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
　　竺可桢，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和首批气象台站，并在台风、季风、气候变迁、农业气候、物候、自然区划等方面有开拓性的研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成为当时培养地学英才的摇篮。以求实精神领导浙江大学工作，培育了多方面的人才。长期领导中国科学院工作，积极倡导并组织和参加中国地学、生物学、天文学、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及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多方面工作，主编了《中国自然区划》、《中国自然地理》等丛书，是我国地理学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起，学习勤奋，并萌生爱国思想，敬佩宋代诗人陆游和明代学者王阳明等人的学识和思想。1905年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从小学毕业，当年秋季入上海澄衷学校，以品学兼优，为人热情正直，被同学推为班长。1908年春，同学要求撤换不称职教师举行罢课，学校一度停办，竺可桢乃于暑假后转入复旦公学学习。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次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他因中国是以农立国，遂选入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即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
　　在哈佛，竺可桢参加了中国科学社《科学》月刊的撰稿、编辑工作，成为该社的重要骨干。1915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留在哈佛继续深造。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台风中心之若干新事实》等多篇论文，于1917年被接纳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并获伊麦荪奖学金。1918年，竺可桢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随即怀着一腔报国为民的激情，于秋季返回阔别了8年的祖国。
　　竺可桢回国后，不受官职厚禄，先受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地理和天文气象课。他自编讲义，内容新颖、丰富，体现了当时最先进的地理和气象学说，还在课外带领学生参观实习，深得同学爱戴。他的教学成绩与负责精神，也深为校方重视。1920年秋，竺可桢改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气象学、地理学等。这年冬天，在南京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开始筹建东南大学，1921年竺可桢任地学系主任。在此期间，发表了有关东南亚台风、天气型、历史上气候变迁和阐述发展科学地理学等一系列专著，并当选为中国科学社讲演委员会主任(1923年)、中国气象学会首届理事(1924年)、副会长(1925年)等职。后因东南大学领导闹派系，竺可桢自1925—1926年曾转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南开大学教授各一年，至1927年重返东南大学任地学系主任。期间曾受中国科学社派遣，至东京出席第三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
　　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在南京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辞去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职务，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出版了所著的中国第一本近代《气象学》。自此至1936年4月，全力创建北极阁气象台的地面和高空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等业务，推动全国气象台站建设，培训气象人才，带头开拓气象研究，8年中发表论著约50篇。并自1929年起屡次被选任为中国气象学会会长。1933年参加第五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中国代表团做首席代表，1934年与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5年派人设立拉萨测候所，被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
　　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仍兼气象研究所所长)。抗战爆发，敌焰迫近杭州时率校西迁江西泰和。西迁中，电告教育部并建议将存浙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获同意，由浙江大学协助运存贵阳。1938年，敌骑入赣，率校再迁广西宜山，倡立“求是”校训。1939年冬，敌骑犯桂，12月率校迁黔北。于1940年初定居遵义、湄潭，直至1946年夏复员返杭。正当竺可桢忙于勘察第三次迁校新址时，他的次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相继病逝，竺可桢在这突来的打击下，以极大坚毅忍住精神创痛，顺利完成了迁校任务。至此6年中，竺可桢锐意发展浙江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提高学术与教学水平，扩充院系，设分校，培植良好学风，使浙江大学声誉大增。在历次学生运动中，竺可桢主持正义，不畏强暴，营救爱国师生，不遗余力。为维护学校安宁，心力交瘁。
　　1946年，组织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增设医学院。他本人被选为国际气象学会气候学委员，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
