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永政(1901-1985)
姚永政，1901年6月2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一个革命活动家的家庭。1919年从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浙江病院和南京鼓楼医院任内科医生。曾任英国伦敦大学热带病卫生学院研究员，中央卫生实验院副院长，国际联盟卫生部中国疟疾咨询委员，云南疟疾研究所所长，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教授、寄生虫学馆主任。建国后，历任武汉医学院教授、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15～1919年，他在杭州的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学习期间，认识到中华大地普遍存在寄生虫；在医院、在家乡农村，可遇到不少寄生虫病患者。他因此对寄生虫学感到浓厚的兴趣，矢志终生为防治寄生虫病而努力。三十年代末在国内首次发现蛋形疟原虫及含有天然感染性无膜鞭毛型杜氏利什曼原虫的中华白蛉，并证实后者为黑热病的传播媒介。1938年在广西发现日本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新种，经国内外专家鉴定，命名为“姚氏钉螺”。四十年代初证实了我国西南山区流行的“瘴气”病为恶性疟疾。著有《实用医学昆虫学》、《人体寄生虫学教范》、《人体寄生虫学实用图谱》等。
谨承家训勤读书
1901年6月21日，姚永政出生于浙江绍兴。祖父姚瑞芝在清朝衙门里做事，拥有一些田地。父亲姚定生重视读书，轻视钱财，年轻时到嵊县创办学堂，提倡新学,后来又回到绍兴，在绍兴大通学堂与秋瑾、徐锡麟一起奔走革命，反对满清的腐败统治。1907年，秋瑾蒙难。1909年，姚定生也在嘉兴县遭满清政府暗杀,当时姚永政年仅9岁。
姚永政的父亲在世时，为全家制定了“遗金不若遗经，处世做人真学问；授产何如授业，片长薄技免饥寒”的家训，以示读书治家救国之宏愿。年幼的姚永政，深受家训熏陶，自觉勤奋学习，以求有所专长。父亲去世后，姚永政在两位哥哥的资助下，坚持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立志专攻寄生虫
1915年，姚永政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浙江医科大学前身之一）。在这里，他遇到了对自己一生影响很大的老师陈方之。陈方之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在日本留学期间即从事血吸虫病发病机理的研究，是国内最早研究血吸虫病的流行病学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南京市鼓楼医院（现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院长、内政部卫生司司长、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等职。
1919年，姚永政从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毕业后，来到杭州浙江病院实习，一年后转正，成为该医院的一名内科医师。1924年，他因患肺结核病吐血，在杭州家中休养一年。病好后来到上海开了一个诊所，治病行医。1927年，在老师陈方之的邀请下，姚永政调入南京鼓楼医院当内科医师。在繁忙的诊疗中，姚永政逐渐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为什么乡下来的病人这么多?为什么他们的病这么重?为什么这些人大都患同样的寄生虫病?正是因为这些疑问,他下定决心学习寄生虫学，为百姓解除病痛。
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在内政部下设卫生司，负责卫生行政事宜，陈方之任内政部卫生司司长。1928年，在陈方之的介绍下，姚永政进入内政部卫生司。1929年初，国民党政府又成立卫生部。由于内政部卫生司归并卫生部，姚永政顺理成章来到卫生部，在卫生部保健司第一科任科长。
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伊始，从内部选拔优秀青年送往国外进行培养，这使姚永政有机会获得出国进修的机会。1929年秋天，他获得美国罗氏基金社奖学金，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造，攻读与人体寄生虫病有关的医学原虫学、医学蠕虫学和医学昆虫学,并于1930年顺利获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在卫生部保健司工作。1932年春，他又获得国际联盟卫生部奖学金，赴英国伦敦大学热带病卫生学院做研究员，专攻人体寄生虫学，后于1933年春回国。
险山恶水寻谜底
