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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1882-1938）
军事教育家。原名方震。浙江海宁人。1899年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905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名列第一，与蔡锷、张孝准被日本人视为“中国三杰”。1903年主编《浙江潮》杂志，宣传革命。蒋方震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创立的国防经济学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上的重要篇章。他先后几次主持军官学校，都积极革除弊端，醉心军事教育。其代表作《国防论》凝聚着他一生军事着作的精华，是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的奠基之作。其他着作有《欧洲文艺复兴》、《东方文化史及哲学》等，后又辑为《蒋百里先生全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蒋百里写了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后来他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下笔如神，汪洋恣肆，却写出一篇中国学术史的名篇——《清代学术概论》，文章中，梁启超把清代三百年的学术史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较，以为“从19世纪末期的维新革命起，以迄‘五四’前后的思想波澜、人物性格，颇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气氛相似”，而后来曹聚仁则认为，这其中“蒋百里先生倒像是那时代的达·芬奇”。如果说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达·芬奇是集画家、雕刻家、工程师、音乐家、格物学家集于一身，那么，蒋百里呢？曹聚仁说：“百里先生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物，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此外他还是一个“舌辩之士”。这样一位的“人中龙”，即求学于浙江大学前身——杭州求是书院。
时代潮流下的“求是”学子
蒋百里少年聪慧，13岁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他深受中国战败的刺激，遂有弃文习武和建立国防的思想萌蘖。1900年，他被举荐到杭州求是书院读书。彼时蒋百里头角峥嵘，他勤奋学习，并与同学以敦品励行相勉，而书院的创立者林启也是民族意识极强的人，他嘱咐学子读《明夷待访录》、《天演论》、《求己录》以及曾、胡文集等着作，教师陈汉第、宋恕等也多是学问高深，且提倡革命不遗余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求是”学子道德学问的陶冶影响甚深。当时杭州还有一家“养正书塾”，两校中的学子蒋百里、蒋百器、马叙伦、汤尔和等是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当时林纾是杭州“东城书舍”的山长，他每月向学生出试命题作文，而其中拔得头筹者，多是蒋百里。
时又正值“庚子之变”，蒋百里等秘密组织了“励志社”，决心以身报国，其中还有蒋百里的同窗钱均甫（钱学森之父）、许寿裳（鲁迅的密友）、蒋百器、蒋梦麟等，而“百里在同辈中最为知名，提倡革命最早”。此后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勤王”失败，蒋百里慨然吟诗，所谓“君为苍生流血去，我从君后唱歌来”，一时传遍书院，结果为总监陆懋德所悉，拟将其开除，幸而监院（即校长）陈汉第为之缓颊，才免予开除的处分。后来陈汉第和林启密商，认为蒋百里有不虞之祸，不能久留此地，恰好当时官费派遣留学生，于是他们决定把机会给蒋百里。1901年，蒋百里买舟东渡，留学日本。果然，不久后书院因学生作《罪辫文》引发了“文字狱”，清兵包围了书院，幸好蒋百里已离校。
民族危亡下的弄潮儿
当时一同赴日留学的浙江学生共有35人，蒋百里遂发起组织同乡会，并出版、发行了风行一时的《浙江潮》杂志。
《浙江潮》是于1903年2月创刊的，它是当时东京革命倾向较为显着的一份杂志，前后共出了12期。蒋百里主持这份刊物，并将之标名为“浙江潮”，寓之“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他在《发刊词》中感慨激荡地说：“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世界者乎？”
面对祖国的陆沉，不禁“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创办此刊，“独留此一纪念物，挟其无穷之恨，以为吾后人鉴”，“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
蒋百里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宝库中撷取了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权学说，论证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倡导建立民族国家，并终生服膺于此。《浙江潮》所宣传的爱国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呼吁在中国人民反帝反清的斗争中起到了极大的舆论作用，风行海内外。在它的示范下，当时其他各省的留学生也纷纷办起了《河南》、《江苏》、《汉声》等革命刊物。日俄战争爆发后，他主持中国留学生大会，议决派代表返国呼吁维护主权等。
