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岁月：纪念竺可桢诞辰126周年
庄肃明
（来源：《中国气象报》2016年3月7日和3月10日四版 责任编辑：刘佳）
编者按：3月7日是竺可桢的生日。1890年3月7日，他出生在浙江绍兴，是近代著名气象学家，也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文介绍1949年竺可桢呕心沥血的奋斗过程及走过的道路，以飨读者。
1949年元旦，阴雨下的杭州，寒风瑟瑟。
各大报纸刊登了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与此同时，竺可桢还收到了“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新年贺信，贺信中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参加新中国建设。贺词中还有中共杭州工委翻印的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由原来的“戡乱到底”，变为“求和”。在新年文告中，蒋介石承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看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是强弩之末，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人民希望和平，厌倦战争。
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不仅关心国家的命运，而且担心浙大的前途。他不时向人打听北平及各大学校的情况，还密切关注南京各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动态。这些学校的动态都是社会变化的风向标。
1月8日，竺可桢请郑石君、储闻科二人前去南京，一方面向南京政府教育部、行政院反映浙大教职员工“困苦情形”，以及浙大拮据的状况；另一方面探听和了解南京各大学的最新发展情况。
第二天，蔡邦华、梁希、刘庆云来看竺可桢。谈话中，竺可桢得知：中央大学行政方面虽讲要迁至广州、台湾，但很多院系都按兵不动。医学院已明确表示不迁，农学院全体教授亦主张不动。
1910年，第二批“庚款生”合影。第二排左五为竺可桢。
派去南京的储润科回到杭州，告诉竺可桢，中央大学表面虽说要迁至福建，而实际甚难迁动。不过，也有少数人主张南迁，但因医、农、理、工各院多数教员均不愿意离开南京，中央大学暂时未动。
对浙大将来何去何从，有三种选择：1.南迁；2.暂时不动；3.与南方大学合并。在关乎浙大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面前，作为校长的竺可桢思绪万千。抗日时期，浙大师生为躲避侵略者，不得已，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竺可桢率领全校西迁，四易校址，跋涉五千里，最后定居于黔北遵义。那些背井离乡、艰辛困苦的日子，历历在目。竺可桢一直认为，科技工作者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要敢于担当；要在避免战争和永久和平中发挥作用。
竺可桢一家四口。
1月18日，学校“应变会”向竺可桢建议加固学校围墙，以防不测；19日，竺可桢组织召开校务会，作出“即日交包工估价，由学生担任土工”的决定。在一些学校准备南迁的时刻，竺可桢作出加固浙大围墙的决定，其用意已经非常明白。破土之日，热闹非凡，苏步青当场赋诗祝贺。
同日，校方还成立了“安全委员会”，竺可桢把这一重任托付给他最为信赖的胡刚复主持。竺可桢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不迁移，不遣散，齐心协力保浙大。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浙大师生在苦日子里又熬过一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和战不决，兵临城下，老百姓都处在痛苦之中。但浙大师生苦中寻乐，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以快乐的心情迎接新年的钟声。
新年过后，天气变得异常暖和。
2月1日，袁敦孔从北平来到杭州，他给竺可桢带来一个消息。北平接收后，共军入城只是一种形式，人们并没有惊惶，生活过得还算安逸。赵荣琛也从乡下回来，告诉竺可桢，诸暨乡下几乎全为共产党组织所控制，这些共产党人与当地老百姓相处得很好。这些消息，无形中给了竺可桢一些底气。下午1点，在浙大工学院大礼堂，学生自治会召集学生开会。竺可桢欣然应邀出席，他重点向学生谈了浙大不迁移的理由。
2月14日，为了学校的经费和薪金问题，竺可桢驱车前往上海，与上海几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商量，联合起来共同给南京政府施压；并商定于2月27日，会集沪、杭、苏14所大学的校长，共同到南京请愿。
此时的南京政府，只剩下李宗仁这一孤家寡人，行政院长孙科已跑到广州。蒋介石虽“退隐”溪口，却仍在暗中指挥着半壁江山。所有这些，竺可桢并不知道。
