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思源怀念遵义
施雅风
从1940年初到1944年夏，我在遵义浙江大学度过了二年半的大学生生活与二年的研究生生活，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通过野外调查，接触群众生活实际，学会了做研究工作，政治上也得到启蒙。可以说这个阶段的学习和实践，为我以后参加革命和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饮水思源，深切感念当时教育培养我的老师，启迪我政治进步的同窗好友和衣食我的遵义父老。
一、艰苦的物质生活
浙江大学在1940年初迁遵义肘，教室宿舍和办公室分散在新老城区，都系临时借用和租赁民房，没有专门的建筑。新城何家巷是最大的教室和学生宿舍区， 唯一的学生食堂也设在这里，因而成为教学和学生活动中心。我刚到遵义就住进了何家巷宿舍，一个房间内上下铺住了十多人，非常嘈杂。每二个学生有一张书桌、二个小凳和一盏三根灯草的桐油灯，用来照明读书写字。木板床臭虫繁生，令人气恼。宿舍人多、互相干扰，影响学习。有部份同学另租民房住到校外，三、二人一小间，清静得多。我是在四年级时即1941年的下半年迁到老城四方台一个二层木板小楼上住的。这个小楼二人一间，住了近十一位同学。
1942年暑期我搬到老城体育场史地研究所研究生宿舍小楼住，不用付房租，虽然还是点桐油灯、但读书环境好多了。
学生伙食是相当差的。食堂里没有凳子，八人一桌站着吃饭，一碗饭吃完菜就没有了，第二碗残汤剩菜凑合着吃。配给米饭中的砂子稗子多得无法挑。虽然菜少质差，但同学都较自觉，极少因抢菜吃而争吵的。有些校工家属，当开饭时拎个篮子，盛着红烧大肉片、卤蛋、豆腐干之类在食堂门口卖。何家巷口，街上，还有个杭州迁来的泰来小面馆，生意兴隆。但大多数同学只能偶去光顾。
浙江大学学生相当一部分是江苏、浙江等沿海诸省沦陷区来的，家庭接济断绝，依靠国民党政府发的战区学生贷金。贷金只够吃食堂的伙食，如要买些文具纸张、笔记本或添点衣袜，必须另想办法。当时我幸而有个哥哥在四川水利部门工作，给我寄点零用钱，但也只能偶而去小面馆打“牙祭”。三年级时与几位同学一起，办起了中学生英语数学等课程补习班，赚一点钱；另外还写点小文章，向当时报刊杂志投稿，希望得点稿费，1940-1942年间，适应当时战争变化形势需要，发表了《地形与战争》、《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阿尔巴尼亚》等文章，但所得稿费既少，又不及时。有时只得向老师借点钱。其中向当时政治学教授费巩先生借的钱，竟未及归还，他就被国民党秘密残害了。
由于经济困难，所穿衣服基本上是抗战初从老家带出的，已经破旧；特别是常跑野外，鞋子袜子破得更快．袜子破了自己一补再补；鞋子破了，只得买当地手工生产质量很差的布鞋或士皮鞋．穿不久又破了，露出皮肉，感到难堪。这些至今记忆较深。
大学毕业后，开始拿研究生的津贴，吃饭以外还可有点零用。伙食比学生食堂也好一些，经常还能有点肉吃，但随着物价猛涨，津贴就只够吃饭了。研究生做论文的经费也没有。承自然地理启蒙教师（当时已经调到重庆资源委员会工作的）黄秉维先生推荐，于1943年秋去重庆一个半官半民团体办的华中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这个研究所没有办公室，没有宿舍，甚至没有一个正式挂牌的地方；但有点经费，所有研究人员都是兼职的。指定我的任务是搜集华中地区水文资料，以一年时间写一篇“华中区水文”论文，也就作为我浙大研究生毕业论文。有了一份助理饼究员的工资，我就能完全自主了。