蒋百里笃信救国必先习武，与友人蔡锷一同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发愤求学，赢得“中国三杰”的称誉（还有一位是张孝准）。当时“求是”校友的蒋百器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于是章太炎曾戏称他们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1905年，蒋百里在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为中国学生争了光。
蒋百里学成归国后服役军中，但受到张勋、张作霖等的排斥，遂又出国，赴德国学习军事。在德国，他以见习连长的身份在德军钻研西方军事，广泛披阅西方军事论着，还以会通的精神整理了商周以来的中国军事着述和战争战例，将中西军事思想融为一体，据此写成了《孙子新释》，堪为大气磅礴，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军事学研究上的地位。在启程返国的前夕，他拜访了德国军事学家、《战略论》的作者伯卢麦，伯卢麦以法国拿破仑之语“东方将出伟大军事家”勉之。
保定军校校长和讨袁战争
1910年，蒋百里回国，任清军禁卫军管带（营长）。当时清廷已是风雨飘摇，蒋百里的许多同学如吴禄贞、蓝天蔚等都已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成员，蒋百里也参与了密谋独立的活动，失败后脱身南下，出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民国成立后，保定军校发生了驱逐校长的风潮，袁世凯遂派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校长。
蒋百里执掌保定军校后，以日本、德国和中国传统精神为资源，强调军人的武德在于作风的严肃、认真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上任伊始，即明言：“方震本人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后来果真因申请学校经费不得，竟在两千多人的师生大会上引咎而饮弹，写下遗书：“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风气有关。”所幸伤不及死，此事震动全国，更为人所敬重。
此后蒋百里因伤离开保定军校。当时袁世凯拟称帝而欲借重于蔡锷等军人，蔡锷和蒋百里却早欲打入北洋军阀内部，将北洋势力由军阀争权攘利的工具改造为国家国防的“钢城”，在种种努力失败后，两人走上了反袁的道路，共同投身于反袁的军事斗争中，蒋百里担任了两广护国军司令部参谋长。
罕有其俦的军事家和“日本通”
袁世凯死后，百里至交蔡锷也因沉疴在日本病故，此后的蒋百里痛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埋头从事于军事研究和着述。这期间，他既以“军事学家”的名声大噪于时，又参与了新文化运动等，举凡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和思潮，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废督裁兵”、“自治运动”、“省宪运动”等，蒋百里均是个中之重要人物。
不在其位，甚至是身陷囹圄，蒋百里仍时刻不忘要以其所学来报效祖国。
1931年上海“一·二八”战事打响，当时身处前线的他的学生张襄（十九路军参谋长）、林建铭（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上门来讨教抵御日本的战略。因为蒋百里曾在此结果前即断言：“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危险者，即邻近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他实在是太熟悉日本了。曹聚仁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师友中能够断然论定中日之间非战争不可，而且断定这一场是长期战争，战场一定在平汉、粤汉线以东的，只有蒋百里先生一人。”蒋百里分析了战争的整个趋势和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和具体的规划。可惜国民党当局对他提出的国防计划、战术方案、军备建议竟束之高阁，而蒋百里也因此赍志而没。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蒋百里的传世名作——《国防论》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日本研究》。前者出版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在书中，蒋百里预言：“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之自发性，决不能战至一兵一卒。”其实，这就是“全民抗战”的端倪了。他认为：“我国家之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未来中日战事也非旧日单纯的“军队打仗”，而是现代民族战争的“国民拼命”在人和物的战争条件中，最终取决于人的因素，即“大概以战士对于其作战之意义有亲切认识而从内心发出力量者为最后制胜的基本条件”，也即人的“坚强不屈的意志”。当然，这种战争“不是短时间的冲突而是长时间的竞走”，“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时时有力无用处。”蒋百里以其对中日两国国力的洞察，也预见到了“唯武器论者”（即“失败论者”）的一时嚣张。