2月17日清早，竺可桢在回杭州的车上，看到吴征铠购买的当天的《大公报》上刊登了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警备司令周岩继任的消息。竺可桢不免一怔。他回忆起陈仪履职以来对浙大可谓 “备极爱护”，但世态的变化却难以预料。
2月21日，竺可桢前来送别陈仪。陈仪苦笑着对竺可桢说：“藕舫先生，我此次免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1月26日吴大信等5人释放之时，学生沿途贴标语，特务报告更夸大其词所致。我是真心希望和平，偃武修文。”在离行的车队启动时，陈仪还特别关照竺可桢：“藕舫先生，浙大学生的《每日新闻》，千万不要到市里销行，不要引起冲突。”送走陈仪，竺可桢终于感到“余以此，知余地位之危险”。
2月27日，竺可桢如约同14个学校的校长赴南京向行政院和代总统李宗仁面递呈文请愿，刚好当天行政院长孙科自广州返回南京。3月1日上午11点，李宗仁接见了他们。由于总统府的会客室坐不下16个人，他们便在外面站着说话。李宗仁的举止要比蒋介石从容得多，而且没有架子。他对大学校长们说：“战争时期，大家辛苦了。鄙人对于沪杭一带教职员的生活也极关心，有什么话要说，请不要客气。”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即代表大家，把呈文交给他。李宗仁表示，目前困难虽多，但一定不使大家失望。第二天，他们约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一同去行政院，见院长孙科。下午，校长们即到总统府拿到孙科的批文：先发一个月的经费作为救急。
校长们见目的已达到，当晚乘车离开南京。
竺可桢因事多停留一天。
3月4日，竺可桢回到杭州。
3月7日是竺可桢59岁生日，按照我国习惯计算，这一天是竺可桢60大寿。然而竺可桢是位不矜己功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日历来秘而不宣。但有些人还是知道了竺可桢的生日，气象界准备为他出专集。浙大学生更是热情，除召开一系列庆祝活动外，还建议筹建竺可桢图书室。竺可桢听到要筹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图书室时说：“我人尚健在，又何必有此举。”生日前，全国各地寄来大量的贺函、贺电及寿礼，竺可桢只好在《浙大日刊》上刊登启事：礼品一概不收，开会一概不到。竺可桢将贺礼全部退还，只抄录了祝文白、张默君的两首诗；然后，与夫人、松松去游灵隐寺，借此舒缓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
此时的杭州已是香市，但连年的战火和物价的飞涨，却使得以往热闹的灵隐变得冷清了许多。原来爆满的灵隐前茶馆，今天竟无一人光顾，生意清淡。在知味斋吃午饭时，竺可桢无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孙科辞去了行政院长一职，由何应钦组阁，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长。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张治中等和平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共谈判。在谈判的同时，南京政府企图凭借长江天险，调兵固防，以实现“南北分治”的梦想。
这一天，正值浙大建校22周年校庆。上午9点，上海同学会、浙大毕业生再加上在校师生，有400多人参加校庆纪念会。竺可桢作了长篇演讲，他首先谈了当前的经济近况和浙大面临的各种困难，鼓励大家：“真金不怕火来烧。”“要复兴中国，须得和平。惟和平始能增进生产、安定民生，建设和教育才有方法。”
就在这一天，南京中大、金大、政大的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死伤多人。省府打电话询问竺可桢“浙大是否有游行之举”，使竺可桢“甚为惊异”，这可能是当局蓄意寻衅的信号，于是竺可桢挺身而出亲自去省府进行辟谣，以示正听。
在这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竺可桢的心情反而异常平静。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和研究学问上。他为讲演《地缘政治学与世界霸权》，阅读有关文章；他为拟写《18世纪末中国之人口压力及马尔萨斯所倡之学说》一文，翻阅大量书刊资料。在研究这一问题中，他还把清代学者洪亮吉的有关人口问题的论述《意言·治平》一节译成英文。将一篇中国古人的著作译成英文，这是竺可桢生平第一次。
4月15日，国共和谈在北平结束。
17日，黄绍竑飞回南京报告和谈结果，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九江至江阴一线强渡长江。
23日，南京解放。
这天晚上10点，女学生史应潮和自治会杨锡龄告诉竺可桢：传说凌晨两点，军警将包围浙大。为此校园一片恐慌，女生要求搬进工学院大礼堂。竺可桢以“此传言不可信”，是“无稽之谈”，安慰同学不必惊惶。
