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集萃 – 第 2 页 – 国立浙江大学校友站

气象史料挖掘与研究工程项目组

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高等学校设有气象专业(气象组)的,一为国立中央大学,一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再则就是浙江大学了。而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则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浙江大学史地系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简称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和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成为中国东南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²⁾地学系主任。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念。竺可桢、柳诒徵和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³⁾。南高-东大时期,竺可桢培养出一批突出的地理、气象人才,如张其昀、胡焕庸、诸葛麒、陆鸿图、高国栋、王学素、黄厦千、全文晟、沈孝凰、吕炯、朱炳海、朱文荣、张宝堃、沈思屿、徐近之和郑子政等。张其昀则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和传承人。

张其昀(1901—1985年),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东南大学组建,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

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1936年8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图1)⁽⁴⁾,张其昀任系主任。

图1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组织结构图下载原图

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将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⁵⁾。

但在史地学系成立之初,教员有张其昀、景昌极、顾谷宜、朱庭祜、费巩、陈训慈(以上皆为副教授)、苏毓棻(讲师)、李玉林、柳定生、郝颐寿(后3位皆为助教)等10人,第一届史地系学生也仅有6人⁽⁶⁾。全校除竺可桢、沈思屿(时任代总务长)、诸葛麒(校长秘书)为气象专业出身外几乎无专门的气象学专业教员。可见成立之初的史地学系主要还是培养历史、地理方面的人才,气象只是作为地理专业方面的辅助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

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地学组的专业课以地理方面为主。必修课中与气象有关的课程很少,即气象学、气候学加上野外实测,在选修课(表1)中则增加了天气预告学、中国气候、世界气候、大气物理和农业气象等。但历史、地理乃至地质学的相关课程则极大地拓宽了视野。

表1 地学组选修课程下载原表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8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

史地学部最初建立时,仅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组再就其学科需要细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1~2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一次⁽¹⁾。

从民国二十九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部招考研究生简章》可以略知当时史地研究所的招生概况:

1)组别。本部研究范围暂分下列四组:(1)史学组:由张荫麟、顾谷宜先生指导。(2)人文地理学组:由张其昀先生指导。(3)地形学组:由叶良辅、任美锷先生指导。(4)气象学组:由涂长望先生指导。

2)名额:十名。

3)应试资格。应试人须具下列资格:(1)国立省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史学系、地学系或史地学系毕业者,其他学系毕业,经原校教授特别介绍者;(2)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

4)报名手续。应试人须缴验下列各件:(1)报名单一纸;(2)毕业证明文件;(3)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三张;(4)1 论文(审查及录取均注重论文);(5)原校系主任或教授之介绍信(如无可缺);(6)体格检查证明书;本部于收齐上列各件后即付审查,合格者方准应试。

5)报名。(1)2 日期: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2)3 地点:贵州遵义本大学注册组。

6)考试。就应试人所欲研究之范围与所著论文之性质命题笔试,通讯方法举行之。

7)修业年限及待遇:(1)2 研究生修业期限至少二年;(2)3 研究生学费杂费暂免,在修业期中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费五十元并由校供给住宿,修业满一年成绩特优者得另给奖学金,成绩不及格者停止修业;(3)4 全部修业期满经考试及格者依照部章给予证书。

各研究所(学部)的研究生课程一般由该所(学部)所在院、系教授负责指导,必要时可以邀请外院、系教授共同指导。比如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的研究生叶笃正指导教授就有两位,一位是史地系的涂长望教授,另一位则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由涂长望和王淦昌联合指导。还有几位著名的气象学家也是史地学系在遵义期间培养的研究生。

二、气象学教师队伍与教学

气象学教师方面,除竺可桢执掌浙大之初带去的沈思屿3 、诸葛麒4 外,1939年5月涂长望出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后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后于1943年离开。1942年郭晓岚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1 ,教授动力气象学,后于1945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12月卢鋈任史地系讲师(不久升任副教授);1945年8月幺枕生任史地系副教授;1948年石延汉任教史地系。气象专业类课程逐步丰富,1947—1949年么枕生开设气候学、高等气候学、统计气候学及天气学;石延汉开设高等气象学、大气物理学;沈思屿开设气象学;吕炯开设地球物理及海洋气象等课程。

涂长望对浙江大学史地系气象专业学生的培养贡献巨大。施雅风回忆道:“涂先生讲中国气候,将近代中国气候研究的新成就网罗无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真听讲与理解能力,不时对学生启发提问。他讲大气物理时,选课学生连我只有两个人,他就将那本讲课主要依据的英文版《大气物理学》交给学生,指出本学期要弄通哪些章节,期末考试,不懂处到他家中提请讲解。⁽¹⁾”

竺可桢虽没有时间给学生上专门课程,但常亲自给学生做学术报告。

林晔回忆:“1948年沈思屿先生(原任浙大总务主任)教我们气象学,从内容到表达都提不起我们的学习兴趣,我们提出希望竺校长亲自兼课,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遂愿的。1948年2月,浙大天文学习会筹备复会,由谭天锡、任雨吉、刘操南和我去校长室请他指导并邀他做一次学术演讲,他甚表支持并以‘博以返约’的通才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并说浙大虽未开天文学课程,但通过学会活动也可增长兴趣,拓宽知识。他答应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到了1948年秋天,竺校长才抽出时间给我们做了《中秋月与浙江潮》的学术演讲,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象学上的秋含义不同并从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的成因。教室中挤满了听众。这些讲稿由当时担任记录的我整理成稿,并作为天文学习会的学习内容。⁽²⁾”

1941年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还建立了校办测候所,于同年8月正式开始观测。

测候所设在协台坝当时子弹库所在大宅的后院,由涂长望指导建立。一方面供学生实习,一方面每天做地面观测四次,正式记录并按月统计报送国家气象部门。由史地系学生(束家鑫、吕东明和欧阳海等)作为工读负责日常的观测。观测场地内有百叶箱(内装干湿球温度表、最高温度表和最低温度表)、雨量计、日照仪、测云杆(云速、云向)、风向风速仪等,在当时是一个二等规模测候所的设备。这个测候所一直坚持到浙大迁离遵义,使遵义有了相应年数的气象纪录⁽³⁾。

测候所还以“气候研究室”的名义与全国各地测候机构经常保持联络。并据观测资料编印了《民国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一月遵义天气气候概述》。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校办测候所改名为遵义测候所。

1939年5月涂长望加盟浙江大学至其1943年离开,这段时间当为浙江大学培养气象人才的巅峰时段。不但培养出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和束家鑫等著名气象学家,而且在学术上也颇多建树。涂长望出版了《中国气候通论》、《气团概论》专著,师生还发表了《中国冬季温度之长期预告》(涂长望)、《何以贵州天无三日晴》(涂长望)、《凝结曲线在气团分析及天气预告中之应用》(郭晓岚)、《等熵面之分析》(叶笃正),《贵州东北部浅气旋之研究》、《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贵州的气候》(谢义炳)等论文。

三、史地分家及其争论

竺可桢的通才教育理念不单单是在史地系得到体现,在全校都是如此。浙大1942年毕业生,后受竺可桢青睐留校任教的刘操南说“竺可桢校长以及其他师长对于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这种主张落实在学生的选课上。文科的要选理科课,理科的要选文科课,至少各要满12学分才能毕业。这种主张,是深入学人之心,蔚然成风的。例如:理工科的同学经常选读唐宋诗和唐宋词,并且进行创作。就我来说,读文学院的也曾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实验等课。那时院与院间,系与系间,不像一些大学中文理壁垒森严,畛域分明。当时转院转系容易批准。学术上的切磋琢磨、交流更为频繁。不是哪一系的师生就在哪一系中团团转的。切磋琢磨,风雨一堂,由博返约,感情十分融洽。⁽⁴⁾”

浙大史地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使史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但另一方面,对于自然地理学尤其是气象学来说,17—19世纪,借助物理学中力学、热学、光学等分支的科学成果迅速发展,这就需要有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则很难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日显突出。地学组师生提出史地分家。

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回忆当时的情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身为气象学副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显然受到限制。幺枕生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1946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5 ”

对于史地分家,林晔也有清晰的回忆:“1947—1948年,史地系学生曾多次向系主任及校长提出‘史地分家’,因为从学生来说,史学和地学都有必修课,势必分散精力,转移兴趣。这一要求自然首先遭到张其昀先生的反对,他主张融通史地,有利于培育通才。当时浙大学生有个史地学会,我以学术干事的名义代表部分学生的意见向张先生上书,陈述分系的理由,张当即约我到他家中去谈,说理与压力兼施。后来学生自治会的代表陈业荣向校长面陈,竺校长认为史地二者日后必分,只是当时考虑人力物力暂时不分。1948年5月间为此事以及其他事,学生在壁报上对张先生指名诘问,张以辞职相威胁,校方要开除壁报负责人,学生代表力陈张与史地系学生隔阂以至对立(主要是对当时时局的观点以及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上)存在已久,开除学生必致更大不满,后经校务会议讨论以记过处分了之。6 ”

张其昀长期主持浙大史地系(达13年之久)7 ,与浙大史地系的成长密不可分。

对于张其昀,学生们则爱恨交加。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

“平心而论,张其昀先生在《中国地理总论》的教学中是非常勤恳的,如每课必挂大地图并指出学习要领,他的讲解也是有条不紊的,而且经常教育我们注重实践锻炼,注意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如叫我们编写一个县的地理志和气候志等),这些都是使我们很难忘却的。8 ”

林晔回忆道:“张其昀这个人要一分为二地看,他是蒋介石很器重的一个人,把他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委员的那个高度了,所以他的政治立场完全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我们学生搞运动的时候,他经常反对,学生们也反对他。但是他学问很好,讲课也很好,注重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所以同学们还是比较欢迎他的。9 ”

1949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1949年5月,张离沪。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

存在了13年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如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10 、施雅风、毛汉礼、姚宜民11 、束家鑫、张镜湖12 、吕东明13 、欧阳海14 、左大康和林晔等。

注释

1(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7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遂称之为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改名为江苏大学;1928年5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称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改称南京大学。

2(3)何方昱.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年).学术月刊,2012(5):145-154。

3(4)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民国三十一年出版。

4(5)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96-113。

5(6)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学生通讯录(1936年).杭州:国立浙江大学,1936:19-20。

6(1)毛文婷,张淑锵.张其昀与浙大史地研究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83.

7(2)沈思屿,号鲁珍,安徽合肥人。1925年东南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总务主任,兼任史地学系气象学教授。

8(3)诸葛麒,号振公,浙江东阳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后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1936年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校长秘书。

9(4)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民国三十一年度出版。

10(1)施雅风.饮水思源怀念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119-132。

11(2)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2(3)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96-113。

13(4)刘操南.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55-69。

14(1)幺枕生.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114-118。

15(2)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6(3)1943年夏-1945年底张其昀赴美讲学期间由叶良辅任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回国后继续担任系主任。(李治孝.叶良辅老师的生平和贡献//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373)。

17(4)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8(5)林晔,口述访谈实录。

19(6)周恩济,浙江杭州人。1941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研究所,师从涂长望,1943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重庆北碚国立复旦大学讲师,1945-1949年7月任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气象台台长等职。1949年8月-1951年2月任香港皇家天文台助理科学官。1951年2月,应涂长望邀请回国。1952年到天津大学任教。1955年到华东水利学院任教。

20(7)姚宜民,安徽含山人。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至中国航空公司任气象预报员。1950年在台“中央气象局”任预报科科长。1951年任台北松山机场民航气象台台长。1954年赴美国依阿华大学学习农业气象。1956年获硕士学位,返台任台湾省气象所研究室主任。1958年再度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63进入美国联邦气象局(后改名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曾任该局气象情报服务中心首席科学家。

21(8)张镜湖,父亲为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1948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54年,获得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从事研究。1959-1964年,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1984年后,成为夏威夷大学地理学和气候学荣誉退休教授。1999年1月22日,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是台湾地区首位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的学者。

22(9)吕东明,1942年考入浙江大学史地系,是1945年浙大地下党派到湄潭的中共地下党员,化名吕欣良,在浙大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气象部副部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

23(10)欧阳海,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曾任浙江大学助教、重庆中央气象局技佐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央气象局资料室技术组长等职。1960年参与筹建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系。

24(11)左大康(1925-1992年),地理学家,湖南长沙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1960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划线高亮笔记摘录词典复制关于我们 CNKI荣誉版权公告客服中心在线咨询用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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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西迁前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崛起

科学文化评论 2017,14(05),17-43 郭金海
作者简介：郭金海, 1974年生, 天津人, 博士,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数学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中国科学院院史。

基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重大项目“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研产出奖励课题“民国数学通史研究与编撰”;

摘要：

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成立于1928年, 起初缺乏专业数学师资, 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实力弱小。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逐渐崛起, 至1937年抗战西迁前成为国内重要大学数学系之一。该系的崛起是现代数学建制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大背景下, 大学数学系被引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后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侧面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快速发展。除外部因素的积极影响外, 其崛起的关键是该系得选良才陈建功和苏步青;在他们领导下逐步增强师资阵容与完善课程体系, 注重基本训练, 以从日本引入的“数学研究”为桥梁, 严格践行了“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陈建功与苏步青等教师致力于教学之余, 醉心于科研, 对该系青年教师产生示范性影响。这段历史反映了以陈建功、苏步青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建设一流数学系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揭示了数学家个体与大学数学系办学风格形成的密切关系。该系崛起过程中存在的以“学徒制”态度培养学生对学生学术发展造成的影响, 也折射了当时大学数学系的局限。

关键词：浙江大学;数学系;师资;课程;数学研究;

在世界文明中, 现代意义的大学数学系最早出现于欧洲, 是现代数学建制化的产物。至20世纪初, 大学成立数学系在欧美国家已经较为普遍, 在一些亚洲国家亦不鲜见, 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发展数学事业的必由之路。作为现代科学的继发性国家, 中国于民国肇建后学习西方正式将大学数学系引入现代教育体制。在北京政府时期, 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陆续成立数学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掀起一波大学兴设数学系的热潮。国立浙江大学 (以下有时简称“浙大”) 数学系于1928年秋在这波热潮中成立⁽¹⁾, 由首任系主任钱宝琮草创。1929年和1932年, 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留学返国的数学博士陈建功、苏步青相继出任系主任。20世纪30年代初陈苏两人下定决心, “要在二十年内把浙大数学系办成第一流数学系”^[1]。此后该系逐渐崛起, 至1937年11月抗战西迁前成为国内重要大学数学系之一⁽²⁾。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崛起是其早期发展的关键一环, 是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现代数学事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 也是近代中国归国留学生成功主持创办学术机构的典型案例, 值得深入研究。学界先前对于浙大数学系早期历史虽有论述^[2,3], 但失之简略, 并未系统呈现抗战西迁前该系崛起的历程, 且在文献挖掘方面存在不足。鉴于此, 本文以档案资料、浙大原始出版物与浙大数学系师生论著等为基础, 探讨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从草创到崛起的历程, 并分析其间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发展情况与归国留学生所扮演的角色, 希冀能为当前中国大学数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目录结构
一教师延揽与师资力量的转变
 二课程体系的草创与改善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活动
 1. 教材的选用:以欧美原著为主
 2. 教学活动:以苏步青与陈建功为例
 四“数学研究”的开设
 五数学研究活动的展开
 六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
 七结语

文内图表

一教师延揽与师资力量的转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 是由蒋介石领导建立的国民党新政权。它的成立虽然导致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分裂, 但改变了中国因长期军阀割据而造成的全国动荡的政局与中央政权极度弱化的局面, 为政府发展科学事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月, 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即创议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4]。“嗣因研究院规模宏大, 需费浩繁, 遂由筹备委员等议决研究院暂缓设立, 提先筹办大学”;同时中央决定浙江试行大学区制, 该大学定名为第三中山大学, 并于1927年七八月间成立, 1928年4月更名为浙江大学, 后于7月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³⁾。

浙大数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文理学院成立于1928年, 邵裴子任首任院长, 是浙大较早设立的学院^[4]。在邵裴子主持下, 该院筹备之际定有6个设立目标:“⑴提倡科学方法, 以革新自来思想之习惯;灌输科学智识, 以确定高等学术之基础;致力学术研究, 以推广知识之界线。⑵注重教育学之研究, 及教育方法制度之试验, 以[期对于]⁽¹⁾改进浙江全省之中小学及社会教育, [有所贡献]。⑶搜集及整理浙江省自然及社会方面之材料, 使全省事物, 均可于最短期内, 有一正确之测量。⑷养成忠实勤敏之士风。⑸造成通达明敏之党国及社会服务人才。⑹提高一般民众之知识。” ([6], 页1—2) 文理学院强调目标⑴、⑷、⑸“尤为基本”, 要达到这3个目标, 必须有“优越之教员”^[7]。但由于留学归国与本土培养的高水平数学专业人才奇缺, 聘到“优越之教员”困难, 数学系成立时仅有两位教师, 即首任系主任、副教授钱宝琮与助教杨景才。

钱宝琮, 字琢如, 早年留学英国, 在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学系读本科, 1911年夏毕业, 获理学士学位;返国后曾任教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南开大学数学系、中央大学 (由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称) 数学系^[8]。他虽然数学教学经验丰富, 但无专业数学教育背景。杨景才是钱宝琮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192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9], 所学专业并非数学。因而, 浙大数学系成立伊始, 师资力量薄弱, 开设高深的大学数学专业课程都成问题。

1929年由于陈建功应聘到浙大任教, 数学系师资力量发生转变。陈建功, 字业成, 是中国函数论研究的先驱之一。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1923年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10]。毕业后返国, 相继任教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武昌大学数学系^[11]。1926年再赴日本, 考入东北帝国大学大学院做研究生。研究题目是数学解析, 相继由林鹤一、藤原松三郎指导⁽²⁾。1929年7月, 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教授会19位与会教授一致同意⁽³⁾, 授予陈建功理学博士学位⁽⁴⁾。由于“这在日本是比较难得的学位, 他又是外国人, 论文一发表, 便轰动全日本。”^[1]留日期间, 陈建功已发表10余篇论文。水平最高的是1928年发表于日本《帝国学士院纪事》 (Proceedings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的“论带有绝对收敛的傅里叶级数的函数类” (On the Class of Functions with Absolutely Convergent Fourier Series) 。此文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三角级数在整个区间绝对收敛的充要条件是它为杨 (Young) 连续函数的傅里叶级数^[12]。1929年时, 浙大还不是国内重要学府, 薪金较低。陈建功之所以选择浙大, 与浙江是其故乡和他的浙江同乡、在东北帝国大学的同学苏步青的建议有关。如苏步青回忆说:

图1.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大门下载原图

当时聘请陈先生的学校很多, 清华、北大等七、八个大学, 浙江大学是新创办的, 有文理学院, 虽然别的大学每月薪金在四百元以上, 而浙大只有三百元, 但浙江是我们的故乡, 我还是建议他到浙大任教, 并说:你先去, 我随后来。^[1]

陈建功到浙大任教后, 任副教授兼任数学系主任。经其推荐 ([13], 页31—32) , 1931年浙大聘请苏步青任数学系副教授。苏步青是中国微分几何研究的先驱之一, 1924年考入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 1927年毕业后免试升入大学院做研究生, 由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指导, 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4,15]。此前经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会主席林鹤一推荐, 在该校任讲师4年, 讲授高等代数^[16]。论研究能力, 苏步青不逊色于陈建功, 至1930年, 已发表论文39篇^[17], 在仿射微分几何方面取得卓著成就。1932年前后, 浙大工学院教师朱叔麟还调到数学系任副教授。朱氏亦留学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物理学校数学科, 是浙大元老, 1927年已到校 ([18], 页19) 。陈苏两人的加盟与朱氏的调入, 使浙大数学系形成师资骨干以留日学生为主的特点。

1930年, 武昌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毛信桂还被聘为浙大数学系助教^[19], 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姜立夫被聘为副教授^[20], 但姜氏未就职。1932年, 陈建功将系主任职位让给苏步青。他们亲如骨肉, 对外苏步青是系主任, 陈建功则当幕后军师。为了把该系办成一流数学系, 他们在聘请教师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1,21]。1932年度, 尽管杨景才已去职, 但浙大数学系教师已有9人, 即副教授4人:苏步青 (兼任系主任) 、陈建功、钱宝琮、朱叔麟;助教5人:毛信桂、姜渭民、周恒益、鞠恩澍、顾学曾^[22]。其中, 姜渭民毕业于暨南大学数学系, 周恒益是浙大数学系首届毕业生之一^[23,24]。另据《国立浙江大学职教员学生通讯录 (二十四年度) 》, 1932年数学系还有助教方德植, 是该系学生, 自1932年8月任职 ([18], 页19) 。此后随着周恒益、鞠恩澍、顾学曾离系, 苏步青与陈建功陆续留任冯乃谦、许国容、夏守岱等该系毕业生为助教⁽¹⁾([18], 页19—20) 。通过这种途径, 为该系储备了较为充分的青年师资力量。