　　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4月下旬婉拒教育部长杭立武电催赴沪去台，只身赴沪暂居。7月应邀至北平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9月先后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讨论制订《共同纲领》过程中，提出专列发展自然科学一条的建议，被采纳。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要分管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根据国家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竺可桢广泛征求意见，制定调整、建立研究机构的原则，并组织实施;选聘研究人才，组织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竺可桢一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亲自主持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地理学有关的工作，如历次地理学研究规划、综合考察、自然区划、编纂国家大地图集等工作，都是在他的领导或指导下进行的。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对地理工作的要求，竺可桢强调地理学应向实验科学发展，着重研究“现代地球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人类的相互作用”，与改造自然结合起来，为农业生产服务。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在我国现代地理学研究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竺可桢十分关心我国气象事业和研究工作的进展。他倡导、支持农业气象研究工作的建立和发展;倡议在我国重要气象台站增设太阳辐射观测;继续提倡和亲自参加物候学研究;系统研究我国气候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和气候变迁问题。
　　竺可桢作为地理学家，历来主张要利用自然，必须首先认识自然，而自然是个统一的整体，必须综合、全面去认识。因此，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他倾注很大精力于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以极大的热忱领导制定了综合考察工作的方针、任务，组织并亲自参加了一系列的地区综合考察。他多年多次去黄河中游考察水土流失情况;去海南岛和西双版纳考察橡胶种植环境及热带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去黑龙江流域考察水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直至71岁高龄，还曾登上海拔4000米的阿坝高原和深入雅砻江的峡谷。几十年中，为了开拓综合考察事业，他走遍了祖国的东西南北，他最后一次到河西走廊考察时已是76岁高龄了。与倡导综合考察相关的问题，竺可桢早就为世界和我国许多地区无视生态平衡而导致的严重后果担忧。他强调自然界诸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全面综合，以保持和保护生态平衡。1963年，他联合其他科学界代表由他领衔向人民代表大会呼吁开展自然保护工作。
　　竺可桢在参与中国科学院领导工作中，十分注意吸取国外先进经验，密切注意国外科学发展的动向，除日常坚持阅读国外有关报刊外，还曾于1951、1953、1954、1956、1957等年分别参加了在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意大利等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对科学史的研究和我国古代科学遗产的发掘方面做了大量开拓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竺可桢一贯热心倡导科学普及工作，他每次强调“科学普及和科学提高本是分不开的，互为因果的。要在科学普及的基础上，科学水平才容易提高;也只有在科学水准提高了以后，普及工作方容易推动。”他不仅自己写作了大量科普文章，还通过学会动员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高级研究人员带头作科普讲演、写科普文章，号召他们“作一个光荣的宣传员”。
　　1962年，竺可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并从此以无产阶级一员更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言行、生活上无不履行了他的入党誓言。例如，他为努力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总方针，他率先研究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候问题，80多岁高龄仍勇攀科学高峰——加深对气候变迁的研究;将在南京和原籍的私宅交公，将自动减薪1/3的十多年的积存交党费;1968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造反派”策划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座谈会上，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以切身感受和有力的事实批驳了所谓科学院17年来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谬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竺可桢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文和著作，且涉及面很广，主要有：
　　专门论著。如《中国的亚热带》、《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物候学》、《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等。
　　有关阐述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著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序、《中国自然区划》序、《中国地震目录》序等。
　　介绍科学家业绩的著作。如《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序言、《哥白尼在近代科学上的贡献》、《纪念卡尔·林内诞生250周年》等。
　　鼓励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著作。如《雷琼地区考察报告》、《新疆纪行》、《黑龙江流域资源丰富》、《向沙漠进军》等。
　　科普作品。如《变沙漠为绿洲》、《谈阳历和阴历的合理化》、《物候学与农业生产》等。
