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3期 P53-64页
摘 要：国难之际，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汇聚南高与学衡派学人，发展人文学科，提倡求是精神，以期融汇科学与人文。浙江大学文学院努力平衡学术与政治、学术研究与社会思潮的体用关系，沟通西方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践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转移国运。史地学系提倡史地合一，创新史学，积极应对时代需求；中国文学系主张贯通考据、义理、词章，超越中西新旧之争。历时性考察民国时期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发展与分合，既可揭示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面向，又可尝试为平衡科学与人文、政治与学术的体用关系，提供切实思想资源。
关键词： 人文主义； 浙江大学； 文学院； 国难之际
晚清民初，学制转承，新式教育侧重培育治事和办事之才，为国家社会转型提供必要的知识与技术支撑，而被分科之学所肢解的中学系统逐渐丧失维系道德伦理的功能*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如何沟通科学与人文，在德性之学与政教体系、社会秩序之间建构能动关联,可谓近代中西新旧之争的关键议题。中体西用与科学救国成为近代学人平衡民族本位与外来文化的重要思潮，以期会通中西，重建价值标准，振兴国族。竺可桢历来主张自然与人文、精神与物质、民族主义与世界和平的融会贯通，认为中体西用的“见解是很错误的”，科学救国思想若流于物质主义是“一样的错误”。科学环境的形成在于培养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竺可桢：《利害与是非》，《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这是中国学术进步与政治改良的基础。1936年，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引入南高史地与学衡派学人，发展文史学科，既平衡文史冲突，革新浙江大学“以实用为依归”的办学理念，又实践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谋中西文化之统一，以从事于真正之创造”*参考许小青：《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北大派与南高派》，《近代史学刊》2016年第2期；蒋宝麟：《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张凯：《沟通文质：国难之际浙江大学学术转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国难之际，浙江大学文学院成为坚守科学时代人文主义立场学人的汇聚中心。本文以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发展与分合为线索，厘清其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既可揭示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面向，又可尝试为平衡科学与人文、政治与学术的体用关系提供切实思想资源。
一 、新史学的追求：史地合一与应对国难
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认为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是20世纪学术最大的贡献。中国现代史学学科的特质即是以特定时空入手解释社会人群的发展演变。竺可桢融会自然与人文，其地学一元观与民族主义相结合，逐步形成“史地合一”的观念，并以此指导张其昀、陈训慈等南高后进*参见何方昱：《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此文侧重在民国“新史学”的多元脉络中，考察浙大史地学系因应时代的方式及其与民国学界的关联。 。浙江大学文理学院起初设有史学与政治学系，后因师资与经费问题停办。1935年，郭任远聘请史地兼通的顾榖宜执教浙大，为浙江大学发展史地学科埋下伏笔。随后，陈训慈发起成立浙江中华史地学会，“研究史地，阐扬民族精神”，“希望以此推进本省学术研究之风气，以与建设事业同其迈进”*《浙江中华史地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图书展望》第1卷第4期，1936年1月。 。竺可桢执掌浙大后，网罗南高史地学人，结合浙大既有师资组建史地学系。张其昀提出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于以分工的方法,实现综合的目的，“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史地学系贯通时间的演变与空间的分布，“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张其昀：《我与浙大史地系》，载《天涯赤子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收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5页。 。
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研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西近世史、地理概论、世界地理等必修学程。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各组必修课程与其他大学史学系、地学系之课程相仿，以期稳固专门研究的根基。抗战初期，在评议教育部颁大学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时，浙大史地学系认为历史课程按照时间的先后，有沿流与溯流两种方法。前者由古及今，后者由近及远，二法各有优点。因学生需要在课外阅读一定数量的名著，以及研究古史需要一定文字学素养与比较成熟的见解，于是建议“一年级先读近世史，逐年上溯，或更有教育上之意义”。认为史学系课程不宜过于零碎，地理学须有三年之持续研习。“此项意见目前并不期望各大学完全采纳，但不必限制一部分大学采取此项意见。时间与空间的范畴原系相得而益彰，大学研究欲求其精微而切实，非于中国地理有相当之造诣不可。”*《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对于“部颁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及审查意见”之意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1074。 此后，浙大史地学系遵照教育部颁课程表，对课程有所修订：史学组“课程完全依照部颁标准，惟国别史、专门史部定必修四—六学分，本系规定至少读三学分，而加读中国文化史与西洋文化史各六学分”；地理组“大体遵照部颁标准，其稍有不同之处在本系颇注重地质学之根基，因此将测量学与分洲地理学分酌量减少，地理实察归纳于地形学、地质学实习中。气象学部定六学分，本组则分为气象学与世界气候亦分为六学分。人生地理六学分，本组分为欧洲地理及历史地理教授之共七学分，中国地理总论加一学分，中国区域地理减二学分”*《各系报部科目表》(1942年1月)，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3775。 。史地学系至四年级依照学生兴趣与能力，传授进修门径，史学组分中国史、西洋史两门，地理组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气象三门，各门设选修课程若干种。史学组贯通国史与世界史，强调比较研究的优势；地学组融合地形学、地质学、气象学与人文地理，注重科学研究的综合能力。
