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谟显（1907—1973）
教授。浙江奉化人。193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曾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浙江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浙江省物理学会第二届理事长、省科协主席。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核理论方面的研究。撰有论文《氦核的结合能》，著有《物理学》。
1907年金秋时节，王谟显出生于浙江奉化县一个农耕世家。他靠自己的聪颖智慧、坚韧执著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每每考试，他屡屡夺冠，被同龄人誉为“无试不冠军。”
辛亥革命后，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寻找着救国济民的道路，提出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 ”的口号。1915年金秋，志于“科学救国”的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吸引了更多有志青年奋发学习，立志走上“科学救国”之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使稍懂世事的王谟显心灵受到了震撼，并向往光明的未来。次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战争，更激发了他的远大志向，决心更勤奋、刻苦地学习，并于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浙江大学，成为文理学院的第一批学生。1929年9月，浙大文理学院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6个主科学门分别改称学系，在文理学院院长邵裴子的敦聘下，张绍忠教授任物理系系主任。从此，王谟显有幸成了张绍忠的得意门生。在求是园里，王谟显受到源自求是书院“诚”、“勤”求是校风的熏陶，真诚待人，勤奋好学；同时，受到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勃利奇曼始归不久的张绍忠的指导，学业与品行有了更大的长进，并于1932年7月，以全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同年8月，在张绍忠教授推介下，王谟显成了北京清华园里一名年青的园丁。
抗战胜利后，浙大从黔北山区迁回杭州。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师生的生活日益困苦，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受到镇压，学校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在这阴霾蔽天的岁月里，不惑之年的王谟显抱定“科学救国”的决心，告别同事与妻儿，登上越洋海轮，到英国最古老、最具声望的剑桥大学深造。在剑大的两年岁月里，他像海绵汲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科技文化知识，于1949年6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顶知识含量特重的剑大哲学博士学位的博士帽，戴在这位中青年中国人的头上，多少人投去羡慕与饮佩的目光！在论文答辩的前夕，王谟显不断从亲友信上得到“祖国解放、人民当家”的好消息，也收到妻子张克俭携子女的合照。他仿佛听到祖国的召唤，看到妻儿的招手，于是强压心头的兴奋与激动，尽快办完毕业手续，婉谢导师的真诚挽留，不为国外优裕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所动；在途径香港时，又辞谢友人劝他去台湾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决心为新中国建设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浙大求是园是个陶冶人才的大熔炉。在浙大求学时，王谟显受到求是校风的熏陶，逐步意识到中国积弱的原因之一在于科技落后、缺乏人才。从他踏进清华园那天起，“教育救国”、“抚育梁材”的宏愿就在王谟显心中茁壮起来。特别是创造“清华黄金时代”的校长梅贻琦于 1934年12月3日的就职讲话，深深打动了王谟显的心。梅贻琦说：“……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又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为也，有大师之谓也。”于是王谟显在纪念王国维之碑前，暗暗立下誓愿，要为祖国培育更多栋梁之材。
在清华园里，王谟显一边辅佐高能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做好助教工作，连续3年指导学生钱三强等做实验；一边向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等学习“为人之道，治学之法”，从而使自己各方面都有较大的长进，因此，清华大学决定派王谟显去美国深造。