　　竺可桢一生勤奋读书，认真观察自然，又勇于开拓探索，凡与他工作有关的文献，无论古今中外，无不兼收博览。他年过花甲仍坚持学习俄文;年逾古稀仍定期乘公共汽车去情报所阅读外国科学期刊;他数十年如一日用蝇头小楷书写日记和读书心得，除早年日记因抗日战争遗失外，现保存了自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即逝世前一日)的日记，它代表了竺可桢勤奋一生的精神。
　　竺可桢的一生是坚持实事求是，努力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忠心耿耿，献身于科学、教育事业的一生。他对祖国无限热爱，对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建立中国第一个地学系
　　竺可桢根据自己留学与教学实践中的体验，至1920年筹建东南大学时，提出应在南京师范学校地理系的基础上，设立包含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学科的地学系的建议。东南大学采纳这一建议，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并任竺可桢为系主任。竺可桢所以建议创办地学系，从他1921年发表的《吾国地理学家之责任》一文，可知其主旨在于不断培养不受帝国主义控制，查清本国自然条件和资源，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地学工作者。正是如此，竺可桢把东南大学地学系办得蒸蒸日上，开拓成当时中国培育地学英才的一片新天地。竺可桢自回国，直至1928年初，致力于地学教学十载，造就了大批人才，为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
　　1928年初，竺可桢任气象研究所筹备处主任。至1928年前，中国自己的气象机构既寥寥无几，又都奄奄一息，无所作为，在我国沿海、沿江的口岸及岛屿上海关附设的几十个气象测报点都归英帝国主义所控制，在上海、青岛专设的气象台全归外人所有。外国人几乎完全把持了我国的气象事业。竺可桢对这种侵权行为极为愤慨，一心要建立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气象事业。因此他对筹建气象研究所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所址选定、建筑布局、道路及引水工程，仪器设备和图书购置，无不亲自精心筹划，在经费、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艰苦经营，只1年时间，1座当时先进的设备完备的气象台就建成，矗立于北极阁之巅。其他，如地面和高空观测、日射观测、空中电位观测、物候观测、微尘观测、天气预报、气象广播兼及地震测量等业务和研究工作，随即相继开展，1930年元旦起有了我国自己发布的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
　　为创建我国气象事业的基础，竺可桢将推动建立我国自己的气象台站网列作首位任务，于1928年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尔后坚持加以推行。为适应各地建立台站需要，竺可桢领导气象研究所先后4次举办培训班，并亲自授课，培养了近百名业务骨干;还编写出版了《测候须知》、《国际云图节略》等多种业务指导用书;还以各种方式向各地积极提供帮助。经长期不懈努力，到抗日战争前夕，全国的测候所、雨量站已发展到300余处。在这进程中，竺可桢为整顿和统一全国气象业务，曾拟出《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通过政府颁令全国实施，还在1930—1937年间连续主持召开过3次全国气象机关联席会议，使我国气象事业的发展逐步走向统一规范化的轨道。竺可桢还将气象资料的整理、出版视为气象事业的一项基础工作，予以十分重视。他领导气象研究所编纂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等巨著，还将气象资料按月、季、年定期出版，开展了经常性的气象资料服务工作。
　　竺可桢以很大精力领导全所开展研究工作。不但自己率先勤奋研究，又为本无研究任务、相当于助研、助理的业务人员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也担负部分研究任务，还经常举行学术报告讨论，使全所形成浓厚的学术气氛，所以到1937年，他自己和其他人员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的重要论文有20篇，同国内外交流。他本人在中国气候区划(如《中国气候概论》)、中国的季风(如《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中国的大气运行(如《中国气流之运行》)、中国物候(如《论新月令》)、天气预报(如《南京三千米高空之风向与天气之预测》)等方面都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起到了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提出正确办学方针，培育德才兼备精英
　　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先后13年，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到校就职演说中，讲到办学方针时说：“我们应凭藉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他又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他要求大学生不仅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而且要成为公忠坚毅，以天下为己任，为祖国、为真理献身的领袖人才。正是出于以上的办学方针和培养目标，他主张大学应当是以文、理为基础，多科性、综合性的，且以通才教育为主。他一再强调大学生的知识面要宽，应有稳固的理论科学知识基础，然后再进而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他指出“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同时提出办好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能聘到一批好教授，还要有充分的图书、仪器。竺可桢接任后，首先废除了前任推行的法西斯军事化管理办法，逐步实行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改一年级分系为只分院不分系，并以较强的教授讲授基础课。又大力增聘好教授，加强了教师阵容，并对课程设置等进行了必要的改革，还在各大学中首先实行教书育人的导师制，使浙江大学的办学水平开始发展和提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年之内浙江大学四易校址，辗转2500公里。迁校过程中，虽极尽艰难，但图书仪器完好无损，而教学、科研活动始终不缺，尤为难能可贵。
