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感怀浙大

虞承藻
同学们经几十年阔别，一旦重新欢聚，叙旧话，天南海北，古往今来，酸甜苦辣，无所不谈。怀念培育我们成才的老师们，自然是主要话题之一。当时老师们对我们主要是进行智育，他们中很多人品德高尚，在学术上潜心钻研，富有求真求是的精神，知识渊博，造诣精深，对我们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最使大家一致怀念的师长有三位：竺可桢校长、费巩训导长和体育主任舒鸿老师。舒师主持体育工作，使多数同学不但具有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品质和才能，还具备较健全的体魄，能够长期从事繁重的工作。凡此种种，饮水思源，能不怀念舒师吗？
奥运会载誉归来
1936年9月1日，我怀着兴奋自豪的心情，跨进了杭州市大学路国立浙江大学校园。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六，文理学院门口贴出了布告，当晚在健身房召开欢迎舒鸿先生参加柏林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归来大会。尽管中国代表队除符保卢的撑杆跳通过了3.80米的及格高度能参加复赛外，其余都在预赛中被淘汰了。但在人们心目中，能够参加奥运会，不管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工作人员，都是一种特殊荣誉。大会是由学生自治会主席、校篮球队长李永疖主持的，他首先请舒师和大家见面。舒师中等身材，面色黝黑，黑里透红，显示出长期户外工作的健康肤色；戴一副玳瑁边眼镜，却遮不住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两鬓已染霜，但腰背挺直，更显得精神。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他早年在美国春田大学专攻体育卫生，这次先是作为随队保健医生出征的。当李永疖报告他在奥运会还担任篮球决赛主裁判时，会场震动，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那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争夺篮球冠军的决赛。要不是具有高超水平，奥运会能把这一重任交给一个当时号称“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吗？
中国代表队到了柏林，舒师当时只是助理教练员。他和另一位国内篮球名教练宋君复，凭着他们留美学体育的学历、专长和任教经历，主动向裁判委员会要求任篮球裁判，经审查考核后被批准了。在预赛中，舒师执判严明公正，博得观众、运动员和裁判委员会的赞赏。最后，裁判委员会选中他任篮球决赛主裁判。舒师的工作为中国人赢得的殊荣，这是一块无形的金牌。
这次欢迎大会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可在我印象中记忆犹新。舒师为中国人争气争光的事迹，增强了师生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鼓舞了大家。他的报告和奥运会纪录片使大家大长见识，大开眼界，大饱眼福，激励了同学们更自觉地参加体育锻炼。第一次见到舒师，就在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严肃而又生动活泼的体育课
舒师对体育课抓得很紧，首先是纪律严。新生每人都发两套运动服——背心、短裤、绒球衣、灯笼裤。上课必须事先换好，还必须穿球鞋。哨音一响，立刻按身高排成二列横队，体育老师点名后，先做准备活动，然后正式上课。
我们电机系一年级时由舒师亲自执教，体育课每周两次，课程内容丰富多彩，各项体育运动的基本动作都练，还有集体竞赛。基本训练，举凡体操的垫上运动、单杠、双杠、吊环、跳马，体力的仰卧起坐、俯卧撑，篮球的运球、传球、投篮、上篮，排球的发球、接球、传球、扣球，田径的跑、跳、投，可以说应有尽有。
舒师还教我们西方古典式摔跤，练倒地后如何头顶地拱背使双肩离地，对手则练如何压倒对方使其双肩着地。还练拳击，健身房备有拳击手套，但不是对打，而是连击挂在一块圆板下象征人头的皮球。还有药球（一种挺重的实心皮球），练习掷远等。集体竞赛有推龙球（直径约1米的大球），分两组在头顶上对推，推过规定界线者为胜。这种比赛，两臂高举头顶，下面靠腿和身体的力量往前挤，非常累人。常常推来推去，弄得大家浑身是汗，筋疲力尽，还是不分胜负。还有一种传药球，分两组接龙似的坐在地板上，背对传球方向，由前向后依次传递，先传到头为胜。这种活动，锻炼了腹肌、背肌和两臂。拔河更是当然不可少的竞赛。舒师告诉我们，美国大学里的拔河是隔着一条小河比赛，准许穿钉鞋，准许在地面挖坑，要把对方都拉到河里为胜。可以想象，那种名副其实的拔河更累人，却更有趣。
