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浙江大学在遵义

回顾浙大数学系在遵义湄潭
张素诚

我是1939年在广西宜山毕业的。数学系的陈建功教授、苏步青教授、钱宝琮教授，朱叔麟教授等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班毕业共周茂清、楼仁泰、方淑姝和我四人，钱宝琮先生以四人的姓为韵，作诗贺陈、苏两位先生，并欢送我们毕业，诗云：
象数由未非绝学，群才挺秀我军张。
夭涯负笈传薪火，适意规圆与矩方。
黉舍三迁乡国异，师门四度日星周。
竿头直上从兹始，稳卧元龙百尺楼。
诗意反映抗日战争艰苦，对学生寄以厚望。
1939年底日军扰广西，浙大迁遵义，记得陈建功先生、陈仲和先生、卢庆骏、熊全治和我同住在中营沟小苍园，园中有小楼，楼前是小池，池内一小亭，用九曲小桥与岸相连。园内有假山石，罗列池畔，还有几棵老树；每到春天，“池盖浮萍绿，藤笼老树新”了，我们住在小楼的楼上，楼下是浙大师范学院的办公室，房子不错，可是生活艰苦，有一件难忘的事：一天上午十时许，陈建功先生悄悄对我说：“戒烟了。”他一个人随校西迁，把父、母、子、女留在浙江绍兴，物价飞涨，难以难持生活，原先他一天要抽五十支烟，付不起烟钱了，下决心戒烟当即成功，过了几天之后，苏步青先生知道了，也立即戒了烟。我佩服两位老师的毅力。
1941年暑假，浙大理学院迁湄潭。当时浙大增设数学研究所和史地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的地址在湄潭南门外的周家祠堂内，所长由苏步青先生兼任。原数学系的图书已从杭州安全运抵湄潭，于是在周家祠堂内，由师生开箱上书架陈列，供师生们随时阅读，不设管理人员，借书的人自己登记，使用极其方便。周家祠堂在内有块空地，原堆满瓦砾石头，师生们把它开出来种菜吃，别有风味，生活虽然困难，但是教学和科研工作从不间断。
当时数学系的科研工作，主要分四个方面：第一是数学分析、陈建功先生、王福春先生、卢庆骏，徐瑞云，程民德，项黼宸等在三角级数及单叶函数中刻苦钻研，王福春的工作受英国数学家E.C.Titchmasah 的关切，曾发表于英国的数学季刊；第二是微分几何，苏步青先生带领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吴祖基等在射影微分几何中勤奋耕耘；第三，蒋硕民先生讲授数理方程，受影响较深者崔士英；代数也是蒋先生倡导的，曹锡华有志于代数学的研究；第四是数学史，钱宝琮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史专家，惜浙大无传人。
苏步青、陈建功两先生在那时都曾获得国家科学一等奖。
我从1939年8月到1945年7月在浙大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奇异点。1972年冬我到上海，曾到上海复旦大学探望七十岁的苏步青先生，蒙赠一诗，诗曰：
三十年前在贵州，曾因奇异点生愁。
如今老去申江日，喜见故人争上游。
既怀念贵州，又抱着对中国数学发展的良好愿望。如今我也年过七十了，当年喝湄江的水，吃贵州的粮食，才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今天。回顾往事，想念遵义湄潭，好像有股劲，在鞭策我前进。
我祝愿遵义、湄潭在祖国的建设中，繁荣昌盛，日益发展。

附注：文中提到的人，按先后出现的顺序略作介绍：
1.陈建功 1929-1952年浙大教授，后杭州大学副校长，已故。
2.苏步青 1931-1952年浙大教授，数学系系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教务长，后复旦大学校长，现复旦大学名誉校长、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
3.钱宝琮，朱叔麟 1928-1956年浙大教授，已故。
4.周茂清，楼仁泰 1939年毕业生，浙大教授。
5.方淑姝 1939年毕业生，1939-1945、1950-1952年浙大任教，后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生部教授、高级工程师。
6.张素诚 1939年毕业生，1939-1945, 1950-1952年浙大任教，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
7.陈仲和 浙大土木系教授、系主任，已故。
8.卢庆峻 1936年毕业生，1937-1946，1949-1952年浙大任教，现航天工业部一院副院长。
9.熊全治 1936年毕业生，1936-1941年浙大任教，现美同Lehigh 大学教授，《微分几何》杂志主编。
10.王福春 1940-1946年浙大教授，已故。
11.徐瑞云 1936年毕业生，1941-1952年浙大教授，后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已故。
12.程民德 1940年毕业生，1943年研究生毕业，1943-1946年浙大任教，现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北大数学研究所所长。
13.项黼宸 1944年研究生毕业，现台湾大学教授。
14.白正国 1940年毕业生，1940-1952年浙大任教、后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5.吴祖基 1940年毕业生，1943年研究生毕业，1943-1946年浙大任教，后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6.蒋硕民 1941-1944年浙大教授，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
17.崔士英 1943年毕业生，1943-1944年浙大任教，后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已故。
18.曹锡华 1945年毕业生，1950-1952年浙大任教，现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本文作者：中科院数学所，浙大数学系1939年毕业)

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郑士俊

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于1936年夏季，系主任是张其昀老师。斯时卢沟桥事件发生，祖国大地上燃起了抗日烽火，掀起全民抗战，抵御日寇。原在浙江省杭州的浙江大学为了避开日寇入侵的干扰，转移学习环境，举校向内地西迁，史地系随校辗转跋涉。从1937年离开杭州，途经江西、湖南、广西三省，于1940年春到达贵州遵义，全校师生共约一千五百人，随带图书及仪器等，陆续向遵义地区集中。当时浙大校本部及文学院与工学院设在遵义，理学院与农学院设在湄潭；师范学院按文理系科分设在以上二地；一年级新生不分院系，均集中在永兴场。浙大从1940年春起，到1946年秋迁返杭州止，在遵义地区历时六年半。新成立不久的史地系在遵义地区这段时期，正是迅速发展的时期。
浙大史地系自成立时起，到临解放前止，十四年间系主任都是张其昀老师，而在遵义时近七年，约占全期的一半。在竺可桢校长确定的“求是”校训熏陶下，在张其昀老师勤奋治学、以身作则领导下，史地系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浙大史地系不仅包括文学院史地系与师范学院史地系，还创立了其他大学所无的史地研究所与史地教育研究室。后二者均由张其向老师兼任主任，统一领导。在这样组织形式发展下，浙大史地系在遵义时期，不仅培养了史学与地学方面的大批学士，还培养了不少的硕士，在史地教育、教学和科研上都居全国领先的地位。
浙大史地系的特点，是把国内一般大学分别设立的历史系与地理系，综合成为一个系。为此，张其昀老师在撰写的《我与浙大史地系》一文中明确指出道：“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曾说：‘ 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盖一为时间的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这样是否能保持单独设系的特点，而不降低质量呢？张老师接着论述过：“本系不但史地分为两组，与他校单独成系者课程相仿，到了研究所则分析更细，例如地学门又分为地形、气候和人文地理三组。但是，我们认为史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野外习察的方法，地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整理文献的方法，都是终身受用不尽的。”这就形成了浙大史地系特有的传统，使得“时”与“空”既能分组钻研，各有侧重产生成果；而且又能融会贯通，各取其长而用之，这是其他大学所不及的。
在遵义地区时，史地系师生有“史地学会”组织。学会在教师指导下，由同学们分工负责进行各项活动，如举办专题学术讲座、师生联谊会、郊游活动等。在遵义、湄潭、永兴场史地学会先后出版过《时与空壁报》。这个壁报名称是张其昀老师题取的，稿件由学会里同学们撰写，分别按“时”与“空”概念，以各种形式与文体阐述各自的见解与心得体会，环绕上一节提到的中心思想进行论述与探讨，也是大家学习中的汇报与交流。由于是通过壁报方式发表的，在遵义时期中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由于史地系实际上包含了四个组织单位：即二系、一所、一室，经费也就比较充裕一些。这在抗战时期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下，对系内的发展有利。很多名教授先后到浙大史地系来，所以在师资与教师上不仅人数多，而且质量高。先后在浙大史地系任教的：史学组有钱穆、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方豪、俞大纲、贺昌群、陶元珍、李源澄、顾谷宜、李絜非、黎子耀诸先生；地学组有叶良辅、沙学浚、任美锷、涂长望、卢鋈、李海晨、黄秉维、严德一、李春芬、严钦尚、刘之远、赵松乔、么枕生、孙鼐、王维屏诸先生。由于名教授切磋讲论，学子闻风而来，有时史地系教授上课要专辟大型教室，窗外都站满了听讲同学，否则“立雪程门”无插足之地。史地系在遵义时系内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多，在文师两院各系中居首位。
遵义、湄潭、永兴场的校舍、教室、宿舍、办公室等都是尽量利用破旧寺庙、会馆、宅第等，物质条件十分差，生活很艰苦，尤其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师生均同受煎熬。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曾写道：“余每月收入为四千，……，而上月单买菜已三千，油盐均在外，……余尚如此，余人可知。”很多教授在贫困中，被迫摆地摊，变卖衣物糊口。同学们有时吃饭无菜，以盐水咽送，褴衫破履比比皆是。浙大师生们没有被这些困难压倒，反而是生活越困难，学习上的精神面貌越奋发。陋室里书声琅琅，师生都在冒着黑烟的油灯下扶持教育，情深谊厚，认真地从事治学与科研，以学为乐。浙大师生的这种精神风貌也只有遵义人民亲眼见到，才能深切理解。
浙大自杭州西迁来到遵义，不仅全校师生长途跋涉，经历重重关山险阻，而且还带来大批图书、仪器等。正如校长在《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文上道：“其书自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算数、农艺、工程之著作，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机器以架数者七百有奇；标本都万二千。”其中史地系图书、标本等也很丰富，地图、图片也很多，在遵义时又复不断添置。因此浙大不是流浪逃亡到遵义来的，而是不辞艰辛带了大批治学的工具到遵义来读书救国的。师生们在求是学风导引下，在爱国主义鼓舞下，在抗日救亡的形势教育下，在师长们辛勤教导下，同学们有书就勤奋地攻读，有实验就积极地实干。浙大带来的大批图书、仪器，对师生们说，如鱼得水，研究出累累成果。无怪乎英国李约瑟博士考察我国抗战时后方高等教育后称赞说：“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史地系同学们在史册资料中整理文献，在遵义地区郊野进行野外习察。特别是后者，在遵义大自然环境中攀山涉水，用地质锤敲敲打打，在遵义的地层中寻觅知识。遵义的地貌、植被、水文等各方面都提供了研究素材，使同学们获得了学以致用的学问。特别是刘之远老师为了野外习察跑遍了遵义全区各地，仔细勘察，终于发现了锰矿资源，为遵义地区直接作出重大的贡献。
对于遵义地区值得提及的是《思想与时代》月刊。这个杂志是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创办并兼任社长和主编的，印刷与发行等工作，由李絜非先生办理。在遵义刊印发行了创刊号，上面刊有竺可桢校长文章《科学之方法与精神》．史地系各教授也纷纷投稿，浙大其他院系教授，以及校外的名教授也有专稿陆续刊登。
当时由于白报纸缺乏，只好用土制的灰色纸张印行。它的内容是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研讨与论述，见仁见智，自有其不同的立论与见解。1946年，浙大迁离遵义。回返杭州后，该刊继续出版，仍由张其昀老师主编，印刷及发行等工作改由助教郑士俊办理。这个杂志对遵义地区也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本文作者：上海市退休教师，浙大40年代毕业生）

饮水思源怀念遵义
施雅风

从1940年初到1944年夏，我在遵义浙江大学度过了二年半的大学生生活与二年的研究生生活，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通过野外调查，接触群众生活实际，学会了做研究工作，政治上也得到启蒙。可以说这个阶段的学习和实践，为我以后参加革命和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饮水思源，深切感念当时教育培养我的老师，启迪我政治进步的同窗好友和衣食我的遵义父老。