　　1938年，经竺可桢倡议，校务会议通过立“求是”为校训。他说“求是”是指“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并引布鲁诺、伽利略及孙中山等为例，说明只有坚持“求是”，科学才能进步，国家方能发达。“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为真理而不惜牺牲的精神，既是治学之道，也是安身立命之本。他本人则成为身体力行这一精神的典范。从宜山开始，经6年黔北安居，到迁回杭州，竺可桢领导全校师生培养求是学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扩充院系，发展科研、加强学术活动，使浙江大学的规模、综合性程度(从到任时仅有3个学院、16个系，500学生，到1948年有了7个学院、30个系，10个研究所、室，约2000学生)、学术、教学水平和在国内外的声誉都显著提高。如1944年英国学者李约瑟访问浙江大学等校返英后，演讲称颂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可与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媲美，又曾宣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
　　在校政管理上，竺可桢按民主精神实行“教授治校”，除大计方针等都通过校务会议民主决策外，凡经费、训育、建筑、招生等项都分设专门委员会民主掌管，由各职能部门具体实施，竺可桢从不专擅行使职权。这样既分担了他繁重且难于深入的事务，又发挥了大家的积极主动精神。
　　在13年校长生涯中，竺可桢习惯成自然，始终坚持读书，挤时间写科研论著。如1941年发表《徐霞客之时代》，1944年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对国际学术界有重要影响。他继续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的年会学术活动，1945年起还被选任为科学界进步社团“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理事长。
　　出于竺可桢强烈的爱国、正义和他的办学方针，从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之日起，始终赤忱爱护学生，热情支持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尽力抵制国民党党部势力对学校的干预和对进步师生的迫害。1942年初，浙江大学学生在遵义举行反对孔祥熙的游行集会时，竺可桢为防止国民党军警进行袭击，毅然率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防止了流血事件。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于10月被捕后被惨害于狱中，竺可桢察看现场后，不仅断然拒绝了省保安司令部要他签字作证于子三是自杀的要求，而且当面向国民党省主席及特务头子提出质问，还在南京向《大公报》、《申报》等记者发表谈话，公然指出于之死是“千古奇冤”。谈话见报后蒋介石亲命教育部长朱家骅要他登报更正时，竺可桢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报载是事实，我无法更正!”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了求是精神。从遵义倒孔运动到1949年，浙江大学师生屡年有人被捕，竺可桢都竭力奔走相救，以身作保，不遗余力。竺可桢从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抗战前后直到解放战争期间目睹国民党政府不断腐败、特务横行，特别是任校长多年中与反动派周旋斗争的经历，使他对国民党政权不断失望，日益深刻认识其反动性终至确认其不可救药。因此，到1949年初虽经国民党教育部再三敦促去台，他决心留在大陆，于4月末只身离杭至沪，静候新时代、新生活的到来，并终于迎到了这一天。
　　
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组织者、领导者
　　竺可桢以素怀的振兴中华必须发展科学技术的见解提出，在《共同纲领》中应为发展自然科学专门增加一条的建议。由这一建议正式形成的该纲领的第43条是：“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1949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竺可桢在以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又以高度的责任感接受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任命。先后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人民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他又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主任及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任和中德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在中国科学院建院过程中，竺可桢是作为分管自然科学业务方面最早的一位副院长，在调整研究机构、延聘有经验的科研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的科研方向组织开展科研工作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建院初期，中国科学院接管了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调整、安排工作中竺可桢不仅发挥了他对中国科学界旧有机构、专才、关系等最为熟悉的特有的作用，而且曾深入各所征求意见，走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诸校，广泛了解各学科领域中有造诣的研究人才，使调整工作更加细致稳妥。当时竺可桢提出了三项原则：第一，是把调整的重点放在性质上有重复的研究所，明确如何归并的具体方针;第二，是强调科学院科研工作的计划性和集体性;第三，是突出重点予以特别支持。经竺可桢与其他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使童第周、曾呈奎、贝时璋、庄孝僡、蔡邦华、戴芳澜、汤佩松、殷宏章、潘菽、裴文中、王淦昌、汪德昭、庄长恭、王葆仁、虞宏正、叶渚沛、尹赞勋、黄秉维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的科学家先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经全院的几年努力，到1956年初，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已从建院初期的16个发展成44个;科技人员也从219人增加到2496人(其中副研究员以上近400人)，同时在科研工作上取得了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研究方向上，竺可桢从建院初期起，一直坚持首先面向生产实践，同时重视基本理论研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处境困难时，仍力主科学院不能忽视基本理论研究，不能将许多应当面向全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所(室)下放地方或划归军事、生产等部门。