舒老师上课，每个动作都亲自示范。当同学按规定要求完成了，他总是以赞许的口吻说：“蛮蛮好！蛮蛮好！”
舒师还有一条严格纪律，下课后必须冲澡。这好办，反正有热水。可是还有一条规定，最后必须用冷水冲一会儿，这却是难题，可是又无法阳奉阴违，因为舒师要亲自进浴室检查，谁不用冷水冲就象征性地“打屁股”。打完屁股，他又亲自关掉热水龙头，让补课。洗冷水澡是极好的体育锻炼。从那时起，我断断续续坚持到现在。凡是坚持的时候，感冒就远避，否则，它就不客气了，经常登门。
舒师对同学体育成绩的评定，并不按统一标准，而是按每个同学原来的体力和水平，看进步大小和上课时是否认真努力而定。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有一项俯卧撑，有的体力差的同学，原来只能撑三五下，经过努力锻炼，考试时已能撑十几下，他的成绩就不比原来就能撑二十几下，最后能撑三十几下的同学差。这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既鼓励了体质弱的同学积极锻炼，也限制了体强力壮的同学吃老本，使他们越发强壮。
由于在体育课上学到了很多中学时代没接触过的体育活动，提高了我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自觉性。每天下午课后我就一定去健身房，充分利用完备的体育器械，运动约一小时，单杠、双杠、吊环、跳马、拉力器、拳击、篮球，什么都练。有时还和班上大力士朱希侃在垫上练一阵古典摔跤。最后不忘舒师教诲，还用冷水冲一阵。晚饭时，食欲大振，一吃就是三碗饭。晚自习时，头脑特别清醒，效率很高。睡前再练上几十下俯卧撑，倒头就睡，不知失眠为何物。
早晨，总是提前起床，绕工学院操场跑上几圈。经过这样有规律的生活和经常的体育锻炼，营养又充分，一个学期下来，体重从60公斤猛增到68公斤，全身都是结实的肌肉。每一回忆这段经历，舒师的慈祥笑容就浮现在眼前。
早操和游泳
一年级时，我们受军事训练，每天早晨要列队行升旗礼。礼毕，由体育教师领做早操，舒师也常来领操。早操为一天的繁重学习开了路。抗战开始后，生活和学习都不正常。1938年10月学校迁到广西宜山，男同学住在前清的标营，那里的练兵场就成了操场。一开学就规定全体同学必须做早操。操场上竖有纵横坐标牌，每个同学有一个坐标号。铃声一响，各按自己坐标就位，由体育老师领操。体育校工记下空缺的坐标点。早操缺席是要影响体育成绩的，所以是强制的。早操时各坐标点一般都不缺人。
舒师深知要使同学们身体健康，光靠每周两次的体育课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狠抓早操。此外，随着学校步步西迁，他到处利用自然水域，开游泳场。它既是体育课的场所，又是师生们消暑纳凉、锻炼身体的好去处。
1937年在杭州，学校健身房旁正开始建造一座游泳池。可惜还未启用，就遭日寇铁蹄蹂躏。1938年夏学校在江西泰和时，舒师在赣江边开辟了一个天然游泳场，不少同学就是在那时学会了游泳。竺校长和许多老师也常去游泳。
到了广西宜山，在标营农学院试验农场南面找到了一条小河，宽有4米，有一段水深约一人，正好做一个小型游泳池。河上有一座小石拱桥，桥顶离水面约2米，桥下水较深，恰是一个天然跳台。舒师摸清了水底情况，肯定不会发生危险后，准许同学跳水，他常站在桥上指导监督。有一个广东同学，身材健美，高高跳起，张开两臂作飞燕式下水，姿势优美。舒师连赞：“蛮蛮好！蛮蛮好！”我也来了个曲体剪式。小河浜里游泳终究不过瘾，会游泳的同学到龙江里去游。龙江岸边，怪石嶙峋兀立，临水有一块高耸的岩石，顶面平整光洁，离水面二三米，下面水很深，是一个绝妙的跳台，大家经常在那里跳水，每次最后一跳时，浑身擦了肥皂，一跃入水，肥皂冲得干干净净。
到了贵州，河流多，无论在遵义，还是湄潭、永兴场，到处都有良好的天然游泳池。遵义有一条河蜿蜒于新城老城之间。在连接两城的大桥上游不远，有个柏家堤坎拦成一座小水库，再上去还有洗马滩。舒师选定那里作为游泳池，岸边围了两个席棚，就是男、女更衣室。这个游泳池开辟后，当地不少中、小学生也被吸引来了。至于湄潭，条件就更好了，那里有一段长几百米的河道，游泳方便。永兴场也有很好的游泳场所。
舒师因地制宜，西迁每到一地，就选择适当的天然水域，开辟游泳场，开展游泳活动，增强师生体质。现在一提起白鹭洲、龙江、洗马滩，大家就会沉浸于抗战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却又非常愉快难忘的美好回忆中，而舒师的慈祥笑容又浮现在眼前。