一、艰苦的物质生活
浙江大学在1940年初迁遵义肘，教室宿舍和办公室分散在新老城区，都系临时借用和租赁民房，没有专门的建筑。新城何家巷是最大的教室和学生宿舍区， 唯一的学生食堂也设在这里，因而成为教学和学生活动中心。我刚到遵义就住进了何家巷宿舍，一个房间内上下铺住了十多人，非常嘈杂。每二个学生有一张书桌、二个小凳和一盏三根灯草的桐油灯，用来照明读书写字。木板床臭虫繁生，令人气恼。宿舍人多、互相干扰，影响学习。有部份同学另租民房住到校外，三、二人一小间，清静得多。我是在四年级时即1941年的下半年迁到老城四方台一个二层木板小楼上住的。这个小楼二人一间，住了近十一位同学。
1942年暑期我搬到老城体育场史地研究所研究生宿舍小楼住，不用付房租，虽然还是点桐油灯、但读书环境好多了。
学生伙食是相当差的。食堂里没有凳子，八人一桌站着吃饭，一碗饭吃完菜就没有了，第二碗残汤剩菜凑合着吃。配给米饭中的砂子稗子多得无法挑。虽然菜少质差，但同学都较自觉，极少因抢菜吃而争吵的。有些校工家属，当开饭时拎个篮子，盛着红烧大肉片、卤蛋、豆腐干之类在食堂门口卖。何家巷口，街上，还有个杭州迁来的泰来小面馆，生意兴隆。但大多数同学只能偶去光顾。
浙江大学学生相当一部分是江苏、浙江等沿海诸省沦陷区来的，家庭接济断绝，依靠国民党政府发的战区学生贷金。贷金只够吃食堂的伙食，如要买些文具纸张、笔记本或添点衣袜，必须另想办法。当时我幸而有个哥哥在四川水利部门工作，给我寄点零用钱，但也只能偶而去小面馆打“牙祭”。三年级时与几位同学一起，办起了中学生英语数学等课程补习班，赚一点钱；另外还写点小文章，向当时报刊杂志投稿，希望得点稿费，1940-1942年间，适应当时战争变化形势需要，发表了《地形与战争》、《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阿尔巴尼亚》等文章，但所得稿费既少，又不及时。有时只得向老师借点钱。其中向当时政治学教授费巩先生借的钱，竟未及归还，他就被国民党秘密残害了。
由于经济困难，所穿衣服基本上是抗战初从老家带出的，已经破旧；特别是常跑野外，鞋子袜子破得更快．袜子破了自己一补再补；鞋子破了，只得买当地手工生产质量很差的布鞋或士皮鞋．穿不久又破了，露出皮肉，感到难堪。这些至今记忆较深。
大学毕业后，开始拿研究生的津贴，吃饭以外还可有点零用。伙食比学生食堂也好一些，经常还能有点肉吃，但随着物价猛涨，津贴就只够吃饭了。研究生做论文的经费也没有。承自然地理启蒙教师（当时已经调到重庆资源委员会工作的）黄秉维先生推荐，于1943年秋去重庆一个半官半民团体办的华中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这个研究所没有办公室，没有宿舍，甚至没有一个正式挂牌的地方；但有点经费，所有研究人员都是兼职的。指定我的任务是搜集华中地区水文资料，以一年时间写一篇“华中区水文”论文，也就作为我浙大研究生毕业论文。有了一份助理饼究员的工资，我就能完全自主了。
学生生活困难，老师也不宽裕。绝大多数老师举家内迁， 一家好几口只有老师一人拿工资，面对着迅速上涨的物价，其困难可想而知。有好几个老师家里吃不起干饭而吃稀饭，孩子穿不起鞋子而穿草鞋；有些老师疾病缠身，无钱医治；有些老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校长竺可桢是全校工资中最高的，家中六口人，孩子多个幼小，好几年雇不起保姆，全靠他续弦的当过多年中学老师的陈汲夫人料理。竺可桢日记中多次讲到他入不敷出，以至不得不寄卖所藏物品的情况。只有少数单身教授，不需养家寄钱的才略有余力，如上述的费巩教授是极少的。

二、老师和学风
以竺可桢校长为中心，浙江大学荟萃了一大批学识渊博、循循善诱的老师。我就读的史地系，是竺可桢1936年到浙大后才建立的，分历史地理二组，相当于现在的专业。系主任张其昀教授、地质学教授叶良辅、气象学教授涂长望、中国史教授张荫麟、历史地理学副教授谭其骧、地形学（即今地貌学）教授任美锷、自然地理学教授黄秉维等，都是国内学有专精，或老或新，驰名地学界或史学界的一流水平的学者。他们每人都开设二三门课程，我读过的有叶良辅先生的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和经济地质学，涂长望先生的气象学、气候学、中国气候和大气物理；任美锷先生的地形学、经济地理和欧洲地理；黄秉维先生的自然地理、亚洲地理和植物地理，张其昀先生的中国地理；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理等，还曾选修过丰子恺先生的音乐欣赏、美术欣赏等陶冶情操的课程。
各位老师讲课各有特色。在各位老师中，我特别崇敬导师叶良辅先生。他是国内早已驰名的地质学家，他为首著作的《西山地质志》、《巫山以下长江地文史》、《宁镇山脉火成岩研究》、《浙江平阳明矾矿研究》等都是中国地质学中的名著。他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对当时著名学者章生的地貌研究方法有深刻领会。叶先生原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曾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当时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职位），因身患肺病，住在杭州疗养。抗战军兴后到浙大任教，随校四迁。从二年级开始，我读叶先生开的地质学课程。叶先生的循循善诱和中国地质学的丰富内容，使我对地质学的兴趣超过了其他课程。课后有问题请教叶先生，特别觉得亲切诱导，启迪思考，真如春风化雨。三年级起，我就选定叶先生为导师。他指导我进行地形学研究，指点我看了许多涉及地形发育的地质论著，还要我阅读关于地质问题争辩的著作。例如关于长江三峡成因的各家不同意见，要求从已知事实出发，多方比较，不迷信一方，要深入观察，独立思考，自己创造。一次，我们谈到庐山冰川地形，当时我是完全相信李四光先生关于庐山冰川遗迹论述的，看不出其他成因的可能。叶先生说：他也在庐山住过一段时间，认为庐山上部地形像壮年期宽谷，庐山二侧则是断层，如果壮年期宽谷先于断层，以后断层将庐山抬至现在高度，也可以形成李先生所说那些冰川Ｕ形谷地形的。这些发人深思的指点至今记忆犹新。叶先生待人接物从不疾言厉色。他家庭经济是相当困难的，他要负担连他自己六个人的生活，而且他是个多年肺病之躯必得有总的医药开支，所以更加困难，但在逢年过节时，都要请一批学生到他家过节。叶师母也非常贤惠，总要尽力精心做作许多点心招待学生。叶先生为人正派，对学校中一些不合适的事，敢于向校长直言提出。他的学识和为人，使历届学生都对叶先生有深厚的感情。
涂先生讲中国气候，将近代中国气候研究的新成就网罗无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真听讲与理解能力，不时对学生启发提问。他讲大气物理时，选课学生连我只有二个人，他就将那本讲课主要依据的英文《大气物理学》交给学生，指出本学期耍弄通那些章节，期末考试，不懂处到他家中提请讲解。任先生讲课条理清楚，不快不慢刚好记下笔记，一节讲完，下课铃声也响了。黄先生讲课材料丰富，课堂上记不下笔记， 下课后必须温习补记。当时教材印刷困难，除任先生《地形学》发油印讲义外，全凭学生听讲时笔记。经过一遍笔记再加温习，再看一些指定的参考文献，理解就较透彻了。
在老师们的倡导下，学校学术空气浓厚。竺可桢校长虽没有时间上专门课程、但常亲自给学生做学术报告。记得有一次他利用晚上星空灿烂的时间，讲太阳系、银河宇宙的基本知识，指指点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侣导组织“徐霞客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除他自己讲《徐霞客之时代》外，张其昀、叶良辅、谭其骧、任美锷、黄秉维等老师都作了专题报告，以后刊出了专门文集。史地系师生组织了史地学会，定期请老师做学术报告，高年级学生做读书报告。如叶先生讲过“瀚海盆地”；涂先生讲过“为何贵州天无二日睛”；任先生讲过“贵阳附近的地形和苗族社会”；黄秉维先生讲过“聚落研究”。有一次请路过遵义的著名地质学家张席禔教授讲“云贵高原与蒙古高原”。使我懂得了云贵高原不是一般概念上的高原，实是山地高原。我首次在史地学会读书会讲的是关于“嘉陵江下游阶地与河流发育”的读书报告。叶先生亲临听讲指导，帮助学生提高认识。全校各系中学术活动最好的是数学系，每星期六下午都有学术讨论会，事先贴出布告，系主任苏步青教授风雨无阻每会必到。数学系培养人才之多，全校首屈一指。
学校经费闲难，交通不便，新书很少，而学生读书空气很浓厚，图书馆书刊明显供不应求。于是，从老师处借书就成为学生读书的重要来源。张其昀先生将他所有藏书，从杭州好不容易运来的30箱书全部放置在老城洗马滩的一所民房中向学生开放；任先生刚从英国学习回国，新书较多，我从他处借过《地形与战略》、《英国风景的物理基础》等书学习。黄先生更是博览群书，我想学习和研究一点新问题，首先向他请教，他就指点我首先看这本书或那本书人门。
1939年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期间，竺可桢校长立“求是”为校训，以后不断反复地在师生中提倡“求是精神”，求是即求真理。为要认识和掌握自然与社会的真理，要不怕险阻下很大功夫。有正确的思想方能，认识到了就要坚持去做。借用古代经书《中庸》的前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学校中充满着勤奋、朴实、自由、民主、师生团结、努力向上的风气，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精神生活很充实，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944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到文学院和工学院所在的遵义及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所在地湄潭参观后，在英国赞誉浙大为东方的“剑桥”。1978年我有机会参观英国剑桥大学，该校的物质条件比我国现在的大学好得多，更不用说比抗日战争遵义、湄潭时期的浙江大学。回想到李约瑟对浙大的赞誉显然是就当时对浙大的学术空气和科研成果而说的。

三、野外调查和社会感受
1940年夏季地质学讲师刘之远先生带领二年级学生赵松乔、蔡钟瑞、杨利普，刘宗弼和我等去桐梓实习。他把着手教我们认识岩石、构造，阅读地形图，采集化石，把叶良辅先生讲授的普通地质学知识与野外实际结合起来。1941年暑期刘先生又带我们去遵义东南80里的团溪镇附近，测绘新发现的锰矿矿区。这个新发现的锰矿储量在10万吨左右，解决了当时迁移到重庆的钢铁厂的用锰问题。以后他还带我们从金顶山区最老的地层一直看到最新的地层。连续多年，刘先生系统研究了遵义附近的地层和构造。他的踏实工作和平等对待学生的友善态度长期留在我脑海中。野外实习中， 一面体力活动较多，一面吃得比校内好，使得身体好起来。
当时浙大实行学分制。我到三年级结束，已将规定的学分读完，这样在四年级可以全力做毕业论文。导师叶良辅先生指定我的论文题目是《遵义南部地形》。先在一幅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三岔河幅）上做地形调查，认识这个地区的地质基础、地形特点、地形分类和发育史。由叶良辅申请系主任张其昀批准拨给我调查费。当时班上就我一人单独以实地调查资料作论文。一个简单的行李，挎包里放着罗盘、高度表、地形图和笔记本，以一处临时住处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调查。每周迁移住地一次，每天步行来回三四十里，边看、边记、边思考着各种地形形成的道理。从地形图上发现流经遵义城的湘江上游的桃溪存在突然大拐弯，即先从金顶山发源直放东南，以后突然拐向东北，推测可能是被湘江支流西侵劫夺所成。而在实地调查中，真正看到了古桃溪被劫夺前遗留下来的古河谷。这古河谷一直通到三岔河。古河谷中有古桃溪冲来的砾石，确切地证明它的被劫夺的历史。实践证明了预想，感到无限高兴。以后又在南白镇西北的天井台海拔1000-1100米高度发现削平构造的古准平原遗迹，逐渐对遵义地形发育历史、岩石性质、地质构造、乌江及其支流侵蚀对地形的影响有了系统认识。化了半年多时间撰写了六万字左右的毕业论文《遵义南部地形》，甚得叶先生的赞赏，后经学校上报教育部得奖（见竺可桢1945年5月3日日记）。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扩充研究范围至四周地区达1400平方公里，精简文字改写为《遵义附近之地形》一文，在1944年《地质评论》l0卷3-4期发表。
1942年，任美锷先生领导组织遵义土地利用调查，约陈述彭、杨利普、赵松乔和我四个学生参加。任先生先带我们作示范调查，主要方法是利用1：50000 地形图实地调查水田、旱地、森林、荒地、房屋、道路等在地形图上的分布范围，用红蓝等彩色铅笔在图上标描出来，另外访问当地群众了解作物种植、灌溉、施肥、户量等情况，经过短期示范以后，迸行分工，赵松乔和我一组，负责遵义西部鸭溪附近的土地利用调查；陈述彭和杨利普为一组负责遵义南部土地利用调查，由任先生汇总撰著《遵义士地利用》一文，在《地理学报》发表。
1942年冬季，经叶先生与著名地质矿产学者谢家荣先生主持的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联系提供一笔调查费，由比我高一班的杨怀仁与我共同进行遵义、金沙、黔西、修文四县地质矿产路线调查，历时二个月左右。那时天气阴湿、道路泥泞，我们穿着球鞋外加草鞋走路，曾西登金沙境内海拔1700米左右的白云山；南下修文，经过明代王阳明被贬贵州修文县境时亲手埋葬几个从内地来病死途中的小公务员， 十分感伤而撰写的《瘗旅文》碑铭旁，也参观了驰名的阳明洞，但不知张学良将军即禁锢于此。调查结束后，杨怀仁学长撰写报告的地质部分，我撰写报告的矿产部分，提出：“遵义附近的矿产以煤矿为主，产于二叠纪煤系地层中。在遵义至鸭溪向斜层的北翼，煤田延长一百多公里，储煤量约6000万吨，在遵义至刀靶水平行褶带几个背斜轴部的煤田，储量约9000万吨，但煤层均较薄，最厚的有超过一米，除供当地人民燃料所需外，难作大规模开采。此外遵义附近还有硫磺、硅砂、陶士等矿，但均不够丰富。”这份报告由矿产勘测处编为《临时报告36号》，油印分发参考。资源委员会在重庆举办的一次展览会上，曾看到有一幅矿产勘测处编的“西南矿产分布图，有关遵义、金沙、黔西、修文的矿点矿带就是应用我们提供的资料，表明我们微薄的工作，起了一点小小的补空白的作用。
经过几次调查，我对于遵义的认识从自然、历史到经济比较全面了。当时地理学流行的思想认为区域地理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于是有心写一篇区域地理论文，把我所认识到的自然与人文现象串连在一起。1945年，我己到重庆北陆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接到陈述彭同学通知；母校史地研究所拟编《遵义新志》一书，而还缺少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我就自告奋勇报名撰写作为遵义新志第十章的区域地理，分引言、自然环境、土地利用、聚落、交通与贸易、论区域建设六节，共约3万字。这篇论文中考证了南白镇是早于遵义城的明代一度的区域政治中心；认为农业方面森林砍伐与水土流失己相当严重，“亟须恢复森林，保持水土，发展灌慨，改良现有耕地”；“荒地几占全面积的七分之四，而其中的十分之八可以复建森林”、“交通建设，应以铁路为主，首筑遵义南至贵阳、北至重庆的干线，以沟通川、黔，连络西南各省”，而要解决遵义建设所需的动力，关键在于修建乌江渡水电站。” 30年后，我有机会于1972年重到遵义，看到川黔铁路已经畅通，乌江渡电站也正在兴建，过去的理想正步实现，只不知农村恢复森林、保持水土的情况怎样。
在多次野外调查中，对群众生活了解渐多，遵义农村群众生活是相当困苦的，是自给自足型的小农经济。但为着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又必须从外地输入棉花纱布和食盐二种必需品。遵义市场上的盐价，比四川产地高出10倍，棉花比湖南产地高出一倍，农民买不起食盐与棉布，“致常有淡食之虞，而多衣不蔽体。”在金沙、黔西大路上，看到上百成群背盐巴苦力，“破衣百结，负盐而行”。最触目惊心的景象。我多次住宿在“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小旅店，我是自带行李睡在有床铺的房间内，而多数穷困旅客则在店堂内围着一个烧木炭的火盆，横七竖八的躺在那里。向着火盆一面是暖烘烘的，背着火盆的一面是冷冰冰的。我还看到过一穷旅客，只穿一件用玉米壳编的背心和一条破短裤。他们实际上是在死亡线上挣扎，能吃顿饱饭就不错，根本没有菜蔬，只吃一点辣椒。
在野外考察中，我见过几次惨不忍睹的国民党军队的暴行。有一次碰见二个农民抬着一个浑身泥土、正在流血、身穿黄绿色破军衣的青年。原来这青年是国民党队伍中国病走不动路掉了队，被押送的军官开枪打伤还未断气，就被草草掩埋。这军官走后，农民们把他挖了出来，是急行送他回家的。另一次，看到军官们用大木棒痛打一个绑在树上被抓住的“逃兵”，大约要一直打到死去。青年农民为着躲避国民党的兵役，不少采取自残的办怯，用菜刀切去自己的手指，或者自残下体．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甲， 十甲为一保，实行联保。一家出问题，全保甲要受牵连。而派兵、派粮、报税都是通过保甲贯彻下去．区乡政府衙门里，经常关押那些交不起租粮的穷苦百姓。这些暴行使我深深感到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只能将中国引向更深重的灾难。