　　
开创了我国台风气候与季风气候的研究
　　竺可桢祖籍绍兴，属多台风区，自幼便体会到劳动人民饱受台风灾害之苦。因此，当他于1913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以后，较早开始了台风研究。他在《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和《台风的源地与转向》两文中，首先剖析了在他之前外国学者分类的优缺点，又分析了从1904—1915年间247个台风的季节分布源地及路径与转向地点，进而提出了台风分类的新原理，将台风分为6大类型(中国台风、日本台风、印度支那台风、菲律宾台风、太平洋台风、南海台风)和21个副型，这是我国人最早所作的台风分类。较前人分析更清楚、肯定，前进了一步。对于台风运动速度和转向问题，竺可桢在70年前的研究虽较今天为简单，但结果却和现时所得的大体相符。
　　当时台风强度尚无被人们所公认的量度指标。竺可桢首先提出以风速等级作为划分台风强弱的指数，这一思想一直为后人研究台风强度所遵循，并被移置到衡量温带气旋上。目前国际上的规定也是以风速大小来判断是否为台风和它的强度的。另外，由于当时尚无现代手段观测台风，仅凭简单的观测资料，研究台风的结构是十分困难的。但竺可桢却能精辟地指出：“台风中心，温度多突增高，湿度则剧烈低减，故必有缓和之下沉气流存在。云雨之消散与风速之衰减即系于此”，这一分析判断为后来现代化的观测所证实，确属真知灼见。
　　竺可桢在《东亚天气型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东亚气压场形势，将中国海平面天气图分成冬、夏两大类型和九个副型，描述了各类天气型的天气特征，统计了两大类型出现的频率。此外，还将我国暴雨分为6类，逐月统计了出现频率，这是我国最早的天气气候方面天气类型的研究工作，具有经典意义。
　　季风是我国最重要的气候现象，它的态势确定了我国雨季的形势，其变化主宰了我国的旱涝，因而受到竺可桢的高度重视。早在1916年竺可桢通过潜心研究发表了他第一篇气象论文——《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阐明了季风是海陆热力性质不同的产物，对我国雨量分布有重要意义，开创了我国季风气候学的工作。1933年，他在《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中，分析了在1、4、7、10四个月中，我国地面气流和高空气流的特点及四季变化。指出：制约我国气流的四大中心是：西伯利亚高压、印度低压、北太平洋高压和阿留申低压。冬季风主要是受西伯利亚高压制约下的气流，夏季风则是在北太平洋高压和印度低压制约下的气流。这是我国学者论述东亚大气环流最早的文章，是我国季风气候学最早的理论文章。
　　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是一篇内容丰富，立论严谨的早期经典性论文之一。该文提出了印度季风与东南亚季风的异同点，在气候学上第一次指出他们在物理性质、致雨机制和成因上的差别。它为季风气候研究和长期天气预报提供了重要基础。在30年代资料稀少情况下所得出的结果，至今仍然正确，是很不容易的。
　　把农业气候、气候区划、自然区划的研究直接服务于农业
　　对这紧密相关联的三者，竺可桢都作了开拓工作，起了引导作用。研究气候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是竺可桢毕生着力的重要科学目标，为发展农业而探索，则是其研究的核心。他早在1922年发表的《气象与农业之关系》一文，可说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气候论文。其中指出：“气象在农业上实占重要位置，而为从事农业者所不可不研究”，既为气候工作者指出了重要方向，又为农业工作者开拓了思想。1936年他在《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气候与农、林、牧业及人类各方面活动的关系，深入分析了阳光、温度和质量等因素对植物，包括各种农作物的影响。1963年，他发表了《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文章论述了光能在作物产量形成中的作用，分析温度和降水对粮食作物的影响，然后进行综合分析，与国外一些事实相比较，从而科学地指出我国的粮食作物生产还有很大潜力，并且提出了发挥这些潜力可以采取的途径，把我国农业气象研究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竺可桢具有深刻的区域观念。他早就重视并开创了我国的气候区划及其上层自然区划工作。他在1929年所作、1931年发表的中国气候区域论是我国最早的气候区划，他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分析国际上各种气候分类法，对中国具体环境的适用程度，取长补短，提出了区划我国气候的三条原则、具体标准和8大区域类型。嗣后几十年中，虽多人在他工作基础上作了更好的发展，但基本轮廓未破，主要的几条分界线也相似。进到50年代，竺可桢在主持我国自然区划工作中，指出“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对于自然区划的要求也不一样”，“服务对象不同，区划的原则和方法亦不一样”。根据所具有的资料，照顾到国家需要，他强调了各种自然区划要互相协调，以服务于农业为主要目标。在中国东部现有部门区划和综合自然区划的各套方案中，都采用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四大自然区划名称，也以竺可桢为始。1916年他发表的《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一文中，采用雨量进行农业气候区划，提出了我国气候区划的三条原则，将我国分成8大类，这是我国第一个气候区划论文。尽管由于受当时资料所限，但与今日的气候区划相比，大体是一致的。
　　在区划工作中，对于我国亚热带的划分，在50年代一度成为争论的热点。苏联科学家从气候学上发生观点出发，主张在亚洲东部，以夏天热带季风所能达到之界限为亚热带的北界，这样将黑龙江南部以南，包括华北全部，内蒙古、新疆大部都属亚热带范围，使华南和东北、内蒙古等处于同一气候带，而国内一时也有附和者。竺可桢认为这“在农产品方面，与过去我国人民对于温带、亚热带的传统观念相距太远，在实际应用上似亦不合适”。他专写《中国的亚热带》一文指出，划分亚热带的原则，“最重要的是从实用观点和发生观点出发”。两者“如不能兼顾，则为地区的经济建设起见，实用观点更为重要”。在综合分析了各种争论点之后，他提出了亚热带划分的标准为积温4500—8000℃，最冷月气温2—16℃，无霜期240—365天。按此划分，则我国亚热带北界接近于北纬34度，即在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为各方接受，从而消除了混乱，统一了区划上的体系。
