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浙江大学在遵义

时逢盛世忆当年
——漫话浙大土木系
周善生

1927年夏，浙江大学首次招收土木工程系学生，从1931年起不断地向祖国输送土木人才。由于浙大工学院基础扎实，抗战前上百名土木系毕业生在全国土建、水利工程界和教育界享有荣誉。前辈土木系校友以品德和学业兼优而得到尊重。抗战开始，浙大师生员工同仇敌忾，在竺校长领导下，努力做到内迁学习两不误。浙大于1940年1月迁到遵义， 1946年秋，复员杭州。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除了1944年11月底至12 月11日因日寇窜扰黔南而停课两周外，始终坚持正常的教学活动．期间，遵义地区人民为浙江大学师生员工提供了生活所需并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对此，我作为浙大土木系一个学生，既引以自慰，也对遵义人民表示感激之情。为说明那时土木系教学情况，在此先列出一个学生修读的一套课程表，附有各门课程的学分数和任课教师姓名（见表1至表4）。

表1： 1942-1943学年

课程	学分		任课教师
	秋季	春季
应用力学	4		吴钟伟 周森康
材料力学		4	吴钟伟 张福范
平面测量	5	5	竺士楷 夏志斌
最小二乘方	3		樊平章
水力学		3	谭天锡
微分方程		3	许国容
经济学	3		费巩
工程材料	2		竺士楷
机动学	2		钟兴锐
热机学		3	来虔
投影几何	1	1	万一
军训	1.5	1.5
体育	1	1	董承良

表2： 1943-1944学年

课程	学分		任课教师
	秋季	春季
应用力学	4		吴钟伟 周森康
材料力学		4	吴钟伟 张福范
平面测量	5	5	竺士楷 夏志斌
最小二乘方	3		樊平章
水力学		3	谭天锡
微分方程		3	许国容
经济学	3		费巩
工程材料	2		竺士楷
机动学	2		钟兴锐
热机学		3	来虔
投影几何	1	1	万一
军训	1.5	1.5
体育	1	1	董承良

表3： 1944-1945学年

课程	学分		任课教师
	秋季	春季
结构学	3	3	吴钟伟
钢筋混凝土学	3		孙怀慈
水利工程		3	张书农
铁路工程		3	吴钟伟
水文学	2		施成熙
土石结构		3	刘恢先
大地测量	3		竺士楷
铁道测量	2		吴钟伟
铁道测量实习	1		周森康
野外测量		2	夏志斌
材料试验	1		张福范
地质学	2		叶良辅
道路工程		3	孙怀慈
电工学	3		俞国顺
电工实习		1	俞国顺
伦理学	1	1
体育	1	1

表4： 1945-1946学年

课程	学分		任课教师
	秋季	春季
结构学	3	3	吴钟伟
钢筋混凝土学	3		孙怀慈
水利工程		3	张书农
铁路工程		3	吴钟伟
水文学	2		施成熙
土石结构		3	刘恢先
大地测量	3		竺士楷
铁道测量	2		吴钟伟
铁道测量实习	1		周森康
野外测量		2	夏志斌
材料试验	1		张福范
地质学	2		叶良辅
道路工程		3	孙怀慈
电工学	3		俞国顺
电工实习		1	俞国顺
伦理学	1	1
体育	1	1

浙大本科各系修学年限为四年制，修习学分不少于144学分才能毕业。一年级师生在离遵义94公里的永兴分部进行教学。永兴分部主任为储润科教授，教务人员有胡文波、姚君度。事务课主任是许仁章。工学院一年级课程，土木、化工、电机、机械各系基本相同。重视数理化，所用教材都是英文原版的影印本，数学教本是G.S.L（简称葛、斯、龙）三氏著的《微积分》，物理课本是Duff的《普通物理》，化学教本是Daming的《普通化学》，后两书被谐称为“豆腐物理”和“断命化学”。数学教授钱宝琮，清末留学英国大学土木系， 17 岁入学， 20 岁毕业回国，他在遵义后期曾任永兴分部主任。物理教授朱福炘的教课质量高，物理助教曹萱龄解放后在浙大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和物理系副主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不久前因病去世。化学教授储润科是法国留学生。机械画教师金礼枢，后易名高锡金，曾任北京机械学院党委书记。工学院一年级学生，若数理化三门课程有两门不及格，就不能再在浙大继续求学，可见这三门课是大学工科的重要基础课。
永兴地方小、人口少，浙大学生下课后都在埋头做功课，看不到成群在街上溜达的。永兴有一家小茶馆，偶尔有一、二个浙大学生在茶馆里看书喝茶。永兴的赶场日，街上比较热闹，有麦芽糖、烘山芋、鸡蛋等出售。如果有兴，可以品尝纯正土产小吃。当地居民秉性淳朴，和他们打交道，平易融洽，“咱个”、“活路”这些当地口语、至今仍在我耳中回荡。
工学院院部设在遵义。初期的工学院院长是知名的李熙谋教授，李教授后来到重庆交通大学任教务长。1942年8月电机系主任王国松教授代理工学院院长，1944 年8月竺校长正式任命他为工学院院长。士木系主任吴钟伟是浙大老教授，江苏常州人，早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著有《材料试验的实验室手册》（英文）等书。
土木系二、三、四年级在遵义。学生每学期所修课程表在教师指导下自己选填，经系主任同意、鉴字后，送教务处注册课。当时教务长是张绍忠教授。张留学美国七年，专攻物理学，在任教务长之前是浙大物理系主任。张老师献身教育事业，对教学规章制度执行很严。张老师合家在遵义过着很艰苦的生活，回到杭州后，50 多岁的张老师于1948年因肺病逝世。注册课主任赵凤涛工作勤恳，从事教育不遗余力。因课程由学生自选，而且到高年级有几门课程是选修课，同一届同学各人所修课程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土木系1946届毕业生共17人，劳燕分飞，除1人在1948年底去台湾，1人于解放初期在上海去世外，其余同学分散各地工作，联系不多为憾。
二年级测量学的任课教师有竺士楷教授，是河海工科大学毕业生，来校前是水利工程师。夏志斌老师是本校毕业生，现仍为浙大教授，几年前任土木系副系主任。测量课本用Breed和Hosmer的《平面测量》。测量实习场地大多利用老城子弹库前面广场和遵义街道。教最小二乘方的樊平章教授是法国留学生，他那专心谆谆教课的形象至今还历历在目。教经济学的就是被国民党特务于1945年暗害的费巩教授。水力学课本是Schoder和Dawson的《水力学》，1940年由杨钦教授讲授，杨老师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后去重庆交通大学，建国后曾任同济大学副校长，现任同济大学博士导师。谭天锡老师是浙大土木系1937届毕业生，建国后任教华东水利学院。应用力学课本是Poorman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课本也是Poorman的《材料力学》，两门课均由系主任吴钟伟教授讲授，微分方程课本是Piaggio的《微分方程》，由数学系教师许国容任课。体育教师董承良建国后曾任上海体育学院体操系主任，现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
第三学年的结构学课本是J.B.T.的《现代框架结构》第一册，简单结构中的《应力》，由系主任授课。钢筋混凝土学的课本是Hool的《钢筋混凝士构造》，由美国留学的孙怀慈教授讲授，孙教授建国后去西安公路学院任教。担任水利工程课讲学的是向四川綦江导淮委员会临时借聘的特邀教授张书农，张教授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36年由国际联盟派赴安南（现越南）实习、去荷兰考察水利，然后进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水利工程，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回国任职导淮委员会，现任河海大学环境水利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导师。教水文学的施成熙教授是美国留学生，是我国水文界前辈，现任河海大学教授。担任士石结构课程的刘恢先教授是美国留学生，198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中国科学院工程力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教地质学的叶良辅教授是著名地质学家，在何家巷4号上课时站在教室泥地上以洪亮的杭州话面对我们，讲课的情景记忆犹新。叶老师毕生致力于地质调查研究和教学工作，不幸于1949年因病逝世，终年五十多岁。教电工学的是电机系的俞国顺老师。至于电工实习，因当时遵义没有电厂，实验用电由电机系整修安装柴油（实际上燃菜油）机和发电机专门供电。材料试验课教师张福范是本校土木系毕业生，后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现在清华大学任教。
第四学年，系主任给我们上工程合同课，课间吴钟伟老师曾指出事业上的造就，还有个人（personality）的因素。钱令希教授讲授高等结构课，他是当时士木系教授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课堂上向我们介绍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Proceeding和Transaction的区别。当时他正进行悬索桥理论的研究，在学期结束前将研究成果扼要印发学生参考学习。钱老师是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生，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大连工学院院长，近来继钱学森之后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钱令希在学术造诣、对国家建设的业绩、培养和提携后继人才等方面，为浙大增添了光彩。水力发电教授伍正诚，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为中德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学成后先到西南联大，后被聘为浙大教授。1945年带领我们去桐梓附近参观小型地下水力发电厂。建国后，伍教授在河海大学任教，现己病故。讲授河工学课程的梁承康教授是美国留学生，现也已作古，该课程的参考书是Van Ornum 的《河道整治》，教给水工程和灌溉工程的老师徐世齐是浙大1933届毕业生，到遵义前是水利工程师，文革初期在浙大含冤去世。
当时，遵义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师生穿着简单，不少学生穿草鞋，但大家并不计较。男生宿舍在何家巷，寝室内多是双人床，也有两条竹凳搁上三块长木板的加床，比较拥挤。每人有一张课桌作为自修桌。晚间用点燃二根灯草或一根灯草的油（桐油、柏油）灯盏照明，勤奋学习。不过，精神生活并不枯燥，时常有学者、名人便道来校演说，可增长见识。晚饭后可以到丁字口一带结伴散步，闲时也打桥牌。节日如有条件， 三二个同学也可合伙用小炉子烧菜聚餐。
我曾在湄潭工作过，那里物产丰富，风光绮丽，百里湄江坏抱着富庶的田野，点缀着小桥、水车，被人誉为“贵州小江南”。幽静的环境为教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40多年过去了，对于遵湄地区风物人情的萦怀正如当年思念远在浙江的家乡一样，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

（本文作者：同济大学教授，浙大士木系40年代毕业生）

浙大机械系在遵义
陈晓光

机械系是浙大工学院中的一个大系，每级学生达到50人。西迁时期，机械系学生先在贵州永兴分校或浙江龙泉分校学习一年，然后汇集到遵义，学习二、三、四年级的专业课程。
机械系设蒸汽动力和内燃机两个组，同学们在三年级后可按各自的志愿，选修任何一组的必修课程。因为系内有较多的曾在意大利专攻航空工程的教授，开讲不少与航空工程有关的课程，内燃（机）组后来便改称为航空组。

