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永言

沈永言（1927-2022）
1927年，沈永言出生在浙江嘉兴，因为战乱，他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学生时代。1946年，他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1950年毕业，因缘际会进入中国汽车工业筹备组。 1953年，沈永言到长春支援一汽建设，这一干就是42年。他历任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分厂厂长、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等职，退休后，曾担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29日14时41分在长春不幸逝世，享年95岁。

▍颠沛流离的战乱年代
1927年，我出生在浙江嘉兴。父亲1921年毕业于南京河海大学（当时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水利科技人才的学校，李仪祉、茅以升都在该校担任过校长，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水利界专家元老。
父亲一直在水利界工作，虽然干技术，但文笔不错，抗战前是江苏省建设厅秘书长。茅以升在水利界非常有名，抗战胜利后，他立刻提出要在杭州成立浙江海塘工程局，父亲成为秘书长。
杭嘉湖这一带是黄金地段，钱塘江有大潮，每年8月15日甚为壮观。但八年抗战无人修理，海岸线全部瘫痪。为修理水利工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物资给中国。父亲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因为海塘需要大批进口设备。
同时，父亲还从联合国救济总署处申请了一台500千瓦发动机，由嘉兴电力公司安装，保证嘉兴人民用电。嘉兴电力公司请他担任总经理，因这个缘故，我的家庭背景就变成了资本家出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在四川雅安西康水利局担任总工程师。祖母、母亲、哥哥和姐姐等都在上海。1943年，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不能再住在租界，生活来源被切断。我还差半年初中毕业，因没钱交学费，就不再念书。
父亲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从雅安回到上海，到大夏大学教书。一年多后，日本人进入租界，连吃大米都成问题。我是初中生，拿个小箱子到亲戚那里，想办法去米行弄点米，还只能偷偷拿，被人看见可不行。
父亲下决心带我们离开。哥哥先走，他从浙江出发，偷渡到国民党区。我们全家从常州坐船偷渡，尽管很危险，好在有人通信，就利用每晚5-6点日本人换哨这段时间，从山上堡垒下面划船穿过封锁区。天又暗又黑，比较安全。
进入国民党区时，有些国民党士兵本来就是土匪，我们的钱财被搜刮一空。从江苏张渚经过广德、徽州，一直到江西南城，差不多1000里地。母亲租个小毛驴，带两个篮子，我们就走路跟着。
我们要到南城长途公共汽车站坐车去赣州，赣州专员是蒋经国。从国民党沦陷区来的学生都集中在这里，被称作流亡学生，大部分是上海人。
哥哥比我高两届，进了赣州联中，我和弟弟去了赣州国立第19中学。学校在一个破庙里，有的地方三层通铺。除理发需5分钱外，其他基本不花钱。
父亲逃亡到桂林，但不敢走太远，这样离家近点。他在桂林资源委员会上班，用工资养活我们。姐姐考上泰和中正大学生物系，学校在赣州北边。母亲一人留在赣州，租间房子住。每周末，我们从学校走回家，大概走1.5小时，母亲想办法给我们改善生活。
在学校，从上海逃去的流亡学生较多，流亡老师也很多。英语、数学、语文老师的水平都很高，而且很有责任心。我们成绩都不错。那时还没电灯，就几个人点着煤油灯看书、做作业，这样过了一年半。
1944年，我刚念完高二上学期，日本人从南昌沿着赣江打到建安，从建安打到泰和，从泰和打到赣州。蒋经国宣布要与赣州共存亡，叫大家不要慌，后来不得不离开。父亲和母亲逃亡去了福建永安。
这时哥哥已考进厦门大学，大学迁在长汀。国民党内部流行一句话，国民党军队叫丘八，学生就叫丘九。当时从赣州到长汀有货车，我和弟弟没有跟着学校逃难去江西东部，而是一人一个行李——衣服没几件，有一床棉被，靠丘九之名硬挤上货车逃到长汀。姐姐跟着学校不知逃哪里去了。
到长汀后，第二天就去长汀中学报到，我继续念高二下。学校一看是流亡学生，登好记，直接就能在学校吃住。
我在长汀中学念了半年书，生活很艰苦。福建兴吃竹筒饭，竹筒里面是红米饭。菜呢，用大家的话像“猪吃的菜”，男生基本吃不饱。
我和班长等5人发起成立伙食委员会，自己管伙食，也就是吃空粮，我负责做统计。所谓吃空粮，就是月底统计盖章，人走后还有伙食，这样才能吃饱饭。战乱期间人员杂乱，有的学生今天来报个到，可能明天就走了，只留个名字在那里，我们就赶快让其他同学补上。
大概是1945年5月，吃空粮这事不知怎么被学校军官发现了。我这人也捣蛋，军官知道后，他宿舍的窗户是用绵纸糊起来的，我就把他家的窗户纸捅破。为此，军官判我军训不及格，要我留级。
我自然不情愿，便搭了一辆车到永安，投奔父亲。正是放假期间，弟弟也到永安同父母见面。这期间，我把上海中学使用的物理和化学教材全部自学完。
1945年9月，我念高三，本来考取了永安中学，但这时抗战胜利，父亲提议回老家，便带着母亲、弟弟和我回到嘉兴。
父亲搞建筑，喜欢自己设计。他在嘉兴设计的那套小别墅已经在战火中烧掉，只能回祖父留下的4间老房住。
经过甄别考试，我和弟弟考进嘉兴中学，我念高三，弟弟念高二。