学生生活困难，老师也不宽裕。绝大多数老师举家内迁， 一家好几口只有老师一人拿工资，面对着迅速上涨的物价，其困难可想而知。有好几个老师家里吃不起干饭而吃稀饭，孩子穿不起鞋子而穿草鞋；有些老师疾病缠身，无钱医治；有些老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校长竺可桢是全校工资中最高的，家中六口人，孩子多个幼小，好几年雇不起保姆，全靠他续弦的当过多年中学老师的陈汲夫人料理。竺可桢日记中多次讲到他入不敷出，以至不得不寄卖所藏物品的情况。只有少数单身教授，不需养家寄钱的才略有余力，如上述的费巩教授是极少的。
二、老师和学风
以竺可桢校长为中心，浙江大学荟萃了一大批学识渊博、循循善诱的老师。我就读的史地系，是竺可桢1936年到浙大后才建立的，分历史地理二组，相当于现在的专业。系主任张其昀教授、地质学教授叶良辅、气象学教授涂长望、中国史教授张荫麟、历史地理学副教授谭其骧、地形学（即今地貌学）教授任美锷、自然地理学教授黄秉维等，都是国内学有专精，或老或新，驰名地学界或史学界的一流水平的学者。他们每人都开设二三门课程，我读过的有叶良辅先生的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和经济地质学，涂长望先生的气象学、气候学、中国气候和大气物理；任美锷先生的地形学、经济地理和欧洲地理；黄秉维先生的自然地理、亚洲地理和植物地理，张其昀先生的中国地理；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理等，还曾选修过丰子恺先生的音乐欣赏、美术欣赏等陶冶情操的课程。
各位老师讲课各有特色。在各位老师中，我特别崇敬导师叶良辅先生。他是国内早已驰名的地质学家，他为首著作的《西山地质志》、《巫山以下长江地文史》、《宁镇山脉火成岩研究》、《浙江平阳明矾矿研究》等都是中国地质学中的名著。他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对当时著名学者章生的地貌研究方法有深刻领会。叶先生原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曾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当时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职位），因身患肺病，住在杭州疗养。抗战军兴后到浙大任教，随校四迁。从二年级开始，我读叶先生开的地质学课程。叶先生的循循善诱和中国地质学的丰富内容，使我对地质学的兴趣超过了其他课程。课后有问题请教叶先生，特别觉得亲切诱导，启迪思考，真如春风化雨。三年级起，我就选定叶先生为导师。他指导我进行地形学研究，指点我看了许多涉及地形发育的地质论著，还要我阅读关于地质问题争辩的著作。例如关于长江三峡成因的各家不同意见，要求从已知事实出发，多方比较，不迷信一方，要深入观察，独立思考，自己创造。一次，我们谈到庐山冰川地形，当时我是完全相信李四光先生关于庐山冰川遗迹论述的，看不出其他成因的可能。叶先生说：他也在庐山住过一段时间，认为庐山上部地形像壮年期宽谷，庐山二侧则是断层，如果壮年期宽谷先于断层，以后断层将庐山抬至现在高度，也可以形成李先生所说那些冰川Ｕ形谷地形的。这些发人深思的指点至今记忆犹新。叶先生待人接物从不疾言厉色。他家庭经济是相当困难的，他要负担连他自己六个人的生活，而且他是个多年肺病之躯必得有总的医药开支，所以更加困难，但在逢年过节时，都要请一批学生到他家过节。叶师母也非常贤惠，总要尽力精心做作许多点心招待学生。叶先生为人正派，对学校中一些不合适的事，敢于向校长直言提出。他的学识和为人，使历届学生都对叶先生有深厚的感情。
涂先生讲中国气候，将近代中国气候研究的新成就网罗无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真听讲与理解能力，不时对学生启发提问。他讲大气物理时，选课学生连我只有二个人，他就将那本讲课主要依据的英文《大气物理学》交给学生，指出本学期耍弄通那些章节，期末考试，不懂处到他家中提请讲解。任先生讲课条理清楚，不快不慢刚好记下笔记，一节讲完，下课铃声也响了。黄先生讲课材料丰富，课堂上记不下笔记， 下课后必须温习补记。当时教材印刷困难，除任先生《地形学》发油印讲义外，全凭学生听讲时笔记。经过一遍笔记再加温习，再看一些指定的参考文献，理解就较透彻了。