抗日战争打响后，王谟显的留学梦化为泡影。为照顾家人，王谟显于1937年8月回到江南，先后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学、奉化中学和宁波中学任物理教师。 1938年1月，他与广济医院护士学校高材毕业生张克俭结为秦晋之好。这个新家，时处国难当头的战乱年代，王谟显和张克俭结成一个相依为命的椭圆，两个圆心挨得紧紧，享受着家的温馨。多少年来，王谟显“灶头做在脚背上”，天天在食堂或餐厅用餐，而今在家里吃饭，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7件事，全由张克俭操办。有了这个得力的贤内助，王谟显可以一心扑在教学上。在3年的物理教学中，王谟显游刃有余，也无家庭牵挂。他教学认真，一丝不苟。据当年学生吕荣山夫妇说，王先生讲课条理分明，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板书规范，听他的课仿佛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1939年8月，时迁广西宜山（今宜州）的浙大文理学院分设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不久，竺可桢校长请文理学院副院长、物理系系主任张绍忠担任教务长，胡刚复教授担任理学院院长。1940年秋，浙大理学院迁到风景独好的湄潭办学。张绍忠对成绩好的学生特别器重，于是把得意门生推介给胡刚复院长，很快王谟显就成了母校物理系的一名园丁。当年，浙大物理系名师云集，除张绍忠、胡刚复外，还有朱福炘、何增禄、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等知名教授。王谟显能从一个中学教师回到母校任教实属不易，除了担任普通物理、电磁学、量子力学等课教学任务外，还协助卢鹤绂教授从事量子力学、原子能等科学研究。这是一种“天赐的良缘”和不可多得的机遇。电磁学、量子力学课理论性强，公式推导多，王谟显讲课时，由浅入深，善抓重点，化繁就简，有条不紊，对理论剖析入微，深受学生的欢迎与好评。他备课认真，常常挑灯夜战，达到“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的境地。他的备课笔记，文字工整，图文清晰，真像一本本教科书，深受学生们的称颂。
在遵湄办学时，正当国难当头，师生住的是祠堂破庙，穿的是一介布衣，吃的是粗菜淡饭，不少教授或变卖细软、书籍，或开荒饲羊以养家糊口。王谟显初为讲师，薪俸稍低，一家4口，节衣缩食，随遇而安，有时难免枵腹从教，真可谓“乐得布衣暖，不嫌麦饭粗”，一心扑在教学与科研上。由于王谟显教学与科研成绩突出，回母校六七年，就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教授，一时成为年轻教师学习的楷模。
王谟显是求是园里一名辛勤的园丁。在他身教言传下，真是桃李满天下。如中科院院士胡济民、吕敏、贺贤土等都受到过这位辛勤园丁心血的浇灌。特别是数理成绩好的胡济民、邹国兴等人，原在化学系就读，在张绍忠先生推介下，转到物理系学习，王谟显给他们讲过量子力学等课，使他们第一次接触到核物理的学科前沿。胡济民受到王先生的指点，后去英国伦敦大学深造，于194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胡济民学成返国后，回母校任副教授、教授以及教务长，至1952年院系调整后去北大创建技术物理系，成为一名著名的核科学家、教育家。当他生前忆及遵湄求学时，仍对王先生充满感恩与钦佩。
王谟显自英国深造回母校后，即开始招收理论物理研究生，只因院系调整才被迫停止。他培养的6名研究生和许多本科生，日后都成为教学或科研部门的骨干，有的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的当上系主任或院士。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浙江大学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王淦昌、束星北等一批知名物理教授调离浙大，而王谟显仍留在求是园。因浙大不再设物理系，他就调去教普通物理学，担任该教研室主任，因而遭人非议，认为一个专业物理学者去教基础课是“大材小用”。王谟显却认为，学校要他留下来教普通物理，是培养建设人才的需要，是对我国工业发展有利的事，应该积极带头去做。后来他常对人说，他当时所以能那样做，正是党教育的结果。在党的教育下，他认识到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他除正确对待领导的分配任务和带头认真上好普通物理课外，还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如指导青年教师备课上讲台，特别是在主编全国高等工业大学用的《物理学》教材时，他有意安排青年教师参加编写工作，做到既出教材，又出人才。在编教材中，他常奔走于北京与杭州之间，倾注了大量心力。由于他物理基础扎实，教材逻辑性强，通俗易懂，受到工科院校教师的欢迎与好评，并多次重印，长盛不衰。
王谟显与张克俭成家后，先后育有一女一男。王谟显夫妇除分享爱情之果、天伦之乐外，还十分注重孩子的教育。在严父慈母的言传身教下，两个孩子都受到过浙大求是精神的熏陶，受益匪浅。特别是子女上大学时，王先生约法三章，即必须住校，必须努力学习，必须听党听毛主席的话。1973年因病住院时，王谟显仍一再告诫子女们“ 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相信共产党会带领人民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在良好校风、家风影响下，王谟显的女儿王勋华、儿子王勋民都学有所成，并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敢攀世界科学峰马克思告诫我们：“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王谟显深谙这个道理，并几十年在科学山路上不息攀登。
