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符(1905—1963)
李相符,原名李士腴,笔名林中,安徽枞阳湖东长安村人。1905年生,幼年家贫好学,其叔爱之,延师授读。叔名李光炯,前清举人,同盟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满腔热血,爱国爱民。曾亲为子辈讲授正气歌,相符深受感染启迪,竞至毕生不忘。
1919年,李相符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竞被桐城中学开除。这年秋,转学到富有革命传统的芜湖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其叔曾任校长,柏文蔚曾任体育教员,陈独秀任历史教员。李相符在校时,班上的前后两个国文老师(吴通生和郝耕田)都和陈独秀是战友。加上当时芜湖是安徽新文化的中心,高语罕(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就在这一地区活动。因此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风潮不断高涨,年轻的相符也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了这些斗争。
1922年,李相符考入山东农业专门学校蚕桑科,1924年1月,李相符加入国民党。1925年“五四”惨案时,他已是济南学生总会的负责人之一,由于他组织声援,积极投入这次反帝爱国运动,为山东军阀张宗昌追捕而被迫同王步文等人东渡日本。
1926年2月,李相符考入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当时,国内北伐革命刚开始,他是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怀着火热的心情,注视着北伐战争的进展,并组建了国民党北海道支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李相符愤而退出国民党,在他的影响下,北海道支部亦自行宣告解散,同时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宣言。不久,李相符和东京中国共产党留日总支部取得了联系,于1928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又积极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在北海道的支部,并被选为支部书记。
1929年李相符在“帝大”毕业后,到东京市目黑林场当实习生,同时负责中国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工作。“社研”是中共的外围组织,遍及日本各大城市,参加的进步青年200多人,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同年10月,东京中共组织遭破坏,他不幸被捕入狱,忍受了日本特高课的各种酷刑,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临危不惧的坚贞品质。以后又被关进东京市谷监狱。
1931年春李相符被保释出狱,是年3月回国后,李相符入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并担任上海左翼文化同盟执委。第二年春,受中共中央军委会委派到西安的陕西地下省委做军事工作。并着手建立地下宣传部机关。由于出现叛徒,经组织同意,南下转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以武汉大学林学系教授兼平汉铁路林场总场(场址设在鸡公山)场长身份,遵照董必武同志的指示,通过党的统战关系和社会关系,先后担任了第一战区豫南民运专员、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副主任。在豫鄂边,组织民众支援抗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武汉、信阳失守后,“抗敌工作委员会”活动重心移驻大洪山一带,在随县、钟祥、京山、应城各重要村镇(政治部设均川镇)纷纷建立了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民主政权。那时,陶铸同志便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留在这里,作为党和抗敌委员会的联系人,被聘为抗敌委员会的名誉顾问,他也就在多种公开的会议中,介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扩大 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为1939年2月李先念同志率新四军一部进入豫鄂边敌后,和狠狠地打击日寇创造了条件。进而在武汉外围,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李相符在抗敌委员会辛勤地工作,经受了锻炼,参与为党培养出大批干部投入火热的抗敌斗争中。不久,因国民党搞摩擦,宣布解散该抗敌工作委员会后,他被迫离开豫鄂边区,于1939年4月到了重庆,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见到董必武同志。本来他是准备去延安的,党组织把他留下来治病。原来他在抗日战争发生后,因生活艰苦,工作劳累,突然全身发黄,在豫鄂边区,没有治疗机会,健康情况日益不好。因此到重庆后,最初被安排在歌乐山的宽仁医院,不见疗效,1940年初,又经该医院转介到成都三大学(华西、中央、齐鲁)联合医院。不久,陶铸北上路经成都时,特来看望他,见其病仍无起色(其实直到他去世时亦未获根治),医院也认为是一种罕见的溶血性黄痘病,考虑到他不宜去延安,因此经党组织决定让他留在成都。
1940年8月,李相符受聘为四川大学森林系教授,有此身份作掩护,便给他创造了进行地下革命工作的有利条件。但当时地下党组织已遭破坏,在自区的统战工作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参见1940年党中央“五四指示”),因此党中央交与他的任务,主要就是做上层统战工作。这年秋天,董老路过成都,又与他见了面,也交待了这项任务。此后他在成都的6年里,始终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保持着经常的秘密联系,由于能够及时得到党的指示和支持,工作得以稳步开展,而且卓有成效。
李相符与各方面的进步同志共同努力,于1941年就通过地方实力派刘文辉为首,组成了有成都各大学进步学者、教授、爱国知识分子和地方上层人士参加的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唯民社”主要通过文化工作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先后办有《唯民周刊》、《大学月刊》、《青年园地》 半月刊、《民众时报》,《华西晚报》 等等,分别由邓初民、沈志远、马哲民、李相符、黄究章主编,在成渝两地出版,以揭露蒋政权的反动罪恶,推动后方民主运动,争取学术自由,团结进步青年,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此外,在重庆还办了“文化出版社”,在成都办了“大学书店”,以印刷和供应进步书刊。
1944年,李相符加入“民盟”,1944年11月5日,民盟四川省支部成立,他当选为支部委员(也是组织委员之一),1945年10月初,“民盟”召开临全大会(即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和邓初民、冯哲民、沈志远、杨伯恺、曾庶凡等都被增选为盟的中央常务委员或中央委员。
1944年秋至1945年12月,李相符先后动员了大批“民协”同志参加“民盟”。李相符同志和唯民社的绝大部份成员都相继转入了改组后的“民盟”,为盟增添了一批有影响、有作为的领导骨干,先后被选为盟中央委员,省支部委员等职。有的本身就是中共老党员,有的则是与中共长期合作共事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爱国人士。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充实巩固了这个民主党派组织,从而保证它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前川大“民盟”的基础相当雄厚,追本朔源,或直接或间接,基本上是从相符同志开始奠基的。并在他的影响下,川大的地下党员、民协成员、民盟盟员在组织上互相交叉,亲密无间,在行动上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甚至把血都流在一起的有重庆渣津洞、成都十二桥的一些烈士。在川大建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的良好开端。
1946年夏李相符离开成都到南京担任民盟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10月,国民党特务包围了“民盟”总部,他与周新民同志是最后撤走的。当时新民同志以相符有病,劝他先走,他却劝新民先去沪。迄至“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他才化装潜赴香港,参加了盟的三中全会,被选为盟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组织委员会副主任,与国内外“民盟”的组织保持了经常的联系。川盟张松涛同志两次去港,即是首先与他联系的。他殷殷垂问川盟情况,为川盟的转入地下作了指示和帮助。1948年底,他还由港化装潜赴武汉,对武汉的地下盟组织作了指示和布置。继后他即转入解放区,于1949年3月抵北京,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委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副部长、林业部副部长,1953年起任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第一任院长、党委书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1962年12月被选为中国林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因积劳成疾,医疗无效,不幸于1963年10月20日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59岁。
撰写出版有《小规模造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