在老师们的倡导下，学校学术空气浓厚。竺可桢校长虽没有时间上专门课程、但常亲自给学生做学术报告。记得有一次他利用晚上星空灿烂的时间，讲太阳系、银河宇宙的基本知识，指指点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侣导组织“徐霞客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除他自己讲《徐霞客之时代》外，张其昀、叶良辅、谭其骧、任美锷、黄秉维等老师都作了专题报告，以后刊出了专门文集。史地系师生组织了史地学会，定期请老师做学术报告，高年级学生做读书报告。如叶先生讲过“瀚海盆地”；涂先生讲过“为何贵州天无二日睛”；任先生讲过“贵阳附近的地形和苗族社会”；黄秉维先生讲过“聚落研究”。有一次请路过遵义的著名地质学家张席禔教授讲“云贵高原与蒙古高原”。使我懂得了云贵高原不是一般概念上的高原，实是山地高原。我首次在史地学会读书会讲的是关于“嘉陵江下游阶地与河流发育”的读书报告。叶先生亲临听讲指导，帮助学生提高认识。全校各系中学术活动最好的是数学系，每星期六下午都有学术讨论会，事先贴出布告，系主任苏步青教授风雨无阻每会必到。数学系培养人才之多，全校首屈一指。
学校经费闲难，交通不便，新书很少，而学生读书空气很浓厚，图书馆书刊明显供不应求。于是，从老师处借书就成为学生读书的重要来源。张其昀先生将他所有藏书，从杭州好不容易运来的30箱书全部放置在老城洗马滩的一所民房中向学生开放；任先生刚从英国学习回国，新书较多，我从他处借过《地形与战略》、《英国风景的物理基础》等书学习。黄先生更是博览群书，我想学习和研究一点新问题，首先向他请教，他就指点我首先看这本书或那本书人门。
1939年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期间，竺可桢校长立“求是”为校训，以后不断反复地在师生中提倡“求是精神”，求是即求真理。为要认识和掌握自然与社会的真理，要不怕险阻下很大功夫。有正确的思想方能，认识到了就要坚持去做。借用古代经书《中庸》的前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学校中充满着勤奋、朴实、自由、民主、师生团结、努力向上的风气，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精神生活很充实，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944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到文学院和工学院所在的遵义及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所在地湄潭参观后，在英国赞誉浙大为东方的“剑桥”。1978年我有机会参观英国剑桥大学，该校的物质条件比我国现在的大学好得多，更不用说比抗日战争遵义、湄潭时期的浙江大学。回想到李约瑟对浙大的赞誉显然是就当时对浙大的学术空气和科研成果而说的。
三、野外调查和社会感受
1940年夏季地质学讲师刘之远先生带领二年级学生赵松乔、蔡钟瑞、杨利普，刘宗弼和我等去桐梓实习。他把着手教我们认识岩石、构造，阅读地形图，采集化石，把叶良辅先生讲授的普通地质学知识与野外实际结合起来。1941年暑期刘先生又带我们去遵义东南80里的团溪镇附近，测绘新发现的锰矿矿区。这个新发现的锰矿储量在10万吨左右，解决了当时迁移到重庆的钢铁厂的用锰问题。以后他还带我们从金顶山区最老的地层一直看到最新的地层。连续多年，刘先生系统研究了遵义附近的地层和构造。他的踏实工作和平等对待学生的友善态度长期留在我脑海中。野外实习中， 一面体力活动较多，一面吃得比校内好，使得身体好起来。