张其昀在诠释“求是精神”时，提出“求是”的根本在于“政治的方针全要是非明白，学术为国家之命脉，公论为民族之元气，主张国是者必归于此”，“亡国之大苦莫甚于善恶是非之相反”*张其昀：《求是精神》，《浙大学生》复刊第2期，1941年9月。 。浙大史地学系志在创新史学，回应国难：“一方面为培植从事学术专门人才，一方面亦在培养对于现代问题具有通识之人才，期其毕业以后从事上述各种实际问题之研究(国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地方建设研究、新闻学研究)，以为世用，二者固可相得而益彰。”*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5—7号，1948年6月11—13日。 景昌极期许史地学系师生应有高尚纯洁的人格与特立独行的远见卓识，为社会的先觉。史学与地学相结合有助于浙大史地学系回应时代与现实政治需求，政治与学术相资为用，也促进了抗战时期史地学系的跨越式发展。西迁途中，史地学系师生所至各地，便研讨当地历史文化，宣扬民族精神，鼓舞士气。1938年8月，浙江大学成立师范学院史地学系，培养史地两科的中学师资人才。1939年7月，教育部批准浙江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招收研究生。同年9月，教育部委托浙江大学成立史地教育研究室，“特重于史地科挂图之编制，与《史地教育丛刊》之编辑，以谋斯科教材设备之充实与改进”*《民国三十年度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简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9—148。 。竺可桢感慨道：“史地系以四年时间创立，迄今有此规模，真大不易。”*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456,48页。 浙大史地学系尤其是张其昀关注现实问题的取径，颇受蒋介石的关注。1941年3月15日，蒋介石约见张其昀，论及史地教育、浙东文献整理、边疆教育等议题，称：“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6月，蒋介石授意张其昀以浙大文科研究所为基础，成立《思想与时代》社，根据三民主义讨论相关学术与思想。张其昀以此为契机，“拟设边疆、气象、南洋、东北四研究计划，补助文科研究所之不足”*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95页。 ，希望将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逐渐拓展为史学组、东北组、南洋组、边疆组、国际问题组、地形组、气候组、资源组、史地教育组*《各研究所近况汇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467。。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地学系举办了太平洋战争座谈会，《史地杂志》出版《太平洋战争讨论集》专辑，讨论太平洋战争的新战略、太平洋战争的地理基础、太平洋问题的回顾与前瞻等问题。张其昀访美回国后不久，于1945年12月2日晋谒蒋介石，商谈国事前途，向蒋介石建议：“消弭国际纷争，重建世界秩序，应先从南洋着手，使美英中荷日与南洋本地民族在该地占平等地位，以协调方式取得当地资源。”*张其昀：《上蒋介石函稿》，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14—00021—011。 史地学系一度拟添设国际学门，使学生从史地背景研究国际关系，性质介于史地二组之间。
国难之际，民族主义史学成为学界主流，学术论争渐趋平静，壁垒森严的派分有所弥缝。然而，在史料与史观、通史与断代以及传统文化转化的方式等方面，各派学人立场仍有差异。张其昀希望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弘扬南高学风，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颇有延续南高与北大对峙的意味。刘节称浙大“骂胡适之，骂顾颉刚，成为风气”*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368页。 。在中研院第一届第四次评议会上，傅斯年提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政方针，张其昀则对此提出颇为率直的批评*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456,48页。 。抗战前后，先后任教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名师，诸如钱穆、张荫麟、贺昌群、陶元珍、李源澄、顾穀宜、李絜非等，与新文化派大多保持相当距离。编修新系统的通史、弘扬中国文化精神成为国难之际创新史学的要义，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成为战时“新史学”的重镇之一。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要求大学开设中国通史的必修课程，以傅斯年为主导的北大史学系认为：“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1页。 顾穀宜主张治史学先从通史着手，然后详细分别探讨各国历史，最后再回到近代史的研究，把分支的、散乱的历史综合为一体。李源澄批评新文化派研究国学满足于考证古史，或“必以西洋汉学家治吾国学问为师”*李源澄：《汉学宋学之异同》，《论学》1937年第8期。 。李源澄在浙大讲授中国文化史，“以问题为主，如政治、经济、学术、礼俗、艺术、宗教诸方面及其相互之关系，而尤重在说明其蝉变之迹与其得失，其与中国文化之受外来影响，与中国文化之向外传播，亦注意焉” 。谭其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以时代为经，问题为纬，注重各时代之时代精神及各种史实之相互关系，俾学者明了吾民族之物质基础与精神遗产，以焕发建国之新精神”*《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二十八年度学程说明书》，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 L053—001—4143。 。竺可桢曾一度邀约钱穆留校，继张其昀为史地学系主任，后因故未能如愿。