四、政治上的启蒙认识
我从高中时起就立志当一名学者。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学校西迁途中于1938年1月，我怀着爱国热情，停学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组织的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企图到抗日前线去做点工作。但由这个训练班改建的战地服务团一直逗留在后方，只见其内部腐败现象达不到我原先目的，便于1938年8月离开该团，重回浙大念书。回校以后，我更坚定于当一名学者的志愿，不参加学校中带有政治性的社团活动。我自以为是中间派，而某些进步同学则把我看作是中右的。在左右二方学生的斗争中，我默默观察，虽然左派同学言论比较激进，我不很赞成，但他们一般人品较好，也较勤奋；右方的同学明显地不敢批评国民党上层的腐败现象，而在三青团员和国民党员中，还出现一些如三民主义课考试舞弊、管理食堂从中贪污等，为群众所鄙视。
1942年初，浙江大学发生“倒孔（祥熙）运动”。孔祥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以“贪”著称，不得人心，在日本军队侵入香港时，政治界、文化教育界许多知名人士在港候机，但由重庆派去的专机，却置这些知名人士于不顾，而只把孔祥熙的老婆、女儿、女佣、大小细软以至二只洋狗接运回重庆，知者无不愤怒，连对国民党政府以大捧小骂著称的《大公报》据说出于派系矛盾，也刊文抨击。消息传开，首先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以后是浙江大学学生都揭起“打倒孔祥熙”的旗号，上街游行，严正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孔祥熙。在游行前夜，浙大若干积极分子聚集在我所住的四方台小楼上，连夜赶写标语，制作小旗。第二天早饭后，聚集在何家巷饭厅与教室大院内，举行全体学生大会，许多同学要求上街游行表示对政府大员贪污腐化的愤怒抗议，而街上早已布满国民党刺刀出鞘持抢而立的军警，对立形势甚为严峻。包括竺可桢校长在内的许多教师则极力劝阻学生不要上街，忽然一女同学站出，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全体为之感动，决定冒险上街。竺可桢校长亦突然改变态度说：“你们一定要上街，那末我来带头以防止和街上的军队冲突。”于是学生们浩浩荡荡开始在新老城的主要街道游行。同时，还组织了若干三、二人一组的宣传队，沿街张贴标语，并到茶馆、酒楼、戏院等公共场所演讲，宣传孔祥熙的腐败劣迹、一定要求国民党政府改组、撤换的重要意义。我是参加宣传队的，曾到新城丁字口繁华场所的茶楼上演讲，群众都鼓掌赞赏，可是茶馆老板要求我留下姓名，我一转念签下了“刘树白”（我已故表姐）的名字，让他无法追究。我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合理和合法的，并没有什么份外要求，只要求撤换最自私最不得人心的贪官污吏，是无可非议的爱国正义行为。
游行的第二天，浙大即恢复正常上课。国民党教育部派来一个督学，安抚学生，答允学生的要求说，政府会给予考虑，只要求学生安心上课，也不再追究那次游行的责任。但大约一个月后，国民党政府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了。一个夜晚，史地系同班女同学王蕙被诱骗到宿舍门口捕走了，中文系同年级爱好文学写作的何友谅同学在四方台住处被捕了（以后王、何均被押解到重庆兴隆场集中营，王蕙经各方努力下，被保释出来，何则被残害惨死于集中营）。次晨早饭时我听到此消息，急忙赶到何友谅住处，但见室门大开，屋里东西乱七八糟，显然是经过仔细搜查过的。房东详述半夜后有人来敲门捕走何友谅的情况．我一面担心王、何被捕后的命运，一面又侥幸与何同室的史地系同班同学王天心，于几天前去湄潭访友而幸免。但王也快到预定的归期，我知道在倒孔运动中，王比何更活跃更积极，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企图逮捕而未遂的目标。如何解除王的危险，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王和我私谊较笃，他去湄潭前曾有预感似的对我说过，如他出事要找一定大力营救，我也满口允诺的。如何找一个最快捷的办法当面通知王，电报电话部门都是国民党控制的，我不敢利用；决定亲自去湄潭一行。以我常跑野外做毕业论文为名，也不会引人注意。我将此意告知二个和王和我关系都好的同学，立即沿着遵义至湄潭的公路步行东去。路上汽车稀少，第一天走了八十里住宿在遵湄中途的虾子场，第二天走到下午三点左右，迎面来了一辆卡车，我拦车一看王正在车上，叫王下车悄悄地和他讲了遵义发生的事情，劝他暂缓去遵。他稍一思索说，这辆车是去贵阳的，只要躲过这一夜，第二天清早就可乘此车去贵阳，逃离虎口。他和司机商量，司机也同情学生，愿急难相助，于是我们一起上车循原路回遵义。车至遵义附近，离车站还有一小段路，我们就下车，和司机约定第二天清早上车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为避免碰见熟人，走一条小路，将王天心引到仙农巷叶良辅先生家。叶先生也非常同情王天心的处境，留我们吃了晚饭。于是，王到隔壁他的导师张荫麟单身教授家住宿，我到王在四方台的住处收拾了他的行李，同时通知和王要好的同乡吴士宣同学，为王准备旅费。第二天凌晨，和吴一道，将王接送到昨晚约定的地点，看到王上车驶向贵阳而去。王先到贵阳，后去桂林，改名王知伊，先在一个中学里教书，后转开明书店编辑部，参予编辑《中学生》杂志和许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成为书刊编辑界中驰名的老编审，并参加了共产党。
援助王天心脱险一事，本很少人知，但慢慢的在师生中传开了。许多人赞扬我做了一件见义勇为的事，我心里也感到自慰和高兴。一天，同班的赵松乔同学突然对我说：“你好大胆，做这样危险的事。”赵是不知情的，问他怎会知道？他笑笑不肯明说。直到解放以后，他才告知我是从同乡校长室主任秘书诸葛麒教授处得知的。原来那天汽车司机同座上有个浙大军训教官，他穿着便服，听到我们议论及与司机商量的话，回遵义后即报告了诸葛麒。诸葛叫他不要声张，也不要管此事，如此掩护了王顺利出走。
还有一件巧事。我们在叶良辅先生家吃过晚饭后，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先生提着灯笼进入叶家，王避闪不及只得与张应付，张己知王可能是逮捕对象，询问王何以自处， 王机警地回答说：“正没有主意，请老师指点。”张说：“停会儿你到我家中面谈。”张与叶先生商量他事后离去。王只好硬着头皮去水硐街张家，伪称将搭便车东行，经湄潭去思南，然后入湘赴桂林，以顺道搜集毕业论文为由，请张先生开了一张旅途查验放行证明，并盖上了史地系的公章。由于张其昀先生在政治上是靠拢蒋介石的，与蒋侍从室关系密切，我们对张有所戒备。但事后来看，张先生毕竟是本系的主任，大概也不愿自己直接管辖的学生受害，所以在见他以后，王天心出走之谋并未受阻，次晨得以一走了之。
倒孔运动给予我极其深刻的教育。但国民党政府丝毫不改其贪污腐化的行为，而且在对浙大学生一度哄骗安抚以后，竟出动特务，秘密的和公开的逮捕爱国进步学生。除上述王蕙、何友谅外，还逮捕了遵义的学生陈海鸣、湄潭的学生滕维藻和助教潘家苏。要求国民党政府民主与改革，何异与虎谋皮。从此我思想上也就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了。稍后，新到浙大不久，协助谭其骧教授绘图抄写的吕东明同志，从湄潭永兴场来遵义，以王天心小同乡身份找我了解王天心的行踪。当时吕正患重感冒，就留他住在我的房中。一段时间，我们朝夕相处，发现他学习勤奋努力，关心时事，乐于助人，注意不同人的不同思想问题。我们很快有了共同的心声，结成了好朋友．在他的诚挚帮助下，我逐渐对共产党有了较正确的认识，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走民主富强的道路，逐渐认识到我不能只想当学者专家，而还有一份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打碎旧中国旧社会的枷锁，建立起独立、民主、公平的新中国、新社会。只有这样，科学研究才有发展条件。1944年以后，我虽离开浙大，仍与吕不断往来。1947年在南京，吕东明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显然，遵义几年的生活和教育，对我是有深刻影响的，而倒孔运动则是我政治上的转折点，成为我投身于党、愿为革命和科学事业献身的一个起点。

（本文作者：中科院学部委员、冰川学家，浙大史地研究所40年代毕业生）

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
么枕生

一、我去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的始末
我原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做多年研究工作，后又先后在西北农学院与东北大学任教多年才去遵义浙江大学任教的。早在1943年9月，就有吕炯先生电告，浙江大学聘我去遵义浙大；该年11月18日，浙大竺可桢校长又亲笔来函，讲到浙大甚望我能至该校，约于明年函商，最后是1945年6月3日，又接到竺可桢校长快信，说浙大决定聘我为气象学副教授。
东北大学原属张学良将军在沈阳所建立的新兴大学，因“九·一八”事变与芦沟桥事变几经内迁至四川三台，就使这个学校沦为小型大学。该校规定每人讲授三门课，每周各三学时。我并非出身助教，那时突然讲授三门不同的课程，除备课外还要提高理论水平，自然劳累过度，造成心律不齐．犹忆日本飞机夜过三台去重庆轰作时，过往飞机嗡嗡声，我的心脏竟与之共振。于是，我在1945年秋考虑到浙大。浙江大学为国内名牌大学，且教学任务较轻（每人只讲授两门课）。我于1945年8月30日到了遵义浙大任教，

