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名流浙大

竺可桢（1890-1974）
气象学、地理学家。浙江上虞人。
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6年至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创我国气象教育事业，创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组建早期的中国气象观测网，开展物候观测、高空探测及天气预报等工作。在台风、中国季风及大气环流、气候区划、物候、气候变迁等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在中国首先提出季风系统这一概念。首创区域气候研究，提出划分亚热带的指标。确定中国八大气候区，确立了气候区划和自然区别的基本轮廓。主持并参加我国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治沙，黑龙江流域，西部南水北调，云南热带资源等综合考察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为什么是竺可桢？
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凡属成功的例子，毫无例外是脚踏东西两洋、融会中西文明的文化巨子，竺可桢，这位蔡元培和鲁迅的同乡，早年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后考取第二届“庚款”留美生，与胡适等同船赴美。这是他后来能够成为校长的一个资历。在美国，竺可桢和胡适都发愿为振兴国家而学习，在美时竺可桢即参加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这个“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成员后来大多是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领衔人物，而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自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算起，历经300余年，直到20世纪初“中国科学社”的学子们学成回国，通过他们，又结合了政府颁定的新学制，才把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全面地引进到中国的学校里。
终于，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地处江南的浙江因浙江大学屡屡发生学潮而影响到了它的文化地位时，南京的政要以及浙江的名流和乡绅都在苦苦寻找新校长的人选。后来的事实说明，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注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当战前的中国高校除了此前因在时代大潮之下必须面对传统学术已失去抗衡西方文化的功能（所谓“败下阵来”），因之其学习内容已被西方近世产业革命后的“新学”所替代之外，南京政府积数年经济建设和社会重整的努力，高校也在酝酿着新的教育理念的改革。这是竺可桢履职浙江大学的一个背景，而这位曾经有过留学和接触西方社会的阅历、身处当时中国科学共同体之中、且怀抱“科学救国”的理念，随之便在浙江大学开创了崭新的篇章。那是1936年4月25日，正值壮年的竺可桢走马上任了。从46岁至59岁，他为浙江大学贡献了整整13年。
“临危受命”
1936年4月的杭州，春意盎然，但并没有给竺可桢带来多少欣慰和愉悦。
正如他后来的回忆：当时浙江教育界完全是在陈立夫势力笼罩之下，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浙大校长郭任远，统是陈立夫亲信。郭任远在浙大因推行法西斯的教育方式而招致广大师生的不满，大批师生离校而去，使得学校教学几近瘫痪状态。郭任远也被学潮逐走。
南京的蒋介石一直关注着浙江大学事态的发展，他不忍看到自己家乡的最高学府搞得一团糟。于是，在郭任远被逐之后，他和他的幕僚们开始物色新的校长人选，几经考虑，竺可桢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作为乡人和被器重的留洋科学家，竺可桢很快被任命为浙江大学的校长，因为由他来出任浙大校长，地缘、人缘等都一应俱备，他的同乡和挚友陈布雷、蒋梦麟、翁文灏、邵力子等都一再举荐他。此外，虽然竺可桢并不是国民党高层圈子中的人物，但他的连襟是邵元冲、蒋作宾（后来又有陈西滢），而邵、蒋当时都是国民党党内和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有了这层关系，由不得他再三推辞。
但当时竺可桢并不情愿担任这个角色，他还沉浸在气象所的研究工作中（回国后，他相继在武昌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商务印书馆、南开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教或任职）。同时，他也知道，在当时国难深重、内战频仍、学潮不断、学界畛域甚深等情势之下，要领导一所大学，其难度不问可知，郭任远就是前车之鉴，于是，他本能地拒绝了。然而，经不起陈布雷等的一再敦请，特别是浙大一批教师和亲友的殷切期望——为家乡造福、为社会培养栋梁，于是，竺可桢动摇了，他思来想去，最后终于接受了。
大学之魂
竺可桢认为：“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大学的功能也不能只是知识的传授，而必须体现在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揭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至于大学最终应该达到的目标，则是应造就这样的人才：“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显然，要取得这样的效果，一般的学院式的教学是难能企及的，即竺校长所说的：“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所以，他要办的大学，目标显然不仅在“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是旨在推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与理念与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等等，都是相近的，归纳起来即都主张大学应实行通才教育而反对单独的技能训练；注重育人并主张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并把选好德才兼备的教授视为一所大学至关重要的一环；学校内部则提倡民主办校，尤其致力于学校不受外界干预，不受政治势力控制，实行校长与教师、职工分权的“民主管理”体制，等等。但在另一方面，既然要以此宗旨办学，就不免与当局的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的政策相矛盾，于是竺校长到任不久，即特别质询教育部长王世杰：“关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学术自由或法西斯蒂独断行为？”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竺校长果断地摒弃了不合“现时世界形势之正确潮流”、又不符“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的前任校长郭任远的办学方针，换言之，他要闯出一条新路，在办学理念和民主治校方面有所作为。
1936年4月25日，他在就职仪式上对全校教职员工表示：一、办一地的教育，必须知其过去之历史，并明其当前之环境。二、浙江过去历史上充满学术发达的光辉，自来学者尤多重经世，尚气节，能为民族奋斗。至今日环境，则在外患侵侮深入之中，浙江复为国防重心所寄，故本大学所负时代使命甚巨。
三、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故本大学纪律化组织化之校风，必须继续前轨，更求推进。四、关于教务方面，教授当网罗人才；图书设备当力求充实；建筑则以本大学校舍不敷，亦当就经费可能中渐谋扩充。五、因大学费用负担较大，贫寒好学青年，往往失去上进机会。下年度起，拟设置公费生，全部免费；并与浙教厅联络，由中学免费办法，奖掖有为青年进受专门教育。六、力诫学生勿受浮动盲从之恶习，须从学业思想道德体育各方面努力，方可养成将来健全的社会领袖，为国家民族效劳。这六条宗旨就是他的办学思想的具体化，随即他在校内厉行改革，如改变国文系、历史系没有教授的状况，拟聘请马一浮、邵裴子等国学大家；又改变大学分系分科过早的状况，拟让学生在打好学科基础的前提下，提倡跨系选修和辅修，让大学生触类旁通。此外，他更殷殷教诲浙大莘莘学子秉承“求是”的传统，在学风和做人方面承继先贤，“大学最大的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而每位浙大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所应有的作风：（1）不盲从，不附合，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专横；（3）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使学生在理智上健全起来，俾其将来造福社会，即“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此后，竺可桢还成功地采纳“哈佛”的办学模式来塑造浙大，又在办学的精神资源中汲取传统精华嫁接中西，取精用宏。而揆以迹象，竺校长力请马一浮为浙大作校歌就是一个写照。
正是在“求是”校训指引下，通过注重通才教育，尊崇“思想自由”，推动科学研究等办学理念，使浙大很快有了焕然夺目的成就。即使在颠沛流离的西迁（所谓“文军长征”）中居然由一所主要服务于地方的大学变成蜚声中外的名牌大学，而前后十数年之中，原来浙大的文理、工、农的3个学院16个学系，已经翻变为文、理、工、农、法、医、师范7个学院25个学系，此外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它培育的众多杰出人才。
1944年4月至10月，李约瑟先后两次赴贵州遵义湄潭，访问战时流离中的浙大。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浙大师生在偏僻的山村，在经费拮据、设备简陋、交通阻塞、物质匮乏、空袭骚扰、疾病侵身、通货膨胀等困厄之下，却恪守“求是”精神，弦歌不辍，教学科研两不误，并且取得了许多丰硕科研成果的景象。李约瑟后来写到：“在重庆与贵阳之间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它）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为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
那是浙江大学的如歌岁月：校长如暖人的春风，大师如云，学子们则沐浴在春风春雨之中，尽管那还是烽烟万里的岁月。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育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于是，他倾力引进名师和学有所成者，为此不惜在甫到校时就举贤不避“亲”，从他曾经有过颇深基础的“南高”（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带了一批班底，如物理学家胡刚复，史地学家张其昀等，再配合浙大元老的物理学家张绍忠，教育学家郑晓沧，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以及生物学家贝时璋等，组合成浙大的基本学术骨干和干部队伍。
创造条件，让他们安于着述研究和教学。后来苏步青通过种种刻骨铭心的感受，深深感到竺校长是“一位伟大的大学校长”，而且是与蔡元培一样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是一位有心人”，“是一位公而忘私的好校长”。
在竺可桢长校时的浙大，容纳了各派人才，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则是当年这里除了拥有众多中国现代的科学大师和教育家外，又有一些似乎是“过气” 的儒家的殿军和一代儒宗，这一场景会发生在浙江大学这所既是科学殿堂又是中西思想交融场所的学校，堪称是当年罕见的景象。不妨说，“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在这里有一个奇特的调和，即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与中国的传统道术，“科学派”与“学衡派”，居然在这里相安无事，而所有这一切，无疑是竺校长阔大的胸怀所致。当时北大等已经是胡适等新文化派独领风骚的天下，许多“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的学者纷纷南下，且相继从东南大学迁移至浙大，这除了梅光迪、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邵祖平等先后随竺校长而来之外，前“东大”学生的郭斌龢、张其昀、陈训慈等亦相继抵达，加上刘节、钱基博等新聘人员，“学衡派”可谓雄风再起。比如当时的文学院，由郭斌龢持掌中文系，吴宓也多次受聘（未能成行）；外文系呢，由先前曾向胡适等发动的“新文学运动”发难的梅光迪来主持（后为文学院院长）；至于史地系，则有堂堂“浙大二张”（张其昀和“梁启超第二”的张荫麟）大张旗帜，加之“访问学者”钱穆、熊十力等大师，浙大的文科，在最灿烂时，集合了贺昌群、谢幼伟、牟宗三、马一浮、谭其骧、夏承焘、严群、缪钺、向达、孟宪承、陈乐素、黄翼、陈立、孙大雨、费巩、吴定良、萧璋、黎子耀、祝廉先、张志岳、方豪、陈逵、浦薛风、王庸、田德望、李浩培、郑奠、郦承铨、夏定棫、索天章、李絜非、萧璋、邵裴子等众多名家大师，仅仅一个史地研究所，即是群星璀灿，张其昀、谭其骧、顾谷宜、叶良辅、任美锷、刘之远、涂长望、黄秉维、陈述彭等等，更不用说理工农林方面如雷贯耳的诸多名师了——竺可桢、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吴健雄、卢嘉锡、卢鹤绂、谈家桢、贝时璋、罗宗洛、梁希、涂长望、金善宝、蔡邦华、梁守盘、束星北、汪猷等等。
正是在竺校长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在竺校长的人格感召下，浙大才汇聚了众多崇尚科学和民主、追求真理、拥有真才实学、并且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一批学者。
“求是”学子
竺校长一生在思想上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在抗战时浙大的“西迁”途中。
当时他目睹时艰，曾有一番对学生的讲话，他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标准。切记：异日逢有作弊机会是否能涅而不淄、磨而不磷，此乃现代教育试金石也。应该说，这也就是当时的浙大的校风和学风了。对于大学生，竺校长于乱世中有一个标高绝响的体认，在他心目中，所谓大学生“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在每年新生入学时的发问：“诸位为什么来本校？”“诸位出校后将有何作为？”这些提问，言浅意深，因为在他看来，以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以及社会上大学生人数之稀少，有幸成为大学生，则当仁不让要有成为“社会上各业的领袖”的抱负。
竺校长从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4月上任，至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前离校，他总共担任浙大校长13年，期间浙大在校学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余人，算起来直接沐浴于竺校长教育思想、先后成长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则有3500余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成为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先后涌现出了像李政道、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谷超豪、薄冰等一大批杰出的“求是”学子。
