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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顾——关于华中工学院的办学历程
朱九思

Ruth Hayhoe(女，中文名许美德)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1992年5月，Hayhoe教授来我校做学术访问，作者应她的请求，与她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谈话。主要谈“文革”后期到1984年底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但也涉及“文革”前“十七年”的主要问题，从这一点上说，这篇谈话基本上是作者对1953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办学历程的总回顾。

Hayhoe教授请我谈一谈在华中工学院办学的一些情况。今天就着重谈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到1984年底我从学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先声明两点：一是既然要谈想法和做法，就要用第一人称，较多地谈到自己，但这绝不是夸耀自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很多人，包括我过去熟识的一些战友，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革命战争中的幸存者，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办学的一些做法，当时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军代表一把手主要负责人刘崑山同志都是赞成和支持的。如果得不到他的支持，那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就这一点说，应该肯定刘崑山同志对于那一时期我们学校的工作是有功劳的。二是我们现在来研究历史，总要谈到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应该离开过去的历史条件，用现在的观点来苛求于过去，甚至否定过去。过去高等教育成绩很大，培养了千百万人才。如果不是这样，我国几十年来成绩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

下面就开始谈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做的。

“文革”后期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解放干部。我于1970年6月被“解放”，从当时搞“斗批改”的咸宁县马桥镇回到学校。当时没有多少工作，非常清闲，校园也非常安静，很自然就想得很多。当时想的也并不系统，现在归纳起来，有下面一些内容。

（一）毛泽东的两句话引起的思考

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见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我想毛主席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看来是有人认为不要办大学了。1969年底，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师生职工都搬到咸宁县去搞“斗、批、改”，就有人猜测，今后这所大学可能不办了。据说当时国家某一个部的一个单位，就曾打算搬到我们学校来。武汉市的一个工厂(武汉市半导体厂)就已经搬到学校里来了。搬来的时候还说由学校和武汉市共管，是为了便于教学实习。搬进来以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来学校占了一栋大楼、一栋宿舍，还有食堂等。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讲这两句话，我当然感到很重要，使我们看到了曙光。

1971年3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到会的主要是一些大学的负责人。我们学校，当时刘崑山确定我和赵旭(军宣队的一位副指挥长)两人去参加会议，并且指定我负责。这个会议的规模较大，大约有600人，中央各个业务部门都有人参加。会议拖拖拉拉开了3个月。会上，四机部等部门的人来找我，希望我们学校设置一些新专业，当时提出来的有激光、无线电通信等七八个专业，还有一机部提出要设置光学仪器专业。总共提出要我们设置10个新专业。这就说明，大学还是有用的。我们是来者不拒，当场就决定办。当时接受办这么多新专业的，只有我们学校。回到学校以后，刘崑山同志很支持。他只提出办雷达专业不容易，需要军用设备，对其他专业，他都同意。所以，除去雷达专业未办，其余9个专业我们都办了。当时也不像现在，办专业上面没有怎么管，不要报请审批。

（二）院系调整引起的思考

“文革”中对学习苏联破除了迷信，开始是有所怀疑，后来，怀疑的成分增加了。

我想，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2年以后，为什么要学习苏联?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从教育科学来看，找不出原因。在当时情况下，政治上的原因是主要的，但这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又想，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对不对?我认为，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说一部分对，是因为当时全国205所大学中，私立大学不少，办得好的只有极少数，如南开大学，是张伯苓办的，办得很好。在抗日时期，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起，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但是多数私立大学办得不怎么好，少数办得很差。如中华大学，就在武昌粮道街，当时人们是瞧不起的。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各省办的大学，有些办得还好，有些办得也不怎么样。还有21所教会大学，教学质量一般还比较好。例如武汉有一个华中大学，规模很小，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办得不错，后来调整到华中师范学院，成为华中师范学院前身的一部分。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圣约翰大学等，都是办得比较好的。但是这些大学毕竟是教会办的。因此，这3类学校在当时情况下须要调整。说一部分不对，是当时的国立大学，如能冷静考虑，是可以不调整的。当时国立大学很少，全国不过十几所，而且都办得不错。1952年调整时，这些大学本身都应该保留。例如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以后，办得很有生气，很有影响。院系调整时，为什么要把北京大学的农学院、医学院分开独立出去，以至于把生物系和农学、医学分开呢?我看这样做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大可不必。又如，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主持下，办得也很好，但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却被肢解了，理科、文科调整到了北大，清华变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有什么理由?直到现在，清华许多老校友和在校的许多老教师，对此意见很大。

据说，清华的校史现在只写到1949年，以后的尚未写，因为很难写。前几年，清华已开始重新办理科和文科，但是要办到过去那样的水平，谈何容易？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办得很好。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由北大的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三位校长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蒋梦麟、张伯苓经常不在学校，日常校务工作主要靠梅贻琦主持，在当时艰苦情况下，很不容易。再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当校长，办得很有特色。原来浙大的校长是郭任远，因为“一二·九”时镇压学生运动，被学生轰得待不下去了。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他很重视浙大，特邀竺可桢出任校长。竺可桢原在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主任(所长)，蒋介石要他当浙大校长，他向蒋介石提出要拨足经费，要允许他自主地聘请教员，蒋介石都答应了。竺可桢主持浙大工作后的第二年，抗战爆发。由于敌人进犯，在竺可桢带领下，浙大硬是搬迁四次，师生上千人长途跋涉，最后到了贵州才安顿下来，十分艰苦。就大学说，这是抗战期间绝无仅有的。有个电影《流亡大学》，就是描写浙大搬迁的故事。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团结了一批教师，保存了浙大的元气，而且越办越好。像浙大这样的大学，本来应该保留下来，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理科和文科的主要部分调整到复旦大学。所以前几年复旦得到重点投资，浙大没得到，浙大的同志们有意见。除去北大、清华、浙大，当时的国立大学还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南京大学(即国民党时期的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总共不过十几所。院系调整时一刀切，以致全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关于专业的口径太窄，当时还没有想到。还有学习苏联的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学校没有自主权，教学计划就是法律，过分集中，在“文革”后期也还未考虑到。至于我们当时办那么多新专业，是由于“文革”中的混乱状态，上面没有人管。

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地区布局有了一些好的变化，我是认同的。但是如果不经过院系调整，而通过行政办法也是可以解决的。1956年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就是一个例子。

50年代前期，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正是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当时中央文委和高教部负责人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意思是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是不先进的经验，还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句话完全正确，讲得也比较多。但是，话虽这样讲，而在实际工作上几乎是全部照搬。特别是我们工科院校，是百分之百地照搬。通过院系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乃至于教材等，文科、理科我不清楚，工科可以说是完全照搬。到1958年，我们国家提出了“大跃进”，虽然主要是指经济工作，但也波及各个方面，包括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实行“教育革命”。当时提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的意图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摸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但在“大跃进”过程中，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对头，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事与愿违，因此1961年、1962年进行调整。尽管“大跃进”做得不对头，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了明确的结论，但是就破除苏联的框框、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一个愿望来说，却是好的。例如当时有一部分高教部直属的工科院校，包括我们学校在内，办了一些理科专业，用历史的观点来看，用教育科学的观点来看，都是对的，因为理和工的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把新设的专业包含理科专业停办了。当然办过了头的应该停办，但是也要区别对待，已经办起来的非常少的理科专业就不一定停办。而当时却一律停办，说到底还是受全盘学习苏联的思想所支配。在高教部原来所属学校中，只有一个学校没有停办，就是浙江大学。浙大和我们一样，原来都是高教部直属学校。到1958年，在“大跃进”气氛下，把很多原来高教部直接管的院校下放到省管。但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又收回去，还是由高教部直接管。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是浙江省副省长周荣鑫兼任，于是由省出面，坚持浙大仍由省里直接管。在这种情况下，浙大办的6个理科专业没有停办。因此在我们这种类型的工科院校中，现在理科专业办得最强的算浙江大学，因为它时间长。这虽是历史上的个别事件，但很能说明问题。