二、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
我在气象研究所肘，任务为天气预报，前几年广读文献，专心写作；后几年加强基础，志在把我国天气学推向数值化。去西北农学院后，就不得不有180度的大转弯，要结合农学讲授气象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搞好教学工作。这也就是我从来是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对任务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自到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以后，我的中心工作又非转变不可，那就是应当密切结合自然地理学去讲授气候学，于是，遍读自然地理学的基础知识，如植物地理、士壤地理与地貌学等。
因为我有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的思想，所以从任教以来，为了专心致志把教学搞好，曾把我的生活、习惯、嗜好与社交等都围绕教学有所改变。在遵义浙大史地系时期更是如此。我在遵义住唐家祠堂单身宿舍内，我常于次日有课之际，日未全落就己就寝，早4点已经备课，而隔壁（该宿舍用半截木板隔成许多单间）位有历史组的胡玉堂，他非子夜不睡，非日上三竿不起，所以有人讥嘲我们说：两人可只住一间，分睡前后半夜就已够了。我这样改变生活习惯的主要原因有二，即：（1）在青年时代我就有神经衰弱毛病，如明日有重要安排，当夜就会失眠，所以常用早睡早起办法，从心理上治疗；（2）我最怕在备课时来人闲谈，我早起备课没人干扰。在遵义浙大时期，为了钻研教材，交往也很少，对人持有不即不离的态度。因为浙大不比一般学校，这是以气象界泰斗竺可桢先生为校长的。学生对我稍有不恭，这个信息就会在气象界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在遵义浙大时代交往较多的人，只有黄培柟与李絜非二人。这两人当时都是住单身宿舍，而且性格与我近似的。
尊师和重教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现在记忆犹新，令人难忘的，就是1946年春，主要由于我是北方人，不想跟浙大复员去杭州，愿仍回东大复员到沈阳。消息传出后，浙大史地系我的学生们，竟以冯怀珍与张镜湖为首，联名致函竺校长，请求挽留我。学生在课堂上的表情和平时对教师的敬意，是对教师的鼓励。愈受学生的爱戴，教师就更要用心备课，广罗教材，倾其所有，真如常香玉所说的“戏比天大” 一样。有时自认为在课堂上不如意的讲课，都能影响自己多日的情绪。因为我自任教以来，把精力都放在如何丰富教材，组织教材，提高教材和讲好教材方面，所以每到一校都会得到学生们的爱戴。
我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做大型报告。多做了课外工作，不免就荒废了学业；后来转过来专心业务，又做的过头，以致引起前面所讲的神经衰弱。任教以后，对学生的大型报告自然是有请必应。如1945年11月5日，我在遵义湘江大戏院对浙大全校学生做过讲演（由当时工学院长王国松主持）。这次大型报告很为成功，为史地系赢得了好评。为学生做报告这一小事，也得充分准备，这也是我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的思想促成的结果。
要知道，教学相长是相互为用的。好的教材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取得的，只能在多年教学中广证博引、融会贯通，而且要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吸收新知识，随时调整、充实与更新教材内容，更要丰富文字工具与业务基础，增强吸收知识的能力后，才能点滴汇集、系统编写出一份好的教材．这就是教学与自学应为教学相长的一个方面．学生对讲课所提出的疑问或他们的另外想法，对教师能深化理解和启发思路。一些从学生方面反馈来的信息，更是教学相长的另一方面，因此，确实体会到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就有弊，利弊可以相互转化，互为因果。我任教多年，研究工作品受到影响正但为我启发研究思路，写出专著确也做好准备．教课虽然多样，但为我研究与倡导气候学今后发展方向确也打下基础．总之，我体会到：真能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的话，就会在教学工作中触类旁通，推出灵感有所创新，更会对业务趣味倍增，其乐无穷，有益身心。

三、博与专的问题
在遵义浙江大学的史地系内，多年存在有史和地的分与合问题，也就是博与专的问题。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当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品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论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因在校不过四年，毕业后远走高飞，有些自然无所忌讳。我当时去浙大时间不长，对史地分合问题不甚了解，既不关心，更无在史地系发展气象学的企图。我深知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自己钻研气候学，气象学不过是气候学的基础课而已。在史地系发展气象，那是走入歧途的想法．何况当时浙大只有我一个教师，气象学与气候学连一个正式助教都没有，只有史地系测候所唯一观测员束家鑫旁听我的课，传达我与学生间的信息而已。据我事后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倾向于史地分家。例如，1946 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找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馀、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
上面我己指出，遵义浙大史地分合之事，实际上就是属于博与专的问题。我当时所讲授的课是属于博的，但我的内心想法自己应另有专长。科学发展迅速异常，科学分工必然更细，科学工作者不专，就无怯应付迅速发展的科学事业。教育工作者不专，则所讲授的教材必然老化落伍，更谈不上自己做研究工作和指导研究生了．就是讲授基础课或总结科学发展史，为了很好完成任务，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根底，因为同一科学问题可不断提出更为巧妙的解决方法，何况更有新的发展方向。因为我有这样坚持多年的思想方法，所以我在当时史地学会的发言乃出于好意，认为人生短暂，而科学发展又无止境，历史学与地理学实难兼顾。这不过是个人看法而已，实际对史地分合问题是置身事外的。
我从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中，确实也体会到博与专也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为了博必须有专，为了专必须有博。科学的发展，除有自身深化的纵向发展外，还有相互渗透的横向发展的问题。前者属于专，但有广阔基础，后者属于博，也应有所专长。学科发展不只要相互渗透，仿效借鉴，更要精于理论，善于应用，认清系统，扩大范畴。何况地学并非处于静态，而是一个动态问题。因此，我现在对史地合一的看法，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认为史地合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见仁见智，无可厚非。例如，地理学有古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气候学也有古气候学与历史气候学的发展。问题是如何应用地理学与气候学的现代研究成果去研究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气候学。当然把历史地理与历史气候考证得人细入微、尽善尽美，也有贡献。这是因为科学本身就具有博与专的分工问题。不过，应当博中有专，专中有博，博专的比例互有差异。

四、结束语
我这50多年来，几易工作，每到一处就有中心任务的大转变。尤其我于1952年到南京大学气象系，成立了气候专业以后，又把气候学推向结合气象学的发展方向，发展了统计气候学，倡导了动力气候学，这个转变更大。这些任务上的转变，对我自己不无所失，但损失的反面正是收获。也正因为换了几个单位，完成了不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完成，正是现在我倡导发展的“天地生气候学”所必须的基础，这也正是遵义浙大时代给我专攻气候学机会开始的，令我回味无穷，引以自慰；我现在虽已高龄，仍愿对气候学的发展尽其绵薄；还想刻苦自学，有所贡献。但毕竟日薄西山，人老智钝，只能蹉跎岁月。自恨才疏志广，难以实现我的理想，只可对遵义浙大时代我的学生们负有歉意了。

（本文作者：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原浙大史地系副教授）

播州风雨忆当年
——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倪士毅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创立于1936年5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万里，历尽艰险，于1939年底迁至贵州北部遵义和湄潭，弦歌重续，在今将届五十周年了。
当抗日战争结束以后， 1946年9月史地系师生复员返回杭州，计在遵义历时七年之久。史地系师生在这黔北的山城里，度过了艰苦而又愉快的七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浙大史地系的特点是史地合系，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史地分系者不同。这既有其优点，正如张其昀先生所指出，旨在体现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相综合，时间演变与空间演变相结合，使学史的和学地的学生能从两方面的综合或结合中取思想和方法之长；同时又有其缺点，主要是随着地理学方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更深的数理基础，不相适应。当时有一部分师生曾酝酿史地分系之议，到1949年下半年才实现分系。

一、教师阵容
史地系的教授，大部分是国内知名学者。系主任张其昀字晓峰，浙江鄞县人。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1943年赴美访问并讲学。他是国内著名的地理学专家，也是史地系的创办人，文科研究所所长、史地教育研究室主任，1945年又当上了文学院院长。他学问渊博，史地兼通。他说历史与地理，“一为时间的演变原则， 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他创办史地系的宗旨，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开的课程主要有“中国地理总论”、“人文地理”等。生平著作很多，在遵义时出版的有《中华历代大教育家史略》、《中国人地关系慨论》、《中国军事史》等。
顾谷宜字俶南，江苏无锡人，留学苏联，他是史地系在遵义时唯一的西洋史教授，曾开过“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世史”、“希腊罗马史”等课程。顾先生口才很好，讲课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有时夹几句英语，参考书也都是用英文的。这对培养学生阅读英语，是很有帮助的。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43年来遵义浙大，他是国内著名的国学大师。对中国学术思想史很有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当时都是大学用书，在社会上风行一肘。他在遵义讲学时，曾开过《中国学术思想史》一课，听课的学生很多，教室里都挤满了人。他精力充沛，声音宏亮，一连讲几个小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甚至夏天下午第一节上课，大家都不会打瞌盹，听得津津有味。
张荫麟自署素痴，广东东莞人。他是国内著名的史学家，尤精研宋史。他于1937年9月抗日战争发生后，就应浙大史地系之聘，在天目山禅源寺为新生讲史学，不久，离开浙大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0年又来遵义浙大史地系，1942年10月24日因患肾脏炎逝世，年仅37岁，基在遵义老城南门外插旗山（亦名府后山）天主堂坟地。
张先生是清华大学梁启超的学生，曾留学美国斯丹福大学，研究西洋哲学和社会学。他曾说：“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又说，宋以后的浙东学派，皆兼治哲学与史学。他的学问渊博深邃，是一位纯粹学者。他在史地系开过“中国主古史”、“魏晋南北朝史”、“唐宋史”、“历史研究法”等课。《中国史纲》是他的一部精心之作。此外，还有《通史原理》、《宋史论丛》、《论中西文化》等均未出版。
张先生逝世后，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教授曾写悼诗二首，诗云：
朋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
纵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自序江中疑稍激，丛篇劳格定能传。
孤舟南海风涛夜，追忆当时益惘然。
大贾便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
九儒列等曾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士贱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校区区。
阁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
由此可见陈先生对他是非常钦佩的。
陈乐素，广东新会人，国史教授，是国内著名宋史专家。他学有渊源，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专治宋史，他写的《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两文，史料丰富，考订翔实，为宋史杰作。1942年秋，当张荫麟先生病逝后，他应浙大之聘，来遵义史地系任教，开过“唐宋史”、“中国目录学史”、“东洋史”、“史料学”、“校勘学”、“避讳学’等课，又兼任史地研究所史学组导师，他平易近人、自奉俭朴。在遵义生活困难时，甚至典衣度日，但孜孜于教学相科学研究，热心培养研究生，谆谆善诱，要求非常严格。
谭其骧字季龙，浙江嘉兴人，国史教授，国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1940年春由北平来遵义浙大史地系任教。谭先生讲课谈笑风生，开的“中国历史地理”课，就是那些枯燥的地名沿革，也讲得活龙活现，同学们听得很有兴趣。当时他只有三｜岁光景，是系里年轻的教授之一。除教“中国历史地理”外，还教过“中国通史”、“断代史”、“文化史”、“史学史”等课，又主持编绘历史地图。在遵义期间科研论文主要有《播州杨保考》、《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等。
陶元珍字云孙，四川安岳人，国史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史，曾开过“明清史”、史料很丰富，还教过“中国政治制度史”。
方豪字杰人，浙江杭县人，国史副教授，他是天主教神父，曾开过“中西交通史”。
李絜非，安徽明光人，国史副教授，开过“中国近代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课。
黎子耀，湖南汉寿人，国史副教授，在永兴分校教过“中国通史”课。
至于地理方面的教授有：
涂长望，是国内著名气象学专家，留英博士，曾任浙大史地研究所副所长，气象学、气候学教授，还开过“大气物理”课。
叶良辅，字左之，浙江杭州人，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形学教授，毕生致力于地质调查和教学工作，足迹遍祖国各地，他对蒙古沙漠地区，研究深湛，著有《瀚海盆地》一书，开过“地质学”、“历史地质学”等课。
任美锷，浙江鄞县人，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地理学教授。开过“地形学”、“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区域地理”、“分洲地理”等课。在遵义期间著有《欧洲政治地理》、《太平洋区域地理》、《中国之地形》等书。
沙学浚，江苏泰县人，留学德国，地理学教授，开过“国防地理”课。
么枕生，气象学和气候学副教授，原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员，开过“农业气象学”。
黄秉维，广东惠阳人，地理学副教授，开过“地学通论”、“自然地理学”、“亚洲地理”、“植物地理学”等课。
卢鋈，气象学副教授，开过“天气预报”、“气候学”等课。在兼任迁来湄潭的武汉测候所所长时，著作了中国第一本《天气预告学》和第一本《中国气候图集》，以及《中国气候概论》。这几本书在解放后出版，成为新中国气象人员的重要学习材料。
严德一，江苏泰兴人，地理学副教授，开过“边疆地理”、“分洲地理”、“经济地理”等课。
王维屏，江苏江阴人，地理学副教授，开过“中国区域地理”、“中国地理总论”等课。
刘之远，河北磁县人，地质学副教授，开过“矿产地质”、“野外地质考察”等课，遵义地区的锰矿，就是他野外实习时发现的。

二、课程设置
浙大文学院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史学和地学的专门人才，但注重二科的联系性，使学生专精与通识相结合。史学组兼重中国史和世界史，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兼重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以充实其科学研究的基础．而师范学院史地系，则不采取分组方怯，使学生对史地二科有全面的了解，更好地培养史地兼备的中学师资。
文学院史地系开设的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一年级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共同必修课。二年级起分为史组和地组．现将一年级至四年级的课程设置列后：
（一）必修课程：
第一学年
课程名称　学分 组别
三民主义 4 共同必修
国文 6 共同必修
英文 6 共同必修
中国通史 6 共同必修
自然科学＊ 6 共同必修
哲学概论 6 共同必修
理则学 4 共同必修
＊自然科学包括地学通论、普通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或普通理化，任选一种。

第二学年
课程名称 学分 组别
社会科学＊ 6 史地两组共同必修
西洋通史 6 史地两组共同必修
中国近世史 6 史组必修
西洋近世史 6 史组必修
中国地理总论 4 史地两组共同必修
气象学 4 地组必修
地质学 6 地组必修
＊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或人文地理，任选一种。