在钱穆心目中，张荫麟是新史学家的理想人选，“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 。张其昀叹息张荫麟英年早逝，实为史学界莫大的损失。张荫麟与张其昀的友谊渊源于史地学科的结合，集合众人之力编纂通史是二人平生志业。张其昀晚年仍撰写《中华五千年史》，阐释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与历久弥新，批评新文化运动“把史学狭窄化，甚至只成为一种史料学”*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837—10838页。 。战时浙大史地学系师资频繁流动，胡玉堂认为虽有所损失，但“无碍于系的发展与传统”， “十年之中，曾有三十余位学术上有地位的教授前后执教的盛景，在太平之世是稀见的”*胡玉堂：《回忆断片》，《史地通讯》第2期，1946年4月。 。时人曾将迁到西天目的史地学系师生称为“天目学派”，黄盛璋追忆史地学系“实代表一种哲学思潮、学风和学派”*黄盛璋：《李春芬老师引导我走上历史地理的研究道路》，《李春芬生平和学术思想》，自印本，1990年，第44页。 。
可视化是三维模型设计的最大特点，也是相比传统设计的优势所在。以变送器为例，设计人员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变送器与取源点的位置关系，以及安装场地的周边情况，进而根据气上液下的原则调整变送器与取源点的相对位置关系，旋转、移动变送器到便于安装检修的朝向及位置，同时避开其他的设备、管道和结构。变送器建模示例如图1所示。
张其昀治学善于分类与归纳，自称：“二十年来闇然自修，于著述一道，自谓略有办法，此后自宜用所长，毋自暴弃。”*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第11575页。 然而，张其昀过于偏重现实政治问题与固守史地合一的倾向，不断受到学界与校内师生的质疑。有学人在《地理学报》撰文评述张其昀《中国地理之统一性》，抨击此文“学术与现实不分，论点和对象未免倒置”，其用心可以谅解，但对于中国学界的发展而言，“正确的知识，纯客观研究的态度，似乎还有提倡和维护的必要”*叙功：《评所谓“中国地理之统一性”》，《地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3期。 。竺可桢认为：“此题目即出错，地理安能有统一性，至多只能说中国疆域成为一个单位，即此亦不易自圆其说。”*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57页。 顾颉刚认为张其昀“平日颇能留心搜集材料，惟不能融化，又不能自己提出新问题，发见新事实，故其著作直是编讲义而已。天下自有一等人只有常识而无学问，而此等人亦自有其需要，惟估量价值不能甚高而已”*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册，第53页。 。浙大师生曾反思“由于一小部分同学对事业过度热心，因此把事业之基础的学问，反加忽略，竟或形成一种‘苍蝇撞玻璃窗’式的盲动现象。若干对母系有成见的人，也就借此抨击” 。另外，有同学“但求显微镜式的分析，不求望远镜式的综合”，“斤斤于一个小题目的研究，对范围以外即不予同情和了解，基于这种学问上的偏见，不同组别的同学间，往往有意无意的生出隔阂”*赵松乔：《毕业同学概况》，《史地通讯》第2期，1946年4月。 。组别的隔阂源自现代学术分科中如何调和博通与专门的关系。随着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史学和地学的分科，已然成为国际学术的趋势与主流，史地学系研究自然地理的师生多主张史地分系。地学、气象专业的师生对张其昀颇有微词，涂长望便不能与张其昀合作。叶良辅告知竺可桢：“晓峰作事亦不按照规矩。史地系教员甚多，而各人所任钟点极少，故渠去后有裁人之必要。职员竟达十二三人之多，下学年拟裁至史地教育研究室，裁至绘图员四人，史地系助理二人。”*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593页。 地学组的师生后来纷纷追忆，史地合系将时间演变与空间演变相结合，使学生能从史学与地学的分组与综合中获取史学与地学思想和方法的优长。这成为史地学系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但此时史地学系的学科与人事纠葛成为浙大史地学系乃至文学院发展的隐忧。
二 、义理与辞章：中西新旧之间
竺可桢执掌浙大之初，胡健中提示竺可桢注意两事：一为浙大与建厅合作事，一为设立国文系事。竺可桢拟请邵裴子出任国文系主任，为后者拒绝。因经费与师资有限，中国文学系暂未设置。竺可桢拟邀约国学大师马一浮来浙大讲学，同时嘱托祝文白教授《国学概论》。当蒋介石审阅竺可桢《半年来浙大之改进》的报告后，主张添加文学、哲学教员。竺可桢感慨：“此又与教育部之政策相冲突，以大学教育而言，则文哲确极重要，但与近来之注重实科则又背道而驰。”*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74页。 竺可桢、梅光迪等则以改革国文课程作为权宜之计，希望浙大学子“对本国文化之轮廓有相当了解与同情”，强调“作文以文言为主”，“此非白话问题之存废问题，乃是否中国学生须了解中国文化之问题。如不了解中国文化者，是否能负中国复兴之责？”*《(本学年)国文教学第一次会议记录》，《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231期，1937年9月20日。 梅光迪多次致信竺可桢，谈及开设国文系与文学院独立的必要性，浙江大学文学院同仁欲藉浙大在中国文化上做一番惊天动地事业，“同人之要求，非私人之权利问题，乃中国文化问题”*梅光迪：《致竺可桢二通》，《梅光迪文存》，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6—557页。 。1938年8月，中国文学系成立。1939年1月，郑晓沧、张其昀、梅光迪提议，文理学院改组为文学院与理学院，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史地学系与教育学系。校务会议通过此议，决定秋季实行。文学院以“天下来同”的使命感，坐言起行，期望会通中西、创新文化，“世俗每谓文人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不知中国整个文化全部历史皆为文人所造成，本院成立伊始，我同仁所负责任非常重大”*《二十九年文学院第一次院务会议》，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 L053—001—4405。 。