还应该值得庆幸的是，竺校长标高绝响的办学宗旨，除了在他身上得到体现之外，还通过导师制等措施以及广大浙大教师教书育人而得到贯彻。如前者，竺校长曾说：“以我个人所晓得实行导师制的，浙江大学要算第一个。”那么，为什么要实行导师制？竺校长回答道：“所谓熏陶人格，这句话还是空的。对于这问题，我可以简单的回答，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
情系浙大
一晃，岁月倥偬，竺可桢也告别了浙江大学。可惜，当年竺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继承。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竺可桢伤感道：浙大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系均将分散。“这在浙大是一个重大损失，回复到了30年前‘工专’的状况”。
机械地学习苏联，不适当地裁撤了许多学科，同时专业设置又过细，等等，这些教育上的弊病后来日益凸现出来，为此竺可桢等原浙大的学者有鉴于此，有所谏言，如要求保留理科、文科等，但却未被采纳。调整后的浙大于是成为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浙大人员也相继离散，如后来科学院的23位院士，就是这时从浙大离开的。
为此当年的，后来还有许多人怀念着竺校长时期的浙大。
缪钺曾回忆说：“夫大学者，本应以培育通才为旨归，使受教者能具有广阔之襟怀，宏通之识解，出而应世，则所见者远而所成就者大。蔡元培之长北京大学，竺可桢之长浙江大学，均本斯义，故人才济济，称盛于一时。……新中国建立之后，教育制度，步趋苏联。在大学中，强调专业，壁垒森严，非但文科与理科不能互相沟通，即文科中之文、史、哲各系，亦限以藩篱，不得逾越，使承学之士徘徊于小径之中，局限于狭隘之域，曩昔大学培育通才之规模荡然无存，此则深可惋惜者矣。”
“我曾在北京大学读书，也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对于这两所大学，我是熟悉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都是大教育家。他们主持大学时，指导思想是按教育规律办教育，大学不是衙门；校长对于教员不是长官对属员，而是以宾友之礼相待，重要校务常与教授商量；在学术上，兼采众长，发扬民主。这些做法，都是行之有效的，对今天来说，似乎也还是可借鉴的。”
苏步青则更加感慨：“竺可桢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此）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
谈家桢则说：“晚清以来，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办理大学教育影响深远、成绩卓着的当推蔡元培先生和竺可桢先生。”
甚至，并不是浙大出身的周培源也曾动情地说：“我们过去（曾）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地学习和继承。……中国既然已经有竺可桢这样成功的教育经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苏联？”
以上前辈们的感慨，在今天已为更多的人所认同，或者还进一步以此为历史资源来建设新的浙大了。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竺校长的最好精神资源了。

汪猷（1910-1997）
化学家。浙江杭州人。1922年至1926年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之一）应用化学科就学。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1937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1984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早期从事十四乙酰藏红素的全合成以及性激素、抗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化学等研究。中国抗生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领导并直接参加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在淀粉化学方面，创制了新型血浆代用品。所建立的石油发酵研究组，当时在国际上居于前列，做出多项成果。参加并参与领导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全合成工作。参加和领导了天花粉蛋白化学结构和应用、模拟酶的研究和青蒿素的生物合成化学研究。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一
汪猷，字君谋，1910年6月7日出生于杭州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汪知非是清末秀才，年轻时深受西方科学技术和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遂弃功名仕途，在浙江从事测量和盐务等工作。汪猷聪颖好学，从小深受父亲影响，喜爱自然科学。
1921年汪猷考入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浙大前身），就读于应用化学系，从此与化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27年考入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1931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由于他历年学习成绩优秀，获得斐托飞学会金钥匙奖的荣誉。毕业后由学校推荐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作研究生后转作研究员，师从我国着名生物化学家吴宪，研究性激素的生物化学。在名师指点下，汪猷的研究才华脱颖而出，发表了4篇论文，深得吴宪的器重。
1935年8月，汪猷作为中国生理学会代表团成员与吴宪等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这是汪猷第一次去国外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他见到了不少仰慕已久的国际生理、生化界大师，如巴甫洛夫和胰岛素发现者班丁（F·G·Banting）等。这使他下决心奋发图强，希望日后跻身于国际着名学者之列。
大会结束后，汪猷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化学研究所，师从着名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维兰德（H·Wieland）。在维兰德及其助手唐纳（E·Dane）的指导下，汪猷从事不饱和胆酸和甾醇的合成研究。找到了甾环内引进共轭双烯的改进方法，合成了胆甾双烯酮和胆甾双烯醇。1937年冬，汪猷获慕尼黑大学最优科学博士学位。1938年秋，他又去海德堡威廉皇家科学院医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客籍研究员。在着名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库恩（R·Kuhn）指导下进行藏红素化学的研究，并合成了十四乙酰藏红素。这是当时分子量最大的有机化合物。在着名学术机构的优良学风的熏陶和名师的严格训练下，汪猷练就了严肃、严谨的学风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这对他以后的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1939年春，汪猷离开德国转赴英国。在伦敦密特瑟克斯医学院考陶尔生化研究所陶慈（E·C·Dodds）的研究室任客籍研究员，从事雌性激素类似物的化学合成研究。当时欧洲战云密布，而我国正遭受日本法西斯铁蹄的蹂躏，怀着振兴祖国科学事业的强烈愿望，汪猷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物质生活，于1939年8月回国，在协和医学院先后任讲师、助理教授等职。除讲课外，他的大部分时间继续在吴宪指导下从事甾族性激素的化学研究，包括孕妇尿中甾三醇葡萄糖苷排泄量的测定和中药当归有效成分及药理作用等研究。
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于1942年1月占领协和医学院，医院研究设备、资料和研究记录、样品全被日本侵略军搜掠一空。教授、医生、学生都被迫离开实验室，离开医学院。
1942年4月，汪猷进入上海丙康药厂，担任厂长和研究室主任。这是一家小药厂，主要生产针剂、止咳润喉糖之类的普通产品。当时上海沦陷，视听闭塞。1944年他通过偶然机会获悉国外发现了一种从霉菌里培养出来的抗生素，激起了他对新学科的研究渴望。他刻苦学习微生物学、发酵等方面的知识，决心在中国开拓抗生素研究的道路。汪猷对霉烂的橘子表面的烂毛发生了兴趣，经过几年的艰苦研究和不断试验，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分离出一种抗菌物质——橘霉素。1947年汪猷的论文《橘霉素》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
国内《大公报》等报纸报道了他成功研制出橘霉素的消息，美国一家通讯社也作了报道。但是汪猷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并未得到药厂厂主的重视，汪猷于1947年8月愤然离开丙康药厂。
1947年9月汪猷借用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两间原病理和尸体解剖实验室，同两位自愿从丙康药厂离职跟随他的助手继续进行橘霉素的研究。当时汪猷本人没有工资和报酬，一家的生活十分艰难，但他甘于清贫，刻苦努力，埋头研究。对橘霉素的化学及其抗菌作用的研究未曾有过中断。
后得到林可胜、冯德培的支持，汪猷被聘为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研究员。这一时期汪猷发表了《抗生素橘霉素》、《双氢橘霉素》、《橘霉素及其衍生物的结构和抗菌活力》等6篇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汪猷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底调入有机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并担任副所长。由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使他能够对橘霉素的结构、合成、生物作用、毒性和药理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成为中国抗生素事业的开拓者。他的这一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三等奖。
20世纪50年代是抗生素研究的鼎盛时期。随着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力开展抗生素的研究。汪猷是这方面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先后主持、参加了一系列抗生素问题的高级会议，为推动我国抗生素的研究和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他还与合作者于1953年开始研究链霉素及金霉素的分离、提纯以及结构和合成化学，发表了相关论文，为新中国抗生素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大大激发了汪猷对振兴祖国科学事业的热情，他的研究生涯进入了黄金时期。20世纪60年代开始，汪猷先后开展了生命基础物质——蛋白质、核酸、多糖的研究以及有机催化、生物催化、石油发酵和单细胞蛋白生产、模拟酶化学、生物合成等的研究。他的研究活动几乎包括了这一时期我国生物有机化学的全部内容。这些研究都以出色的成果载入了我国有机化学的发展史册。
1965年9月，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它是第一个全合成的、与天然产物性质完全相同的、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胰岛素的分子组成和结构是1955年英国科学家桑格尔（F·Sanger）阐明的。虽然此后各国科学家都开展了胰岛素人工合成的探索，但由于胰岛素结构复杂、合成工作量浩大，直到1958年英国《自然》杂志还断言“人工合成胰岛素在相当长时间里未必会实现”。可是，在这场世界性的科学竞赛中，中国科学家领先了。这一举世瞩目的成果博得了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是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部分科学家合作进行的。王应睐、汪猷、邢其毅等负责领导组织这项研究工作。汪猷还直接参加了牛胰岛素A链和C14标记的牛胰岛素的全合成等研究项目。对合成方案、产物的鉴定分析标准都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汪猷与合作者先后发表了《肽的研究》、《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牛胰岛素A链的合成及其与天然B链组合成结晶牛胰岛素》、《C14标记牛胰岛素A链和C14标记牛胰岛素的合成》等论文。胰岛素合成成功，推动了我国多肽激素医药工业的建立和生化试剂工业的发展。
自1968年开始至1981年完成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全合成是继胰岛素全合成以后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中又一重大成就，是我国生物化学及有机化学研究史上又一项崭新的科研成果，也是汪猷科研生涯中耀眼的篇章。
在进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研究的同时，汪猷还承担了另一项重大科研项目——天花粉蛋白的化学研究，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
由于汪猷在学术领域的突出成就，他受到了国家的诸多嘉奖，其中有两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1982年7月）及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全合成（1988年8月），一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天花粉蛋白的化学（1988年8月），一项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1956年1月）以及多项全国科学大会奖。
汪猷的学术成就在国外亦受到了同行的赞誉。他先后被聘为国际着名的有机化学杂志《四面体》、《四面体通讯》的顾问编委，《四面体计算机化学》和《四面体不对称合成》的顾问编委以及《核酸研究》编委。1984年他被列入美国马尔基（M arquis）第7版名人录，1984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外籍院士（迄今为止，中国只有四位科学家获此殊荣），1986年当选为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名誉会员。1987年11月慕尼黑大学按德国传统为获得博士学位50年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汪猷举行了重发博士学位文凭的隆重仪式。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1988年他又当选为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1990年，为庆祝汪猷80岁生日，《四面体》专刊辑录了海内外着名有机化学家专门为他撰写的学术论文，其中包括美、法、英、德、日、瑞士、香港等地着名有机化学家，这是国际化学界对汪猷的学术成就所给予的殊荣。
从分离出“橘霉素”到《四面体》专刊收录为他撰写的论文，汪猷的学术研究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他为化学所作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地纪念。

赵九章（1907-1968）