他还从历史上的战例说明战争中人与物的辩证关系：“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就决不能取胜，那么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力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究获得最后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此外，蒋百里还从战略入手，主张通过发展国民经济来建立现代国防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案和计划，比如钢铁，拟在安徽马鞍山一带设厂，这样可充分利用大冶的铁和淮南的煤；假如战事兴起，则宜以南岳为核心，即于株州至郴州一线布局，可利用萍乡的煤和资兴、醴陵的铁；此外，根据“战斗与生活一致”的原则，农业实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则湖南不啻是“中国的乌克兰”；至于炼油（开发西北石油等）、交通、空军（现代战争将从平面转为立体）等事项，蒋百里都曾提出过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案。他预言并得出中日之战将是持久性的，但我方最后必将取得胜利。这些见解，后来都得到了事实的回应，并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谋而合，也因此，他的《国防论》一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个中名句也经常被人吟诵，比如竺可桢校长在对学生演讲时，就曾引用了“牺牲为量爱之寒暑表”等。
蒋百里还是着名的“日本通”，在《日本人》一书中，他深入剖析日本的国民性格，又从自然、地理、风土、人种特征等各方面入手，并对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日本民族会走到极端，欲征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所谓诛求无厌，但最终“缺少像长江、黄河这样宽阔的胸怀，乃总是很难如愿以偿”。此书一出，即成为一本社会人类学的范本。
宜山传来的噩耗
蒋百里的一生，总的来说是空负怀抱，壮志难酬，他始终得不到当局的器重，晚年则只好从旁佐助当局发展国防和开展外交。
1935年，蒋百里受命出使欧洲，考察各国的战争总动员法；1937年国共联合抗战告成，他又临危受命，奉使出国，争取西方对华援助并分化法西斯“轴心国”。期间的1936年12月，蒋百里随蒋介石赴西安，正好遇上“西安事变”，所幸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而蒋百里也有其贡献，如他说服张学良先放回蒋鼎文，以此表示西安方面和平解决时局的诚意。此后全国达成一致对外的局面，蒋百里又奉命视察各地的防务，可谓宵旰忧劳。
蒋百里晚年负责向当局提供军事、外交咨询，后又受任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的代校长。上任不久，他操劳于学校的迁址（拟迁遵义），竟于广西宜山突然发病。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逝世，年仅56岁。
当时正值浙大西迁至此，蒋百里病故前，竺可桢校长曾专门看望过他，浙大校医还为其进行诊治。1939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因蒋百里“精研兵法，着述宏富”，“入参戎幕，多所擘划和匡扶”，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何燮侯（1878-1961）
教育家。原名燏时。浙江诸暨人。
1897年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为书院首届学生。1898年被选送日本留学。1912年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因与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南归。1914年，曾赴南洋考察。回国后在浙江、江西一带筹办开矿，在家乡集资建造铁路。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何燏时的旧友邀他入阁任伪教育部长，遭到断然拒绝。
“七七事变”后，他避居乡间，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燏时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浙江省主任委员等，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近代浙江，人才辈出，其中教育家更是不乏其人，就说绍兴籍的中国第一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就曾有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四位。
一
何燮侯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何颂华曾是晚清的秀才，以书法家和教育家而闻名，因此，在何燮侯的少年，可谓是饱读“圣贤”之书。中日甲午之战，满清帝国竟输于一蕞尔小国，遂使何燮侯萌发了学习科学、发展实业，并以之振兴国家的理想。
其时，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在林启等的倡议与努力下已建成，它的讲注实学，“切于实用”的办学宗旨深深吸引了何燮侯，遂前往投考，并如愿成为该书院的第一届学生。
1898年，光绪皇帝下谕军机大臣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派赴日本留学，浙江省奉命考选，结果何燮侯、陈乐书、钱念慈、陆仲芳等四人以优异的成绩入选（另有陈仪等四人以学习军事为名同时赴日本，其后浙江省每年均派10余人赴日留学，至1903年，浙江省留日学生总数已达154人，居全国第二），当时这支“浙江代表队”之中，何燮侯年方二十，是最年轻的一位。
然而，正当何燮侯满怀憧憬，办好手续，在回家辞行时却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原来何燮侯的父亲不愿让自己的儿子漂洋涉险，何燮侯一向孝顺，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肯让步，结果为此不辞而别。
何燮侯到了日本后，先在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再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05年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是最早从日本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之一。