在浙大内迁遵义湄潭办学6年半中，师生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王谟显选择量子力学、原子能等当年世界科学前沿课题，与束星北、卢鹤绂教授一起潜心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如与束星北合写了《加速运动的场力的罗伦兹转化》一文，于1945年发表在《科学纪录》上，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王谟显仍选择世界科学前沿的核科学研究新课题，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N·Kemmer，经过两年日夜苦研，终于完成《对辐射理论的一些贡献》博士论文，受到世界学术界同行的瞩目。1949年秋回国后，无论教学任务多么繁重，抑或行政管理工作多么烦琐，他都未中止过量子力学、核能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院系调整后，浙大著名物理教授几乎流失殆尽，理科停办，元气大伤。而王谟显却奉命留校任教，成为1957年浙大率先恢复理科、重建物理系的“火种”。在当年，王谟显不讲名利，不计得失，面对周围守旧的眼光，义不容辞地挑起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的担子。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问全国知识分子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不久，王谟显就带领教师锐意改革，冲破旧观念，积极贯彻党关于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面对绝大多数教师习惯当“教书匠”，没有搞科研经验的现实，王谟显一方面耐心地找骨干教师谈心，说明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说明教普通物理不开新课，让每个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后，有充裕时间来搞科研；二方面亲自为教师寻找研究课题、制订研究计划、筹措研究经费等。他鼓励教师说：“先动起来！在科学研究上是不会有平坦的道路的，克服困难的过程也就是科学研究工作开展的过程。”同时，他带领年青讲师曹萱龄等共同研究“氦核的结合能”，凭借自己丰富的科研经验和深厚学识功底，寻找、演绎课题的结论，进而研究原子核核能的性质，为全室教师的科研作出示范。在研究中，他充分发挥自己数理基础扎实和在剑大练就的高超演绎技巧，一边亲自推导计算，一边手把手地指导年青教师学习与处理科研中的各种难点，最后找出课题的正确结论。这种“师徒合作式”的科研，虽然王谟显要付出更多心力，但可在出科研成果的同时，也育出了人才，可谓一举两得。这是普通物理教研室沿袭多年的科研合作方式，与当今的“老中青”相协作搞科研何其相似。在科研中，他不计个人得失，不计名利，还认真地对人说：“作为学术带头人、指导者，一定要把打开课题大门的钥匙交给科研人员。”每当遇到难点时，他总乐意向科研者伸出援手，并语重心长地说：“在进行研究工作中，我们应该与别人比艰苦，比毅力，比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在王谟显的身体力行下，普通物理全体教师人人参加科学研究，4个科研小组出现了“比学赶帮”的生动活泼局面，并在“氦核结合能”、“金属物理性能”等方面都取得可喜的阶段性成果。
科研工作初战告捷后，王谟显又适时带领教研室人员，一边动手制作荧光计数器和计数器分标电路，以便深入开展以放射性示踪原子为中心的研究；一边和电机系电工基础教研室合作进行半导体的合作研究，并取得相应的成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王谟显出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终于赢得双喜临门。1955年他被评为浙江省先进工作者。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在过去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而今天，党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来鼓励先进者，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伟大的祖国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 ”1956年6月，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长期追求的夙愿。几十年来，他始终不逾地潜心核物理的科学研究，敢攀世界科学高峰，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氦核的结合能》等20余篇学术论文，受到世界学术界的瞩目与好评。勇挑两副沉重担王谟显学成回国后，数十年如一日，勇挑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两副沉重的担子。院系调整后，他先挑起普通物理教学和科研的担子，使该室的工作走在学校教研室工作的前列。1956年，他积极投身理科的重建工作。1957年浙大恢复理科后，王谟显担任物理系第一任系主任。他发扬“一切从零开始”的精神，重建物理系。1959年，王谟显受命任浙大党委常委、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他与分管科研工作的周庆祥副校长配合十分默契，共同辅佐周荣鑫、陈伟达校长，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改革与创新，为开创百十年浙江大学的“第二个黄金期” 立下汗马功劳。在王谟显担任副校长的整整10年间，在学校“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和定专业”和贯彻《高校60条》中，王谟显的担子极其繁重。