篮球训练
一年级时，吴祖亮、吴祖光兄弟和我被选进校篮球队做预备队员。主力队员是队长、中锋李永疖，后卫是吴廷、胡广家，他们三人都是机械系四年级学长，快毕业了。右锋刘达文、左锋刘奎斗和另两位预备队员吉上宾、沈宗墉，都是工学院二年级学长。
篮球队每周要训练两次，有时在下午，有时在晚上。每次训练都是舒师亲自指导，着重基本技术、整体配合和体力训练。当时中国篮球界有南舒北董（守义）的说法。我们能受到舒师的训练，确实机会难得，练得十分认真。基本技术有运球、传球、拦截、抢篮板球、投篮等。
舒师非常重视整体配合，不允许抢功，光顾自己投篮，要求每个队员既要在条件有利时，不失时机，积极投篮，又要给别的队员创造更有利的投篮机会。
舒师在训练中经常反复强调sportsmanship（运动员精神、体育道德）：要遵守纪律，服从裁判；要互相密切配合，发挥整体力量；绝不准故意伤人；要胜不骄，败不馁；比赛时，不管输赢，要全力以赴，每球必争，顽强战斗到底，拿现在话说，就是要“拼搏”。
浙大男子篮球队从杭州打到宜山、遵义，队长从李永疖到吴祖光、刘奎斗，队员换了一批又一批，队风、球风一直是值得称道的。比赛场上，拼抢再激烈，我们也不大犯规，绝无故意伤人的事。传球失误，传球人说自己没传好，接球人则说自己跑位不对，总是互相承担责任，从不互相埋怨。投篮不进，总是高喊：“我的错！”别人就拍他肩膀：“没关系！”这种作风，在进入社会后的工作中，仍然被继承下来。
书生屡挫武士
浙大男子篮球队在杭州、在广西宜山、在贵州遵义都参加公开锦标赛。说来也巧，最后争夺冠军的决赛都是在浙大和军事院校或军队之间，也就是在文弱书生和纠纠武士之间展开的。
1937年春，浙江省篮球决赛是浙大对中央航空学校。这一仗，当时的队长李永疖学长在《“浙大”“航校”争夺冠军的大战》一文作了极其详尽精彩的描述。军事院校的学生，体格比我们文学校的书生当然要强壮得多。航空学校是训练飞行员的，他们的体质更是第一流的。
可是我们五位主力队员都是书生中的佼佼者。队长李永疖文武双全，他身材高，弹跳力好，在浙江省春季运动会上曾以1米70多的成绩荣获跳高冠军。他打中锋，进攻退守，前呼后应，指挥全军，是场上核心。后卫吴廷是重量级体格，所以能把航校队员撞一个跟斗。另一位后卫胡广家也是个大个子，他是近视眼，打球得戴眼镜，舒师为他特备了一副防护罩。他戴着头盔似的防护罩，威风凛凛，活像一位剑侠。左锋刘奎斗，黑龙江人，流亡到关内，中学在出“五虎将”的南开就读，有名将唐宝坤风度。他个子不高，但速度快，弹跳高，动作灵敏，常常闪过对方后卫，沿底线切入篮下，左手上篮。有时虚晃一着，对方拦向底线，他就一跃而起，在左侧双手投擦板球，球应声入筐。右锋刘达文来自江西，身材高大，善于在右角投空心篮，很准，也经常切入上篮，很有威胁。
两位后卫防守严密，并牢牢控制篮板球，又有中锋策应，屡挫航校攻势。在舒师严格训练下锻炼出来的这样一支球队，决赛时又搬出了舒师传授的秘密武器——人盯人防守，打得航校晕头转向，比分一直领先，终于夺得了冠军。
1938年浙大迁到广西宜山。10月，乐群社举办了一次“乐群杯”篮球赛，最后是浙大和中央军校第五分校进行决赛。该校队员都是两广人，矫健敏捷，体力充沛。我们则刚经长途跋涉，到宜山不久，还没休息过来，也来不及训练，就临时组队，仓促应战。大家靠吃老本，团结奋斗，击败了对手，夺得了锦标。
1940年初，浙大迁到贵州遵义，篮球队的对手又是两个军事学校——陆军大学和步兵学校，在友谊赛时，我们胜了陆军大学，却输给了步兵学校。并非力不能敌，而是比赛中，他们动作粗野。我们遵循舒师的教导，不报复，不伤人，最终让他们赢了。
1940年初夏，遵义举办青年篮球赛，冤家对头，决赛恰恰是浙大对步兵学校。他们赢过我们，这次志在必胜。我们呢，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誓报一箭之仇。在舒师指导下，我们认真刻苦训练，摩拳擦掌，准备迎接大战。比赛那天，球场上早早就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许多同学带了长凳，站在后排，居高临下助威。竺校长也亲临观阵助战，坐在球场边靠中线处，不像在杭州战航校时只是守在门口“听”。