机械系的课程
学校实行学分制，每一位同学在校需修满132学分的课程，才可毕业。每一课程定有与修业时数相对应的学分数。
机械系注重机械工程基础课程的学习，并要求通学与机械有关的电机工程等课程。二年级开有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机构学（机械原理）、电工原理等基础课程。三年级后开有机械设计、热力学、机械制造、直／交流电机等专业课程。
蒸汽动力组的选修专业课程有蒸汽机和蒸汽透平、蒸汽机车、蒸汽动力厂设计等。航空组的选修专业课程有空气动力学、汽车学、飞机发动机、引擎动力学、航空仪器等。
因为基础课程开得全面，专业课程又开得充实、多样，同学们受到了良好的机械工程的基础教育，根基扎实，知识面广，毕业后工作适应性较强。

机械系的老师
当时，王国松教授任工学院院长，他对机械系的发展极为关心，曾多次同我谈到怎样充实机工实验室和设立航空组的事。机械系内燃（机）组改为航空组就是他的倡议。
钱钟韩教授曾任代系主任（约1941-1943年），后由易鼎新教授担任系主任（约1944年）。钱钟韩教授讲授蒸汽动力和热功学等，简明扼要，条理性强，很受同学欢迎。
王仁东教授讲授机械设计等课程。他备课极为充分，讲课内容充实、丰富。课后，还为我们编写了讲义，真可说是全心全意为了教学。
王宏基教授讲授空气动力学等课程。他一度因患肺病，医嘱在家休息，但他只休息了一个星期便在家中为我们讲课。对此我们深受感动。
还有万一、丁履德、梁守槃、范绪箕等教授都是深受同学欢迎的好教授。

机械工程实验和机工实验室
机工实验室虽经长途搬迁，但设备仪器等都保护得相当完整。当时工学院的实验室集中建造在遵义老城次东门城墙外湘江边的平滩上，机工实验室位于实验室群的尽头。
机工实验室同其他实验室一样，是泥木结构的单层建筑。室内除了贮藏仪器用的简单木橱和一些桌椅外，别无其他陈设。虽然条件简陋，但大家对仪器设备非常爱护。每次实验课之前，都由负责开课的助教分别对使用仪器设备进行认真检查和调试。实验后，由几位聘用的技工收拾整理，揩拭干净，放回橱内。由于大家精心维护，设备很少损坏，使机工实验课程每学期都能按课程要求正常开出。
机工实验包括机械工程的基本试验和比重、摩擦系数、热膨胀系数等的测定；热功仪表（如压力表等）的校验；专业机械的测试，如内燃机功率的测定等。后来，为了配合汽车学课程的教学，又开出了汽车实验。通过实验，加深同学们对专业课程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在航空组成立后，工学院还在城墙内侧建造了航空工程实验室．室内安置几台V型、星形飞机发动机和一架由美军后勤总署赠送的退役双翼教练机，还收集了一些航空仪表，供同学们实习参观。
抗战胜利，学校决定1946年暑假复员杭州。暑假前师生们自告奋勇来到实验室，协同做好仪器设备的拆卸、包扎和装箱工作．这些仪器设备完好地运返杭州。1946年秋季，机工实验课又按时在杭州开课。

机械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当时机械系有来自永兴分校的贵州、四川、两湖、两广的同学，也有来自龙泉分校的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上海的同学。县然条件艰苦，经济困难，但大家相处得十分和睦，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机械系绝大多数是男同学，仅个别班级有一二位女同学。同学们大多爱国、有正义感。大家同仇敌忾，抱有强我中华、打败日寇的志向而勤奋攻读。学习气氛很浓，大多数同学学习认真自觉。
机械系班级人数多，上课都在何家巷3号、5号的大教室。教室条件很差，木板钉成的简易桌椅，门窗是糊棉纸的木格窗，冬季冷风直吹室内，但同学们毫无怨言，手冻僵了仍坚持抄笔记。当时文具供应也困难，我们用土纸记笔记，有的同学还买来染料自制墨水。
学校每月发给每位同学一斤灯油，供晚自修用。为了节约，多为两人相对而坐合点一盏灯。
学校的学生活动由学生自治会领导。浙大的民主空气较浓，部分同学对国家大事较关心。何家巷3号膳厅前墙上辟有《生活壁报》栏，同学可用大字报发表个人意见。学生还可自由组织读书会等社团，研究社会科学。“华社”就是由几位机械系同学为主发起的自由团休，志在“兴我中华”。
机械工程学会（系会）领导全系同学的课余学术、文体活动，系会下有各班级的级会。系、级会的活动不多，有时组织一些学术讲演，有时组织球类比赛．一个系一般只有一个学会组织，1943年机械系成立航空组时，组织了一个航空工程学会，以联系有志航空救国的同学。

机械系的特点
“求是”是我们的校训，求是精神教育、熏陶了我们浙大师生，也反映在机械系师生的精神面貌和工作学习之中。由此形成机械系的特点：（1）校风、学风好；机械系绝大多数师生正直、勤俭、朴实，机械系是一个使人立志向学的好集体。（2）院、系在困难环境中，非但维持原有规模，而且有所发展；每年有新聘到系的教授，每年有新开的课程。（3）机械系的教授们认真教学，诲人不倦，具有献身教育的精神。（4）机械系的学生，生活朴素，学习刻苦，同学问主动、友好，蔚然成风。（5）师生感情融洽．教授们对学生严中有爱，关心学习也关心、体贴穷学生的生活和健康．老师喜欢同学们到家作客，借此机会传授治学和为人之道，同学对老师很尊敬。（6）抗战时期，大家有强烈的爱国心，“强我中华”的理想使人刻苦，奋发攻读，没有人弄虚作假，少有人考试作弊，爱国、爱浙大、爱师、爱护仪器图书……到处充满着爱。（ 7）机械系的课程，重在打好机械工程的基础，并注意知识面广，毕业后工作适应性强。（8）学术传授是严肃的，但学习生活是长富多彩的，同学们可自由支配安排课余生活。

（本文作者：上海良工阀门总厂总工程师，浙大机械系1944届毕业生，曾在浙大任教）

浙大工学院电机系在遵义
黄焕焜

浙江大学电机系是在1920年求是书院改为浙江公立工业专科学校时成立的，系较早成立的工程学系之一。学科分为电力和电讯两个大组。电力组专攻电力系统和电机制造；电讯组则以通讯、无线电及电子技术为主。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谨严，在国内外素负盛誉。
1937年抗日烽火蔓延至浙东，学校被迫西迁，辗转江西、广西。1940年春迁至贵州遵义。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9月迁回杭州，在遵义定居足有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电机系秉承求是校训和诚朴学风，教学秩序井然。虽然遵义地处偏僻，交通十分不便，在校长竺可桢的努力下，延聘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当时电机系教授阵容有李熙谋、王国松、杨耀德、沈尚贤、马师亮、蔡金涛、王懋鋆、俞国顺等人。电机系在遵义七届毕业生计达150人左右，毕业时均由工学院院长与电机系主任设法介绍工作，分赴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地，工作单位较集中的是资源委员会昆明电工厂、昆明无线电厂、昆明有线电器材厂、桂林电工厂、桂林无线电器材厂、四川宜宾电厂、重庆电讯器材厂。成绩优异者还推荐公派或自费出国留学。
电机系对学生训练一向严格，遵守考试与升退学制度，从不苟且；执行德智体兼顾、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针，亦不放松。当学校西迁时，图书设备运输由电机系主任王国松教授主持，在西迁过程中无一损失。当迁抵遵义时，与到达江西泰和和广西宜山时一样，在当地群众协助下立即安排好教室和实验室，着手上课，开出实验，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一直延续，未曾间断。三、四年级学生随同教授们，每周举行书报讨论会，师生轮流主讲，争论热烈，对推动科研与读书风气颇有帮助。虽然当时生活艰苦，设备简陋，但绝不降低要求。学生孜孜不倦，教师循循善诱，师生融洽，凝成一体；师爱生、生尊师，蔚成风尚。当时学生大都是江浙人，由于交通阻塞，经济来源中断，而内地学生亦多家境清贫。学校当时贷金有限，公费名额更少。电机系为清寒学生举办工读，如打字，抄写，油印，清洁，勤杂等工作，使他们略得报酬，维持生活；对高年级个别学生亦有延聘担任部分助教工作，付助教工资。还有一些清寒学生开学时交不出学费，无法注册，系里老师闻讯，往往主动出资赞助。也有些同学在遵义兼任中学教师或家庭教师，补助生活开支。
浙大的体育工作由舒鸿教授主持，舒教授早年在美国春田大学攻读体育卫生，在十一届奥运会上，曾担任国际篮球主裁判，是一位负有盛名的体育界老前辈。他主张增强人民体质，开展全民体育。他对学生训练严格，并以掌握各种运动技能作为体育记分标准。因此，全体学生受到了全面的训练。还不断开展院际、级际篮排球比赛。利用遵义湘江中游的柏家堤坎，开阔游泳池，广泛开展群众体育运动。电机系的体育运动是全校首屈一指的。尽管学习任务很紧张，而参与运动的人却非常踊跃。单就篮球运动，电机系学生被选入校篮球队的有吴祖光、虞承藻、孙百城等10余人。
遵义民风淳朴，与浙大师生的求是、诚朴作风，相互感染，致使师生与当地父老群众相处极为融洽，形成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堪称史无前例。1942年6月6日工程师节，工学院开放各实验室，供当地师生、群众参观，宣传科学技术。电机系展出发电、照明、电焊、电报、电话等设备，群众观后颇为惊异，不胜啧赞。这对激发地方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以及为今后发展地区工业均起了积极的作用。解放初期，浙大电机系留给遵义的发电机等，还成为遵义发电厂的主要设备。
读书不忘救国。当时国难当关，统治阶级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引起全国不满。电机系师生与全校、全国人民一样，无不义愤填膺，强烈反对。绝大多数师生参加了当地的倒孔运动和声援费巩教授的行列以及多次反暴斗争。