特别是1961年5月省委决定杭州工学院与浙江大学合并，学校布局以及专业设置作了大调整，他在修订教育计划、教材整顿建设、加强实验教学、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大力提高师资水平、制订规章制度等方面殚精竭虑，作了许多改革，使教学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1960年，原子能工程学系迁到六和塔旁的三分部后，身兼物理系和原子能工程系系主任的王谟显更是心系两地，常奔波于三分部与本部之间，忙得不亦乐乎。此后，学校在贯彻党中央一系列指示中，都与学校教学工作有鱼水相依的关系，王谟显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组织管理才能一一作出改革。在1961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时，王谟显为 11位研究生导师之一。这一年，全校招研究生23名，他不顾校务繁忙，招了两名研究生。1962年，全校招研究生13名，他克服困难，再招了两名研究生。 1963年全校招研究生5名，他又招了1名研究生。他身兼副校长和物理系主任，1964年起又兼教务长，每周还要给学生上课或指导各2至3小时，工作之忙可见一斑。王谟显对学生要求甚严，学生们称他为“严格、严谨、严肃”的“三严师”。除讲课外，他要求研究生每一二周报告自己研究及其做论文的情况，以便针对指导。
王谟显除关心学生的学业外，也关心他们的品行和生活。他随时提醒学生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要大家刻苦学习，将来为国多作贡献。他常与学生谈心，讲清 “一杯水与一桶水”的关系，只有拓宽知识面，练好本领，才能更好地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关心学生的生活，视学生为子弟。1960年起，他常在本部和三分部之间穿梭，看到学生在车站候车，就会停下车招学生上车。三分部地处之江一隅，生活多有不便，为了有更多时间在基层工作，他把家搬到三分部居住。他家按在一楼，让学生住在自己家楼上，既可为学生创造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又方便指导，一举两得。由于王谟显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学生们也没有辜负老师的培养。如1962级研究生曹培林和邓丽正选了世界科学前沿课题，经过几年刻苦钻研，写成《氘氘反应截面的理论计算》毕业论文，多有创新。这是名师出高徒的一种体现。只是可惜论文被史无前例的运动冲到九霄云外，造成不可挽回的遗憾。王谟显身处逆境，人居条件极差，但仍心系科研和教学。他较早重获自由后，克服体弱多病的困难，于1971年春按教学大纲要求完成有关原子能方面的教材初稿。因肺心病日趋严重，在医生一再告诫下，才将初稿交党支部齐仲甫同志。这份教材初稿，凝结着王谟显数十年科研和教学的心血，弥足珍贵。争做品格高尚人王谟显的一生是克己奉公、品格高尚的一生。他的名字至今被许多人记着念着就是一个例证。他除任学校副校长等职外，曾兼任过浙江省物理学会第二届理事长；1958 年，他参与发起创建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时，高瞻远瞩，奔走呼号，赢得大家的拥戴，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他身居高位，平易近人；他身兼多职，多干实事；他工作勤奋，业绩辉煌，一直为学校师生的楷模，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决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受到人们的钦佩。
王谟显平生喜欢摄影、打桥牌，好写诗词，并偏爱青松篁竹。他常以松篁高洁自勉自励。他生活简朴，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学校给他配有小轿车，做到公车不私用，不管家事多急，从不允许家人搭便车。在“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只好常抽劣质烟解闷，因此得上肺气肿顽疾。在“造反有理”的年月里，他家的住房由求是老村一套4间而一缩再缩，最后被迫搬进求是老村2幢的阁楼，其下三楼的油烟直冲而上。一个身负顽疾的副校长，面对恶劣的居住条件，他未有怨言，一住就是三四年。1970年移住校内老花房一间房后，4户人家合用卫生间，十分不便；入住后，开始没有厨房，只有将煤饼炉置于门旁窗前，一股浓烈的煤气、油烟直冲房内，更加剧了王谟显的肺气肿病，后导致肺心病。后来，临时搭建了厨房，但十分简陋，他从未嫌弃。1972年女儿王勋华调到浙大附中任教后，一家三代挤住一起，住房更是拥挤不堪，只好向房产科借用一间，以渡难关。在身受委屈的逆境中，他还经常教育子女要相信共产党，坚信困难是暂时的。不久，王谟显积劳之疾再度发作，于1973年4月 28日两袖清风地永远离开了人世，年仅66岁，令人惋惜不已。
王谟显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其妻张克俭克勤克俭，在外是一名出色的白衣天使，多年任浙大附属医院、浙大医院护士长；在内除勇挑家务重担、抚育子女外，对王先生的饮食起居关照有加，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贤内助。王谟显仙逝后，张克俭继承王先生培育的良好家风。1994年，学校实行福利性住房私买的改革，张克俭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买下1978年迁进的住房。可她听从学校的安排，直至 1998年去世前，也未为子女们留下应得的住房及家具等遗物。这种只爱大家不顾小家的优良家风值得学习与弘扬！
在动荡的岁月里，王谟显坚信中国共产党会带领人民走向光辉的未来。他每月将自己工资的一半交作党费，同时，还将《物理学》的稿费如数上交，以示对党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