杨秀峰同志1983年去世，就在两三年前，不知谁编了一本《杨秀峰教育文集》正式出版，是他当部长时的一些讲话。我从报上看到对这个文集的介绍，其中突出了这样一点，说杨秀峰在1949年之后，特别在1952年之后，他的教育思想，最主要的是主张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觉得这篇介绍说过了头。不错，那些话是他讲的，而且一再地讲，但表现在实际工作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在他生前，包括我在内，大家对他都非常尊重，身后出这样一本教育文集当然很好。但是作为我们了解历史情况的人看了以后，觉得不一定要这样介绍。当然这绝不能责怪杨秀峰以及其他有关的负责人，前面已经讲了，当时之所以全面学习苏联，我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而在那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不出现那种情况，也许是奇怪的。

这件事使我联想到北京大学有位老教授，1987年以九十高龄去世的曹靖华。他20年代初期与末期，两次去苏联留学，所以不但俄语很好，而且对苏联文学造诣很深，对苏联国情也很了解。他与鲁迅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正是他，1936年通过鲁迅转告上海有关的共产党员，将著名共产党员女作家丁玲，从南京国民党政府监视控制的苦海里拯救出来。他50年代担任北大俄语系主任期间，针对当时照搬苏联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的情况，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是北京大学，不是苏联人，不是莫斯科大学，也不是基辅大学，应该考虑中国的需要与实际。”这些话讲得多好啊!这是一种科学态度，对就对，有问题就有问题，不那么含含糊糊的。当然苏联的高等教育也有某些优点，例如对实践性环节就很重视，问题是不应全盘照抄。

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有个讲话。这时正是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从社会主义改造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确定的方针、路线都是正确的。当时毛主席听取了国务院所属、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几十个部的工作汇报，然后在1956年4月25日做了一次讲话，后来给加上题目，叫《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紧接着他又说：“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的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些话不用解释，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在1952年，不仅高等教育照搬照抄苏联的，连中小学也是如此。苏联规定小学生7周岁才能入学，本来我国传统，不说是6周岁，5周岁就可以入学。这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习惯叫“虚岁数”，5岁就算6岁。苏联小学是5年一贯制，我们也把6年改成5年。诸如此类照搬，后来特别是“文革”后，7周岁入学才打破了。说来也很有意思，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不久，他倒是做了个决定，把7岁入学改成6岁入学。

（三）出国之方向引起的思考

对我影响较大的是1979年教育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安排，由教科文出钱，我们国家派两个高等教育考察团出国访问，一个到美国、加拿大、日本，一个到西欧的西德、英国可能还有法国。我参加的是访问美、加、日3国的团，指定由我负责，一共5人。3月16日从北京起飞，5月底回到北京，一共是两个半月。其中在美国待的时间最长，37天；在加拿大17天；日本19天。

到3个国家访问之后，对我思想上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是大学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并重，结合得很好。当然还有个社会服务，但特别是教学与科研结合得很好，结果是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都高，甚至很高，这个印象很突出。当然，就我国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中已开始重视科研。苏联的大学以教学为主，因此我们学苏联也是以教学为主，50年代前期对科研几乎是不闻不问，但1958年突破了这一点。一些学校，特别是我们这类学校觉得很有必要搞科研。这时高教部也觉得大学应该搞科研。1959年，当时副部长蒋南翔同志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小型科学研究方面的会，说不搞不对，但毕竟还是刚刚起步。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8月上旬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到会的是教育界的15名教授、科学院系统的15名研究员，开了几天座谈会，最后邓小平同志讲话。其中有一点讲到，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学，必须是两个中心，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非常明确。同时，1972年以后，我们也大抓了科研工作。尽管如此，出去一看，感受就大不一样。这些发达国家的大学，教学和科研结合得很紧，不仅对大学的提高好处很大，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有很大贡献。特别是这些国家有个共同点，就是不像我国学习苏联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

现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研究机构有一百几十个，遍布全国。

在这些国家中，尽管国防部门和其他某些部门以及少数大的企业里有些研究机构，但国家的基础研究和若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还是放在大学。特别像美国，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把大量经费给一些办得好的大学，从事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的研究，作用非常之大。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实验室，也是国家给钱，由大学管。像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规模很大，全部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投资，由学校负责。又如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规模也很大，全部是国家有关部门投资，交给学校管，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校水平提高了，培养出的人的水平也高了，也解决了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集中起来使整个国家的国力强大了，形成良性循环。但是，我国学苏联分成两个体系，既办了许多大学，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分散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很不合理。这就是访问以后第一个突出的感受。

另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综合性的。出访之前，对美国少数著名大学的历史已有所了解。访问37天，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们开始建立时，一般都不是综合性的，而且规模很小，学科很少。像麻省理工学院，1861年建立时，办的是机械学科，只有15个学生，后来逐步发展，增加学科。1930年学校董事会聘请物理学家康普顿担任院长以后，开始办理科，也重视文科。他任院长将近20年，把学校办得大有名气。基里安原任副院长，是学工的出身，1948年接任院长，又进一步加强文科，把学校办得更好。又如美国的许多州立大学，特别是1862年《赠地法案》通过以后的土地赠予大学，开始创办时一般都是两个内容，一是农业，二是机械。

有一所大学，就是得克萨斯大学，尽管现在已是规模很大的综合性大学，但还是用100多年前古老的名字，叫“得克萨斯农业与工程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美国一般知名大学这种从小到大、从单科或者学科门类很少到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过程，归根结底，反映了美国整个国家在过去200多年当中不断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给我的第二个突出的印象。

特别是在日本期间，我们访问了东京工业大学，这是一所水平很高的工业大学，也是国立的。访问时校长介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京工业大学完全是工科，但二战结束以后，开始办理科。为什么?因为需要，感觉到只办工科不办理科，不论是对国家的需要还是对学校的发展，都不适应。他介绍以后，我说我们的情况跟他们相反，原来理科和工科结合在一起，现在倒是起了变化，1952年以后理和工分家了。因为我们是工科院校，所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也可以说受了一种刺激。这就是在我思想上发生影响的第三点。

（四）中学教育给我的影响

这个说起来似乎很有点奇怪，但我反复考虑后觉得并不奇怪。尽管在大学工作了30多年，但青少年时代所受的中学教育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对我“文革”结束前后办大学的思想影响更大。

我很幸运，青少年时所在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我是江苏扬州人，学校叫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这个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就是说，北方办得最好的中学是张伯苓办的南开中学，南方就是我的母校。我在这个学校受了6年教育。这个学校也有不少扬州以外的学生，主要是江苏省内的。但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谢义炳，湖南人，他竟来扬州中学读高中。他还健在，是北大的教授，也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个学校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教师水平高，教书教得好。学校的校长叫周厚枢，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是学化工的。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但聘本地的，还从江苏的南部聘请，因为不论是经济上、文化上，长江以南比江北要好，比较发达。第二，课程设置有特点，首先是文理并重。现在中学重理轻文，使学生容易形成偏废，很不好。尽管我们那时考大学报工科的比较多，因为有个饭碗问题，扬州中学毕业生也不例外，但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文理并重。语文(那时叫国文)和英语当然重视，但中外历史和中外地理也同样重视，内容很充实。相比之下，现在中学史地课的内容相当单薄，学生又偏科，从长远看，实在令人担忧，因为史地教育实质上是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设置的另一个特点，概括地讲，就是比较丰富。例如英语，各校都一样，但校长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叫叶长青，苏州人，燕京大学毕业，除教普通英语外，他又提出要开“英语修辞学”，校长同意，讲得非常好。其实这是大学英语系的课，但是我们中学竟然安排了。又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开出这3门独立的课程，在一般中学很少，因为既要增加课时，又要有教师讲。但我们这个中学每门课讲一个学期。虽然学时很少，每周只讲两堂课，但硬是3门课独立。