黑热病俗称“大肚子病”，流行于我国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夺去了许多人尤其是少年儿童的生命。1933年，回国不久的姚永政在苏北清江浦（今属淮阴市）建立了黑热病研究站，查找传播黑热病的媒介。他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南京几家医院寄生虫病住院患者的性别、年龄, 发病季节及疾病的种类进行了分析，收获颇丰。
经过调查研究，姚永正发现中华白蛉体内有天然感染的黑热病原虫的鞭毛体，并在中国首次证实中华白蛉是传播黑热病的重要媒介。其后，他与助手吴征鉴继续研究，将中华白蛉胃内的黑热病原虫鞭毛体注射进地鼠的腹腔内，进行人工感染实验，获得成功，证实地鼠是黑热病的理想实验动物，为其后对黑热病原虫的保种及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姚永政研究中华白蛉的生活习性时，发现它们的栖息地主要在室内。他对此撰写论文，建议针对中华白蛉主要栖息在室内的这一特性，采取相应的消灭措施，为我国消灭白蛉、预防黑热病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在调查黑热病时，姚永政还发现了皮肤利什曼病，在《印度医学季刊》发表了“中国之皮肤利什曼病”一文，为我国防治皮肤利什曼病提供了清晰的依据。
1934年，第九届远东热带病学会会议在南京召开。姚永政参加了会议，并在《远东热带病学会特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如“南京地方疟疾流行之研究”、“南京地方小学生肠寄生虫感染状况”、“各种肠寄生虫在人体中之组合”、“南京汤山肠寄生虫病调查”、“南京中华按蚊之全年观察”、“疟疾治疗的现场试验各种抗疟药疗效比较”、“巴黎绿的施用研究”等，在寄生虫学界崭露头角。同年，他成为国际联盟卫生部中国疟疾荣誉通讯委员。
1935年，云贵高原“瘴气”大规模流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姚永政自告奋勇深入云贵高原“瘴气”流行区进行调查。高原山峦重叠，道路艰险，加之匪盗出没，安全缺乏保障，但他毫不畏惧，带着吴征鉴、杨文远等几名助手，从南京出发，跋山涉水，经四川、贵州，行程两千多里，历经两个多月到达云南。他们一边行走一边调查，先后在《中华医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瘴气病之研究”、“贵州广西边区瘴气调查”等论文和调查报告，终于揭开了“瘴气”之谜，证实“瘴气”就是恶性疟。从此，人们不再迷信鬼神，按照恶性疟对“瘴气”病进行治疗，很多病人因此得救。
此后，姚永政在疫情最严重的云南省潞西市建立了疟疾防治研究所，继续深入研究“瘴气”的流行特征、“瘴气”的传播媒介按蚊的种类和生态。姚永政走遍疟区的各个地方，弄清了我国疟疾的主要媒介有微小按蚊、中华按蚊等，并发现了贵阳按蚊新种。他对数量最多、遍布全国的中华按蚊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丘陵地带的中华按蚊喜吃人血，在平原地带的中华按蚊喜吃牛血，喜吃人血的中华按蚊传播疟疾比较厉害，而喜吃牛血的中华按蚊传播疟疾次之。研究还发现，中华按蚊产出的卵面有差别，有窄卵面，有宽卵面。窄卵滋生在比较清亮的水里和丘陵地带、山区的溪水、灌溉沟水中；宽卵多滋生在稻田、池塘、水沟等地方的水中。宽卵面型的中华按蚊喜吃牛血，窄卵面型的中华按蚊喜吃人血。姚永政查明了中华按蚊是一个复杂的种团，发现中华按蚊成虫产下的卵在形态上有3种类型——宽卵型、窄卵型和中间型，成为中华按蚊种群分类的奠基人，为我国消灭疟疾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6年，姚永政担任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寄生虫学系主任，主要从事寄生虫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于1932年9月在南京成立，后改名为中央卫生实验院，负责创设各项卫生事业的实验与研究，为全国最高卫生技术机构。姚永政带着助手吴征鉴、杨文远等人下乡调查，在实验室查资料，不遗余力查找寄生虫的蛛丝马迹和防治寄生虫病的办法。
1937年夏，姚永政和助手到海南岛五指山调查“瘴气”和寄生虫病的病因。五指山湿热难当，山路崎岖，杂草丛生，毒蛇、旱蚂蟥出没其间，环境十分险恶。外来人没有免疫力，极易被“瘴气”夺去生命。姚永政发誓不查清病因不下山。他带领助手杨文远等人走访千家万户，观察黎族同胞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与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交谈，查找寄生虫病产生和流行的原因。姚永政发现，寄生虫病的流行与当地百姓人畜杂居、喜生食等卫生习惯有很大关系。