第三学年
课程名称 学分 组别
中国断代史 6 史组必修
西洋断代史 6 史组必修
中国历史地理 3 史组必修
测量学 2 地组必修
制图学 2 地组必修
地形学 4 地组必修
气候学 3 地组必修
经济地理 3 地组必修
分洲地理 3 地组必修
凡师范生第三学年须修习本学科的教材教法四学分。

第四学年
课程名称 学分 组别
中国断代史 6 史组必修
国别史 3 史组必修
史学通论 4 史组必修
历史名著选读 4 史组必修
分洲地理 3 地组必修
野外实测 3 地组必修
地学名著选读 4 地组必修
毕业论文
凡师范生第四学年须修习教学实习四学分。

（二）选修课程：
史组：
课程名称 学分 选修年级
商周史 6 三、四年级
秦汉史 6 三、四年级
魏晋南北朝史 6 三、四年级
隋唐史宋史 6 三、四年级
元明史 6 三、四年级
西洋上古史 6 三、四年级
西洋中古史 6 三、四年级
中国哲学史 6 三、四年级
日本史 6 三、四年级
中日关系史 6 三、四年级
英国史 6 三、四年级
美国史 6 三、四年级
俄国史 6 三、四年级
中国文化史 6 各年级
中国经济史 6 各年级
日本文化史 6 三、四年级
历史研究法 6 四年级
法国大革命史 6 三、四年级
小国交通史 6 三、四年级
自商周史至元明史均为中国断代史，本系史组学生必须修足十二学分。西洋上古史与西洋中古史均为西洋断代史，史组学生必须修足六学分。日、俄、英、美诸国史均为国别史，史组学生必须修足三学分。
地组：
课程名称 学分 选修年级
人文地理 6 三、四年级
世界地理 6 三、四年级
亚洲地理 6 三、四年级
欧洲地理 6 三、四年级
北美地理 6 三、四年级
边疆地理 6 三、四年级
岩石学 6 三、四年级
工程地质 6 为工学院开
农业地质 6 为农学院开
农业气象 6 为农学院开
地质实察 2 三、四年级
国际学 6 史地两组三、四年级
太平洋地理 3 三、四年级
澳洲地理 3 三、四年级
地球物理 3 三、四年级
海洋学 3 三、四年级
天气预告学 3 三、四年级
中国气候 3 三、四年级
世界气候 3 三、四年级
大气物理 3 三、四年级
植物地理 3 三、四年级
政治地理 3 三、四年级
地图读法 3 三、四年级
历史地质 3 三、四年级
亚洲地理、欧洲地理、北美地理等属于分洲地理，本系地理组学生必须选习六学分。

三、科研成果
史地系在遵义，虽僻处山城，图书资料条件较差，但师生们刻苦钻研，孜孜兀兀，从事研究，在科研上取得了不少成果，当时史地系出版的专著主要有：
一、《中国史纲》，张荫麟著，1941年4月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这是张先生的主要著作，内容共分六章。（1）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2）周代的封建社会，（3）霸国和霸业，（4）孔子及其时世，（5）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6）战国时代的思潮，（7)秦始皇与秦帝国，（8）秦汉之际。1948年4月正中书局出版的又增加了（9）大汉帝国的发展，（10）汉初的学术与政治，（11）改制与“革命”三章，共十一章。
据初版自序中所说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有三点：（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
张先生写此书时，往往工作至深夜，勤苦可知。此书不仅有独特的见解，而且文字也几经锤炼，非常粹美，令人读之不忍释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通史著作，惜尚未完成。
二、《遵义新志》，张其均主编。
遵义旧有《遵义府志》，系郑珍、莫友芝纂辑，夙称方志中的佳作。新志与旧志、体例不同，大都为地学著作，其内容共十一章：（1）地质，（2）气候，（3）地形（上），（4）地形（下），（5）相对地势，（6）土壤，（7）土地利用，（8）产业与资源，（9）聚落，（10）区域地理，（11）历史地理。全志由浙大史地研究所各组导师及研究生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写成的，约十七万字，并附地图二十二幅。
此志的特点是一部用科学方法编写的地方志，于民生利病尤所关怀，如土地利用、产业与资源等章，对遵义的地方建设，很有参考的价值。
三、《地理学研究法》第一辑，叶良辅等著，1940年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该书为史地系四年级生教学而作，也可供中学地理教师搜集乡土教材时参考之用，内容共五篇：（一）叶良辅：《科学方法与地学研究》，首述演绎怯与归纳总之梗概，次释科学方在去之意义，最后讨论地学方法。作者认为科学精神，不仅有关科学研究，而且大有助于道德的修养。（二）涂长望：《气象学研究法》，内容分为二部，一为略说气象学之性质，一为研究气象所当注意之点。（三）涂长望：《气候学研究法》，内容分六节，（1）导言，（2）研究气候学所应注意的事项，（3）整理气候记录的方法，（4）野地考察气候的方法，（5）气候学发展的新途径，（6）尾语。作者认为气候学过去偏重气候现状的描述，而忽视气候生成之原因，今后应发展动力气候学。（四）叶良辅：《地形学研究提要》，该文泛论地形生成因素、地形分类、地形轮回、地文史、准平面、间成阶段及地文区等。（五）任美锷：《最近地形学发展趋势》，内容有（1）从质的研究进至量的分析；（2）从概括的理论之争执进至小区域或专题研究；（3）从通论地形进至区域地形。
四、《欧洲政治地理》，任美锷著。1940年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该书以地理学的立场，说明欧洲各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及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书中取材尤注重一国或一区域的主要特点。内容共有十二篇：（1）欧洲之位置及其在世界之重要性；（2）欧洲之自然环境；（3）英国之国家经济与世界市场；（4）荷兰之治水工程；（5）回北欧之地形及其与军事之关系，（6）北欧诸国之富源及其与欧洲国际政治之关系，（7）欧洲工业之枢纽一一莱茵河区域经济地理概论；（8）苏联之自然环境与最近经济建设；（9)中欧高山区域之地理景观；（1O）地中海区域之地理环境及其对国际政治之影响；（11）西班牙内战之地理背景；（12）巴尔干问题之地理基础。
著者在自序中说编著此书的目的有二：一为使一般读者对现代国际政局之推移有进一步的认识；一为供中学与大学欧洲地理教学之参考资料。
刊物方面有：
一、《史地杂志》
《史地杂志》创刊于1937年5月，为双月刊。内容专刊历史和地理的论文，在杭州时曾出版第一卷一、二两期。后因抗日战争发生，浙大辗转内迁，暂停出版，直至1940年9月在贵州遵义复刊，继续出版一卷三、四期、二卷一、二期，共计出版两卷六期。
该刊创刊的目的，据《发刊辞》中说是“阐发新知，微贡所得”，以及“继承精神之遗产，发扬固有之光荣”。该刊内容有论著、新书介绍、附录等，第二卷二期为《太平洋战争讨论集》专辑，1942年3月出版。内容有张其昀的《太平洋战争之新战略》、沙学浚的《太平洋战争之地理基础》，任美锷的《太平洋问题之回顾与前瞻》，黄秉维的《太平洋战局前瞻》，涂长望的《空军在现代战争之地位》等。
二、《思想与时代》
该刊于1941年8月1日在遵义创刊，每月一期，由浙大部分教授联合昆明西南联大（北大、南开、清华）及成都、乐山的部分教授创办的，编辑部设在遵义浙大文学院。在遵义期间（1941.5-1945.2）共出版四十期，后因抗战胜利复员迁回杭州之故，停刊年余，至1947年1月在杭州复刊。
该刊创办的宗旨，据张其昀撰写的《复刊辞》中说：“特重时代思潮和民族复兴之关系”，其目标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具体的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该刊撰稿者大部分是国内知名学者。抗战时期，发行遍及西南各省。
三、《史地研究所丛刊》
又称《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于1939年8月，内分史学组、地学组、气象学组、人文地理学组。1946年改称为史地研究所，并增设人类学组。
该刊是史地研究所各组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成果汇编。第四号为《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1942年12月出版。其中汇集了张其昀的《序言》、竺可桢的《徐霞客之时代》、叶良辅的《丁文江与徐霞客》，方豪的《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初步研究》、《徐霞客先生年谱订误》、林文英的《江流索隐》、任美锷的《〈江流索隐〉质疑》、《读徐霞客游记忆浙东山水》、黄秉维的《霞客游记中植物地理资料》、谭其骧的《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发现》、方树梅的《大错遗文霞客自滇归年之贡献》、王维屏的《徐霞客之故乡》等论文共十二篇，该丛刊共出四期。
史地教育研究室于1939年9月成立，该室主任张其昀，副主任任美锷。主要任务是以传播史地学术之最近贡献，改进史地学科之教材教法；搜集专题研究之参考资料；编制史地教科之图书设备，在遵义时除编篡史地书籍外，曾出版石印史地教科挂图五十幅。
浙大附设遵义测候所。
遵义测候所设在协台坝当时子弹库所在大宅的后院，作为浙大附属小单位，一方面供学生实习，一方面每天作地面观测四次，正式纪录并按月统计报送回家气象部门。由气象学家涂长望指导建立，由史地系学生作为工读负责日常的观测。观测场地内有百叶箱（内装干湿球温度表、最高温度表、最低温度表），雨量计、日照仪、测云杆（云速，云向）、风向风速仪等，在当时是一个二等测候所的设备。这个测候所一直坚持到浙大迁离遵义（是随校迁离还是交了当地不详），使遵义有了相应年数的气象纪录．史地系1945级高材生史以恒在读三年级时就利用遵义几年的观测资料研究著述了《遵义的气候》，着重研究阐明遵义地区多夜雨的气候特征（可惜史以恒未及毕业，在选读物理系课程期间患肠结核症病逝于湄潭）。
此外，在遵义期间史地研究所研究生的硕士论文计有：
刘熊祥：清季联俄政策之始末
丁锡祉：遵义地面的发育
严钦尚：贵阳附近地面及水系之发育
沈玉昌：湘江附近地形初步研究
郭晓岚：大气中之长波辐射
胡善恩：遵义附近之地理环境与人生之关系
王爱云：贵州开发史
余文豪：元初汉军考
叶笃正：湄潭之大气电位
谢义炳：贵州之天气与气候
周恩济：西北之垦殖
余泽忠：中国棉作与气候
胡玉堂：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与雅典帝国
杨怀仁：贵州中北部地形发育史
施雅风：华中区水理初步研究
徐规：宋代妇女的地位
袁希文：唐代税法之嬗变及其因果
孙守任：后金汗国社会经济与政治
赵松乔：中缅政治地理上几个问题
蔡锺瑞：恩施地形研究
倪士毅：赵宋宗室中之士大夫
程光裕：茶风与唐宋思想界
宋晞；士大夫势力下宋代商人的活动
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之蠡测
陈述彭：螳螂川流域之地文与人文
陈吉余：杭州湾地形之演化
这些论文中有的是贵州省历史的研究；有的是贵州省地质、地形、气候的实地调查，对贵州省的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至于每届本科毕业生也都写有学士论文，有的是关于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其中也不乏佳作，不一一例举了。

附：（一）史地系在遵义毕业（或三年以上肄业）的各届本科生人数：
1940 第一届（1936年杭州入学） 6 人（浙大史地系成立后最早一届）
1941 第二届 6 人
1942 第三届 17 人
1943 第四届 26 人
1944 第五届 33 人
1945 第六届 20 人
1946 第七届 26 人
共计 134 人
（二）史地学部在遵义毕业各届研究生人数：
1942 第一届 7 人
1943 第二届 5 人
1944 第二届 5 人
1945 第四届 5 人
1946 第五届 3 人
共计 25 人
以上25人，除个别不了解情况外，都在大陆、台湾、美国任教授、研究员或高工。
在遵义毕业（本科和研究生）现为学部委员者5人：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陈述彭、毛汉礼。