在近代中国大学学科建制过程中，中文系的课程最具中国特色，具有浓厚中西学术并立、对峙与融汇的意味。由北京大学所确立的文学课、语言课、典籍整理三方面逐渐成为主流，各校以此为基础，编订国文系课程，中西新旧宗旨分明。1930年代初，胡适、傅斯年改革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由偏重“国文”改良为“新文学中心”。清华大学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目的*参见沈卫威：《“国语统一”、“文学革命”合流与中文系课程建制的确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在中国文学系成立之际，郭斌龢编印“课程草案”，认为：“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学问以致用为本，“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近世治学应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祈向已” *郭斌龢：《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转引自刘操南：《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载《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贯通考据、义理、词章，或能将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相互结合。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为：一、二年级主修公共必修科目与本系基本课程；三、四年级逐渐拓展为较高深、专门者，侧重选修与课外研读。其中国文学系文学及语言文字两组不分设。当教育部颁布大学中文系必修与选修课程，中文系分为语言文字、文学两组时，浙大中文系回复意见，称此举“不免偏畸”，认为中国人治中国学术，应与西洋人治汉学者异趣：“西洋人研究汉学，实与研究埃及巴比伦之文明相似，仅以中国局部学术为一种客观之对象，用分析方法加以考核，虽其所获于一端一节，非无精卓可取，然往往不能宏博渊厚，缺乏同情的想象力，无所谓欣赏、体验与受用，更不求能发扬与光大也。中国人治中国学术安可效此？”关于具体课程设置，认为：语言文字学“不过读书为文之工具”，“欧美各著名大学在大学期间研究本国文学亦未尝有分语言文字及文学两组者”；重要典籍“宜列专课，不可仅讲‘史略’‘通论’”；增加作文训练，使学生能措意修辞，“由清通而进于优美”；“宜参以西洋文学而不必立新文学课程”*《国立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对于“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及审查意见”之意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1074。 。
浙江大学文学院同仁既注重科学的重要性，认为人文学科应当贯彻科学精神与方法，又寻求中国传统文化日久弥新的精神理念，努力融汇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郭斌龢格外强调中国文学系课程，“必以闳识虚怀、高瞻远览，不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凡为一现代之中国大学生皆须通一种外国文，有阅书之能力”，如此方可吸收新知。“学生如能研读西书，则对于中国文学之研究、批评与创作，多所启发，大有裨益。”*郭斌龢：《对于教育部最近修订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草案之意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1078(2)。 当时，中国文学系学生不仅要重点学习中文的古今名著、经史子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还要涉猎哲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西洋文学等领域，开拓视野，积累知识，奠定广博而坚实的专业基础*杨质彬：《浙大中文系在遵义》，《浙江大学在遵义》，第70页。 。1940年4月7日，郦承铨在浙江大学中国文学会迁往遵义后的第一次演讲中，提出若要造就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真实有用人才，首先，要明本知类，通晓中国固有学术，“文史哲也，经史子集也”，“如是乃可谓预于学术之流”；其次，吸收西方文化，“取人之长，以稗吾之不足”；最后，“吾人既明乎我之为我，复洞悉人之为人，然后吾人当前所应出之途，自如康庄大道之陈于吾前而无疑”*郦承铨：《中国学术与今日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第1集第1册，1940年9月。 。 1943年，钱穆在浙大演讲文化与人生时，明确提出解决今日我们的文化问题,必须发扬光大我国文化的根源，立其根本；吸收、学习外来文化与文明，扶苏枝叶，“世界四大古文化系统之复兴，相互吸收影响，而产生一世界新文化”*《各学会讲演汇志》，《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19期，1943年5月10日。 。
国文系成立与文学院独立，无疑为浙大文科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郭斌龢、缪钺、王焕镳、郦承铨、萧璋、祝文白、夏承焘、任铭善、郑奠等学人战时先后执教国文系，浙江大学文学院俨然成为新的人文主义与国学研究重镇。文学院独立之初，郭斌龢即有意邀请吴宓来浙大任教，吴宓也有改就浙大教习的意向。梅光迪认为：“《学衡》派共集一校，恐遭人忌诋”，“迪与宓性情不同，将如昔在东南互有抵牾”*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9,53,230,123—125,205—207页。。经郭斌龢一再沟通，梅光迪“允从龢议”。吴宓却一直摇摆不定：其一，顾忌浙大内部的文理农工学科之间、乃至人文学科内部的倾轧，“聆向达述浙大内部情形，令人失望。旋接龢函，知国文系聘黄淬伯而不聘徐英，实难为解！”*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9,53,230,123—125,205—207页。陈逵告知“浙大内部丑恶情形，并谓龢、巩等但求文学院克能抵抗理学院之侵略兼并，不惜以宓为牺牲。宓往，必受小人之污辱攻诋。终于无所成功而为人腾笑，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9,53,230,123—125,205—207页。。其二，担忧与梅光迪的关系愈发激化，并陷入梅光迪、郭斌龢的权力之争。吴宓认为郭斌龢、费巩对梅光迪隐忍求全，梅光迪“轻肆如昔，惟求玩乐，不谈正务。宓对之极失望”，“尸位溺职，不足与有为”*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9,53,230,123—125,205—207页。。贺麟劝吴宓待梅光迪下台后，“始往浙大，继其职位”。汤用彤告诫“郭斌龢或借宓以攻催迪”。郭斌龢认为吴宓“论理论事，非来浙大不可”，其目的在“创办刊物，负起指导学术思想之重任”，若吴宓不来，“吾辈即缺一勇毅精勤之指导者。为不可补救之损失耳”。吴宓函称：“吾侪理想志业之全体大局为重，初非为小己私人之利害苦乐着想。”*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9,53,230,123—125,205—207页。