气象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质学家。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河南开封人。1924年至1929年在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前身）电机科就学。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和组织工作，对大气科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地球科学物理化和新技术化的先驱。先后创立了不少地球科学研究机构，并开辟了许多新研究领域，如气球探空、臭氧观测、海浪观测、云雾物理观测、探空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对我国地球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2003年10月15日9时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将中国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飞船绕地球14周以后，于16日6点23分在内蒙古阿木古郎草原安全着陆，航天员自主走出返回舱，状态良好。时隔两年，2005年10月17日早晨中国第二艘载人飞船“神舟”六号顺利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着陆，两名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健康出舱，“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至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现六发六捷，迎来“六六大顺”。中国突破和掌握了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完成和实现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的计划和目标，成为世界上第三个，也是第一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发展中国家！从“嫦娥奔月”的动人传说到“敦煌飞天”的美丽壁画，从明代人即梦想的“万户飞天”到早期的“曙光号”飞船，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到此终于实现了。
俗云“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喝水不忘掘井人”。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血沸腾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为中国航天事业献出毕生心血和生命而尸骨无存的先烈，被誉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
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赵九章功不可没。也有人说，如果赵九章的生命更长久，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早很多年就看到中国飞天梦想的实现。
与浙大的微妙情缘
赵九章于1925年考入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科学习，这正是浙江大学的前身之一。那时在全国革命形势感召下，他积极参加了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不幸于1928年3月被捕入狱，赵九章被关在狱中英勇不屈，随时有被杀的危险，幸好他的姨夫戴季陶（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得知此消息，把他保释出来，留在身边当秘书。因为赵九章写得一手好字，文笔很好，戴季陶很赏识这位外甥的文才，要借此机会重用他，作自己的帮手。可是赵九章不慕仕途，于1929年夏考入他仰慕已久的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毕业，在叶企孙老师的帮助指导下转向气象学，并考取公费留学德国的资格。1938年，赵九章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
回国后的赵九章来到西南联大任理学院教授。
昆明的天空总是那么的湛蓝清澈，徐徐微风，悠悠湖水安抚着游子疲惫的心灵，召唤着他们浓浓的思乡情，尽管战乱时期的生活无比艰辛，但是回到祖国的喜悦以及和家人的团聚还是给赵九章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接过竺可桢的接力棒
抗战期间竺可桢一直任浙大校长，很难兼顾气象所，遂于1944年请赵九章任气象所代所长。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
赵九章的到来给气象研究所带来了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赵九章成为继竺可桢之后，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定的重要人物，中国气象学也从地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赵九章到所后，引导一些研究员采用数学物理方法研究气象学，取得可喜的成果，竺可桢对此十分赞赏，多次表示“余喜托付得人”，并在日记中写道：“物理为气象之基本训练。日后进步非从物理着手不行，故赵代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限量。”两次提出辞去气象所所长，推荐赵九章接任。赵接任后仍兼已迁回北平的清华大学气象系教授。赵九章任气象所所长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回南京，整个中央研究院也迁回南京原址。由于条件改善，气象所有了更大发展。1948年国民党当局自知败局已定，要求国立中央研究院所有机构迁往台湾。抗战期间历经四次搬迁的气象所在赵九章的领导下，坚决予以抵制。
赵九章一纸电文“八年抗战，颠沛流离，实不堪再动”，拒绝随国民党赴台。
新中国成立给了科学家们一个新的天地，让他们能够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情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当苏联第一颗“月亮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赵九章再也坐不住了。
他联合钱骥等科学家上书国务院，要求尽快开展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试制工作，并获得了毛主席的赞扬和认可。很快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581”小组在中科院成立，钱学森、赵九章等人为这个机构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58年，赵九章率领中国大气物理科学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访问，希望能学习到先进的航天技术。但遭到苏方的种种限制和刁难。
回国后，赵九章在访苏考察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我国发展人造地球卫星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从此，赵九章在开展中国人造地球卫星事业中，始终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在中国自己的科技和工业基础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理想之中。
当时，国外不仅卫星的研究和制造、探测技术绝对保密，而且探测的数据、资料等应用成果也是保密的。中国开展卫星研制工作，只能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赵九章在重重困难面前却十分自信：“广大的宇宙就是空间科学的大实验室，我们空间科学的实验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要理论与实践结合就必须进行卫星探测，我们有了自己的卫星，我们的空间科学才能真正走向太空。”不久，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其箭头、舱内的仪器设备，全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同时，赵九章他们还完成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的研制项目。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中国科学院根据我国的科技水平，提出我国空间探测事业要由小到大，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思路。赵九章调整了卫星研制事业的任务和人员安排。他实事求是地提出“以火箭探空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实验室，研究地面跟踪接收设备”的发展战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赵九章提出的发展战略，成为中国科学院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指导方针。
在赵九章和同事们的辛勤工作下，中国科学院空间物理研究的“四条腿”——理论研究、地面观测、空间探测和模拟实验，已综合配套，相互促进，共同牵引着中国空间科技攀登新高峰。
1964年，历经坎坷的中国空间技术获得重大突破。6月29日、7月9日和7月11日，中国在西北酒泉导弹基地连续成功地发射自行研制的弹道式导弹。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又爆炸成功。导弹发射、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为发展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发展人造卫星的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964年末，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赵九章参加了这次会议。当他听完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后，十分激动，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地球卫星问题的建议书，次日上午便当面交给周总理。
周总理看过赵九章的建议书后，十分高兴，特地利用开会间隙，找到赵九章，希望他会后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报告。
1965年1月6日，赵九章与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吕强，联名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建议立即启动我国研制卫星的系统工程。报告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和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委员会主任竺可桢的高度重视，竺可桢阅完报告，当即在报告上欣然批下四个大字：“刻不容缓！”
1965年3月，国防科委召开研制我国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赵九章在会上作了卫星方案设想的发言。4月29日，国防科委根据各方的讨论意见，形成一个报告，正式上报中央。5月，此报告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得到批准，并责成国防科委具体组织协调。
从此，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在赵九章的组织协调下，全面展开了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
1965年5月31日，中科院新技术局正式宣布成立卫星本体组、“581”组、轨道组、生物组和地面设备组，并要求在6月10日前必须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卫星系列规划轮廓。于是，赵九章和钱骥配合院领导负责全面组织工作，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只用了10天时间，便拿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初步方案。此方案归纳为三张图、一张表：卫星外形图、卫星结构布局图、卫星运行轨迹图以及卫星分系统组成表。
1966年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651”设计院，赵九章担任院长。从此，他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的研制工作，使我国航天事业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它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地位，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在这个论证会上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起名为“东方红一号”。它是一个直径1米的72面近球体，重约173公斤，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它要能上得去，抓得住，而且能让全世界人民看得见，听得到。
然而，赵九章却未能亲眼看到中华科技之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的历史时刻。
“文革”岁月，含冤去世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中华大地，赵九章也惨遭迫害。
1967年，“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被扫地出门。所有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他无权过问，涉及卫星的信息，对他实行封锁。最让赵九章无法接受的是他再也不能接近他的卫星事业，再也无法直接了解到工作进展情况，即使如此他还是平静地接受着现实，因为他心中还有支撑着他的力量。但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1968年伊始，寒冷的西北风裹着沙尘在北京肆虐。赵九章被押到郊区进行劳动改造。20多斤重的胸牌用铁丝挂在脖子上，勒出道道血痕。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造反派”常常故意把他推进水沟，又立即命他爬上来，可刚上来又被推下去……在批斗大会上，赵九章被打得遍体鳞伤，牢笼般的房间里贴满了大字报。
每当夜幕降临，这位唯物主义的科学巨人却在黑暗中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恐惧感，无法入睡。在难熬的漫漫长夜里，他开始感受到生命中无法排解、无法超越的迷惘和痛苦。
不久，一个令赵九章心惊胆战的噩耗传来：我国杰出的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所长被“造反派”打死。几天里，他头发像霜染的一样白，苍老的皱纹爬满面颊。惟一能陪伴他那孤独而迷惘的心灵的，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地球仪，几十年一直带在身边，也是抄家时惟一没有被“没收”的“洋玩意”。万般苦恼和恐惧时，只要用手指拨动地球仪，他便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在痛苦中，赵九章把最后的期待寄托在国庆节上。他清楚地记得：从新中国诞生起，每年国庆节前夕，自己都会收到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欢度国庆之夜。