四、学生生活
浙大史地系的学生，三、四年级在遵义，二年级在湄潭，一年级在永兴（浙江龙泉分校也有一年级），全系约有一百多人．因抗战关系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本科生的籍贯以浙江、安徽、湖南三省较多，其他如江苏、江西、福建、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北、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也有。学生的学习生活是相当艰苦的，由于避难来到遵义，学校没有校舍，只好租借民房或词堂庙宇，所以简陋不堪。史地系的办公室是租用水硐街三号的民房，教室大部分在老城何家巷，学生宿舍有的在老邮局，有的在何家巷，女同学宿舍在杨柳街，校图书馆在江公祠，开大会在新城播声电影院。
同学们穿的一般都是蓝布衣衫，女同学穿得也很朴素。膳食方面，沦陷区的学生是靠贷金维持的，有时青菜淡饭，一碗酱油汤，有的同学为了补充营养，到何家巷对面的“泰米”小吃店打牙祭，吃碗排骨面或猪肝面。这店是“下江人”开的，因此生意兴隆。课余之暇， 同学们还三三两两到附近的茶馆哩，躺在竹椅上，一杯清茶，一盘葵花子，说说笑笑，叫“摆龙门阵”；有的在那里复习功课，这也别有风味。晚上自修，点的是油灯，有时油没有了，还点蜡烛，真象古人“剪烛西窗”一样。因为教室与宿舍比较分散，有的在老城，有的在新城，同学们跑来跑去，湘江桥畔、丁字街口，经常出没戴浙大校徽的学生，很被人们注目。当时遵义城里增加了这么多“浙大人”，山城显得更加繁荣热闹了。
史地系的学生，平时除了上课学习之外，课外活动也很活跃。系里有史地学会、读书会、同乡会等组织。史地学会还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时事座谈会，请系里教授来做演讲；定期出版《时与空》壁报，作为同学们写作的园地，体育活动如足球、篮球、排球友谊赛等也时常举行。
每逢春秋佳日，同学们还组织郊游桃溪寺、大觉寺等风景区，举行野餐或爬山比赛。
凡欢送每届毕业同学，系里一定举行游艺大会，邀请师长们参加，大家欢聚一堂，临别赠言，促膝谈心，并有精采节目助兴。
史地学会是全系学生的组织，本系教师为特别会员。总会设在遵义，湄潭、永兴、龙泉都设有分会。史地学会于1938年4月成立于江西泰和，以后成为全系经常性组织。现将所知的历届总会负责人姓名列后：
1939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王德昌（兼调查）
干事 赵松乔（会计） 蔡锺瑞（事务） 刘宗弼（文书） 施雅风（康乐） 沈玉昌（研究） 王蕙（编辑）
1939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 沈自敏（兼康乐）
干事 施雅风（研究） 王天心（会计） 胡玉堂（编辑） 王蕙（调查） 王树椒（文书） 周恩济（事务）
1940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赵松乔（兼调查）
干事 施雅风（研究） 谢觉民（会计） 游天池（康乐） 刘宗弼（文书） 王天心（出版） 刘纫兰（事务）
1940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陈述彭（兼事务）
干事 张效乾（文书） 毛汉礼（研究） 李敦仁（会计） 祝修麟（调查） 范易君（康乐） 王树椒（出版）
1941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李敦仁（兼事务）
干事 管佩韦（文书） 毛汉礼（研究） 徐规（出版） 范易君（调查） 楼韵午（康乐） 鲁毓秀（会计）
1941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 管佩韦
干事 徐规（文书） 毛汉礼（研究） 游天池（康乐） 范易君（调查） 鲁毓秀（会计）
1942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谢文治
干事　程蕴良（文书） 赵廷集（研究）许蔚文（会计） 倪士毅（出版） 黄化（调查） 沈雅利（康乐）
1942 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 郑士俊
干事　倪士毅（文书） 王省吾（事务） 周忠玉（康乐） 谢礼治（研究） 沈雅利（会计）
1943 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胡汉生
干事 阚家蓂（会计） 倪士毅（文书） 郑士俊（交际） 谢文治（事务） 江乃萼（康乐） 程蕴良（学术）
1943 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 王省吾
干事 程光裕（会计） 谢文治（事务） 倪士毅（文书） 周忠玉（康乐） 郑士俊（交际或联谊） 程蕴良（学术或编辑）
1944 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石剑生（干事不详）
1944 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 陈仲子（干事不详）
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都已两鬓苍苍了。回忆在遵义时的大学生活，历历在目，无限留恋。当年相聚一堂，朝夕切磋，今日分处各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正是：求是精神留风范，绵绵教择万古传。

本文经吕东明、郑士俊补充。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浙大史地研究所40年代毕业生）

遵义、湄潭、永兴教学日记片断
(1940-1944)
冯斐

1940年10月28日 遵义
今天批阅试卷，英文最高分数是79分，最低0分。近年来工科出路好，考这门的学生增多。为此，我校理学院不得不再一次招生。

1941年1月16日 星期四 雨
昨今两天除各上六堂课外，下午三至五点，安排学生依次来空闲的教室面谈，每人五分钟，并叫他们随带我改过的作文，由我释疑，他们还可以提问或提出意见。
有的说：“我自学英文以米．没有见过你这样负责的教师。我想我们这一年将有长足的进步，你真好。”
如果这是我额外忙碌的价值，我也心甘情愿。他们有时送些课外作业来改，忙是忙，而阵阵偷快涌上心头。

1月31日 星期五 睛
过去两年教两三班大一普通英文共百余人，还没有今年教十余人的先修班忙。那时每隔三周叫他们作一篇文来改，别的如考卷就只评分不给改了，现在怕他们考不取大学，这考卷也改后发还，叫他们仔细看看怎么错的，应如何改正，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带来在personal conference（个别谈话）时提问。我认为接近学生比单纯指责他们好，这样教学效果会好些。

11月16日 星期日 睛
下午三点，校长来永兴视察，并召集教员座谈。张绍忠教务长报告教务，特别提到不要提前举行大考，这显然指的是我。我因暑假去渝，欢送友人A赴美深造，补好课提前一周考完。这可能影响我之提升，我必须提前完成论文来弥补。

12月12日 星期五毛毛雨
下午开英文能力分组座谈会。

12月21日 星期日 阴转睛
上午九时十一时监视英文编级考试。一般程度偏低，多半是入门时基础没打好之故。中学教员应负部份责任，外侮、内战、流亡生活当为主因，怪不得学生。我们应当补好他们这一课。

12月23日 星期二 阴
分工合作，编级考试试卷由我计分。三百份中最高成绩是75.5分，由外文系学生获得；最低的是3.5分。以20 分至30分居多，及格者仅六人。

12月24日 星期三 晴转阴
日前我已告知班上学生，我拟将讲义中的小品文《The New Cat》（新猫）改编成独幕剧，叫他们排演，以练习英语会话。昨、今两天开始写。动笔时发现从未料想的困难，做个作家不如想象的容易。今晚总算了却这事。

12月25日 星期四 雨
为誊写、油印剧本和分配24名演员，又花费一整天。要认真教书，就会忙个不了。

1942年1月5日 星期一 雪
接逵师来信，推荐我去云南大学任讲师，并附诗数首。
一、分居：
多饶落叶知薪桂，兼吃山薯惜米珠。
衣恶面囚心自在，吾家苦乐与人殊。
劳力求心逸，难中宝健躯。
朝兴同早乌，胼手事庖厨。
饥甚儿啼急，雨多妻浣忙。
石刀开废木，煮酒医心伤。
二、咏史：
三家富贵万家哭，一世英雄百世奴。
原毁求全谁责己，防川防口总堪虞。
（他留美时的英诗激进，甚得史沬特莱的赏识）

1月21日 星期三 阴
女生计瑞兰来，问我想叫她在级办茶话会上用英语讲点什么。她的表演技巧和流利的英语，足以主演《新猫》。在排练中她十分出色，我就决定叫她充当主角。

1月23日 星期五 阴
明晚先修班开茶话会，请我指导。我想用英语讲些有趣的故事和笑话，以增强他们的听力。我用英语讲课也是为这。这个会是我建议开的，是想学生们都不怕羞，用英语表演节目，达到练习的目的。

1月24日 星期六 晴
茶话会会场布置成马蹄形，略备点心。节目数十个都很精彩，尤以（新猫）和《欧州理发店》（The European Barber’s Shop）使人笑得肚子痛。

1月25日 星期日 睛
上次学生开“讨孔”大会，耽搁了半天课，校方下令今天补上。我校在西迁环境艰苦时，也持续开课，成绩显著。英国李约瑟曾夸我校为东方的剑桥。

1月27日 星期二 睛
贵州人费培杰先生教的英语语音学班，开英语演讲比赛会，邀请我们几位英语教员去作评判。发音不准的占一半。但我仍然赞成多开这样的会，鼓励学习热情。任何好工夫都是从粗到精练出来的啊！

3月10日 星期二 阴转睛
某生将德里生的《迎新颂》译成中文请我修改后，用我之名登在他们办的壁报《先声》诗栏内。过了一周我才发现，忙叫他改用他自己之名。

3月11日 星期三 阴
为若青索取借读毕业证书事去找张荩谋教务长。谈及课务时，他盛赞找之个别谈话教学方法。他曾间接批评过我，表明他办学严肃认真。我则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4月6日 星期一 晴
下午三至五点，等学生到课室作个别谈话，轮流进来，各谈五分钟。这样，不费他们多少时间。主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指出他们写作中错误，加以解释，不再重犯，改后，叫他们重抄一遍，以加深他们的印象。他们普遍赞同这种面对面的个别教学法．我希望不是客气，而是真心话。

4月9日 星期四 阴
评阅作文或试卷时，我首先只划出他们的错处，让他们自己先改，然后叫他们在个别谈话时带来讨论而改正它。这样经过反复思考，我想会更有进步。如果他们课后不钻研，我多花时间可能白费。

4月23日 星期四 阴
张医生告诉我：“学生说你比去年更严，常常要考问他们。”我想，问答更能加深他们的理解，锻炼他们听说能力。
我要求教务处组织学生无记名对我之教学陆提出批评，他们说，不必，有则直接向我说。

6月24日 星期三 雨
今年各大学招生早，有些先修班学生不能参加大考就得去重庆投考。她们纷纷请我在纪念册上题词。

6月25日 星期四 晴
×生将学过的一课译成中文，请我修改，花去一个上午。

7月25日 星期五 晴转雨 遵义
暑假到了，永兴分部女同事各奔东西。清晨，我乘凤岗开来的汽车到遵义校本部度假。木炭车多次抛锚，晚餐时才到。在杨柳街宿舍楼上走廊开铺，以防臭虫。

7月28日 星期一二 睛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第16教室，参加阅卷。只是里面已有三桌人，我系教授、助教都比我先到了。讲师仅我一人，女性也只我一个。贵阳考区成绩比遵义地区好。中午，校方请阅卷老师吃饭，每桌140元，质量并不佳，下午继续批卷。

8月20日 星期四 睛
下午三点赴俱乐部参加外文系教师联席会议，讨论下年度各级学程及教员入选。

10月2日 星期五 睛 湄潭
按校规，三门课不及格就降级。一同乡女生，请求我给她及格。她不谅解我之苦，只是哭，等我达六小时之久。今晚，她笑嘻嘻地告诉我，数学已经及格，没有降到先修班的危险了。我也为她高兴。

10月8日
学生给教师最坏的印象是缺课。注意听讲，考不好，情有可原。程度好些，自命不凡，常缺课，临时抱佛脚，考不好是必然的。我愿意改课外作业，但是即使是我最喜欢的学生，我也不答应透露试题范围。徇私舞弊，向来是我坚决反对的。

10月26日 星期一 睛
今天正式上课。本期排我三班9小时课，单日两班， 一是先修班，一是文理师班。明天轮到工学院这班。我一贯的教学法是：第一堂叫学生用英文填写姓名、籍贯和毕业中学，其次是发讲义，要求他们预习。首先略看一遍，获得大意，第二遍看每段大意，第三遍查字典，划出不懂之处，以便正式上课时注意听讲并提问。我一再声明，我们的关系是上堂师生，下堂姐妹小弟弟，共同研究，改进教学。余下的时间是出题作文。四年来，这种教学方怯较为成功。它协助我首先摸清了学生程度，便于教学。在此，我应特别感谢陈逵老师的教导。

10月31日 星期六 阴转雨
刚要上床午睡，两个女生来问我课外应学些什么，英文才有进步。我总是劝人多看原文小说，常写英文日记。两位女生中之一是胡院长的女儿胡珊，她谈到三点才走。晚上，一男生敲门进来，希我有空给他修改一篇英文演讲词“Our Economics”（我们的经济学），我答应他明天来取。

11月6日 星期五 阴转睛
将上一堂课的错误写在黑板上，心才稍安。告诫自己要刻苦学习，真正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的含义。
两个教会学校毕业的、英文较好的学生，向我借课外读物，我到书库找了一本小说和一本戏剧给他们。

11月11日 星期三 晴
原来不是我组的学生，也来听讲，教室满座，继续有人要求转入我组。我不过多改点考卷，但最大问题是要有碍系中行政规划，并影响其他教师教学，故请注册课及班主任去解决这个问题。

11月14日 星期六 雨
下午两点，外文系永兴分会开成立大会，学生聘请我们教员五人为顾问。轮到我讲话时，我提出两项：一、组织英语会话会，平时用英语交谈；二、组织英语剧团，弥补国立大学学生生活呆板和不能听懂英语之弊。“学而时习之”，才有进步。

11月15日 星期日 雨
监督能力分组考试并阅卷。

11月29日 星期日 阴
九至十一点，十余迟到校的学生，要求我补授所缺之课。

1943年1月7日
电机系学生鲁君，选我作导师。三天前，他说元旦聚餐费是别人垫的，向我借数百元，我只给他一百元。今天，他又哭丧着脸说，怕功课不及格。教书更要育人，我耐不住，便劝告他：“你聪明，英文根底也不错，该专心念书，争取前几名。聪明误用，比笨人更糟。酒肉朋友非但靠不住，而且会被带坏。你哥供你上学的钱，要预算着用。”他揩着眼泪说：“这些话，只有母亲对我说过，如今她死了，我一定照你的话做人。”另外，还有四位导生送履历表来，座谈了好一会。

4月19日
三点，戴先生引本系教授张君川先生来见。据说张是来永兴指导学生文艺写作的。

4月20日
中、外文两系同仁请张君川先生吃饭。他善导演，懂英、日、德、俄等外语。饭后的余兴是唱戏。

4月21日
晚上听张讲演“欧州文艺之主流及中国近代文坛概况”。他说我国文人派别也多，应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创造荷马史诗般、真善美相结合的光辉巨著，一半以现实为基础，一半以理想求前进。我也早有此想法。他的论点对我之论文有启发。