（本文作者：浙大电机系教授，浙大电机系40年代毕业生）

遵义时期的浙大化工系
赵善成

在我国高等院校同类系科中，浙大化工系成立最早，历史悠久，且闻名于海内外。化工系在遵义将近七年，当时情景，颇值记述。兹就笔者回忆所及，简略追记如下。
系主任李寿恒（乔年）先生，是系的创办人，国内著名化工教育专家。早岁留学美国，1927年，来浙大化工系任教，兼系主任职务，历时20余年之久。在任期内，多方罗致学术界颇有名望的专家、教授与学者，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成绩卓著，人才辈出。在遵义执教过的教师有苏元复、吴征铠、刘馥英、程耀椿、方子勤、冯新德、侯毓汾、沈开圻、吴文棫等。苏元复与吴征铠先生，均是中英庚款留学生。苏习化工，吴攻物理化学，造诣皆深。如j穰英先生曾留学德国。程、方、侯三位皆是美国留学生，其中除侯习有机化学外，余均学化五，但专长不同。冯新德、沈开析与吴文械先生，亦各有所长。全系师资阵容之强大，实力之雄厚，在当时国内诸大学化工系中，并不多见。
全国解放以后，李主任在50年代末，被调离浙大，先后执掌浙江省化工研究所和浙江化工学院。现已届耄耋之年，但精神依然健爽。目前，仍担任浙大名誉教授。当年系中其余教师亦多离散。苏元复教授出任华东化工学院副院长，吴征铠教授先调复旦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后调第二机械工业部，从事原子能研究工作，并接任该部总工程师职务。程耀椿与刘馥英两教授同去华东化工学院。冯新德教授与侯毓汾教授分别去北京大学与大连工学院，继续任教。苏、吴、冯现皆荣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沈开圻与吴文棫二位副教授，始终留在原校，但已在数年前先后谢世。至于方子勤教授，抗战结束后即去北洋工学院，担任化工系主任。一年后再度来浙大任教，未久，又应台湾碱业公司之聘，只身赴台，旋即返里接眷，在上海乘太平号轮出海，不料该轮因超载过多，在海上覆没。方氏全家罹难，无一生还，其惨无比。壮志未酬、更令人悼惜。
化工系原来只招收四年制本科生，每年一班，约二三十名。在遵义期间，因后方化工人才缺乏，校方遵照重庆教育部指示，扩大招生名额，以应社会需求。1941年又奉命增设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学制定为二年。这是国立大学中最早成立的化工研究所。由李寿恒、苏元复、刘馥英、方子勤等教授担任导师。
当时，为本科生开设的必修课程计有：国文、英文、德文、三民主义、体育、军事训练、初等微积分、物理学、投影几何、机械画，应用力学、材料强弱、机械工程大意、机械设计、电机工程大意、工场实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化学、定量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工业化学、工业分析、化学工程原理、化工计算、化工设计、化工机械实习、冶金学、杂志报告等20多门。选修课程有：有机选论、化学热力学、应用电化学、燃料学、石油炼制、耐火材料与炉窑设计、工业管理、毕业论文等。此外，每一学生、必须选一、二门文史或艺术方面的课程，如政治学、经济学、中国近代史、西洋史、文艺欣赏、音乐欣赏等。
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化工热力学、化工数学、传热学、分级蒸馏、吸收与萃取、毕业论文等。
实验是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学校一贯重视，每次迁校，总是想方设法将实验需用的药品、仪器和机器等设备一起运走。而且，每到一新址后，立即着手实验室建设，以满足教学要求。化工系本科生的实验，除物理学、无机化学、机工大意和电工大意等课程，分别由物理、化学、机械和电机四系负责外，其余如分析、物化、工化和化工等实验全由本系开设。实验室多利用当地旧屋，因陋就简，稍加改造而成。分析、有机和物化三个实验室分布在遵义老城监护大队部（子弹库）的一座楼房内，工化实验室是借用新城北大路口的川主庙，只有化工研究室和期刊资料室是一所在老城次东门外城墙边新建的平屋，条件虽不够理想，但对实验的要求，无论在量或质方面，从不轻易降低。当年担任实验教学工作的有张胜游、汤永谦、李盘生、钟受铭、李德春、李道纯、王裕强、孙怀琳、陆鼎燮、屠振权，以及笔者等10余人。40多年前都是年轻教师，而今均年逾耳顺垂老矣。其中汤、王、屠三君早定居美国，李盘生现在华东化工学院任教授。李道纯与李德春两位副教授分别执教于华东化工学院和南京化工学院，却已退休。孙怀琳老师曾先后在北京和华东石油学院任教，后因照顾爱人关系，又调回北京。作者本人亦因照顾爱人关系，于1960年从浙大调至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工作。当年负责管理化工系实验仪器药品的唯一专职人员，是李启明先生。此外，实验室尚有宋德义、李成金、蒋学熙、杜胜彬和都子清等几位工友。
化工系收藏化学和化工方面的中外文期刊种类繁多，十分珍贵。抗战期间，全部迁运至遵义，陈列于次东门外期刊资料在内，供师生查阅。这对教学和科研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除了进行正常教学和科研工作之外，系里还附设一所工场，从事化工生产。场址亦在次东门外。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吴文棫先生。鉴于市售肥皂质量不高，又不易购买，系里采用当地出产的牛油，经皂化后制成洗衣肥皂，供应本校教职员工。由于质优价廉，极受欢迎。
为了普及科技知识．化工系曾与电机、机械、土木三系联合举办过一次展览会。各实验室和工场同时对外开放，任人参观。
消息一经传出，各界人士，包括当地学校师生和一般居民，接踵而来，盛况空前。参观者大开眼界，增长许多知识，一致认为这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遗憾的是，在展出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即电机实验室内燃机排出的废气中带有火星，落在草屋顶上，引起了燃烧，顿时浓烟弥漫，火光烛天、其势极猛。幸赖在场师生，奋勇扑救，未成大火。化工研究室与期刊资料室近在咫尺，受到极大威胁。但重要仪器与大宗期刊因抢运及时，未遭损失，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抗战时期，内地中学讲授化学无实验条件，学生缺乏感性知识，学习困难，因而效果很差。为此，化工系在新城社会服务处举行过公开讲演，并当众演示化学实验。中学生参加此项活动后，能获得一些感性认识，加深对学过的化学知识的理解。可见此举对中学化学教学，起了一定的推动和辅助作用。
战时生活，十分艰苦。教师待遇菲薄，仅能勉强糊口。有以瓜菜代饭者，有赖变卖衣物度日者。此情此景，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学生中，家在沦陷区者，因经济来源断绝，全靠贷金和工读维持，生活更苦。广大师生，处境虽艰，但并不因此而丧志。教师为莘莘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循循善诱，不辞辛劳；学生受师长熏陶，刻苦学习，孜孜不倦。师生患难与共，甘苦同尝，为争取政治和学术上的民主与自由，切磋学问，探求真理而努力奋斗，为夺取抗战胜利、复兴中华民族而携手并进。
在遵义期间，化工系培养出品学兼优的研究生近十名。其中有王翊亭、杨善济、马昂千、岑卓卿、陈希浩、陈南阳等；输送出本科毕业生七届，共200多名。由于在校时受过严格训练，基础扎实，知识丰富，且学有所专，业有所精，走上工作岗位后，态度认真，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成绩显著，颇受社会各界赞赏。新中国成立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奋发有为，更多建树。毕业生中，成为专家学者的，为数不少，殊难一一枚举。

（本文作者：南京师大化学系教授，浙大化工系1941届毕业生）

在遵义湄潭时的浙大化学系
杨士林

1940年初，浙大从广西宜山迁到贵州遵义，第一个印象是：贵州山多、老百姓穷苦的多，不少人穿的衣服象破布条连成的一般。住一段时期后，深深体会到“天无三日睛”的味道了。不过夏天还是比较好的，睛天多，又不热，遵义地区物产丰富，物价低廉，学生生活还是可以的。家属多的教授先生们虽然比较艰苦，但比重庆昆明等地要好得多了；又没有“警报”，能安心地进行教学工作，确是个办学的好地方。
学生宿舍主要在新城何家巷3号和老城遵义师范，女同学住老城杨柳街。教室在新城何家巷3号和5号，化学实验室则远在汽车站旁边的一座庙宇（川主庙）里。化学系的学生每星期至少要上4个下午的实验课， 到四年级做毕业论文时，每天得跑来跑去。那时我是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住遵义师范，环境幽静，但上课、做实验得来回跑很多路。1941年上半年，在老城子弹库又开辟了一些实验室，这就方便多了。
那时化学系的教授有：周厚复（载之）教授，是化学系主任。他以前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34年到浙大任教，后随校西迁，讲授有机化学和高等有机化学。他讲课清晰扼要，培养学生从繁复的各类反应中抓住本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高等有机化学主要讲有机化学反应的电子学说，他自己编有一本用英文写的专著，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深受同学们的钦佩和欢迎。王琎（季梁）教授，是我国第一届留美庚款公费生，在美国里海大学学习，后再度去美，获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返国后创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37年到浙大，即随校西迁，后兼师范学院院长，为首批部聘教授之一。他讲授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高等定量分析，讲课时把分析技术紧密地与理论结合在一起，而对分析实验的要求义非常严格。他对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有深入的研究。刘遵宪教授，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讲授物理化学和高等物理化学。物理化学是各门化学及化工原理的重要基础，难度较大，同学学习时化的精力也最多。还有一位讲无机化学的储镐（润科）教授，留学法国获博士学位，他兼一年级主任，所授的无机化学为学生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还有教有机分析的王以德先生和教定性分析的张启元先生。
1940年秋，我升入四年级，刚读完高等有机和第一年的物理化学， 刘遵宪教授离校他去。继任者为吴征铠教授，中英庚款留英，获博士学位，为浙大年轻教授之一，教我们班的高等物理化学和下一班的化学、化工两系的物理化学。他要求十分严格，该第一年物理化学的同学常有三分之一左右不及格。又请了王序（序陆）教授，奥地利留学获博士学位，讲授药物化学和有机化学。那时系主任周厚复有离浙大去贵阳任贵州农工学院院长之意，人己离遵义返回四川合川县家中去了，化学系同学推举代表10余人晋谒竺校长，要求设法请回周主任。竺校长也深表焦虑，于是决定请理学院胡刚复院长带领两名同学代表（何葆善和我，都是四年级的），乘“黄鱼”车去四川，登门拜访周主任，表达了学校和同学的心意，恳请打消辞意，返校任教，但结果仍失望而归，因此我们这一班同学有机化学方面的毕业论文是由王序教授指导，而化学系主任则由王琎教授兼代。
1941年夏，我们这一班同学毕业。理学院再迁湄潭。王琎教授由于师范学院理科部分也迁湄潭，因此到了湄潭。王序教授离校去昆明，吴征铠教授留遵义教化工系的物理化学，王以德先生也离校他去，还有几位比较年轻的教师杨昌俊、汪济、纪纫容、胡媄也都离开浙大，而只剩下张复生和李雅芳两位，再加上我这个新留下的助教，那时是化学系最困难的时期。由于竺校长和胡院长的多方设法，开学后不多久就请来了原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王葆仁教授担任化学系系主任。王教授系中英庚款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博士学位，来校后讲授有机化学和高等有机化学，内容丰富新颖，每年都有新的充实，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既提出自己的见解，又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而要求又十分严格，深受学生欢迎。其研究工作主要为对氨基苯磺酰胺衍生物的合成。和王师一同来的还有一位张其楷教授，他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讲授药物化学和药物系的有机化学，主要研究有机药物的合成。物理化学因为一时请不到人，就请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兼授。王教授虽专功物理，但对化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他还鼓励物理系的学生要选读一些化学课。物化教授变动较多，先后请了龚洪钧（留学德国）、刘云浦和严文兴（留学美国）诸教授。无机化学除储教授外又请了一位多年掌教中学的王承基（子培）教授。还先后请了黄左钺、戴定安、潘道皑，沈仁权、王素玉、于同隐、李德熏、杨浩芳、高善娟、孙树门、丁儆，沈嗣唐、刘凤容等青年教师。
湄潭比遵义要小得多，但更幽雅清静。教室主要设在文庙和财神庙，化学实验室就在财神庙隔壁的梵天宫里。进大门的戏台上为系图书馆，环壁四周放着化学杂志，王葆仁主任讲课就在这里，还有杂志报告也在这儿举行。往里为一天井，左右两侧各有一楼一底的厢房，左边楼上为有机分析实验室和研究室，楼下为毕业论文实验室，右边楼上为分析化学研究室，楼下为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实验室。再往里正对戏台的为物理化学实验室，两旁为药品室和仪器室。此外在戏台下面右角还有两间有机化学研究室，其楼上为王葆仁主任的研究室。教师们从系主任起，除了上课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实验室进行科研工作，学术空气十分浓厚。
那时虽然条件十分困难，但化学课程除课堂教学外，对实验课十分重视。迁校时仪器药品先装箱运走，一到新校址，立即开箱准备实验。药品仪器原先贮存得较多，一般通用而又能从重庆买到的及时增添。这和系里的老管理人员查长生、金仁隆和曹兆生三位同志的精心计划和细致保管是分不开的。实验时既无电，酒精也比较贵，像有机实验很多就用炭炉子代替。没有自来水，就上面一个桶下面一个盆地倒来倒去。王葆仁老师对有机实验的基本操作要求十分严格，虽然有助教管实验，但他常会不声不响地站到学生的背后，看到有不正确的地方就立即指出。分析化学实验也一直沿用老规矩，分别以红（全对）、蓝（半对）、黑（错）挂牌，达不到要求的要重做。物理化学仪器套数不多，有的只好在遵义、湄潭间来回搬动。毕业班的同学除了课堂教学外，就在实验室进行毕业论文实验。
化学系的师生每年有两次在一起活动。一次是迎新，迎接新同学（实际上是从一年级分部升入二年级的同学）和新教师；另一次是欢送毕业班同学，由教师们出钱，买些土特产如金盖梨、水瓜梨、地瓜、猕猴桃、葵花子等到风景点去座谈联欢。记得在遵义时的欢送会，还曾经在成都酒家吃过一顿呢！
光阴迅逝，转瞬间已经40多年过去了。1985年去遵义参加浙大碑亭揭幕典礼，也到湄潭、永兴匆匆走了一圈，公路全是柏油马路，比浙江的好得多，房屋建筑很多是新的，尤其遵义，根本无法相认了。人们的穿着和以前大不一样，即使是公路旁的小村庄里，小孩子都穿得红红绿绿的，大人们也和江、浙所穿的一样。只是深为婉惜的是，湄潭的金盖梨、水瓜梨竟断了种，只有猕猴桃还是那么嫩翠。