第二天早晨，教育厅长李季谷对竺可桢说，省政府昨天已决定撤退到宁波，半数职员已遣散，周奉璋主席将最后离开杭州。军队都去上海了，只有退下来的军属家眷，杭州现已无兵可守。
这一天，浙大文学院长张其昀也匆忙来找竺可桢。竺可桢劝他不必如此惊惶，并对张讲：“如果你走，是浙大的一大损失；如果你留下，很多学生对你以往的做法又不谅解。”竺可桢劝他不要去宁波，劝他乘车去上海，因上海朋友很多，可以从长计议。后来，张其昀离开浙大去了上海，又从上海去了广州，最后去了台湾。
4月26日，上海传来消息，25日夜里，军警闯入上海交大，80个学生被捕。当晚又传来消息，上海各大学已被解散。从南京退下来的6000多名警察在杭州西湖边抢汽车、抢汽油，还开枪打人，浙大有位教师的亲属就伤了手臂。面对如此混乱的形势，浙大师生都非常震惊，竺可桢也只有静观事态发展了。
28日早晨，蔡邦华来敲门，送了一份由市政府转来的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
竺可桢看完电报后，立即让诸葛麒复电：“沪校被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暂难离杭。”
29日一大早，杭立武又来电报：“有要事相商，请速来沪。”
面对教育部长杭立武两份电报催促竺可桢速来上海，竺可桢左右为难。若留在浙大，杭州社会上流传多日的竺可桢要当“维持会副主席”一说，让人深陷政治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若走，竺可桢又难舍和浙大13年的情感。再“四”思量，竺可桢下定决心“不得不出之一走”，避一下风头。
4月29日下午两点，天下着大雨。竺可桢辞别家人，离开了与他相伴13年之久的浙江大学，独自一个人去上海面见教育部长杭立武。
杭州火车站情况极为混乱，大批逃难的百姓和大批国民党士兵拥挤在火车站，不管有票无票，只要来车就蜂拥而上。竺可桢用六个袁大头购买了头等票。原定两点半开车，但车厢内已挤满人。无法上去，他便又换了一节车厢，结果到了晚上10点20分才有火车头来接。国民党士兵撤退的景象，在竺可桢4月29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车轨上均满塞车厢，第八轨上有敞车多辆，满载军士家属，行李堆积如山，男女均在大雨中，衣裤尽湿，乃至车厢下引火干之。”车虽开了，但走走停停，这一夜让竺可桢饱尝了兵荒马乱的滋味。
4月30日中午，竺可桢在凄风苦雨中到达戒备森严的上海，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稍作安顿后，即打发陪同他来沪的人员回杭，并让其转告夫人陈汲，叫她放心，他“决不去台湾或广州”。
下午3点，竺可桢到建国西路570号见教育部长杭立武。杭立武电报中的“有要事相商”，就是希望竺可桢去台湾，当即被竺可桢拒绝。
晚上杭立武又送来2000万元和袁洋五元，劝说竺可桢回心转意。
5月2日，杭立武又来劝说竺可桢。
5月6日，竺可桢在上海的马路上不期遇见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蒋经国邀他去台，被竺可桢婉言谢绝。
在上海期间，竺可桢不停地会晤朋友和学生，劝说他们留下。5月1日，在会晤郑子政时，竺可桢告诉他：“公司与政府性质是不同的。我作为浙大校长，教育部有令，我不得不来上海。公司为营业性质，是否随公司迁移，乃道义上的问题。”郑子政并没有听进老师的肺腑之言，最后还是去了台湾。
在上海期间，竺可桢非常关心气象局的事情，他多次与赵九章一起，讨论气象局面临的困难。5月7日，竺可桢与赵九章来到上海市大西路377号的上海气象台，会晤气象台台长程忆帆（即：程纯枢，后为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中科院院士），得知上海气象台还有180多人，已备好了两个月的粮油，短时间内还能应付，但职工薪水很久都无着落。5月9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气象局同仁好久未发薪，目前各人及家属均在局中坐吃。” 对上海气象台久无薪水可发的困境，竺可桢显然忧心忡忡。当时，上海气象台是华东区最主要的气象台，每日绘制四次天气图，从事天气预报及警报的发布工作，业务范围为华东沿海及上海本埠。所以，上海气象台的稳定，对大陆其它台站的稳定至关重要。
战争逐渐向上海逼近。5月13日清晨，天阴沉沉的，远处炮声隆隆。撤退的150多名交通警察驻进研究院，并向职工借用家具和棉被，其为“借”，实为抢。此时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16日，炮声尚有零星，但是子夜后开始密集。17日，亦不断有炮声，下午密集，黄昏时都没有停下来。子夜12点又有炮声，使房屋都被震动，“迄明晨不止”。前一天中午，竺可桢接到傅斯年从台湾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台湾大学任教，竺可桢仍复函辞谢。夜间炮声及轰炸声连绵不断，子夜12点时，尤为猛烈。
5月19日早晨，竺可桢又收到杭立武自广州发来的电报：“请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竺可桢看后仍是一笑了之。
