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迪：修订间差异

康迪(1913-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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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康迪，原名金光祖，字展白，抗日战争时期为表示抗击日本侵略军之决心以“抗敌”两字的谐音，改名康迪。

<br>　　康迪认为，高等学校不仅要出人才、出成果，还要开展技术推广，直接为生产服务，教育、科研、生产必须结合。高等学校、科研部门、推广单位虽各有不同的任务，但若能把他们结合起来，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科技成果更迅速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这种结合是十分必要和完全可能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从体制上把科研、教学、推广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在杨陵科研单位还很少的情况下，就从内外两个方面努力做工作。一方面，认真组织学校的师生员工着力于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竭力建好学校农场，使它们不仅成为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培养人才的良好基地，又能成为农业生产示范、良种推广、技术传播的基地和为生产服务的一支骨干力量；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参加区域性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活动。如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参加了全国开展的农业四化十块大样板的规划工作，并亲自组织和主持了武功地区的“农业四化样板”试点。

<br>　　为了把教学、科研与生产三大系统紧密结合和联系起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他多方努力，上下奔走，积极争取，并在担任陕西省农林科学院的副院长、院长之际，在西北农学院原有的西北农业科研所、西北植物调查所、西北土壤调查所、水利工程实验室的基础上，把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西北植物研究所、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等相继建立在西北农学院所在地杨陵，为此后杨陵地区农业科教单位的进一步建立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63年，他又提出把杨陵这个集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为一体，农、林、水、牧等科研教学单位集中的地方，建成一个像美国“匹次维尔农业中心”式的农业科学城，并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共产党员，仍坚持深入杨陵各单位，与各单位有关领导、群众一起调查研究，重新提出在杨陵建设农科城的方案，大胆地进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他认为，这个科学城的名称应该叫“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除具有教学、科研、推广协调职能外，还应该有三个实体，一是以遗传工程、植物生理生化、植物免疫机理、生物育种技术为中心内容的科学实验研究中心；二是以人工气候、分析测试、农业科技情报信息为内容的分析测试实验研究中心；三是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室并附种子资源库。这三个研究中心或研究室由一定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杨陵地区的教学、科研单位的兼职技术人员作为主要力量，分头负责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他的这一改革设想在全国科学大会和陕西省科学大会提出后，得到上级和杨陵地区各科教单位领导和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1978年“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建立，他担任了筹备委员会的领导，并和筹备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制定具体实施方案。1978年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正式成立了“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委员会”。这个中心经过20年的发展，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在西北农业大学所在地杨陵，建立了中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陕西省有关领导、部门和杨陵各单位大力推动与协助，杨陵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目前的杨陵, 正在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 积极进行科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 准备着手进行科技、教育、推广及生产大联合的试验。可以预言, 这一事业必将带来杨陵新的腾飞。康迪的宏伟设想正在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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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简历

<br> 1972-1973年 任省农林局领导小组成员、核心小组成员、陕西省农林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br> 1978-1979年 任陕西省农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陕西省农林科学院院长，西北农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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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主要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