围绕聘请吴宓的纠葛，或可视为学衡派内部分歧的延续；吴宓称浙江大学国文、外文系不无畛域隔膜，缪钺与王焕镳的矛盾被竺可桢视为国文系分为两派的直接原因。《竺可桢日记》记载：“(1943年7月25日)七点国文系学生韦廷光、孟醒人、周永康、宋祚胤、傅轶群、熊嘉骏、周本淳诸生来挽留王驾吾，因闻其将去中大。又缪彦威来谈。八点赴旧府中办公室。王驾吾来谈。驾吾、郦衡叔与缪彦威意见不合。缪主张读国文应中外文学并重，驾吾则主张中西各有专长，不能两全。缪主词章，而王主义理。学生多信服驾吾，故有排缪之议。中央[大学]胡肖堂、张世禄、王玉章约驾吾往，余嘱其俟明年。”*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606页。 如何落实平衡科学与人文、沟通中西的路径，成为浙大文学院的难题，缪钺、王焕镳乃至浙大国文系学术派分的焦点集中于平衡义理与词章、中西与新旧。缪钺来浙大任教后，受郭斌龢影响，注重以西哲学理疏解中学，“近数年中，得郭洽周兄助益，读西洋文学书不少，批评创作似颇获新境”*缪钺：《致叶麐函》，《缪钺先生编年事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8页。 ，“钺近来颇读西洋哲学书，哲学史已读过两种，秋间读叔本华之书，近读斯宾诺莎之书(均英译本)。读西洋哲学书，能训练思想灵活清晰透彻。以前读宋元明学案等书，仅能识其源流风气，与诸大师思想之本身，未能有透彻而有统系之了解。今再读学案，参以程朱之书，颇能见其理趣脉络，与向时不同矣。”* 缪钺：《致杨联陞函》，《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第93,83页。 缪钺赞誉：“洽兄近作《读儒行》、钱宾四君寄来《论中国文字与文学》，皆发挥中国文化精义，辟近人奇衺偏浅之说，极为光辉笃实。自来世乱学衰之时，必有三五大师以刚贞之质榰柱其间，下启新运。”缪钺主张中西兼采，以文载道，以国文弘扬中华文化、改良风气。其晚年仍推崇郭斌龢：“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尝谓世变日亟，应谋自救，而笃旧者迂阔，崇洋者浅薄，举不足以语此；必也，以宏通之识、淹雅之学，抉择发扬吾华夏族数千年文化之菁英而兼采欧西之长，始可以拓新文运，而古希腊哲人追求真知之精神亦极有足取者。”*缪钺：《郭斌龢译柏拉图〈理想国〉序言》,《冰茧庵序跋辑存》，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83页。 王焕镳自称以“儒家立场，抱住民本主义”*王焕镳：《自传》，《之江大学教职员履历表(解放后)》(二)，浙江档案馆藏“之江大学”档案，L052—002—0185。 ，认为学术不外二派，“一则向内体究，涤习染之污滓，复本体之光明”，“一则向外驰求，穷事物之变化，探幽明之情状”。向内体认心性，“则凡天下之物，莫非吾之一体而不以为外，民胞物与，混然不二，故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以言乎远则动而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向外探索知识，“则虽吾之一身亦视同一物，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皆处于客观之地位。凡科学家之精神莫不如此”。长期以来，学者往往执一端而立门户。如若以心性为本，兼修客观知识，其业可广，“否则有体无用，成为空疏之学”。探索客观世界时，“若能回心向内，则其德可崇；否则有用无体，只是驳杂之术而已”*王焕镳：《复思安德牧师书》，《因巢轩诗文录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6—207页。 。中西之学，旨趣有别，王焕镳侧重以义理之学为基础，先立其本，再兼收并蓄。其自称任教浙大，“不量区区，实思稍明人伦道德之美，冀无形中于中兴盛业有涓埃之助，文人报国，止于如此”* 王焕镳：《致陈叔谅书》，《因巢轩诗文录存》，第223，225页。 。王焕镳在浙大文学院讲授三传之学，“虚实兼骛，穷理之外，颇喜展阅有清《经世文编》，民生吏治，言之极详，于以见先儒之用心，盖不为身家计也”*王焕镳：《为王伯沆师集赙事致陈叔谅信》，《因巢轩诗文录存》，第225页。 。国难之际，王焕镳提倡浙东节义之学：“先有圣贤之功夫，而后一遇不测之变始有以著其节义，此非激于一时之意气而为之者也。后世之史所书贤奸事迹至众，既不尽可法，而又求工于文辞，亦不尽可信。取舍从违之际，不可不深加思耳。读经重在明理，读史重在处事；事由理出，二者一贯而无间。似不必过为区分截成两段。”*王焕镳：《复郦衡叔书》，《因巢轩诗文录存》，第209页。 读圣贤有用之书，可以益人神智，鼓人志气。今日不少学人所讲史学，“细碎已极，于人、家、国何补!所讲之文学，更为导眕增悲之具，虽著作五车，曾不足劳识者之一瞬”* 王焕镳：《致陈叔谅书》，《因巢轩诗文录存》，第223，225页。 。
浙江大学文学院师生信守当日的抗战是为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而战,国运中兴之际，有中国文化修养的人才方能担当建设大业。沟通中西新旧，不能仅停留于文化关怀层面，而应寻求有效的学术理路来创新文化。为此，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师生努力在“专与通”“新与旧”“中与西”等相反相成的问题中，寻求适当的标准。缪钺、王焕镳的学术分歧，本可视作浙大文学院融汇中西新旧的不同路径，然而，梅光迪溘然病逝，人事纠纷与门户之见再起，造成“以一人去而全局毁”的局面*吴宓：《吴宓日记》第10册，第393页。 。
三 、政学纠葛：文学院革新运动
梅光迪是浙大文学院的元老与中流砥柱，竺可桢称其有不可及者三：“(一)对于作人、读书，目标甚高，一毫不苟”；“(二)其为人富于热情”；“(三)不骛利，不求名，一丝不苟”。不过，梅光迪“因陈义过高，故曲高和寡。为文落笔不苟，故著述不富，但临终以前尚有著作之计划”*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600页。 。其一生述而不作，“只是一位标准的守旧的古典学者。但由于他的纯粹学者的品格和当时不管古典也好，总算有一点文学气氛”* S.Y.：《浙大文院革新运动详记》，《观察》第4卷第16期，1948年6月12日。 。梅光迪去世后，浙大文学院遽然丧失重心。梅光迪病重期间，郭斌龢任中文系主任兼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兼代文学院院长，校长离校又为代校长，还任浙大训导长。然而，竺可桢颇为不满郭斌龢的行政作为，特别是其无法调和国文系的人事纠纷，“洽周主持国文系成绩欠佳，内部缪彦威与王驾吾、郦衡叔意见不洽，渠不能调和，甚属困难”，“国文系内部又发生纠纷，故为人事上着想，决定请晓峰”。梅光迪的遗愿是郭斌龢继任文学院院长，但竺可桢认为张其昀更有助于文学院的发展。1946年1月10日，竺可桢告知郭斌龢拟聘张其昀为文学院院长，郭斌龢为外文系主任，祝文白为国文系主任。郭斌龢“甚惊异”，次日即“交文学院印鉴”，“心颇怏怏”*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1,14,27—28,195页。 。