这天晚上，上海战斗极为剧烈，炮声密集如年夜的爆竹声。竺可桢却不知这些天的密集炮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攻的开始。
5月23日，院中驻入的警察已撤走，但竺可桢不知何故，总感觉心神不宁，“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
24日晚，上海市市长陈良、警备司令陈大庆均弃职出走，留下赵祖康代为守摊。这天晚上，密集的枪炮声不绝于耳，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市区发起全线进攻。天亮时分，苏州河以南市区已被解放军攻下。
25日，竺可桢吃早点时，听说国民党军队已全部撤退。8点，竺可桢外出查看，自岳阳路至永嘉路即见青年穿草绿色制服，衣服左胸口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在永嘉路与衡山路席地而坐的军人有数百人。数日前国民党军队在街头用沙袋筑成的堡垒均变成电话站。街上车水马龙，“无异于前昨”。“政府虽已改易，而人民可说毫无骚扰”。这是竺可桢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的第一印象。26日，闸北、北四川路一带还有战事，但市区大部地区已经恢复平静。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公共汽车已照常行驶。解放军在路上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仁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午后睡片刻。二点至科学社”“唔农山，谈及科学社前途，……谈及政局，农山与余意相合，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蒋介石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竺可桢和往常一样，6点30分起床，洗漱后吃过早饭，接到谢家玉的电话，说诸葛麒来电报了，报告浙大一切安好。下午，竺可桢乘22路公共汽车去大世界，沿途人海如潮。时有汽车疾驰而过，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大新公司楼上悬挂着毛泽东、陈毅的画像。霞飞路店铺都开了，大街上时有学生队伍敲锣打鼓游行，有些女学生还把鲜花插到解放军的衣襟上。
下午4点，吴有训来找竺可桢。竺可桢感慨地对他说：“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这是竺可桢发自内心的期盼，也是一位科学家对新旧政权的政治表态。
站在新旧政府交替的门槛上，竺可桢还是有些迷惘。他有着深厚的政治资源，国民党高官邵元冲、蒋作宾是他的姻亲，国民党大佬吴稚辉是他的远亲。他与宋氏姐妹有很好的私人交情，与翁文灏也有深交。竺可桢还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这些政治资源，随着新旧政权的更替可能还成为历史的包袱。此时此刻的竺可桢虽有些迷惘，但却充满着无限希望，因为这是一条崭新的光明之路。
上海解放后，竺可桢最牵挂的是身在杭州的妻子。从6月1日至6日短短的6天内，竺可桢就给夫人写了4封信。他想，这一个多月来，夫人一定比自己更加心神不定。在杭州解放之前，曾有人拿报纸给他夫人看，说竺可桢已去台湾了，你怎么办？并表示愿意为她弄到飞往台湾的机票，以便家人团聚。他夫人心中有数，她了解丈夫，相信丈夫临别时说的那句话，“绝对不离开大陆”。
6月3日上午，儿子希文到上海出差来看父亲，竺可桢格外高兴，亲自陪他在上海走一走，还一同吃了粽子，最后将他送到车站。
送走希文，竺可桢回到住所。有人告诉他有位姓胡的约下午再来。下午3点钟，有人叩门，竺可桢开门见是一位军人，仔细打量，原来是思梅的丈夫胡鸿慈。时间过得真快，一别三年有余了。坐定后，竺可桢迫不及待地询问梅儿现在何处。听到此言，胡鸿慈悲痛难言，过了半天，才说出“梅她已经不在人世了”。说罢，捶胸痛哭。
他们俩原来在山东解放区。1947年5月13日，梅儿在联总和平医院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渴平，即渴望和平之意。后他们随部队到了大连。1948年7月4日，梅儿又生下一个女孩，取名思梅。产后尚未出院，她的气喘病就连连发作，医治无效，于1948年9月6日中午12点在大连病逝。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呆了竺可桢。过了很久，竺可桢才缓过神来。他想起梅儿短短26年的人生旅程，想起梅儿寄来的信及全家合影，相约父女解放后再见面，没想到梅儿的约定竟永远无法实现了。
夜深时分，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心痛万分的竺可桢伏案疾书，尽快把梅儿去世的消息告诉远方的妻子和几个孩子，以此来舒缓对女儿的思念。
第二天早晨，竺可桢把悲痛深深埋在心里，和往常一样，6点30分起床，上午阅比尔等的《中国气候和天气》一书，下午准时出席院里召开的所长周会。