比赛开始，吴祖光和我打后卫，严密封锁篮下，尽力争夺篮板球；其他后卫赵梦寰、孙百城、李元石常上场替换。谢承范、陶光业轮换打中锋，阳章、吴祖亮、刘泰打前锋。中锋、前锋猛冲敌阵，屡建功勋，比分一直领先。因为轮番上阵，保持了充沛体力，士气也一直很旺盛。下半场最后不到十分钟时，舒师命我打右锋，抓机会快攻。不久，见吴祖光抢到球，我就猛插篮下，刚跑到罚球区，祖光的球就到了。我得球大步上篮，球刚要出手，猛觉左眼一震，一只拳头砸在我右眼上，眼镜和球都飞了。原来对方后卫见已无法阻止我投篮，就一拳把我左眼镜片砸得粉碎，碎玻璃片刺进左眼。幸亏校医室主任周博士带着医疗器械在场，立刻处置，把玻璃碎片从左眼一一取出，并进行了清洗。吉人自有天相，角膜竟没受伤。比赛继续进行，吴祖亮替我上场。一次，他得球后，一个急转身，躲开了对方的拦截，原地跳起，双手投篮，球碰板入网，又为夺标添了2分。我们把优势保持到了终场。经过激烈争夺，我们胜利了。四周立刻响起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竺校长也满面笑容，向我们祝贺胜利。
吴祖光、吴祖亮、阳章和我回何家巷洗完澡，上街去吃小笼包子自我犒劳时，路上行人指点我们说：“浙大的坦克部队。”我们也感到自豪，能击败“步兵”，“坦克部队”自然当之无愧。
1941年初夏遵义篮球公开赛时，刘奎斗从真正的“坦克部队”回校复学了，他继任队长。决赛的对手又是军人——宪兵第九团，个个高大强壮，可是技术略逊我们一筹，我们没费多大劲就获胜了。
说来也怪，我们好像命中注定要和军人比个高低。毕业后在昆明又和军人进行了一场遭遇战，这次对手都是美国人，是来自篮球王国的空军。
那是1943年的春天。有一天晚上，吴祖光、陶光业、我、牟作云和简某在昆明拓东路篮球场打球。忽然来了一队美国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定要和我们赛一场。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应战。现在是中国篮球协会主席的牟作云，当时是西南联大体育老师。他田径水平很高，曾获三级跳远全国冠军，是参加1936年奥运会的篮球队队员，这次打中锋。吴祖光和简某打后卫，陶光业和我打前锋。开赛不久，我们发动了几次快攻，连进了几个球。他们立刻改变战术，采用舒师教我们打航校时的人盯人战术，进攻时则利用中锋的高大身材，中路强行突破。我们失两球后叫暂停，商量对策，决定牟作云坚守中路，如果守不住，后卫就左右夹击，这一来立刻见效，抑制了他们的攻势。前锋又快速左右穿插，使他们的后卫疲于奔命。我们又发挥优势，打败了他们。这是一支小插曲。
离别舒师已数十年，他也早已与世长辞了。每当回忆在浙大四年的往事时，舒师的音容笑貌总会出现在眼前，他的谆谆教导也会回响在耳边。献上这篇回忆文章寄托我对舒鸿老师的深切怀念之情！

张素诚
1936年，钱先生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开课，讲中国数学史，选修的约二十人，我是其中一个。讲到宋元两代中国数学很发达，自明以后五百年才黯然失色的原因时，记得钱先生是这样说的：科举制度唐代就有，但是到明朝以后才考八股文章，才定下三年一考，而且全国考，各省考，各府考，规模甚大，把全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吸引到科举中去，消磨精力，为害之深，十分显着。
科学的发展是集体事业，经历史的积累才有今日之科学，积累又分继承与创新两部分，科举制度诱导极大部分知识分子走入歧途，不去学习科学。积之既久，能继承科学知识的人减少了，能创新的人也减少了，科学事业也不过就自然消沉了。
清代经康乾之治，人口达四亿，科学上的创作应该超过前期，但是明清两代不仅数学落后，别的学科也落后了，不受科举的影响，能在科学上有重要成就的，在明代，除有李时珍以三十年的努力，着《本草纲目》外，尚有徐霞客，自三十岁以后游名山大川，作《徐霞客游记》，在清代就没有这样的人了。
中国文学自汉赋以后，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五百年，就文学而言，也不能与前朝媲美。如果有之，则小说数卷，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虽然皆传世名作，但作家数量少，文坛相对冷落。蒲留仙原为贡生，弃举授徒，说狐道鬼，以雪其愤。《儒林外史》以生花妙笔暴露科举的阴暗面，而曹雪芹借贾宝玉、林黛玉之口贬低科举，又以附和科举的薛宝钗为婚姻的胜利者。历来相对先进的思想与旧意识相抗衡，总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尽管科学的弊端尽为人所洞悉，但是废科举一直到帝国主义入侵，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怨沸腾之后才能实现。以浙江大学为例，原为求是书院，成立于1897年，创办之初，校长称总办，为福建侯官人林启，因奏请罢建颐和园，被贬到浙江任衢州知府，后迁杭州。感于国事日非，他决心创办学校，就以没收报国寺一案所得财产，办求是书院，不称学堂而称书院，亦有苦心。