此外，生理卫生课学1年，讲的还要多。我们都是青年人，生理方面很多知识不懂，学1年，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懂得很多生理上的基本知识。这位教师叫朱白吾，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课也讲得好，连男女生殖器官都讲，有点接近于现在人们倡导的性教育。他严肃地讲，同学们也严肃地听，绝不在课后借此开玩笑。这也说明学校的风气很好。再如，在高三，数理化除去基本课以外，还设选修科。这在中学也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很少很少。另外，用英文教材，从初中三年级就开始用英文教材。我们中学不是教会学校，但在初三时就用英文原版教材《立体几何》，高中数理化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英文版教材。这对于英语的巩固和提高好处极大。另外，学校走廊上张贴报纸给大家看，除中文报纸，还有一份英文报纸，是当时上海出版的《大陆报》，下课后我们在那里看看，哪怕看看标题也好，总能增加一些有关词汇嘛。学校很重视实验，这在中学是应该的，但当时限于财力，不少中学是困难的。不仅要房子，更要有基本的设备，于是就难了。我们开始在大楼里做物理、化学实验，后来专门盖了一幢房子，前面是科学馆，和后面的礼堂连在一起，叫“树人堂”。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时盖那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很不简单，很有点气魄。前面的科学馆是四层楼，除去物理、化学实验室，又增加了生物实验室。学校也重视图书馆。当然用大学的眼光来要求中学是不现实的，但相对而言，学校还是重视图书馆的。因为我很喜欢看课外的书，喜欢看中外小说，自己买没那么多钱，图书馆有。还有其他的书，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万有文库”丛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买来也很花钱，但学校有。现在我的母校还是办得不错，七八年前又盖了新的实验楼。

今年是我的母校建校九十周年，正在盖图书馆，政府给100万元，学校还想再好一点，要花120万，差的20万元向校友募捐。学校也很重视体育，体育教师在扬州聘请不到好的，就到外地聘请，初中、高中的体育老师都是外地的。美术老师是从上海附近某县请来的，叫吴人文，颇有造诣，大礼堂主席台上方的浮雕就是他的作品。音乐老师李崇祜是20年代从事中等教育的著名教育家李更生的女儿。正因为有如此种种情况，1930年从扬州中学毕业的胡乔木同志(那时名叫胡鼎新)去年11月的题词是：“扬州中学，我亲爱的母校，我青春的摇篮，愿你永葆美妙的青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发扬光荣的传统。”

我们的校长还很有些想法，1931年，他又办了土木工程科。一个普通中学办土木工程科，现在并不奇怪，类似职业高中的做法。但那时中学办土木工程科，恐怕是全国唯一的。而且教师也请得好，办得不错。现在我的家乡有个扬州工学院，机、电、土木都有，但办得最好的是土木工程系，因为它的老底子就是当年扬中的土木工程科。现在我们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是扬州人，他高中时代就是这个土木工程科的学生，1991年12月，他为扬州中学的题词是：“怀念前贤，激励后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此外，我的母校1935年接受国立同济大学的委托，办了普通科德语班，毕业后可直升同济。1937年，又办了机电工程科。

那时我们学那么多课程，但负担并不感到重，还看了很多课外的书，照样参加体育活动。考试前当然要准备，但并不很紧张，原因就在于教师教得好，加上实验等措施，教学质量是高的。每年高中毕业3个班150人左右，少数人跟我一样，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考大学，找工作做。大多数都考大学，全部是国立大学。报考私立大学只有一家，就是南开大学，对其他大学根本看不起。教会大学因收费很高，一般不去。我1935年在扬中毕业后，通过熟人在浙江大学找了个工作，当职员。到1936年春，哥哥来信，说你当小职员不是办法，还是考大学，哪怕家里喝稀饭也供给你读大学。于是这年6月，我把铺盖一卷，离开了浙大，就是说不准备再回到浙江大学干了，丝毫没想到万一考不取怎么办。当时找工作也并不那么容易，但无形中认为这不成其为问题，考大学一定会成功。这在我们学校形成了一种风气，只要考大学没有不成功的，就是这么一种程度。那时考武汉大学也并不简单，各科考试科目与考题完全一样，平均是5个取1个。这不是讲我个人如何如何，而是讲我很幸运地进了那么一所中学，学校的学风和教学质量就是那样好。正由于我有那么一段难忘的中学时代，这就不能不使我回忆起往事，并且联想到现在的工作。我想：那时是国民党统治，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那是一所中学，现在办大学，而大学的条件，要比中学优越得多，几十年前，可以把一所中学办得那样好，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把一所大学办好呢?我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提出一些办学的做法，无疑受到某些大学的影响，受到去国外访问的影响，但确实也有当年扬州中学的影响。可以说，长期潜伏在我思想深处的扬州中学是我的第一个榜样。

下面谈一谈做法，主要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一直到1984年底离开校长岗位之前，这段时间内的一些做法。

（一）扩大与加强教师队伍

一个学校要办好，教师队伍很重要。一个中学或是一个大学的负责人，如果不懂得教师的重要性，就等于不懂得办学校，当然也办不好学校。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蔡元培1917年到北大当校长，为什么能在短短的7年当中把一个相当腐败的旧北大改造过来呢?有多方面原因，譬如说教育方针很重要，但他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聘请了一批好的教师。同样，张伯苓办南开中学、办南开大学，私立学校要聘请比较好的教师，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经费问题，聘请好教师。竺可桢也是如此。至于说清华大学，有其独特的历史，是用美国退回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因此，第一钱多，第二清华早年就是留美预备学校，在美国的留学生多，回来后有些就在清华教书。这一点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哪一个学校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是，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当年的处境并不如清华，他们之所以能把学校办好，尽管有各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就是聘请了一批好教师。

从“文革”后期开始，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地充实教师队伍，我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从1973年开始，特别是“文革”之后，从外面引进教师。当时知识分子不被重视，因此从校外找教师比较容易。

第二个措施是“文革”一结束，就办了一个“回炉班”，将“文革”中没有学满5年毕业的一批学生，特别是1968—1970年毕业的，5年只学了两三年，甚至只学了1年，仍然发了大学文凭，但实际业务知识并没有达到毕业的程度，让他们回校再读2年，好像把一个烧饼再放到炉子里重新加一加温，所以叫“回炉班”。这倒不是来自上面的通知，是我们自己定的。那时上面不管，我们就自己干。来这个班学习的大约有200人，我们的目的是想从中留一批教师。其他学校是否有这个做法，我没调查，可能有也不多。后来我们留下来其中大约一半的人。那一时期，“文革”中没有读完5年的学生，在毕业时，留了200多人当教师，后来也集中补课2年多，再加上留下“回炉班”的一批人，这就有利于教师在年龄上有了连续性。

第三个办法是“文革”后期，按全国统一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办了5届。也是为了年龄的衔接，工农兵学员每届毕业都留了一定的数量，既注意政治条件，确实也壮着胆子注意业务条件。留下的这批工农兵学员，现在有不少人已在搞党政工作，仍在教研室搞业务的也不错。这批人中，过去10年有些到外国去学习，也很不错。我们留下的一批工农兵学员虽然比较好，但在“文革”中所受教育很不够。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特定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文革”后就将他们集中起来补课，进一步培养提高。

1977年恢复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的招生制度，77、78级这两届学生很不错，毕业时我们下决心多留了一些。这批人有的下过乡、当过工人、当过兵等等，经受了锻炼，学习也不错。79、80级这两届又继续留了一些，这样我们的教师队伍就不断扩大了。究竟从外面调进来多少人，我没有要人事部门统计过，只能这样估计，“文革”开始全校教师是1100人左右，到1984年教师已达2600人。除了从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77级以后留校的和原有教师中调走和去世的，大约从四面八方调进600多人。从全国来看，可能只有我们一个学校这样做。

在扩大教师队伍的同时，大力抓教师的培养提高，要求教师补外语、补数学。“文革”后，很多教师到图书馆看外文期刊有困难，一是外语差，二是人家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看不懂。所以号召大家尽可能参加补课。同时，把留校的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集中起来，主要加强基础，补数学、物理，进行了2年。从1980年开始，每年暑假期间，聘请十几名外籍语言教师(大多数是英语，还有两三名日、德语教师)，集中办教师外语学习班。教师的外语有了提高，就想办法派出国学习。从1979年开始尽量往外派，派教授、副教授出去当访问学者，讲师、助教也可以出去短期进修，或者去读学位。我在位那几年，从教育部外事局了解到我校派出的人数在各高校中是较多的。为了提高英语教师的教学水平，还给些特殊照顾，给资料室多拨点钱，多买点外文书刊。英文的《中国日报》我看很不错，词汇很丰富，特别是有些新出现的单词字典上找不到，报上经常出现，光靠教材是无法知道的，于是给每个英语教师订一份《中国日报》。那时财务部门有点意见，觉得有些浪费，我装着没有听见，花这点钱非常有限，但对教师帮助很大。