5月18日 星期一 阴
教育部决定派大批学生出国留学，资格以学科成绩优良、服务经验丰富之讲师和助教为限。钱宝琮主任嘱我写申请书。留学的愿望又在我心中死灰复燃。我吃不下，睡不着、一骨碌爬起来拟信稿。到晚间给梅、郭、佘三位老师各去快信一封。所怕的是抗战时，派出国的文科生和女生少；还有，便是联大的外文系比我校有名。天若有眼，让我出去，该多美好呀！

5月19日 星期二 隋
今夭继续做留学美梦，发一信给逵师，请他指导论文。

5月20日 星期三 晴
消息不一，令人心烦。有的说每年只保送一千人， 三百留英，七百留美。由于军火租借法虽已通过，滇缅路不通，无能运进，改为培养人才。有的说工、医科最重要，文科希望甚少。

5月21日
为招考赴前线翻译阅卷，校方请酒酬劳。

5月24日
自本周起，轮着我教甲组英文。我用英语讲解，正确而生动，并以物示范（不知谁后来投稿到香港《文汇报》，称赞这种教学法）。记得那一课讲到扑克牌，我就以牌示范。每当我讲错一点时，我就自惭，直至改正为止。

5月26日
晚上，学生自治会开游艺大会，欢送译员。以鲁得昌的空中悬人和模彷影星表演最为精彩。
昨晚，各院系、同乡会等团体开晚会欢送译员，闹到十一点。

7月9日
喜获梅师复信，措辞太客气。其谦虚、助人为乐之品德，感我至深。我日后对学生也要持此态度。该信原文如下：“手示嘱推荐留学，自当乐于遵命。惟教育部之详细办法尚未公布，故无从着手，想不久即能公布也……贤弟月俸增为230元。

9月30日
每天清早去后山朗诵英语一小时。课余，译《英国浪漫文学主流》摘要。

11月13日
批改今天收上来的30篇作文，下堂课发还，以后不再拖延时日，学生总希望尽早看到自己的成绩。

1944年12月14日
把这本日记最后一页上的名人名言，作为座右铭：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本文作者：原浙大湄潭分部英语讲师、浙大30年代毕业生）

回忆在永兴的教学生涯
蒋炳贤

初秋的清晨，郁郁葱葱的群山环抱的山城还在沉睡中，我已踏上新的征途，搭乘木炭汽车出发到距离遵义九十公里外的永兴场。车行缓慢，每当上山坡的时候，司机助手便跳下车来，把一块小小的模形枕木垫在车轮底下，汽车才蠕蠕而动地爬上山坡。中午时分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僻处山沟的小集市，公路两旁矗立着零零落落的破旧瓦房，街上冷冷清清，也没有什么店面，景象十分萧条。谁会想到就在这穷乡僻壤的山沟里浙大一年级师生竟然能艰苦地生活、勤奋地教学！
这次我是应浙大之聘前来担任大一英文教学工作的。抗日战争期间，浙大师生历尽艰险，几经颠沛，终于在1940年初迁至遵义，由于城内房屋不敷应用，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迁往湄潭，一年级移至永兴场。当时外文系教师奇缺，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先生和外文系系主任郭斌和先生求贤心切，多方物色。一个溽暑的傍晚，梅先生亲自拿了聘书到我家里来邀请。我久经离乱之苦，喘息未定，满想在这古老而安静的山城里定居下来。不料又要我走动，犹豫不定，继而一想，学识渊博而又德高望重的学者，亲自登门邀请，礼贤下士，热诚可贵，令人心感不已。我就慨然允诺，携眷前来这个穷僻乡镇。学校把我们安排在离街不远的一家染坊的厢房内，这一间不到十平方的陋室就成了我此后的家。生活条件很差，我们用门板权作床铺，用木板搭成书桌和书架，张罗一下，就这样安顿下来。在永兴一年级担任英文课的教师原有三位，费培杰教授负责教学安排工作。我和宋雪亭先生系新来这里的，受到师生热烈的欢迎。当时还没有教研组一类的教学组织，我们五位教师分别担任了两三班的大一英文课。用的是统一教材，开学前碰了个头，把一学期的教学进度大致安排一下，也没有统一的教案，各人用各人不同的教学方怯去进行教学，所达到的效果当然也迥不相同。但是当时浙大十分重视一年级的基础课，基础课的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业务水平，而且要善于教学，善于掌握学生具体情况，随机应变地运用各种教学方式解诀实际问题。竺可桢校长为了搞好一年级各门基础课教学，聘请不少儒学敦行的名教授前来担任基础课。如朱福炘先生的普通物理，钱宝琮先生的数学，储润科先生的化学，都是以教导有方、教学效果优异见称的课程，造福学生非浅。在这里，教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生刻苦钻研，孜孜好学，蔚然成风。我们在这样良好的学风熏陶下，自觉地一心扑在教学上，在不断教学相长的探索中，遵循了一条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外语与思想的一致性．外语训练同时是思想的训练。我们认识到老一套的灌输式教学法不能满足学生旺盛的求知欲，应该尽量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才能把学生的潜能抽了出来，才能诱导学生独主思考，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一个称职的教师应该从苏格拉底那里多学些“催生”的诀窍，不把外语教学限于“传授”知识上。当时浙大一年级分部的外语工具书和参考书不多，但我们鼓励学生多查词典多看参考书，绝不把一切困难都给学生解决。
对大多数非英语专业的各科学生来说，英语的四会要求应有所不同，阅读一般放在写作前面，写作有时走在听和说前面，也有时走在后面。这全要看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和学生个人的能力偏向。就实际需要来说，四会水平的比例应有所侧重，例如从事笔译的人可以侧重阅读和写作。当时我们的大一英语教学要求便侧重阅读和写作。由于教材内容的多样化，文学作品较多，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很广，每课书消化之后， 一般的作业以写短文为主，效果也较显著。据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当时一年级理工科学生的实践能力较强，一学期终了，一般都能写出无重大语法错误的短文、提要等．这为他们后来在高年级时能用英文写论文打好了结实的基础。
当时我们的教室设在楚馆（湖南会馆），系在大厅上用木板隔成的教室，开间很小，光源不足，冬天凛冽的寒风从窗棋门隙中吹来侵入刺骨．跟我在隔壁教室同时上英文课的是成章先生，在我们几位英文教师中，他年事最长，教学经验丰富，一口地道的南京方言，上起课来，乡音未改，声调特别洪亮，往往把我讲课的声音压倒；因此，我就不得不提高了嗓门，否则我班上的学生只能听到从隔壁传来的铿锵有力的教课声。就这样，高声讲课成了我几十年来一直改不掉的习惯了。
课堂教学之外，我们没有其它的课外活动，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我们没有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但是，当时有一位英籍传教士在学生中组织一个基督教团契，设有唱诗班、圣经班等。记得圣诞节晚土，成群的青年男女学生在室外唱赞美诗，婉转和谐的歌声，往往回蔼在凄凉的寒风中，给人一种温暖宁贴的感觉。团契还经常举办英文讲座，有一次邀我去作有关“宽容之道”的演讲，目的无非想借我之口宣讲基督教义，因为“宽容”与“宗教宽容”是两词而一义，我既非基督教徒，对“宽容之道”也从未在哲理上或宗教上做过研究．我原想从圣经故事中找几个例子讲一讲，继而觉得不妥，我要以一个英文教师的身份去用英文演讲，而不是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目来说教，急中生智，手头刚巧有一本Victor Hugo 的Les Mis’erables （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就把小说开头有关主人公偷窃被捉而释放这一情节作为演讲内容，娓娓讲来，倒也引人入胜．后来又邀请我去作有关“Tolerance”的讲座，那我就无法应付，只好谢绝了。这一事例说明：当时我们课堂教学之外，根本没有其它活动，其它文娱生活也就贫乏了。
永兴是个山乡，深山老林，草莽遍野，人烟稀少。每当我在一盏微弱的桐油灯光下备课读书的时候，万籁俱寂，孤灯照影，不胜寒寂。十点左右阵阵号角声传来，这是学校报时熄灯时间到了。有时午皮梦回，听到远处传来狼嚎之声，惊起还以为是警报。我们的课余暇日都是在跟美丽的大自然打交道中度过的，跟我同院住的一位中文系老师薛声震先生，是位敦厚笃学之士。生活很清苦，家徒四壁，除了一些古书之外，别无他物。但他爱兰成癖，每逢假日，总爱到林野山间去采集兰花。教读之余，我就跟他一起跋山越岭，到处去采兰花。这里野生的兰草品种繁多，有不少珍贵的如素心兰、墨兰等，我们每次出去总是满载而归，我们把兰花盆裁起来，摆在阳室中，幽香扑鼻，深有“室有兰花不炷香”的情趣。
此外，费先生自己喂了一高头大马，我们有时就借骑了他的马出游，驰骋在原野里，胸襟为之开阔不少。傍晚时分，我们经常在田间散步，看到在暮色茫茫中农舍炊烟四起，“穷巷牛羊归”，“田夫荷锄至”。此情此景，不禁令人诵起Thomas Gray的诗句：
The curfew toi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ugh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低吟之馀，让自己的性情怡养在诗的甘泉中，脱去尘芳，得到精神的解放，心灵也倘佯自乐。
第二年春我被调回遵义浙大校本部授课。动身的那一天，也是个细雨霏霏的清晨，因为公路车不通，我们只得乘了一辆骡车起程。当骡车辘辘地离开永兴场的时候，我从窗口回首眺望到灰蒙蒙的“楚馆”和“江馆”的屋顶，心中平添了无限惆怅。我问自己：在那样穷僻的山镇，坏境是那么荒凉，生活条件是那么艰苦，为什么浙大师生竟然安贫乐业、弦歌不辍呢？没有别的，这是浙大的求是精神和师生爱国热忱，鼓舞着、支持着大家在艰难的岁月中，为振兴中华而勤奋教学，为作育人才而含辛茹苦，这种良好的学风和坚定的爱国主义热情至今仍值得我们怀念而发扬光大。
1987年2月于杭州大学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教授 原浙大外文系教授）

浙江大学外文系在遵义
张君川 裘克安 陈建耕

浙江大学1939年从广西宜山迁至贵州遵义．在极艰苦条件下展开教学研究工作。浙大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学生素来明确以外国语言为工具，进行外国文学及语言学的研究，师范学院英语系以英语学习为主，以外国文学及语言学研究帮助丰富中学教学之用。浙大外文系语言以英语为第一外语，德、法、俄、意、日、希腊、拉丁语分别为第二外语，通过英语学习欧美文学。外文系教授均系国内知名学者，系主任由文学院长梅光迪兼任，讲授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郭斌和教授教希腊、拉丁文学，田德望教授教英国文学史及但丁，张君川教授教莎士比亚戏剧及小说，佘坤珊教授教英诗，谢文通教授教英国散文，亦各兼有英德、等语言课程。一、二年级为基础课，三、四年级为高级课程，考试亦有采取撰写诗文方式，为毕业论文作准备。学生课余组织戏剧文学班，专讨论文艺问题，并负责全校戏剧演出，计先后演出洪深翻译的《寄生草》、德国海贝尔的《悔罪女》等，并为纪念梅光迪演出《万世师表》，亦为练习外语而用外语演出《蠢货》等。这样，学生课余娱乐亦与学习、研究融会在一起了。
英国文化委员会李约瑟博士来浙大参观，见到遵义山城树荫墙角响彻学生朗朗书声，浙大图书馆外文藏书丰富，颇为惊讶，赞为“东方剑桥”。但浙大外文系研究欧美文学，素来认为欧美文学名著，和我国楚词、红楼一样，都是全世界精神财富，非一国得而独专，正如第一批用科学方法研究莎士比亚的并非英国，而是德国歌德、史莱格尔。外文系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既尊重欧美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又根据欧美原著，实事求是，进行科学分析，阐发一己独创见解。如在当时重庆、贵阳各杂志《时与潮》、《文讯》等处发表的有关莎剧文章，对欧美莎士比亚专家如道威、威尔逊等专注于考证莎士比亚立论；斯塔夫等脱胎于中世纪民间戏剧（道德剧）而立论；我们更着重其从生活中概括取神创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以反映现实。这种论点，即在今日看来，仍可谓比较科学，合乎实际。外文系师生还认为，世界各国文化绝非孤主，而是相互交流影响，从而产生崭新的文化成果。我国汉唐以来，历代如此。鲁迅即受外国小说影响创作了不朽的《阿Q正传》。外文系素重比较文学研究。梅光迪、郭斌和，连竺可桢校长在内，均学衡派大师，对比较文学素有研究，贡献颇大。外文系学生还主张研究外国文学为中国文学写作服务，他们大都一面研究，一面从事写作。写作为实践研究成果，研究为了改进写作。所以遵义时期外文系毕业的学生，有从事写作的，有从事翻译研究的，成绩显著者颇不乏人。外文系师生研究欧美文学，其中包括苏联文学，无形中把欧美民主科学思想进一步传播开来，也把苏联文艺介绍进来。外文系戏剧班更成为浙大、遵义及全国争取科学、民主的文化堡垒之一，与全国来遵义的文化人如熊佛西、端木蕻良等联合起来，与黔北人民结合起来，协助创办《力报》，举办罗曼·罗兰纪念会等文艺及戏剧活动，并参加及支援各地学生运动。这不只使遵义山城学术及政治空气活跃起来，也与全国学生、全国人民互相呼应，掀起科学民主运动的革命浪潮，迎接全国人民解放的黎明。
（张君川)