1968年国庆节的前一天，赵九章仍像往年一样等待着国庆的观礼券。他比任何时候都期盼着这张小小的纸片，因为这是他向领导们说出自己心声的惟一机会，可他一直等到国庆节之夜降临，也没见着请柬的影子。
他哪里晓得，那封苦苦期待的请柬在国庆的前三天，便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被“造反派”扣压了。
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1968年10月10日深夜，秋风萧瑟，树叶纷纷飘落。赵九章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静静躺在床上，伴着泪水吞下了数十片安眠药。赵九章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嘱，只留下了他生命最后时期在报纸、烟盒，甚至药单上写下的那些卫星数据。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的罗舜初将军很快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热泪。委派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
昭雪平反，树立铜像“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院士常喜欢吟诵的诗句。不幸的是，他的命运偏偏如同这首诗一样：他的遗体，不知在哪火化；在萧瑟的寒风中，他的骨灰不知飘向何方。
当科学的春天再度回到神州大地时，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1985年6月，中国科学院申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其中一项为“东方红一号及卫星事业的开创奠基工作”。该项目的重大贡献人员中赵九章被列为第一人，获特等奖。
1997年10月赵九章诞辰90周年时，王淦昌、钱伟长、王大珩等42位院士签名倡议为赵九章树立铜像，约170位科技专家自愿捐款为塑造铜像提供经费。1997年12月17日，赵九章的铜像落成，安放在中科院空间中心科研大楼前门厅，供人瞻仰怀念。
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举行大会，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是获奖者之一，他当之无愧！
进入新世纪，我国载人航空航天事业取得如此骄人成绩，在向当代航天人祝贺的同时，我们要记住这位英雄的名字——赵九章，斯人已逝，希望中国航天领域的后辈们铭记老一代航天人的业绩和精神，继续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载人航天科技谱写新的篇章！

常书鸿（1904-1994）
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浙江杭州人，满族。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之一）预科，次年预科结业，转入染织科，1923年毕业，留校任教。1925年任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美术教员。1944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是一个在绘画领域颇有造诣的画家，其作品曾多次获金奖、银奖或为国家博物馆收藏。他又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保护、研究、介绍敦煌文物艺术事业辛勤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编着、撰写有《敦煌艺术》、《新疆石窟艺术》、《敦煌壁画》等十余部着作和上百篇论文，绘制有上千幅油画作品，出版画册有《常书鸿画集》、《常书鸿·吕斯百画集》等。
“求是”学子，留法名家
如今，在浙大的玉泉校区，还可以看到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的许多“雪泥鸿爪”，如他在1972年创作的油画《梅花喜欢漫天雪》、《牡丹》等，当时就被浙江大学所收藏，并设有永久性的展览室；另一幅巨型油画，则是他于1982年4月返回母校参加85周年校庆，与夫人李承仙共同合作完成的《攀登珠峰》，后来就悬挂在“邵逸夫科技馆”的大厅里；1987年，常书鸿夫妇再次莅临母校，并创作了油画《平湖秋月》、《断桥之畔》、《月季》等，当时他还当选为浙江大学校友会的名誉会长，并举办了“常书鸿画展”。常书鸿生前的画作都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为此，浙江省博物馆还特别设立了永久性的“常书鸿展馆”。
常书鸿与浙江大学的关系十分悠远，早在1918年，他考入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即浙江大学前身之一）预科，学习染织专业。在浙大的校史上，以学习染织而大名鼎鼎的，还有夏衍。毕业后留校任教。
常书鸿于1927年6月赴法国留学，专攻绘画和染织图案，后考入里昂中法大学的公费生。1932年夏，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随后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当年在法国集合了一群热衷于艺术的中国学子，他们还自发成立了“中国艺术家学会”，参加者和组织者中就有常书鸿以及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陈之秀、王子云、余炳烈等人，这一期间，常书鸿创作的油画《梳妆》、《病妇》、《裸女》和静物画《葡萄》等曾多次参加了法国的国家沙龙展，《葡萄》还被当时的法国教育部次长所亲选，收归为法国国有的收藏；另一幅《沙娜画像》也被巴黎近代美术馆所收藏（现藏于巴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裸妇》则是他的传世名作，曾在1934年里昂春季沙龙展中获得了法国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该画现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
常书鸿在法国学习西画，成绩显赫，他曾先后在法国国家沙龙展获得金质奖章3枚、银质奖章2枚、荣誉奖1枚，他还荣幸地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家协会会员。
驻守西域，天长地久
1936年秋，常书鸿受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邀请，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8年抗战爆发后，他随国立艺专迁校于云南，并任代理校长。1940年，他担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常书鸿在留学法国期间，曾经偶然从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中看到流散在异邦的许多敦煌文物，他痛心疾首，并暗自发愿要成为敦煌的守护者。1942年9月，在于右任、陈凌云、梁思成、张大千、徐悲鸿等的支持和鼓励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常书鸿出任副主任。不久之后，他先后辞去待遇优厚的“艺专”教授、“教部”职员的职位，决心前往荒凉的西北，守护于千佛洞之旁。1943年3月，他风尘仆仆，终于抵达了他心目中期待已久的古代艺术宝库——敦煌。此后，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担任所长。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常书鸿、董希文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便先后迢迢千里来到这荒芜大西北的一片艺术圣地，从此，他们与千佛洞共同沐浴着朝阳和夕阳，并迎受着凛烈的寒风和漫天的飞沙。
那是一幅感人的画面：在无数个昏暗的洞窟中，他们一手持油灯，一手精心地描摹着先人留下来的壁画。壁画在洞窟的高处，他们就冒着危险攀爬上去。如果是画窟顶的藻井，他们长时间地仰着头，很快，头颈酸疼了，于是就用镜子返照来临摹；如果不小心摔下来了，又再攀爬上去。壁画在洞窟的低处，他们就长时间地趴在地上临摹……长夜漫漫，敦煌的冬日又是格外地漫长。
颜料被冻结了，董希文便发明用烧酒来调色……
其实，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和困苦并不可怕，甚至国民政府的几度停拨经费都没有难倒他们，最痛苦的，则莫过于由于不理解和生活的极度艰难，就在这时，发生了常书鸿和潘絜兹两位艺术家的家庭解体事件——他们的夫人离他们而去了——常书鸿当年的妻子陈芝秀以赴兰州看病为由，留下两个孩子，从此离他而去；潘絜兹的家庭也差似之。在痛心之余，他们却更加从容地面临一切可能的磨难的到来。后来，着名作家徐迟继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又写下一篇描写常书鸿他们当年这段敦煌人生经历的《祁连山下》，潘絜兹读后不禁感慨说：“一个热爱艺术胜过一切的宗教徒式的艺术家，只配享终身孤独的命运。”
这是宿命，也是他们的自豪。因为，他们已和敦煌以及敦煌壁画的创作者们早已相融在一起。他们像一个饥儿贪婪地吸吮母亲的乳汁一样，从敦煌壁画里吸取营养，开始了画风的转变。这就是常书鸿、潘絜兹、董希文等等一群艺术家们的真实写照。
人在画中
在敦煌莫高窟，自从在那满目苍凉和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后，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常书鸿带领众人开展对敦煌的保护，并对壁画、彩塑进行逐一的考察和临摹以及研究等。虽说工作环境、生活条件、资金来源等等都十分困难，到了1945年，当时教育部甚至还撤销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制，很多人因此离开了莫高窟，但是常书鸿却不气馁，他始终如一，长年与敦煌的每一个洞窟厮守在一起，因此他也成为中国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
在敦煌莫高窟，在常书鸿的带动下，敦煌石窟艺术保护和研究的人才队伍也在壮大——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淼、潘絜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维湘等，有这样一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敦煌终于没有被“风化”。
他们先后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研究和临摹的方针，奠定了一支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临摹的集体队伍。他们开展了对敦煌各个洞窟的调查，制定出了每个洞窟的内容表，并将莫高窟的洞窟进行了系统的重新编号，举办了多次“敦煌艺术展”。此一期间，常书鸿先后临摹的壁画作品有：257窟的《鹿王本生》、285窟的《作战图》、249窟的《狩猎图》、156窟的《张议潮宋国夫人出行图》、428窟的《萨陲那本生》、《须达拏太子本生》、《四飞天》以及254窟的《萨陲那本生》等，他还创作了油画《莫高窟下寺外滑冰》、《野鸡》、《古瓜州之瓜》、《雪后莫高窟风景》、《南疆公路》、《敦煌中寺后院》、《三危山的傍晚》、《敦煌农民》、《古汉桥前》等。这是他的人生巅峰，他也因此被世人称为“敦煌的守护神”。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随即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又由常书鸿任所长。此后直到1982年3月，常书鸿奉命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这时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敦煌，举家迁往北京。
常书鸿后来虽然告别了敦煌，但依然心系那一片圣土。此后，他又开展了对炳灵寺、麦积山、天梯山以及新疆各石窟等的考察。
1993年8月，常书鸿完成了他的心血之作——《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烈士暮年，情系浙大
特别是在1963年至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他组织队伍开展了对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的加固工程。
“文革”期间，常书鸿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他不仅在批判大会上遭到殴打，还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派”而被开除党籍、公职，留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监督劳动。此后，他又不幸遭遇车祸，又一度被安排去喂猪等。后来因周恩来总理应英籍作家韩素音的请求，他才被恢复名誉和工作。当时，老校长竺可桢曾在日记中悲痛地写道：“常书鸿因日记得祸，甚至脊骨被敲断。”
1977年，常书鸿恢复工作，并于1982年荣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此后，他又先后撰写和发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从敦煌艺术看中华民族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特点》、《新疆石窟艺术》等文章，并编辑和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艺术小丛书》、《常书鸿油画集》等。他还重返敦煌，临摹壁画，如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以及榆林窟25窟的全窟壁画等。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一大批的油画作品，如《哈萨克妇女》、《新疆维吾尔姑娘》、《雪后大佛殿》、《榆林窟风景》、《林荫道》、《水仙花》、《印度晚霞》、《兰州白兰瓜》、《鱼》、《刘家峡水库》、《丁香花》、《万紫千红》、《珠峰在云海中》、《献给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等。
常书鸿曾参与筹建兰州艺术学院并任院长，担任过多种职务，还被授予日本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以及日本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和名誉馆长等。
1994年，常书鸿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常书鸿虽然逝世了，但他对母校的感情却传承在了他的妻子李承仙和他的儿子常嘉煌身上。
常书鸿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女几乎都是艺术家，也几乎都是敦煌艺术的承传人。他们不仅对浙大倾注了情感，甚至也对浙大附属小学充满感情。1986年初，常书鸿曾欣然提笔为“求是小学”撰写校名；此后，“求是小学”举办第1届体育节，常书鸿夫妇高兴地参加了开幕式，并当晚联袂挥毫，共写丹青。他们的儿子常嘉煌也是一位画家，在父母逝世后，他曾在西溪校区以《常书鸿与敦煌》专题报告会的方式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他还用极富感情的声音道出了母亲生前讲过的一句话：“你是杭州人，虽然浙大不是你的母校，但是她是我们的母校。就算以后我走了，和浙大的友情也不要断。”
如今，旅日画家常嘉煌和他当年的父亲一样，已放弃了在海外的优裕生活而回到祖国，他正在距敦煌莫高窟60公里之处开凿一座现代石窟……

夏衍（1900-1995）
文学家、电影艺术家。原名沈乃熙，字端轩。浙江杭州人。1915年9月被保送到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染色科学习。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对20世纪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了巨大影响。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
