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鹍(1891-1983)
蒋鹍，字逸凡，又名蒋亦凡。1891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其祖父蒋光章本为金华富商，父亲蒋晓帆秀才出身，不善经商，家道送中落。他上中学，是由老塾师王敬福资助的，1910年在杭州府中学堂毕业。辛交革命后，考取了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医科，因成绩优秀，补了一名军医依托生，获浙江都督府津贴直至毕业。
1916年毕业不久，他考取官费留学送美深造，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理化，1921年毕业后，继至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研究细菌及药理，1926年获医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30年归国。
归国后发妻突然病故，独子蒋光正又被学校开除，离家出走，音讯全无（后来才知已去延安参加革命），遭此打击，哀痛不已。回国初，受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之聘，任药理系主任及细菌学教授。在湘雅八年，他除致力于麻黄素及中药研究外，并为长沙公共卫生出谋划策。当时，长沙缺乏公厕，寄生虫病流行，他创造湘雅式卫生厕所，用堆肥法扑杀类便中的寄生虫卵，又自制卫生教具“走马灯”，用它在农村宣传卫生知识，逐渐抑制了寄生虫病的流行。
1938年，他被聘任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医学院药理学教授。1943年回到上海，任南通学院动物学教授，直至抗战胜利。
1948年，他被推荐任浙江医学院院长后，雄心勃。当时，浙医教师中存在着德日派门户之见，影响医学教育质量。他上任后，扫除门户之见，凡具有真才实学的，不论德日派、英美派都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又延聘了众多知名教授如王季午、石华玉、朱焱、李容、陶秉曦、徐通明、翁文渊、李茂之、李非白、郭公器、徐做、郑介安、王维松、储镐、屠宝琦、黄鸣驹、姚继昌……等，教师阵容焕然一新。这时国民党政府已处风雨飘摇之中，政治动荡，而医学院的报考学生却与日俱增，规模日益扩大。蔣亦凡和广济医院（现浙医二院）商量，把广济作为学生实习的基地之，又在暑期把一些贫困学生安排到陈文港工程工地（钱塘工程之一）去劳动，勤工俭学。解放前夕，学生赵彩云因共党嫌疑被捕。他急图营救，他非国民党员，不够资格具保，遂请浙大竺可桢校长，与王维松(国民党员、解剖学教授）联街具保，终于获释。侄儿病故，他说服亲属将其尸体送给医学院作学生解剖实习之用。这一切说明，他在任浙医首任院长时做了不少工作，为浙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蒋亦凡被任为南昌华中医学院细菌系主任。这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但仍不服老，在校内发起组织老教授学习俄文，每周坚持不断。1952年“三反”运动，浙江医学院的打虎队员，毫无根据地怀疑他在校期间有贪污行为，派人带手铐将他从江西押回杭州，送浙江行政学院(在上天竺)审问，历时半年多。他任职时，经济上一清如水，打虎队毫无所获，他又恢复了自由之身。但他已无法再回到华中医学院去工作，于是由浙江卫生厅安排他到浙江卫生人员训练所任寄生虫学教员，至1954年退职。
蒋亦凡退职后又回到上海，因生活困难，他在上海中华医学会通讯会上登出一个教授医用外语（英、日、德、拉丁）的启事，登门来请者不少，于是生活又有了着落。
196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聘蔣亦凡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每月发给一定的津贴，生活较前宽裕。于是心思又活跃起来了，他想编写一本《中西医病名证候类似对照录》（后来更名为《东亚医学词典》），供一般医师工作中之参考，还想编好后献给世界卫生组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又在劫难逃，被诬为“反动知识分子”而屡遭批斗。1968年又以“特别国民党员”的莫须有罪名，再次被押回浙江医学院审查。但终因查无实据，以不了了之。
1980年，他已九十高龄，突然左下肢股骨颈骨折，进行保守疗法后扶杖能行。有一天，他把我(童本义)叫到身边，叫我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科去办好他夫妇俩（他于1939年又与我的三舅母结婚）死后遗体捐赠手续。他说：“我一生清贫，教书为业，无任何积蓄，但这身体还可以送给医校学生作学习解剖之用。你亲姆思想也很通，同意我的决定，你速去办理。”我遵命替他去办妥了这一手续。1982年他另条腿又发生股骨颈骨折，从此无法下味。但他每日仍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同时念念不忘那本没有完成的《东亚医学词典》。他叮嘱我：“死后不要举行任何仪式，请上医病理科来车接走就是。把这事办完以后，再通知上海文史馆，并告知几位好友，如协和医学院的张孝骞教授，浙医大的王季午教授、朱焱教授等。”
1983年7月24日，蒋老因呼吸道感染在上海仙逝，终年九十三岁。遵照老人遗言，不召开追倬会，遗体捐献给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科，作为他毕生忠于医学教育事业的最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