（本文作者：浙江大学教授、前校长、顾问，浙大化学系40年代毕业生)

难忘的岁月
谈家桢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似有模糊之感，唯独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的七年经历，仍记忆犹新。我深深怀念遵义、湄潭的一山一水，她曾哺育过我们这一代学人，也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新中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弹指一挥，已50春秋，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1934年，我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人地两疏的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部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研究生。1936年夏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工作一年。到1937年7月时年28，血气方刚，我一腔热血要实践“科学救国”的信条，毅然告别了几经挽留我的导师和朋友，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回国后，应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的聘请，任浙大生物系教授。到校不到一月就发生日寇大举侵华“八·一三”事变，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浙大决定西迁。我随竺可桢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历经数月，艰辛困苦，辗转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在这兵荒马乱年代，头上有日机轰鸣，地上有日军追兵，我和全校师生一道情绪高涨，到一个地方，就打开箱子，坚持教学实验研究工作，时而在破庙里上课，时而把山洞当作课堂，时而到郊外采集标本。1938年夏天，我由江西回浙江接家属去宜山。那年的春节，我们全家团聚在宜山脚下山沟边的茅房里，居室周围，稀疏几家山民。沟外大树上挂着一颗炸弹壳，当日寇飞机滥轰时，有人专敲弹壳，并挂上小红旗，以示警报。1939年11月25日，南宁沦陷，竺校长听取师生员工意见决定北迁贵州，并在贵阳附近的青岩镇上设立一年级分校。12月全体师生员工进入遵义城，我和家属住柿棉花园街1号。1940年春，学校决定农学院和理学院由遵义再度搬到湄潭。湄潭离遵义75公里，但须翻山越岭，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路过湄江桥，就到生物系的实验室“唐家祠堂”。自此，较稳定地度过了六年难忘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生涯。
湄潭素有“小江南”之称，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她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幽美宁静，物产丰富。夕阳西下时，漫步湄江边，此情此景，似入世外桃源。但是，我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是异常的艰难。唐家祠堂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四面通风，插摇欲坠。战争时期，物资匮乏，只得因陋就简，略事装修后改作生物系师生实验和研究场所，但也非常安全，可以专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没有电灯以油灯照明，一碟桐油几根灯草，黑烟熏鼻。只有在看显微镜时才舍得用煤油代替桐油。没有自来水，以桶代塔，接上河水，土法过滤，用作清洗试管等实验所需。尽管如此，全体员工团结一致，遵循竺校长倡导的校训“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朴实，实事求是”，在“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物质条件差，人的精神向上，师生努力工作，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培养了一批遗传学的研究生，这些学生现已成为我国生命科学、医学、农业等方面的著名学者和专家。不仅如此，我本人在亚洲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专题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为我毕生从事的遗传学业打下了基础。
我的第一代研究生是在湄潭培养的，他们是盛祖嘉、施履吉、刘祖洞和徐道觉等。盛祖嘉是由沪江大学转学到浙大生物系，迁校江西广西期间，随我采集果蝇，毕业后留任我的研究助理。1946年他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红色面包霉遗传学研究，现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微生物遗传专家。他的夫人沈仁权教授原在浙大化学系任助教，他们相识在湄潭并在当地结婚，后来一起去美国，从事生化遗传的研究。施履吉原是浙大农学院园艺学毕业生，在湄潭成为我的研究生，从事生物细胞遗传学研究，在染色体行为、染色体精细结构方面颇有创新。1946年去美国深造，从事细胞生物和发育生物的研究工作，现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施履吉在学习上勤奋，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他曾是浙大“马列主义小组”外围组织——“黑白文艺社”的成员之一，为追求真理，活跃在学生中。刘祖洞在广西农学院毕业后到湄潭做我的研究生，同时在浙大中教生物学，后在浙大任教，解放前夕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从事哺乳动物遗传学研究，后搞人类遗传学。由于他数学基础厚实，又善于实验操作，结合人类遗传学的家系分析，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方面的研究成绩显著，为开拓和发展我国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作出很大的贡献。徐道觉在浙大农学院病虫害系昆虫组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农学院工作，一年后又考上我的研究生， 在湄潭从事植物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在实验技术上无论设计和操作，总是得心应手，成为我的得力助手。抗战胜利回杭后，我送他去美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从事果钝种系演化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后来他从事人体染色体的研究，以他发明的特殊技术首先修正人类染色体数量23对、46条，一改以往学术界认为的人类染色体数量是48条的结论，这一成果是可作为人类遗传学发展中的一大突破，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湄潭，我的第二代研究生有复旦的项维、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张本华、中科院植生所雷宏淑和留美的陈瑞棠等。我痛心的是这几位学生都早我离开人世。那时，根据当时中印研究生交换协定，我在湄潭还收了一个印度的研究生，他名叫甘尚澍。印巴分治后，他曾任巴基斯坦一所农学院院长。在湄潭，我还为农学院各有关系科开课，教授细胞学和遗传学两门课。对高年级开过高级细胞遗传学和实验进化等课程。我在农学院中的学生就很多了，如现任教浙江农业大学的季道藩、汪丽泉、唐觉、葛起新、沈德绪教授等等。这些学生现都成为我国农业部门、院校、研究单位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艰难条件下，坚韧不拔，勤奋学习，为他们终在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后都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界的精华，这也是我一生中感到欣慰的事情。
我一生涉足于以瓢虫和果蝇为实验材料的经典性遗传学和进化论，以及辐射遗传学等研究领域。早在研究生时期，找已开始从事亚洲瓢虫色斑变异遗传规律的研究。虽在美国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开辟了以果蝇为研究材料，利用当时新发现的唾液腺染色体技术，进行不同种间和种内的染色体结构和细胞遗传图的研究，但我对瓢虫色斑变异遗传学研究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直到70年代、我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和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浙江、江西、广西和贵州特别是湄潭地区，采集了大量瓢虫标本并进行地理性季节性变异规律的分析，1944 年在遗传学上取得的突破性的成果。
记得，浙大决定西迁时，我把以前关于瓢虫遗传学研究所积累的资料文献、实验数据报告以及有关的标本仪器都装在一个木箱里。浙大前后搬家五、六次、但凡搬迁到一地，即打开木箱，把显微镜等简陋的实验装备起米，即使日寇飞机骚扰，空袭警报不断，我和我的学生处之泰然，仍坚持科学研究。当迁到遵义的柿花街一号寓所时，坏境安静多了 ，我和盛祖嘉在阳台上借阅自然光看显微镜。在湄潭的唐家祠堂，我们点上煤汕灯，在那微弱的灯光下做着我们的实验，在显微镜下观察标本和染色体。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雨浙浙沥沥地下个不停，我在唐家祠堂里观察瓢虫的杂交后代时，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把此情况告诉了当时任生物系主任的贝时璋先生，贝先生建议称此现象为“嵌镶（mosaic）显性现象”。在此基础上，我继续进行广泛的杂交试验并探讨这样现象的机理，终于摸清了嵌镶显性现象的规律，指出鞠翅色斑遗传至少由许许多多等位基因所控制的，有一些变异类型实际上是嵌镶杂合体。它们不能稳定地传下去，无例外地显示嵌镶显性的作用，表现一种特异的嵌镶显性现象。我提出嵌镶显性现象可分为“包括式”和“重迭式”两种情况。通过对许多嵌镶杂合体的测验，又发现一种例外情况，在橙红色斑点中有一个黑斑点，这种现象我认为可用三体性遗传原理来解释。1945-1946 年，我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客席教授。在美期间，除讲学外，我完成了《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论文，并登载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这篇论文的发表深受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认为丰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是对遗传学的一大贡献。我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短期工作时，见到了遗传学家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她在1983年获得诺贝尔奖金，以表彰她对玉米“转座因子”的光辉发现。当时她十分高兴地见到我，高度赞赏我的嵌镶显性方面的研究工作，并谈到最初她在玉米色素斑点研究上提出的“控制因子”，是受到我的论文启发。 1988年加州理工学院发育遗传学家特维森教授见到我，又重提我40多年前这一研究工作，他极有兴趣地希望这项研究再深入下去，预见很可能会发现如今隐藏的重要发育遗传的机理。
我和我的助手在湄潭等十几个地区采集到的异色瓢虫群体进行性比测定。同时发现在野生群体中只生雌个体的单生雌体的母系遗传现象，这种由母传女的方式，证明为典型非染色体的细胞质遗传。我们在湄潭还进行瓢虫色斑类型分类及计算在当时出现的频率；又通过对异色瓢虫的四种常见色斑类型在地理分布和季节变化测验等课题的研究。抗战胜利后，我们继续充实材料，完善实验，发表论文，但是这些论文的基础无疑是在湄潭形成的。
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在科学研究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自豪的是在日后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是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江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志，终生难忘。多少年来，我渴望再访我的第二故乡。1986年，我终于了却心愿，在县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部门热情接待下，我又走过了湄江桥，瞻仰狮山雄姿，重睹了当时浙大办公楼的“文庙”。我兴奋地找到了当时在湄潭天主堂内的我的寓所。这是一幢标准贵州式全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有几家住在里面，在当时湄潭县城中也算得上是上乘建筑。如今虽旧但仍保护良好，我感到十分亲切。当我踏在原唐家祠堂的遗址时，我激动不已。祠堂己拆除，我仍能确定我和我的学生原先是在哪个方位上的房间里工作和学习过，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四十年后旧地重访，使我激起了一连串回忆的涟漪，似乎人也变得年轻多了。湄潭对中华民族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衷心祝愿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故鼎新，繁荣富庶。

