代的程民德，沉静、寡言、不善辞令。在美国留学时参加的一个晚会上，他的导师博赫纳就曾以“寡言的数学家”把他介绍给大家。回国后，是历史的潮流把他推上了行政的领导岗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数学自然划分为南方与北方两个活动中心。程民德青年时代在南方学习与工作，以后又长期在北方任教，在美国留学时又接触了许多国际知名的数学家。这在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工作上的有利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把个人的得失放在第一位，始终以大局为重。他待人宽厚，总为别人设想，严于律己。他意志坚强，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总是要求自己扎扎实实甚至默默无闻地去工作，直至达到目的为止。在学术上，他不保守，总是鼓励年轻人去开创，甚至鼓励年轻人超过自己。这一切，正是他能为中国数学发展作出贡献并获得人们信任、尊敬的原因。
1998年，程民德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同年11月26日，程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在京逝世，享年81岁。斯人已逝，中国的数学家们将不辜负程老的期望继续努力下去，为中国数学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而努力。

第54章驭风云　笃正“大侠”风范——一代气象科学宗师叶笃正

叶笃正（1916-）
气象学家。安徽安庆人。1943年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研究所研究生毕业。
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早期从事大气环流和长波动力学研究，提出了长波的能量频散理论，是对动力气象学的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青藏高原在夏季是个热源的见解，由此开拓了大地形热力作用的研究。1958年与陶诗言等提出了北半球大气环流的季节性突变，引出对此一系列的研究。60年代对大气风场和气压场的适应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自70年代后期起，从事地一气关系并倡导全球变化的研究，使中国这方面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八五”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我国未来（20-50年）生存环境变化趋势预测研究》的首席科学家。
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2006年1月9日上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叶笃正获得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个崇高的荣誉不只是对我个人科学生涯的肯定，更是授予气象科学界这个群体的。”叶笃正院士走到台前，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在媒体的闪光灯前微笑着，平静而泰然。
叶笃正，安徽安庆人，着名气象学家，中国大气物理学创始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开拓者。1916年2月出生于天津，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出任过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委员会主席、中国全球变化委员会主席、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特别委员会委员、国际气象和大气物理委员会委员、国际大地测量地球物理委员会执委，当选过全国人大常委。现为中国科学院顾问、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系中国科学院院士、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气象学会和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
“他的一生，正好印证了中国气象科学从不受重视到长足发展的过程。”东亚区域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主任延晓冬说。
其实早在2004年2月，叶笃正就从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别德里茨基博士手中接过了第48届世界气象组织奖，这是全世界气象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叶笃正成为第一个获得这个气象“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叶笃正的科学贡献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承认，赢得许多荣誉。“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二、三级，最高气温零摄氏度……”听着天气预报播报，谁会想到，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为天气预报系统的建立默默耕耘；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老人对我国气象学、大气科学和气象业务殚精竭虑了数十年。
我是个中国人，我得回去给中国做事1916年2月21日，在天津的一个大户人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叶笃正。这一年刚好是中国第一份气候纪录诞生的年份。
叶家是一个大家族，叶笃正祖父是前清陕西的大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兼军区司令。叶笃正的父亲官至清河道道台，相当于现在的厅长，后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叶笃正家五位兄弟幼年时期正值民国初年，旧学和新学同时存在，叶笃正的父亲认为孩子们应当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兄弟五人后来大都成为学而有成的知名人士。叶笃正于1930年进入南开中学，跳了一级，1935年毕业。叶笃正在南开中学爱国精神的影响下开始了他的爱国人生，在他的人生中，爱国是至上的。
叶笃正对新中国成立前的耻辱记忆犹新。当时他还年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场民族的悲剧降临到中国人民身上。在“华北之大，却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里，叶笃正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那个战火纷飞、民族危亡的年代，叶笃正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定下了远大的目标。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叶笃正，有一天在乒乓球桌前听从了学长钱三强的劝说，他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专业，选择了对国家更为实用的气象学专业。
1945年初，叶笃正被选送去美国留学。他只身一人从重庆乘飞机到印度，又乘船经印度洋和澳大利亚，在海上漂流了一个多月，到达美国。当时，在芝加哥，他无心在风光旖旎的密执安湖泛舟，也无心去高耸入云的希尔顿大楼游览，而是终日投身到紧张的学习之中。
经过勤奋学习，1948年叶笃正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师从世界着名大气物理学家罗士贝，做研究工作。他的勤奋和聪明才智深得师生赞赏，成为以罗士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罗士贝很喜欢这个性格文静的东方青年，很快请他主持了一个研究计划——研究夏威夷的气候。
叶笃正留美学习期间，在欧美多种着名杂志上发表了重要论文10多篇。