　　
物候学研究的创始人
　　竺可桢是我国物候研究的开创者，在本世纪20年代，他自美国留学回来第二天，便开始了物候的观测研究，数十年如一日(1921年至1974年逝世前一日)。他把物候研究与农业联系起来，服务于农业生产。他说：“一个地区的物候历，只要一个普通农民受短期训练，从一小块地面上，持之以恒进行观测便可作出。对于预告当地一年四季的农时，就大有裨益。这比单纯依靠有关节气的农谚来预测农时，更为确实可靠。”1931年，他在《论新月令》一文中，根据1921—1931年南京的物候记录，提出用物候安排农事比二十四节气更为适用，主张新的农历应建立在物候的基础上。
　　自1934年起，他在我国组织物候观测，1962年发起组织了全国物候网，物候观测至今一直在进行。他主持编写的《物候学》，全面论述了物候学的发展历史、基本原理和方法。在以我国自己古今物候资料研究阐发了前人提出的物候变化规律——南北、东西、高低差异以外，还增补了另一古今差异。他还在《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文中，通过气候环境与动植物体内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探讨了生物物候的变化，奠定了我国物候学的基础。通过我国物候工作者的继续努力，1983年统一了我国物候季的划分标准和制作自然历的方法，已有22个省、市的45个地区相继完成了适用该地区的自然历，1989年已编辑出版了竺可桢亲自命名的《中国动植物物候观测年报》第1—11号(1963—1988年)为物候学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
　　气候变迁研究的重大成就
　　耄耋之年的竺可桢勇攀新高峰。气候变迁是竺可桢一生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研究中，他以科学态度，现代方法，驰骋于我国特别丰富的古代文献中，他博访周咨、细针密缕、不懈不苟，取得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蜚声国际科学界。《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是他在1924年发表的关干我国气候变化的第一篇文章。在此以后至30年代初，他曾几次发表有关气候变化的文章，分析我国东部2000年来的水旱资料，认为我国第4、6、7世纪较干，12至14世纪较湿润，15世纪又较干。他在1961年发表的《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对于研究气候变化的起因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在该文中他阐述了20世纪上半期气候变暖的事实，并追溯整个历史时期以至第四纪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以中国历史上的寒冬与欧洲记录相比较，从而发现17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寒冷期与欧洲的“小冰期”是一致的。竺可桢于1972年正式发表的《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他数十年辛勤劳动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文章系统地论述了我国5000年来的温度变化，指出在5000年中的前2000年，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冬季温度高3—5℃，与现在长江流域相似。但后3000年，有一系列的冷暖波动，每个波动约历时400—800年，年平均温度变化范围为0.5—1.0℃，指出气候波动是世界性的。他的立论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认为：竺可桢在气候学的历史中起了巨大作用，经过半个世纪，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我国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开创者、毕生致力于科普工作的典范
　　竺可桢毕生以极大热情从事科学史研究工作，其目的在于从我国浩瀚灿烂的文化遗产中发掘科学宝藏，古为今用，阐明中华民族在世界科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激发中华民族的自尊心;研究中外科学的交流，促进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他在半个多世纪中，在天文、气象、地理等科学史领域发表过30多篇文章，不愧为科学史研究的倡导者和带头人。他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1927年)，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分析古籍中的天文史资料，对原大家认为年代不可考，因而未必可信的四仲中星，得出了年代可考(3个都在殷末周初)的结论，使历史学家徐炳昶读后“欢喜赞叹，感未曾有!余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
　　1944年他发表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论证了二十八宿实起源于中国，而不在印度或巴比伦，解决了国际上争论一百多年而中国却无人参加论争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史问题，终于得到基本结论。1951年发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是我国古代气象学的概括，1953年《〈中国近代科学论著丛刊——气象学〉序》便是我国近代气象学史的总结。他还对中外有成就的许多科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1926年《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一文，第一次系统地评述了沈括(1031—1095年)在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上的贡献。1941年作了《徐霞客之时代》的报告，认为徐既具有中国人“忠、孝、仁、恕”的旧道德，又有为寻找自然奥秘、历艰涉险的新精神，指出“欲求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险者，在欧洲并世无人焉。”在《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一文中，对徐光启推崇备至，并将他与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进行比较，认为徐光启比培根伟大得多，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他在研究了哥白尼、布鲁诺、刻卜勒、牛顿、波义耳等人的科学活动之后，竺可桢从他们的身上总结出三种精神：“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竺可桢本人一生贯彻了上述科学精神。他身后留下有38年的日记，大约800万字，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对科学史研究有很大的价值。