（本文作者：中科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原任浙大生物系教授）

湄上弦歌
——记浙大生物系在湄潭
姚錱 周本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9月，母校浙江大学开始辗转西迁，初迁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再迁广西宜山，最后于1940年初，全校师生员工陆续到达贵州遵义。途中且行且止，颠沛流离，每驻一地，虽蓬窗茅舍，破屋残垣，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都能因陋就简，正常上课，教书育人，寒暑无间，从未耽误学生学业。“浙大西迁，间关千里，而弦歌不绝”，深受时人称道。
1940年秋，理学院生物学系又随同农学院各系迁往遵义东北面之湄潭县，直到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才陆续复员东下，重聚杭州，回归钱塘旧址，在遵义、湄潭整整七个年头。

在水之湄
湄潭山明水秀，景色宜人，物产丰饶，民风淳朴，素有“小江南”、“黔北粮仓”之称，出县城西门不远，有一条碧波清澈的湄江蜿蜒而过。跨湄江桥可通西岸。桥头水边南侧有一四合院房，座落在缓坡上，称魏家院子。生物系有好几位教授就住在这所院落内。当时风气，尊师爱生，亲如家人。魏家院子也是学生常去看望老师和登门求教的地方。
魏家院子西南一里许，又有一座四合院落，称唐家祠堂。四周林木葱蔚，山色当窗，生物系便设在这里。院内环绕天井有十数间房屋，有的辟作工作室，供老师备课和做科学研究；有的辟作学生的实验室，供上实验课和讨论会之用。那时学生人数不多，有些课程需在城内文庙和财神庙教室内上课，有些则在生物系实验室内讲授。按时作息，秩序井然。
在湄潭的六年多，虽然生活清苦，学术活动却十分频繁，在一批蜚声中外的著名教授的率领下，师生们刻苦钻研，就在破旧的唐家祠堂在内，作出卓著的成绩，取得了许多令人叹服的科研成果。当时先后在浙大生物系执教的名教授有贝时璋、蔡堡、谈家桢、罗宗洛、张肇骞、张孟闻、仲崇信、江希明、王曰玮、吴长春等，贝时璋教授任系主任。这些师长共同的特点是：学识渊博，工作认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们培养出不少后来的专家教授。
回思往事，历历在目。昔日的年轻人，如今已值古稀，经过40多年的阴晴风雨，当时生物系的师生，除少数几位先生已经作古，健在的也都天各一方。但庆幸的是，所有师生没有忘记当年生物系的优良传统，都坚守岗位，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继续为祖国的教学和科研事业作出贡献。现写下生物系在湄潭的年月里有关教学科研和培养人才的二三事，既是对那段艰苦岁月和曾经支持我们、哺育我们的贵州乡亲们的怀念，也是对未来办学的希冀。正是，“娄山明月湄江水，曾照寒窗润砚田”。

课堂讲授
生物系的教学工作抓得很紧，对学生要求严格，既往重课堂知识的传授，又十分注重实验技能的培养。由于战时教科书缺乏，讲课时多由老师口授，学生笔记，不发讲义，但指定适当的参考书籍和文献。老师备课认真，讲解透彻，富有启发性。对生物学中没有定论的问题，总是兼容并蓄，将诸家论点，讲清讲透，再加评论，有时还结合老师自己的研究工作，启发学生思考，以激起研究探讨生物学问题的兴趣。由于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不多，师生接触的机会也就相对地多一些，这样老师就容易掌握学生考虑问题的思路。上课时教室内肃静无哗；教室周周环境又很幽静；学生全神贯注，细心聆听。为使学生不致遗漏要点，有时老师会抽查学生的笔记，及时订正。这种负责精神，令人敬慕。
生物系当时开设的课程，除必修课外，尚有选修课，如贝时璋教授开的“实验形态学”、谈家桢教授开的“实验进化”、仲崇信教授开的“植物生态学”等。这些课程的讲授内容，有的涉及生物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有的涉及当代新的研究趋向和新的生物学分支学科。理学院生物学系本科的修习年限为4年。主要的必修课程多在前3年中学完。有时从二年级第二学期起，学生如有学习余力，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以后的一年半中，多选读一些选修课程。这时便可自选导师，或接受系主任的建议，选定导师，接受毕业论文指导。既选定了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便可根据导师的指点和自己的思考，按研究方向的要求，选读一定的选修课程。除了课堂讲授中获得教益，还要参加书报讨论，汲取中外专家研究的精华，作为自己成长的营养。高班同学，经过上述的选读课程，便能受到较强的训练，大体上能把分类、形态、生理、组织胚胎和细胞遗传等课程的关系沟通起来，从生物的结构和进化、细胞构造和功能以及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等出发，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加深了对生物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理解。

实验课
生物系所开的课程，差不多每门都有实验课。一周常常安排5个下午的实验。实验和讲授都计学分，合计起来成为一门课程的学分。例如每周3小时课堂讲授为二学分， 一个下午单元的实验为1学分，共计3个学分。实验课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补做。要求严格，便能更好地训练学生的观察和动手能力。
至于实验所用材料，除一些标本和组织切片，系从杭州随图书仪器内迁湄潭外，其它许多新鲜实验材料，都随季节变化，就地取材。因此当时的老师对当地的动植物资源，都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如湄潭的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以及无脊椎动物等实验材料；种子植物和低等植物的种类，事前都要作一定的调查研究：担任动植物分类学实验的老师，经常带领同学在附近山林水域，作野外实地观察和采集。由于离城不远就有林木溪涧，自然景观；这些地方都成了很好的野外课堂。
生物形态实验常离不开绘图，绘图是基本工夫。不论是肉眼或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圈，都要求学生画得准确．否则，教授或助教都会严厉指出，要求重画，绝不放过，直至准确无误为止。曾有连续退图重画两三次的例子．所以严师出高徒，久有明训，绝非偶然。
战时物质供应困难。有些实验需要用化学药品，都尽量设法取得，保证进行。有时各系之间亦能互通有无，相互调剂，但来源总比较紧张。因此要求学生节约使用药品。学生也听从指导，从无怨言，十分自觉。例如战时以酒精和木炭作为能源代替汽油，特别是纯酒精比较匮乏，用过的酒精都要回收。做一次组织学的切片实验，一组同学往往只能使用10-20毫升的纯酒精。记得以无水硫酸铜吸取水分做纯酒精的方法，也是那时候采用的。
在大学的教学工作中，教授讲课讲得好固然重要，但如果助教实验室管不好，实验课上不好，也会影响到整个课程的教学质量。浙大在这方面对助教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常要他们挑重担。在战时，教授们调动或短期离校，讲师和高年资助教，就得顶班上课。因此助教平素都非常努力，除管理好实验外，还经常旁听化学系，农学院的有关课程。学生阅读课外参考书和文献质疑时，遇到英语语法分析困难或内容难以理解， 一般都由助教负责答疑。那时，学生的实验报告，都用英语描述和以科学拉丁术语作图注，助教也要用英语批改作业。工作所需，就得不断提高自己，不断上进。助教能独立教一门课，是升任讲师的一个重要条件。
总之，母校生物系在教学和实验中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勤俭办学的精神和学风。这些优良传统既给每位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业务上打下扎实的基础。