图2.1931年4月7日, 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欢迎新聘副教授苏步青合影 (前排左3陈建功、左4苏步青、左5钱宝琮) 下载原图

1935年, 经陈建功推荐, 曾炯到浙大数学系任副教授 ([25], 页113;[26], 页63) 。曾炯, 字炯之, 中国抽象代数研究的先驱。1926年毕业于武昌大学数学系, 在学期间得到老师陈建功赏识。1928年考取江西省庚子赔款欧美公费留学生, 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数学。1929年转入哥廷根大学, 由代数学家诺特 (A.E.Noether, 1882—1935) 指导, 撰写博士论文《函数域上的代数》 (Algebrenüber Funktionenkörpern) 。因纳粹排犹, 诺特于1933年4月被解职。曾炯最终在施密特 (F.K.Schmidt) 指导下, 于1934年完成博士论文, 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26], 页61—63;[27]) 。1934年下半年, 曾炯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 到汉堡大学进修 ([25], 页112—113) 。他在留德期间已发表重要成果。1933年他发表的论文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设Ω为代数闭域, Ω (x) 表示Ω上关于未定元x的有理函数域, K为Ω (x) 上n次代数扩张, 则不存在K上以K为中心的斜体, 即K上以K为中心的可除代数是唯一的, 且与K同构^[28]。该定理被称为“曾定理” ([25], 页114) 。当时中国研究抽象代数者还如凤毛麟角, 而曾炯有成就, 且师出名门, 浙大数学系将聘到他作为一大幸事。1934年苏步青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讲演时说:

就说代数学, 研究的人在中国是向来没有一个人。去年在德国Göttingen大学毕业了一位先生, 那大学的D.Hilbert教授是公认为世界数学界的第一把交椅的。这位先生在那里专攻代数, 现在浙大很荣幸将他请到了。^[29]

1935年度浙大数学系教师达11人, 包括教授苏步青、陈建功, 副教授朱叔麟、钱宝琮、曾炯, 讲师毛信桂、助教方德植、冯乃谦、许国容、姜渭民、夏守岱 ([18], 页19—20) 。至1936年度, 虽然许国容离去, 但又有该系毕业生陈洪炽、徐瑞云留任助教^[30]。这样的师资规模超过一些全国大学数学系的代表机构, 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数学系 ([31], 页80—81;[32]—[34]) ⁽¹⁾。同时浙大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曾炯3人有博士学位, 博士人数超过武汉大学数学系, 可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数学系相匹⁽²⁾。而且, 由于陈建功、苏步青、曾炯分别是函数论、微分几何、抽象代数方面国内一流专家, 浙大数学系这些方面的师资力量居全国大学数学系前列。

图3.1937年4月, 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合影 (3) 下载原图

然而, 《竺可桢日记》显示, 由于曾炯与陈建功胞妹的婚姻问题, 陈建功与曾炯“交恶”, 苏步青坚决表示“必欲去之” ([35], 页324) 。1937年暑假后曾炯改任北洋工学院教授。因此, 浙大数学系代数师资力量严重削弱。浙大旋聘请亦留学哥廷根大学、专长代数学的章用为数学系教授^[36,37], 对此有所弥补。几乎同时, 苏步青和陈建功邀请王福春到数学系任教。王福春是陈建功在武昌大学数学系任教时的学生, 后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 虽仅获学士学位, 但在傅里叶级数研究方面颇有建树^[38,39]。1937年9月王福春已在浙大数学系教授之列^[36], 1938年秋浙大迁至江西泰和时正式入职^[40], 这使该系函数论师资力量明显增强。另外, 1936年钱宝琮改任教授⁽⁴⁾。1936至1937年9月间, 朱叔麟改任教授^[30,36], 在助教姜渭民、夏守岱、徐瑞云离系情况下, 有该系毕业生虞介藩、许燕礼、卢庆骏、熊全治等充实到师资阵容中^[36], 保证了后备师资力量。

由此, 至1937年9月, 即浙大西迁前夕, 数学系在册教授6人, 教师凡13人, 即教授苏步青 (兼系主任) 、陈建功、朱叔麟、钱宝琮、王福春、章用, 讲师毛信桂、方德植, 助教冯乃谦、陈洪炽、虞介藩、许燕礼、卢庆骏。另有助理员朱良璧、研究助理员熊全治^[36]。据1937年10月浙大公布的教职员名单, 该年9月数学系教师中还有助教许国容^[41], 说明他又返系任教。但不论如何, 当时浙大数学系师资规模与整体师资力量是空前的。但1939年章用病逝^[37], 此后浙大数学系至1952年并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前再未聘到高水平代数学教师, 严重影响了该系代数人才的培养。

二课程体系的草创与改善

浙大学制4年, 数学系1928年成立时仅有一年级学生, 至1931年秋一至四年级学生齐备, 方有4年完整的课程。其成立之初, 所设数学科目有限, 如表1所列1929、1930两年度课程所示。

表1.1929、1930两年度浙大数学系课程表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 页40—54;[42]。

1929年度一年级10门科目中, 数学科目1门, 即“数学”;二年级共14门 (含8门选修科目) , 数学科目2门, 即高等微积分、代数学。一二两个年级只设置3门数学科目。在数学科目方面, 1930年度于一年级仍仅设1门“数学”;二年级仍设2门, 即高等微积分和解析投影几何, 取消了代数学;三年级设3门:解析投影几何、复变数函数论 (即复变函数论) 、级数概论。也就是说, 一至三年级只设5门数学科目。由于初等微积分 (或微积分) 、立体解析几何 (或解析几何) 、微分方程、初等代数方程、微分几何学等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科目均付诸阙如, 这样的课程尚不完备。这种情况的出现, 既与学生年级较低有关, 也是当时师资奇缺的结果。

1931年秋四个年级学生齐备后, 随着师资力量加强, 浙大数学系课程发生变革。通过变革, 增设一批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基本科目和专门科目, 删除解析投影几何, 初步创立完整的课程体系。这由表2所列1932年度浙大数学课程表可以看出。

表2.1932年度浙大数学课程表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3]。

表2所列科目共20门, 除高等电工数学、沈养厚所授微积分等外, 其余应为数学系本系科目。本系科目中, 设置了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科目初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微分方程、初等代数方程、微分几何学, 并增设专门科目实变数函数论 (即实变函数论) 、座标几何学、综合几何学、代数曲线论、数学研究。本系科目的设置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母校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课程设置的影响。如座标几何学、数学研究这两门科目, 当时中国其他大学数学系还没有设置, 而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已于1911年设置 ([44], 页240—241) 。数学研究的开设, 是该系课程的一大特点, 下文将详述。

本系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分析、几何科目较多。这与陈建功、苏步青专长这两个领域密切相关。具体而言, 分析科目有7门, 即初等微积分及微分方程式、微积分、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复变数函数论、实变数函数论、微分方程;几何科目有5门, 即立体解析几何学、座标几何学、综合几何学、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但代数科目较少, 仅2门, 即初等代数方程式论、代数学。而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国立大学数学系均开设近世代数、群论等代数专门科目^[45—47], 浙大数学系相形见绌。

1932年度后, 浙大数学系偏重开设分析、几何科目的同时, 对代数科目有所扩充, 并形成一年级注重基本科目, 二三年级侧重专门科目, 四年级兼重专门科目和数学研究的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如除国文、英文、科学方法、物理学、物理学实验、化学、化学实验、现代政治、现代经济、党义、军训、体育等与物理系、化学系学生共修科目外, 1934年度数学系课程凡17门: (一年级) 微积分及微分方程、代数方程式论初步; (二年级) 高等微积分、级数论、座标几何学、立体解析几何学、数学史、代数学; (三年级) 群论、综合几何学、复变数函数论、微分方程式论; (四年级) 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数学研究 (甲) 、数学研究 (乙) ^[48]。其中, 分析科目6门、几何科目5门, 代数科目增至3门即代数方程式论初步、代数学、群论。一年级2门均为基本科目;二三年级10门中, 除2门即高等微积分和立体解析几何学为基本科目, 1门即数学史为参考科目外, 其余7门均为专门科目;四年级5门中, 3门即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为专门科目, 2门即数学研究 (甲) 、 (乙) 为训练数学研究能力的科目。

1935年度, 浙大数学系在保持课程体系整体格局前提下增删了一些科目。除国文、英文、德文、普通物理学、现代经济、现代政治、体育、军训等非数学科目外, 该年度所设课程共14门⁽¹⁾: (一年级) 初等微积分及微分方程式、初等代数方程式论; (二年级) 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 (上下学期各2学分) 、座标几何学、初等代数方程式论 (与本系一年级合班) 、级数概论 (无学分, 选修) ; (三年级) 代数学、复变数函数论、座标几何学 (与本系二年级合班) 、数学考试 (乙) ; (四年级) 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群论、代数学 (与本系三年级合班) 、数学考试 (甲) 、数学研究 (甲) 、数学研究 (乙) ^[49]。数学考试 (甲) 、 (乙) 是新设科目。1934年度所设微分方程式论、立体解析几何学、综合几何学、代数曲线论被删除。这些表明浙大数学系在课程体系整体格局形成后对课程有局部的改造或调整。

1937年度课程显示, 这种局部的改造或调整在浙大西迁前后还在进行。除文理学院公共课程外, 浙大数学系该年度课程删除了数学考试 (甲) 、 (乙) , 初等代数方程式论、群论, 恢复了微分方程、立体解析几何、综合几何, 新设了高等微分几何, 初等数学A、B, 初等微积分A、B、C等^[50,51]。这些改造与调整大都有助于改善课程。但初等代数方程式论、群论的删除可能与代数师资力量削弱有关。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活动

1. 教材的选用:以欧美原著为主

作为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 教材是教师授课与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或参考, 关系着教育活动的质量。20世纪上半叶, 由于数学名词译名尚未完全统一, 大学中文数学教材匮乏, 国内大学数学系普遍使用外文原著作为教材。浙大数学系亦不例外。抗战西迁前, 该系大部分课程的教材为欧美数学原著。其中, 不少是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初等微分积分及微分方程式以美国数学家奥斯古德 (William Fogg Osgood, 1964—1943) 《微积分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Calculus) 为教科书之一^[43], 抗战西迁后仍采用此书^[52]。高等微积分长期以奥斯古德《高等微积分》 (Advanced Calculus) 为教科书^[43,52]。复变数函数论曾以美国数学家汤森 (Edgar Jerome Townsend, 1864—1955) 《单复变函数》 (Functions of a Complex Variable) 为教科书, 抗战西迁后还使用过英国数学家蒂奇马什 (Edward Charles Titchmarsh, 1899—1963) 《函数论》 (The Theory of Functions) ^[52]。实变数函数论曾以英国数学家霍布森 (Ernest William Hobson, 1856—1933) 《实变函数论与傅里叶级数论》 (The Theory of Function of a Real Variable and the Theory of Fourier’s Series) 、奥地利数学家哈恩 (Hans Hahn, 1879—1934) 《实变函数论》 (Theorie der Reellen Funktionen) 为主要参考书。微分几何学的教科书, 使用美国数学家艾森哈特 (Luther Pfahler Eisenhart, 1876—1965) 《曲线和平面微分几何》 (A Treatise on the Differential Geometry of Curves and Surfaces) , 参考书为德国数学家布拉施克 (Wilhelm Blaschke, 1885—1962) 《微分几何讲座》 (Vorlesungenüber Differentialgeometrie) 。综合几何学、座标几何学曾分别以意大利数学家克雷莫纳 (Luigi Cremona) 《射影几何原理》 (Elements of Projective Geometry) 、伍兹 (Frederick Shenstone Woods, 1864—1950) 《高等几何:解析几何高等方法引论》 (Higher Geometry:An Introduction to Advanced Methods in Analytic Geometry) 为教科书。代数学曾以美国数学家博歇 (Maxime Bôcher, 1867—1918) 《高等代数学引论》 (Introduction to Higher Algebra) 为教科书^[43]。奥斯古德《微积分导论》、汤森《单复变函数》、哈恩《实变函数论》、伍兹《高等几何:解析几何高等方法引论》、博歇《高等代数学引论》等近年仍再版。

曾炯在浙大数学系讲授抽象代数⁽¹⁾、群论^[53—55], 所用教材内容多出自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登 (B.L.Van der Waerden, 1903—1996) 、瑞士数学家斯派泽 (A.Speiser) 德文著作。如该系毕业生熊全治回忆说, 曾炯“所教之抽象代数及群论两门课, 内容丰富, 大都是根据B.L.Van der Waerden及A.Speiser所著之两本德文教本”^[53]。范德瓦尔登著有《近世代数学》 (Moderne Algebra) 。此书据曾炯导师诺特、奥地利数学家阿廷 (E.Artin, 1898—1962) 讲稿, 以德文撰成, 分上下两册, 初版于1930至1931年分别出版后, 流行甚广, 对近世代数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56]。斯派泽著有《有限群理论》 (Die Theorie Der Gruppen Von Endlicher Ordnung) , 是关于群论的名著。熊全治所言“两本德文教本”当指这两种著作。

选用这些欧美原著作为教材, 对浙大数学系的教学质量起到保障作用, 也可使学生直接接触现代数学的外文表述形式, 有助于培养学生用外文阅读和撰写数学论著的能力。但对外文水平不高的学生, 则会因语言障碍而影响知识的接受效果。更重要的是, 这不利于国家摆脱对西方的追随, 推出完全适合本国学生的大学数学教材。或许有鉴于此, 浙大数学系也有一些课程只将外文原著作为参考书, 教师在教学中使用自编的中文讲义, 以中文授课。陈建功讲授的级数概论、实变数函数论都是如此 ([57], 页26—27) 。苏步青对陈建功此举评价道:

陈先生的外文很好, 英文、日文、德文、法文都精通, 解放后, 他还学了俄文。在教学上, 他和有些从国外归来的教授不同, 用中文编写讲义, 用国语讲课, 这是其他讲授所不及的。陈先生毅然用国语讲课, 一破旧俗, 很有创见。^[1]

当时由于数学名词译名混乱, 大学中文数学教材甚少, 留学返国教师在大学普遍使用外文教材与外语教学。陈建功此举其实不仅是一种创见, 而且是他不惜花费心血, 积极推进教学的一种表现。

2. 教学活动:以苏步青与陈建功为例

受在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与大学院所受教育的影响, 苏步青和陈建功都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对于一年级学生, 要求每门数学课都配有大量习题, 每一主讲教师都配有辅导教师。学生每次上课都必须交上次课布置的习题, 由辅导老师批改后于下次课交还学生, 辅导老师必须跟班听课。每周还有一次由辅导老师主持的习题课。教室的三面墙壁上都有黑板, 由几位同学同时上去演算 ([58], 页107) 。

对于备课, 更新讲义, 他们也很重视。苏步青讲课前都要做充分准备, “每讲一次课, 总要用一些新的材料 (包括方法) 替代老的”, 还把自己的和世界上最新的研究成果写进讲义。如1928年世界上的某些最新成果, 就被写进1931年他的微分几何讲义^[59]。陈建功认为教师上一堂课, 就象打一场仗一样^[1]。常常为了讲好一堂课, 舍得花几倍的时间去阅读、钻研教材, 即使对讲授多遍的内容, 也不掉以轻心, 认真备课 ([13], 页37) 。他对于讲义每年都要新编, 老的删掉, 补充新的内容^[1]。如他在教授级数概论时, 就把当时的最新成果——各种求和法教给学生^[60]。对于以外文原著作为教材的课程, 他也会补充新内容。如讲授高等微积分时, 在奥斯古德《高等微积分》之外, 补充了隐函数存在定理的证明 ([57], 页27) 。

苏步青和陈建功比较注意教学法, 在教学中均能做到深入浅出 ([1];[59], 页137) 。如陈建功能用通俗的语言, 把难懂的数学原理讲清楚, 曾用猴子跳跳板之类形象化的语言, 来表述点集论。而且, 他上讲台不带讲义, 不看书本, 拿起粉笔, 一讲到底^[1]。后来, 他的不少学生也继承了这种讲课方法, 并称之为陈氏授课法。另外, 苏步青和陈建功的板书都很工整, “在黑板上写的字和符号及公式”, “同印的一样”^[61]。

不仅如此, 他们执教都很严格。凡是作业做不出来的或者想偷懒的学生, 苏步青都不会原谅。而且苏步青讲课时, 有时会让学生在黑板上演算题目, 如果演算不出来, 就让学生“挂”黑板, 对工学院听课的学生也不例外^[62]。陈建功讲课时不把讲义发给学生, 而是严格要求学生记笔记, 课后要求学生先整理好笔记, 复习好讲课内容之后再完成作业 ([57], 页26) 。这些对于磨炼学生的意志,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与保证教学质量都颇有裨益。

四“数学研究”的开设

在浙大数学系课程中“数学研究”是重要科目, 始设于1931年, 由陈建功和苏步青从日本引入, 共同发起和指导。它类似于数学讨论班, 由学生和青年教师共同参加。如前所述, 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数学系还没有这种科目, 而早在陈建功、苏步青留学日本之前, 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已开设“数学研究” ([44], 页240—241) 。而且, 1907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前, 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科即设置“数学研究” ([44], 页164—173) 。陈苏两人在浙大数学系开设“数学研究”, 目的是对高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如苏步青所说:

1931年在陈先生等人发起和指导下, 一个当时称为“数学研究”而现在则称为“小型科学讨论班”的学术活动形式, 在杭州创始了。通过它对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进行严格训练。 ([63], 页ii)

陈苏两人共同主张“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结合”的办学理念 ([1];[64], 页119) 。创设“数学研究”无疑是他们实施该理念的努力之一。由表2可知, 1932年度“数学研究”由四年级学生每星期三下午参加, 不计学分。课程内容是, “由教师选取最近各种杂志中之论文, 分与学生自行研究, 轮流报告其所得之智识, 报告时由数学系全体教师监督指导, 教师亦于此时轮流报告其最近之研究, 或所读之论文。” ([43], 页79) 此后, “数学研究”愈加规范, 发展较快。自1934年度起, 分为甲、乙两门, 每周学时由一下午变为两门各一下午 ([48], 页39) 。至迟自1937年度起, 这两门课各占1学分^[50,51], 进一步提高了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数学研究”甲, 是由四年级学生和大部分教师轮流报告论文。学生报告的论文, 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提前指定, 报告者要先译成中文, 油印分发。报告前几天就贴出通知, 注明报告人和题目, 并注明是第几次。教师一般报告自己撰写的论文, 但一般不翻译、分发。“数学研究”乙, 分为几何和分析两组, 几何组由苏步青主持, 分析组由陈建功主持, 是由四年级学生和同行教师参加。这两组都由学生轮流做读书报告, 教师不做报告。学生报告的内容可以是一本重要专著或一系列相联系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均为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重要资料 ([57], 页27—28;[58], 页107—108) 。1935年熊全治在浙大数学系升入四年级后, 在“数学研究”乙, 参加了苏步青主持的几何组, 就曾由苏步青指定读德国数学家克莱因 (Felix Klein, 1849—1925) 的重要著作《高等几何》 (VorlesungenÜber Höhere Geometrie) ^[61]。

图4.《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关于数学系举行“数学研究”活动的报道 (活动时间:左为1934年9月17日, 右为1935年2月25日) 下载原图

苏步青和陈建功都重视“数学研究”, 每次都坚持参加, 雷打不动;而且对于参加的学生和青年教师, 要求甚严。“教师没有通过‘数学研究’这门课的就不得升级, 学生尽管其它课程都及格而‘数学研究’不及格的也不得毕业。” ([63], 页ii) 抗战西迁前就读于浙大数学系的程民德回忆陈苏两人主持“数学研究”的情况时就说:

从四年级起, 每周有两个下午的讨论班, 他们风雨无阻, 每次必到。在讨论班上他们经常提问, 要求主讲人确切回答, 连回答的表达也严格要求。例如当主讲人证明了某一结论后, 他们会突然把结论改变一下, 然后问改变后的结论是否成立。如果主讲说:应当不成立, 可以举出反例, 他们就要求立即把反例举出来。如果举出了反例, 他们还要说:既然有反例证明改变后的结论不成立, 还说什么“应当不应当”的废话。如果主讲人一时举不出反例, 他们就让他继续想, 不让他往下讲, 这叫做“挂黑板”。“挂”久了就完不成这次主讲任务。……无论数学研究甲或乙, 苏、陈两位对报告者都严格要求, 不清楚的问题都要提问, 直到报告者弄清楚为止。学生如果通不过报告就不准毕业。由此可见他们每周教学任务之繁重和执教之严。 ([57], 页27—28)