第三个措施是职称的评议。国外叫学衔，“文革”前就停了，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要不得。“文革”后恢复，但是怎样评呢?我觉得胆子要大一点。“文革”后有些同志心有余悸，因为“文革”很厉害，心里很怕，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思想顾虑不可能。比如，1977年开班让中老年教师补外语、数学，当时我们党委有一位副书记就说这件事是不是晚一点，做早了目标太大。职称评议我主张胆子大一点，因为中断了十几年，积压了很多问题，如果不在原则范围内多提一点就不可能解决问题。这样做校内没有什么意见，但来自主管部门的压力很大，同全国各地一比就议论，说我们把副教授提多了(教授要经过全省评定)。他们打电话问北京、上海，你那里教授、副教授提了多少，问得很具体。又说武汉这里，哪怕是重点大学，也不能超过北京、上海。我觉得，武汉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而不按自己的情况办事呢?我认为不能让步。事实证明，当时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最近杨叔子当选为学部委员，他在很多场合都讲，他之所以能成为学部委员，当然最主要的是学术水平要高，但职称也很有关系，“文革”后1978年，第一批就将他从讲师提为副教授，1980年(他47岁)紧接着就提为教授(按一般规定，要隔5年才能提教授)，这对他成为学部委员也是起作用的，因为提升教授以后，在外面参加学术活动所起的影响就大不一样。

上面这些做法得到以下几点好处：第一，适应了学校发展的需要。那几年，学校发展相当快，专业增加很多，学生人数也增加了，特别是还有些新的学科，如不增加教师怎么能适应需要呢?第二，基本上解决了“断层”问题，补充了一批30到40岁的教师，这在有些学校很严重。第三，对避免近亲繁殖起了点微弱的影响。特别是我国的重点大学，都是留自己培养的人，近亲繁殖现象很严重，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影响虽然微弱，事实证明有些好处，有些中年教师很不错，是从外面调进来的。去年评职称，年龄在45岁以下破格提为教授的有10人，其中有几人就是当年从校外调进来的。如计算机系研究数据库的冯玉才，现在在国内已处于第一流地位，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又如图像识别研究所的李德华，是武大数学系毕业的；低温工程的带头人郭方中，现在是教授，当年是哈工大本科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就是过去调进来的，现已50多岁；计算机科学教研室主任黄文奇，现在54岁，北大毕业的，研究成果水平高，我鼓励他申请博士点。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文革”后期，武汉机械学院的一部分与我校合并，大约来了六七十位教师。

（二）增加新专业，改造学科结构，使学校转变为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

“文革”开始，1966年学校共设有18个专业。从“文革”后期到80年代初，先后三次增设新专业。第一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增设了9个专业；到“文革”结束以前，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专业，其中包括从武汉机械学院合并过来的制冷、压缩机和焊接3个专业。第二次是1978年到1980年，增设了系统工程、生物工程、建筑学、建筑结构、物资管理、工业管理等专业。第三次是1980年以后陆续增设的文、理科，因不是工程性专业，很费周折，大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来之不易。另一方面，“文革”结束不久，停办了2个专业，即电真空专业和电器专业。原因是电真空已落后，已经到了集成电路时代，电子管只有范围很窄的特殊用途；电器专业面太窄。这2个专业的教师大部分转到激光。现在激光专业的李再光、丘军林原是电器专业的，李适民原是电真空专业的。加上那几年调进的教师特别是物理教师有少数人安排在激光，这就使激光专业的力量大大增强。另一个变化是将自控专业和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合并，这2个专业有很多共同点。后来因教师之间有意见，1986年又分开了，这种做法不一定好，也是积习难改。到1984年12月我不任校长时，全校有51个专业，比“文革”开始时增加了183%。专业数增加了，结构上呈现综合化。

办文科和理科难度较大，除去调进一些教师，还采取其他办法。如数学系，当时请吉林大学的徐利治教授来兼任系主任，作为学术带头人。又如中文系，带头人严学宭，是中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1980年主动找我谈办中国语言学科，我很赞成，建立了中国语言研究所，后来发展成汉语言文学专业，建立了中文系。如没有严学宭教授带头，那比办数学系还难。数学系原来还有一批中老年教师，中文系是一点底子也没有。严教授已于去年底以81岁的高龄去世了。建筑学是一个既古老又特殊的学科，我国历来把它划在工科类，很不恰当。我看它是一个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很不好办。为办好建筑学系，除调进黄兰谷和其他一些教师，又请清华的周卜颐教授来兼任系主任，请黄康宇、蔡德庄、童鹤龄、张良皋等几位老先生和清华的美术老教师华宜玉来兼职。为办好文科和理科，第二个办法是80年代初期办了一些文、理科方面的刊物，想借此与学术界建立关系，一共办了9种刊物，包括《新建筑》和《高等教育研究》在内，得到外界的许多帮助。

（三）在困难情况下尽可能改善办学条件

当时是“文革”结束前后的几年，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紧张，但还得想办法改善办学条件。首先是实验室，值得谈的有这么几点：一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系，船舶设计与制造是基本专业，需做船模试验，要建一个船模试验水池。我们在“文革”前就想建船池，到“文革”后期感到不建不行了，于是下决心建。我们的船池175米长、6米宽、5米深，终于建成，比较实用。再一个是计算机，我们一直没有。买进口的没外汇，又很贵。当时国内只有一种型号叫做“121”的过了关，是贵州凯里某厂生产的，售价40多万元。但用的不是集成电路，而是晶体管，很快就要过时。尽管如此，老等着也不行，还是咬紧牙关买。有了这台机子，我们的教师就有了用武之地。大约到1982、1983年，大家都不愿用这台机子了，因为速度太慢。我建议保留下来，让后人了解历史，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后因房子不够，拆了，很遗憾。另外，花了18万元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电子显微镜，还是没有外汇，买不起国外的，只好买这台唯一的国产试制品。还有一件事，前面说了，1979年出国访问，在美国访问快结束以前，住在纽约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总部。一算账，教科文给我们的25000美元只花了不到10000美元，估计到加拿大和日本也不会超过10000美元。大家商量，用节余的钱，买3台微处理机，每个学校1台，很高兴，总算有了微型计算机。我生怕放在箱子里压坏了，就提在手上，从美国一直提到加拿大、日本和北京。回来给有关教师一看，才知道不是正规的微型计算机，是简单的单板机。回过头来看这是笑话，但当时就是如此困窘。现在大不一样了，全校已有微型计算机将近1000台，大多数是用科研经费买的。另外1980年有一个新的机遇，我们与国家物资总局建立了协作关系，建立物资管理专业，为他们培养学生，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为他们培训在职干部，作为专修科学3年，都不收费，条件是希望物资总局给一笔钱，我们从国外买一台性能较好的小型计算机。他们同意，问要多少钱。一天晚上，我特地挂国际长途电话，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计算机研究的李凡教授请教，因为他父亲在武汉大学是我的老师。他很内行，建议买美国有名的数字设备公司(简称DEC)的PDP11小型计算机，35万美元一台。物资总局给了100万元人民币，我们请省里支持，将这笔钱换成35万美元，买了一台PDP11小型计算机，真是如获至宝。

第二个办学条件是图书馆。如果办大学只懂得找教师、建实验室，而不懂得图书馆的重要性，还是有很大的缺陷。我看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斯坦福大学》一书，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动。1884年斯坦福未满16岁的儿子去世了，为了怀念他的儿子，斯坦福办了以他儿子名字命名的大学，我国习惯上称之为斯坦福大学。不久，斯坦福本人也去世了。尽管有一大片土地，斯坦福生前说过不准卖，那时也没有想到将土地出租，经费困难。为解决图书馆买书的经费，斯坦福夫人将自己的首饰变卖，真了不起。尽管“文革”以后那几年，经费紧张，但为了办好图书馆，图书经费还是逐年增加。到1984年，图书馆经费占学校总预算的5%左右，特别注意购买外文杂志和外文科技书，因为经“文革”10年，对国外的情况很生疏。国家规定，买国外书刊都要经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国家给它一笔外汇，各单位只需付给总公司人民币，所以经费有一大半给了总公司，买外文书刊。1980年成立湖北省外文书店，开幕时，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一位副总经理，他在会上讲话，说全国大学买外文书刊最多的，一是北京大学，二是华中工学院。我们感到这样做对教师帮助很大。我们新办的数量经济学专业，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问林少宫有何要求，他说要订5种国外刊物。国家规定，订国外刊物每年只能递增3%，这时我们的递增数已经满了，正好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2位工作人员，我跟他们说明新办专业的需要。他们很帮忙，不经过省里这道关，直接由总公司给我们增加5种。中国有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分的信息就等于“无米之炊”。另一个例子是王君健，原来教材料力学，后来教流体力学，1979年开始改行搞生物工程，头几年是生物力学，最近几年彻底改行搞生物技术。他很用功，天天到图书馆看这方面的书，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很满意，想看的书图书馆都买来了。他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却很少为人所知。生物工程系也是全校最小的系，只有100名左右大学生、十几名研究生、20多位教师。他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他是非常认真地在那里干，看得很远。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他说他从事的学科再过几年才能有所冒尖，对国家建设事业真正起作用。所以，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人，对他就毫无兴趣了。