后来，他发表了“海南岛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之因素——卫生”一文，为海南岛的开发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开拓了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姚永政义愤填膺，和助手杨文远等人立即从海南岛回到南京，投身抗日大潮。他先被中央卫生署调派至军医署第二防疫大队，在苏州抗战前线工作。战争开始的几个月时间内，日军来势凶猛，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姚永政只好随着部队退至汉口、长沙。1938年初，南京沦陷，卫生实验院从南京搬到广西南宁，姚永政又被调派至广西南宁国联防疫团华南分团任技正，继续从事寄生虫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
国联防疫团在对新兵进行体检时，发现一个新兵的粪便中有血吸虫卵。姚永政仔细询问那位新兵，得知其籍贯是广西宾阳县王灵乡，且没有去过其它血吸虫病流行区。他当机立断，立即带着助手杨文远到广西宾阳县王灵乡去开展调查，发现那里是一个血吸虫病的流行区，还在该地区发现了钉螺。姚永政将钉螺体内的尾蚴感染家兔，培养出日本血吸虫成虫。在研究中，他发现该地区的钉螺尖端呈红色，与其它地区的钉螺有些不同。后经美国螺类专家鉴定，认为这种钉螺是一个新种，并命名为“姚氏钉螺”。
1938年，姚永政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在越南河内举办的远东第10届热带病学会会议。这次他带去了4篇文章参会:“广西宾阳县血吸虫病调查”、“班氏幼丝虫在白蛉体内发育之继续研究”、“南京中华按蚊三种蚊卵之比较”、“白蛉之研究：其二，海南岛白蛉”，这些文章都被编入《第10届远东热带病学会特刊》。此外，他还在《中华医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蒙古白蛉体内班氏幼丝虫发育之研究”、“苏北清江浦新获白蛉之研究”等大量文章。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1938年底，沿海港口及铁路交通线均已沦陷，抗战日益危急，国民党政府迁移到重庆。为取得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开始动工修建滇缅铁路，计划从昆明总站修至缅甸的腊戍，参加修路的劳工达30万人。铁路经过的地区，瘴疠横行，蚊叮虫咬，加上生活供应困难，许多人得了疟疾和肠胃病。为防治寄生虫病，提高修路效率，美国援助中国成立了滇缅铁路美国医务团，姚永政被派至医务团任高级医师。此时，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设施实验室也迁至重庆，改名为中央卫生实验院。
为避开战乱，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的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也于1937年开始西迁，1940年到达四川。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姚永政与同济医学院的谢毓晋和杨述祖等教授经常来往，了解颇深。1939年至1940年间，姚永政兼任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教授。
姚永政走遍了苏北、四川、云贵等地，发现并调查了20多种白蛉。他和吴征鉴合作，总结了我国白蛉的地域分布，编制了白蛉种别检索表，为以后的黑热病研究和防治工作打下了基础。1941年，在云南昆明的调查报告中，他们首次证实在我国存在卵形疟原虫。
1942年，滇西失守，滇缅铁路停工。姚永政回到卫生实验院任副院长。在此期间，他发现我国医务力量多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现象非常严重，特别是寄生虫病猖狂流行，仅靠治疗很难根除，必须加强预防，而预防则需要大批人员，并迫切需要提高他们的寄生虫学知识，为此，在繁忙的教学和调查研究之余，他精心编写了《人体寄生虫学教范》，并于1944年由中华医学会出版。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时，姚永政的寄生虫研究事业正如日中天，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感到扬眉吐气，准备再大干一场，对寄生虫穷追猛打。
1946年，姚永政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再次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寄生虫学系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热带病学系进修，研究寄生虫学。这次出国历时两年，使姚永政有机会到美国各医学院观摩人体寄生虫学的教学，学习国际先进的人体寄生虫学前沿理论和技术。