1994年10月，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主要着作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等。
夏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最负盛名的电影剧作家、戏剧作家和中国左翼革命文学艺术运动的活动家、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夏公亭”里说夏衍
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里，有一座“夏公亭”，它是为了纪念浙大校史上的一位杰出校友——夏衍而建筑的。
夏衍出身于杭州一个败落的仕宦人家，他的故居在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27号。夏衍早年是在私塾中度过的，之后他在杭州正蒙小学上学，后因故在家自学；辛亥革命后，他转入德清县立高等小学，至毕业后返回杭州。由于家贫，夏衍小学毕业后即被送入一家泰兴染坊做学徒，期间约有8个月，后来在他的文集中有一篇“处女作”——《泰兴染坊底调查》，这可以看作是他从事文字工作的开始。夏衍说：“泰兴染坊，在杭州太平桥，开了已经十几年，在杭州也算一家很有名的老式染坊。”此后，因为夏衍以品学兼优获得声名，他又被德清县公费保送，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读书。
在“甲工”，夏衍在写作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又要感谢一位老师，后来夏衍回忆说：“1917年以后，谢乃绩在杭州甲种工业学校当国文教员，由于他的教诲，给我初步打下了语文基础。当时正是‘五四’以前军阀混战时期，我写过一篇激昂慷慨的作文，谢老特别找我谈话，说是这篇文章写得不错，但是锋芒太露，并问我是否读过《东莱博议》之类的书，我说读过，他说：‘这一类书，你现在不要读，还是先读《古文观止》打好基础为是。’这是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的事。甲种工业学校当时是个很保守的学校，而谢老在‘五四’运动前是学校中惟一同情进步学生的一位老师。‘五四’以后，我在一九二〇年毕业，离开杭州，以后就没有见过他了。”由以上夏衍的回忆，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甲工”的状况，也是因为夏衍的回忆，谢乃绩这位浙大校史上籍籍无名的普通教师才得以“流芳百世”。此后，在谢乃绩诞辰100周年暨逝世30周年时，在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纪念会，当时夏衍拍来电报：“值乃绩先生百岁冥诞之际，因事未能参加，不胜憾歉。乃绩先生是我中学时期的恩师，对我的亲切教诲永世不忘，他一心为公，毕生为教育事业尽瘁的精神必将永垂青史。”此外，在一封书信中，夏衍还动情地说：“乃绩先生是我中学时期的恩师，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本世纪初，他在浙江真可以说桃李满全省，他不仅在语文方面给我启了蒙，他的道德品格，也是我们这一辈人学习的榜样。他曾和我们谈过日本明治维新后重视普及教育的情况，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四年之后，就实行了全民义务教育，单就这一点，我们就落后了一百多年。要建设‘四化’，必须花大气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因此知道谢老师的哲嗣能继承遗绪，从事教育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
一位教师，当年教书育人，成就了许多后来如夏衍这样的校友，所谓桃李芬芳，由此也就“永垂青史”了，而夏衍曾从谢乃绩口中得以获悉的日本崛起的“秘密”——普及教育，又是那样长久地让夏衍铭记不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谢乃绩的眼光了。
“五四”的弄潮儿
夏衍在“五四”运动时是杭州的一个活跃者和骨干，这正是他在“甲工”读书的时期。
在“五四”发动之际，如其自述所云：“由于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因此，对社会制度的不满的反抗，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子。”于是，当时代和中国革命处于转型的时刻，他就成为一名弄潮儿，他与“一师”的学生俞秀松、宣中华、施存统、查猛济、汪馥泉等，一同成为浙江“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别参与《浙江新潮》、《双十》等进步刊物的编辑。从此之后，夏衍便投身到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的洪流之中。“五四”运动爆发后，夏衍当选为杭州学生联合会代表。1919年10月，他在《双十》发表《随感录》，抨击北洋当局的文化专制，受到北京的陈独秀的好评，后该刊被迫停刊。当时夏衍还在《学生杂志》、《校友会刊》等撰写发表专业文章和调查报告《木棉漂白之过去及将来》、《泰兴染坊底调查》等，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后来成为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底。
1921年，夏衍毕业后得到“甲工”校长许炳堃的推荐，由学校保送，赴日本学习深造。
对于这一段历史，后来夏衍在不同场合曾以感恩的心情回忆说：“我幼年家贫失学，后来能受到中学、大学的正规教育，完全得力于浙江省人民的资助，（我）14岁入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费是德清县政府支付的；20岁赴日本，经费是‘甲工’供给的，考取了‘九州工大’，用的也是浙江省的公费。”他还表示要“还债”，他把给他的国际文化交流奖金（5万元）全部捐给了家乡，用于浙江省的农村中小学教育；此后，他又向浙江省博物馆捐献了他多年收藏的珍贵文物。
不仅如此，夏衍通过自己的经历，又联系历史，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多次向浙江省有关方面的领导人提出总结历史的建议，他认为，浙江文化地位的下降和人才外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主要的当然是政治、经济中心的北移和西移，但下降的开始，不是开国以后，而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几十年军阀统治时期。辛亥之前，尽管孙中山，康、梁是广东人，黄兴是湖南人，但浙江也还是出了不少人才，章太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皆是。到了辛亥之后，统治浙江的从卢永祥到孙传芳这些北洋军阀，这些人都是胸无点墨的庸才，连他们的幕下也没有一个人才，不重视文化、教育，那就毫不足怪了（这就是杭州人口头禅所说的‘北佬儿’统治时期）。尽管如此，五四前后，浙一师也还是和北大齐名的文化中心之一。但是1920年浙一师风潮之后，经亨颐和“四大金刚”及一批革命青年被军阀赶走了。从这之后到1927年蒋介石当权，尽管政治中心北移南京，经济中心移到上海，但“蒋家兵马陈家党”，四大家族中有两家是浙江人。
管意识形态的二陈紧紧地控制了浙江。竺可桢主持浙大，曾罗致了不少人才，但好景不长，抗战军兴，浙江大学成了流亡大学，人才流散。1952年夏衍和竺一起访问苏联、东德，途中谈论及此，我们都不禁感慨系之。开国以后，本来是一个振兴浙江的好机会，可悲的是50年代后期运动不断，留不住人才，同时，50年代的院系调整，对高级人才的培养（特别是文史哲方面）也起了破坏作用。
国家振兴、浙江振兴，都有一个人才培养和储备的问题，夏衍高屋建瓴地回顾了一番历史，可谓拳拳之心。当然，这里也有竺可桢老校长的一番“感慨系之”，这些对于今人来说，应该是难能可贵的经验之谈了。
辉煌的一生
受“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夏衍当年离开“甲工”赴日本留学，他考入了日本福冈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后又在九州帝国大学深造。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大量的文学读物，期间他还会见过孙中山，并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此后，当蒋介石国民党叛变北伐革命之时，夏衍也被日本当局逐出日本。回国后，夏衍遂在上海一带活动，并且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几乎同时，夏衍也从一名学工科出身的学生跨进了文艺界。当时他所在的中共闸北支部的主要成员都是一批文艺青年和“太阳社”的作家，由于这一偶然的因素，夏衍也进入到文艺和文学的领域，从此，他在电影、戏剧、评论、文学创作诸方面都颇有建树，成为中国“五四”以来为数不多的几位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泰斗之一。
从1929年起，夏衍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后任常委之一），又参与创办“上海艺术剧社”和“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中华艺术大学”，并开始了他创作的活跃时期。当时他还担任了戏剧导演、电影编剧的工作，并且率先提出“普罗戏剧”的口号，组织和发动反对“软性电影”的评论，这些都有力地扩大了左翼文化运动的阵地。1933年，当时是左翼电影的创作高潮时期，夏衍的处女作《狂流》一问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誉为“中国电影界有史以来的最光明的开展”。此外，当时他还译介了苏联电影的一些理论和剧本，并首次把高尔基的名着《母亲》翻译过来，它也是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苏联电影剧本。此后，夏衍先后还创作了电影《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自由神》等，以及话剧《都会的一角》、《赛金花》、《自由神》、《上海房檐下》、《心防》、《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界、话剧界的领袖地位，这些剧本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其“不仅在于富有现实意义的题材，也由于独特的结构，精选的细节，真实的环境描绘，简洁的蒙太奇处理，以及其他电影手段的出色运用，这一切构成了夏衍电影剧本艺术的特色，也标志着党的电影工作者在当时掌握电影艺术形式方面的一次重大的收获”。此外，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等文学作品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夏衍自抗战爆发后还从事过大量的报刊编辑工作，他是影响深远的《救亡日报》的总编辑，又在《华商报》、《新华日报》、《南侨日报》、《野草》等报刊上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散文、杂文和随笔等。
解放后，夏衍相继出任上海“文联”主席、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并主管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当时他自己也创作了电影《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此后，在1959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文化部“整风”中，夏衍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以后又在“文革”中受到康生、江青等的残酷迫害，期间曾入狱近9年之久，由于遭到了非人的折磨，他在身心上受到极大的摧残。
1979年拨乱反正之后，夏衍被推举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晚年的夏衍还提出了“反封建”的号召，他还就其经历，撰写了《懒寻旧梦录》一书，这是一部致力于历史反思的力作。
夏衍兴趣广泛，他还是一位着名的集邮家、收藏家。

郑晓沧（1892-1979）原名宗海，浙江海宁人。教育家、教育史专家。我国教育界的一代宗师。
1912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4年6月，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1918年5月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南京高师教授、杭女中校长、第四中山大学（即东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29年起，在浙江大学任教授，创办教育系，任系主任，后任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研究院院长和代理校长等职。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育系教授。1957年任浙江教育学会会长，196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1964年任杭州大学顾问。后期主要研究外国教育史和浙江地方教育史。在文史和诗词以及西洋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一个教育家的一生
1992年，恰逢教育家郑晓沧诞辰100周年，在杭州南山公墓的一座墓碑前，有一个花篮格外醒目，这是海峡对岸的一对夫妇敬献的，他们就是郑晓沧的长女郑美瑛和长婿蒋彦士。这一天，浙江大学教育系还举行了纪念郑晓沧诞辰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
1905年，郑晓沧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科举的最后一次秀才考试，而他当时正是全县最年幼的一个“幼童”，结果“府榜”名列第七。他在家乡的达材学堂毕业后，随即被保送至省城杭州的浙江高等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郑晓沧断然剪掉发辫，表示对革命的支持。其时正值行将毕业，他赴上海应试，被录取为清华学校高等文科二年级。当时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郑晓沧所以投考清华，是为了出洋留学，以便有朝一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当时他准备以文学为业，但民国初年“教育救国论”盛行，郑晓沧从“救亡”的意识出发，以为文学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而“教育则是根本要图”，于是毅然决定投身教育学。1914年，郑晓沧乘船赴美学习教育，当时同行者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着名教育家的陶行知。
郑晓沧先后在威斯康星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918年5月获教育硕士学位，随即回国，此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以及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长、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等职。从1929年起，郑晓沧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期间创办了教育系，并先后担任过浙江大学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研究院院长和代理校长等职务。
郑晓沧从事教育工作凡60余年，可谓毕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是中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其学生遍布五湖四海，桃李满天下。在教育学研究领域，郑晓沧以学识渊博、治学谨严闻名，他在教育学和教育史领域曾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先后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英文作品，晚年则倾力于浙江地方教育史和中外古代教育史等的研究。