当时浙大实行学分制。我到三年级结束，已将规定的学分读完，这样在四年级可以全力做毕业论文。导师叶良辅先生指定我的论文题目是《遵义南部地形》。先在一幅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三岔河幅）上做地形调查，认识这个地区的地质基础、地形特点、地形分类和发育史。由叶良辅申请系主任张其昀批准拨给我调查费。当时班上就我一人单独以实地调查资料作论文。一个简单的行李，挎包里放着罗盘、高度表、地形图和笔记本，以一处临时住处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调查。每周迁移住地一次，每天步行来回三四十里，边看、边记、边思考着各种地形形成的道理。从地形图上发现流经遵义城的湘江上游的桃溪存在突然大拐弯，即先从金顶山发源直放东南，以后突然拐向东北，推测可能是被湘江支流西侵劫夺所成。而在实地调查中，真正看到了古桃溪被劫夺前遗留下来的古河谷。这古河谷一直通到三岔河。古河谷中有古桃溪冲来的砾石，确切地证明它的被劫夺的历史。实践证明了预想，感到无限高兴。以后又在南白镇西北的天井台海拔1000-1100米高度发现削平构造的古准平原遗迹，逐渐对遵义地形发育历史、岩石性质、地质构造、乌江及其支流侵蚀对地形的影响有了系统认识。化了半年多时间撰写了六万字左右的毕业论文《遵义南部地形》，甚得叶先生的赞赏，后经学校上报教育部得奖（见竺可桢1945年5月3日日记）。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扩充研究范围至四周地区达1400平方公里，精简文字改写为《遵义附近之地形》一文，在1944年《地质评论》l0卷3-4期发表。
1942年，任美锷先生领导组织遵义土地利用调查，约陈述彭、杨利普、赵松乔和我四个学生参加。任先生先带我们作示范调查，主要方法是利用1：50000 地形图实地调查水田、旱地、森林、荒地、房屋、道路等在地形图上的分布范围，用红蓝等彩色铅笔在图上标描出来，另外访问当地群众了解作物种植、灌溉、施肥、户量等情况，经过短期示范以后，迸行分工，赵松乔和我一组，负责遵义西部鸭溪附近的土地利用调查；陈述彭和杨利普为一组负责遵义南部土地利用调查，由任先生汇总撰著《遵义士地利用》一文，在《地理学报》发表。
1942年冬季，经叶先生与著名地质矿产学者谢家荣先生主持的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联系提供一笔调查费，由比我高一班的杨怀仁与我共同进行遵义、金沙、黔西、修文四县地质矿产路线调查，历时二个月左右。那时天气阴湿、道路泥泞，我们穿着球鞋外加草鞋走路，曾西登金沙境内海拔1700米左右的白云山；南下修文，经过明代王阳明被贬贵州修文县境时亲手埋葬几个从内地来病死途中的小公务员， 十分感伤而撰写的《瘗旅文》碑铭旁，也参观了驰名的阳明洞，但不知张学良将军即禁锢于此。调查结束后，杨怀仁学长撰写报告的地质部分，我撰写报告的矿产部分，提出：“遵义附近的矿产以煤矿为主，产于二叠纪煤系地层中。在遵义至鸭溪向斜层的北翼，煤田延长一百多公里，储煤量约6000万吨，在遵义至刀靶水平行褶带几个背斜轴部的煤田，储量约9000万吨，但煤层均较薄，最厚的有超过一米，除供当地人民燃料所需外，难作大规模开采。此外遵义附近还有硫磺、硅砂、陶士等矿，但均不够丰富。”这份报告由矿产勘测处编为《临时报告36号》，油印分发参考。资源委员会在重庆举办的一次展览会上，曾看到有一幅矿产勘测处编的“西南矿产分布图，有关遵义、金沙、黔西、修文的矿点矿带就是应用我们提供的资料，表明我们微薄的工作，起了一点小小的补空白的作用。