此消息一经传出，各方反应不一。外界猜测张其昀是竺可桢东南大学的学生，属于主持校务的实力派，王焕镳明确反对郭斌龢而拥护张其昀。文学院外文系、中文系与史地学系部分学生，竭力阻止张其昀出任院长，欲请吴宓为院长。他们之后更向竺可桢发难：“张氏所学的是地理，地理本属理学院，因为史地不分，当了史地系主任已经勉强，怎样可以进一步当文学院长？”竺可桢解释张其昀研究的是人文地理，和“文”有关*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1,14,27—28,195页。 。吴宓深悉浙大实情，虽赞誉张其昀任职浙大，“东南文史之崇正学风，可谓正得其人”，但他本人拒绝任职，致函婉拒浙大教授聘书*吴宓：《致张其昀函》，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2—0010。 。竺可桢清楚学生反对张其昀主要在于“其非文学院人，且热心于政治”。竺可桢原拟以代理名义缓和矛盾，张其昀“因听从振公、絮非等之论调，以为实授为佳，免致人觊觎”*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1,14,27—28,195页。 。外文系学生张贴上校长书，表明精神上的不承认主义。1月27日，在梅光迪的追悼会上，外文系学生江希和称：“文学院长产生过于迅速，希望不要把干净的园地糟蹋了。”次日，在史地学系欢迎张其昀时，幺振声称：“应在史地努力，不应在政治。”*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1,14,27—28,195页。 有教师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卢鋈以为：“浙大史、地不分，则地理、气象方面之人才极难罗致。”*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1,14,27—28,195页。 张其昀无奈同意史、地分系，竺可桢以限于经费与人力主张维持现状。
郭斌龢对此事颇为介怀，指责竺可桢“用政治手腕不令其长国文系主任及文院院长而调外文系主任”；缪钺视此次院长更替为“政变”* 吴宓：《吴宓日记》第10册，第104,18页。 。郭斌龢心灰意冷，拟赴武汉大学执教，吴宓劝其“似不宜轻弃浙大外文系主任而到武大，致成集中而孤立之形势”* 吴宓：《吴宓日记》第10册，第104,18页。 。张其昀致函劝慰郭斌龢，称：“弟实一刻不能相信”，犹念当年“以曾左风义相喻”，“外人不明真相，总以为吾二人不睦，此为吾辈事业，为文学院，为浙大前途，为南高学风均有损害”，“吾二人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张其昀：《致郭斌龢函》，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2—0010。 。郭斌龢去意已决，最终重返中央大学任教。几乎同时，缪钺以“国文系若干教授思想太旧”为由辞职，返回成都，执教华西协和大学。缪钺所言“太旧”，除了与王焕镳“极不相能，已有数年”之外*张其昀：《致柳诒徵函》，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2—0010。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夏承焘集》第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62页。 ，还体现在缪钺与张其昀等人的学术分歧。缪钺致函陈槃称，研究中国学术思想，“近人摆脱顾忌，潜思远瞩，益觉气象一新”，史语所“十余年之努力，于中国学术有建立标准之功。今日虽仍或有少数乡曲庸腐之士，抱残守缺，党同妒真，然日炳中天，残雾自散，亦不足虑也”*缪钺：《致陈槃函》，《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第81页。。缪钺所言颇有影射浙江大学文学院相关学人的意味。郭斌龢、缪钺离校，浙大文学院学衡派成员异道扬镳，此事貌似告一段落，而“文学院的纠纷也就在这里种下了”。面对此局，竺可桢不断呼吁校中应兼有保守与改进的精神，以求是精神杜绝门户党派之争，“浙大学风以求是、不分党派门户、维持学术标准为向来传统之要点，故希望大家要保持此项精神”*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38页。 。
张其昀就任文学院院长后，颇有大力发展浙大文科的决心。为继承梅光迪的志业，张其昀拟设立文学研究所，不分中文与外文，“实为一极有意义之纪念”。文学研究所应实现梅光迪的理想，“以沟通中西为其旨趣，研究国学者宜参讲西学，远览旁搜；研究西洋文学者，亦宜潜精中国文学，以尽其介绍融会之能事，则于今后我国文运定可放一异彩”*张其昀：《致杭立武函》，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2—0010。 。史地学系延续着战时的主旨，充分与中央、地方政府合作。史地研究所计划与国防部协同搜集各国新出地图，分区研究西太平洋、中亚大陆与中国边疆；进一步考察杭嘉湖地区的地文地质，并拟拓展至研究长江三角洲区域的水道系统，着手进行浙江省士兵素质调查*《国防部第六厅科学研究机构调查表》，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0014。 。不过，此时的浙江大学文学院无疑令人感觉偏于保守，颇为不合时宜。张其昀、谢幼伟等希望以熊十力、钟泰等老辈学人与名流提升浙大文学院的学术声誉，从而推进高深研究。竺可桢提倡“通才教育”，主张文学院聘请师资应以此为标准，“大学教育如真能使人理知化，则于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必大有裨益。所以蕲求真理，不但应为我国大学的目标，而亦为世界各大学共同的目标”*竺可桢：《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641页。 。竺可桢内心颇觉设置中国文学研究所并非当前急务，且钟泰、熊十力等老辈学人，“所教过于高深，于学生学问与操行不能有所影响”，“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由是可见谢幼伟之无眼光”*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39、48,125,111页。 。竺可桢特意向学校聘任委员会提出熊十力年迈，“恐不能上课，在家上课，于校中及学生两不方便”*《浙江大学拟聘教职员推荐表·熊十力》，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3723。 。老辈学人“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目前学生对于旧文学等均敝屣视之，哲学系尤应向新途径走，不能徒慕虚名也”*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39、48,125,111页。 。校内有师生认为：“人事上，‘东南派’和它扶持的校友派在学校里成为一种支配一切的人事集团，一部分无所谓出身的人似乎还得附骥他们，以求存在。在纯学术上说，浙大为理工精神支配着，没有文学，没有文风。最足以对外代表一个大学的风气的文学院便显得黯然无光。这是已经接受了时代影响的年青的一代所不能长久忍受的。要求改革的强烈的冲动，终于一旦爆发而为一个波澜壮阔的文院革新运动。”* S.Y.：《浙大文院革新运动详记》，《观察》第4卷第16期，1948年6月12日。
The phosphors used in the experiments crystalline with approximately spherical particles (Fig. 2)[12]. The deposition process of phosphor can be regarded as a fluid movement,guided by self-gravitational force Fg. The buoyancy force of F0 and the resistance of f are shown in Fig. 3[13].