1949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21周年纪念会。刚成立的上海市政府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市长陈毅，宣传部冯定、舒同，文教处李亚农、李正义都作为来宾应邀到会。9点多钟，陈毅乘车来到研究院，一下车他风趣地对警卫员讲：“你们不要进去，科学家怕兵。”然后和秘书走进会场。大家起立，热烈鼓掌。这是竺可桢第一次见到陈毅。竺可桢第一个发言，他谈到当年孙中山北上时，就让汪精卫、杨杏佛、黄昌谷起草建立中央美术院。1927年，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当年就成立了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所、观象台，以后发展到了13所。他回顾了蔡元培先生早期的进步思想，在筹建研究院时采取的方针、路线，以及杨杏佛、丁文汇对研究院作出的贡献等。竺可桢报告完后，陈毅市长作了长达1小时的即席演讲。他幽默、开朗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一下子就赢得了科学家们的信任。
6月15日下午4：00，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座谈会，邀请科技界名流参加。席间陈毅盛情邀请竺可桢出席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共商科学事业的发展大计，竺可桢欣然答应。同时，竺可桢也收到在北京任科学会议筹委会副秘书长的涂长望的电报，希望竺可桢“早日命驾北上，主持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
6月19日，《解放日报》登出一则消息，第一届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将于七月十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254人出席，由于会议涉及各个方面，所以研究院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均被邀请。消息一登，竺可桢虽对预备会与正式会议相距四十天有些想法，但还是积极思考在会上要提出哪些建议。竺可桢首先想到的是要成立中央气象局。中国这么大，从事气象工作的单位这么多，没有一个统一的气象机构来管理，是办不好气象的。于是，竺可桢凭借自己在气象界的影响力，组织上海气象界的同仁，开会讨论筹建中央气象局的设想和方案。
6月21日，在上海长宁路杏佛馆召开气象研讨会，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程忆帆所拟的《气象事业建设》十六点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宋励吾、叶桂馨、吕欣良、严振飞，中国航空公司张绍良、陈学溶、陶诗言、刘匡南、江爱良、金咏深、周诚以及军官会胡俊。会议决定推举宛敏谓、吕欣良、程忆帆、张绍良等五人为起草小组成员，草拟一份中央气象局组建方案，届时以中国气象学会的名义提交给第一届全国科学会议。
7月14日，竺可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气象学会理事会，会议重点讨论了上海气象学会草拟的成立中央气象局的方案。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一致认为要提议政府尽快成立统一的气象管理机构。参加这次会议有：涂长望、吕炯、卢鋈、赵九章、李宪之、张乃召及北京气象台的同仁。
其实，早在1937年5月，身为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的竺可桢，就曾在南京组织气象会议，呈请政府筹备中央气象局的提案。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此提案直到1941年，才被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第57次常委会审议通过，成立了“全国民用气象之最高机关”的中央气象局。在竺可桢看来，成立统管全国的气象机构，是气象事业健康发展的前提。
金秋时节的北京，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竺可桢希望尽快办完事情，早日南下和家人一起享受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喜悦。10月9日，竺可桢突然接到周恩来通知：暂时勿走，尚有事谈。12日晚，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和军委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来找竺可桢，征询科学院、气象局人选。在谈到科学院院长一职时，竺可桢推荐吴玉章与李四光；在征求中央气象局局长人选时，竺可桢推荐涂长望。