科学研究
唐家祠堂的实验室，总共只有十多间，由于年久失修，脚步重了地饭就会颤动，所以师生们在实验室内走路必须放轻脚步，说话也低声细语，生怕影响别人的工作。教师备课，从事科学研究和学生做实验，绝大部分都在唐家祠堂内完成。
当时的实验室和研究室，设备少而简陋，无坛跟今天重点大学的条件相比，常用的只有几架显微镜和一些温箱、烘箱而已，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作显微镜观察时，白天靠天然阳光，晚间则藉助于桐油灯或柏油灯照明，温箱用木炭粉末做成炭饼来生火加温。有些实验材料，如培养用作实验的果蝇，夏天怕热，只好挖地窖放置。实验室每天都要用水，就集大家的智慧，在祠堂外边造一个小水塔，上置一只大木桶，把清沏的湄江水，经过净化一担一担挑上去，利用位差压力，便成自来水，用竹管接出来使用。一架较高倍的显微镜或解剖镜，往往教授、助教、研究生五六人轮流使用，白天轮不到，就利用晚间在油灯下观察。四壁昏昏，一灯如豆，搞科学研究的艰难程度，非身历其境者很难想象。
1942年，湄潭生物系建立研究所，全称是浙大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后改称为生物学研究所）。除招收国内研究生外，还有印度研究生。教授、讲师和助教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一面搞教学，一面孜孜不倦地进行科学研究，成果累累。
从1942到1946年的5年中，先后在国内《科学纪录》、《实验生物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10 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英国的《自然》、《实验生物学杂志》、《植物学记事》、《动物学集刊》和美国的《生理动物学》、《植物学杂志》、《遗传学》以及《美国自然科学家》等刊物上共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这些研究成绩，即使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也是不简单的，何况那时条件艰难，弥觉可贵。当时，浙大其他院系也是一样，学术空气浓厚，科学研究活跃，在国内外很有影响。1944年冬，英国李约瑟教授在参观遵湄以后，曾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的剑桥”。
剑桥和牛津是当时英国两所世界闻名的第一流高等学府，而我国当时受到时代局限，科学相当落后。李氏的比喻可能主要是从浙大在学术上自由探讨的气氛非常浓厚，科学家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日夜奋斗，敢于研究当代各科学领域中的一些前沿问题等情况出发的。
至于当时为什么浙大能产生这样的学术研究环境，我们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队发扬“求是”精神，提倡民主办校，充分发挥了教授和各级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和监督作用；实行导师制，实行学术民主；倡导“大学应注重研究”，力争聘请国内著名教授来校执教。例如1940年聘请著名植物生理学教授罗宗洛时，竺校长打破惯例，慨然允诺他带四位助手一起来浙大。这些因素促成了科学研究蓬勃开展的局面。
以当时生物系的情况来说，科学研究工作大体上具有三个特点：（ 1）就地取材，（2）联系实际，（3）跟踪国际学术研究趋势。有时在一项研究工作中，这三者可以同时体现。
当时全系的研究工作比较活跃的有三个研究小组：
一个是由贝时璋教授领导的实验形态学研究小组，实验材料主要取自于湄潭附近池塘沟涧中容易找到的小动物。如杆吻虫、涡虫、水螅、线虫等，来源丰富。有时采得后还能在实验室内作短期培养。做实验观察时并不需要有很多的设备，而所涉及却是当时间际领域内非常活跃的课题——整体动物切割后再生过程中涉及到的生理梯度问题，也就是对动物头、尾（前端和后端）、背、腹及两侧之间存在的生理性差异现象和极性问题等进行分析研究。
第二个研究小组是由罗宗洛教授领导的植物生理学研究小组。实验研究多取材于当地的水稻、小麦、玉米和菜豆等农作物。着重研究微量元素和生长激素，对这些作物早期发育和生长的促进作用、问题既联系了实际，又是当时国际植物生理学领域中的先进课题。
第三个研究小组是由谈家桢教授领导的遗传学研究小组。主要从事瓢虫鞘翅色斑和果蝇遗传的研究，贵州遵湄地区的瓢虫，代表着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变异遗传类型。这一研究，对群体遗传与进化问题作了很重要的贡献。此外，这个小组还研究果蝇的染色体和地理变异，以及作物染色体的研究等等。

书报讨论和学术讨论
书报讨论和学术上的自由争论也促进了良好学风的形成和发展。生物系的书报讨论，最初始于杭州。战时西迁湄潭后，又及时恢复了活动。进行时，主要是由教授、讲师或助教、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轮流主讲。事前须阅读大量文献。题目可能是生物学研究的动向和趋势，对某一学术研究领域内的综述性报告，也可以结合文献报告自己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研究生和做毕业论文的高年级学生，都须参加书报讨论，在导师的指导下，也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书报讨论的规模，有时以研究小组形式进行；有时则全系各研究组合并进行。一般于每周六举行一次，七年内从未间断。这一学术活动对培养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同学的独立阅读、分析、综合能力以及表达能力，起着很大的作用．使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对教授们来说，参加这类学术活动，也可以起到相互切磋，相互了解和各取所长的作用。
除上述经常性的书报讨论外，有时还专门组织大型的学术讨论会．记得在湄潭曾有过两次较大的活动：一次是在1941年冬天，为庆祝贝时璋教授任职12年的荣誉休假所举行的关于“性因子、性遗传”方面的讨论会。当时竺校长，张孟闻，谈家桢，罗宗洛，江希明和贝时璋教授都作了报告。另一次是1944年冬在湄潭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的学术年会，英国李约瑟博士夫妇、毕丹耀博士等被邀参加。年会内容丰富，除特别邀请的专题报告外，还宣读了数十篇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不少生物系的论文和其他理农二院有关学科的论文等。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自由讨论，是学术民主的一种反映，当时浙大学术空气活跃，学术争论也很普遍。其中有一件事对我们印象特别深。那是1943年，英国有两位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假设，认为动植物细胞染色体的主要成分不是去氧核糖核酸（DNA），而是酸性蛋白质，去氧核糖核酸只存在于核液中，对经典的孚尔根（Feulgen）反应提出质疑，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争论。贝时璋教授和他的学生以摇蚊的唾腺染色体为材料，针对上述假设，设计了多方面的实验。于1945年和1946年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短文，用客观事实对这个假设的论点提出了疑问和自己的观点。这种实事求是、敢于学术争论的精神，对大家很有启发，起着楷模的作用。

对湄潭的怀念
写到这里，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湄潭的自然环境和父老乡亲。湄潭地处黔北，距遵义县城（今遵义市）70多公里，步行须走两天。当时很少汽车代步。湄潭县城位于湄江之滨的小盆地，四面群山坏绕，成为天然屏障。我们在湄潭的六年中从来没有听到过日机空袭的警报，（在广西宜山时则经常遇到日机狂轰滥炸），因此湄潭的环境比较幽静，是做学问的好地方。抗战时期交通运输属然困难，然而由于当地各界的大力支持，一般生活资料和食物用品还是能得到基本供应。浙大师生员工和当地群众相处得十分和谐。对所谓“下江人”并不另眼看待，包括在遵义也是这样。遵湄两地，对我们的成长都有过惠泽，至今难忘。
古时山东的洙水与泗水之间，为孔子聚徒讲学之所，后人有“洙泗上，弦歌地”的吟咏。湄潭有湄江，湄水环绕浙大理农二院，故以“湄上弦歌”为题，以记鸿泥。抚今追昔，有绵绵不尽之思。

（本文作者：
姚錱，中科院细胞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浙大生物系30年代毕业生，曾在浙大任教
周本湘，华东师大教授、浙大生物研究所40年代毕业生，曾在浙大任教）

难于忘怀的五年
王淦昌

1940年，由于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辗转迁到贵州遵义，一年后，浙大理学院又从遵义迁到湄潭，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在湄潭渡过了将近五个年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五年不算长，但它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抗战时期的湄潭，物质条件很差，学校没有电灯，用油灯照明，没有实验设备，杂志也很少，国外期刊只有《物理评论》，国内期刊几乎看不到。那时我只有三十几岁（与我年龄相近的教师还有好几位，如物理系的束星北、何增禄、王谟显、朱福炘，化学的王葆仁，生物系的谈家桢、贝时璋等），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黄金时代。我们一般从教已经十多年，有了一些实际经验，各方面比较成熟了，思想十分活跃，敢想、敢问、肯钻。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开发试验研究，对国内外科学进展情况非常敏感，我们尽可能地搜集国外的研究报告，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此，在这五年中虽然环境很差，我们的身体也不太健康，但仍然在物理、化学方面做了诈多工作，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有10多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就是在那时提出的。但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设备条件太差，许多好的思想和理论无法进行验证。如果条件能够稍为好一些，我相信我们会做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来。
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孜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风气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有几位同学，如程开甲、蒋泰龙、胡济民、忻贤杰、姚錱、许良英、梅镇安、李政道等，他们在各自所学的专业范围内学习成绩优秀，思想非常活跃，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每当我想起在湄潭时的情景，顿时会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说实话，那是我最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
湄潭是一个很小的山城，那里风景优美，丛丛竹林掩映着缕缕炊烟，更显得山城的幽雅、宁静。那里的风水联堡和观音洞是我们工作之余常常留连忘返的地方。现在回想起这些，尚有心旷神怡之感！

（本文作者：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原任浙大教授）

遵湄时期的浙大物理系
程开甲 胡济民 周志成

一、在困难中壮大的浙大物理系
1928年，杭州的国立中山大学改称浙江大学，增设文理学院，由邵裴子任院长，开物理门，第二年改名物理系，聘张绍忠教授为主任。张从厦门大学邀助教朱福炘、技工金学煊来校。开办之初，老师和仪器图书都很缺，靠这三个人撑门面。但邵院长十分重视物理系，增聘教授并逐年拨款添置设备、图书。张绍忠教授和1933年来浙大的何增禄教授特别重视实验，认为必须先购置车床等工具，以便自行设计、制作和修理教具，并借以训练老师动手能力。精密仪器的核心部件如墙式电流计，从国外进口；配件如安装电流计和观察镜的金属架子，由老师绘图，金学煊制作。何增禄教授还吹制了多级水银真空泵等玻璃仪器，使实验室粗具规模，并专聘任仲英老师为仪器保管员。省下的外汇购置国内稀有的镭和外文杂志及图书。教授除张、何两位老师外，陆续来校的有束星北、徐仁铣、郦坤厚、邹衍芬等，以最早用量子力学研究分子物理而著称于世的王守競教授1929年回国后即在浙大任教两年，后去北京大学任物理系主任。学生中也不乏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和物理教育家，如天体物理学家黄授书就是其中之一。
1934年郭任远任校长，实行法西斯教育，独断专行，将中华文化基金会指定补助物理系的设备费分给其他系，引起物理系全体人员的愤慨，相约不受续聘，并提前通知校方，以免影响课业。1935年暑假，教授、讲师、助教、仪器保管员和技工并大部份学生一起离校，著名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当时是物理系助教，和郭家友谊虽深，也一起走了。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郭因镇压学生爱国运动，被学生驱走。1936年4月由竺可桢接任校长。竺到任前写信给张绍忠老师，力促张续任物理系主任。当年夏天，物理系教师除吴健雄己去美外，一一聘回。何增禄老师还从山东大学约请年轻有为的王淦昌教授同来，竺可桢又请他的老同学、老同事、物理学界前辈胡刚复教授任文理学院院长，物理系阵营更充实，发展更迅速。1936到1937年的一年间，开展不少学术活动，最突出的是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的杭州之行。
1937年5月23日，胡院长和玻尔夫妇同车由上海来杭，24日王淦昌老师陪玻尔游览，途中玻尔介绍他的复合核和核液滴模型等新思想。下午5 时在浙大新教室楼（后称阳明馆）大教室，讲“原子新学说”，竺校长参加，胡院长主持，玻尔用英语讲，座无虚席，昕众约200余人，浙江省电台同时转播。25日，何、束、王三位老师送玻尔到长安站后才话别，车中王老师和玻尔探讨了宇宙线中的级联簇射问题，束老师问及玻尔和爱因斯坦的争论。这次访问给浙大特别是物理系师生留下极深印象。①
到抗战前夕，和国内的各大学相比，浙大物理系已经有了胡刚复、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王淦昌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教授阵营，有相当充实的实验设备，也有相当完善的图书杂志，保存有美国的《物理评论》、《现代物理评论》和德国的《物理学期刊》、《物理杂志》和从19世纪中始订的英国《哲学杂志》和《英国皇家学会学报》从创刊号起的整套杂志。从1937年8月到1940年2月迁入贵州为止，两年半内，浙大一迁再迁，物理系师生忙于安全地转移仪器和图书，从杭州到贵州运程2600公里，但一根玻管未损，一个零件未丢。空袭时，王淦昌老师担心浙大仅有的一克镭被毁，都将它揣在怀里进防空洞。物理系就以这样的精神，保全了图书设备。
在贵州的六年半内，尽管物价高涨，师生度日艰难，又没有交流电和自来水，实验条件极差，但毕竟离前线稍远，空袭很少，学习环境比较安定。物理系在困难中挣扎壮大，1941-1944年度的四届毕业生比1937-1940年度的翻一番，1945-1948年度又再翻一番。1946年即离开贵州那一年的四个年级的学生总数，是1940年即入贵州前的一年的三倍还多。教授和副教授也从胡刚复、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王淦昌、朱福炘6位，增加了朱正元、丁绪宝、卢鹤绂、周北屏等，共10位。讲师、助教也相应增加。下文将从四个方面粗略地反映遵湄时期的物理系情况。