经过几次调查，我对于遵义的认识从自然、历史到经济比较全面了。当时地理学流行的思想认为区域地理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于是有心写一篇区域地理论文，把我所认识到的自然与人文现象串连在一起。1945年，我己到重庆北陆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接到陈述彭同学通知；母校史地研究所拟编《遵义新志》一书，而还缺少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我就自告奋勇报名撰写作为遵义新志第十章的区域地理，分引言、自然环境、土地利用、聚落、交通与贸易、论区域建设六节，共约3万字。这篇论文中考证了南白镇是早于遵义城的明代一度的区域政治中心；认为农业方面森林砍伐与水土流失己相当严重，“亟须恢复森林，保持水土，发展灌慨，改良现有耕地”；“荒地几占全面积的七分之四，而其中的十分之八可以复建森林”、“交通建设，应以铁路为主，首筑遵义南至贵阳、北至重庆的干线，以沟通川、黔，连络西南各省”，而要解决遵义建设所需的动力，关键在于修建乌江渡水电站。” 30年后，我有机会于1972年重到遵义，看到川黔铁路已经畅通，乌江渡电站也正在兴建，过去的理想正步实现，只不知农村恢复森林、保持水土的情况怎样。
在多次野外调查中，对群众生活了解渐多，遵义农村群众生活是相当困苦的，是自给自足型的小农经济。但为着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又必须从外地输入棉花纱布和食盐二种必需品。遵义市场上的盐价，比四川产地高出10倍，棉花比湖南产地高出一倍，农民买不起食盐与棉布，“致常有淡食之虞，而多衣不蔽体。”在金沙、黔西大路上，看到上百成群背盐巴苦力，“破衣百结，负盐而行”。最触目惊心的景象。我多次住宿在“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小旅店，我是自带行李睡在有床铺的房间内，而多数穷困旅客则在店堂内围着一个烧木炭的火盆，横七竖八的躺在那里。向着火盆一面是暖烘烘的，背着火盆的一面是冷冰冰的。我还看到过一穷旅客，只穿一件用玉米壳编的背心和一条破短裤。他们实际上是在死亡线上挣扎，能吃顿饱饭就不错，根本没有菜蔬，只吃一点辣椒。
在野外考察中，我见过几次惨不忍睹的国民党军队的暴行。有一次碰见二个农民抬着一个浑身泥土、正在流血、身穿黄绿色破军衣的青年。原来这青年是国民党队伍中国病走不动路掉了队，被押送的军官开枪打伤还未断气，就被草草掩埋。这军官走后，农民们把他挖了出来，是急行送他回家的。另一次，看到军官们用大木棒痛打一个绑在树上被抓住的“逃兵”，大约要一直打到死去。青年农民为着躲避国民党的兵役，不少采取自残的办怯，用菜刀切去自己的手指，或者自残下体．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甲， 十甲为一保，实行联保。一家出问题，全保甲要受牵连。而派兵、派粮、报税都是通过保甲贯彻下去．区乡政府衙门里，经常关押那些交不起租粮的穷苦百姓。这些暴行使我深深感到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只能将中国引向更深重的灾难。
四、政治上的启蒙认识
我从高中时起就立志当一名学者。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学校西迁途中于1938年1月，我怀着爱国热情，停学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组织的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企图到抗日前线去做点工作。但由这个训练班改建的战地服务团一直逗留在后方，只见其内部腐败现象达不到我原先目的，便于1938年8月离开该团，重回浙大念书。回校以后，我更坚定于当一名学者的志愿，不参加学校中带有政治性的社团活动。我自以为是中间派，而某些进步同学则把我看作是中右的。在左右二方学生的斗争中，我默默观察，虽然左派同学言论比较激进，我不很赞成，但他们一般人品较好，也较勤奋；右方的同学明显地不敢批评国民党上层的腐败现象，而在三青团员和国民党员中，还出现一些如三民主义课考试舞弊、管理食堂从中贪污等，为群众所鄙视。