重视真理，才去追求真理，这是艰难困苦的劳动，所以每个学科中，发现新规律的，受同行尊重。但是这个人不发现，另一个人也会发现，离开历史的积累，任何人都不可能创造现代科学中的新知识，所以不争名、不谋私利，成为求真理者的一种习惯。
研究五百年来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可以从经济入手，也可以从政治的、文化的，甚至地理的、国防的，或者偶然的现象入手，不同的人会提出不同的论证。只要充分论证，然后集中，取其精华，就能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结果。
钱先生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尊重真理，为后人楷模，梅荣照先生《怀念钱宝琮先生》（见《钱宝琮诗词》附录），唐如川先生《缅怀钱宝琮先生》（见金祖孟着《中国古宇庙论》一书代序，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言之甚详，不必续貂。
1939年7月，浙大数学系欢送毕业生，钱先生赋诗，并亲笔书写分送方淑姝、周茂清、楼仁泰和我四人，这是我第一次读钱先生的诗。倏忽五十三年，今春钱先生三女钱熙学长来北京，带来《钱宝琮诗词》一卷，要细读，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先读了五首。
第一首是《小鸟》，这是诗人的自述。钱先生自比小鸟，很谦虚，不羡黄鹄，柔中有刚，立志坚定，绝不趋炎附势，令人起敬。
第二首是《湄潭女生梁仙翠言“校中膳食艰难，啖白饭有味”感赋》。这首是1945年写的，浙大西迁，许多学生家在沦陷区，没有接济，只靠国家发的有限的“贷金”吃饭。由于物价上涨，菜蔬太贵，只能吃白饭了。但是当时浙大教学、科研抓得很紧，师生奋发图强，弦歌不辍。物理系女生梁仙翠不但努力学习，还说白饭味甜，钱先生赞赏梁仙翠有志气，有毅力，特为写了这篇“感赋”。梁仙翠受钱先生鼓励，至今说起钱先生，还饱含感激之情。
第三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炜女与洪君子波在重庆订婚，长歌志喜》。子波和我是六十多年前相识的老朋友，他一生从事水电建设事业及能源经济教育；钱炜长期从事中学教育，乐为四化育英才。他们原为浙大校友，20世纪40年代初期同在重庆附近的北碚工作。他们都胸怀开阔，淡泊自持，一心为公。当他们订婚的喜讯传来时，钱先生非常高兴，立即写下这首诗。70年代中期，子波为了让儿子回城工作，提前办了退休。当工作需要的时候，他又挑起了带研究生的担子，培养了不少人才。浙大九十五周年校庆期间，有十多位已成为教授、专家的学生特地回校拜望了他们敬爱的老师，感谢栽培，他感到无限的欣慰。由于退休早工资低，子波夫妇的物质生活较清苦，但他们继承了钱先生安贫乐道的精神，快乐面向生活。七十岁后，共同学习书画，怡然自得，精神生活丰富，因而是幸福的。
第四首是《煨红薯》，这首是1941年写的。抗战之后，教授的工资打六折，物价上涨，生活艰难。既要搞好生活，又必须改进教学。在《煨红薯》第二章开始处说：教学讳言新义，讲坛敷说陈编，任尔金针度与，总如投石深渊。
在教与学的目的、方法、态度和内容各个方面，先进和落后的差异经常存在，往往改进不易。虽然耐心绎理，也会遭到歪曲。钱先生不能经常纠缠在这种是非之中，也有松弛一下的必要。他在诗里接下去说：何不回家吃煨薯，温醇细腻味香甜。下教室，莫留连，老母倚闾候望，呼儿自取炉沿。
当时太师母还健在，母子深情跃然纸上。
1938年秋天，在广西宜山，太师母六九高龄，还为我重翻丝绵袍，受此照顾，我至今不忘。
《煨红薯》的最后一章，更深入地描写钱先生自己的家庭。那时点菜油灯盏，晚上一家人围灯读书，夜深天寒腹饥，正是吃煨红薯的时候。诗中说：阿三晚温唐史，阿四知慕宋贤，五儿勤习象数，温淳细腻味香甜。
书桌上，油灯边，分食每人半个，夜凉肚暖安眠。
当时教授也只能吃点红薯而已。如果不吃，就夜凉，肚饥，睡不着了。可即使有的吃，人多也只能分到半个，但这还不是最困难的一年。
我读的第五首是《秋日杂咏》，记载钱熙学长初次领到七十元工资的情景。
十金奉阿母，难尽寸草心。致贻及诸妹，一脔表微忱。出门买衣履，价贵儿自任。涸辙今许润，斗水非蹄涔。
这是1948年的秋天，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了，多一个人领到工资，才可以勉强应付。在这种情况下，姐妹之间的深情和女儿对慈母的孝心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字里行间，还隐藏着女儿能自己买件新衣的时候，作为父亲的喜悦。