还有一个例子, 可说明当时要求之严。有一天夜里, 熊全治突然跑到苏步青家里。苏步青一见面就问:“这么晚了, 你还来干什么?”熊全治吞吞吐吐地说:“明天的讨论班由我报告, 我怕过不了关, 想来请教先生……”话还没说完, 苏步青就板起面孔说:“怎么不早来啊!临时抱佛脚, 还能有个好?”熊全治一听, 满脸涨得通红, 二话没说, 立即向苏步青告辞, 返回宿舍, 足足准备了一个通宵。第二天, 报告时总算过了关 ([62], 页577) 。

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与训练下, 浙大数学系“数学研究”的质与量都得到切实保障。这对该系学生和青年教师数学研究能力的培养起到重要作用。而且, 也培养了他们的严谨学风与独立思考习惯^[64]。“数学研究”结束后, 教师与学生经常自由交谈, 还形成浓郁而活跃的学术氛围。当时浙大数学系学生对“数学研究”有积极的反响。1936年前后数学系一位署名华生的学生在《数学系的精神》一文中写道:

四年级的同学更觉得忙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有两个“数学研究”的学程, 一个读书本, 一个读论文, 每星期举行两次上台的演讲。……在这里, 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的是“数学研究”, 她在质和量上都超过了他系的“讨论”或“报告”。这“数学研究”至今已举行了一百六十几次了。教授们对于演讲者是绝对严格的, 可以说一点也不讲面子, 因为他们是只注意学问的尊严的呵。然而在研究完毕之后, 师生间常随便谈话, 在烟气绕绕之中, 交换着娓娓的攀谈。这是极像英国大学的Tutor制的。^[65]

这种反响反映了数学系学生对“数学研究”的肯定。抗战西迁后浙大数学系还一直坚持开设“数学研究”, 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66]。1952年浙大数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后, 通过苏步青与陈建功又在复旦大学得到发展 ([64], 页119) 。

五数学研究活动的展开

浙大数学系成立后在函数论与微分几何领域开展大量研究活动。1935年曾炯任教后, 开创了该系的抽象代数研究。至1937年抗战西迁前后, 该系师生共有1部日文数学专著 (即陈建功《三角级数论》^[67]) 与约39篇英文数学论文发表^[68—70]。就发表成果数量而论, 不如清华大学数学系⁽¹⁾, 但超过北京大学数学系, 居全国数学系前列。陈建功与苏步青均有重要成果发表。

图5.陈建功《三角级数论》下载原图

陈建功《三角级数论》是其中之一。该书在日本岩波书店于1930年出版, 是该书店刊行《高等数学丛书》的一种, 乃中国学者在国外出版的第一本现代数学专著。作为国际上较早的三角级数论专著 ([57], 23—24页) , 该书分两编, 分别为“积分概论”和“傅里叶级数”。第一编介绍了三角级数的预备知识, 包括点集和积分。第二编共7章, 有6章介绍傅里叶级数理论, 是全书主要内容, 有1章介绍一般三角级数理论。该书关于傅里叶级数和一般三角级数理论, 概括了当时国际数学界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陈建功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 (Tôhoku Mathematical Journal) 、《帝国学士院纪事》等刊物发表的论文^[67]。陈建功在书中首创不少日文数学术语, 50年后仍被沿用 ([63], 页i) 。此书在日本影响较大。1984年出版的《日本の数学100年史》将其作为日本昭和前期实变函数论领域的一项成果^[71]。

抗战西迁前, 陈建功在浙大数学系除继续研究留日期间涉猎的三角级数论、正交函数级数等方向的问题外, 还开拓了单叶函数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并在单叶函数系数估计方面取得先进成果。国际数学界关于单叶函数系数估计的研究, 源于1916年德国数学家比伯巴赫 (Ludwig Bieberbach, 1886—1982) 提出的著名猜想。当年比伯巴赫利用面积原理证明了|a₂|≤2。此后, 许多著名数学家致力于证明这个猜想^[72]。1932年李特尔伍德 (J.E.Littlewood, 1885—1977) 和佩利 (R.E.A.C.Paley, 1907—1933) 证明当f (z) 是奇函数时, 则上述单叶解析函数的系数估计可以改进到以与n无关的常数为界^[73]。1933年, 陈建功于《帝国学士院纪事》发表论文“单叶函数的理论” (On the Theory of Schlicht Functions) , 改进了李特尔伍德和佩利关于单叶函数系数估计的研究结果^[74]。1935年陈建功又于《东北数学杂志》发表2篇关于单叶函数理论的论文, 进一步完善了1933年他发表的成果^[75], 并对某种特殊的非正则函数建立最大值原理^[76]。

苏步青是一位多产的数学家。1932至1937年共发表20余篇论文, 分布于仿射微分几何与射影微分几何两个领域。在仿射微分几何领域, 他对与仿射空间中曲面关联的某些锥面进行了研究^[77], 详细论述了仿射微分几何与射影微分几何的一些关系^[78], 提出在已知两个二次代数锥面Γ₂’和Γ₂”的条件下, 构造单参数四次代数锥面族Γ₄ (k) 的方法^[79]。在射影微分几何领域, 他在射影曲线论和射影曲面论方面均有建树。在射影曲线论方面, 他对贝特朗曲线^[80]、空间两条曲线的相交^[81,82]、三次挠线等做了研究^[83], 得出富有价值的结论。在射影曲面论方面, 他研究了包括李 (Lie) 二次曲面、射影极小曲面在内的一些重要类型的曲面^[84,85]。在关于李二次曲面的研究中, 他证明如下定理:如果与一个曲面上每个点相伴的李二次曲面在一个四边形上总与一个给定的二次曲面相交, 那么这个曲面的渐近曲线必定属于线性线丛。由该定理, 他精确地得出一类更具一般性的二次曲面^[84]。后来验证这就是著名的戈德 (Godeaux) 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 并被称为苏的二次曲面^[86]。而且, 他研究了普通空间中一类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 得到关于这种序列的一些重要结果。其中之一是:如果存在一个由四边形的每条对角线上的一个点形成的分层曲面, 该四边形与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相伴, 那么存在∞’分层曲面与对角线汇构成一个可分层偶^[87]。后来这种序列在文献中被称为苏链或Finikoff构图^[88]。

曾炯在浙大数学系任教期间仅发表1篇论文, 即“关于交换体的拟代数闭包的层次理论” (Zur Stufentheorie der Quasi-Algebraisch-Abgeschlossenheit Kommutativer Körper) ^[89], 但其学术贡献较大。在该文中, 他引入交换体的层的概念, 提出交换体的拟代数闭包的层次理论, 为抽象代数学的发展做出基础性工作。

在浙大数学系培养下, 特别是受陈建功和苏步青指导, 该系一些毕业生留系任教后也发表了论文。如在苏步青指导下, 方德植毕业两年即于1935年在《东北数学杂志》发表“定挠曲线的一个特性” (A Characteristic Property of Curves of Constant Torsion) 。此文通过由曲线上点P的三个相邻副法线决定的二次曲面, 给出空间定挠曲线的特性^[90]。1936年他又在该刊发表“关于一些空间特殊曲线的注记” (A Note on Some Special Curves in Space) , 对一些空间特殊曲线进行了研究^[91]。

除此之外, 钱宝琮相继于1930年和1932年出版《古算考源》^[92]和《中国算学史》上卷^[93], 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取得出色成绩。

不过,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师生的数学研究成果多属改进性或追随性的, 主要发表于日本和中国本土数学刊物, 没有成果在欧美国家数学期刊发表。而当时国际权威数学期刊《数学年报》 (Mathematishe Annalen) 、《数学年刊》 (Annals of Mathematics) 、《数学学报》 (Acta Mathematica) 等都在欧美国家。这限制了他们在欧美数学界的影响, 意味着他们尚未登上国际数学界最高的发表成果的舞台。

六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

如前所述, 邵裴子负责筹备浙大文理学院时定有6个设立目标。其中, 包括“致力学术研究, 以推广知识之界线”“造成通达明敏之党国及社会服务人才”等 ([6], 页1—2) , 未言培养专门人才。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 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 必须注重实用科学, 充实科学内容, 养成专门智识、技能, 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94]依据此教育法规, 浙大将办学宗旨定为“以阐扬文化, 研究学术, 养成健全品格, 培植专门人才为宗旨。”^[95]陈建功与苏步青主张“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结合”的办学理念, 以培养数学专门人才为依归, 符合该办学宗旨。

从抗战西迁前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看, 浙大数学系培养数学专门人才的成绩显著。当时该系只招本科生。1928至1931年度招生规模很小, 总共仅招10余人。1932年度招生人数增加, 此后也有回落, 但各年度招生人数未逾10人。抗战西迁前的10年中, 该系共毕业24人, 各年度在学学生与毕业生人数如表3。

表3.1928至1937年度浙大数学系在学生与毕业生人数统计表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24]、[96]、[97]。

可见, 各年度毕业生更少, 最多7人, 最少仅有2人。这24位毕业生的名单和走向如表4。

表4.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毕业生名单与走向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24]、[98]—[103]。

这24位毕业生日后多数成为专门数学人才。其中, 5人出国留学获数学博士学位, 占20.8%;14人长期在高校数学系任教, 占58.3%;8人长期在中学或其他中等教育机构任职, 占33.3%。长期任教于高校数学系的毕业生, 分布于浙大、江西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等校数学系与美国理海大学数学系等。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 经过数十年耕耘, 他们培养了大批高等数学人才。其中, 熊全治在美国理海大学自1952年开始培养研究生, 先后共指导20位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00], 页283—285) 。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部分毕业生担任过高校数学系主任。如孙泽瀛、方德植、徐瑞云、卢庆骏、廖念贻分别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和江西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学院⁽¹⁾和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²⁾数学系主任。他们对所在数学系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如1952年方德植出任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后, 引入浙大数学系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办学理念, 坚持组织教师讨论班, 并使之制度化。同时, 亲自参加基础课的教学, 加强图书资料和规章制度建设。短短几年, 便见成效, 培养了包括陈景润、林群、赖万才在内的一批高水平毕业生, 得到高等教育部与一些高校的关注。有些高校称该系为“东南的数学花朵” ([99], 页157—159) 。徐瑞云是中国第二位女数学博士⁽³⁾。1952年她出任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时, 该系只有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两个教研室、两个书架的图书, 许多课程没有教学大纲和教材, 基础相当薄弱。面对困难, 徐瑞云广揽人才, 充实教师队伍, 同时注重培养青年教师、提高现有教师业务水平;引入浙大数学系的“数学研究”, 通过“读书报告”的方式逐步引导大家开展科学研究。在她领导下, 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得到发展。首届本科毕业生将近三分之一考取研究生 ([102], 页234—239) 。

徐瑞云在教学之余, 还编译了影响较大的实变函数论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初, 全国“一边倒”, 全面学习苏联。当时译自苏联原著的中文高等数学教科书甚少。在这一背景下, 徐瑞云翻译了苏联数学家那汤松 (И.П.Натансон) 的《实变函数论》。原书经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 作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这部译著由商务印书馆于1953年出版^[104,105], 1955年和1958年相继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新1版和第2版^[106,107]。这为新中国的实变函数论教学提供了重要教材, 促进了实变函数论知识在新中国的传播。201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出版这部译著的第3版^[108]。

在数学研究方面, 浙大数学系毕业生孙泽瀛、方德植、熊全治、卢庆骏等都有出色表现。孙泽瀛在微分几何、射影几何、偏微分方程领域均有建树, 其所编《近世几何学》^[109]在新中国师范院校影响广泛^[110]。方德植在微分几何领域成就较大, 不仅发表较多的论文, 还编著《微分几何》^[111]、《微分几何基础》^[112]等著作。熊全治赴美前随苏步青研究射影微分几何, 赴美后主要研究整体微分几何, 特别是积分几何, 做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工作 ([100], 页288—293) 。卢庆骏赴美前跟随陈建功主要研究傅里叶级数, 赴美后拓展到概率论、数理统计, 1962年进入航天工程界, 开展可靠性研究, 做出突出贡献 ([101], 页183—196) 。

但是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毕业生后来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 数学成就超越陈建功或苏步青者寥寥。这与该系学生毕业后出国留学深造者较少, 陈建功和苏步青以“学徒制”的态度培养学生, 将学生研究的问题限定于陈苏两人各自的研究方向, 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关于后者, 陈省身就说:“浙大在陈、苏两先生主持下, 学生甚多, 工作极勤。可惜他们采取的态度, 可名为‘学徒制’, 学生继续做先生的问题, 少有青出于蓝的机会。要使科学发展, 必须要给工作者以自由, 这是值得深思的。”^[113]

七结语

1928年浙大数学系成立之际, 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现代数学事业开始加速前行的历史转折年代。当时尽管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为代表的数学系已取得不俗的办学成绩, 但全国大学数学系培养的高水平专门数学人才有限, 基本不重视数学研究。浙大数学系成立伊始, 缺乏数学专业教师, 师资阵容薄弱, 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实力弱小, 名不见经传。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 该系逐渐崛起;至抗战西迁前, 虽然整体办学成绩与1927年成立后异军突起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尚有差距 ([31], 页67—95;[114]) , 但在函数论和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在专门数学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 推动了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发展。这奠定该系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的重要地位, 使之成为国内卓有声望的数学系。竺可桢日记记载, 1936年4月8日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蒋硕民在南京拜见竺氏时讲道“浙大数学系允称国内第一, 如陈建功之于分析, 苏步青之几何, 朱叔麟之于代数, 均极能称职” ([35], 页52) 。此言虽有夸大之嫌, 但是数学界对当时浙大数学系声望的一种反映。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崛起是现代数学建制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大背景下, 大学数学系被引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后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侧面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快速发展。该系的崛起有多方面因素。从外部看, 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政局相对稳定、中央政权加强等社会因素的积极影响, 也有浙大本校入学与教务制度的保障。当时为了保障生源与学生学习质量, 浙大对学生入学与学业都有严格的规定。如1929年或稍早, 浙大文理学院即明确规定报名入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既要出自公立或政府认定的私立学院, 又要通过该院相关考试 ([6], 页27—28) 。1932年度公布的《国立浙江大学学则》, 规定学生入学后至少须修满132学分 (党义、军训、体育除外) , 始得毕业;每学期至少举行考试两次以上;学生参加考试时, 如不遵守考场规则, 其试卷无效。如有舞弊、夹带等情况, 应令其退学等^[115]。

从内部看, 关键是该系得选良才陈建功和苏步青;在他们领导下, 逐步增强师资阵容与完善课程体系, 注重基本训练, 以从日本引入的“数学研究”为桥梁, 严格践行了“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 形成鲜明的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办学风格。这种办学风格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 对该系发展影响深远。同时, 陈建功与苏步青等教师致力于教学之余, 醉心于科研, 对该系青年教师产生示范性影响, 这对该系崛起起到重要作用。华生就指出:“几位教授都是很努力的学者, 他们在教课外, 决不放松一下研究的功夫”“自然, 有‘上行’则必有‘下效’, 讲师、助教们也都十分起劲, 并不是仅仅‘讲讲’, ‘助助’而已的。” ([65], 页18) 此外, 该系重视以欧美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数学著作为教材, 学生规模小, 师生课上课下接触较多, 教师容易给学生以砥砺, 也是该系崛起的影响因素。

浙大数学系崛起这段历史在中国大学数学系有史以来一百余年的数学史上只是一鳞半爪,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草创后加速前行的历史时期却是重要篇章之一。它反映了以陈建功、苏步青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建设一流数学系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揭示了数学家个体与大学数学系办学风格形成的密切关系。其崛起过程中存在的以“学徒制”态度培养学生对学生学术发展造成的影响, 也折射了当时大学数学系的局限。对于当前中国大学数学学科建设, 该系崛起的关键因素与崛起背后所反映的数学家个体的重要作用和问题仍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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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国立浙江大学学则[A].国立浙江大学一览 (二十一年度) [Z].杭州:浙江大学, 1932.301—302.

注释

1 初称数学门, 是浙大文理学院本科主科10个学门之一, 1929年度改称数学系。详见参考文献[36]。

2 本文“抗战西迁前”指浙大因全面抗战爆发而西迁前即1937年11月之前的时期。

3 见[5]。全面抗战爆发前, 蒋梦麟 (1927年8月至1929年8月) 、邵裴子 (1929年8月至1932年4月) 、程天放 (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 、郭任远 (1933年4月至1936年4月) 、竺可桢 (1936年4月出任) 相继出任浙大校长。

4 (1) 中括号内文字为原文内容, 下同。

5 (2) 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6 (3) 当时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教授会共26人。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7 (4) 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8 (1) 另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苏步青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9 (1) 据浙江省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历届最优秀毕业生名册》, 冯乃谦、许国容与下述徐瑞云在浙大最优秀毕业生之列。

10 (1) 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数学系分别有教师11人、约13人、9人。

11 (2) 当时武汉大学数学系曾昭安有博士学位;清华大学数学系熊庆来、杨武之、曾远荣有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数学系江泽涵、申又枨、程毓淮有博士学位。

12 (3) 前排左起:陆惠英、方淑姝、朱良璧、黄继武、苏步青、陈建功、朱叔麟、钱宝琮、曾炯、方德植、冯乃谦、周茂清;中排左起:钱大业、彭慧云、冯世、夏守岱、许国容、许燕礼、毛信桂、虞介藩、恽鸿昆、钱克仁、周佐年、侯希忠、颜家驹;后排左起:楼仁泰、徐绍唐、张素诚、李克寅、吴祖基、白正国、汪达、杨从仁、程民德、卢庆骏、何章陆、郑锡兆、朱福祖。照片中人名, 参见钱永红《一帧珍贵相片》, 收入钱永红编《一代学人钱宝琮》,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635页。

13 (4) 据1952年钱宝琮在浙大所填《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 (乙表) 》。

14 (1) 未注明学分科目, 不计学分。

15 (2) 1929、1930年度一年级课程均为必修。

16 (3) 从中选修12至14学分。

17 (4) 每学期选3至4学分, 全年共选7学分。

18 (5) 竞赛运动、技巧运动、团体游戏及舞蹈、武术、女生体育, 由一年级体育成绩在70分以上者必须选修一种, 以代必修之体育2学分。

19 (1) 关于107A-108A微积分、127微分方程、128最小二乘方、129高等电子算学, 参考资料《二十一年度本大学课程纲要》以英文介绍, 以“Four hours credit”“Three hours credit”“Two hours credit”等表述这些科目的课时与学分。笔者分别译为“每周4小时”“每周3小时”“每周2小时”等。

20 (1) 不同年级设置的同名科目, 以1门计算。

21 (2) 微分方程、立体解析几何、综合几何为1937年度课程原名, 分别相当于微分方程式论、立体解析几何学, 综合几何学。

22 (1) 课程名称为“代数学”。

23 (1) 至1937年, 清华大学数学系师生发表数学论文约60篇, 出版专著和译著各1部。

24 (1) 该“浙江师范学院”, 俗称“老浙师”, 1958年与新办杭州大学合并为杭州大学。

25 (2) 该“浙江师范学院”, 1962年组建, 与“老浙师”不同。

26 (3) 第一位是刘叔庭, 1930年于美国密西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获博士学位。

中国科学院与浙江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哈尔滨科技大学的领导关系

关于改变浙江大学成都科技大学领导关系的报告
(1980年10月28日)

国务院：
一九七八年，经国务院批准，将浙江省属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和四川省属成都工学院的领导关系分别改为中国科学院与浙江省，四川省双重领导，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为主，同时将成都工学院改名为成都科技大学，并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两年多来，这两所高等学校，有一定的发展，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中国科学院的体制正在改变，考虑到为有利于这两听大学更好地发挥作用，经中国科学院分别与浙江省委，四川省委磋商，并征得两校的同意，拟将浙江大学、成都科技大学的领导关系分别改为教育部与浙江省、教育部与四川省双重领导，以教育部领导为主。
两校领导关系改变后，现有专业继续办好，一九七七至一九八O年四年招收的学生，毕业分配寸，优先照顾中国科学院的需要。
从一九八一年开始，两校的教育事业、劳动、经费，基建等计划均由教育部负责编制，一九八一年物资供应，已下达到中国科学院的物资指标，由中国科学院安排订贷，未下达的指标由教育部向有关单位申请。考虑到办理两校的交接手续尚需一段时间，一九八O年中国科学院安排的教育事业、劳动、经费、基建、物资等计划，由中国科学院继续负责到年底。
今后，中国科学院将在科研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与两校继续合作，给以支持和帮助。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关于改变哈尔滨科技大学领导关系的报告
(1980年11月6日)