1942年初，浙江大学发生“倒孔（祥熙）运动”。孔祥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以“贪”著称，不得人心，在日本军队侵入香港时，政治界、文化教育界许多知名人士在港候机，但由重庆派去的专机，却置这些知名人士于不顾，而只把孔祥熙的老婆、女儿、女佣、大小细软以至二只洋狗接运回重庆，知者无不愤怒，连对国民党政府以大捧小骂著称的《大公报》据说出于派系矛盾，也刊文抨击。消息传开，首先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以后是浙江大学学生都揭起“打倒孔祥熙”的旗号，上街游行，严正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孔祥熙。在游行前夜，浙大若干积极分子聚集在我所住的四方台小楼上，连夜赶写标语，制作小旗。第二天早饭后，聚集在何家巷饭厅与教室大院内，举行全体学生大会，许多同学要求上街游行表示对政府大员贪污腐化的愤怒抗议，而街上早已布满国民党刺刀出鞘持抢而立的军警，对立形势甚为严峻。包括竺可桢校长在内的许多教师则极力劝阻学生不要上街，忽然一女同学站出，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全体为之感动，决定冒险上街。竺可桢校长亦突然改变态度说：“你们一定要上街，那末我来带头以防止和街上的军队冲突。”于是学生们浩浩荡荡开始在新老城的主要街道游行。同时，还组织了若干三、二人一组的宣传队，沿街张贴标语，并到茶馆、酒楼、戏院等公共场所演讲，宣传孔祥熙的腐败劣迹、一定要求国民党政府改组、撤换的重要意义。我是参加宣传队的，曾到新城丁字口繁华场所的茶楼上演讲，群众都鼓掌赞赏，可是茶馆老板要求我留下姓名，我一转念签下了“刘树白”（我已故表姐）的名字，让他无法追究。我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合理和合法的，并没有什么份外要求，只要求撤换最自私最不得人心的贪官污吏，是无可非议的爱国正义行为。
游行的第二天，浙大即恢复正常上课。国民党教育部派来一个督学，安抚学生，答允学生的要求说，政府会给予考虑，只要求学生安心上课，也不再追究那次游行的责任。但大约一个月后，国民党政府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了。一个夜晚，史地系同班女同学王蕙被诱骗到宿舍门口捕走了，中文系同年级爱好文学写作的何友谅同学在四方台住处被捕了（以后王、何均被押解到重庆兴隆场集中营，王蕙经各方努力下，被保释出来，何则被残害惨死于集中营）。次晨早饭时我听到此消息，急忙赶到何友谅住处，但见室门大开，屋里东西乱七八糟，显然是经过仔细搜查过的。房东详述半夜后有人来敲门捕走何友谅的情况．我一面担心王、何被捕后的命运，一面又侥幸与何同室的史地系同班同学王天心，于几天前去湄潭访友而幸免。但王也快到预定的归期，我知道在倒孔运动中，王比何更活跃更积极，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企图逮捕而未遂的目标。如何解除王的危险，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王和我私谊较笃，他去湄潭前曾有预感似的对我说过，如他出事要找一定大力营救，我也满口允诺的。如何找一个最快捷的办法当面通知王，电报电话部门都是国民党控制的，我不敢利用；决定亲自去湄潭一行。以我常跑野外做毕业论文为名，也不会引人注意。我将此意告知二个和王和我关系都好的同学，立即沿着遵义至湄潭的公路步行东去。路上汽车稀少，第一天走了八十里住宿在遵湄中途的虾子场，第二天走到下午三点左右，迎面来了一辆卡车，我拦车一看王正在车上，叫王下车悄悄地和他讲了遵义发生的事情，劝他暂缓去遵。他稍一思索说，这辆车是去贵阳的，只要躲过这一夜，第二天清早就可乘此车去贵阳，逃离虎口。他和司机商量，司机也同情学生，愿急难相助，于是我们一起上车循原路回遵义。