钱先生的诗是记事的，人品、学识、文采和音韵交织在一起，读起来觉得温淳细腻，其味香甜，只是我读懂得太少了。
我在浙大没有向钱先生好好学习，现在想多学一点，但钱先生作古已一十八年，不可能再亲聆钱先生的教诲，后悔也晚了。

常书鸿
童年的嬉笑、玩耍是让人留恋的，尽管那时已家道中衰，但读书识字，望子成龙，仍然是母亲心中不可排遣的意愿。刚刚八岁，我就被送进了亲戚办的梅青书院（私塾）学习。我的启蒙学校是杭州涌金门内运河下的时敏小学，校长姓章，是一个对学生非常严厉的教书先生。
我拜师那一天，母亲带着我去学校，我记得当时母亲还给我拿了一包香烛。虽然封建王朝打倒了，但当时的小学课堂中央还挂着一个小木龛，里面有一个“天地君亲师” 的牌位。入学仪式是：先点燃了香和一对蜡烛，对牌位行三个鞠躬礼，再转过来对校长三鞠躬。行毕礼节，校长指定了我坐的位子，这便是入学了。在此之前，因为我已上过私塾，所以进学校后就插班在初小三年级，一年之后就进入惠兰高等小学上五年级。
在高小，结识了一个名叫陈永安的同学，他比我大几岁，不单功课好，而且能画中国山水画。我因为从小就跟着三叔学画画，故此，我俩志趣相投，很合得来。
我喜欢画画，但不像芥子园画谱那样，用圆圈画梅花，写个字当竹叶，我不理解这种表达方法，我喜欢能够表现人物光暗的西洋水彩和油画，但不懂水墨画。我跟陈永安画了一段时间国画后，感到国画太抽象，不写实。所以后来就自己找《东方杂志》上印出的彩色泰西名画来学，觉得还有趣味。有人劝我考上海美专，但父亲不肯，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我想了一想也确是如此。
我在高小毕业后（大约在1918年），父亲强调要我投考工业学校。我在犹豫不决时，忽然听说中学的一个教员要去考留法勤工俭学，那时我才十五岁，怀着一种好胜的心情，悄悄地向老师问明报名的种种办法，便背着父母报上了名。但这次因为不会法文没有被录取，不得已，我只好遵照父亲的旨意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电机科。虽然被录取了，但因为数学考试成绩不好，第二个学期我根据自己的意愿，改选了染织科，因为在染织科里，有染织图案和染色等科，总算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
当我转到染织科的时候，碰到一个和我意趣相同的同学，他的名字叫沈西苓，是沈兹九先生的弟弟。他的父亲是浙江规模最大的伟成丝织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沈兹九先生已在日本帝国美术大学留学，沈西苓也是非常喜欢绘画的，但他父亲为了让儿子继承父业，一定要他学染织，这样一来我们俩在染织科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去看染织图案，对好看的各种染色绸布，进行研究、讨论。我们从染织图案的纹样造型和色彩联系到西洋画坛上的各种流派，从绸布浸染的色彩变化，议论到当时法国印象主义画家高更在塔伊底土人服装色彩的启发下创造的象征主义画派。我们还悄悄地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这个画会里有不少青年学生和业余美术工作者。我们每逢星期日或假日一同到西子湖畔去写生，孤山的红梅与平湖秋月的莲花，都是我们画笔写生的对象。我们还把写生作品放在茶馆或饭店陈列展览，听取意见，互相批评，以资改进。我特别爱好人物，从各种画刊杂志中搜集国内外名家的彩色画片，在家临摹。为了减轻日渐衰败的家庭的负担，我还抽出时间用木炭画像。
1923年，我们已学完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课程。按照这个学校的制度，每年要收留各专业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在学校里做教学工作。在毕业典礼上，我被宣布留在母校，提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的美术教员。沈西苓则由他父亲决定去日本自费留学，在离别前我们依依不舍，希望能够共同再走上新的学习岗位。尽管西苓和他父亲愿意资助我去日本学习，但由于我家庭困难，还是未能同舟共行。当时，我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望——去法国，我认为学洋画去日本不如去巴黎。