1947年，经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寄生虫学系高德教授的推荐，姚永政被选为国际荣誉科学社（Society of the Sigma xi）正式会员，并获荣誉证书,被授予金钥匙。1948年春，姚永政回国，继续在南京卫生部从事寄生虫学调查研究工作。
教书育人遂平生
当姚永政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结束进修回到南京时，国民党政府正濒于崩溃，各机关纷纷撤往台湾。1948年6月，当时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朱章赓要姚永政携家眷去台湾。姚永政早就看不惯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的腐败现象，对共产党越来越有好感。虽然时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副院长，职位很高，但他打心眼里不喜欢做行政工作，他最喜欢的工作是做科研和教学。几十年来，他总是渴望有一个和平安静的环境，专心从事寄生虫学研究，培养一批寄生虫学研究人才，早日消灭寄生虫病，造福人类，因此，他毅然拒绝朱章赓的安排，并辞去中央卫生实验院副院长和寄生虫学系主任两项职务。时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的谢毓晋教授和杨述祖教授得知姚永政辞职的消息后，一起去邀请他到同济大学医学院工作。姚永政欣然接受老朋友的邀请，于1948年7月来到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部工作。同济医学院原无寄生虫学课，姚永政过来后，立即着手开设了寄生虫学课程，并创办了寄生虫学馆，他担任寄生虫学馆第一任主任。
1949年，上海解放。新中国兴利除弊，欣欣向荣，姚永政和同济医学院的师生万分高兴。姚永政精通英文，阅读了许多国内外寄生虫学书籍和刊物，因此无论是从事教学还是科研都如鱼得水，以至于常常废寝忘食，他的助手和学生们也深受触动。
在当时的医学院，学生们很喜欢上姚永政的寄生虫学课。尽管这门课他讲了无数遍，但每次讲课前他还是精心准备。头天晚上一定进行充分的备课，写好提纲，甚至于每一节课，第一句怎么讲，最后一句怎么讲，和下一节课怎样衔接都要慎重考虑。他讲课条理清楚，由浅入深，重点突出，富启发性，深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很好。有一次，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院长倪葆春邀请姚永政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为新生讲课，结果该院高年级学生听说后也跑去旁听。
1950年8月，姚永政作为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姚永政高度赞同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并积极响应。回到武汉后，他结合自己长期调研积累的经验和国内外前沿资料，编写了《黑热病》和《姜片虫》两本通俗卫生书。这两本书于1951年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人民群众掌握寄生虫知识，消灭寄生虫病起到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郊流行血吸虫病。北方来的解放军进行游泳训练，接触疫水，大批官兵感染了血吸虫病。1951年1月，上海市抽调医务人员成立了血防大队，由同济医学院邵炳扬教授任大队长。同济医学院师生200多人组成第二中队，下设4个分队，开赴江苏太仓开展工作。姚永政和助手魏德祥、许先典等人都参加了血防工作。作为寄生虫教研室负责人的姚永政担任诊断组副组长。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用的是锑剂静脉注射20天疗法，一个疗程是20针，毒性大，对病人伤害很大。后来，血防大队专家经过临床观察探索出时间短、毒性低的3天疗法，不仅保证了治疗效果，缩短了治疗时间，而且减少了病人的痛苦，使血吸虫病的治疗工作阔步推进。姚永政和其它专家们加班加点，努力工作，到当年4月初，血吸虫病得到了有效防治，同济医学院因此受到解放军嘉奖。
1951年，全国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教育部批复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往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成中南同济医学院。此时，姚永政唯一的儿子姚守仁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夫人朱懿良双目失明，只能在家里家外熟悉的环境中活动。为了支持迁校工作，姚永政聘请了一位保姆在上海的家中照顾妻子，自己则于1952年3月随校迁往武汉。