第三个办学条件是盖房子。那几年，盖房子经费很困难。但人员增加了，总得有地方住。现在我校东区有一批房子是两层楼平顶房，很不好看，因为是平房改建的。那时基建计划控制很严，但改建房屋可以不算计划，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概是1979年，盖房子差50万元，只好找湖北省财政局局长韩鸿儒，请他帮助向银行说句话，借50万元。现在看50万元不在话下，但当时却是一道难关，而且不解决不行。

（四）大搞科学研究

1971年，学校的大批教师干部还在咸宁的向阳湖边办农场。1972年99%的人回校了，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但教学任务不多，许多教师没有具体工作，有时间搞科研。我们也认为应该搞科研。另一方面，从外界情况看，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原来直属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文革”期间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全部处于停顿状态。但生产中有些技术问题要解决，找到我们，要我们承担研究任务，他们给经费。因此，那时我们与电子工业部、机械部、水电部的关系很密切，1972年后学校研究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1976年“文革”结束，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1977年暑假，组织一批教师查阅国外资料，了解世界学术动态。本校图书馆查不到的，就到北京、上海的情报所去查，要求每一个学科按专题写出调查报告，编印《国外科技动态》，每期一个专题，一共出了七八十期。这就叫调查研究嘛，不了解情况怎么干事？1978年下半年进一步出铅印本，每一期包含好几个专题，出了十几期。同时恢复出版全校性的学报。还办了《科技译报》，发动教师把国外各种期刊上与我校专业有关的好文章翻译出来，跟学报一样一期一期地出。《科技译报》共出了10期以上，给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北京）寄了一份，他们很高兴，认为做得很好。《科技译报》在1979年下半年停办了，因为多数教师经过学习外语，可以直接看外文书刊了。

由于从1972年到1978年开科学大会以前，我们的科研工作发展较快，工作做得较好，解决了不少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1978年国家召开科学大会，我们受到表扬。大学只有我们和浙大受到奖励，得到奖状，写的是“科学研究先进集体”。会前要我准备在会上发言，我准备的发言稿题目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是比较新的观点。这篇发言稿送到教育部，引起教育部内部的不同意见，比较多的是不赞成，认为这把教学放到了次要地位。其实这是误解。科学大会主要是国家科委筹备，他们看了赞成这个观点，作为大会发言稿在会上印发了。这篇文章并不是轻视教学工作，而是说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说明科研工作是“源”(起源、发源)，教学工作是“流”。就是说，教学工作总是传授在科研工作中取得成果进而总结出的间接知识，因而是“流”。教学与科研是密切相关的，而科研必须走在前面，是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降低教学的地位。科研水平高，就会使教学水平也高。

正因为那几年科研工作做得较快较好，到了1980年国家颁发《学位条例》以后，1981年第一次和1983年第二次评议硕士、博士学位点，我校评上了13个博士点、37个硕士点。因此1984年我国首次在大学设立研究生院，我校是第一批设立的22个研究生院之一。当时设立研究生院的条件之一，就是博士点要超过10个。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在学科方面，在研究工作方面，属于高科技范畴的少了一点。在这一点上，我还要说几句我们的生物工程，它属于高科技。最初是生物力学，王君健在1986年逐渐感到生物力学虽是较新的学科，国际上也不超过30年，但继续搞下去发展前途不大，于是下决心改为生物技术，属高科技范畴。他今年60岁，但钻研精神很好，已从其他学科转过来6年了，情况不错，他很有信心。这学科涉及农业比较多，我国的农业总要出现新局面，要用到它。我认为办生物工程是我们下的一步特殊的棋，要有点眼光。邓小平同志今年视察南方时有个讲话，全世界都知道，其中有这么两句，一定要搞高科技，越高越好。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学校怎么办?一定要重视高科技，生物工程已办了10年，还应办其他高科技学科。国际上高科技发展很快。发达国家不仅看到10年、20年之后，甚至看到50年之后，所以我们既要看得高，也要看得远。事在人为。

（五）开展国际交流

今天我们在这里交谈，也是国际交流。我校从1978年起就开始起步，1979年和外国有关大学建立正式关系。建立关系最早的是美国南加州的圣迭哥加州大学，我们送去一批访问学者。我们很重视派送访问学者，派读学位的研究生已被校内外所公认。另外请外国学者讲学，其中水平高的聘为名誉教授。我当校长时，对我们帮助很大的一位是田长霖，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他是我校名誉教授，1989年以前，先后回来四五次。从办大学来说，我们很谈得来，他提的一些意见，对我们很有帮助。例如，他说近亲繁殖很不好。他知道我国越是重点大学就越是近亲繁殖，希望我们国家有那么一天下个决心规定，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也好、硕士生也好，一个不准留，以免引起互相间的戒心，因都怕各校自己把好的留下了。从长远说，近亲繁殖害处太大。田长霖说伯克利分校还有个规定，凡是新来的青年教师选科研题目，不准和系里的任何一个教师相同，要另定新的科研课题。尽管我国现在还办不到，但这是经验之谈。另外，我们激光学科最初搞二氧化碳激光器，技术上被一个问题卡住了。我们请来一位美国教授，叫坎特罗维茨，是美国工程科学院的院士。他实践经验也很丰富，反复和我们教师讨论，最后解决了。其他来的教授对我们也有帮助。

再谈谈教学方面。当时对教学的日常工作很重视，加强了教务处，特别是将教学研究科的干部配备好，要求他们深入了解情况，及时反映上来，加以研究。曾经发现电类学生不重视制图课，有些学生课外作业潦草，少数学生考试舞弊，个别教师评卷不够认真等等，都一一严加解决。

那几年还着重抓了两件事。

一是试验用英文版教材，先从高等数学开始，其次是普通物理，再次是个别技术基础课。教材是英文的，但教师讲授还是用中文，可以用英文讲一些名词术语。而且原来的中文本教材照样参考。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使学生既学了课程内容，又提高了英文程度。据了解，开始几周，学生很吃力，要查英汉词典，但几周以后就正常了，这些课程的英文语句一般不复杂，词汇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些，几周以后就熟悉了。当时，刘颖、陈挺、马毓义几位副院长都赞成，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1988年夏天我在北京访问航空航天部下属某研究所，遇到一位年轻的校友，他很高兴地告诉我，由于在校时用了3门英文版教材，再加上基础英语课，他的英文水平大为提高，因此所里办科技人员英语学习班，他成为一个“小教员”。我问他是否在中学时英语学得特别好。他说他是青岛某中学毕业，英语程度属中等。当然，某些教师对此是有意见的，这在预料之中，因为他们自己的英语就不大行，特别是习惯势力很厉害，人们总是希望驾轻就熟，省力嘛。但是世界上难道就有这样的事，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而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吗?