国务院；
一九七八年，中国科学院为培养科研测试技术和仪器仪表方面人才的需要，在黑龙江省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从黑龙江省接收、扩建了哈尔滨科技大学。两年来，学校在教育部的统一领导和中国科学院与黑龙江省的协同领导下，有一定的发展，工作是有成绩的。目前中国科学院体制正在改变，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急需对口培养国家仪器仪表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最近经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和中国科学院提议，并征得黑龙江省和学校同意，拟将哈尔滨科技大学领导体制改由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为主，与中国科学院、黑龙江省三家共同领导。
哈尔滨科技大学领导关系变动后，校名不变，要把现有专业和科学院委托举办的日语训练班继续办好。一九七八至一九八O年三年招收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优先照顾中国科学院的需要。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学校的业务领导，人员、基建、财务计划的审定和新生招收，毕业生分配等均由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负责。经国务院批准的(78)科发教字第0440号文件所列的学校发展规模和基建投资，请国家计委逐年安排。一九八一年基建经费，仍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安排，大致按相当于今年的投资数编列计划，上报批准后，接交时一并划转。
有关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分工，按(78)国发教字第27号文件精神办理。中国科学院将在科研、教学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学校与东北地区有关研究所(厂)结合、清仓物资处理等方面，继续给以支持和帮助。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

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

游修龄

1950 年代后期，前西北农学院院长、全国政协代表辛树帜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建议国家要鼓励整理总结中国悠久丰富的农业历史遗产，成立必要的农业历史遗产的研究机构。这个建议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当时浙江农学院院长丁振麟与辛院长同是政协委员，丁院长曾把辛院长的提案带回学校，给我看，他觉得应该考虑在浙农成立遗产研究室。辛院长每次来杭州，必探望丁院长，附带一定要召见我这个后辈，送给我他的近作，只因我写过一点《齐民要术》的小文，便承他的鼓励。到1960年时，浙江农学院和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合并，改名浙江农业大学及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由浙江省委书记李丰平兼任校长和院长（丁为副校长副院长），指示浙江农业大学筹备成立浙江省的农业遗产研究室，学校经过研究，把遗产研究室放在图书馆里，以便利用现成的资料，开展初步的工作。
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人员编制是从图书馆抽调三名，从退休的教授、技术人员中对农业遗产有兴趣的选择四五名，共七八位组成。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以前都没有研究农业遗产的经历，但是可以从收集、整理、抄录已有的农业遗产资料开始，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我正从农学系调到校院合并后的科研处任处长，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归科研处领导，我本人对农业遗产研究很有兴趣，对这个研究室自然非常关心，并且也成为不占编制的成员之一。经过几年的努力，1965年出版了《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辑，《浙江农谚解说》，及发表在国内其他刊物上的农史文章多篇。
接着，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开始了，我恰好是这个研究室的主管和成员，又撰写、编辑不少的古籍文字资料，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便成为典型的“厚古薄今”的活标本，给予“砸烂”，我则成为罪魁祸首；又因我翻译了不少国外的农业科技文献资料，又是“重洋轻中”的典型，有了这“厚古薄今”和“重洋轻中”两顶帽子，当时我虽然还是讲师，却也不必申请而荣获“反动学术权威”的美名，不断地挨批挨斗，这里不说了。
文革结束以后，靠边站的干部包括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也解放了，校领导让我选择，去科研处、教务处或图书馆，三者择一，唯不能回农学系，因有这两顶帽子的阴影随身，不受造反派欢迎。我想在图书馆读书最为方便，就不加思索地选择了图书馆。
到图书馆上任后，大概是积习难改吧，我又想起了农业遗产研究室，于是打报告给学校，建议恢复“农业遗产研究室”，同时鉴于原名称太犯忌，恢复后的研究室，要联系科学技术实际，把室名改为“农业科技史研究室”，简称“农史室”，获得批准，重新开张。
恢复了的农史室，编制人员很难解决，原有的二位图书馆人员可以继续，原有的退休教授都已先后作古，只好聘请校内有兴趣的教师兼职，以虚壮声势。于是我申请招收农史研究生，以求从根本上培养新生力量。当时恰好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引起国内外考古、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密切注意，我的河姆渡稻作起源论文又获奖，终于得到批准，招收了五名研究生（其中一名与蒋猷龙先生合招）。有了研究生，可以配备一名工作人员，总算添了一名编制。在培养研究生的前后十来年里，是农史室最风光的时候，对外接受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农学卷》农史分支的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卷》主编，中国农史学会的会员、副理事长，参加国内国际的农史学术活动，应邀去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作高级研究员等。
农史室曾接待了何炳棣教授的访谈，英国李约瑟助手F. 白馥兰女士的访谈，建立通讯交流的有日本天野原之助先生，渡部忠世先生，冈彦一先生…等。接待来访的学者有渡部武、Morishima，藤原，菅谷，…等。通讯联系的国内外学者更多。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天野和冈彦一两先生。我与天野先生从未晤面过，但承他赠我他的著作论文，彼此并讨论过一些农史问题。1991年我在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里，看到馆里收藏了天野先生生前的手稿、笔记、草稿、和来往通讯手迹，满满地排列了两大书架，足见先生生前用力之勤奋。使我念念难忘的是冈彦一先生，那年他本来是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遗传学的讨论会，会后不回国，特地南下杭州来看我，同我作了长谈，他会讲汉语，又会用中文写信，这更方便了我们的沟通。他出版过一部“Origin of Cultivated Rice”（《栽培稻的起源》），是用遗传学的角度论述的。在写书过程中，需要涉及一些中国古籍上野生稻的文献，恰好我有一篇关于中国古代野生稻的考证文章，他需要引用其中小部分的内容，一般凡是引用他人文献，只需注明出处即可。但是冈彦一先生非常认真，事先他来信征求我的同意，我回复表示完全同意，他又来信表示感谢。到书一出版，立即寄给我一本，书里对引用我的文字又表示感谢。天野先生赠送我的一本关于《齐民要术》的专著，参考引用了我关于《齐民要术》的论文观点，每引一起，注明一次，我数了一下，竟然有40余处之多。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述说这些经过，是鉴于当前国内的不少论著，引用他人文献往往不注出处，好像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说明出处或表示致谢更无从谈起，做学问不可不尊重他人的研究。冈彦一先生退休以后还同我通讯，寄来他和夫人到国外旅游的照片，他夫人病逝于癌症，他还寄给我孤身的照片。冈彦一的成就主要在水稻遗传学方面，成果累累，学生杰出的很多，他写《栽培稻的起源》只是他的业余钻研而已。
遗憾的是，农史室虽然参加校外的活动很频繁，联系广泛，它在校内的日子却不好过。原因是人员的编制矛盾。学校人事处只给图书馆一个编制总额，如何分配由图书馆作主。图书馆觉得农史室的建立，是减少图书馆的人员，影响图书馆的工作。这个问题在我任馆长时并不存在，因为我一向主张图书馆应该有研究的部分（不一定是农史研究），以带动学术气氛，提高人员素质，这其实是国际常识。但在国内不同，在我卸任馆长之后，这个矛盾就突出起来，后来的几任馆长对农史室不了解，总把它当作与图书馆无关的额外负担，只是尊重我还在带研究生，不好直言。有一位馆长通过办公室主任，对我直言农史室放在图书馆不合适，希望迁离图书馆；有的馆长除了谈论农史室不要放在图书馆之外，还宣传农史室可以取消，并不断向学校反映，在农史室取得成绩的同时，不放松拖后腿。
校长方面，有了主张成立农史室的李、丁校长，才有农史室的诞生，后来的几位校长也给予认同，农史室才能办下去。但是随着年轻化，新校长对农史的理解与老校长不同，他们目光远大朝前看，对回顾历史以史为鉴没有兴趣，再经图书馆长一反映，农史室的命运便定局了。校和馆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即农史室退休的人员，退一个少一个，不给补充，这样，最后只剩下我和一名留下来的研究生两人，我退休了，馆长便要这位研究生改行做图书馆的工作，否则，不好安排。这位研究生去日本读博士学位，得了博士回来，情况依旧，要他改行，现在他已转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很受该所的欢迎，因为该所急需开辟水田考古，寻找水稻遗址的人才，他正好符合要求，在新岗位忙着开展工作。
其实，按我的设想，浙江大学完全应该创办考古研究部门，浙江和南方的考古文化遗址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早，文化内含越来越丰富，关系中国南方古代文明的前景太重要了，需要发掘的工作是大量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力物力非常不够，有浙江大学加入开发，研究的结果，就是世界一流的，舍此不为，只把目光盯在国际一流上，不知道国际一流就在我们脚下，多么遗憾！“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也。”越想越觉得庄子这话的睿智和解惑，许多事情的遭遇都类似，又何只区区一个农史室的命运呢。

附编者回作者的信：

游先生，

您好。“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一文收到，并已上网。农史室本以研究农史为对象，今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农史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看到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地方落到今天的田地，的确有些伤感和失落。但我想历史不会忘记。您在农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也早已超过了农史室。作为您的学生，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使您和农史室的事业得到继承和发扬。尽管我们觉得您是一座永远翻不过去的高山。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得至，心向往焉。

农史室永远在我们心中。

http://agri-history.ihns.ac.cn/scholars/yxl/yxl41.htm

伪浙江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西迁。1943年6月汪伪行政院决定恢复浙江大学，并成立了以伪浙江省长傅式说兼主任委员的筹备委员会。同年秋开始招收学生。设有文法、理工、农学、医学4院及补习班。陈柱、钱慰宗先后任校长。1944年5月23日,汪伪行政院决定
停办。

伪浙江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
傅式说铁道部长、浙江省省长
徐季敦浙江省教育厅长
孙云章
王敏中组织部副部长
汤应煌南京法院院长、杭州市市长
章颐年浙江省政府参事和南京建设部总务司
陈柱
杨鸿烈宣传部编审司司长
龙沐勋（龙榆生）立法委员
钱慰宗

陈柱 1943年(癸未民国三十二年)8月24日，在汪伪行政院第175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汪伪浙江大学校长。

钱慰宗文法学院院长
金其武理工学院院长
缪端生农学院院长兼医学院院长
张其钰
姜本信

在远方和故乡人生回顾

作者：曾抗生
出版发行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17.02
ISBN号：978-7-308-16430-6
页数： 613 原书定价 : 68.00
主题词 : 曾抗生-自传
中图法分类号 : K825.46 ( 历史、地理->传记->中国人物传记->人物传记：按学科分 )内容提要:
《在远方和故乡–人生回顾》是自传体文稿，回顾了作者曾抗生在中国六十多年社会变迁中的个人经历，其中包括在北京大学求学工作、到湖北工作，以及到浙江大学工作后所历经的种种人和事，其中不乏对浙大发展有价值事件的记录和思考。书稿实而不华，文字顺畅，表述分寸恰当。
参考文献格式 : 曾抗生. 在远方和故乡人生回顾[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02.

1984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浙大成为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22所院校之一。
1988年，路甬祥出任浙大校长后，兼任浙大研究生院院长。吴世明为研究生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1988年时，浙大校机关比较精练，编制为校长一正三副，处级机构也就是十个左右，不像1998年四校合并后那么庞大。
浙大研究生的管理机构对外称研究生院，对内是研究生处，简练高效。处长也是一正三副。
正处长钱在兹，负责全面工作；第一副处长徐兴分管培养科；我分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副处长凤进分管研究生管理科(包含有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的管理职能)。凤进比较年轻干练，曾任浙大团委书记。
浙大研究生院的院务会议由吴世明主持，成员有正副处长和院办公室主任邹碧金(列席并记录)。
我去研究生院报到时，他们正在开院务会议。我自报家门后，他们说，正好来一起开院务会议。
为了轻松气氛，吴世明说：“你个子挺高的，是不是喜欢运动？来，我们两人站起来比一比高低。”
真是出乎意料，我和吴世明背靠背站着比高低，他们四个人做评判，说：“一样高，一样高。”
这一幕打破了我对机关工作那种严肃刻板的固有印象。后来发现这只是吴世明的个人气质使然。

我到浙大研究生院的前一年，即1987年，国家教委下达给高校研究生院计划内硕士生招生名额是：北大350名；清华350名；复旦280名；上海交大280名；南大270名；浙大270名；南开250名等。
可以明显看出，高校研究生院的招生规模分为两个级别：北大和清华为第一等级，其余为第二等级。两个等级之间的计划内招生名额相差至少为20%。浙大想缩小这个差距，争取老三的位置。
1988年国家教委对硕士硏究生招生的方针是：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宁缺毋滥。即计划内招生人数三年不变，如果实际招生数少于计划数，则研究生的人头费不减，仍旧按计划数下拨。也就是说，鼓励学校控制硏究生的规模，减人不减经费。
路甬祥校长说：“我们不贪这点钱，浙大要保质保量完成计划内研究生的招生任务。另外，我们还要积极扩大招收自筹研究生。因为浙大有导师、有课题经费、有好的生源。我们要逆势而上。三年后国家教委会重新核定计划内研究生招生人数，根据就是这三年的实际招生人数嘛。”
路在重点高校中是属于少壮派校长，其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后来向国家教委上报的自筹研究生的计划数是80人，以弥补浙大与北大、清华计划内数字的差距。
浙大计算机系的课题经费比较允裕，报了较多的自筹研究生。胡希明老师就招收了自筹研究生。其实这是突破计划经济的一个好的手段。有了自筹研究生就是有了做课题的有生力量，自筹生比计划生更好用(他要靠导师的课题经费支持其学习和生活)，对于推动科研为国民经济服务更直接。有钱会有人，有人就可以做更大更多的研究项目，会有更多的课题经费。搞好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吉林大学计算机系有王湘浩院士、管纪文教授等一批名师，当年作为学术型的计算机系它比浙大强。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它已明显落在浙大的后面。可以看出，浙江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形势对大学学科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

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左右，迎来了第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高潮。我的一些在研究所或大学工作的同学，只要是业务骨干而且英文较好者，不少人都通过选拔考试出国去了。我和大中在沙市小地方没有机会。
1982年调入浙大后，我们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为单位做贡献，根本不会去考虑出国留学这回事。我了解到浙大有一个“包氏奖学金”基金会，它的规定是留学候选人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到1984年7月，我已满45周岁了，所以也就没有了留学这个心。
浙大“包氏奖学金”基金会的办事机构是设在研究生院内的。吴世明任司库；邹碧金任基金会的秘书。
邹碧金说，包氏奖学金的规定改了，最大年龄不超过50周岁(原45周岁)，但是要有副高以上职称。这是国家整个公派出国留学政策的改变，因为前几年的数据表明年龄大的出国留学人员回归的比例高得多。
我说，没有想到年龄规定改了，我还有一年才超龄。但是我刚来研究生院，椅子还没有坐热呢，不好意思提要求。
邹说，从申请到考英文，理事会讨论通过，再联系外国的大学，整个周期比较长，不是说走就走的。
我说，回去再考虑一下，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后来我专门去找了吴世明副院长。
我说，出国留学的年龄上限放宽了，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能不能让我去参加一次英语出国考试？不管是否成功我都不会影响工作的；该出差就出差，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我上班不会去复习英文的。
吴世明回答说，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
说真的，我还真的没有料到他会这么爽气。看来海归人物的做派就是不样。
我说，你同意了我就去跟老钱说一下，我还没有与他通过气呢。
吴说，可以。
钱在兹处长是土木系教授，资格老，听说在联邦德国留过学。不苟言笑，人很好，是浙大的“笔杆子”。
按照行政工作的惯例，我是应该先向老钱提出来参加英语出国考试的问题。我越级请示是怕老钱不好表态，反而夹生了；另外我认为同意的可能性比较小。现在老吴同意了，我再去告诉老钱，是对他不够尊重，所以我向老钱表示了歉意。
老钱说，没关系，没关系，老吴同意了就好，这是一样的。(其实，按资历老钱应该是吴的老师)。
我一直感谢老钱的宽宏大量，不再去想他的真实感受了。反正用努力工作来回报他们的支持吧。

1989年4月中旬有EPT考试，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EPT中心所设的杭州商学院考点举行。
不巧的是4月上旬在清华大学有一次六个工科重点大学研究生院的协作组会议。清华、浙大、哈工大、东南大学、西安交大和华中理工大学，聚在一起要对国家教委的“定向研究生”的招生政策提出不同意见。每个学校的研究生院各派两名代表参加，一位是院级领导，另一位是处级。吴世明副院长指定我跟他去参加会议。因为我有过口头承诺：参加英语出国考试不会影响我的工作，该出差就出差，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所以我二话不说跟着老吴去清华开会了。
到了会上，我感到气氛有点特别。
一是说话随便，不打官腔。这个协作组是民间组织，不是国家教委研究生司或学位办领导下的一个官方组织。他们要请国务院学位办的副主任谢桂华到会上来，不是来作指示，而是接受大家的咨询，与他讨论定向研究生的一些问题。
二是除去一位院长外，绝大多数都是海归，自主性强。他们习惯于国外大学都是独立的主体，不是行政统一主管下的附庸。哈工大研究生院的一位处长是女士，她在美国留学时就与吴世明熟悉，她年纪比老吴大，但是对吴世明非常佩服，说除了英文好之外，老吴的中国文化功底深厚，书法和文章漂亮极了。
会议开了两天后，大家说要向国家教委领导李铁映、何东昌等人写一封信谈看法，对“定向研究生”的招生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并公推吴世明来起草此信。
会后，吴世明要我先拟一个初稿。我陷入了沉思，我决定对老吴直言相告：我不能写，也请他不要写。
我说，前天我刚去过北大，看到小饭厅南边的三角地贴满了大字报，热闹异常，说什么的都有。这与1957年春天右派进攻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气氛十分相像。看来今年1989年是要出点儿事情了。在这种形势下要特别谨慎，有的事不能做，有的话不能说。记得1957年有所谓“六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在民盟座谈会上发表了几点意见。反右时他们六人都受到了猛烈批判，成了大右派。这次在清华开会你们六位院长凑起来也是“六教授” ，我不希望将来有一个吴世明为首的“六教授”在1989年有什么事件发生。
我又说，这些话我在大会上不好讲，你也可能不方便讲。你是否在会下与清华的过院长交换一下意见，看怎么做比较妥当一些。
说完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怎么决定我不管了，反正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向国家教委领导写信反对“定向”的事情。

1989年的9月份，浙人研究生院的钱在兹处长找我谈话，布置工作。
老钱说：“老曾，要你辛苦一下，代表研究生处陪教务处黄达人处长到国家教委去汇报工作。具体事情黄达人会跟你面谈的。”
我说：“老钱，你不要客气，该做的工作你尽管吩咐。我向你们几位表过态：争取出国的事情不管成功与否我都不会影响工作的。该出差就出差，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我乐意陪黄达人到北京去出差。”
老钱做了原则布置后，我就去找研究生处第一副处长徐兴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便见黄达人之前做到心中有底。
徐兴是一位直爽的人。他说：“黄达人搞了一个机电一体化本(科)硕(士)连读的方案，把机械和电机这两个一级学科合在一起，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试点班40个人，从机械和电机系各招20人;四年后，前20名免试直升硕士，其余作为机电一体化本科毕业。”
我说：“机电一体化是人才市场上一个热门的专业，数控机床、复印机、照相机等精密设备和仪器是机电一体化的典型产品，军工部门是急需这类人才的。可是免试直升硕士不是教务处自己可以说了算的。”
徐兴说：“是啊，问题就在这里。黄达人没有跟我们研究生处会商，直接向路甬祥校长和吴世明副院长汇报后上报国家教委，还绕过了研究生司，郑守承司长很生气。郑司长打电话给我们处，我们就如实相告说，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同意了，处里就不好说了。估计郑司长批评浙大了，叫黄达人进京说清楚。”
我说：“除了免试直升硕士是越权之外，20名硕士生的计划指标哪里来？从机械和电机系里解决吗？”
徐兴说：“我问过黄达人，他说机械系和电机系的研究生计划指标也很紧张，他们总共只能拿出5个指标出来，其余的15个要我们研究生处帮助解决，比如把去年招生情况不好的系的指标调剂出来。”
徐兴给我介绍的情况很重要，这样我就可以去见黄达人了。
我到教务处对黄达人说的第一句话是：“黄处长，我们老钱叫我陪你到国家教委去汇报工作。”
黄达人说：“好啊，欢迎，欢迎。”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处里要派我陪你去北京吗？”
黄达人说：“我想，是你跟研究生司的领导比较熟悉？”
我说：“主要不是这个原因。我在研究生处是老三，老大和老二都不愿意去，所以叫老三陪你去。”
我接着说：“我想过，我陪你去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尽力帮你说服郑守承司长谅解我们的做法，检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请她同意兔试直升硕士的方案。但是，这样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研究生处就要为15个研究生招生指标去得罪去年招生困难的系。系里会说今年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去年情况不一样，你们不能事先克扣我们的招生指标。另一种做法是对你敷衍下，办不成最好，这样没有矛盾。”
黄达人说：“抗生，你既然这么直率，我也实话实说。我们一起到国家教委研究生司你要尽最大的努力帮我，不论成功与香，回到学校后，你陪我去你们处向老钱、老徐两位处长负荆请罪。我也借此机会与他们沟通一下。搞改革创新如果先考虑具体细节问题，就会迈不开步;我先找路校长，不是不尊重研究生处。最后要做起来肯定离不开你们的支持的。这样做当然有缺点，否则郑司长就不会发脾气了。”
我说：“达人兄，我们都是学数学的出身，又都在工厂生活了十年多，性格上会变得直爽开朗起来。你说的大实话使我感动，我们是有缘分的。一言为定就照你说的办。我会全力以赴支持你的。”
到北京去的共四个人，黄达人、我，电机系的贺老师和机械系的张老师。由于我和黄达人有了充分的沟通，我们内部没有人心存芥蒂、勾心斗角。虽然最后郑司长还是不同意当年就开始执行(我已有预料)，但她说准备得充分一些，报批手续走正规了，第二年有希望可行。她让办公室安排了在国家教委食堂内的小餐厅由她的副手出面与我们共进工作午餐，她自己则说下午有会先走了。她既坚持了原则也给了浙大面子。我估计“黄达人将出任浙大副校长”的消息在国家教委司长级干部中已经流传过了。郑司长的这些处理方式方法我看在眼中，觉得官场也还是有它一定的套路的。
回到浙大后，黄达人确实是“言必信，行必果”，实现了自己“负荆请罪”的诺言。老钱、老徐当然也是客气大度的。事后我想，我的做法是跳出了行政常规处事方式的(推诿、扯皮、打太极拳)，倒有实效。
我和黄达人之间过去并无深交，经过这次算是“不打不相识”，成了难得的可以说真话的朋友了。