姚永政与夫人朱懿良于1929年结婚，二人情投意合，感情深厚。1931年，夫人生下儿子姚守仁。因为姚永政一向主张少生优育，所以他们此后再没有生育孩子。1945年在重庆时期，由于生活条件不好，夫人朱懿良患了结核性视网膜炎，本来此病注射链霉素就可以治疗，但当时在四川药物奇缺，耽误了治疗，导致朱懿良双目失明。朱懿良担心自己会因此影响丈夫的工作和生活，请求姚永政另外娶妻，但姚永政坚决不肯，一直陪伴着自己的夫人，到老也没有分离。到武汉工作后，姚永政每年回上海两次，看一看老伴。
从1949年开始，姚永政不间断地收集新的资料，对《人体寄生虫学教范》进行修订和补充。1953年，32万字的《人体寄生虫学教范》第二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新版教材既重视国外学者的科研成果，也尊重国内学者的科研成果，把当时国内学者历年来在中外杂志上所发表的寄生虫学方面的论文都编辑成提要，作为该书的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1952年，姚永政开始编写《人体寄生虫学实用图谱》和《实用医学昆虫学》。1953年8月，《人体寄生虫学实用图谱》由上海新亚出版社出版。1956年，34万字的《实用医学昆虫学》也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人体寄生虫学教范》、《人体寄生虫学实用图谱》和《实用医学昆虫学》3本书，在中国寄生虫学方面的书籍中是出版最早、影响最大的参考书，为中国培养寄生虫学人才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来到同济医学院后，姚永政自觉地进行政治学习，对自已要求更加严格，并积极追求进步，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专业领域的重大贡献和良好的人品使姚永政得到当时各届领导和群众的肯定。1954年、1956年、1958年，姚永政先后当选为武汉市人大代表，1960年和1962年分别担任武汉市政协第三届、第四届委员，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姚永政治学严谨。他常常告诫教研室老师和学生“做学问要坐得住、下得去”。“坐得住”就是能够静得下来，专心看书、做研究。“下得去”就是要下乡去、到现场去。因为寄生虫病的病原体如日本血吸虫、肺吸虫、蛔虫、疟疾等疾病和传播疾病的媒介如蚊、蛉、蚤、蜱、螨等大都在农村，因此他总是带头到现场做调查研究工作。
在教学上，姚永政极力推行现场教学、实物教学和启发式教学。医学院迁到武汉后，在上血吸虫实验课时，他就在星期天安排学生去东西湖血吸虫病流行区进行现场教学，还带着学生去找钉螺，看流行区域的环境，查病人的体征，询问病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分析为什么会感染血吸虫病。现场教学的效果很好，给学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的领导下，寄生虫学的实物教学也开展得挺好，学院不仅建了一个钉螺房，可以看到活钉螺，还建了一个螺蛳池，看肺吸虫、肝吸虫、姜片虫的中间寄主——川卷螺、椎实螺、扁卷螺等螺蛳。此外，还建有标本室，里面除了实物标本外，还有图表和图画。前来参观的中外专家对此大加赞扬，建议将这些标本的图像印成书。同时，姚永政也很重视启发式教学。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据他的学生许先典教授回忆，讲寄生虫学总论时，他还讲到世界寄生虫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讲疟原虫时，他不仅讲它的发育过程，还讲世界疟疾研究的最新进展。
20世纪40到6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有一个寄生虫学教授叫冯兰洲，岭南大学医学院（现为中山医科大学）有一个寄生虫学教授叫陈心陶，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姚永政教授和他们两人是当时科学教育界公认的中国医学寄生虫学方面有名的专家，有“北有冯兰洲、中有姚永政、南有陈心陶”之称。姚永政是国家一级教授，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日本的小宫义孝和佐佐学、西德的Vogel、美国的Faust等国际有名的寄生虫学家都对他评价很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校停课。当时姚永政65岁，因为无法做寄生虫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就回到上海家中，陪伴双目失明的妻子。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多年间，他虽然想做事情，但也无能为力，就在家中照顾老伴，弥补多年对妻子的亏欠。学校开会或有重大活动，他就从上海到武汉来，没事时，他就蛰居上海家中，安度晚年。
1978年，姚永政主编的《人体寄生虫学教范》、《人体寄生虫学实用图谱》和《实用医学昆虫学》受到全国医药科学大会嘉奖，其中《人体寄生虫实用图谱》荣获大会一等奖。