1948年5月初，文学院外文系、中文系与史地学系的部分学生发起文学院革新运动，在壁报上攻击张其昀，“谓其只顾史地，将国文、英文置诸不足轻重。又有人主张史地分系”*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39、48,125,111页。 。中文系学生要求中文系、外文系合并为文学系，“再分为语文与文学两组”；如果一时不能实行，可将中文系本身先分语文、文学两组，学习两系有关联性的学程，以为两系合并的准备。课程方面，请增开新文学概论、文艺思潮、现代文选、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小说研究、戏剧研究、现代诗歌等，另外加强外文教育，增设现代文学书刊，已购图书全部开放。师范生加开应用文、语体文教法、讲习国语与国音，增聘能开这些课程的教授。外文系全体师生认为“文学语文不分工，结果是两败俱伤，同样要求中外合系，再分语文文学两组”，并要求另聘有名望与文学修养的学者做系主任。史地学系学生签名要求史地分系，地理系归入理学院，历史系仍在文学院，“并欢迎张其昀氏任地理系主任”。
5月15日，壁报猛烈攻击文学院张其昀、佘坤珊、郑奠，称张其昀“外务太多，无力顾及院务”，张氏自称“其昀所受之攻击，闻为政治关系”。外界曾揶揄浙大文学院长张其昀，常常喜以“‘余曾与最高当局谈话三分钟’一语自豪”*《儒林新史》，《人物杂志》1948年第3卷第2期。 。17日，法律系学生景诚之刊发壁报，要求张其昀引咎辞职，佘坤珊更应离校，师生矛盾愈发激化。文学院教授采取罢教予以回应。19日，校方召开行政会议与训导委员会联合会议，决议开除相关学生，并发表《告诫同学书》：“决议非严格执行学生壁报规章，禁止匿名攻讦个人，及整饬校风，以安定全体师生教学生活不可。因通过将壁报主编人及在本市某报擅自发表攻讦教授消息者两人，予以退学处分。”如有合理与负责的改革建议，学校会予以接受研究和考虑*《浙大整饬校风 攻讦教授两学生退学》，上海《新闻报》1948年5月22日，第9版。 。训育会根据校务会议决议，加强对学生壁报的管理，除责令壁报切实依照学校壁报审查规则外，增加新的补充办法。时人评述“一个堂堂正正的文院改革要求，竟成了壁报文稿的纠纷，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运动，竟被转成一个校规问题”，认为“中外合并，史地分家”和“调整人事，增加设备”是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属于全体的纯学术性的建设性的合理要求*S.Y.：《浙大文院革新运动详记》，《观察》第4卷第16期，1948年6月12日。 。竺可桢认为：文学院改良建议案与壁报骂人截然二事，自治会所要求的史地分系，日后必分，但目前无人力物力；至于张其昀，“目前文学院教授全体与共进退，即余个人亦决不能令其辞去”；白话文教授早已在物色，“不过须有一定标准”*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17,121页。 。
张其昀力图淡化文学院革新运动的政治色彩，并未要求严惩学生，而是积极从文学院的工作成绩与学术思想层面予以回应。5月26日，张其昀向竺可桢汇报近年史地学系各项工作时说：“学生不明瞭近来渠为学校努力状况，如向蒋慰堂捐款建筑百里馆，向孙贻〔诒〕让后人捐玉海堂之书。谓史地方面现方努力于版图、方志、钱塘江流域之调査。”*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17,121页。 5月29日，文学院召开第十九次院务会，张其昀称：“关于文学院的方针，系根据于文化的根本观念。我们的旨趣在于综合过去中西文化中最优美的思想，加以熔铸，使成为新的文化”；对于旧的，“不取鲁莽灭裂的手段”；对于新的，“不取深拒固拒的态度”。经义与治事二者并重，考据、义理、词章不能任废其一。换言之，“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应该兼重，纯粹研究与社会效用亦不容偏废，不偏不倚，不激不随。在此世局动荡的时代，愿做思想上的中流砥柱。我们固有自信心，但于海内有识者的指教，无不竭诚欢迎”*《文学院第十九次院务会议记录》，《浙江大学日刊》复刊第4号，1948年6月10日。 。同时，张其昀回顾与前瞻史地学系发展方针，指出史地学系创建之后，努力培养有志于研究“史学与地学”“中学史地教育”“现代问题”通专结合的人才。史地合一的教育一方面以专才教育造就对史学与地学有志深造的人才；一方面融贯史地，时空结合，以培养对现代问题具有通识的人才。本学年史地学系举行中外史地、新疆史地、浙江史地等三次史地教材展览会，“搜集尚丰，颇予观众以明显之印象”。张氏一再强调史地合一，通过分组与合系，培养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 “美国哈佛大学出版《自由主义中通才教育》，为讨论战后教育措施之巨著，其论中等教育所谓史地二科之关系至为密切。历史与地理能联系学习最为有益，近代世界史之地理因素当加充分说明，欲了解二十世纪之重大问题，必须有经济地理与政治地理之智识，方能明其底蕴。”*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5—7号，1948年6月11—13日。
浙大文学院革新运动源于学生要求院系学科、课程、人事的更张，在政学缠绕、师生隔阂等因素的纠葛中，运动的焦点转到学治会壁报对教师的攻讦，张其昀、佘坤珊等国民党籍教授更是处于风口浪尖。张其昀以去政治化方式回应文学院学生的革新运动，而《中央日报》却将此事愈发引入政治与党派之争，“浙江大学在地方当局与学校当局互相推倭之下，被共党匪徒发展组织而成为指挥东南学运之中心枢纽”，“最近该校职业学生又复胁迫名地理学者张其昀教授，因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不许他在学校教书，必欲迫使去职而后快”*《社论 反迫害·反暴动·反卖国》，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5月26日，第2版。 。此番言论无疑使得浙大文学院师生的政学纠葛愈发难以弥合，外文系、史地学系部分学生继续发起“文学院革新运动会”，要求史、地分系，外文与国文合并。6月中旬，校方又在校内发现多期题为《批评》之匿名揭贴，“以下流文字谩骂师长”*《第十三次训育委员会》，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0482。 。张其昀心灰意冷，几度请辞文学院院长及史地学系主任等职务。佘坤珊在外文系更是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国文系主任郑奠拟聘请新文学教授而又不敢开罪于旧人，增加名额未果后，亦一再请辞*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45—155,426页。。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张其昀曾两次与业已下野的蒋介石商谈机宜，计划离开杭州。竺可桢称：“为校着想，渠去系一巨大损失；为渠个人着想，则或以离去为是，因若干学生对渠不甚了解也。”*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45—155,426页。4月底，竺可桢离校，后北上赴京任职；张其昀、谢幼伟相继出走海外。5月3日，杭州解放。不久，浙江大学推行改制，哲学系、历史系暂停招生，科学人文主义的实践戛然而止，浙江大学成为“人民的新浙大”，进入新时代。