　　科普工作是竺可桢矢志振兴中华、毕生用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一直认为，科学研究的提高与普及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越是高级研究人员越应带头向群众进行科研成果的科普宣传。长期以来，他坚持带头进行科普工作，在他一生300多篇论文著作中，科普作品达150篇以上。
　　他著文、演讲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在地理方面，如：何谓地理学，中国地理环境，地理对人生之影响，地理与文化之关系等。在气象方面，如介绍气象发展史和气象科学内容，气象学与人生、农业、战争的关系，到具体介绍台风、冰雹及水旱灾害等科学知识。除地学以外，还涉及生物、天文、医学、航空、历史上的科学家等许多方面。他运用浅显、简练、生动的语言和为人喜闻乐道的事例，破除迷信，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说明了科学与一个国家文明的关系，对提高人民的科学素养，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简历
1890年3月7日 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 (今属上虞县)。
1905年 入上海澄衷学校。
1909年 进唐山路矿学堂土木工程系。
1910年 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农业。
1913年 毕业，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气象学。
1918年 获博士学位回国，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武汉大学前身) 教授。
1920年 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后改为东南大学) 教授。
1925—1926年 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及南开大学教授。
1927年 任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
1928年 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1936年 任浙江大学校长。
1945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
1948年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 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50年 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
1956年 当选为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主任。
1960年 被提名为苏联地理学会外国会员。
1966年 被授予罗马尼亚科学院名誉院士。
1967年 被载入英国编印的《国际名人录》，自1920—1974年多次分别被选为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副会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1974年2月7日 逝世于北京。
作者：吕东明,高庄,梁珊

主要论著
1 竺可桢. 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 科学，1916，2(2).
2 竺可桢. 钱塘江怒潮. 科学，1916，2(10).
3 竺可桢. 食素与食荤之利害论. 科学，1917，3(12).
4 竺可桢. 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 东方杂志，1918，15(9).
5 Coching Chu. 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yphoon of Far East. Mouther Weather Rewea，1924，Vol. 52(12)： 570—579.
6 竺可桢. 空中航行之历史. 科学，1919，4(8); 1919，4(12); 1919，5 (2).
7 竺可桢. 阴阳历优劣异同论. 科学，1920，5(1).
8 竺可桢. 吾国地理家之责任. 科学，1921，6(7).
9 竺可桢. 改良阳历之商榷. 科学，1922，7(6).
10 竺可桢. 气象与农业之关系. 科学，1922，7(7).
11 竺可桢. 地理对于人生之影响. 科学，1922，7(8).
12 竺可桢. 说飓风. 科学，1922，7(9).
13 竺可桢. 南京之气候. 科学，1922，7(3).
14 竺可桢. 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 东方杂志，1925，22(3).
15 竺可桢. 风暴成因之新学说. 科学，1926，11(4).
16 竺可桢. 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 科学，1926，11(6).
17 竺可桢. 论祈雨禁屠与旱灾. 东方杂志，1926，23(13);科学，1926，11 (1).
18 竺可桢. 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史学与地学，1927 (2).
19 竺可桢. 南京之气候. 史学与地学，1928(4);地理杂志，1929，2(6).
20 竺可桢. 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 科学，1930，15(1).
21 竺可桢. 近代科学与发明. 科学，1931，15(4).
22 竺可桢. 论新月令. 中国气象学会会刊，1931(6); 科学，1931，15 (10).
23 竺可桢. 说云. 国风，1932(10).
24 竺可桢. 气象学.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3 (1947再版).