车至遵义附近，离车站还有一小段路，我们就下车，和司机约定第二天清早上车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为避免碰见熟人，走一条小路，将王天心引到仙农巷叶良辅先生家。叶先生也非常同情王天心的处境，留我们吃了晚饭。于是，王到隔壁他的导师张荫麟单身教授家住宿，我到王在四方台的住处收拾了他的行李，同时通知和王要好的同乡吴士宣同学，为王准备旅费。第二天凌晨，和吴一道，将王接送到昨晚约定的地点，看到王上车驶向贵阳而去。王先到贵阳，后去桂林，改名王知伊，先在一个中学里教书，后转开明书店编辑部，参予编辑《中学生》杂志和许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成为书刊编辑界中驰名的老编审，并参加了共产党。
援助王天心脱险一事，本很少人知，但慢慢的在师生中传开了。许多人赞扬我做了一件见义勇为的事，我心里也感到自慰和高兴。一天，同班的赵松乔同学突然对我说：“你好大胆，做这样危险的事。”赵是不知情的，问他怎会知道？他笑笑不肯明说。直到解放以后，他才告知我是从同乡校长室主任秘书诸葛麒教授处得知的。原来那天汽车司机同座上有个浙大军训教官，他穿着便服，听到我们议论及与司机商量的话，回遵义后即报告了诸葛麒。诸葛叫他不要声张，也不要管此事，如此掩护了王顺利出走。
还有一件巧事。我们在叶良辅先生家吃过晚饭后，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先生提着灯笼进入叶家，王避闪不及只得与张应付，张己知王可能是逮捕对象，询问王何以自处， 王机警地回答说：“正没有主意，请老师指点。”张说：“停会儿你到我家中面谈。”张与叶先生商量他事后离去。王只好硬着头皮去水硐街张家，伪称将搭便车东行，经湄潭去思南，然后入湘赴桂林，以顺道搜集毕业论文为由，请张先生开了一张旅途查验放行证明，并盖上了史地系的公章。由于张其昀先生在政治上是靠拢蒋介石的，与蒋侍从室关系密切，我们对张有所戒备。但事后来看，张先生毕竟是本系的主任，大概也不愿自己直接管辖的学生受害，所以在见他以后，王天心出走之谋并未受阻，次晨得以一走了之。
倒孔运动给予我极其深刻的教育。但国民党政府丝毫不改其贪污腐化的行为，而且在对浙大学生一度哄骗安抚以后，竟出动特务，秘密的和公开的逮捕爱国进步学生。除上述王蕙、何友谅外，还逮捕了遵义的学生陈海鸣、湄潭的学生滕维藻和助教潘家苏。要求国民党政府民主与改革，何异与虎谋皮。从此我思想上也就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了。稍后，新到浙大不久，协助谭其骧教授绘图抄写的吕东明同志，从湄潭永兴场来遵义，以王天心小同乡身份找我了解王天心的行踪。当时吕正患重感冒，就留他住在我的房中。一段时间，我们朝夕相处，发现他学习勤奋努力，关心时事，乐于助人，注意不同人的不同思想问题。我们很快有了共同的心声，结成了好朋友．在他的诚挚帮助下，我逐渐对共产党有了较正确的认识，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走民主富强的道路，逐渐认识到我不能只想当学者专家，而还有一份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打碎旧中国旧社会的枷锁，建立起独立、民主、公平的新中国、新社会。只有这样，科学研究才有发展条件。1944年以后，我虽离开浙大，仍与吕不断往来。1947年在南京，吕东明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显然，遵义几年的生活和教育，对我是有深刻影响的，而倒孔运动则是我政治上的转折点，成为我投身于党、愿为革命和科学事业献身的一个起点。
（本文作者：中科院学部委员、冰川学家，浙大史地研究所40年代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