1906年春，何燮侯学成返国，即在家乡担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他被调往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何燮侯升为员外郎，奉命赴日本考察大学制度，并筹划图书设备及建筑事宜，历时数月。
不久，何燮侯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
京师大学堂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百日维新”的仅存硕果，不过，却与朝廷一样，充斥着腐败的气息。何燮侯上任后发愤予以改革，加上他性格刚毅，行事果决，一扫官场的拖沓之风。在他的主持下，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的新校舍如期建成（后移为陆军讲武堂之用），至1910年2月，京师大学堂在何燮侯等的筹划下，正式成立了经、法政、文、格致（即理科）、工、农、商等七科，开始具备了现代大学的规模。
二
在何燮侯的一生中，出任北大校长是他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为国立北京大学。
1913年11月，何燮侯出任北大校长。
何燮侯到任后，首先解决经费问题。先是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7万两，然后他又向当局力争，议定每月经费由教育部按预算数目发给，并改“两”为“元”，解决了北大办学的经费问题。随即，何燮侯着手解决北大内部的官僚问题。原来北大从其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开始就问题丛生，如“官本位”习气严重：无论是“仕学馆”的、“进士馆”的还是“师范馆”的，表面上这些人是学生，却一一不失其“老爷”的身份，因此学校也就难以建立严正的学规，以致多年以来纪律松弛，更有少数学生纵情声色，上课鬼混，下课后则以“八大胡同”和戏院为“第二课堂”，荒废学业，加之保守势力多方掣肘，以及当时学术条件的限制，其教学水平也不过如此。何燮侯到任后，意欲扭转这种局面，他刻意执行整顿，严格规章制度，建立正常教育秩序，促使北大走上正轨。
在学校初上轨道之后，何燮侯又对招生进行改革。此前各省多已开办有高等学堂（相当于高级中学），为了提高大学本科学生的素质，何燮侯奉教育部之命，规定预科学生在毕业后需与此前各省高等学堂的毕业生一样，经入学考试合格后方能升入大学本科。结果，这一措施竟引起了众多预科学生的强烈不满，北大发生学潮，何燮侯的校长办公室也被闹事者包围。好在何燮侯处理得当，此次风波得以平息。此后，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曾打算将北大并入天津的北洋大学，以此减少教育经费的开支，但遭到何燮侯和北大全体师生的一致反对，何燮侯还愤而致书总统袁世凯称学校“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惟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此事遂罢。但是，由于这几次事件，何燮侯感到身心俱疲，他遂提出辞呈，并于1913年11月离任，北大校长一职遂由北大工科学长胡仁源继任。
何燮侯先后主持京师大学堂和北大，时间虽然不长，意义却不小。因为那正是中国大学制度走向正规的关键时期，所谓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校风学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等等，何燮侯皆与有力焉。
而且，如上所述，从思想史和教育史的意义而论，何燮侯曾以校长之力延揽了许多新派人物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一座“堡垒”，这一历史意义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低估的了。
此外，何燮侯之于北大，还有一层“道德”的意义。即他在主持北大校舍建设和出任北大校长期间的自律严格，廉洁奉公，这在旧式官场上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比如，在筹建京师大堂学的校舍时，当时日本的营造商向他贿送厚礼，欲因此中标，但他拒绝接受，最后秉公定标。再如，何燮侯在主持京师大学堂时还兼授工科的专业课程，到他出任北大校长时，因新生增多，教师不敷所用，他不但亲自兼课，教授数学，还将其每月薪金的一半捐献给学校以解决办学经费的困难，用以增添图书和仪器等。缅怀何燮侯的这些星星点点的事例，堪为今人楷模。
三
何燮侯辞去北大校长后，拒绝了政府任命其为四川省矿务署署长的职务，转而萌发了振兴实业以强国富民的念头，于是在浙江、福建等地筹办开矿筑路等实业活动，但均因经营不善而告失败。此后的十余年，何燮侯一直居住在余杭，但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和地方的乡绅，他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寻找着救国的真谛。有一次，他偶然在友人处看到一本美国艾迪博士写的《苏联游记》，遂对苏联产生了好奇和向往。当时国民党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何燮侯很难看到一些“禁书”，而他又迫切想阅读这些书籍，于是他竟亲往上海闸北，在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搜觅马克思主义的着作等。