郑晓沧对中国教育史情有独钟，甚至对古代插图本教科书也有深入研究，曾着有《中国插图本教科书溯源》等，他还发现中国插图本教科书较夸美纽斯《世界图解》的历史更为悠久。他还曾写有《中国具有教育意义书籍附用绘图之历史的研究》一文，刊登在捷克《东方杂志》上，为国际教育史学者所重视。
浙大栋梁
当年郑晓沧初到浙大，就着手创办教育系，并亲任系主任，聘请了着名教育学专家孟宪承、俞子夷、庄泽宣、沈有乾、黄翼等担任教职。这几位学者，几乎组成了当时中国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领域里最强的师资阵容。此外，浙大教育系成立后，在郑晓沧的办学方针中，除了教育学专业之外，他还非常注重加强学生文理基础的课程，如一年级开设中文、英语、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并由有关各系的教授任课。经过一番努力，浙大教育系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在全国各大学的教育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郑晓沧也是一位受过良好民主训练，并具有民主思想的正直的知识分子。
1935年年底，在“一二·九”运动中，当时的浙大校长郭任远压制校园里的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当时郑晓沧已是浙大的教务长，但他同情并支持师生的爱国行动，后来郭任远被迫离校，而竺可桢尚未接任，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由他代理校长，使得浙大的校务工作得以维持不辍，为竺可桢顺利接任做好了铺垫工作。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浙大慷慨悲歌，一路西迁，在这一过程中，郑晓沧始终尽心尽力协助竺可桢，在办学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使浙大坚持教学，并且继续发展。如1938年，浙大迁至江西泰和、吉安，学校在维持原有系科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师范学院，并由郑晓沧兼任院长。同年10月，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在重庆举行，郑晓沧在会上提出浙大师范学院的办院宗旨：当兹国难加深之际，凡事宜踏实去做；要充分利用浙大文理学院人才与课程的资源，增加浙大教育专业必需的实际设施，等等，为全国各高校所瞩目。
浙大西迁时设在浙南的龙泉分校是当年浙大的重要一部分，它地处穷乡僻壤的浙南山村——“坊下”，后来任龙泉分校主任的郑晓沧将之易名为“芳野”，寓以桃李遍野之意，这也充分表达了当时广大师生的理想和信念，至今许多校友仍对它缅怀不忘。龙泉分校当时设有大学一、二两个年级，学生读完两年之后，即可转至贵州总校去学习。抗战胜利后，分校师生也迁回了杭州。
1943年夏，郑晓沧离开龙泉，赴贵州湄潭担任浙大研究院院长一职。原来，早在浙大创办之初，主持者就根据着名教育家和乡贤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虽然没有在浙大担任过职务，但参与过浙大的创办，并对浙大的办学宗旨影响很大），在致力于教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后来，浙大也一直有注重研究的风气，并保持到战争期间。1944年10月，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第二次到遵义和湄潭参观，当时郑晓沧为李约瑟作翻译，并向客人介绍了浙大研究院的情况。
夙有文名
郑晓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教育行政领导，而且是一位文史兼备的人文学者。其实，郑晓沧在早年已有了响亮的“文名”。郑晓沧的同乡金庸曾回忆说：“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以上三部翻译小说，分别是美国作家奥尔珂德写的着名教育小说，当年均由郑晓沧介绍到国内，此后因作品脍炙人口而不断再版，与浙江人夏丏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德·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共同在读者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1942年，为纪念科学家伽里略逝世和牛顿诞生300周年，他还用英文撰写了《新时代的黎明》一书，并应英国剑桥大学校长鲍尔温之请，将之交剑桥大学图书馆予以收藏。此外，郑晓沧还有英文着作《英国文学史纲要》（1943年写于龙泉）等。
郑晓沧也是一位诗人，有诗集《流离集》（1943年印于江西泰和）、《粟庐诗集》等传世。他的诗作，尤以五律的精严奇警着称，如：“敝车驰峻坂，崩石咽危滩。万树堆层翠，千流涌激湍。”（《返龙泉芳野途中》）可谓朴健苍老，真力弥满。当时浙大众诗友成立“风雨龙吟社”，由他出任社长。当时郑晓沧还赋诗为贺，其云：“高士爱幽林，宁嫌云屐深？虬松能折节，空谷有知音。伫目山河靖，长歌天地心。斯文风雨会，不绝听龙吟。”这首诗，不仅写出了诗人忧国抱道之志，也传达了嘤鸣求友之心。在湄潭，与郑晓沧共同爱好诗词的教授，还有钱宝琮、江问渔、苏步青、祝廉先、王季梁等。他们还组织有“湄江诗社”，彼此唱和。如郑晓沧有“湄潭茶场夜月”的写景诗：“藤榻凉生几倾杯，娟娟修竹出湄隈。嫦娥亦有娇羞态，故绕疏林缓缓来。一种清幽画不成，霞长如带蓝如染。天边暝重映长庚，上缀明珠分外明。”
郑晓沧对音乐也有研究，他曾着有《大作曲家列传》共2卷（上海万叶书店1951年出版），并译有《巴赫及古典乐派》、《贝多芬及浪漫乐派》、《布拉姆斯及现代乐派》等。
教育家的襟怀
郑晓沧最为着称的，是他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教育救国”思潮的一位典型的教育家而载入史册。
郑晓沧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曾直接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教授。
当时杜威的教育思想风靡世界，令胡适等许多中国学者为之倾倒。郑晓沧回国后就成为杜威教育学派的重要人物，在中国教育界颇有影响。1919年，杜威来华访问、考察和演讲，即由郑晓沧全程担任翻译。后来在郑晓沧所翻译的教育学专着中，如《予之教育信条》、《儿童与教材》、《杜威氏之教育主义》、《杜威教育哲学》等，都是杜威原着的精彩译作。此外，他着译的《教育概论》、《教育原理》、《英美教育书报指南》、《修学指导》、《初级中学之职能》以及密勒的《人生教育》、庞锡儿的《设计组织小学课程论》、吉德的《教育之科学的研究》、韦百尔的《修学效能增进法》等，都是曾影响于中国高等教育或中小学教育的文献，在今天这些都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和继承。
与此同时，更难能可贵的是，郑晓沧作为一位着名的老教育家，从他学成归国，到因病逝世，整整60年间，一直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期间，他除了曾在“杭州女中”担任过校长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高等学校任教及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凡是熟悉这位教育界前辈的人，都会不由从心底里仰慕他的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胸怀坦荡、以身作则，以及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风采。如郑晓沧在浙大任职期间，曾多次对学生发表演讲，1936年9月29日，郑晓沧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的演讲中指出：有两种理想，“一为君子，一为学者”，“君子”重品行，“学者”重学问，而大学教育就是要培养既有品行又有学问的人才。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自始至终把理想贯穿在教育实践之中，真正做到为人师表。
郑晓沧在任浙大龙泉分校主任时，也曾作过《知识之伟力》的演讲，他说：“知识即力量”，而“大学为专门知识之传授地，抑且为专门知识之推进所，储才以为世用，研究以期精进。……大学不但为知识之府库，抑且为新知识之策源地，斯所以有学府之称也。”接着，他又对传统概念的“士”的涵义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一则士者，多识夫前往行，并谙悉夫政治文学。凭其较丰富之知识，劳其心思，以为民牧，以为民望者也。一则士贵尚志，士者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不计较个人之功利。”他还说：“我今愿为之下一定义，则士者乃曾饱受知识训练，从事于有益人群社会之业务，而不屑计较个人之权利禄位也。”这与当时竺可桢校长的讲演不谋而合，都是砥砺师生不忘传统“士大夫”的使命、同时又以现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为己任，为国家、民族、人民献身的号召。到了今天，我们更加感觉到：知识可以造福于人类，同时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破坏和灾难，那么，当年郑晓沧的疾呼更是“余音绕梁”了——“故知识本身原无恶意，要在教育人类善用之耳”。

陈布雷（1890-1948）
浙江慈溪人。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同年在上海《天铎报》当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12年至1920年在浙江宁波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
1920年赴上海，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1948年11月12日在南京自杀。
少年有志，师生同心
从前，在浙大的六和塔三分部上课，总要遥想到作为“老校友”的陈布雷，因为他是葬在这附近的，于是有心去寻墓，不过想来岁月流逝，那一抷黄土是否还会依然存在？于是也就罢步了。后来，终于有一天，随一行人做“西湖寻墓”的“文化之旅”，在六和塔旁的一所疗养院内，看到了修葺一新的陈布雷之墓。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百余年前。那是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之后的浙江高等学堂，陈布雷于1906年从宁波府中学退学，改考“浙高”预科，可是当时该校不收插班生，好在得到了当时学堂的监督（即校长）吴雷川的特例批准，对陈布雷特许命题授试，得以入学。
当时少年陈布雷为振兴国家，欲从学习农科下手，当时他志在将来投考日本札幌农业学校（即后来的“东北帝国大学”），这一思路大概可以归为上世纪初的“农业救国”思潮。然而一经“浙高”的学风熏染，加上其父不准其出国，陈布雷的学习兴趣很快就转到了文科，这也成就了后来的陈布雷。陈布雷所以能卓然而起，也正是在他求学“浙高”时期所奠定的。
当时浙江高等学堂预科分三年，所授课程有物理、化学、数学、英语等，与现在的高中相同；正科共三年，分三类：第一类以经学、文学、中外史地、哲学、经济、法政及外语（英语、法语，选修德文）为主，第二类则着重于理、工等科，第三类以生物、植物为主。陈布雷读的是第一类。
在“浙高”，陈布雷勤奋向学，开始“颇觉读书之可乐”，当时他的同窗有邵元冲、邵飘萍、汪达人、陈君哲、虞梅洲、徐圃云、林智敏、黄念耘、邹亚云、沈伯严、胡心猷等人，他们或以学问才华相慕重，或以性情气节相投合，彼此十分投契。这还有一段“掌故”——“陈布雷”之名的由来。陈布雷后来回忆说：“其实，余此二字之别署，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盖余此时面颊圆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忆为邵振青所创始）。由面包而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汪君盖谓余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亦甚有趣味云尔。然后来竟以此名，而训恩之原名，及君木先生字余以彦及，转鲜有人知之者。”
陈布雷在追忆浙江高等学堂的历史时，还予以教授地理的张阆声以特别的怀念，他说：“吾独深慕乎先生无施不可教与其风度之和悦闲雅，亘三十年不能忘。”不久，清政府拟将沪杭甬铁路借英款建筑，遂引起浙江社会各界父老的纷纷反对，他们筹组“浙路拒款会”，以力保主权为号召，而陈布雷亦被推为学生代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陈布雷从“浙高”预科毕业，始入正科第一类（文哲法政）。其时，“浙高”师资称盛，如邵裴子教英文，张镜人教法文及外国史地，杨敏曾教国文与经学，美国威斯康星辛大学教授洪培克（Stanley K·H ornbeck）教授历史地理及伦理学，陈佩忍授中国地理，沈尹默授掌故史（实即文化史）等。揆度陈布雷的成才，不免想到当时“浙高”的几个优势，比如当时师资与生源的优秀，正如陈布雷后来所回忆的，上述他的老师，以及沈士远、张宗祥、陈逊垒等诸先生，尤其是“吴兴三沈”中的沈士远、沈尹默两兄弟，他们不独学问好，尤其是特别看重和讲求士子的道统和学统，如对学生灌输民族气节，在国文课中倡言光复汉物、驱除鞑虏，并常常向学生出示《民报》、《新世纪》等反清革命刊物。
1910年秋的某日，德文教员张褧伯与陈布雷等几个学生泛舟于西湖，张褧伯当时已自动剪去发辫，他环顾同学，不禁发问：“胡运将终，汉室必兴，君等奈何犹留此可耻之纪念物于脑后？”回到校园，同学们即相率剪去发辫，表示与清廷决裂。这一情节，反映了“浙高”教师普遍的政治倾向和对学生的教化作用。
至于当时“浙高”学生的素质，陈布雷曾回忆当年的同学，如“‘浙高’三邵”的东阳人邵飘萍、绍兴人邵元冲以及师长邵裴子，还有陈中、祝文白、郑晓沧等，都彼此以性情风谊相投，互以民族革命大义相勉，所谓慷当以慨。陈布雷在校时即参加“保路运动”，当选“浙路拒款会”的学生代表，且后来毕业后更以“文胆”知名于世，其精神盖蕴发于“浙高”读书时期。
当年“浙高”的成功，学生“自治”能力的训练和运用是十分显着的，如陈布雷回忆当年有“校友会”的组织，它的职能是监督学堂事务。当年除了教务长领衔参与之外，每一年级的学生也都派有代表参加，以此“做种种课外活动及练习学生自治能力”，而陈布雷就曾担任过两届本年级的书记。
倾心新闻，再入揆阁
当然了，学生时代过多地投入课外活动势必要影响学习，陈布雷升入正科后就常常感到参加学生运动等各种活动会导致学业脱节，加上当时许多教师上课，疾如走马，而他对数理化的渐渐失去兴趣，恐怕也与此有关。当时“浙高”还有“逃班”的风气，也即“逃课”。学生“逃课”的对象是他们不感兴趣或难以补习的一些学科。陈布雷后来回忆说：“余平均每日终有一小时逃班，以在室中或操场空地上自己读书为乐，所读书以文学史地方面之笔记小册为多，泛滥涉猎”，不过，这也培养了他的广泛爱好，其中，新闻事业就成为他和邵飘萍等的第一志向，当时他们泛览上海各家报纸如《神州日报》、《国粹学报》等，“新闻救国”之念油然而起。也就是在“浙高”读书期间，杭城各校联合在梅登高桥举行运动会，由“浙高”的邵飘萍、陈布雷担任新闻编辑，并将采访来的新闻油印，称为《一日报》，分发观众。后来陈布雷回忆说，这“是为余练习新闻事业之始”。
是年，“浙高”聘请美国威斯康星辛大学教授洪培克（Stanley K·H ornbeck）为主科教员，讲授“伦理学”、“十九世纪史”、“外交史”、“世界地理”、“经济地理”、“法制通义”、“宪法与比较宪法”、“政治学”等，这都是他研究夙有心得的学科，而他也尽心讲授，每日授课需翻阅参考书五六十页。后来陈布雷等在毕业前聆听其贺词，洪培克说：“尔等之程度，殆可入美国大学二年级而无愧，然余望尔等勿以此为止境，终须以所学为祖国效用，须知中国方在开始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不久，浙江议送十名官费生赴欧美留学，陈布雷也兴致勃勃地偕同学数人前往应试，甫试三场（中文、英文，数学），其祖父有书信至，谓：“汝三弟（即陈训懋）夭折早亡，家中弟妹众多且年幼，不愿汝出国远行。”陈布雷只好罢考返校。