二、把普通物理教学列在重要地位
物理系肩负全校同学的普通物理和普通物理实验的教学任务，很多同学的中学物理课程是在颠沛流离途中完成的，基础不踏实。物理系对物理概念的要求比中学严格得多，大学的物理教材、笔记、作业和测验又都用英语，大部分学生不易习惯。因此教和学任务部很重。入学后的第一次测验就出现大批不及格的情况。物理系规定要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开普通物理课，而且每年都有一位教授或副教授领头。张绍忠教授在任教务长前，一直亲自教物理系一年级生的普通物理。在贵州任此课的有朱福炘、丁绪宝、王谟显、张有清、孙承梁、杨有棥、徐佩璜、曹萱龄等老师。其中尤以朱福炘老师最纯熟自如，他交待概念简明透澈，干净利落，英文板书快、浓、清楚，全今仍为国内外校友所乐道。
概念上的混乱不可能通过一次讲课就澄清，学生的疑难往往要通过助教的辅导来解决。物理系规定，助教至少要担任普通物理辅导一年，还规定助教经常巡视课堂解疑释难。学生往往提出意想不到的各种疑问，这对于新毕业的助教也是严峻的考验。1940年青岩分校新生结业较晚，助教赵保惠辞职离校，刚毕业的曹萱龄临时从遵义往返二百公里赶来辅导，给同学以极好印象。1943年秋，孙成梁、杨有棥两位老师在永兴担任普通物理教学，束星北老师，主动承担辅导任务，他每两周去一次永兴，步行往返40公里。他的透辟分析，使讲多同学折服。李政道也是该届校友，在永兴问过束星北许多问题，颇受启迪。当时物理系是冷门，学生不多，到二年级还有人想转系。1944年后却相反，有不少同学包括李政道转入物理系，使物理系生空前增加。
普通物理实验是一门独立课程，为使同学掌握基本的实验技术和数据运算，正确使用各种测量工具，对同学的要求也很严格。尤其是负责保管仪器的任仲英老师，他为了开好物理实验课，节约器材和经费，做了不少巧妙的修旧利废的工作。当实验进行登到易损坏仪器的关键步骤时，他就在旁边盯住不放，使用失当，就会受到他严肃的批评。新生认真实验、爱护仪器的第一课，往往是任老师教会的。

三、艰难中坚持实验研究
建设实验室是浙大物理系始终不懈的奋斗目标。尽管仪器设备安全无损地运到遵湄，但没有动力，如何发挥这些设备的作用，成为物用系的重大难题。为克服困难，物理系师生作了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用人力代替电力。车床靠人力摇动以制造和修理仪器，例如王老师自制的云雾室的铜壳就是用手摇车床车出。许多实验要用电，大电池很贵，也很难买到，得用蓄电池。湄潭没有充电处，束星北老师就领着大家将一架旧汽车上的发电机改为手摇发电机，大家轮流手摇充电。化学系张其楷老师制作战时急需的外伤药海碘仿，需要冰箱，就由物理系把化学系的电冰箱改成手摇式，解决了困难。
其次是在何增禄老师指导下完善真空技术设备。何老师吹制复杂玻璃设备的技能在当时是第一流的。他年年开实验技术课，手把手地带着同学吹制实验设备，从简单的玻管切割教起，直到吹制结构复杂的麦克劳真空计。没有电鼓风，就靠脚踩皮老虎；没有煤气或氢气罐，就用酒精蒸气。硬是用古老的设备和方法，吹出盖革计数管等近代设备。何老师还曾制作当时急需的紫外线灯，惜因设备材料不足，未能成功。
第三是以王淦昌老师为核心的研究宇宙线的实验准备工作。参与这个项目的有物理和化学两系的助教和学生，投入人力最多，发表论文4 篇，从当时情况来看，成就就很可贵了。王老师用球胆作膨胀膜，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直径约30厘米的云室，可以观察到α和β射线，但无电照明设备，不能照相。他考虑利用宇宙线对感光乳胶和对荧光物质的作用来记录．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新的探索性研究。他曾指导张泽琏、韩康琦和化学系的张粹新制作感光胶，已经制出，但因黔南事变而中止。在荧光物质方面，他指导化学系蒋泰龙进行γ射线的化学效应的研究；又在化学系杨士林和杨浩芳协助下，研究了有机物激化的氧化锌-氯化锌；还指导忻贤杰，研究用机械方法产生的荧光效应。由于没有人工激励源，只能用直射的阳光激励，荧光持续时间很短，因此得在烈日下躲在棉被下做实验。王老师还想到磷光效应的持续时间稍长，又和曹萱龄合作，在消除铁离子对磷光的吸收作用后，首次在圈内制成硫化锌磷光物。
1941年物理系从遵义迁到湄潭，当时双修寺的简易物理楼刚落成。在楼内陆续布置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四个实验室，一个修理工场，一个建在地下的暗室和一个图书室。当时在浙大数学系工作的蒋硕民教授参观双修寺后对竺校长说，物理系的设备在国内是第一流的。物理系师生就是这样经过几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战时恢复了这个粗具规模的实验室。
物理系师生深知设备的可贵，充电的不易，平时很注意节约使用，唯独对一年一度的实验室开放，却十分慷慨。事先就把可以公开演示的仪器，从简单的马德堡半球，到较复杂的光电控制设备，都整顿就绪，把有限的几个电源合理调配，由老师带几个学生作讲解员。每次开放都要忙好几天。仪器因使用频繁，都不免有所损坏，但面对着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师生意识到这是对遵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一次普及现代化科学知识的机会，都满怀热情地演示讲解。物理系的几个实验室和工场同时开放，就象过节似的，热闹非常，给遵湄两地的人民留下较深的印象。

四、向物理学前沿的不懈探索
浙大迁到遵湄以后，物理系和国内外同行交流极困难，但对物理新思想的探索却从未停止过。老师之间，师生之间除了经常切磋商讨之外，还通过“物理讨论”课进行有组织的交流。“物理讨论”有甲、乙两班；甲班是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由全系老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报告；乙班由束、王两教授主讲。每次“物理讨论”都公布报告内容。本系或外系师生可自由参加听讲。报告中可自由提间，空气活跃。内容翔实、观点新颖的报告，常整理成文，送国内外杂志发表。由于物理系保存了英、美、德、法的整套物理期刊和重要工具书，如著名的几十本大部头的德文《物理手册》，为查找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学生的报告往往结合自己的论文，报告会就成了论文答辩会。有些学生的论文还是很有价值的，如胡济民在王老师指导下写成的《Ｘ光谱的半经验公式》就曾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物理讨论”乙班的争辩更剧烈，束、王两位老师互不相让，争完以后，仍团结友好，一如往昔。1942年以后中国物理学会因战时交通不便，分地区举行，贵州区年会就在湄潭开。这是一次集中的交流。
在探索过程中，王老师对中微子的研究影响特大。他在留德期间已关注中微子问题。在核衰变中，α谱和γ谱都是分立的，唯独β谱是连续的。当时有两派观点：玻尔一派，认为在核范围内，能量只能统计守恒，对个别核是不守恒的；泡利一派认为能量仍守恒，在发射β粒子的同时，还发射一种静止质量极小穿透力极大的中性粒子（后称中微子），带走了部分能量。1933年费米在此基础上建立了β衰变理论。王老师在迈特纳指导下，在德国发表的两篇论文以精确的实验结果，支持了泡利的中微子假说。王老师一直锲而不舍，继续探索用发射中微子后的核反冲来直接证明。1941年，在遵义时王老师想到Be核俘获K层电子（称K俘获）后变成Li，并发出中微子的核反应很可利用，因Li的质量较小，发射中微子后反冲能量较大，可用它证明中微子的存在。论文于1941年10月13日寄到美国，1942年初发表于《物理评论》，数月后阿伦就用实验证实。这个结果不仅证明中微子存在，也证明在核范围内能量和动量都守恒，为费米理论提供了巩固的实验基础，被称为1942年世界物理学的重大进展之一。
王老师对中微子的研究引起全系的重视，于是在“物理讨论乙”中组织了一系列的报告，主要是王老师讲中微子和β衰变实验，束老师讲β衰变理论和量子场论。当时，全系对理论物理的兴趣大为提高。从1941年起，理论物理课程开始改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两门课。助教程开甲还曾提出用质量为质子205倍（有些类似以后杨振宁、李政道等提出的中间玻色子）的粒子来传递费米提出的弱相互作用的设想，并请李约瑟转询狄拉克，但狄拉克认为基本粒子已经太多了，不需要这样的重介子。以后程和王老师合作写出《五维空间场》，以容纳无穷系列的粒子，该文也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核裂变的发现也引起了物理系的讨论热。1939年2月，哈恩发现核裂变和迈特纳对这现象的解释相继发表，因邮路不畅，论文寄到宜山浙大，已在数月之后。同年7月，王老师即在“物理讨论”课上介绍“铀的裂变”，以后还组织了对解释核裂变的玻尔液滴模型的探讨。1940年，王老师又指导曹萱龄完成《核力与重力的关系》一文，作为统一这两种力的一个尝试。该文先后发表于《物理评论》和《自然》上。1940年冬， 王教师又向全系师生系统地介绍核物理的发展过程，结论是核裂变的利用将为人类开辟一个新纪元，而且为时已不远了。这给听讲者以极大的鼓励。王老师还先后写成《中子的放射性》和《中子与反质子 》等论文，提出探测中子与反质子的方法。1942年，他开设“原子核物理”课程。当时国内外都没有核物理的专著， 王老师就把历年从文献中收集的资料，全部无保留地提供给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师生。以后他又陆续开过几次课，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核物理和核化学专家。1945年8月上旬美国在日 本投下原子弹，下旬王老师就作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此后不久，物理系和化学系助教分章翻译刚在美国出版的Smyth报告《原子能的军事应用》，由于交通不便，书稿带到重庆时，已有两本译稿付梓，未能出版。
从1942到1945年，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年会共举行4次，宣读论文共50篇、还作了三次公开讲演。其中1944年年会是和中国科学社年会合并举行，李约瑟夫妇和L.E.R.毕丹耀教授从重庆赶来参加，竺校长也来了。会议由胡院长主持，在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会上宣读论文9篇，其中束老师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和王老师的《中子的放射性》等5篇由李约瑟带往伦敦，发表在1945年英国《自然》杂志上。李约瑟还参观了双修寺。在抗战艰苦条件下，浙大物理系作出的这些努力，给来访的李约瑟教授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浙大称誉为“东方剑桥”，正是因为他在整个浙大的科研和教学中，都看到了一种催人奋发的进取精神。