1991年留学归来回到浙大，我要去报到。先是到校机关，再去计算机系。
到了校长室的门口，我请坐在外面房间的邹晓东秘书向路甬祥校长通报一声：曾抗生回来了，看路校长何时合适听取有关的情况汇报。”小邹叫我稍等，他进到里间。
一会儿，他出来说：路校长接完一个电话就见你，请坐，请坐。”他要给我沏茶，我说我自己来。
还没有喝上两口茶，路校长就出来了，叫我进去。
路校长开门见山地说：“你回来前给我的信已收到，情况大致清楚了。现在正是校领导换届的时候，这1992年新的一届班子要大力推行年轻化。黄达人、吴世明、卜凡孝都要挑起副校长的担子，现在名单已经报到国家教委去了，等待上面批复。你回来的时机正好，我希望你仍然在机关兼职，继续双肩挑。”
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我说:“您很忙，不打扰了。”就此告辞。总共历时约10分钟。
走在行政楼三楼的走廊上，我准备去吴世明那里，却很巧碰上了黄达人。
他一把拉住我说：“你回来了？到我办公室坐坐。”他的办公室门上挂着“副教务长”的牌子。
我说：“刚从路校长那里出来，回浙大后见到的第二位领导就是你了。你门上挂的牌子是一个过渡吧？路校长已经告诉我了，在等待上级的批复。中国人喜欢因人设事，你升上去后浙大将不会再有副教务长的。”
黄说：“瞧你说的。你比原定的回国时间晚了，工作不等人。今年7月份俞瑞钊来接任了教务处长，新生报到和开学是要教务处牵头的，忙了他好一阵了。”
我说：“你算是找到一位合适的教务处长了。老俞跟我是老同学，不光是大学，还有中学也是校友。他在当计算机系系主任时工作有思路也有办法，而且从来不讲套话。他比我要强多了。”
黄说：“我还有个想法，让你到成教院负责继续教育工作，先主管一个处。路校长现在兼任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的副主席，主席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克勒斯(Klus)教授。所以浙大这方面要加强力量。”
我说：“你现在是以校长的身份，还是以朋友的身份跟我谈话？”
黄说：“当然是以朋友的身份啰。”
我说：“那我就说实话，我不想去成教院。我还想搞业务呢，我不想放弃专业。”
黄说：“我知道了，那我们以后再聊。”
到了吴世明的办公室，已经有所变化。原来他和卜凡孝除了实职外都挂有“校长助理”的名头，他们两人合用一个办公室，与其他校领导的办公室都在三楼。现在老吴的办公室是一人一间了。
吴世明与黄达人都是“文革”期间从浙大本科毕业、1978年恢复高考后首届浙大的研究生。该届研究生中人才济济，他们两位是其中的佼佼者。
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主席。他的人文素质也很突出，其书法作品和英语水平皆属上乘。路在外事工作及重大改革方面均对吴有所倚重，让吴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吴的“校长助理”名头还被人调侃为“只助理正校长而不助理副校长”，因为有一次省里开会要髙校党政两个一把手参加，路校长在京开会便指定吴世明代表他出席。
当我说刚才路校长告诉我你们三位都要出任校长时，老吴却说他已经表态他不宜担此重任。
他直率地说：“我不孚众望，校务委员会民意测验得票率不高；组织观念不强，半年没交党费；还有人说我傲气。我想还是回到系里搞自己的专业为好。”
我笑着说：“我看这些多半是对路的改革方针不满。如干部年轻化、双肩挑等；还有是研究生和导师的双向选择，致使有的老先生因学科老化而没有招到研究生；这些都是从政策研究室成文出台的。路自己心里明白，所以坚持要你上。国人的人情世故我们都知道的，回乡须得随俗。但也有欣赏你的风格的。”
吴在国外生活久了，习惯于直来直去；对于某些唯唯诺诺的人看不顺眼；也鄙视裙带关系和人身依附；他不屑于那些“喜怒不形于色”的“老道儿”的行事方式。这样是好还是“欠火候”？恐怕是见仁见智了。
我说起黄达人要拉我去搞继续教育，我还是想回研究生院，因为在成教院是难于再做专业研究的了。
老吴说，你可以自由选择，我的班子里不存在“忠不忠心”的间题，大家都是朋友和同事的关系。
从老吴的办公室出来，我就奔计算机系去了。在系里我申报了下学期开一门研究生课：《演绎数据库》。专业是不能放弃的，这样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岗位上都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我要花费几天时间在家里整理东西，还要拜访校内的一些老师朋友。顺便找人问问成教院人际关系等情况，作为下一步推脱的理由。
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天，薛继良副校长就打电话来了，要约我谈话。薛主管教学这一大块，教务处、学生处、成教院、出版社、图书馆等单位是其管辖范围。黄达人不久要接的就是这一摊工作。
我到薛的办公室，向他问好。我在混合班任教时，薛是教务处长，混合班是他重点抓的工作，所以彼此熟悉。薛是上海人，英语非常棒，喜欢足球、网球等体育项目，虽然我们年龄有距离，但有共同语言。
薛说：找你谈就是要你去搞继续工程教育。我跟路校长说你有三个优势：第一是你在工厂多年，了解企业运作的那一套，跟大企业或工厂打交道比我们的教师要熟悉多了。第二是你在国外留过学英语比较好，国外来往信件等可以亲自处理。如果处长不懂英语，离不开翻译这根拐棍，是要闹笑话的。第三是你去掺沙子，可以改善那里的人员素质水平。研究生院和教务处的人员一般素质是比成教院要高的。”
我说：“听说那里人际关系紧张，干部之间吵架拍桌子。我是党外人士，做思想政治工作非我所长，这一点我就不合适。你兼任成教院的院长，情况你最清楚。”
薛说：“那里有部分人是干部或业务骨干的家属，因学历不够当教师，属于安排性质的。”
我说：“做一般工作的人员学历高低问题不大，如果是科长、处长素质差就麻烦了。我还是想搞我的专业，在研究生院和教务处，处长都可以带研究生搞科研的。在成教院就不行了。下学期我已经申报了开一门研究生课程，把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所搞的东西介绍给我系的研究生。”
我已经把我的真实思想都讲出来了，接下来不管他怎么动员，我都不响了。他叫我回去再考虑考虑，我没有吭声。
其实，我的经历和特点路都是很清楚的，我在液压那边工作过半年，路对我有相当的了解。这个情况可能老薛并不知道。这样也好，薛会把我的态度转告给路的。最后让路来决定吧，不用我再找人诉说了。
一个多星期后，路校长打电话到家里来了。
路说：“经过我们集体研究，你的岗位定下来了。继续工程教育这一块很重要，请你支持我的工作。具体问题黄达人副校长会找你谈的。”
路校长直接打电话通知我，并且说得这么客气，那我就不便说别的话了。
时间进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校长们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也与“一切行动听指挥”、“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年代不同了。有人说，实质上还是一样的，只是形式有变化。我则认为，改变是一个过程，从形式变起实质上也会有变化。领导者的个性、风格可以具有多样性，这就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套听力训练设备，每大清早可以边散步边练听力。
浙大经管学院派出最好的老师给他们讲课，并与学员座谈讨论，当面切磋。
浙大化工学院把学员们作为客人请到浙大来访问交流，在科研课题合作、研究
牛联合培养、本科牛实习安排等多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对这次培训班，金山
石化方面非常满意。
③开办监理工程师培训班。
监理工程师是指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的工程建设监理人员。监理工程师代表业主监控工程质量，是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桥梁。它不仅要求执业者懂得工程技术知识、成本核算，还需要其非常清楚建筑法规。
浙大土木系副系主任张土乔博士主动找上门来谈办班问题。这是继续教育范围内，唯一的比学力教育发文凭(Diploma)更具含金量的证书(Certificate)教育。房地产业、高速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使得监理工程师这个行当非常热门。对于这种专业性很强的培训班，我们以系的培训中心为主，成教院的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并不具体插手办班过程，只起到一个归口登记备案的作用。
“不与民争利”应是管理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与土木系监理培训中心的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张土乔后来出任浙大成教院院长，现在是浙江大学副校长。
④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工作，我们也进行了探索。职教的工作经费是由我们职教基地向国家教委职教司上报每年的工作计划，计划获得批准时，就同时下达经费额度。
职教干部培训的对象是地、县两级教委的职教科长，以及职业学校(中职，那时还没有高职院校)的校长。我到成教院之前，丁仲明已经组织过职教干部的培训班，主讲教师是经管学院的副院长姚先国教授。
学员们对姚老师的评价很高，说他讲课生动，能够放得开，讲得活，材料丰富。听他讲课不会打瞌睡。
但也有学员反映说：“姚老师有的观点是否经过有关领导的认可？”
对此，引起了我对姚先国的注意。经管学院也是黄达人副校长分管的一块，与姚老师接触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我们后来成为了熟悉的朋友。
姚先国是湖南农村人，“文革”中是毛选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年纪轻轻就入了党。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阴差阳错地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后考取了复旦大学经济系蒋学模教授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到德国留学，他和德国导师的合著摆放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中。姚回国后受邀到浙江大学任教。
姚先国说，蒋学模老师是计划经济的权威学者，而他的学生都成了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姚自己是外语系的毕业生，最后却从事了经济学的研究。姚喜欢打篮球和唱歌，喜欢玩民族乐器，是一位多才多艺者。
浙大党委每年举办一次中层干部学习班，姚先国的报告总是受到欢迎。他经常有独到的观点，不讲套话，也没有哪位领导来批评过。第二年还是请他来讲。

1992年6月，黄达人副校长按校长办公会议关于精简机构的精神，将浙大成教院由院、处、部三级改组为两级，撤销处一级机构。对调出成教院的处级负责人都有妥善的安排。夜大函授处处长董德耀调任浙大出版社副总编，继教职教处副处长丁仲明调任浙大机关总支副书记，后来升任书记。
院级领导班子由黄达人、陈越南、柏树先和曾抗生组成。一套班子，三块牌子。下辖夜大、函授、继教和职教四个部，还有院办公室。这样成教院的工作重心便落到了部一级，部主任有责有权，要有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
夜大部主任魏东霞精明强干，后来升至成教院副院长；函授部主任赖德生，后来出任东方学院院长；继教部主任由院长助理蒋艰兼任，蒋艰曾任浙大团委书记，现职副处长级；职教部主任黄粟后来出任莫干山学院副院长。
院办公室主任王利华、副主任袁方都是素质好、能力强、有政策水平、里外上下都行的好干部。
王利华是浙大机关总支委员，动笔杆子和财务管理都行，还能操作和维护新型的一体化速印机。
袁方调来浙大之前是江苏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她的丈夫浙大博士毕业留校，袁方作为家属调入浙大，从普通科员做起，能任劳任怨不计名位，获得上下一致好评。她一步一个脚印，由科员、副科长、科长再升回到成教院党委副书记的岗位(1998年四校合并之后才有浙大成教院党委)。现为浙大远程教育学院副院长。出此可以看出，浙大对外单位调入的人的要求是严格的，一般都不能保留原来的职位职级，必须经受浙大环境下的考验，再根据工作需要，量才使用。
成教院经过两次的调整改组(前一次把处的设置从条条变为块块，也带有部调整)，已经有了一支可称为精兵强将的队伍。上下团结，人际关系和谐，部门之间能相互配合，人称是成教院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这当然是与黄达人的知人善任、雷厉风行、务实果断的风格分不开的。七年后，黄达人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也被人们称为是中山大学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看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当时，黄达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在励精图治考虑下一步的调整。
对此我却没有感觉，但王大根说他是有感觉的。王大根何许人也？待我慢慢说来。
王大根是浙江绍兴人，1974级的浙大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许多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工农兵大学生能在浙大留校者，都有其独到的能力和长处。王大根曾经在浙大人事处工作，他的记忆力超群，看过的档案，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对于古今千年的历史和人物，他也是过目不忘。对一些人事安排的分析，能够见微而知著。绍兴出师爷，不是没有道理的。
早先，路校长打电话叫我到黄达人副校长那里报到时，黄叫我一起去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王大根谈话。劝说王大根留在成教院当继教部主任，由此可见黄对他的重视。后来王大根没有肯留，去了浙大出版社当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是社务委员会成员)。1996年9月，我离开成教院去了出版社当总编时，便和董德耀、王大根再次成为了同事。当我们谈起往事时，王大根说出了他那时的感觉。
大根说：“黄校长把你从研究生院调到成教院来，是一个不小的动作，他是有更多考虑的。我看着呢。”

②与浙大财务主管谈判，落实1993年度学校给成教院的经济政策(即明年的经费盘子)。
浙大校方的谈判代表是总会计师蒋绍忠，成教院的代表是主管财务工作的副院长柏树先。以前陈越南都是参加的，这次老柏要求我也要参加。所谓“经济政策”，其实就是汇报几个数字，定下来几个数字。如学生规模、学费收入、教师酬金，提成管理费的比例，发展基金的比例等等。过去我不当家，没有经历过这事。现在不能不过问了。老柏把初步的数据搞出来，我和他一起去黄达人的办公室汇报。黄做了修改，并说他也参加与蒋绍忠的谈判。当我们按照约定时间到蒋的办公室后，不一会儿黄达人也进来了。
蒋绍忠马上站起来，笑着说：“黄校长，您挺忙的，我这里跟两位院长谈就行了，然后再向您汇报。”
黄达人说：“不客气，我今天是以成教院院长不是以副校长的身份来的。别见外，一起谈好了。”
蒋苦笑着说:“那好吧。”
黄达人坐着基本不吭声，只说过一句话也是要老柏退一步的。谈判顺利结束。老柏回来后说，黄校长坐在那里就是一种影响力，真是“无声胜有声”啊!
我与蒋绍忠挺熟的。他爱人在研究生院当副科长，与我同事；他哥哥叫蒋绍愚，比我低一届，是大长小学、杭初和杭高的同学，大学又进了北大中文系，一直都是有名的好学生。现在是北大的名教授。
他们哥俩的名字很好玩，一个“愚”、一个“忠”。其实两人都不愚，而“忠”倒是真的，都是厚道人。

1993年1月底春节前，陈越南要从美国回来了。他回国之前的一个礼拜，黄达人找我谈话。
黄说：“抗生，陈越南很快就要回来了。浙大党委已经向上级组织部门推荐陈越南为浙江省教委副主任，有关方面正在进行考察。你要准备把成教院的这摊子都挑起来。”
我一惊，说：“这一年来，在成教院比研究生院忙多了。双肩挑在专业方面没有怎么搞，只开了一门研究生课和写了一篇论文。听你这么安排，将来我的专业部分更没法做了。胳膊扭不过大腿啊。来成教院之前，我是有预料的。看来我只能一门心思搞行政管理啰，否则都搞不好的。”
黄说：“管埋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可以结合工作写一些管理方面的文章，这以后也有用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要升正教授，必须要拿出科研成果和专业学术论文；管理方面的文章可以对晋升理系列的正高职称(研究员)有用。拥有正高职称不是单单为了工资待遇的问题，而是与在全国高校的专门协会中浙大的地位有关系的。如全国高校继续工程教育协会的副理事长，不可能由副教授级人员来担任的。
路甬祥校长讲过：“浙大人不要去争省一级学会、协会的头。我们应该在全国重点高校之间去竞争，与清华、交大等去竞争，以争取浙大应有的位置。”这就是路要搞双肩挑的目的之一。
黄达人“要我去顶陈越南的缺”这一步棋，我过去没有想到过，这是真话。如果想当行政正职，首先就需要入党，这是正着。但现在黄达人是“兵临城下”了，我已没有别的退路。
陈越南家在中知楼9幢一楼，我家在中知楼8幢一楼，互相挨着。他回到浙大后，我去他家里看望。
他说：“抗生，这几个月辛苦你了。”
我说：“还好。本想你回来我就可以放下担子了，但上礼拜听黄达人说已经推荐你到省教委高就，这样就又心里打起鼓来了。你在成教院，我还可以搞点专业，这是立脚点。你高升了，我就很难双肩挑了。处级升厅级可是一个大的坎啊，你能升上去，对浙大对个人都是好事。但是一把手与副手是不一样的。你的思想活跃、想法多，在这里的主动权大；到了上面自主性反而会变小了。”
陈说：“你说的是对的，我也想到了。要看上面一把手的思想了，如果两人的想法比较接近，我或许可以施展一番；否则还是在这里更舒畅一些。”
我又说：“你现在还是进退自如的，你去美国后我和老柏没有搞什么大的动作。即使是对老赖提出宁波函授站停办的处理，我也是表态暂时这么办，但最终要等陈越南回来定。”
我与陈越南都是有分寸感的。虚情假意、言不从心的人在浙大中层是站不住的，尤其是在黄达人手下。
寒假后，又传来了新消息。浙江省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试点，省教委副主任的岗位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进行。应聘条件中有一条是：某年某月某日之后出生(实足年龄应不超过50岁)。
这样一来，陈越南因年龄超限无法应聘。一切原来的考虑和安排都化归于零。
回顾这一段跌宕起落的过程，想想有点意思。做人不动脑子是不行的；做人太动脑子，想过头了也是不行的，“过犹不及”嘛。简单地说，做人还是本色一点为好。古人语：返璞归真。

浙大东方学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大气，但是实际上它并不大。小学院不好弄，因为它“五脏俱全”。而且它在余杭市(县级市)，涉及余杭市政府与浙江大学两个单位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的东西。
1993年浙大想搞校外办学。国家教委指示全日制本科教育不许搞校外办学，这样教务处就出不去了。
成教院的人觉得过江很不方使(当时只有一座跨江大桥)，想在钱塘江北岸找地方，我们去看了德清县城关镇县委党校。正在此时，余杭市政府挂职副市长郦挺(原浙江理工大学团委书记)向浙大领导表示余杭愿与浙大联合办学。
而正在德清县政府挂职副县长的徐建国(原浙江大学团委书记、后任驻尼日利亚大使及驻新西兰大使，现任驻爱尔兰大使)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是浙大与德清联合办学。
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浙大常务副校长胡建雄(浙大人称其“胡常务”)拍板，同时搞两所联合办学的学院。这就是地处余杭临平的浙大东方学院和地处德清武康的浙大莫干山学院。
在1992-1996年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中，余杭为第36~40名的位置，德清为第46~70名的位置。他们要与浙大联合办学，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而是为了承接浙大的科研成果、产品开发和技术转让，提升GDP，从而提升在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一句话，就是要“出政绩”。
浙大搞校外联合办学的日的是什么?不是搞经济创收，不是为安排干部，也不是为了社会声誉。我想，最可能的是为了解决校办企业外迁的问题；但那也用不着动这么大的干戈啊。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跟柏树先聊天。
老柏说：“你说的那些考虑可能都有一点儿，但是最大的可能是为了地，为了土地。”
我说：“浙大不是把二分部那块地卖掉了吗？听人说，才拿到几百万块钱。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弄得舍近求远呢？”
老柏说：“此一时彼一时吧。卖地的人和现在找地的是两拨人。卖地的人当时急需要钱；而现在找地的人手头也用不上当时拿到的那笔钱。那钱早就没啦。”
1994年4月，在余杭临平，浙大校领导与余杭市委书记、市长等共同出席了浙大东方学院联合办学协议的签字仪式，合作期为十年。当时，浙大校长已经是潘云鹤了。老潘没来，胡常务代表，黄达人签字。