第二天，竺可桢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卢鋈，正好涂长望也在那里。竺可桢告诉他俩，昨晚陆定一找他征询对气象局的意见。涂长望说，他刚见陆定一回来，正在商量筹建气象局的有关事宜。竺可桢认为中央气象局应统一指挥全国的气象事业，最好不隶属军部。涂长望和卢鋈的意见则认为目前战事还没有结束，气象工作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为军事服务，这样可以多争取一些经费，所以，涂、卢二人倾向于中央气象局归军队系统。
10月15日，政协常委会公布了各委员会、各部主要组成人员名单。中国科学院院长为郭沫若，副院长为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中国共产党对竺可桢是相当了解的，知道竺可桢为了办好浙江大学，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知道竺可桢主持正义，不畏强暴，为保护师生尽心尽力；知道竺可桢为人坦荡，作风严谨，在全国科学、教育界有很高的威望。竺可桢担任中科院副院长是众望而归。郭沫若当时还任文化部部长，李四光在英国也还没有回国，筹建中科院的重担就压在了竺可桢、陶孟和的肩上。
竺可桢作为分管自然科学的副院长，在建院初期，按照中央精神坚持三条原则：第一，必须理论与实际结合，使科学真正为工农大众服务；第二，必须群策群力，用集体力量来解决眼前最迫切而重大的问题；第三，大量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人才。初创时期的繁忙工作是可想而知的。
竺可桢与郭沫若都是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院士，但由于各自的方向不同，以前从未见过面。第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10月17日晚，讨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会议上。两人一见如故。郭沫若曾私下对人说，竺可桢不愧是位科学家，正直、踏实、认真、负责，称他“竺老夫子”。
10月30日，在北京开往南京的火车上，竺可桢透过车窗看外面的景象，思绪万千。自4月份离开杭州，至今已有半年了。这半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原来的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都消失了，大家都开始了新的生活。火车途径车站，沧州大梨、德州扒鸡、符离集烧鸡、宿州柿子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好是热闹。
10月31日，晚上11点半，竺可桢在南京下关站下车。回到珞珈路20号的家时，妻儿早已睡了。竺可桢没有惊动孩子们。
第二天早晨，竺可桢7点起床，上午在家阅读来往信件；午后至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后又去看望因心绞痛病卧床的赵九章。询问气象所近况，知朱光焜已离开英国到了香港，叶笃正、谢义柄也要从美国回来。
11月2日，竺可桢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聘请叶笃正为气象所副研究员，月薪370元。3日下午，竺可桢参加南京政府召开的欢迎全国政协代表大会。4日上午，竺可桢又去气象所参加所务会议。
11月5日早上8点，竺可桢送松松去上学，这对松松来说是父亲给他最好的见面礼。
竺可桢走完南京各研究所后，于11月9日坐夜车到上海。这天接到郭沫若电报，催他快回北京，有急务相商。在上海，竺可桢只待了四天，办完事就急忙赶回南京，准备北上。
在离开南京前夕，竺可桢特意偕夫人徒步登上鸡鸣山北极阁，与20多年前亲手建设的气象研究所告别。这里是中国近代气象科学研究事业的起点，也是中国气象人才的摇篮，更是竺可桢为中国近气象事业殚精竭虑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1928年，竺可桢作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筹备处主任，亲自选定在北极阁建筑气象台和气象研究所。1929年1月这两处建筑全部竣工。研究所建成伊始，连同兼职人员在内只有13人，专职研究员只有竺可桢一人。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为了气象研究所竺可桢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这里记载着竺可桢创业时的艰辛，也孕育了中国气象事业的希望，正是这些艰辛和希望，编织出竺可桢这位科学家的多彩人生。
离开北京半个多月，物价就涨了三倍。新中国将要面临严峻的考验。
12月31日，天阴沉沉的。下午2点，天上飘起了雪花，给古老的北京城罩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
竺可桢漫步在北京的街头上，仰望着飞舞的雪花，他沉思着这一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风雨飘摇的杭州，到战火纷飞的上海，再到古老的北京城……
雪还在下，竺可桢身后留下了一串清晰的脚印，蜿蜒连接着希望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