四、 科学时代人文主义的困境与出路
1947年1月，张其昀复刊《思想与时代》，明确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本刊显然悬有一个目标，简言之，就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努力的方向。具体的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张其昀：《〈思想与时代〉复刊辞》，《思想与时代》第41期，1947年1月。 《思想与时代》杂志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学衡》一脉相承。张其昀认为科学的人文主义，一方面是现代人文主义贯彻科学的方法与精神，一方面是科学人文化，正德、利用、厚生合而为一。如果说东南大学时期，南高史地学人与学衡派有意疏离政治，国难时期则是积极回应、参与政治，政学关系的远近亲疏成为科学时代人文主义成败的关键。胡适曾批评《思想与时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胡适：《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3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4页。 贺昌群此时批评“东南派”教授，“文史方面，柳诒徵门下三杰，龙(张其昀)、虎(胡焕庸)、狗(缪凤林)，皆气派不大，根柢不深”，《学原》一类杂志缺少梅光迪、吴宓等新人文主义者主持，比《学衡》更差*夏鼐：《夏鼐日记》卷 4，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44—145页。
国难之际，贺麟疾呼中国不能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沦于文化殖民地，学术为体，政治为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基于学术，政治就无‘体’。”*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7页。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农工实科是富国强兵、社会分工与整合的技术保障，人文学科则是新旧文化转承、塑造民族精神的基础。如若人文学科仅限于政治宣传与实际应用，无法成为政治的大本大源，政治必然演化为权术与利益的角斗场，社会伦理自然难以维系。人文学科以分科之学为正当性，演化为客观经验知识，与精神价值脱钩，知识生产与成德之学、安身立命两相背离。人文学科内外皆落空，既无法有机回应时代，又无法安置内心，酿成政治为体、学术为用的格局，沦为狭义科学与实用主义的附庸，丧失自主性。从内在学理而言，学术主体性的确立必须汇聚价值与经验，消弭通识与专门的人为界限。博通与分科各有分工，博通旨在普遍价值层面历时性把握德性之学与政教体系、社会秩序之间的能动关联，分科之学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践经验与有益尝试，价值立场必须以现代学术体系论证与表达其合理性。缪钺晚年追忆，大学“使受教者能具有广阔之襟怀，宏通之识解，出而应世，则所见者远而所成就者大。蔡元培先生之长北京大学，竺可桢先生之长浙江大学，均本斯义；故人才济济，称盛于一时”，“强调专业，壁垒森严，非但文科与理科不能互相沟通，即文科中之文、史、哲各系，亦限以藩篱，不得逾越；使承学之士徘徊于小径之中，局促于狭隘之域”*缪钺：《马国均〈小休堂诗词稿〉序》，《缪钺全集》第7、8合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人事与体制局限貌似无关学理，实则是破除学术门户、融汇博通与专门的前提。时人分析人事纠纷是战后办理大学的难点，“人事处理以天理人情为本，原至微妙，不易捉摸”，过渡时代处理人事问题，“物薄则恩施之情不厚，法弛则威信日以陵替，及其积重难返，道义亦失”*唐惜分：《办理大学教育之困难》，《教育通讯旬刊》第7卷第6、7、8期合刊，1945年10月。 。面对民国学界盘根错节的人事格局，吴宓不禁感慨：“惟在此尘世中，做人行事，因果纠纷，无能有圆满纯洁者。此世只能作此世观。欲求真正圆满纯洁，必须超世出世。是故宓此次不去浙大而留此，未可自视为幸脱陷阱，免祸全身。只能更进一解，知世间之理想朋友，理想事业，亦当舍弃。惟皈依宗教为上进之正途耳。”*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第236页。 竺可桢为调和各派矛盾，不断呼吁秉承求是精神，反对小集团主义：“不放松已得之地位，门户之见极深，可称鄙陋之至”*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35页。 。
面对校内纷纷扰攘的政学纠葛，谭其骧于1947年校庆之时，撰文倡导求是精神是三百年来杭州的传统学风，践行求是精神，“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学术的趋向可变，求是精神不可变。如何遵循传统精神以求适应时代，使杭州学术地位始终能保持道咸以来的领导地位，这是浙大在校师生毕业校友以及杭州学人所当共勉的！”*谭其骧：《近代杭州的学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50期，1947年5月5日。
作为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系统工程，地基基础桩的检测需注重以下控制因素：（1）充分了解工程施工的具体情况；（2）熟悉承载力仪器设备的操作方法，并能通过规范的流程进行操作；（3）通过认真的检测，获得真实有效的检测结果。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地基承载力的真实情况，保证工程施工质量。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对地基单桩承载力情况进行测试，探究其检测方法。
国难之际，浙江大学文史学科作为后起之秀，融汇新旧，沟通文质，实践科学人文化的办学理念，形成独具一格的学术风格。不过，在政局动荡与学派门户的双重困境中，民国学人难以平衡学术与政治、学术研究与社会思潮的体用关系，缺乏贯彻科学时代人文主义的内外机理。如何超越中西新旧之争，实现科学人文化以资建构文明国家，今日仍是不能回避的时代命题。
* 收稿日期：2017—11—09
基金项目：“《浙江大学史》编纂与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张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杭州 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