东方学院成了“浙大驻余杭联络处”
对于余杭市要与浙大联合办学的动机，我早就有过分析。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而是为了承接浙大的科研成果、产品开发和技术转让，提升GDP，从而提升在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一句话，就是要“出政绩”。但是我们到东方学院工作一年多了，余杭市领导还没有这方面的动作。
正在纳闷时，陈定鸿过来说，刚才市府办公室主任打电话说：“洪市长请曾院长跟浙江大学主要领导联系一下，洪市长想带余杭市四套班子与浙大谈双方全而合作的问题。想知道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我问老陈：“怎么洪市长的动静这么大？我来余杭一年多了，前面了无声息，现在要四套班子都出动？”
老陈笑笑：“听人说洪吉根与俞志华不太和谐，现在俞书记高升到杭州去了，洪的魄力可以施展了。”
我不敢怠慢，马上就赶回玉泉，去找潘云鹤校长汇报。
潘云鹤与我是浙大计算机系人工智能研究所的同事。我们到浙大之前都在湖北作过，他在襄樊，我在沙市，算是有点缘分的。
我说：“余杭的洪吉根市长想带四套班了来浙大访问，谈双方全面合作的问题。要我先来联系一下。”
潘说：“那东方学院不就成了浙大驻余杭联络处了？你是联络处主任，对吗?”
我说：“我到余杭真的是在办学，可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去了一年多才第一次跑联络，勉为其难吧。”
潘校长说：“你来得很巧，浙大是有些事情要找余杭合作。四套班子都来人就太多了，不用兴师动众嘛。你转告洪市长，请他带两位助手就行了；浙大也是三个人，有我、吴光国和你参加。随着合作项目的扩大，再逐步增加人员接触。见面时间就定在下个星期，具体哪一天请校办与余杭市府办再联系。”
出乎我意外，第一次联络很顺利。我把潘校长谈的要点写成纸条，请陈定鸿告市府办转呈洪市长。
我把余杭洪市长要我联络潘校长及老潘谈的要点向黄达人副校长通了气。因为黄达人兼浙大东方学院董事会的副董事长，洪市长(兼董事长)来浙大访问，黄应该知道才好。至于洪、黄怎么见面，在什么场合见面等等，老潘没有对我提及，我不便多问。或许潘会对浙大校办有所布置，但这不是我分内之事了。
洪市长到浙大访问是在某一天的下午。我在浙大大门口等候洪市长的车队，带引他们停好车并进到行政楼的二楼时，忽然间黄达人副校长出现了。
洪市长马上迎上去与黄达人副校长握手，说：“见到你太好了，太好了！”
黄校长却说：“欢迎你到浙大来。我专门问过校办，今天下午我主要的任务是接待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潘校长会跟你们谈的。不过今天晚上我会与你们共进晚餐，我接待完记者再过来看你们。”
洪市长略作停顿，说：“好的，好的。”
校办主任把客人们引进到贵宾室，潘校长和吴光国已经在等候了。
洪市长带的助手一位是余杭管工业的副市长，姓董，是浙大毕业生；另一位是经委主任。
潘校长把吴光国介绍给他们时说：“老吴是科研处长，浙大的科研经费超过一个亿有他的功劳。全国的高等学校中科研经费超过一个亿的，另外只有清华大学了。”
老潘介绍我时说：“老曾在浙大与我是一个系、同一个研究所的，我们是好朋友。他现在在洪董事长领导下，在余杭工作。”大家听后都笑了。
使我颇感意外的是，老潘居然把我称作是他的“好朋友”。在这种“外交”场合，他作为校长有主动权。对于他的话，我既不能做解释，也不能打哈哈，只能先听着。我在想，当校长需要有一定的外交辞令也是一种能力吧。愿意创造轻松的气氛，这说明双方合作会有一个良好的前景。这样我的顾虑就减轻多了。
潘和洪各自介绍了自己这方的情况，同时婉转地表达了希望合作的方面。
初次见面，大家都比较谨慎。把好的气氛延续下去是共同的愿望，为此潘校长接受了洪市长的邀请，将率领一个中型代表团访问余杭。
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黄达人副校长走了进来，气氛马上热烈起来。过去曾听说洪市长是学体育的出身，他人高马大、相貌堂堂，豪爽而无粗浮之气，与黄达人性格比较相投。
潘校长说：“你们两位相互很熟悉，不用我介绍了。晚上我还有活动安排，请黄校长做东接待洪市长等余杭的客人，我就失陪了。”
我回到东方学院后，过了两天陈定鸿过来说，洪市长要给我们一辆小车，说东方学院是余杭的最高学府，院长来市里开会骑着自行车总不太好嘛。
我问：“是什么车？”陈答：“说是马惠民(财政局长)己开着的北京吉普，是二手车。”
我说：“二手车也行，无所谓。有和无是本质区别，好与坏是其次。在国外吉普车并不使宜呢。”
这辆北京吉普就成了我在国内开的第一辆汽车。跟倪校长、陈越南去莫干山学院，以及大雨中赶回浙大向倪校长汇报“试卷泄密”事件的处置，都是我开的这辆北京普带来的便利。
陈定鸿又说：“洪市长对你这次的联络工作挺满意，听说你与潘校长关系很近的。”
我说：“这是潘校长在介绍我时用了一个‘我们是好朋友’的说法。也使我自己感到意外。在外国 good friend这个说法没有 close friend(密友)分量重；中国人通常用婉转的说法，真底牌一般是不露的。”
我也想过，与头头的关系“远”与“近”的种种利弊：他不说“我们很近”，你吹嘘说“近”，就是拉大旗作虎皮；他说“我们很近”，你就不能说“远”，但这样就会被捆绑，失去独立性，不一定都是好事。
所以，“远有远虑，近有近忧”，看来得走中国人传统的中庸之道了。又想，还有一个法子：就是不断地变换领域，变换环境，变换工作场所，不要从一而终。当然，这样做的主动权并不能自己掌握。
又过了一个星期，潘校长率领浙大代表团访问余杭。代表团成员有顾伟康副校长(原信电系系主任、博导，分管校产)，卜凡孝副校长(原校长助理，分管后勤)，吴光国(科研处处长)，陆国光(校办副主任)，曾抗生等。
我们参观了余杭经济开发区和“老板家电厨卫有限公司”，其产品吸油烟机连续六年蝉联全国销量第一；又去了“四联印刷电路板厂”，该厂已经与浙大合作，带有计算机全自动布线系统，当年属于先进技术。
卜凡孝是管浙大后勤的副校长，我与他虽然工作上无直接关系，但是他当校长助理时，我们就熟悉。这次我跟着他在余杭参观了几处我完全不知道的地方：一个是余杭浙大农副食品基地，在104国道旁(现浙大方圆化工公司良渚分公司的北边)，原来是部队农场，后来转让给了浙大，但是没有经过余杭市的批复，属于“私相授受”。我们在基地看到了鸡鸭成群，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养猪场，还有豆腐坊等。老卜说，大家每天在求是村食堂门口买到的猪肉、禽蛋和豆腐都是这里生产的。基地的食品安全有保障、价格优惠，不受杭州市场供应短缺的影响，它是有贡献的。这次老卜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农副食品基地的合法地位。
洪市长听了卜凡孝的介绍说：“你这是先斩后奏，要罚酒三杯。我有官僚主义，也要自我批评。”
老卜是徐州人，徐州自古出名将。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豪爽善饮。老卜马上说：“该罚，该罚。”
我跟着老卜去的另一个地方是与杭州城西接壤的蒋村（已风传要划给杭州市）。由一位余杭副市长陪同，还带了一个房屋开发公司的老总。老卜想在这里给浙大的教职员工买房，先以学校名义整体买下，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再看看交通与生活配套的条件，所以要实地考察。他还跟我说，一旦划到杭州市，房价肯定要涨。老卜虽然不是江浙人，但是受杭州多年的熏陶（他1978年考进浙大，之前他当过公社党委书记），已有南方人一样的经济头脑。后来，原在玉泉校区内的浙大化工厂搬迁到了余杭良渚，就是现在的浙大方圆化工公司良渚分公司，也是这次浙大代表团访问余杭的成果。
至于余杭市从这次浙大来访所获得的成果，这里我就不谈了。

我与老卜的关系一直较好。他与大中都是西湖区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他说：“老曾这个人从来不提个人要求找我，要找我只是为弱者帮忙，如小孩上学、大人看病之类的。而且都不是锦上添花的高要求。”
退休后，老卜勤于书法和绘画。他送给我一幅字：“共事无缘长相交，君之品格万里挑；以心待人人尊重，敬佩极至永仿效”。落款为“一点”，即其姓氏“卜”也。看来他还是一位颇有情趣之人。
现在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浙大校长们都是很有个性特点的人，有丰富的阅历和多方面的能力，能够独立打开局面，有人情味；与原先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大不一样了。

浙大等四校合并带来了浙大出版社与杭大出版社的两社合并，还有四校诸多学报的集中管理。
1999年上半年一直在进行两社合并的准备工作。对于四校合并，有人说是：“校级领导一走廊，中层干部一讲堂”，干部的人员安排是首当其冲的问题；随同的有机构设置、资产清理、财务审计和奖惩考核办法修订等一系列的事情。
年富力强的原医大副校长来茂德出任主管教学板块的新浙大副校长，他主持两社合并的工作。原来浙大社与杭大社的社级领导组成“合并工作小组”，我也在其中。还有半年多我就要退休了，算是最超脱的。其他人的想法就多了，尤其是两位原来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社长。他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位置，还要考虑手下骨干的安排和发展，每次合并工作小组开会都有分歧，但是大面子上还算过得去，没有大吵大闹。
1999年5月，在一次关于新出版社领导岗位设置问题向来茂德副校长汇报的会议上，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到了拍桌子、脸红脖子粗的境地。这也是对来校长将了一军：“浙大的事情不是那么好管的。”
当时来校长年仅39岁。他很严厉地提出了批评：“在座的各位都是比我年长的老师辈的同志，应该有为人师表的风度和拿出当领导的样子来；今天的会议有关新浙大出版社领导班子的岗位设置，是给浙大校领导提建议做参谋，不是替领导做决定，不要把个人的利益考虑摆进去；将来新班子中你们有谁没有谁，现在我都不知道。今天中午我还要赶飞机去北京出差，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也没有开类似的会(原来最少每月开一次)。
1999年6月30日8点30分，来茂德副校长和主管人事的党委副书记陈子辰就直接來宣布合并后的浙大出版社新的班子名单了。自那次会议发生激烈争吵后，我没有兴趣去打听任何消息。一直到这次校领导来宣布班子名单前的10分钟，才有人告诉我新来的社长是姚恩瑜教授。
姚恩瑜是数学系的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人。其业务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都很强，担任过浙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及浙大数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我对她比较熟悉，是因为在研究生院我们共事过一段时间；而且她与我的研究生同学邓乃扬都是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大家有共同语言。
我对老姚来当社长略感意外。其资历、能力、为人和水平均不成问题，只是年龄与那两位前常务副社长相当，仅比我小两岁，干不了多久；再就是在人事纷争的情况下，前来救火，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显然这个安排是权宜之计。来校长宣布我退休前担任岀版社顾问，出版社总编的位置暂时空缺。
1999年7月8日，来茂德副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去正在筹备开办的浙大城市学院当院长。
我感到很突然，略加思考，我就说：来校长，我感谢组织上的信任，但是我不能去。理由有三：一是我的年龄已满60周岁，昨天是我的生日；二是我的爱人、母亲和岳母现在都囚因病住在医院里，我每天都要轮流跑医院；三是四校合并后中层干部很多，肯定能找到合适的人去当院长。我就不要勉强了。”
来校长说：“你很直爽，我看不出来你已经是60足岁的人了，确实是许多人都还想多干上儿年。城市学院的人事安排，我们会研究的，谢谢你。”
两天后，有一位老朋友告诉我背景情况：“国家教委同意杭州市开办一所新型的独立学院，先挂靠在浙大，叫浙大城市学院。杭州市长仇保兴、市府顾问胡建雄(原浙大常务副校长)和市教委主任张绪培一起研究学院主要领导的配备问题时，胡常务提了你的名，定下来的。”
我说：“来校长已找我谈过话了，我婉辞了。不过我倒要感谢胡常务，原来他是亲莫干山学院而远我们东方学院的。胡常务对两个学院最后还是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毕竞他是有水平的嘛。”
那位朋友摇摇头说：“你这次犯了决策错误。”
我说：“不见得吧，反正是不能再改变了。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你带来的信息。”

曾抗生，在远方和故乡人生回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02，第395页

为中华“争强好胜”——记浙江大学化工系教授吕勇哉

为中华“争强好胜”
——记浙江大学化工系教授吕勇哉
张燕冬　徐有智
人民日报第3版

“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胜，要胜到国际上去，也许别人会说这是骄傲，但我不怕。”
说这话的是浙江大学化工系自动化教研室主任吕勇哉。我们前往拜访时，他刚从维也纳参加自控联第七届计算机控制学术会议返回杭州不久。
“这次真痛快。”没等我们坐稳，他就开门见山地说：“在维也纳的国际会议上，我宣读了两篇论文，这是我回国之后的新成果。大会还聘请我为会议的执行主席，我们中国人终于在这一学科领域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要胜到国际上去，难啊！使我们的研究在国际上争得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吕勇哉196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80年11月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普渡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工作。一到研究室，第二天就承接了一个“钢厂均热炉操作的模型化、自动控制开发和生产调度”的大型研究课题。这是美国能源部的一个重要项目，是计算机、系统论、控制论和数学等多学科互相渗透的一个前沿阵地。当时他有点担心，在国内，因限于条件，只上计算机操作过十几个小时，钢厂则连门也没进过。他咬咬牙，把课题接了，整整一个星期关起门来，把计算机搞熟了，又到钢铁公司看了一圈。就这样，他凭借自己对现代控制理论和传热学相当熟悉的优势，开始向这个课题发起冲击。五个月后，他建立了一个离散的数学模型。他的论文在研究室内部公布后，吸引了美国几家大钢铁公司的注意，对吕勇哉建立的模型进行二次工业试验，取得了节能20％、提高生产能力25％的显著效益。临回国前，导师对他说，你那个成果可以写成一本专著。他一算时间，只剩下五个月了，能行吗？五个月一晃而过，七篇学术论文和一部由美国仪表工程师学会出版的五百页英文专著在他手中诞生了。外国专家对这种工作效率感到吃惊，评价他的成果是：最系统、最完整地解决了钢锭处理过程的模型化及控制问题，对钢厂钢锭轧前处理的操作过程是巨大变革，称赞他是“用单一数学模型控制钢厂均热炉操作的世界第一人”。
1982年底，他返回祖国。有人担心地说，吕勇哉在美国名气很大，在国内就很难搞出名堂了。
“我当时听到这话，好胜劲又上来了。人没有理想、没有志气不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这么好的条件，难道不能在国内作出新的成绩？”
他一头扎到基层从事成果推广工作，每年有二分之一的时间奔波在外，暑假、寒假对他仿佛已不再存在。他母亲双目失明，父亲年迈体弱，他没有时间去分担家中的困难，好几次出差路过家门而不入。两年多来，他五上鞍钢，四下上钢，跑遍我国八大钢铁基地。在学校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的成果正在鞍钢、长城钢铁厂、重庆钢铁厂、上钢五厂等地推广应用，已取得初步的成果。上钢五厂采用吕勇哉模型对不同钢种均热处理后，不锈钢加热总时间缩短了三小时，碳钢的总模冷却时间缩短了三十分钟，取得了降低能耗的显著效益。
回国后，他继续在工业大系统、人工智能、模型识别等新的研究领域进行理论上和应用上的新探索，已取得重要的进展，先后在国际上发表了八篇论文，在国内发表了五篇论文。去年6月，他在浙大发起召开了“国际工业过程模型化和控制”学术会议，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名著名教授、学者兴致勃勃赶来参加，他的研究工作引起了专家的极大兴趣。国际著名的计算机控制专家、美国普渡大学威廉斯博士在参加国际会议后说：“吕教授回国两年的工作，大大地推进了他在美国的研究工作，令我们感到吃惊。”

宜山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居住地一览表（1938年）

宜山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居住地一览表（1938年）
原件存于浙大档案馆。另根据浙大西迁后代回忆，除以上名单外，1939年浙大师职工还有：王仁东、陈锡臣、周茂清、郑蘅、吴留青、丰子恺、张培刚、王培德、涂长望、贺壮予、佘坤珊、刘之植、张肇骞、王师被、侯家熙、叶允竟、黄人杰、刘蘸英、蒋芸生、陈立、李相助、凌纯声、李凤荪、黄希周、沈尚贤、薛声岳、陈楚珩、郦承铨、沈尚贤、陈卓如等。

1938.9-1940.1浙江大学举校迁至宜山（今宜州）时，部分学生宿舍即在庆远中学内——文化大院（清代庆远府府立中学堂旧址，浙江大学西迁宜山期间学生宿舍旧址、宜山县表证小学旧址）。

在清代州学、府学、县学中，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庆远府中学堂，为广西最早的四所中学堂建成之一。庆远中学在城内西大街，建有礼堂一、讲室四、会食室一、储藏室一、仪器室一、藏书室一、客厅一、校长室校员室九、办事室一、学生寄宿室四十二、校役室六、厨室一、盥室二、浴室六、厕室十、晴雨操场各一、面积五十一丈一尺。是当时广西颇有名气的一所中学。