25 竺可桢. 中国气流之运行. 科学，1933，17(8); 方志，1933，6(11).
26 竺可桢. 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 国风，1933，2(4).
27 竺可桢. 科学研究的精神. 科学，1934，18(1).
28 竺可桢. 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 地理学报创刊号，1934.
29 竺可桢. 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 申报月刊，1934，3(3).
30 竺可桢. 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 气象杂志，1936，12(9).
31 竺可桢. 南京的天气. 气象杂志，1936，12(4).
32 竺可桢. 杭州之气候. 气象杂志，1936，12(12).
33 竺可桢. 科学之方法与精神. 思想与时代，1941(1).
34 竺可桢. 徐霞客之时代. 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1942 (4).
35 竺可桢. 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 思想与时代，1944(34).
36 竺可桢. 科学与世界和平. 科学，1947，29(10).
37 竺可桢. 中国科学的新方向. 科学，1950，32(4).
38 竺可桢. 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 科学通报，1951，2(3).
39 竺可桢. 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 科学通报，1951，2(6); 气象学 报，1951，22(1).
40 竺可桢. 新中国的科学工作. 中国新闻社通讯稿，1952，12，13.
41 竺可桢. 波兰伟大科学家哥白尼的贡献. 科学通报，1953(5).
42 竺可桢. 罗森堡夫妇的精神永垂不朽. 新华月报，1953(7).
43 竺可桢. 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 人民日报，1954，8，27.
44 竺可桢. 晋西北地区水土保持工作视察报告. 科学通报，1955(12).
45 竺可桢. 水土保持是山区农业增产的一项根本措施. 人民日报，1955， 12，22.
46 竺可桢. 纪念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内诞生250周年. 科学通报，1957 (21).
47 竺可桢. 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 科学大众，1957(7).
48 竺可桢. 黑龙江流域资源丰富. 人民日报，1957，7，31.
49 竺可桢. 地理工作者应该是向地球进军的先锋.地理知识，1958，9(6).
50 竺可桢. 中国的亚热带. 科学通报，1958(17).
51 竺可桢. 纪念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逝世100周年. 地理学报，1959，25(3).
52 竺可桢. 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科学通报，1959(4).
53 竺可桢. 改造沙漠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人民日报，1959，3，2.
54 竺可桢. 综合考察是建设计划的计划. 人民日报，1959，11，20.
55 竺可桢. 再接再厉，为实现南水北调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地理知识， 1960，11(5).
56 竺可桢. 对于今后黄土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水土保持的几点意见. 土壤，1960(1).
57 竺可桢. 向沙漠进军. 人民日报，1961，2，9.
58 竺可桢. 增辟农田水源、节约灌溉用水，为加强农业战线而奋斗.地理， 1961(2).
59 竺可桢. 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 光明日报，1961，4，27、28.
60 竺可桢，宛敏渭. 物候学. 北京： 科普出版社，1963.
61 竺可桢. 谈阳历和阴历的合理化. 人民日报，1963，10，30.
62 竺可桢. 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 科学大众，1963(1).
63 竺可桢. 物候学与农业生产. 新建设，1964，8(9).
64 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地理学报，1964，30(1)： 1—13;人民日报，1964，3，17; 光明日报，1964，3，17.
65 竺可桢. 中国东北地区的气候特征和气候区域. 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学 术报告，北京： 科学出版社，1964.
66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 考古学报，1972(1);中国 科学，1973，16(2).
67 竺可桢，宛敏渭. 物候学 (修订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73.

参考文献
[1] 竺可桢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79.
[2] 竺可桢传编辑组. 竺可桢传.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0.
[3] 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筹备组.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报告 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5.
[4] 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
[5] 竺可桢,宛敏渭. 物候学 (修订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73.
[6] 竺可桢日记 (Ⅰ、Ⅱ).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7] 竺可桢日记 (Ⅲ、Ⅳ、Ⅴ).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0.
[8] 高庄. 竺可桢在地学科普中的贡献. 地理知识,1984(4).
[9] 高庄. 竺可桢与科普创作. 科普创作,1984(4).
[10] 陈永申,梁珊. 竺可桢同志关于发展地理学的思想.地理学报,1986, 41(2): 178—183.
[11] 陈永申,梁珊. 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科学家.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1990,6(1): 1—6.
[12] 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南京竺可桢研究会编.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竺可桢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4: 1— 237.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编;刘东生 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 地学卷 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5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