是年秋季，我开始走上母校给我安排的新的岗位，先去纹工场报到。这个工场原来的管理员叫都锦生，就是后来杭州很有名的“都锦生丝织厂”的创办人。纹工场是设计制作丝织物纹样图案、意匠的工场，从事制图、意匠、纹板轧制等一系列准备工序，使丝织物通过提花机生产除漂亮的杭州特产丝绸和华丝葛之外，还可以制织各种风景、肖像和人物。这个工场里，既有美术的图案绘画，也有机械的工业制造。都锦生是我的老同学，那里他已在自己家中装备了一个小作坊，利用纹工场设备开始生产织锦和西湖风景等，因此他希望早一点离开纹工场，专门从事他家中经营的小工厂，但苦于没有适当的人来接替。
当他知道我去纹工场时，便感激地将工场和十余个艺徒都交给我管理，说：“由于你的帮助，我可以放手从事都锦生丝织厂的发展，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担任了纹工场管理和学校的美术教员后，工作当然比起在学习时繁忙多了，但我还是专心致志地要把工场和美术教育工作都搞好。开始上美术课时我怕学生不听话，但经我热心教导后，全班三十几个学生都非常喜欢我。我不但在上课时尽心教他们，连假日都带他们外出写生。有一次，我们在西湖孤山画风景，湖对岸雷峰塔的倩影倒映在水中，那景致如诗似画，可画着画着，忽然耳边轰隆隆一阵闷雷似的，但见对岸灰沙弥漫，一角天都看不清了。及至灰沙散尽，咦，奇怪，雷峰塔不见了。原来千百年来就矗立在这儿的雷峰塔，经不起风磨雨蚀和人工的破坏，终于倒掉了。第一个学期终了时，校长告诉我，他了解到我在预科的美术教学很受同学欢迎，所以想把原来由周天初教授担任的美术课也让我兼任。
在第二个学年以后，我的工作分量增加了，但心里很高兴。这期间，我还经常收到西苓从日本寄来的信，令人鼓舞。西苓说，他到日本后深受日本美术界进步思潮的影响，已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他经常寄给我日本刊印的美术画册和美术理论书籍，这一切对我在学习上帮助很大。我们在通信中，有时讨论艺术，有时辩论政治问题，并谈及厨川白村的名着《出了象牙之塔》，对照名着，我们都感到自己在艺术上知道的和能够干的太少了，远没有登堂入室，更谈不到爬上“象牙之塔”。因此，我们决心把艺术创作的基本技巧更好地学到手。
西苓到日本后进入东京帝国艺术大学，我也醉心于西欧的美术，立志要到巴黎艺术大学去学习。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早晚随身带了一本袖珍法汉字典，把生字一个一个地用红铅笔划出来，捂着法文念汉字，捂着汉字念法文，死记硬背，两年后，我进步很快。
1927年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发动起对共产党的大规模屠杀，有一天我和同学们从自己家里出来正沿着延龄大马路走向湖滨，忽然迎面来了一队穿灰色军衣、肩背大刀的刽子手押着三个五花大绑的青年，我突然发现其中之一是我们西湖画会失踪了三天的成员M君。正在我心里惶急、惋惜的当口，突然人群哗的一下四散奔逃。原来这些丧尽天良的刽子手，就在当街将这三个无辜的青年杀害了。这个遭遇像一股电流一样，使我全身打了一个寒噤，也促使我下定决心，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白色恐怖的险恶世界。当时我已经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选拔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浙籍公费生的考试，但考完后迟迟未见发榜，盛传这次考试是虚有空名，实际名额早已被几个大学私分了。我见公费留学无望，立即决定自费去法国留学，这决定得到了母校的支持，也得到了都锦生、劳尔遥及同学们的支持。

第1章 序

百年浙大，历史悠久，人文璀璨，名家辈出。为迎接母校建校110周年，为表达校友们对母校的挚爱，我从2006年暑假开始着手编《感怀浙大》这本书。因为要求找寻相关文章，使我有了一段与平常的不一样的日子。每天，我一篇又一篇地读着，在其中难定取舍。我手中拿着线，这是浙大出版社给我的，让我用它把我能搜寻到的宝石串起来。我拾起这颗又舍不得放下那颗，因为在我眼里，每一颗，都有独特的美丽。
在这拾起放下的过程中，让我这体味到了，并且不会淡去的，或者说是我想要记住的，是一种不由自主会被包裹进去的“情感”，就像是一钵很厚很厚的浓汤——原料的精华，加之时间的温火而调制出的浓汤，它的香，慢慢地、慢慢地弥漫在空气中，让你在呼吸间，就品味到了，却再也分不清，究竟是什么，造就这样的“香”。
作为《百年求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感怀浙大》收录的是以第一人称记述的浙大曾经的人和浙大曾经的事。它们的作者有的曾在浙大工作，有的曾在浙大学习，有的早就离开了浙大，有的一直在浙大工作。这些饱含深厚情感的文章有浙大校友们回忆在母校学习生活的一点一滴，他们写下了在浙大求学期间“最难忘的老师”、“最称赞的课程”、“最留恋的地方”和“我在浙大的那些故事”等；也有为国家、为浙大做出卓越贡献的浙大名师竺可桢、苏步青、王国松、费巩的子女们回忆他们眼中的父亲，一幕幕往事在撰写的过程中浮现。