五、难能可贵的民主精神
遵湄时期生活如此艰苦，实验条件如此困难，文化交往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物理系所以能兴旺发展，固然靠王淦昌、束星北等思想十分锐敏、深刻的老师的先导作用，也靠渗透在全系各项工作中的民主精神。事实证明，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民主精神首先体现在学习和研究的充分自由。物理系老师不以固定的模式来束缚学生，相反地却按每个人的爱好和特长，因材施教，引导学生向各个方向发展。有些学生爱好实验，认为何老师的真空技术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选学实验技术的机会十分难得；也有人认为能听数学、化学、生物各系的著名教授的课，是难得的享受，因此就不选实验技术。对两者，系主任何增禄教授都鼓励支持。学生无须担心不修实验技术，何老师会另眼相看．论文题也可以和老师商定，也可以自定后经老师认可。由于对学生独立精神的尊重和培养，遵湄时期的物理系学生，大多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以后在研究、教育、工程、编辑等的不同岗位上，都有较出色的贡献。
其次，民主精神的体现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而无尊卑之分。老师在课堂上总是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无保留地奉献给学生，并指出那些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鼓励学生向难点突进。这在王淦昌老师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他上课特别着重概念的阐明，当他发觉某些概念讲得不透时，主动在以后的课中补充，并公开表示歉意。老师们对学生提出的较深刻的问题加以表扬，对较幼稚的问题加以引导，不论在“物理讨论”的课堂或课余的谈话中，师生都畅所欲言，毫无隔阂。王老师还经常问学生，有没有新的概乏和想法。学生同王老师交谈从来不感到有任何拘束。当时，浙大物理系的老师们就是这样在潜移默化中扶持了一些新芽，使他们得以苗壮成长。
民主精神还表现在对学生正确创议的支持。1941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加紧对学生的思想控制，下令解散学生自愿组织的文艺团体和救亡组织，仅在的只有“质与能”这个进步的自然科学社。为了打破校内的沉闷空气，四年级学生许良英在“质与能”社内提出纪念伽利略逝世300周年活动，大家认为由物理系出面最好，向系主任何增禄提出此事。何老师知道这个纪念活动隐含反迫害争民主的内容，仍全力支持，同意用“物理学会”名义发起，并得到竺校长、胡院长的重视。竺校长为了报告“伽利略在天文学上的贡献”，查阅了《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伽利略》条，和《宇宙》杂志中关于伽利略观测木星卫星的记录。胡院长也作了充分准备，用近两小时时间报告了“伽利略的生平及其对于物理学的贡献”。王淦昌、朱正元和解俊民也都有论文。会议开了一整天，在寂寞的校园里又升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1945年，在重庆的浙大进步校友发起成立“科学时代社”，准备出刊《科学时代》时，胡院长又一次毅然支持了这个创议，并同意将湄潭的理学院院长办公室作为《科学时代》的联络点。
更难得的是老师们同情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迫害。何增禄老师在中学时代参加过反对“二十一条”的远动，在南开大学任助教时参加过“五四”游行和街头宣传活动；王淦昌老师曾参加1926年“ 三·一八”的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由于这些历史因素，他们对学生是理解和信任的，尊重学生的选择，而不横加干涉。当学生有可能遭受迫害时，则尽力保护。如助教解俊民受湄潭县国民党部注意时，胡院长和何老师就为他另觅工作，安全转移；当毕业生金德椿1945年在重庆被捕时，束、王两老师就竭力营救出狱。1944年桂林沦陷，王淦昌老师担心在桂林工作的许良英、周志成可能无处投身，敢冒风险，登报要他们回校工作。在物理系内民主风气的熏陶下，遵湄时期出了不少学运积极分子，而到杭州后，浙大助教、研究生和学生中中共地下党员的比例，也以物理系为最高。舜水馆的物理系办公室成了地下党支部和党总支的聚会处，束老师的实验室也成了撰写大字报的基地。对这些情况，物理系的师生有所察觉，但进步同学并不担心，因为系里多的是爱护学生的长者。
遵湄时期的师生如今都是离退休的老人了，回忆当年，都无限留恋，也都认为如果政治和物质条件更好一些，物理系还能做出更大的成绩。如今留给大家的时间已不多了，犹如李政道在庆祝王淦昌老师80寿辰的晚餐会上所说的：“大家都以王先生那样的献身精神坚持工作。”这将是我们这批老物理系人的共同心愿。

（本文作者：
程开甲，国防科工委顾问
胡济民，北大物理系主任、教授
周志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
三人均为浙大物理系40年代毕业生）

① 从本文开始到此处，主要参考洪震寰的《朱福炘教授回忆原浙江大学物理系》，以及《竺可桢日记》。

值得怀念的往事
白正国

1940年初春，我随浙江大学自广西宜山西迁贵州遵义，先后在遵义、湄潭读书与工作六年半。在这期间与浙江大学数学系的良师益友朝夕相处，过着艰苦而勤奋的生活，培养了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为此后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六年半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重要的历程。四十多年过去，回忆往事，犹历历在目。
当时浙江大学校本部设在遵义老城何家巷3号。除一年级直接迁永兴、农学院迁湄潭外，其余部分分布在遵义的几个地方，如遵义师范作为男生宿舍，杨柳街4号作为女生宿舍，校图书馆设在桃源洞山上的江公祠内。理学院于1941年迁湄潭。
我们当时的上课方式一般地说和今天有所不同，主要差别是不发讲义，由教师讲学生记笔记。教师自己不看讲稿，更不拿讲稿在黑板上照抄．教师只把部分术语和内容在黑板上写出来，因此上课前必须经过充分的备课。学生听课时，要有很熟练的记笔记技巧才能跟得上。我对几位教授的讲课印象特别深刻．例如苏步青教授讲课时可以全部听懂，又可以把所讲的内容很完整地记下来。陈建功教授讲课很快，内容不能全部写下来，有的地方只好暂时留下空格，一下课就要抓紧时间复习，看懂了把漏记的地方补上。如不这样，时间一久再看笔记便不知所云了。这样，时间要多花一些，但印象深刻。这种讲课方式在战争年代非常合适，因为那时候教科书买不到，刻印讲义也有困难。浙江大学辗转内迁，每到一地，就要很快开出课来，这种讲课方式也是形势促成的。不过据我所知，数学系的讲课方式一向就是这样的。抗日战争前，学校在杭州的时候，可以买到参考书，但大部分的课不用现成的教材，而是靠学生自己记笔记。这种方式己沿袭多年，成了风气。记得苏步青教授在1945年去台湾接管台湾大学，我开始讲授“微分几何”课，也是空手进教室，由学生记笔记，部分内容在黑板上写出来。遇到需要严格表达时，例如定理的叙述，因为事前经过备课，可以出口成章由学生记下来，一般是不抄在黑板上的。这种方式讲课，教师要认真备课，学生要手脑并用，一下课要抓紧复习，补充漏记部分，因此印象深刻，效果是很好的。
在抗战期间，生活艰苦，学校设备简陋，但浙大数学系对数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仍是非常重视的。学生读完三年级就要选定一个研究方向。当时分为几何和分析两个方向，前者由苏步青教授指导，后者由陈建功教授指导。导师给志愿选定该研究方向的每一学生指定一本书和近期数学杂志上发袤的几篇论文，学生在四年级开学前就开始准备。数学研究甲和乙是四年级学生必修的两门课。数学研究甲轮流报告论文，全体数学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都要参加。在报告中大家可以随时提问，有的时候苏陈二位教授还自己掏钱买了茶点助兴，一边听讲一边喝茶抽烟，表面上似乎比上一般课要轻松一点，但报告的人却是很紧张的，随时要应付提问，如果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苏、陈二位教授是很严厉的，不管你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批评甚至训斥。在这个时候你只好站在台上默默思考，非常被动，当时称为挂黑板。我记得有一位教授就被挂了好几次黑板。数学研究乙分为几何和分析两组进行，轮流报告事先选定的文献，一般是一本名著。我在四年级时读的是一本德文的微分几何，讲的是有向圆的几何，数学难，德文更难。
1940年夏，浙大成立了数学研究所，我刚毕业留任助教，住在所内。房间隔壁就是图书室，看书非常方便。当时数学所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陈建功教授带头的三角级数，主要成员有王福春教授、卢庆骏和程民德等。另一个方向是以苏步青教授带头和指导的射影微分几何。我选择了后者。学习这种几何学除要读一本法文的书外，还要看意大利文的书和论文。但意大利文我没有学过，当时浙大也没有这个课。字典也只有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才有一本。我的住处在江公祠西侧的山上，离阅览室很近。我白天到阅览室查字典，晚上乘管理员不备，把字典带回住处，点起菜油灯继续查阅，第二天一早又把字典送回原处。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在不会发音的情况下，基本上已可看懂用意大利文写的专业书，前后读过论文不下百篇，还读了一厚本《射影微分几何》的专著。
1940年8月份，我拿到助教的第一个月工资法币70元．因为读书时借了学校贷金一百多元被按月扣除了10元，交了一个月饭费18元，买了一个二磅热水瓶30元，买了一丈二尺白竹布做床单约10元左右，这样第一个月的零用钱只剩下二元了。生活是很清苦的。可能是大家都拥护抗日战争的缘故，一般地说，思想都很安定，对待遇菲薄没有怨言。绝大多数的人埋头做好工作，因此教学工作认真，科研空气浓厚，短短几年整个浙大所取得的成绩至今仍为人所称道。我在当时也是很努力的。毕业一年多就写了几篇数学论文寄往国外发表。1941年秋浙大迁湄潭不久，我又解决了著名数学家G.Fubini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曲面，它的两族主切曲线每族都是射影等价的？Fubini自己解决了当这曲面是直纹面的特殊情况。当他收到我的论文时非常高兴，来信表示赞许，并说他特地要杂志提早发表此文，一般的文章投稿后歪少要一年多才能轮到发表，而我这篇文章只三个月就发表了。当时苏步青和陈建功教授除了自己每周要担任好几门课的讲授外，对他们各自的研究组成员的研究工作是很关心的，我们寄出去的文章他们都要看过，连文字都要批改过。可以说当时的数学系继承了在杭州时期的老传统而有所发展，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后来被国际数学界称为“浙大学派”不是偶然的。
离开湄潭遵义快到半个世纪了。但是这些往事并不因时间的消逝而淡忘，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值得我们怀念和借鉴。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浙大数学系1940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