80岁高龄时，姚永政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仍不满足，虽然他视力不好，但仍坚持指导自己的学生许先典教授对《实用医学昆虫学》进行修改和补充。他们一起花了3年的时间，1982年8月，《实用医学昆虫学》第2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由初版34万字增加到70多万字，增补了大量国内的最新资料，比第一版内容更加丰富。1983年，美籍华人周钦贤教授（昆虫学家、曾任世界卫生组织专员）仔细阅读该版书，从美国来信说：“此书应为目前国内最好的一本医学昆虫学大学用书”。
1985年12月5日，姚永政因高血压性心脏病于上海逝世，享年84岁。
经历
1901年6月21日 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
1919年 毕业于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
1927年 任南京鼓楼医院内科医师。
1927～1930年 就读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寄生虫学硕士学位。
1932年 赴英国伦敦大学热带病卫生学院任研究员，研究寄生虫学。
1934～1936年 在南京任国际联盟卫生部中国疟疾荣誉通讯委员。
1935年，深入“瘴气区”云贵两地作实地调查，证实“瘴气”实则是恶性疟疾，进而选择疫情最严重的芒布(今云南省潞西)成立疟疾防治研究所，继续深入研究中国“瘴气”的流行特征及其媒介按蚊的种类和生态，为中国的疟疾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1941年 在南京及重庆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设施实验处寄生虫学系主任。
1937年，在苏北清江浦建立黑热病研究队，发现中华白蛉为黑热病原虫的中间宿主，查出中国有白蛉近20种，并发现许多新种；
1939～1940年 兼任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教授。
1942～1947年 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副院长兼寄生虫学系主任。
1946年发表《海南岛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卫生》的论文，为该地区防病提出了科学见解；
1946～1948年 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任研究员，研究寄生虫学。
1948年 任同济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教授。
1950年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治疗日本血吸虫病总队诊断组，任副组长。
1951～1985年 任同济医学院、武汉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
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1985年12月5日 因高血压性心脏病逝世于上海。
主要论著
1、 许世瑾，姚永政，林梁成.南京小学校学童肠寄生虫感染.第九次远东热带病学会论文集，第2册，1934.539.
2 、姚永政，主编.人体寄生虫学教范.1944.第二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
3 、姚永政，主编.实用医学昆虫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4 、姚永政，主编.人体寄生虫实用图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
5 、姚永政，许先典，主编.实用医学昆虫学.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参考文献
1、姚永政人事档案.华中科技大学档案馆.
2、姚永政：与寄生虫战斗一生.慕景强.健康报.2010年3月26日.
3、怀念著名寄生虫学家姚永政教授.魏德祥、王捷.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1986 (02).
4、回忆姚永政与寄生虫“战斗的”一生.许先典口述，苏明华整理.校史研究通讯.华中科技大学.2014(6).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医学编 基础医学卷1.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第213-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