竺安先生在“回忆父亲竺可桢”中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实在不算长，而他又工作繁忙，日理万机，教诲我或带我去玩的机会真如麟角凤毛般稀少。”“父亲为了学校的前途和全体员工的安全奔波在乡间小道上，牺牲了与家人共叙天伦的时光。而父亲出门时那小巷中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和偶尔的电光照耀下父亲撑着布伞迅步前行的身影，是我一生中脑海里从未忘却的形象。”其文字字寄思，句句真情，读来使人感动而恻然。
张涌泉教授在“难忘导师情”中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在贻）先生的病情不断恶化，身体也是日渐虚弱。但先生仍念念不忘他的科研工作，不忘他的学生。先生挂帅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先生说他出院后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争取尽早完成；……最使先生难以忘怀的，是他和我们合作撰着的‘敦煌学三书’。当B超检查显示先生得肝癌的那天下午，先生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给我和黄征写了一封遗书，希望我们努力完成‘敦煌学三书’的撰着工作，争取把三本书出齐。”哲人已逝，风范犹存。这些文字足见郭在贻先生之品格精神，他为浙大古汉语学科的发展可谓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
提到“最难忘的地方”，校友们纷纷用文字表达了他们对学校的眷恋之情，期待能重回校园，重温象牙塔的美好时光。张浚生老书记在“半个世纪的浙大心路”中写道：“离开浙大后，只要有空我还经常回浙大来看一看，每次回来，我都要特别看一看玉泉门口那颗雪松。”钱之江在“三代人的浙大情节”中说道：“（父亲）望着（浙大之江校区）校园中央山坡上的钟楼和远处的钱塘江，‘这里的环境真好，景色如画，’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浙大人还拿起笔，讲述他们在浙大生活中最难以忘怀的故事。
例如，“文革”期间浙大学生保卫文化古迹杭州灵隐寺的故事。“在对待‘名胜古迹是否属于四旧’这个问题上，浙江大学的学子们比其他院校的学生们多了几分冷静和思考。”“换岗下来的胡庆国、徐景崧、王定吾等同学，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连忙筹划向杭州市民散发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的事宜。《告全市人民书》的文稿由胡庆国同学起草，通篇文稿文字激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慷慨激昂，充分表达了莘莘学子爱护祖国历史文物的拳拳之心。”
读着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不由地想，对事实朴素的记述，是最精彩的，胜过一切华美的词藻。我是一个日常工作经常要写文章的人，但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所谓“文笔”，在史实面前，真的是很苍白。写下这些文章的人们，他们经历了并且各自从不同角度用心用笔记录了生命中的这些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组成了浙江大学的历史。我们今天所有的想到“浙江大学”就会产生的一切的情感，都是由这些人和事组成的。他们讲述的，写下的，或是亲身经历，或是亲眼所见，还有“人”“事”之外留给作者的挥之不去的感受。
这都是不能用“文笔”两个字来描述的文章。在一个个看似孤立的回忆文章中，却演绎着并不孤立的逻辑推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章既是浙大人的真情感悟，又是珍贵的史料，足可反映一所大学曾经的人和事，并映射出浙江大学独特的文化——求是精神的传承，从中我们也看到了浙江大学未来的发展和希望。
编者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