二是着重抓教师的教学法，克服对学生“抱着走”的现象，以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一点道理很清楚，不多说了。

尽管如此，我认为最大的憾事，是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没有来得及做好调整、改造专业这件有关学科建设的大事。50年代初期，照搬苏联的做法，专业数量很多，口径很窄，这在苏联的高等教育历史上，主要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产物。其实苏联50年代后期已发现这样做有问题，逐步有所改进，开始放宽专业口径。我们50年代那样依样画葫芦，与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还可以勉强适应。但严重的问题就在于“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还是抓住50年代初期学来的那一套不放，在那个已经过时的老框框里跳不出来，这就非常不对头，很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本来1977年，教育部已经调集了一批人进行专业调查，我校的王嘉霖去了一年，准备调整。遗憾的是直到1984年底，还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专业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不调整、不改造，学科建设是困难的，就好像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样。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引以为这是我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极大的憾事。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1936年暑期考进武汉大学，迄今已62年多，可以称得上是武大的老校友了。我很热爱我的母校。正由于此，这里我要提起一件事。最近我从武大北京老校友会办的《北京珞嘉》1998年第2期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实行强强联合，把武大办成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署名为“武大武汉校友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呼吁：武汉大学和在武汉地区原来从武大分出组建的华中理工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按李岚清副总理指明的‘共建、联合、调整、合并’的方针，实行强强联合，把新建立的武大办成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武汉大学。”正好从武大台湾校友会办的《珞珈》第138期(今年1月1日)上，看到《武汉校友聚会为母校献计献策》一文中，谈到去年5月23日武汉校友会开会的情况。会上有一位校友说：“这几十年母校的确有了很大发展，但地位下滑。她就像一位母亲，生多了儿女，自己虚了亏了，伤了元气，身体再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健壮。这个俗气的比喻，形象地道出了华工大、华农大、水利电大、同济医大等一个个从母体分离时，从教师到学生，从设施到土地，挑选什么就割爱什么，母校无私奉献的现实。”最后，会议决定写一呼吁书，将分出去的上述4所大学，与现在的武大合并，实行“强强联合”，建立新的武汉大学。

说来也很凑巧。我是1953年华中工学院(20世纪80年代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成立时调来工作的。当时正处于院系调整期间，所以对上引的两段话中所说的这几个学校的形成，我是很清楚的。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有必要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

华中理工大学(原华中工学院)是这样组成的：原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4校的机械系全部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以及这些学校的部分基础课教师。后面4个学校来的教师，在人数上远超过武大来的。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最初名武汉水利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0年5月将原湖南大学水利系与武汉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合并为武汉大学工学院水利系；1952年4月至1953年10月，又将广西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工学院、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等校的水利系、科先后并入，成立了武汉大学水利学院。这时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1952年国家已经决定，按苏联模式实行全国性大规模院系调整；1952年冬，在中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直接领导下，已决定成立“三院”建校规划委员会，所谓“三院”，就是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武汉水利学院，地址预定在武昌关山地区，即现在华中理工大学一带，所以这时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已经是过渡性的，在武大内部尽人皆知。1954年12月，天津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沈阳农学院及河北农学院等校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与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合并，并从武汉大学正式分离出来，成立武汉水利学院。1959年夏，又增设了电的方面的专业，改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同济医科大学是这样组成的：1951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为中南同济医学院。但两个医学院的历史大不相同。原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成立于1907年，由德国医生宝隆博士创建，校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附属医院叫宝隆医院，很有名。原武汉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创建于 1947年，学院与医院的院址均在现在阅马场附近的湖北教育学院内。上海解放时，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有381人，教职工653人。武汉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仅有94人，教职工仅有49人。所以1951年两院合并时，从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来说，原同济大学医学院显然是主体。

华中农业大学(原名华中农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2年，由湖北农学院全部系科和武汉大学农学院以及湖南大学、河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合并而成。湖北农学院与武汉大学农学院的历史，也很有悬殊。湖北农学院是由张之洞创建于1898年的湖北农务学堂演变而来，所以去年(1998年)华中农业大学举行一百周年校庆纪念会。1903年，湖北农务学堂扩充为湖北高等农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农科大学之一。1937年改为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1940年在恩施改名为湖北省立农学院。1950年定名为湖北农学院。1906年，校址在武昌宝积庵，抗战胜利后仍回原址。1952年合并前，有学生731人。武汉大学农学院成立于1936年秋，抗战爆发后迁四川，于1938年并入中央大学农学院。抗战胜利后，武大迁回珞珈山，恢复农学院，合并前有本科生450人，专科生近200人。由此可见，不论从哪方面来看，合并前的湖北农学院不能不是华中农业大学的主体。

我毫无贬低我的母校的意思，正是作为一个老校友，有责任实事求是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免时间越久，后来者越发搞不清楚。希望母校的同志们和现在武汉市的校友们以及各地的校友们，不要产生任何误解。

李梧龄回忆录《泣血年华》
－－作者：李梧龄

目录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第二章 收容站的十天
第三章 小庙岗和大庙岗
第四章 筑路队
第五章 涛城分场
第六章 白云山右派队
第七章 分流庙拘留所
第八章 分流一队
第九章 分流四队
第十章 判刑前后
第十一章 放马场
第十二章 尾声
附件 小虞回忆

序

我从学校毕业工作不满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后被投入劳改，先后经过劳动教养和判刑劳改两个阶段。等到平反时已在监狱中渡过了二十一个春秋。恢复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症哮喘，依赖激素维持生命，终于一生毫无成就。种种往事不堪回首。曾写了一篇短文以自娱，叙述在狱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却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见了，建议我将过去之事全部写出来。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按照事件的先后写来。这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真实记录。我平平叙来，不加文字修饰，也很少发挥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这篇文字来向亲朋好友诉说我的亲身遭遇，使他们了解当年思想狱以及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情形。说到我的经历，当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见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只要是真实可靠、完整或比较完整的，我都记录在文中。可惜由于在狱中不可能记日记，有些记不清的，只好略去，记得的，也往往是个故事梗概，写来未免不够生动。然而，我宁可要真实而不去文学加工这些内容。因为有个故事梗概也足够了，让事实去说明问题不更胜于文学的创作吗？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一 学生时代

我是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当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将所有大学的院系拆散，再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复旦大学是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其物理系是由原来上海地区各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物理系合并而成。学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这种课时安排只维持了两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每届新生有120人左右，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级乙班的物理学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课的，王先生原是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长者。当时的教材也都照搬苏联的，物理学用的是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书倒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其民族狭隘性和政治宣传实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贡献都被说成是俄国的，还会有“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类莫名其妙的文字，实在令人讨厌。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措施是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一年级时的俄文教师名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琐而且素质极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 这个字时说“这字是稀饭，但外国人的稀饭比我们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东西的”。正好这同一课中又教到了чай 这个字，他于是操无锡语大呼道”外国人不像我们，外国人吃茶要放糖的”。我听课至此实在忍无可忍，便对身旁的同学骂了声“放屁”。不料此话却被他听见了，便指着我问“你说什么？”我不动声色地就坐着回答说“我说你放屁”。他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气得混身发抖，涨红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门大声吼叫道“你，你，你给我出去！” 我于是毫不在乎地离开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来找我，要我检讨。我说我何错之有？他说“郁去病大闹，表示不肯来物理系上课了。王先生不得不为此向外文系道歉。这件事本应王先生自己找你谈，但他又不愿意。所以我来了”。这样，我只得写了检讨。过了几天，布告栏中贴出我被记大过的布告。这个大过只是装样子而已，它从未被撤消，但在我后来提前毕业时，也未被按规定写在文凭里。不过经此以后，我对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这个人相貌奇丑加之一脸媚苏之态，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上课时我感觉到的简直象是看讽刺剧。所以我从不听讲而最喜欢他举行临时测验，因为可以缴上白卷就走。到了学期终了，我花一个多星期苦功，在大礼堂全校一年级的俄文考试上仍然第一个交卷。我们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和我一前一后走出礼堂，她很不高兴，认为我缴白卷还要抢在她前面。而郁去病拿着我满分的考卷气得不得了，对同学说“他平时成绩不好，给六十分！”。

其实象郁去病这样素质的人当时大学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看到了趾高气扬的所谓苏联专家，他们年纪轻轻却在其上课的教室里要备上火炉。总有一伙人满脸谄笑地围着他们转。那时大学里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党史。单看堂堂中国的大学，每人必得去读苏联的共产党历史就已经够令人气愤的了，更何况这四门强迫要上的课无一不是很荒诞的。中国革命史而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单凭列宁说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句空话而不问列宁身后事实如何，不问斯大林非但没有实行列宁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利用美国要他们在德国投降后出兵打日本的机会逼迫中国接受外蒙独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条件的事实，就把苏联顶在头上，开口闭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对中国近代史有过兴趣，我从史料上读历史并不要人家把史观强加给我。在我看来历史是历史人物的奋斗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时候历史课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物都失去了个性，历史被简单化为：因为某人是某阶级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学里的革命史课一点也不比中学里的多点内容。上课的教员也完全没有学者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政工干部，拿着讲稿念经而已。