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伪满大臣罗振玉曾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伪总理郑孝胥和何燮侯也是旧友，两人想请何燮侯出任伪教育部长，发电邀请，同时汇来旅费三千元。当即遭到他的拒绝，退回汇款。他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亦表不满，国民党要员中有不少同学故旧，邀其出来做事，为何燮侯婉拒。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何燮侯在家乡积极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的人民代表，两次参加了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1月，他还当选为当地参议会的副议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何燮侯曾拟赴延安，后因浙东游击队奉命北撤，他被劝回诸暨老家，但就在归途中，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后得友人的营救，始得脱险。此后，何燮侯夫妇避住杭州，但不久，又被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绑架入狱，并交秘密法庭审讯。
何燮侯两度被捕，这消息很快传开，其亲友多方设法营救，同时“求是书院”的老同学许寿裳等也分别致电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陈仪等，请其致电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及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说明何燮侯只是一位学者和年近古稀的地方着名人士，请其尽快给予释放。何燮侯的老友邵力子、翁文灏等闻讯也函电呼吁予以宽释。国民党当局在种种压力下，只好释放何燮侯，但又提出条件，要求他保证今后不再宣传共产主义。何燮侯则抗言说：“释放不释放听便，从此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此后何燮侯虽被保释出狱，但当局却控制了他的活动范围。
四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何燮侯因功受到了礼遇和尊重，不久，即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他与黄琪翔、张难先等提出“请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义电告联合国大会，郑重声明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提案。不久，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走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何燮侯此后历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50年4月，他接受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托，担任“民革”浙江分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1954年“民革”浙江省委员会正式成立，他又当选为主任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何燮侯虽已年逾古稀，但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他在自传中说：“自问年老力衰，于国家于民众不能有所贡献，深自惭疚，惟一希望，只求苟延残喘数年，得见我中华伟大之民族，日益发展，成为保护全世界人类和平之一大柱石，不让苏联专美于前，是所愿也。”
何燮侯性格刚毅，为人耿直，为了他一生所致力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可谓知无不言，心口如一，与马寅初等许多民主人士一样，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比较早地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公开场合指出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而听其自然发展的危害性，是当时少数主张实行“节制生育”的代表之一。
在国内政治运动频繁、“左”倾势头愈演愈烈之际，何燮侯一方面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对“左”的政策表示不满。如他对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反右”运动，“大跃进”浮夸风等都表示了不理解和自己的态度。
1961年4月21日，何燮侯因风寒引发心脏病和肺炎去世，享年83岁。
辞世前，何燮侯写下遗嘱，其曰：
一、火葬，仅穿长衫，或新制一身白布斜领长衫，长过两脚，以绳缚之，不必穿袜矣。
二、骨灰能散置海宁钱塘江边最好，否则携归埋于先茔旁边。
三、身后遗物由阿五（其女儿幼娟）召集兄弟姊妹公分，穷者多得。四、孙子女、外孙子女中有能力者应各家通力尽量培植之，为国家培植英才，为社会培植劳工。五、宗族戚友中之贫乏者，如其人非反革命，不问其阶级出身，力所能及应尽力救济之。应以善恶是非为准则，不问阶级，盖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不使子孙永袭也。
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写下的遗嘱，是一个仁心宅厚的老知识分子的“求是”之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下这样的遗嘱，也是难能可贵的。

曾经是战时浙大“访问学者”的钱穆在其《国史大纲》的前言中说：“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所以要引用上述一段话，是想说明：在编写这本《名流浙大》以及翻阅校史资料的过程中，不知怎的，脑海中不断翻滚着钱穆《国史大纲》前言这一段话。那么，或者可以这样说吧：浙江大学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而我们浙江大学的师生员工，尤其是莘莘“求是”学子，“对本校已往之历史，应该略有所知”；进而，如果“对本校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校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种“温情与敬意”能带给我们许多情愫和感怀，比如说对已往校史上的众多“名流”，对他们的了解可能会让我们深刻“感到现在我们绝不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我们的路还很漫长，过去的光荣需要我们承继和延续，因而我们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说了这一点感想，再来说这本配合母校110年校庆而撰写的《名流浙大》。