他的博士论文《关于大气能量频散传播》受到各国气象学界的重视。在这篇着名论文里，叶笃正对影响天气发展的大槽和大脊的预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这些成果，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沿用，被誉为动力气象学的经典着作之一。
一天，美国气象局派人来找叶笃正，提出愿以优厚的待遇请他到华盛顿工作。不料，叶笃正一口拒绝了这个要求，提出要回中国。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中美两国关系很紧张。因此，叶笃正的多次申请都遭拒绝。尽管如此，他依然归心似箭，四处奔走。
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马士贝等人的帮助下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年已耄耋的叶笃正怎么也忘不了1950年8月27日这一天，“这一天，我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横渡太平洋，回到了祖国。到了罗湖这个地方，直接进来之后就进了中国港口了。大家欢迎，又唱歌，又跳舞。当时我确实是非常感动，感动得我确实是流泪了。我说，Finally，I’m here，I’m home·（终于，我到家了）”。
30年后，叶笃正重返故地访问。一天，一位美国科学家和他闲谈时，又提到了30年前那个曾经使自己困惑不解的问题：“你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很后悔吧？！”“噢，不——不后悔！”叶笃正摇着头说，“当然，如果不回去，我个人的生活会优裕得多。可是，谁叫我是个中国人，我得回去给中国做事。”
古稀之年，破解全球气候变化之谜
如今，英美两国气象学家通过系统科学的考察宣布：1976年以来全球气温以平均每10年0．2摄氏度的速度升高，全球正加速变暖，导致这一现象的主因是无序的人类活动。然而，瑞士日内瓦大学地质学院教授埃里克·达沃也提出一个观点，恰好与此对立：是自然界周期性的变化而不是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起主导作用，温室效应不会使地球越来越热。相反，从气象史的大循环看，地球会加速向“冷却”的方向演变。
权威专家对同一现象得出相反的结论，究竟哪个结论更为合理？叶笃正则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不将由人类活动而产生的温室气体等问题考虑在内，我们将无法准确和全面解释全球气候异常变暖这一现象。分析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要进行辩证思维。就地球存在的漫长历程而言，相对于自然界的变化，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较小；但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人类活动确实直接影响了全球气候的变化，这一点在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明显。”
叶笃正说：在地球上，从人类出现至实现工业化前这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没能引起环境的显着变化。相应地，那时人类认识不到也无需过多考虑环境变化，更谈不上研究有关人类活动的问题。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能力增强。这就需要人类在自然环境面前慎之又慎，人类规模化的经济活动需要我们对之作严密的科学计划和审慎的科学论证，因为环境问题一旦形成，往往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通过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以避免环境灾难，与环境协调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这一战略，提出、研究并引导有序的人类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人类活动应该有序”，叶笃正强调，生命支持的环境的恶化体现出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重要性。但人类的认知能力、减轻恶化的能力及改进生命支持的环境的能力也从另一方面彰显其重要性。“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正是基于此。有序人类活动强调合理的目标、大范围、内容的系统性，多层次、义务和志愿结合，并追求最大整体利益。
而今，叶笃正的名字已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这项世界瞩目的国际合作项目联系在一起。20多年前，几个美国气象学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求叶笃正的支持，从此，人类才真正开始了对地球未来命运的关注。这一次合作的成果，被叶笃正认为是自己最大的贡献。
但谁又能知道，叶笃正起初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时压力有多大呢，当时有一个院士说：“什么全球变化，让它去变好了，关我们什么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叶笃正顶着冷嘲热讽搞研究。当时，他已接近古稀之年，因开创国内大气动力学的研究，已是世界上着名的气象学家之一，但这一次，他又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另一领域，成为“全球变化”这个国际研究新领域在中国的开山鼻祖。气候研究原本不是他的本行，但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在他的倡导下，1985年，中国气候研究委员会成立，叶笃正任主席。这是我国气候研究走上良好发展轨道的开端，也几乎是与国际发展同步的。
他提出的全球气候变化、土地利用诱发的全球变化等课题，成为了国际地球圈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研究内容。2003年，他首次提出“有序人类活动”概念。作为一位近90岁高龄的科学家，他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我这么大年纪的人，应该早就老朽了，早就应该退位了，我想要把这事情搞起来，必须要找一群人来做这个事，不能对不起国家。”
大科学家的“大侠”情结
谁又能想到这位气象学泰斗一直是个金庸迷呢？
叶笃正自己的解释是看武侠和工作有关，“一来可以松懈一下脑子，二来也受启发，我特别欣赏武侠小说里头的某些侠客，比如，你以为他已经死了，却忽然一下子又出来了，真是绝处逢生。做科研工作也常常如此，想了半天，觉得不行了，不行了，却又柳暗花明，冒出灵感的火花。”
他的学生却认为，这是因为老师一直有大侠情结，在心里常会有普救天下众生、为国为民的情怀，当科学家，每天钻在实验室，很少跟社会打交道，武侠小说正好给了老师一个释放的出口。
在生活中的叶笃正也很有“大侠”风范，虽年过九旬，走路做事依然风风火火。散步时，老伴与他只能各走各的，“他走得快，我走得慢，没办法。”老伴解释。叶笃正和夫人冯慧当年同在浙江大学就读。
晚年的叶笃正仍然好学不倦。他说，现代各门科学不是截然分开的，我研究的是大气科学，但同时也需要掌握生物学、化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这些领域的最新进展。他认为，要从气候变化的科学内容和可持续发展两个角度来审视气候变化这一国际上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要促进世界高水平的大气和海洋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交换科学思想，以共同寻找解决世界性科学难题的方法，为减缓世界气候变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叶老其实也很感性，他一直保持着儿童般的永不消竭的对事物的敏感和好奇心。”延晓冬说，这也是他在科学上不断创新的动力。叶笃正耄耋之年仍然俯身科技前沿，他认为他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完成大部分计划，人生将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