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对化学发生极大的兴趣。我买到了影印的Linus Pauling 的书，对他用量子化学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学键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时《科学通报》杂志却连篇累牍地用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对Pauling的共振论进行批判。我看透了这种批判的毫无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苏联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学说。这件事使我认清了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质。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发表的两本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大学里的这门课程却就是这点内容，一个下午便可读完的东西却烦琐化成两厚本书，适足以让低能儿读得昏天黑地而已。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理，都是空话。例如所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话并没有指出关联到了什么程度，就谈不上对具体事物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用来做事后诸葛亮来骂人而已。二年级的政治课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的一本剩余价值的小册子，也是两个小时可读完的书，被扩大为两厚册，加了一些最简单的算式就貌似科学被那教员翻来覆去地讲。那时还有所谓课堂讨论。我实在不愿意作违心之论，对 “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之类的屁话进行了反驳。

一年级时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为所谓的“落后份子”，除了因政治课迟到上过布告栏被叫到教务处挨骂外，还有逃避文娱活动。那时规定下午三点半有种种活动，其中文娱活动非常无聊，例如坐个圆圈在背后抛手帕或做“我们要拣一个人”之类小孩子游戏。大学里强制要参与这种活动岂非笑话？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园去看书。

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胡风万言书(1)的内容。那时学校新建了学生食堂，也兼作夜自习之用，故沿壁有一些书橱。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两厚本胡风的作品，其中文艺理论文章文字别扭，且多马列主义词句，就一翻而过。在诗作中，我见到了一个长篇《时间开始了》，居然是对毛泽东极尽阿谀之能事的，足以和后来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觉得简直是个绝大的讽刺，当然也因此不认为他的诗有什么高明。于是从公布的《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扬等争权夺利，派系之争而已。但是仍对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认为不合法制精神。在背后说了三篇《材料》的按语为横蛮无理断章取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的证据，并怀疑获得私人信件的手段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只语来定罪是将思想等同于行动，毫无道理。不久见到报上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声之大，其文章用词之凶恶蛮横等都使我感到气愤。后来，这些人几乎也都未能逃过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命运，而他们开创的谩骂文风也都轮到他们自己去享受。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们的大名了，反正对这些人历史自有公论，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的对象！班级中负责肃反运动的同学竟然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说：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经肯定，“他对你抓得很紧，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语。那时所谓“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解为指某人是美蒋特务之类，我那同学经不起这样的恐吓，就揭发交代了我平时的一些言谈。批斗会的范围还只不过是在班级之内，其具体情况已记不详细了，但还记得居然派了一个同学连我上厕所也跟随着，好像怕我会寻短见似的，我也因而频繁如厕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间他们还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同学家去，我故意用香烟将指甲熏黄了，做出深受打击苦于思考的样子，以满足他们的狂热。其实这些人何尝蠢到会相信我是特务！无非是拼命表现自己，梦想得到好处而已。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算还未被关起来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庭，当他知道我也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因为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审查，没事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的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只记得一项是超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苏联已用上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然被拒之门外。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看我们罢了。

注：
(1)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胡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长期和左联的领导周扬意见相左，53年被党内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为“反现实主义”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54年7月他上书言事内容主要为对林、何的答辩并说明自己的文艺主张：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底绝对精神，以为一切都是从‘政治’出来的，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面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要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泽东，55年5月当他得知毛要将他的信公布时，赶紧写出检讨声明，求周扬上达天听，但为时已晚。
(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3)一年后，化工学院表示当时的处分重了一些，但为了学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工而转到水产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轮驾驶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二 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要集中到北京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三批名单宣布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看已有五位同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教育部让你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排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上去吴剑华先生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4到6级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然后是12级助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数学系的理论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郦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影。席间，两位先生相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所知的方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在其它功课中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淞庄宿舍里，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呢。”于是就有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到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所属单位简称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等学校的工作。他说：“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了个总支书记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受聘于基督教的上海沪江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相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经吴先生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三 反右运动 （一）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看过今天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么可以不看！”边说边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由校长还是由集体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领导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科应该和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很能接受意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的屠宰场。先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意见。说经过长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还要经此折磨呢？要说是脏，则牛、猪又有何区别呢？他在会上风趣地说，如果真的火星上有人，用望远镜看地球时，岂不要奇怪为什么上海的牛常常大游行？他很得意地说这一幽默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一句玩笑话不但被大肆宣扬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而且还存心造谣在报上登漫画，画王先生在火星上用显微镜看地球，辱骂道：堂堂物理学教授竟不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这是后话。

从王先生家回来后，我心中很轻松，并对文汇报也有了兴趣。这正是短暂的一段大鸣大放时期。报上批评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气息。校内也召开了许多鸣放会，出现了大字报。我除了听听宿舍中同事的议论外，并无暇去参与这些集会或看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马明敏同学等几个人到我宿舍来说她们班级正召开着座谈会，并邀我参加。那时我正看着书，便拒绝了。她奈何我不得，便玩笑地将拉线开关一拉，娇嗔道：“不让你看书！”她们一走，我就到门口去开灯，但转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况我们本是同班同学，怎能毕业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灯，跟了上去。就这样，参加了物理系四年级的鸣放座谈会。

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块。同学们拥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踊跃。 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 我拗不过他，便站起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事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事人的前程（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在座，何不表个态，省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你们如何看法呢。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可是大家提的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都是是非颠倒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已经成立而说葛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今天下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云。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了。于是，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会是发通知，而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一张复写的请柬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去的牢骚，说现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换条件，我先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我推他挤上了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会儿后，沈天增（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沈天增并不雄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吓。一年多不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待朋友的。

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说出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攻击。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责问”一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微关心点校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馆看书，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从此降职降薪成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们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着党章，从口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先锋队怎可能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那有一规定即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也毫不同情。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挑拨之辞。事实上，我当时是指着报上的一段话而作的评论。报上将美国飞机在朝鲜炸我阵地说成是不人道。我批评其不会宣传，说这和人道无关，我军也要炸他们的阵地。如说其不人道，应举的是炸我妇女儿童。即使炸了鞍钢，杀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在恶意挑拨之下岂容分辨？马上大呼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云云。这样一直瞎吵到时间不早了。散会前令我表态，我说：
“我根本不关心整风，也无意提意见。今天来此开会全无准备。想不到有此结果。”

于是他们便令我于7月1日再开会。

7月1日的会规模已为全系教职工会。是针对我的批判会，先令我发言。我并未说任何新观点，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作些解释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随便的发言后来却被他们说成是反党八大纲领。现根据复旦当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录其中以“八点纲领性意见”为标题的一段如下：

1，我要求大家抱着纯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有人说这不可能，说不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只有两种立场的看法，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而客观真理不见得就是马列主义，我的本意对党并无敌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那是马列主义的偏见。

2，从古到今都有爱国人士，如杜子美、陆放翁等，只要是爱国人士，都是为低层人民诉苦的，当然，所谓‘低层人民’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要为低层人民诉苦不外是这三个理由：(1)他们是大多数，(2)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无知。(3)没有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爱国人士为无产阶级着想，不等于承认无产阶级领导。

3，我没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对社会发展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是学政治的，也不感兴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义不反对说有的东西我们还未知吧？我说过人类道德不可能达到，这是不是校刊标题上说的‘反对社会主义路线’呢？我说不是。但一定要说成引导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路，我不赞成。

4，我觉得党有缺点，我接触到的党员就都有缺点，（这）说明（了）党的实质。我现在赞成共产党是因为其它党没有执政能力；现在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不得不如此，（但）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共产党领导。我说多党制有好处，是指几个政党互相监督。

5，宪法是百年大计，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将来有别的政党更强大，现在还不知道。

6，储安平、葛佩琦的话，本人乐于引用，譬如‘杀共产党人’我认为是忠告，我不为他们辩护，因为指明他们是右派分子的，一定还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么？所以不能肯定他们是右派分子。但就他们的发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共产党不是傻瓜，他们也不是傻瓜。如果认为死人穿过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种迷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认为他们讲过的话，我们就不能讲。

7，我觉得对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人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肃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肃反革命，譬如我在肃反时被斗，我就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事实全国都有，不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这是有点杀鸡给猢狲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现即使在系内教书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为了政治问题（吗）？（是）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缘故。