姓名	职务	住处
徐成奚	会计室助理员	东一街办事处
姚赵伟	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	东一街办事处
陈建功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东一街十号
孙祥治	总务处文书课主任	东一街十二号
吾舜文	教务处体育课讲师	东一街十九号
陈崇礼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讲师	东一街十九号
方德植	文理学院数学系讲师	东一街一九号
马裕蕃	会计室会计主任	东一街二六号
张复生（女）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东一街二六号
顾振军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	东一街三十号
张慎勤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教	东一街三十号
章恢志	农学院园艺学系讲师	东二街五号
顾蓥	农学院蚕桑学系副教授	东二街五号
吴学博	农学院蚕桑学系助教	东二街五号
张绍忠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东二街十号
朱福炘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讲师	东二街十号
蔡堡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东二街十二号
徐芝纶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副教授	东二街十四号
陈鸿逵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东二街三一号
梁庆椿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东二街四二号
成汝基	农学院园艺学系助教	东二街四九号
章用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东二街四三号
束星北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	东三街五七号
徐叔渔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	东三街五八号
王淦昌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	东三街六四号
姚含英（女）	工学院院长办公室书记	东五街二号
张东光	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	东五街四号
蔡邦华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教授	东五街七号
赵凤涛	教务处注册课课员	东五街八号
杨鸿材	教务处体育课助教	东五街四二号楼上
胡家健	文理学院教育学系副教授（训育委员）	东五街四八号
杨新美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教	东五街五五号
陈冠球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理员	东五街五五号
曹礼德	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	东五街八四号
李启明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药品室管理员	东五街八五号
叶克勤	教务处注册处助理员	东六街二三号
许昌已	会计室助理员	东六街二三号
金梵音	总务处文书课助理员	东六街二四号
吴达人	总务处文书课书记	东六街二四号
吴志尧	文理学院教育学系讲师	东六街五一号
许绍光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助教	东六街五九号
沈同洽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东六街五九号
吴浩青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东六街五九号
路任	农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	东六街九十号
徐陟	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	东六街九十号
孙逢吉	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	东六街九一号
章完安	总务处文书课课员	东六街九三号
钱英男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助教	东七街三七号
赵保惠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东八街十二号
严自强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助教	东八街二二号
吴观铚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助教	东八街三九号
杜清宇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	东八街八三号
胡式仪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	东门外农场
苏步青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东大街何宅
徐谷麟	教务处注册课主任	西一街十一号
廖文毅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教授	西一街十一号
舒鸿	教务处体育课主任	西一街十五号
竺可桢	校长（训育委员会主席）	西一街三二号
姚寿泛	会计室书记	西一街三二号
郑奎联	训育委员会军训部教官	西一街三十号
冯言安	农学院园艺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西一街三五号
钱宝琮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西一街三七号
胡刚复	文理学院院长（训育委员）	西一街五十号
诸葛麟	秘书（训育委员）	西一街五十号
侯希忠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	西一街五一号
卢梦生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理员	西一街五一号
曹礼奎	教务处图书课课员	西一街七一号
周厚复	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西一街八一号
陈嘉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西一街七四号
朱叔麟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西一街七四号
王国松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训育委员）	西一街七四号
杨耀德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	西一街七四号
张闻骏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西一街七四号
王琎	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	西一街八一号
刘遵宪	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	西一街八一号
易养泉	教务处注册课助理员	西一街九一号
汪济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西一街九六号
沈仁湘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西一街九六号
唐凤图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西一街九七号
程耀椿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教授	西二街三号
陈寿衡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讲师	西二街三号
杨有林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西二街七号
陈嗣虞	文理学院化学系讲师	西二街十四号
孙潮洲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讲师	西二街十五号
夏济宇	训育委员会军训部军训主任教官	西三街六号
蒋绪德	训育委员会军训部教官	西三街六号
姚慧英（女）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西三街八号
查长生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理员	西三街八号
金仁隆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理员	西三街八号
陈达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西三街九号
王庸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副教授	西三街九号
阮性咸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	西三街九号
王壑基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	西三街五六号
庄雍熙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	西三街五六号
向埘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	西三街五六号
姚錱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	西三街五六号
谈家桢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西三街六六号
彭谦	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	西三街七二号
姚珣闾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助教	西三街七三号
陈学恂	文理学院教育学系助教	西三街七三号
徐仁铧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助教	西三街七三号
储润科	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	西三街七五号
金维坚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讲师	西三街七七号
熊同和	农学院园艺学系副教授	西三街七七号
张启元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	西三街九六号
黄中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西四街四号
戴钟岳	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	西五街二九号
黄翼	文理学院教育学系教授	西五街三八号
王福春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西六街五号
陈训慈	教务处图书课主任兼史地学系教授	西六街五号
姚佑林	教务处图书课课员	西六街三四号
安民	训育委员会军训部教官	西六街三四号
李寿恒	工学院院长兼化学工程学系系主任、教授（训育委员）	南一街三号
马一浮	特约讲座	南一街四号
沈思玙	总务处事务主任兼代总务长（训育委员）	南一街七十号
郭斌和	师范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南一街七十号
刘永济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	南一街七十号
张清常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	南一街七十号
张其昀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训育委员）	南一街七十号
朱祖祥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	南一街七一号
楼可成	会计师书记	南二街十八号
冯乃谦	文理学院数学系讲师	南二街一九号
许国容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	南二街一九号
任旭圆	工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	南三街十五号
翁寿南	教务处注册课课员	南三街十五号
任仲英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仪器管理员	南三街十五号
钱钟韩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教授	南三街二十号
朱诚中	总务处医务课医师	南三街二十号
陈炎磐	总务处医务课医师	南三街二十号
俞念慈	总务处出纳室出纳员	南三街二十号
顾谷宜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	南三街二十号
缪钺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南三街二七号
王焕镳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	南三街二七号
俞抒容	会计师书记	南三街三一号
陆迟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助教	南三街四三号
陆瓒何	会计室助理员	南三街四三号
朱亮臣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	南四街二号
卢庆骏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	南四街二号
朱光世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南四街二号
施昭仁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	南四街六三号
杨守珍	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	南五街二十号
白汉熙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	南五街二十号
贺昌群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	南五街四三号
黄秉维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讲师	南五街四三号楼上
卢守耕	农学院院长兼农艺学系主任、教授（训育委员）	南六街六号
高凌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助教	南六街四二号
梅光迪	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语文学系系主任、教授（训育委员）	南六街四三号
吴钟伟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北一街六号
万一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	北一街十六号
王修明	会计室助理员	北一街二一号
贝时璋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北一街二一号
钱兰峰	教务处注册课助理员	北一街三二号
王文炜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兼助教	北一街三二号
陈大慈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副讲师	北一街六四号
余克缙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	北一街七二号
程祖宪	电工学院机工程学系助教	北一街七二号
徐世功	电工学院机工程学系助教	北一街七二号
郑宗海	教务长兼师范学院院长兼教育系教授（训育委员）	北二街八号
孟宪承	师范学院主任导师兼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训育委员）	北二街八号
章诚忠	秘书	北二街八号
陆子桐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北二街八号
滕熙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北二街八号
费巩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	北二街八号
李絜非	总务处文书课课员	北二街八号
金秉时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教授	北二街八号
林汝瑶	农学院园艺系讲师	北二街八号
王曰玮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讲师	北二街七八号
胡文波	教务处注册课书记	北四街二六号
侯德齐	文理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	北四街二六号
谢志公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助教	北四街二六号
叶良辅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	北四街四六号
张孟闻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北四街四六号
蒋天鹤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讲师	北四街五十号
周成	总务处医务课主任	北四街五十号
胡士煊	教务处体育课讲师	北四街五十号二楼
祝文白	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北四街七一号
谢幼伟	公共科目教员哲学兼任教授	北四街七三号
陈汉典	总务处文书课课员（驻校长办公室）	北四街七四号
徐玉芝（女）	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	文庙
耿守真（女）	总务处医务课护士	文庙
孙汭（女）	总务处出纳室助理员	文庙
邵瑞珍（女）	文理学院教育学系助教	文庙
柳定生（女）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助教	文庙
彭慧云（女）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	文庙
朱良璧（女）	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	文庙
孙沩（女）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文庙
吴宝华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	文庙
傅育英（女）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理员	文庙
冯斐（女）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助教	文庙
张蕴华（女）	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教	文庙
丁炜文（女）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讲师	文庙
赵明强（女）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助教	文庙
杨霞华（女)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助教	文庙
苏毓叶	训育委员会训导部训育委员	标营
李昌臣	训育委员会训导部书记	标营
储椒生	农学院园艺学系助教	标营
何增禄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	对河村新屋
斯何晚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对河村新屋
张有清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对河村新屋
何增良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练习技术员	对河村新屋
赵仲敏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助教	对河村新屋
陈豪芝	教务处图书课课员	湖广会馆
魏安德	教务处图书课书记	湖广会馆
王以德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湖广会馆
杨昌俊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湖广会馆
王凤杨	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	湖广会馆
吴文照	农学院湘湖农场干事	萧山湘湖
杨其泳	农学院湘湖农场办事员	萧山湘湖
陈炎磐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兼任讲师（医务课讲师）	待考证
毛盛爽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	待考证
毛燕誉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副教授	待考证
麦利奥特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待考证
竺士楷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讲师	待考证
解翼生	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助教	待考证
王启声	公共科目教员音乐教员	待考证
华国桢	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	待考证
罗世嶷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待考证
施九皋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技术员	待考证
王启文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技术员	待考证
冯谋鸿	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技术员	待考证
张侠	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助理员	待考证
刘光文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副教授	待考证
黄本立	农学院农艺学系副教授	待考证
朱懋荣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	待考证
过鑫先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	待考证
王子青	农学院农艺学系助理员	待考证
夏振铎	农学院蚕桑学系教授	待考证
雷沛鸿	主任导师兼党义教授（训育委员）	待考证
楼熙雍	教务处注册课助理员	待考证
蔡百昌	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	待考证
高尚志	教务处体育课讲师	待考证
姚卓文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待考证
马宗裕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待考证
陈道明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待考证
叶筠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待考证
胡凤初	总务处事务课课员	待考证
蔡正光	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	待考证
陆翔伯	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	待考证
阮乐庭	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	待考证
丁炜文（女)	训育委员会训导部女生指导员	待考证
吴志尧	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秘书	待考证
鲍克兰（女）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待考证
梁嘉彬	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日文讲师	待考证
庄泽宣	文理学院教育系教授	待考证
向达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	待考证
刘之远	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助教	待考证
陈建功	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待考证
毛信桂	文理学院数学系讲师	待考证
周昌寿	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	待考证

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士大学

柳滔/暨南大学文学院
《浙江档案》 2018年第8期 P44-47页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高等院校纷纷内迁，东南地区出现严重学荒。为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浙江省国民政府创办了英士大学。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大学，历经磨难，在颠沛流离中不断发展壮大，肩负起发展战时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重任，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抗日战争英士大学高等教育办学

抗战爆发后，日伪势力大肆摧残沦陷区的文化教育机构。为保存民族教育资源，储备抗战建国人才，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一面积极引导战区高校迁入战时安全区域，一面在战争未及的后方创办新的学校。高校纷纷内迁后，东南地区中等学校毕业生及各大学肄业青年，苦于战时经济、交通因素的阻碍，无学可就。在此情形下，浙江省国民政府为救济失学青年，培养抗战建国的人才，创办了英士大学。本文拟就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创办背景、迁徙经过及其办学情况作简单地梳理，以期追寻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著名大学。

一、英士大学的筹办背景与经过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迅速侵占我国大片领土，还对文化教育机构大肆摧残，给我国本就不发达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空前浩劫。“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爆发并迅速波及浙江，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民国时期，浙江的高等院校几乎云集杭州，在杭州沦陷后亦遭受严重破坏，“杭州师范、之江大学，均被敌焚毁”“浙江大学于一月十六日（1938年）被敌军五十余人用煤油纵火全部烧毁，该校图书馆重要图籍被敌运走”[1]。在此情形下，“浙大迁江西泰西，之江迁上海，医药学校迁临海，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宏道女学迁上海，其他学校均停办”[2]。高校的内迁，造成了东南各省市中等学校毕业及各大学肄业的青年，无学可供升、读；内迁各院校虽有招生，但因交通、经济等因素影响，考取而不能入校的学生颇多。

国家虽危而教育不可不办，形势虽险而学生不可不保。“为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同时为国家作育人才计，为适应国家当前需要计”[3]，1938年11月浙江省政府第一〇二五次会议决定，筹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并“聘谷正纲、阮毅成、黄祖培、许绍棣、伍廷飏、许蟠云、李立民、王振汉、王佶、赵曾珏、黄祝民、莫定森、陈仲明等为筹备委员，并以教育厅长许绍棣为筹备主任”[4]。委员大多为浙江省政府官员或与学校将来教学、实习工作密切相关的单位负责人，如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教育厅长许绍棣、民政厅长阮毅成、财政厅长黄祖培、建设厅长伍廷飏；农业改进所所长莫定森、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校长王佶等。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在丽水县城郊三岩寺设办公处所，负责筹备一切事务。

1939年2月10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先办理工、农、医三学院，理工学院设丽水，暂分理化、机电、土木三系；农学院设松阳，暂分农艺及畜牧兽医二系；医学院设临海，系就省立医药专校改组，内分医学及药学二系”[5]。1939年2月开始登报调查各地失学学生，以作为开办设系的根据。原定报名期限为2月底截止，但“兹以沪上各校学生屡有疑问函询，并请求展期，除已将登记期限展至三月底截止外，并罗列各生质疑之点，通告本市各校，转知学生”[6]。答疑函件对“浙江战时大学”的学制及办理情形、转学手续、入学资格等相关事项一一说明，以便投考学生参考。规定学制除医学院为五年，其他均为四年。因该校既招收一年级新生，又招收各级插班生，因而对新、旧学生的入学作了不同规定。新生入学“须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同等学力不能应考插班生”[7]。旧生转学“应有原校修业证明，暨经试验及及格；欲请求转入性质近似之学系，经审查认可后，得准通融，惟须具备上条之证件，并经体格考试；各院系最后一年，不收转学生”[8]。此外，规定不收借读生，不设专修班，不限学生省份。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官员享受种种特殊权利和贪污腐败行为极为不满。苏联解体前，“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4］可见，绝大多数群众已经不认可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执政党，失去政权是早晚的事情。

1939年5月，为纪念被孙中山先生称为“辛亥革命首功之臣”的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湖州人），经省政府一〇七一次会议通过，将校名由“浙江省立战时大学”更改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以兹纪念。6月开始考试报名，定于8月8日至10日，“分别在丽水、金华、宁波、临海、温州五处同时举行入学试验”[9]。考试流程包含体检、笔试和面试三项，笔试科目有“公民、国文、外国文、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史地”[10]。因种种原因，“报名学生1000余人，考试时700余人，录取167人，嗣后因交通不便和经费困难不能入学的也有，注册实到者仅126[11]人，各系学生多系本省籍，几占80%”[12]。1939年10月26日，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学校共分4处设3个学院，其中校本部设于丽水县城省立中学内。学校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实施管理，并由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兼任主任委员。英大就这样在经费短缺、设施未备的艰苦条件下创办起来。

二、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迁徙

抗战期间，英大多次被迫迁徙，并不断发展壮大，可谓是诞生于兵荒马乱之中，成长于颠沛流离之际。

自正式开课以后，英大师生日益增多，到1941年已有学生438人、教职员193人[13]，原有校舍已不敷容纳。为解决校舍问题，英大开始了第一次迁徙。此次迁徙规模较小，仅将各学院分别迁往适当地点，“农学院设于松阳，工学院及医学院设丽水，所有各学院二年级以上学生，均分别在上述新址开学上课”[14]。对于丽水校区并无影响，“至各学院及代办合作专修科一年级新生，则仍在丽水该大学原址上课”[15]。1941年浙东事变爆发时，英大图书馆藏书在疏散途中遭受了损失与破坏，据资料记载，“4月22日在大水门被敌机轰炸一部分，运抵松阳后，复为白蚁蛀坏一部分，共计损失图书411册”[16]。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金华沿线直至丽水皆成战场。为避战乱，英大决定迁往云和继续办学，由此开始了第二次迁徙。此次迁徙规模较大、路途较远，过程也异常艰辛。在撤离中，“学生、教职员先走，教学器材、文卷资料装成二百多只木箱，雇工一百余人步行肩挑，随后出发，上午离城，当日下午即告陷落”[17]。因迁移匆忙，也造成了大量教学设备的损失与破坏，据记载，“总分馆图书一再搬移，颇有散失，其中以松阳第一分馆损失最大，总馆所有杂志、日报及小册，亦均未及与图书馆一并自丽水运出，全部牺牲，殊属惋惜”[18]。师生在历经艰险到达云和后，在一个叫小顺的偏远村庄继续办学。据英大学生蒋风回忆，“当时，一日两餐吃的都是稀饭。晚上住宿，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学生一起挤在小顺铁工厂车间搭起的上下铺过夜。当时穿的是草鞋，点的是汽灯，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19]。后因日军为打通浙赣线而疯狂骚扰浙南地区，英大再次被迫迁徙。在迁徙途中本想落脚景宁，但因浙省教育厅、警察厅等众多政府机关迁至景宁，英大只租到一处庙宇，无法办学。因而继续向泰顺县迁徙，最终落脚司前镇，通过租用镇上的祠堂、庙宇和地主的堂屋，得以维持继续办学。

1943年4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英士大学由“省立”升格为“国立”，成为浙江省第二所国立大学。改为国立后，学校的管理制度由委员制改为校长制。教育部先委任原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为校长，吴未就任；后由暨南大学总务长杜佐周出任校长。此时英大的规模也日益壮大，为方便办学，教育部决定将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并委任英大教授陈荩民为代理院长，因落址泰顺县百口丈镇，又被称为“泰顺北洋工学院”。6月，教育部又将东南联合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大。自迁入泰顺后，英大便坚持在此办学，直至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1月转入永嘉，1946年3月又转入金华，并最终将校址定在金华，直至1949年被裁撤并入浙江大学。

纵观英大的迁徙历程，不难发现，其虽数度播迁，但从未离开浙江，并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救济失学青年、培养抗建人才的重任。至抗战胜利前，英大在校学生的人数已由创办之初的126人，增长到899人，学生遍及浙、皖、苏、赣各省；教职员也从创办之初的72人，增长到169人[20]。学校也由“省立”升格为“国立”，成为浙江省第二所国立高校，也是抗战期间浙江省内唯一的国立高校。

三、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办学情况

英士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办学过程中，遭遇了经费不足、设备不足、屡次播迁、生活设施简陋等种种困难，但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在体制、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经费的来源与窘境

作为战时新生的学校，经费短缺是困扰英大创办的最大难题。英大的创办经费由省政府负责拨给，但因战时原因，基本没有足额发放。以1939年开办费为例，“本校开办费，省政府原定国币十二万五千元，嗣以紧缩关系，减掉六万元”[21]，而依据教育部十八年所定筹办大学的经费标准，“本大学之三个学院的开办设备经费至少需六十五万元之谱”[22]，其实际发放的经费仅为标准的1/10。“至于日常经费，二十八年度每月仅领到二万四千三百元。二十九年度新预算增至五十余万两，其中购置学术设备及学术调查等费共计三十八万，占全部经费百分六十八之谱”[23]。而此时英大，不仅需要支付征地费用，还需要花费大笔经费修建校舍、支付教职员工资与日常教学费用，还要补助困难学生，学校经济之窘迫由此可见一斑。

（二）学生的管理与救济

为加强学生管理，英大成立之初便实行导师制，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等予以体察训导，并“分组举行讨论会，每两周一次，以自我批评、思想检讨、生活建议为中心，由训导处派员出席指导，以期改进日常生活”[24]。导师均由专任教授和讲师担任，并由训导长兼任主任导师。除实行导师制外，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与管理，并以军事训练作为一切训练的基础。教职员与学生一样，均受军事管理，日常的作息均实行军事化、纪律化，“每日上午五时（陇蜀标准时刻）起身，五时三十分举行升旗礼，六时早膳，七时上课，十一时午膳，十二时上课；下午三时起课外运动，四时三十分举行降旗礼，五时晚膳，六时上自修课，九时就寝。在用膳就寝时，均列对点名，每日临时检查内务。”[25]严格的管理既适应了战时需要，也营造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经费短缺不仅是困扰学校办学的难题，也是困扰学生就学的难题。即使是在战时，“学生每学期入学时缴纳杂费六元，代管费七十五元（盈还亏补），包括膳费四十五元（每月九元，现因物价高涨略增）、书籍费十五元，讲义费十元，预备费五元，共计八十一元。新生入学时加缴制服费二十元，若每生每月再加另用费五元，以十个月计算，则须五十元。故每生一学年之费用，约需二百六十元。”[26]而此时的学生大多是从省内、外的沦陷区迁徙过来，基本与家中音信不通，不仅无力承担学费，就连生活也无着落。因此许多学生不得不做工读生，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以维持学习、生活。

为救助学生，英大根据教育部所颁规程和本省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省立英士大学设置免费及公费学额暂行办法》和《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施行细则》等办法。公费和免费学额，仅针对本省籍家境清寒、体格健全、资禀颖异、学业优良的学生，“免费生学额占学生总数百分之二十，公费生学额占百分之六。其额数之分配依各学院人数比例平均分配之。受免费待遇之学生，除代管各费应照缴外，其余一律免收。受公费待遇之学生，除享受免费生同样待遇外，并由校方发给每人每年一百五十元，分两期给予之。”[27]对隶属战区且费用来源断绝的学生，经切实证明必须救济者，可向学校申请贷金，“代金分配分全额、半额两种。是项贷金以本大学经常费内撙节拨充为原则，必要时呈请教育部或浙江省政府拨助之。”[28]但因学校经费困难，贷金发放的也较少，“据悉二十九年度上学期贷金为三十元，下学期为九十元。”[29]因此，即便是申请了贷金的学生，也会因为无法维持而不得不做工读生。

（三）院系的设置与调整

“战时大学”在筹备时原计划设文法商及理工、农、医四种学院，其中“文法商学院分社会、教育、政治、经济、会计等五系；理工学院分数理、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五系；农学院分农艺、林垦、畜牧、兽医等三系；医学院则就省立医专改组，仍照规定，并不分系，另仍附设药学专修科。”[30]但据调查登记结果，放弃了设置文法商学院，对其他院系专业也作了调整。1939年2月，筹备委员会决定“先办理工、农、医三学院，理工学院设丽水，暂分理化、机电、土木三系；农学院设松阳，暂分农艺及畜牧兽医二系；医学院设临海，内分医学及药学二系”[31]。1940年12月和1941年2月，浙江省建设厅委托英大代办农业专修科和合作专修科，农业专修科于1943年停办。1941年英大举办大学先修班一期。1943年英大改为国立后，工学院被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并委任英大教授陈荩民为代理院长，校址设于泰顺百口丈镇。1943年6月，东南联合大学被撤销，其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则并入英士大学。1945年7月，北洋工学院回并英大，停办合作和艺术两个专修科。到抗战结束，英士大学的院系已涵盖文法商、理工、农、医、艺术，成为一所真正的完整性大学。抗战时期英士大学各院、科学生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表1：英士大学各院、科学生数量变化表

“–”表示未开设或停办。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126页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院科学年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合作专修科农业专修科先修班法学院艺术专修科合计
1939 17 78 31 — — — — — 126
1940 64 145 72 — — — — — 314
1941 95 143 113 21 26 40 — — 438
1942 85 107 96 24 23 — — — 338
1943第一期 140 — 144 26 — — 223 25 568
1943第二期 140 — 144 24 — — 210 20 538
1944第一期 127 — 187 24 — — 251 21 610
1944第二期 121 — 190 23 — — 155 21 610
1945第一期 143 397 15 — — — 322 — 877
1945第二期 144 425 15 — — — 309 — 899

抗战期间，随着院系的增设和学校规模的扩大，英士大学的教职员工数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2：英士大学教职员工数量变化情况表

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页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教职员数学年度教员数职员数合计备注1939 20 52 72 1940 35 58 93 1941 101 92 193 1942 73 54 125 1943上学期 91 66 157 内兼课教员18人1943下学期 91 66 157 内兼课教员18人1944上学期 90 66 156 1944下学期 90 66 156 1945上学期 104 65 169 兼课教员5人1945下学期 113 69 182 兼课教员5人

由以上两表可知，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英大的院系设置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师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多。到抗战结束，英大已发展为文、理兼有的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救济了大批战地失学青年，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四）英大的精神与使命