《名流浙大》，其实是说浙大百年历史上的科学和文化传人。所谓百年名校，或者从1897年求是书院创立，到后来的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此外还包括了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等），再到1928年4月易名的浙江大学、1928年7月的国立浙江大学，以迄其后；或者以1998年9月四校（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而组建的新的浙江大学定位，浙大的百年历史，可谓风雨如晦、根系繁复。显然，以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和研究的能力，还没有力量对之给予全面的展示，因此我们也热切希望能有更多的同道来参与校史的梳理、研究、书写的工作，共抒我们对母校的“温情与敬意”。
至于百年校史上的名流或文化传人，我们初步认为：因为母校地处江南，于是这一方水土给它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和文化等相应的文化积累的条件，加之历史上江浙一向人文繁胜，这又为它提供了强大的不绝的人力资源；此外，母校是与祖国步入“海通”（所谓近代化）的时代相始终的，因此它的时代特色非常显着，这从“救亡”的使命再到竺可桢校长培养“领袖群伦”的高标绝响（即旨在推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的办学宗旨，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晰，因此，它的起点非常高。再比如说，母校的创立，开始时它就处于宋代浙江“永嘉学派”（所谓“经世致用”之学）、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改革思潮的语境之中，因而进出母校的师生不乏中国历史上的名流之属。再有，百年校史，母校的师资强（所谓大学者，当年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梅贻琦则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竺可桢则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育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学生素质也较高，各任校长亦大多名副其实，兼之学校地理位置毗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和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上海，过往学者也不绝如缕，这就有了名流辈出的历史背景。因此，收入本书的浙大名流，当然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如果假以时日，或者有连续出版的条件，《名流浙大》是完全可以做大、做强的。
那么，这第一本《名流浙大》，主要选取了百年校史上代表性的部分校长、教授和校友，撷取一些片断，来展现当年一些校长的办学理念和他们治校育人的实绩；展现一些知名教授的文化品格和他们治学育人的事迹，以及他们作为学术大师的风采；展现一些杰出校友身上所体现出的“浙大精神”和他们的价值追求。通过这样的回忆和书写，可以让我们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社会实践等层面进一步来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其重要的组织形式，它是什么？它有什么？以及它还能做些什么？或者说，如果说一所好的学校是校长、教授、学生等的一种“集体到位”——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又有各自丰富的个性，同时又能够在制度上进行创新，更能在精神上不断承继和拓展，因此才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话，那么，百年历史的浙江大学就不应该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线性发展的“校史”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知识共同体，或者一个由有血有肉的、有学问又有精神的人物（名流）所组成的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这就是本书的宗旨。这就如同当年王国维所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那么，百年名校则因以精神为上，所谓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历史上的浙江大学对此有极为丰富的阐释空间，由此，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年竺可桢校长曾经提出过的“求是”校训，才能进而用历史资源来澄清和说明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有关当前中国大学问题的一个讲话——“大学如何才能产生人才？”
如此，本书或者还可以从历史上的浙江大学（同时可以参考一下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的角度，来回顾百年中国大学的优秀传统的同时，了望新时期中国大学的发展前景！
是为序。
郭汾阳
记于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