8，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因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 ‘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这里，我举杜甫、陆游为例指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和正义。把一切都说成非共产党领导不可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我反不反对共产党，而是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可反对的(9)。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理想，我不反对有人持这种理想。但以此理想为据认定了现在共产党正领导着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决不可怀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讲完以后，接着就又是连珠炮般的责难，虽说责问却又不许答辩。当有人问：“ 你曾说肃反是杀鸡儆猴，那末谁是鸡，谁是猴子？”时，因我已多次要求发言，名义上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王先生说：“让他讲话！”我便起立说：
“大家是鸡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还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

这帮仗势欺人，只管自己胡说八道骂人，不容反唇相讥的“好汉、英雄”们，这一下可不得了啦。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全场乱作一团，几十只手指着我乱嚷。会开至此也就散了。

过了数日，批判会扩大到全校范围，在登辉堂(10)举行。戏台上坐了主席团，前排空出一段放着麦克风，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听训。当听到我敬重的黄烈德和周怀恒先生(11)发言时，我简直莫名其妙啦，周大声地用他的宜兴官话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来，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过一会，接着说道：
“我最好的学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对身旁的沈天增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多次要求发言，都被“ 不许右派放毒(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还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说了才让我说话。我走到麦克风前说：
“我听了半天，似乎你们在批判一个也叫李梧龄的人，可这是你们想象出来的人，不是我。他在哪儿？……”

等不得我说下去，便是一片疯狂喊叫。鬼使神差他们是没有闲情欣赏这点小小的幽默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说理斗争。

这以后，校刊就登起骂我的“文章”了。这里我用引号是因为从文字水平而言，这种东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后，我教的数学系四位同学来到宿舍向我致意。可他们很快便被团支部围攻，其中三人被迫认错。唯有一位女同学赵丽珠不畏强暴，反而敢于当众和我说话。后来她受到勒令退学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头却劝慰我不要辩论而要检讨，我答以：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还大呼臣罪当诛，皇恩浩大。吃了耳光还要大呼快乐不止。”
“如你已经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业。那当然应该硬骨头到底。但是你的事业还才开始，如因此夭折，岂非可惜！”她这样说。

大会以后，转入小会的阶段。十来个“积极分子”像开了发条会跳的玩具青蛙一样围着我闹。这种批判会如果留有记录将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为完全是疯话而不可能完整地回忆出来。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缴械投降”。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开口闭口说我向他们“进攻”了。不按他们的意思臭骂自己就算的“进攻”了他们！整个的会议就象一群小孩子在玩假打仗，说的胡话大概只有《爱丽思漫游奇境地》里的御前会议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会议开始时有人故作诚恳姿态地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打击你。”

“怎么会呢”我不无讽刺地答道“帮助和打击完全是两码事，谁也不会误会的。你们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于是我便受命检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对任何一件事提过具体意见，更没有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就无法对某件具体的事做检讨。所有的只是平时言谈，怎能记得？而经他们举出的又往往断章取义走了样。于是只好泛泛而谈，说从小读的书不对，认为政治是“狙公饲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太不关心国家大事。受《民约论》之影响很大，认为政党也不过是一个法人团体，和每一个人民应该是平等的。根本没有学习过宪法，不知道有规定共产党领导之事，平时爱好科学喜好纯客观地看问题等等。

其实，我和他们谈书本，他们又何尝听得懂？如果他们真的能虚心听我的“检讨”则实际上我是在给他们上最基本的民主主义课。我总是说“过去我错误地认为┄”，其实这些认为当然并不是错误的。例如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论述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他们也根本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只等我说完就莫名其妙地、胡说八道地攻击。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要表现其自己，妄想得到好处。狼捕到了猎物就要撕裂它。求饶是根本没用的，但不检讨也不行。否则他们没法交代；“什么？你们这么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这可不得了，这可误了大事，误了他们的前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一个贼踏着垫脚石正爬墙到半空时，忽地垫脚石倒了的狼狈不堪样子。不！不仅是狼狈，他居然愤怒起来。一个惯窃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

就这样，两、三天一斗地过了一个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电话铃响了。想不到我小学时的王校长(14)打来电话。
“你怎么样了？你要当心点呀！今天的报纸……我查电话簿…”

我赶紧下楼，从厨房窗口取来解放日报，只见第二版上大标题《李梧龄百般咒骂共产党和新社会》。其实一个多月以来报纸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这样的大标题《驳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之类。外行当然不能领导内行！这是普通的常识，怎么成了谬论呢？后来新闻日报的文章居然说我出身“军阀家庭”可见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不过当天我看到报虽然一笑置之，却也马上把报藏起，怕被父亲知道了会担心。后来终究瞒不住，老人家只是笑笑说：“我的儿子虽不明利害，是非却是知道的。还不算太糊涂。” 毫无害怕之意。抗战时我家沦落在上海，他拒任伪职而失业。后来一贫如洗。但老人家言传身教的人品使我终生受益。虽处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报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对一位朋友说“我可是神呢”。

注：
(4)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反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得不到重用，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说：“你当时如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你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谈得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动。当然对我是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5)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 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忠厚如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我露齿微笑，我一直还感激她呢。
(7)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作报告讨论物理问题。
(8)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从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他反右起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9) 我当时心里想到而还未直说的是Republic这个词就是指的废除由某个个人或集团世袭的统治。岂能借消除阶级的空想理论为名而行恢复等级之实。
(10) 以已故李登辉校长命名的复旦大礼堂。
(11) 两位先生都教我数学，黄先生教微积分，极好。运动后期被查出少年时曾加入过三青团而被劳改。80年代再见到他时，垂垂老矣。
(12) 用放毒一词来描述不同于官方的意见也的确够妙的了，既然是毒，当然可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无比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最聪明的劳动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毒品一样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见，以至不得不动用专政手段来 “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13) 她此后当了多年的中学代课老师，平反后，读过两年大学的她得到毕业文凭。可见文凭是待遇而非学历。
(14)小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看望过王明玉校长，她是从电话簿中查到号码的，足见老师对学生爱护之深。 平反后，我去看望王校长，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家。谈起往事才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产党员，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车逃的命。但因此脱党。他说“幸亏如此，要不然的话为了这样的社会送了命，岂能暝目！”说罢掩面，不胜唏嘘。
(15) 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三 反右运动 （二）

我家的这位朋友名叫王湛贤笔名阿湛是新民晚报副刊编辑。常来我家看书。曾有一次读到《水经注》中一则秦始皇去见海龙王的故事，就译成白话，发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龙王有许多宝贝，很想见识见识。海龙王于是托梦说，可以来，但不准带画家随从。然而秦始皇还是带了一位画家混在随从中。果然，海龙王宫中琳琅满目，不胜其豪华。酒足饭饱后。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海水分开，让路而回。海龙王此时才发现问题，知道自己被画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虾兵蟹将追赶而来，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将过来。可怜秦始皇只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随行人员。海龙王相貌其丑无比，不愿留下形象。是以后世无传。

鸣放期间，该报社长林放动员提意见。当时报界都在议论新闻自由、民办报纸之类话题。社长又拍胸保证言者无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来，得了消息。自己马上转向不说，却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动员鸣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说了。就此上当，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说成是影射共产党丑陋，不让新闻自由云云。

阿湛后被送去青海劳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无人问津。阿湛没有家室，他的姐姐曾来找我写信，多方求助，都无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灵，对他也无援助。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就此消失了。当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来。

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 “我回乡去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错、万错，马屁不错”，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衡等的策划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来得及为抗战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的。他们仍然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党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同班同学们主要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最民主的，岂非笑话！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生是用什么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英”，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听谁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时物理系三年级的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劫难逃。班上逼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 “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了个条子“阳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杨西光，吴常明，邹剑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出语幽默。他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将我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在斗孙大雨。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书看。发现了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约九点钟到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历算法，这也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好了结婚登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职的。吴的男朋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所以她们认为金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 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地问道：“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不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我说：“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 ”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说：“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

我说：“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 于是我就逐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到衣领22，一脸正经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明天报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说：“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

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 ”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动手动脚拉我。

我厉声责斥道：“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注：
(16) 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一般退休人员
(17) 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时不但口袋里的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 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19)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园。
(22)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