每一所大学，都有其内在的精神与使命。英大创办于抗战之际，以“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为国家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为宗旨，一度成为战时浙江境内唯一的完整性大学，各界对其寄予厚望。其校名、校徽和校歌等也都蕴涵着崇仰先烈、抗战救国的精神与使命。

英士大学以“英士”为校名，就是为了崇仰陈英士（其美），发扬其革命精神。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英大开学典礼上说：“英大三个学院设立的目的，是在造就三种不同的专门技术人才。……要效法英士先生牺牲个人，贡献国家民族的精神，把所学的技术悉用之于国家，乃至牺牲个人的物质享受和生命！”[32]教育厅长兼英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绍棣指出，“英大为本省最高学府，为作育专门人才和应抗战建国之需要而设立的”[33]，“英大的使命，概括地说，即为弘扬文化、研究学术、养成健全品格，培养专门人才，以应抗战建国的需要。”[34]

四、结语

英士大学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历经战乱动荡、颠沛流离的苦难，先后由许绍棣、吴南轩、杜佐周、何炳松、周尚、杨公达、汤吉禾、邓传楷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教育名家出任或代理校长，在英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英大成为民国时期36所国立大学之一。其虽仅存在了十年左右，但却为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教育作出了贡献。该校各系人才辈出，遍布农业、医卫、经济、教育、政法、文化、艺术各界，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国科院院士张嗣瀛、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如、刘大钧等均自该校毕业。1949年英士大学裁撤，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部分院系并入浙江大学后，仍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作用。毫无疑问，英士大学是我国抗战时期的著名大学之一，其在抗战时期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值得后人追寻与铭记。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王所南：《杭州沦陷以后》，《抗战华侨》，1938年第1卷第4-5期，第23页。

[3][10][12]蒋径诩：《浙江英士大学概况》，《浙江政治》，1940年第9期，第110、111页。

[4][30]《浙创办战时大学》，《教育杂志》，1939年第29卷第2期，第92页。

[5][31]《浙江战时大学开办》，《申报》，1939年2月23日，第十版。

[6][7][8]《浙江战时大学来函解答各校学生质疑》，《申报》，1939年3月1日，第十三版。

[9]胡庆荣：《关于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战时中学生》，1939年第1卷第6期，第76页。

[11][13][20]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页。

[14][15]《英大校舍不敷，分别迁设学院》，《申报》，1941年9月25日，第七版。

[16][18]吕绍虞:《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图书馆概况》，《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3年第17卷第5-6期，第3页。

[17]朱宗尧、陈绍镛：《抗战期间在丽水创办的英士大学》，《丽水文史资料》（第12辑），1995年，第193页。

[19]蒋风：《新世纪的足迹：蒋风的儿童文学世界》，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97页。

[21][22][23][32][34]蒋径诩：《战时新生的英士大学》，《民意周刊(1937年)》，1940年第148期，第9、11页。

[24][25][26][27][28]教育部编：《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要览》（上册），正中书局，1942年5月，第109页。

[29]孙仁琦：《英士大学在丽水》，《学生之友》，1942年第4卷第2期，第31页。

[33]许绍棣：《二十九年元旦献词》，《英大周刊》，1940年第2期，第9页。

之江大学校史述略

李云/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浙江档案》 2018年第10期 P42-45页

摘要：之江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南、北长老会在中国开办的一所高等学府，也是民国时期十三所著名基督教大学之一。以往学界虽然对之江大学校史多有关注，但往往难脱宏大叙事的窠臼，缺乏细微、鲜活的史料论证。这即是本文再次论述之江大学校史的初衷。

关键词：之江大学校史基督教

一、前言

“吾国文化，首推浙江，而浙省大学，只有二所。若以基督化之教育培植大学青年，则惟之江一校。”[1]位于杭州钱塘江边的之江大学是浙江省内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之江大学在浙江省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以至于学界在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尤其是基督教大学史等进行研究时很难忽视其存在。从这一角度而言，运用相关史料对之江大学的校史再次进行细致梳理就非常有必要，且具有意义。

二、从崇信义塾到之江大学

1946年，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李培恩[2]在学校《百周年纪念特刊序》中，以教育目的为划分标准将之江大学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1845年至1900年，以“培养基督教工作人员”为目的；第二时期自1901年至1928年，以“倡导科学之新知，为我国维新之助力”为目的；第三时期为1929年之后，教育目的为“一方面在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一方面注重现代应用之科学”[3]。另一份文献资料《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则从宏观角度将之江大学百年发展史概括性地划分为创兴、扩充、中兴、播迁、复兴五个时期[4]。对于学校而言，教育目的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点，但仍具有“重叠性”。以教育目的为划分依据来叙述校史不够准确，且过于简单而忽视历史的复杂性。若从宏观视角，依据原始资料并以时间为轴对校史进行叙述，则较为准确、合理。有鉴于此，本文即在参照《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划分方式的基础之上对之江大学的校史予以梳理归纳。

全国、全省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新时代全系统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打铁必须自身硬。全系统组织人事部门要持续把“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要求作为努力方向，淬炼最忠诚、最干净、最担当的过硬新时代自然资源组工干部队伍，奋力谱写新时代组织工作新篇章。

（一）创兴期（1845年—1910年）

之江大学萌芽于1845年，时美国北长老会已在宁波建立了布道站，出于传播福音的目的，差会成员卫理哲、麦嘉缔、桂德明等决定创办一所男童寄宿学校，“招收贫困家庭的儿童免费入学，主要是培养基督教牧师和从事当地教会工作的助手”[5]，并将学校命名为“崇信义塾”。受资金、人员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初创时期的崇信义塾“就学者寡，略具规模而已”[6]。后来倪维思、莫理生等差会成员先后加入，对义塾进行整顿并加强管理。在传教士眼中，杭州的吸引力不只限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更重要的是其战略地位，杭州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富裕省份之一的浙江省的交通枢纽，而且拥有的人口是当时宁波的三倍，此外还以香客朝圣地闻名，这恰恰契合了传教士们传播福音的想法。1867年秋，在中国籍教员吕文振的协助之下，崇信义塾由宁波迁至杭州，几经辗转后于皮市巷开始办学[7]，并取“乐育英才”之义，将学校重新命名为“育英”，时“诸生来塾，铺盖、茶饭、桌榻、床帐、笔墨、纸砚，皆馆中供给”[8]，仍属于义塾性质，但学额较宁波时期明显增多。1879年，裘德生莅杭加盟义塾管理，尤为注重实验，并为义塾添置科学仪器等。出于远虑，管理层决定购置离皮市巷较近的大塔儿巷中一座废弃宅院作为校舍，稍作修葺后于1899年迁入其中，并“改义塾为书院，而规模宏敞矣”。“这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隶属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使团的高等学院”[9]。1893年，王令赓夫妇受差会指派到育英义塾工作，同裘德生和衷共济，以图进步。裘、王二人在谋划学校发展上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学校虽已迁至大塔儿巷，但不应满足于拥有可容纳百余人校舍的现状。于是董事会乃“以购地为第一要义”，并任命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搜寻新校址。寻觅再三之后，委员会选中了钱塘江边六和塔处的一块区域，在委员会看来，此地“有山阻江不髚，而毓秀天然”，是新校区的理想选址，遂陆续购得土地五百余亩，呈送美国领事处备案，因新址地处钱塘江弯曲处，呈“之”字形，故定名为之江学堂。之江大学的由来即权舆于此[10]。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开舱高度的增加,子弹散布范围增大,但范围增大量不断减小。实际上开舱高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子弹散布范围不再增大;理论上存在一个最大开舱高度,子弹散布范围最大。

（二）扩充期（1911年—1928年）

自1907年购得新校址所需土地之后，校方就开展新校区筹建的各项工作，此后三余年时间，建筑、设备等基础性建设次第完成。1911年2月，之江学堂正式迁入钱塘江边的新校址。迁址后的之江学堂各个方面较前都有了很大改观，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时期内学校快速发展。随着学校基建与教学设备等不断完善，学额逐年增多。1912年孙中山率上海都督陈其美等来校参观，向学生发表了演讲，并在午餐前与之江学堂全体师生合影。孙中山对来华传教团体创办学校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11]。这一时期分别由王令赓、司徒华林[12]、费佩德先后掌校，其中王令赓两度出任校长[13]。值得一提的是，司徒华林在其校长任期内，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学校在美国哥伦比亚区获准立案，嗣后凡在该校大学科毕业者可得学士之学位[14]，这无疑又提高了学校自身的竞争力，对学生也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宽敞优美的校址、完善的设施以及在国外立案的完成等因素使得就学人数越来越多，文献资料显示自1920年至1926年，之江大学大学部招生人数由44人持续增至183人[15]。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之江大学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了很大进展，大学部学生人数更是以29%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增长，称这一阶段为扩充期名副其实。

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时事变幻，学校的正常运行受到了社会上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强烈影响。在学校向南京国民政府注册立案一事上，校董会的意见与远在美国的设立人，即美国南北长老会差会的意见产生了冲突。1928年夏，在与设立人多次接洽无果的情况下，校董会被迫宣布学校暂时停办[16]，学校的扩充进程一度被打断。

（三）中兴期（1929年—1936年）

之大的停办虽暂时打断了学校稳步发展的进程，但从长远来看，向政府当局立案无论是对于学校吸引生源还是获得当地支持、改善学校设施等，都是有利的，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曾任之大校长的李培恩就说过，“一些人将学校的成绩归功于学校行政部门的努力，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是来自向政府立案压力的刺激”[17]。用“因祸得福”来形容之大停办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恰当，但从复校后的发展轨迹来看，从1929年复校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不可不谓是之大的中兴期。

1929年秋，在之江大学校友会的极力催促和支持下，之大宣布复校。复校后的之大初由朱经农[18]掌校，但事实上朱经农自始至终并未就职，而是由李培恩代理校长一职[19]。不久，朱经农向之大校董会去函，以在教育部任职对于国家贡献更大为由提出辞去之大校长一职，校董会遂正式选举李培恩为之大校长[20]。学校行政归国人自理后，在校董会以及校友会等各方面的积极奔走之下，1931年7月，之江大学终以“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之名获准立案。得到政府认可后的之江大学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至抗战爆发前，学校各方面的发展达到中兴。兹举例说明：

1.学生（大学部）、教职员方面

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学生数 184 139 215 356 416 437 440教职员数 36 44 60 70 63 68 71

根据《之江校刊》1934年第61-62期、第14-15页，及1936年第85-87期、第26-27页整理制作。

2.建筑方面

完成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建筑名称膳厅工房校舍图书馆科学馆住宅体育室实验所经济学馆数量 2 1 1 各1 5 1 1 1

根据《之江校刊》1934年第61-62期、第16页，及1936年第85-87期、第25页整理制作。

除上述表格中体现出来的入学人数、教职员人数以及学校建筑数量快速增加之外，其他如图书、设备仪器等的增多在这个时期也是非常明显。“这时是之江大学的鼎盛时期，教师中颇多知名之士，如李笠、夏瞿禅、郁达夫、胡继瑗、廖慰慈、顾敦鍒、黄式金、蒋礼鸿等”[21]。之大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无疑远超之前，并且如果假以时日进步当更为明显，但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彻底打破了学校的宁静，校务难以再顺利开展，之大从此开始了8年颠沛流离的时光。因此，从之大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停办复校后的7年时间是之大的中兴时期。

（四）播迁期（1937年—1945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之前，“杭州尚见安谧，交通亦无梗阻，故（之江大学）仍能照校历规定之时期开学”，位于战事后方的之江大学是当时华东各大学中唯一一所在原址继续办学的大学[22]。好景不长，随着上海沦陷，杭州形势日渐紧张，浙省当局及各机关、学校、社团以至全杭州市民众均作撤退之计。出于全校师生安全考虑，学校迫不得已加入撤退大潮之中。战事弥漫，校址难觅，之大员生先至建德，后转屯溪[23]，最终乃谋划在沪复课，“租定博物院路128号广学会三楼为校舍，办理旧生登记及招考新生事宜”[24]，后因学生人数增多、学校扩充起见，“乃迁入慈淑大楼上课，并与在沪之东吴沪江圣约翰等大学合作，交换课程，精神颇为振奋，计在沪办理凡四年，发展殊速，由文理两院增改为文商工三学院，具备大学规模，教育部亦深赞许。”[2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各国立大学一样，之江大学亦停办沪校、筹备内迁，先至金华，后达福建邵武，受教职员缺乏、交通不便、设备紧张等各种因素影响，校方不得已将部分师生迁至贵阳花溪，设立分校。黔桂战起，分校亦不保，后又于1945年春在成都复课。8月间，抗战胜利之喜讯传来，东归在望。1946年1月，大部分师生遂第二次在沪复课，部分学生仍暂时借读于重庆大学等[26]。

自1937年至1945年，之大几番辗转，先后经由建德—屯溪—上海—金华—邵武—贵阳—重庆，并最终又至上海复课，在极其恶劣的战乱环境中，8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其中的酸甜苦辣实难令人想象，好在校董会、校友会精诚合作，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之下学校得以延续。在回顾这段辛酸史时，之大校长李培恩如是说：“惟是八载流离，数度播迁，所历艰辛，罄竹难书，而学校生命终获延续不绝。每念遭此浩劫，校舍设备多遭摧毁，幸重要校舍经修葺后尚堪应用，惟复兴建设，使命艰巨，其有赖于各方之协助者，正匪浅鲜也。”[27]

（五）复兴与消逝（1946年—1952年）

1946年秋，之大在杭州的一二年级和上海的三四年级学生如期开学。其时，创办于1845年的之大已走过整整101个春秋。虽然晚了一年，之大还是在1946年的圣诞节举行了百年校庆，庆祝抗战胜利和成功在杭复校[28]。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的孙科在写给之大创校一百周年的贺词中如是说：

创建一纪设备周全美欤轮奂毓秀山川蝦夷纵肆艰苦播迁乐群敬业不辍歌弦国土光复奏凯而旋满门桃李共庆百年[29]

后在全体员生的共同努力下，加之校友会及社会各界的资金、技术支持，战争中被损坏的校舍得以很快修缮，图书、设备等亦得到及时补充，学校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华堂村的桃形李种植仍沿袭一家一户在自家土地上各自种植、各自养护管理、各自销售的传统生产方式，基本没有相应的种植和养护设施，雨、旱、冰、霜都会给桃形李种植带来严重影响；没有统一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养护管理粗放，生产水平落后，工效低，成本高.特别是病虫害防治也是每家每户各自购药、施药，没有统一的操作方式与方法，既影响防治效果，还出现了成品果农药残留量难以控制的问题.

Sansanayuth 等[32]研究了潜流人工湿地对养虾废水的净化能力，实验表明，种植了耐盐植物的湿地系统对BOD的净化能力可以达到91%，明显高于普通湿地。Nitisoravut等[33]研究了在人工湿地中种植香蒲后对BOD去除率的盐抑制系数。国内学者研究了海水盐度对人工湿地污水净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海水比例小于40%时，人工湿地的污水净化效果几乎不受盐度的影响[34]。刘佳宁[35]在人工湿地中同时应用厌氧氨氧化细菌及盐生植物处理含盐废水，获得良好的实验效果，不但提高了湿地的净化能力，同时节约了成本，对增加湿地的附加利用值、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经营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之江大学在新政权之下继续得以发展。1952年6月至9月，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对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进行大规模调整，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被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之江大学也在改造之列，其工学院各系分别并入浙江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商学院（后改为财经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现浙大西溪校区）。至此，走过106个春秋的之江大学消逝。现之江大学校址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30]。1985年之大建校140周年之际，已89岁高龄的胡山源[31]专门作《自由曲》以为祝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之大百余年的办学历程。

稽山浙水间，簇拥起一座最高学府。沧海日，浙江潮，一览无余，气势极雄壮，风景入画图，真堪与直布罗陀为伍。

四年来屐痕处处，头两年，五更鸡，三更鱼，攻读刻苦。后两载，拥皋比，南面授徒，心萦俗务，脱然离去。

东海扬波，扶桑日出，赤县化焦土，迁他为良，来到黄歇浦，绛帐重悬，弦歌再谱。我追随期间，亦趋亦步，凡我同盟友，莫不梦绕二龙头上，一草一木，一花一树。

Wnt通路是Wnt基因调控的信号传递通路，由多种蛋白、受体及酶等组成。对照组的GSK-3β、TCF/LEF表达率小于诱导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sFRP、insulin和C-peptide表达率大于诱导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据美方官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为5056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逆差金额为3752亿美元，导致许多持零和博弈观点的美国政界人士强烈不满，近年来从倡导“自由贸易”调整为仅维护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八年抗战，寇氛消，妖星灭，重返故居。燕子归来寻旧垒，幸喜得畅行无阻。只我在上海，竟成了孤旅。

院系调整后，我作了个前度刘郎，重来崔护，又好似丁令威化鹤归来，人物全非，城郭如故。我只好匆匆离开，不敢延伫。

一百四十年，人才辈出，社会上个个饮誉，理应该恢复故吾，届时开会庆祝，我必全力以赴[32]。

垂直流人工湿地与生物滤池的原理近似。它对悬浮物处理效果不好，这可能是由间歇配水造成短时间内水力负荷提高造成的。通常情况下不单独使用垂直流人工湿地，一般将它置于两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之间，由前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完成悬浮物和BOD的去除及有机氮的氨化作用，垂直流人工湿地完成氨氮的硝化作用，后一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完成反硝化作用。

三、结语

之江大学自1845年创兴至1952年消逝，存在于中国近现代史上达百余年之久。它是最早开办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与民国时期其他十二所基督教大学一样，在时势变迁中经历了由“布道者”到“教育家”的角色转变。从崇信义塾到之江大学的校史变迁，也是中国基督教大学本土化、世俗化的缩影。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逸公：《之江大学第五十四次毕业誌盛》，《兴华》第19卷第24期，1922年，第23页。

[2]李培恩，出生于杭州传教士家庭，1910年毕业于育英书院，后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商学硕士、纽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1929至1949年任之江大学校长，是之大任职最长的华人校长。1949年6月辞职离开之大后移居上海，1958年病逝。

[3]李培恩：《百周年纪念特刊序》，《之江校刊》复校后第5期，1946年，第1页。

[4]《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16。

[5]张立程，汪林茂：《之江大学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年，第5页。

[6]《杭州之江学堂·1912》，上海美华书馆摆印，第7页。

[7][美]队克勋著，刘家峰译：《之江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8]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81页。

[9][美]罗伊·休厄尔著，沈弘译：《天城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徳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0]《杭州之江学堂·1912》，上海美华书馆摆印，第8页。

[11]高时良编：《中国教会学校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12]司徒雷登的弟弟，1909年进入之江大学任教，是教职员中第一名南长老会成员，1916—1922年担任之大校长职务。1921年，司徒华林返美为学校募集资金，并使之大最终获准在美国哥伦比亚区立案。

[13]张研，孙燕京编：《民国史料丛刊 1087 文教·高等教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14]《之江大学之新消息》，《申报》，1921年1月14日。

[15]《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 Annual Report》，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1。

[16]《之江大学之停办》，《教育杂志》，1928年第20卷第8期，第10页。

[17]《College moves forward under registration》，《Campus Life》，1931-32，No.1，UBCHEA Archives，Series IV，Folders 161-3039—163-3060，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藏。

[18]朱经农（1887-1951），浙江浦江人，著名学者、教育家，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大学教育长等职。1929年，因向政府立案一事暂停办理一年的之江大学重新开课，朱经农遂被聘为之江大学校长，但并未到校就职，并于次年辞去之大校长一职。

[19]《之江大学复校》，《真光》，1929年第28卷第7期，第90页。

[20]《之江大学校董会年会记·1930》，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3。

[21]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萃·第5辑·教育科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22]《院务概况报告·1937年度第1学期》，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4。

[23]《杭州之江大学》，《教育季刊》，1938年第13卷第4期，第28页。

[24]《杭州之江大学校闻》，《教育季刊》，1938年第14卷第2期，第25页。

[25]李培恩：《本校抗战时期播迁经过述略》，《之江校刊》，1946年第1期，第1页。

[26]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杭州地方志资料·第3辑》，1987年，第131页。

[27]李培恩：《本校抗战时期播迁经过述略》，《之江校刊》，1946年第1期，第2页。

[28]《本校创立百年庆祝大会誌盛》，《之江校刊》，1947年第6期，第1页。

[29]《百年校庆各界惠词一览》，《之江校刊》，1947年第6期，第2页。

[30]张鹏博，张鹏程：《历史上的杭州之江大学》，《都市快报》，2007年3月1日。

[31]胡山源（1897—1988），男，原名胡三元，江苏江阴人。1920年肄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历任上海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翻译、杭州之江大学教师、上海世界书局编辑，1951年后历任福州福建师范学院、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191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32]转引自杨郁编：《胡山源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气象科技进展 2016,6(04),75-78 陈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