1911年秋，22岁的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遂应上海《天铎报》之聘，前往担任撰述记者，从此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再后来，陈布雷从政，成为国民党的高官，虽然日理万机，但他对浙江大学始终情不能已，也总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给予关照。在他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期间，他对浙江省的教育事业、对浙江大学的发展，做过许多事，并有过许多好的建议；他对浙江大学的评价和对大学的教育功能都作过精辟的论述，如他曾说：“大学于造就专门人才外，当有研究与扩充二方面。学术研究之鹄的，就浙大论，则求是书院之‘求是’两字，极为合适。大学之责在研究学术，而研究之鹄的，求是而已。以浙大之精神充实，深信必可达到此种鹄的。——余以为对于浙大有历史的意义而足以悬为学术研究之鹄的者，此‘求是’两字极好。”“其次，余以教育行政人员之资格，有所希望于大学者，顾大学不限于本校发展，而以余力开发社会文化，使社会与大学互受合作之益。社会以材料提供大学研究，大学以研究结果发展社会，此本人所望于大学者之第二点。”这些话语，我们过去从竺可桢校长那里听到过。
其实，那时的许多“浙大人”、包括曾经是“浙大人”的陈布雷等，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共识”。同时，这又让人分外感慨：学生时代往往是青年发愤自雄、也是他们发硎新试的如歌岁月，陈布雷在“浙高”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础，只是可惜他后来选择了一条崎岖的道路，这不免又让人嗟叹他后来“卿本佳人”而“一行作吏，面目全非”（毛泽东语）的变化。站立在他的墓前，不由会产生如此的种种联想。遥想当年陈布雷在“浙高”预科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第五，当时“浙高”监督吴雷川喝酒是海量，他为祝贺学生，竟为每位毕业同学饮一杯，当时陈布雷等对他真是感激无以名之呵，岂能料之，那一腔豪气竟“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于是乎后来的陈布雷日日处于“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的“鬼打墙”生活中，那时的他只有徒奈何“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矣。慨乎其人！
献给中国美术界

何炳松（1890-1946）
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字柏丞。
浙江金华人。13岁进金华府中学堂。
1906年因学业优秀被保送到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读书。1922年以后先后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学术上何炳松一向主张“兼容并包”，使当时暨南大学有“东南民主堡垒”之称。何炳松对浙东学派渊源，有独到见解。他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强调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炳松一生精研史学，着译甚丰。主要着述译作有《新史学》、《通史新义》、《历史教学法》、《西洋史学史》、《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浙东学派溯源》等。
当年“求是”学子
何炳松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一位堂弟，就是现在知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何炳松早年在金华府中学堂（现为金华一中）读书，后因学业成绩优异，未及毕业，即被保送进入浙江高等学堂的预备科学习。
何炳松在浙江高等学堂学习期间，刻苦读书，以至“无试不冠军”。不过，他并不是一味从书本里求学问的“读死书”的书痴。后来在他写的《求学经验之回想》中，讲到他读书期间的一个体会是：“不能单凭教师与课本，随处皆学问，如庙宇为历史图书馆，大世界为戏剧图书馆，最紧要处是求真。”书本的知识、社会的体验，这是当年“求是”学子的知识源泉，而其“最紧要处”则是后来校长竺可桢提炼出来的“求是”两字，它与“求真”其实是相同的。当时的何炳松和同窗陈布雷、邵飘萍、邵元冲等都是注重践履的优秀学生。
1912年何炳松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又被浙江省政府公费资送去美国留学。何炳松在美国留学的4年期间，先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法语、政治学和经济学，后又考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德语、史学和政治学，并在学习期间被聘为历史系助教。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士学位后，又考入普林斯顿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毕业后又获取了政治科硕士学位。
在美国留学期间，何炳松还担任过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会长是胡适）以及《留美学生季报》编辑等职。何炳松学成回国之后，于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执教于北京大学，后来他又曾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担任教授，长期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在北京期间，他还与老同学、《京报》社长邵飘萍以及同在《京报》的老乡傅东华时有往来。
故乡办学
何炳松大名为人广泛所知，是他1922年返回浙江，先后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之时。
1921年11月，浙江省议会提出归并“师专”等各校改设大学一案，可惜因有的学生聚众起哄而罢。1922年8月，当时主持浙江教育的蒋梦麟因“一师”校长马叙伦出任了省教育厅厅长，就请何炳松接任“一师”校长之职。何炳松念及“受浙江的恩实在不少，从中学起，经过高等学堂、美国留学，统是浙江父老的汗血金钱培植我的”，遂欣然到任。随即，他大刀阔斧，开始实行教育改革，由此，一个崭新的“一师”出现在人们面前。当时，它是可以与当年毛泽东所在的湖南“一师”相提并论的。
那是他第一天上任，后来他回忆说：“第一天走进学校的头门，就看见二道长墙，一直到二门为止，很高，很长，而且很破烂。我那时就觉得太闭闷，太阴森，所以不到一星期就把它拆得个干干净净，左面露出一个大操场，右面露出一个附属的小学校，一个气象沉沉的学校忽然现出一种活泼美丽的形式来。”
这就是当年浙江着名的教育家经亨颐所称的何炳松的“拆墙主义”。“拆墙”，只是一个形式，而其实质则是拆去禁锢在学生精神世界里的全部阻碍，贯彻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宗旨，由此才有了一个活泼和朝气蓬勃的“一师”。
当时何炳松等还曾筹划创办一所浙江的大学，即当时所酝酿的“杭州大学”（拟建于杭州凤凰山万松岭敷文书院附近），蔡元培、蒋梦麟、阮性存等均为之出谋划策，而当时同时浙大校友的张宗祥以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身份，更是为之煞费苦心，可惜未能如愿。1923年3月10日，“一师”突然发生了一起神秘的投毒案，结果致死24人，校长何炳松在处理此案过程中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所谓身心俱疲，然此案却不了了之，为之他记有《毒案纪实》一书。 此后，“一师”与“一中”合并，改称为省立一中（今之杭州高级中学），仍由何炳松任校长。
“新史学”的开拓者
何炳松在从事教育行政和教学之余，还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精研史学，着译甚丰，其主要着述和译作有《新史学》、《通史新义》、《历史教学法》、《历史研究法》、《西洋史学史》、《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浙东学派溯源》、《吕东莱年谱》等，以及《何炳松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何炳松校长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近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还相继出版了“何炳松作品系列”。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何炳松最早向中国史学界系统介绍了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特别是最先传播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他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强调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时人曾将之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而在他的大量着译中，对浙东学派的学术源流的研究尤富于独到的见解。
何炳松也是一位着名的文化学学者。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潮面前日益衰败的事实，1935年1月，包括他在内的10位着名教授，即何炳松、王新命、章益、陈高佣、陶希圣、孙冰寒、萨孟武、樊仲云、黄文山、武堉干等发表了一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运动”，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应以“此事此地的需要”为基础，保持中国的特殊性，以此来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同时也对欧美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这一“十教授宣言”随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当时赞成者中就有不少浙大的学者，如庄泽宣、李培恩、陈训慈等。
何炳松也是一位着名的出版家，早在1923年末，他应聘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在这所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担任编辑部主任、编译所长、编审委员会委员、协理等，并主编有《教育杂志》等刊物，他还主编有“中国史学丛书”、“社会科学小丛书”、“社会科学名着选读”、“教育大辞书”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的上海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均毁于炮火，何炳松随即又投入到“商务”的重建工作中。
不过，何炳松一生仍以教育家而着称。从1935年起，何炳松长期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一职，由于他主张和执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造就了暨大“东南民主堡垒”之名；至今，暨南大学也仍以何炳松当年所题的“忠信笃敬”为校训。抗日战争爆发后，暨大也如浙大一样，有一段流亡的历史，它从迁入租界、再迁福建建阳，至1942年4月，当时东南各流亡高校拟在浙江金华成立“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此前已有“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以何炳松为筹委会主任，所谓临危受命，当时何炳松还聘请了浙大龙泉分校的王勤育为教务长，最后因种种原因终未能建成。
1946年5月，何炳松被调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但因病未能到任。7月25日，何炳松在上海“中华学艺社”逝世。

邵飘萍（1886-1926）
新闻学家。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为振青，字飘萍。浙江东阳人。1906年至1909年在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1916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时事新报》、《申报》、《时报》等担任主笔。1918年自费创办《京报》，同年，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着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以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为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遗着《新闻学总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实际应用新闻学》等都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着作。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快结束时，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的早年历史。当讲到在北大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他动情地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见《西行漫记》）这个邵飘萍，就是当年中国新闻界为宣传进步思想和主持正义而以身殉报的着名报人。
初出茅庐
邵飘萍于1906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1903年由“浙江大学堂”改称而来，其前身即“求是书院”）时，这所当时杭州乃至整个浙江最高的学府就以它的“学潮”惊动四方了。所谓“学潮”，就是激于国家民族危难而来的回应。邵飘萍入校后还赶上一场浙江绅商的护路拒款运动。不过，邵飘萍因深受梁启超“新闻救国”思想的影响，立志通过办报来激发民心，由此来推动“救亡”的事业。尽管当时清廷以报馆“诽议杂兴”为由禁止阅报并发出谕令，“各学堂学生，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着书妄谈，刊布报章”、“学生不得私充报馆主笔或访事员”、“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中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但在浙江高等学堂，它却受到了某种抵制。比如此前《求是书院章程》中就明确规定：学生可在“每晚间及休沐之日，不定功课，应自浏览经史古文并中外各种报纸”。学生们竟自开辟了“书报阅览室”，将自购自订的书报和杂志贡献出来，供大家阅览，借以了解国内外时事和社会现状。
当时这些报纸和杂志有《时务报》、《清议报》（后改为《新民丛报》）及《译书汇编》等。这个阅览室，每晚8时以后就非常热闹，同学们在这里可以无拘无束地交流阅读心得和纵论国事，后来又组织有“读书会”。邵飘萍很早就有从事新闻事业的志向和决心，这与浙江高等学堂的氛围是分不开的。
至于此时期的邵飘萍，据他同学回忆，是“学习成绩好，书法好，文章写得好，琴也弹得好，就是不爱好体育运动”。邵飘萍后来也回忆说，当年他在学堂学习时，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成绩为侪辈之冠，于是，同班有一位同学出于忌妒，有一次故意把别人的书塞进他的书桌，反诬他偷书，但校长却很了解他，也很爱护他，知道这件事是别人栽赃，曾私下劝他考试时不必太认真，以免树敌过多，但壬他却不以为然。这也可以反映出邵飘萍倔强的性格，后来他的“以身殉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性格的使然。
邵飘萍还经常“旷课”，“以生病为名住到自修室里自学”，并且“喜欢写稿，便外出到处采访，连鸦片馆也去。他的文章写得既快又好”，颇得同学推崇。