浙大外文系在遵义的七年中，虽然处处有困难，却是教学秩序稳定，做出成绩，并对当地的外语教学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外文系有一支基本齐全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他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学生，对于英国约翰逊博士和卡莱尔等人特别钦佩和深有研究。郭斌和教授的专长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和哲学并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英国文学研究者有陈嘉、佘坤珊、谢文通等；法国文学语言方面为黄尊生；德国和意大利文学语言方面有田德望。其余还有讲师多人和少数助教。外文系开课有完整的系统，本科生到第四年己能写出中等长度的英文论文．这在缺乏外籍教师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除此之外，外文系还开设公共英语课，教授其他系的一、二年级生，使全校学生都能利用外文教材和参考书。外文系一年级新生在湄潭学习。后来一段时间还增设了师范学院英语系，它的部分教学工作仍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书籍是外文系最重要的教学手段（当时还没有录音机和电视机）。浙大图书馆的外文书籍不少，比较全面，质量也相当高．抗战期间屡次搬迁，仍能迅速在遵义新城丁字口山上江公祠集中上架，供大家参阅，实在很不容易。外文书籍又特别重，记得每逢搬迁的时候，校方总是鼓励学生借出书籍自带，既增加自学的时间，又减轻图书馆一部分运输的负担。同学理解外文书籍的宝贵，都很爱惜，重视公德，如数归还。
当时复本教材很少，除了利用图书馆以外，师生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极少机会买得到外文书刊．所以教材要靠油印复制，既不可能印得很多，纸张质量又差．自己如果搞得到Zucker编的欧洲文学边读，或者注释本的莎士比亚剧作，那是如获奇珍，当时同学都排好时间轮流阅读．抗战后期，却有两个来源能搞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外文读物，一是从重庆“时代书店”能买到苏联出版的英文杂志，一是从昆明地摊上能买到美军读后丢弃的美国畅销书。这些书刊，数授们虽不屑一顾，却大大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浙大在遵义时期，同外国的接触很少．我只记得有一次牛津大学的陶兹教授来作了关于希腊文明的讲学，由郭斌和教授作口头翻译。另一次是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李约瑟博士来访问，他赞誉浙大能保持这样高的学术水平，堪称“东方的剑桥大学”。
遵义地区中学原来的外语师资不多，浙大外文系的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能在一些学校里兼课，也颇有助于提高当地的外文教学水平。
1944年外文系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演出剧团叫做“外文系戏剧班”。开始只在外文系内部演出外文的短剧，后来逐渐在遵义公演话剧，不但得到遵义当局和外文系教授们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当时逗留在遵义的“文化人”熊佛西、许幸之、端木蕻良等的指导。这个组织在当时遵义的话剧界有过一定的影响，对以后的进步学生运动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外文系的师生生活层然非常清苦，但读书空气却十分浓厚；自有“戏剧班”后，也就开始走向社会了。
（裘克安稿，陈建耕修改补充）

（本文作者：
张君川，杭州大学教授，原浙大外文系教授
裘克安，外交部外语专家
陈建耕，华东师大教授
后二人均系浙大40年代毕业生）

抗战时期浙大文学院社会科学期刊介绍
楼子芳

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上，浙江大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有长达近九十年的历史，且有长期砥砺的求是学风，为祖国造就了一批建设人才。解放前的浙江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有一支出色的学术研究队伍，优良的学风也充分体现在学术研究上。
从1928年浙江大学创办文理学院（1939年分为文学院、理学院）以来，先后创办了许多学术性刊物，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虽然带着时代的印痕，对当今研究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史学、古籍整理等学科，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鉴于目前有关单位对这些刊物收藏不全，以及限于笔者水平，不可能加以全面记述。本文对在贵州出版的五种主要的社会科学刊物（包括综合性刊物）依其刊行前后作一介绍。

《史地杂志》
《史地杂志》于1937年5月1日在杭州创刊，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编辑及发行，双月刊，铅印十六开。本刊在杭州只出第一卷第一、二两期，由于全民抗战开始，浙江大学数度迁移，印刷困难，街停出版。1938年以后，浙江大学相继成立了师范学院史地学系（行政与师资、设备均与文学院史地学系合一）、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史地教育研究室、以及师范学院史地学系第二部。由于单位增多，迫切需要有1个学术刊物，于是在1940年9月，《史地杂志》在贵州遵义复刊，出版第一卷第三期，改铅印为石印，到1942年3月止，共出版了两卷六期（第二卷只出两期）。本刊的《发刊辞》和《复刊辞》均为史地学系主任张其昀撰写。
在《发刊辞》中指出：“杭垣素称东南文献之邦，……本大学史地学系虽属新创，而学术渊源如此深厚，缅怀前修，良深神往。”本刊创刊的目的是“阐发新知，微贡新得”，以及“继承精神之遗产，发扬固有之光荣”。当时，史地学系的学术活动是非常活跃的，曾与浙江省图书馆联合举办以浙江史地为内容的学术讲演，每月两次；另外，还经常举行读书会、学术广播及浙江史地学会活动。其中不少论文和学术报告发表在《史地杂志》等刊物上。本刊有论著、新书介绍、附录等栏目，刊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之国防地理》、李源澄《浙东史学之远源》、王焕镳（驾吾）《万季野先生系年要录》、俞大纲《武曌母号考》、杨敏曾《禹贡三江考》、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张荫麟《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张崟（慕骞）《记武林坊巷志稿》、任美锷《浙江之风景与地质》、李絜非《国际年报述略》等论文。本刊还十分注意对国际问题和国际形势的研究，发表了顾谷宜《留学苏俄时之见闻》、费巩《西班牙内乱之历史背景》等文章。原计划第一卷第二期是“日本专号”，因准备学校搬迁而辍业。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地学系举行了报告会和讨论会，并出版《太平洋战争讨论集》，作为本刊第二卷第二期的专辑，1942年3月出版，收有论文五篇。

《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
《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于1940年9月创刊于贵州遵义，由院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及发行，师范学院院长王琎（季梁）任编委会主席，郭斌和、梅光迪、张其昀、陈剑修、苏步青、朱正元任编委。校长竺可桢为院刊撰写了《发刊辞》。本刊出版了第一集第一册、第二册（1941 年6月1日出版）两期，每期石印线装一册，均70余页。本刊内容反映师范学院文理各系的学术研究成果，它刊有任美锷《地理学的性质与其在教育上的地位》、郦承铨《中国学术与今日大学之中国文学系》（ 刘操南记）、缪钺《中学国文教学站商榷》、费巩《施行导师制之商榷》、丰子恺《艺术的效果》、陈立《男女性别的心理研究》、俞子夷《中等学校里的科学》等论文。

《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
《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于1942年6月在贵州遵义创刊，由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及发行，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郭斌和任编委会主席，梅光迪、张其昀、费巩、张荫麟、王焕镳、缪钺、黄尊生等为编委。张荫麟去世后，增补谭其骧为编委。到1944年8月为止，共出版了4集，每期均为石印线装。本刊刊有梅光迪《卡莱尔与中国》、缪钺《杜牧之年谱》、李源澄《汉代赋役考》、张荫麟《燕肃著作事迹考》、郭斌和《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谭其骧《辽史订补二种》、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黄尊生《埃及象形文之组织及其与中国六书之比较》、黎子耀《补后汉书食货志》等论文。

《思想与时代》
《思想与时代》于1941年8月1日在贵州遵义创刊，思想与时代社编辑及出版，月刊，铅印十六开，每期18页左右。它是浙江大学部分教授联合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北大、南开、清华）及成都、乐山的一部分大学教授创办的，编辑部设在浙江大学文学院。本刊出至四十期（1945 年2月1日出版），因战事和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之故，曾停刊一年十个月。1947年1月1日在杭州复刊，至1948年11月为止，共出版五十三期。
本刊内容有哲学、科学、政治、文学、教育、史地等方面，“而特重时代思潮和民族复兴之关系”。本刊所要追求的目标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的努力方向。”（见张其昀撰写的《复刊辞》，载第四十一期）为本刊撰稿的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教授张其昀、郭斌和、缪钺、张荫麟、费巩、陈立、王承绪、夏承焘、任铭善、陈乐素、黎子耀、严群、任美锷等，以及其他大学的教授钱穆、朱光潜、冯友兰、方豪等。竺可桢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是本刊创刊号的压卷之作，他介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史，精辟地论述了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又贵在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浙江大学著名教授张荫麟和梅光迪去世后，本刊出版了《张荫麟先生纪念专号》（第十八期）和《梅迪生先生纪念专号》（第四十六期），对张荫麟、梅光迪的生平和才德，均作了全面的介绍。另外，还由中正书局出版和发行《思想与时代丛刊》五种：贺麟等著的《儒家思想新论》，张其昀等著的《现代思潮新论》，谢幼伟等著的《哲理与心理》，竺可桢等著的《科学概论新编》，朱光潜等著的《政治与教育》。
本刊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在遵义时期，重庆和桂林设有总代售处；在杭州时期，除杭州外，在北平、南京、上海、成郁、长沙和广东梅县均有代售处。

《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
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于1939年，由史地学系主任张其昀兼任史地学部主任，史地学系教授涂长望任副主任，内分史学组、地学组、气象学组、人文地理学组。《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是反映史地学部各组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成果．第一号出版于1942年4月，共出版了4期，每期铅印或石印十六开一册，本刊重点刊登的是贵州省地质、地形、气候等各项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对抗战时期建设西南地区有一定的实际价值。第四号是《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1942年12月出版），汇集了当时在遵义由史地学部主持举行的“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上宣读的竺可桢、叶良辅等的10余篇论文。

转载自《杭大校史通讯》1987第3期

浙大中文系在遵义
杨质彬

　　时光易逝，离开革命圣地遵义已经45年了，但当时在浙大中文系学习的情景，犹历历如在目前。最难忘的是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他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热爱祖国、热爱学生、在抗日的艰苦困难中，坚持办好教育，聘请了不少学有专长、爱国、民主、富有正义感的教授共同办学。他坚持以“求是”精神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既有坚实牢固的专业基础，又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同时重视体育锻炼，养成健全体格，毕业后真正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们当时就是在这样的要求培养下学习、成长的。
　　当时我们读中文系，不仅要重点学习中文的古今名著、经史子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以掌握专业知识，还必须学习哲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西洋文学等等，以开拓眼界，丰富知识，使专业有广博而坚实的基础。
　　中文系的教授如缪彦威、王驾吾、萧璋、祝文白等为我们讲授古代散文、古代汉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艺术欣赏等等，教学效果都很好。我还记得缪彦威老师为我们上诗词课时，讲解精炼透辟，文情交融、生动自然，极其引人入胜。不仅中文系的同学是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还有不少他系的同学也来选课或旁听，教室常为之满。其他课程如费巩教授的政治经济学、黄翼教授的心理学、蔡堡教授的生物学、顾谷宜教授的西洋通史等等，都莫不条理清晰、内容精要，理论结合实际，既阐述了先进的科学与哲理，也传授了系统的丰富的知识，常使人听了解难释疑、茅塞顿开。各科交融，左右逢源，深感知识如海洋，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必须坚持学习。课外，同学们大多是勤奋不息，自觉钻研。根据自己所学的重点和兴趣爱好，不断参考阅读各种专著及文史哲等的整编资料和杂志报刊，深入体会，反复思维，务期能理解掌握所读著作的思想脉络、表现手法及其在文学或社会发展上的成就与影响，既可巩固课堂所学，并可进而对一些著作的思想观点、语言艺术联系贯通，对比分析，以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鉴赏能力。
　　当时各课教学，还非常重视思想教育，充满爱国抗日的热情。记得我们在古散文课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结合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体会其伟大襟怀与爱国热忱，莫不深受启发与感染而心情激越，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在诗词课学岳飞的《满江红》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特别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真感到是字字血泪，壮怀激烈，不仅表达了当时人民决心抵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愿望，也留给了千载来人以深切的教育与警惕，至今还印象特别深刻。
　　除了正课，还有经常举办的学术政治活动与讲座。如介绍王阳明的学说与爱国精神，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讲述苏、辛词的时代背景，以及结合时事作形势分折报告等等，莫不内容丰富，说理透辟，论据确凿，是非分明，听了增人见识，扩人胸襟，看到前途光明，更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所以当时的同学，都不只是埋头读书，不问外事，而是思想与时局息息相关，言行与社会密切相联，突出的如反对反动的训导长，拥护民主教授费巩为训导长，“倒孔”（祥熙）等游行无不积极参与。平时还有同学参加“大家唱”歌咏队，高唱爱国抗日歌曲；参加民办识字班，努力提高遵义人民的文化水平。校内有学生的进步组织“黑白文艺社”，当时的社长何友谅就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同学，他坚持斗争，竟不幸为国民党逮捕迫害致死，至今令人愤慨，令人痛惜！
　　遵义人民富有革命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这也给浙大学生以很大彭响。同学们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接受大学的专业训练和深刻的思想教育，虽然生活艰苦，却从不叫苦，而是刻苦学习，作风纯朴。有的参加当时全国大学生的写作比赛，名列前茅，竺可桢校长，把此记入了自己的日记。特别是学生毕业以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作地方教育行政领导，有的出国讲学，有的执教高等院校，有的参加了辞书的编写，不少人发表了学术论著，更有大批的中学语文教学骨干，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困难，好学向前，体现了浙江大学的求是精神，积极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对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追根朔源，我们永不会忘记遵义，永不会忘记在遵义浙大中文系学习时所受的教育与培养。

（本文作者：上海教育学院教授，浙大中文系40年代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