此时的邵飘萍已是才情毕露，他的自学能力和天赋、他对新闻事业的向往和不懈追求，已经在读书时尽情地绽露了。当年“浙高”学子对梁启超可谓是情有独钟，梁启超作为晚清着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政论家，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没有不被他的感性和带电的文字感染过的，特别是憧憬于从事新闻事业的青年，梁启超不啻是他们的偶像。他所创办过的报刊，如《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这些被称为“时务文体”的报刊文字都成为学生们精心揣摩的范文，而他“舆论界之骄子”的大名更有力地刺激了无数青年向往于舆论界。至于梁启超名篇《论报馆有益于国是》中提出的关于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和“向导作用”，不仅为中国早期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读书期间的邵飘萍所倾心，后来当邵飘萍创办《京报》时，就在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提出“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即是对梁的一个回应。
邵飘萍的办报实践始于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据辛亥老人张任天回忆说：“记得1908年省开运动会，实际上是学校开的，但校外爱好者可以报名参加，还邀请社会名流观光。这次运动会，由于我和邵飘萍、陈布雷三人不爱运动，所以都没有参加竞赛项目，但又不甘寂寞。于是三人一合计，就办了个《一日报》。因为运动会只开一天，所以就取了这样一个报名。三人分了工，陈布雷为编辑，我和邵飘萍为访员（记者）。《一日报》为16开蜡纸版油印而成，共出20余期。每期印120份，分发先生、同窗和社会名流，很受大家的欢迎。这是我们三个人办报生涯的开始。”后来人们提到“浙高”的知名“校友”，就有所谓“二邵一陈”之说。“二邵”，就是邵飘萍和邵元冲，“一陈”，就是陈布雷，他们后来都曾办过报。陈布雷后来还回忆说：“我们浙江高等学校有着名的两邵：一是翼如（即邵元冲），一是飘萍。若论才气横溢，飘萍自亦不弱；至于清正亮直，悃幅无华，那就要以翼如为不可几及了。”（《我所认识的邵翼如先生》）这样，邵飘萍从他早年倾心于早期变法运动所推崇的“新学”，再到“浙高”读书时慨然以“新闻救国”为抱负，于是与陈布雷等学习办报，逐渐开始给本地和外埠的报纸投稿，一直到他受聘为上海《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从此，邵飘萍就走向一条成就为新闻记者的道路。
驰名京沪的名记者和名报人
邵飘萍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不久，中华民国成立，当时临时政府公布了《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人民拥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等，于是邵飘萍得风气之先，在杭州与报人杭辛斋联合办起了《汉民日报》，揭发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劣行，讥刺袁世凯盗取民国之名实施专制统治之实，为此邵三度身陷囹圄，报纸也被查封。此后邵飘萍远走日本，一边留学，一边与同学等创办“东京通讯社”，专为国内各着名报纸提供日本通讯，而其中主要内容又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呼吁开展爱国和反袁斗争。日本与袁世凯当局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就是由他们及时通报给国内媒体的。
1916年，邵飘萍返回国内，为上海各大报如《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担任主笔。袁世凯死后，他受聘为《申报》驻京特派员。在北京，他开始着手创办自己的新闻实体。此前，邵飘萍的新闻报道已博得好评，特别是他的《北京特别通讯》常以独家消息而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不久，他又成立了“新闻编译社”，这是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开始，它打破了中国新闻媒体受外国新闻媒体控制和操纵的被动局面。1918年10月，邵飘萍又创办了《京报》。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京报》因支持爱国学生、揭露军阀卖国阴谋而被查封，邵飘萍化装遁往上海，随后再赴日本，担任大阪《朝日新闻》社的特约记者。期间研究战后世界思潮和社会政治问题，先后撰着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书，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生的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颇有影响的名着。
以身殉报，百代留香
北洋军阀的段祺瑞政权垮台后，邵飘萍重办《京报》。此时的他感到国内新闻事业还很落后，于是相继在北大、平民大学、政法大学讲授新闻学，并出版有《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两书，它们都是为中国新闻学开辟草莱的着作，其中也浸透了邵飘萍多年从事新闻和办报的经验之谈。随后的《京报》也焕然一新，经过邵飘萍的锐意革新，他开辟出许多杂志性质的周刊和半月刊等，并请进步名流学者担任主笔或主编，如其中的文艺周刊《莽原》就由鲁迅担任主编。《京报》成为当时北方最活泼和富于生气的一张报纸，并成为大革命高潮中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当时，邵飘萍对孙中山、冯玉祥等给予了毫不掩饰的支持，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则予以猛烈的抨击。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接连发表评论，对惨案制造者予以强烈的声讨和谴责。此后北方革命形势逆转，奉系、直系等北洋军阀联手反扑，不久奉系军阀开入北京，再次查封了《京报》，并诱捕了邵飘萍，随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之杀害。
邵飘萍牺牲时年仅40岁。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代报人，人们往往会谈到他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特殊贡献，称其为“新闻全才”。其实，说到邵飘萍，他的坚定不移地反专制、反蒙昧，以及他终其一生为扞卫言论自由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更值得后人敬仰。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这样一个中国新闻史上的楷模我们是会永远记取和缅怀的。因为我们无法忘记在80年前，这样一位卓越的一代报人竟轰然倒在了刑场之上，由此结束了他“踔厉奋发，又尝饱经痛苦，举凡所谓穷饿、羁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人生所不堪之楚毒，殆无不以一身受之”的记者生涯！我们也无法忘记，作为杰出的一代记者，邵飘萍在他的有生之年曾深信：中国的进步，不能脱离报业的繁荣，不能没有记者的担当；他还现身说法，强调记者是“新闻界战斗的壮士”，他们必须要有一定的素质，其中“品性为第一要素”，即“品性乃记者精神上的要素”，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因此，“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
这样的一代报人，应该是不朽的了。

邵裴子（1884-1968）
教育家、经济学家。曾用名光墉、长光。浙江杭州人。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生，190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学士学位。1912年初至1912年6月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1928年，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是年11月任国立浙江大学副校长，主持校务；并被委以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首任院长，与蒋梦麟一起贯彻蔡元培“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主张“学者办学，舆论公开”，卓有成绩。1930年7月至1931年11月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他着有《唐人绝句选》，校辑《林和靖先生诗集》4卷。译着有培根的《学问之增进》等。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的校长，随即决心改变浙大文科教授少的缺憾，真正让浙大变成“文理会通”的大学，于是，慕名求贤，邀请两位当时被称为“杭州瑰宝”的老先生来浙大，这一位是马一浮，另一位便是当了校长的邵裴子。
邵裴子其人
邵裴子幼年丧父，全家只依靠母亲刺绣度日。他少年聪颖、读书刻苦，于16岁进学，19岁便中得举人，后入读上海南洋公学经济特课班，再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获文学士，并于清宣统元年（1909）学成返国，历任浙江省高等学堂（即浙大的前身）英文教习、教务长、校长。
1913年，邵裴子赴北京财政部任职，兼任北京法政大学英文教授及教务长，以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财政部监务等。北伐革命前夕，他返回杭州，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秘书、第三中山大学筹委会委员、普通教育管理处处长等。
1927年8月，国民政府在杭州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至1928年7月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由邵裴子任副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辅佐蒋梦麟校长。
1928年10月，由于蒋梦麟升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邵裴子遂以文理学院院长兼副校长代理校长一职，执掌校务。1930年7月至1931年11月，邵裴子出任浙大校长。
邵裴子多次在浙江大学任教和任职，又曾两度担任校长，可谓是浙大校史上的元老级人物。在担任校长期间，他曾主张“学者办学”（即所谓“教授治校”）、“舆论公开”，等等，卓有成效。
邵裴子虽然是民国浙江教育界的名流，但他除了名气，还有骨气。在国民党南京政府表面统一中国、随即实行“党化教育”之际，凡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高校担任校长的，必须是国民党的党员，而邵裴子则是非国民党的“清流”。
有一次，蒋介石亲自来浙大视察，于是就“动员”邵裴子也加入国民党，却遭到他的拒绝，这在当时就是“不识相”。后来，由于他受到学校中的国民党“CC派”（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派系）势力的排挤，并且学校经费受到南京政府的克扣，以致教师连续几月未得薪俸，邵裴子终于怒火中烧，拂袖而去，辞去校长的职务，最后又于1935年离开浙大。
抗日战争期间，邵裴子曾出任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副会长、参议以及浙江地方银行常务董事等。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担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西泠印社社员和理事等。
邵裴子不仅是浙江近代的著名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浙江文化界和文物界的知名人士。他对于中国古代美术作品的收集、整理、保存和研究，多有贡献，生前还数次嘱咐家人待其身故，即将其几十年节衣缩食收藏的数千件珍贵文物、书籍、字画等悉数捐献给国家，如今仅浙江省博物馆就收藏有邵裴子捐献的文物多达698件。至于他本人，则擅长书法，尤以行楷见长，清劲挺秀，饶有唐人韵味；他还精于鉴赏，尤长于陶瓷。
邵裴子编有《宋诗三百首》，并撰有《唐诗绝句选》、《林和靖附林和靖事》等。
功在浙大，名垂青史
邵裴子的一生见证了浙江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他的有关对浙大初创时的回忆如今也成了浙大校史上的珍贵史料。
从1930年7月至1931年11月，邵裴子正式就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如果从1927年8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成立算起，那么，到1931年11月，邵裴子掌领浙大有4年之余。这一期间，浙大设立了文理、工、农3个学院和16个系，成为当时浙江的第一所综合大学，也是浙江的最高学府。
在蒋梦麟担任校长时，邵裴子所负责的文理学院设有8个系，几乎占了整个学校的半壁江山，当时邵裴子与蒋梦麟校长同心协力，以“开明”作为治学之宗旨，努力贯彻蔡元培“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吸引了当时社会上许多贤达名流会聚浙大。短短数年，成绩斐然。
浙大历史上的几位著名教授，如生物遗传学家贝时璋、几何学家苏步青、数学家陈建功、教育学家郑晓沧等，都是邵裴子在任时礼聘来浙大任教的。当年从日本回来的苏步青，曾因家庭负担过重，经济窘迫而萌生退意，是邵裴子从自己600元的月薪中拿出200元接济他，从而挽留了苏步青。而当年仅仅一个文理学院，人才之众，就让人感慨不已——刘大白、张绍忠、钱宝琮、纪育澧、陈之霖、王守兢、孟宪承、俞子夷、黄翼、沈有乾、沈乃正、唐庆增、章嵚、叶浩吾、袁敦礼、佘坤珊、徐思培、郭任远、钟敬文、朱福炘、顾功叙、徐英超等，这些名师大家的聚集为浙大增添了许多亮色。
邵裴子在执掌浙大期间特别注重教学质量，他还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以培养通才为主。前者，如文理学院的学制是4年，4年之内，学生必须读完120学分；后者，当时对一、二年级的学生，是着重于基础课，到了三、四年级，则着重于专业课，其中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当然，这些要求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也贯彻了“求是”的精神，如当时刚从美国归来的英文副教授佘坤珊对一年级学生的英文要求过于苛刻，他不仅要求学生能通读英国小说家哈代的原着，而且还要学生学习和掌握诗歌、散文，使浙大“大一”的学生难以承受，邵裴子知道后，就与佘坤珊商量，将“大一”的英文分为A、B、C 三个班，这样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按部就班、因材施教，于是受到学生的欢迎。
也正是如此，在邵裴子任文理学院院长期间，文理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如王漠显、盛耕雨、孙泽瀛、王承绪、徐瑞云、江希明、黄肇兴、朱壬葆等，他们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浙大文理学科的重要师资。此后，又经过竺可桢校长的多年领导和努力，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他们的实践证明：要办好一所大学，不外乎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好的校长，再一个就是要有一批好的教授，而邵裴子、竺可桢就是这样的好校长。这里的所谓“好”，意义尚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便是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堪称一代宗师的品格。比如邵裴子在私德上，可谓一生克勤克俭，即使在他任校长时，全家都一直居住在杭州直大方伯大德里7号的普通民房内，一直不肯迁入所谓的“校长楼”；此外，校长当时有专用轿车，他却不轻易动用；公务出差，不住高级饭店而是住在普通旅舍。
也是浙大的老校友、诗人马叙伦曾撰有《丙寅岁暮怀邵裴子》一诗，诗中准确描写了这样一位有才气、有气节的好校长：
多闻直谅邵南江，金石名家书更长。
世态趋炎君态冷，一官长因度支郎。
榆钱满地不疗饥，断石残金有尽时。
贫士交情竟何恃，风阑心事我空知。
炎天寄我一封书，相爱终惭我不如。
欲使儿曹知古谊，锦囊吩咐好收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