▍到汽车工业筹备组
1946年，高考还是各校出题招生。我报考了三所学校：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这几所大学各有风格：浙江大学要白话文；上海交大数学较难，作文要文言文；清华大学更注重英文。
三所大学都在上海独立招生，结果三所学校我都考上了。实际上我考了4次，上海交大考了两次。由于报考上海交大的学生太多，学校便将考试分为第一期和第二期。第一期考完后，我感觉不太理想，可能考不上。因此，又报名参加隔一周举行的第二期考试。结果两次都榜上有名。
父亲同事家的孩子在上海交大念书，他听到讨论说，我违背了考试制度，1946年上海交大规定只能高考一次。言外之意是，这个考生肯定很调皮，我报考的是电机系，却被录取为造船系新生。
在我看来，新中国成立后，造船业肯定要发展，学这个专业也不错，于是就到造船系报到。一个月后，学校宣布，大一新生要交学费30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30元。我家并不很有钱，就只好放弃。
不久，清华大学发榜，由于电机系不如浙江大学和上海交大有名，我便给清华大学写信，申请保留学籍一年。等到浙江大学发榜时，一看榜上有名，便选择了浙江大学电机系。浙江大学除理发需要钱外，其他都不花钱，家里没负担。
为何选择电机系？主要奔着三峡水利工程而去。抗战胜利后，国家曾计划在三峡拦河筑坝，兴建三峡水利工程，这是件很了不起的工程，我们都非常向往。
我在浙江大学学习4年，其中前3年由国民党统治，到第4年解放，由共产党接管。浙江大学校长是著名教授竺可桢，你采访过的支德瑜也在这所学校，他比我高五届。
1950年，我大学毕业。毕业前，我已应聘了好几家企业，上海租界里的SPC（上海电厂）、STC（上海电话公司）都不错。此外，我还去上海交大教授开办的私营单位——益中电瓷厂——做电器用的瓷瓶应聘，教授亲自带我去看实验设备，希望我过去帮他。
我选择了上海SWC公司。这是个英商自来水公司，由英国经理组织面试。（1950年）7月15日，我正在上海SWC公司上班，突然接到浙江大学电机系通知：你们这一届毕业生统一分配，请速回学校。
那时我们还很年轻，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要报效祖国，应该服从国家分配。其实到哪里去，去干啥都不清楚。上海SWC公司招聘的学生，既有上海交大的，也有浙江大学的，两所学校人数基本持平。公司觉得新中国建设需要人才，也同意让我们回学校。
我赶回杭州时，除苏州戚墅堰发电厂有五六人不愿回来外，绝大部分同学都已回到学校。对我的选择，父亲极力反对，毕竟上海SWC公司待遇不错，考进去不容易，而且一年就能从见习技术员转为助理工程师，两年就可提为工程师。
浙江大学通知我和其他3位同学到北京重工业部报到。我们从杭州出发，经过嘉兴到南京，再到北京。报到后，他们3人被分配到重工业部采购司，惟独我被分到汽车工业筹备组。

▍调往一汽
1950年8月初，我到了汽车工业筹备组，组长是郭力，副组长是孟少农。接待我们的是教育处处长，简短的欢迎仪式后，安排我们学俄文，为建汽车厂做准备。
筹备组设在北京鼓楼东扁担厂里，以一所四合院民房安排各科室。我们吃住在鼓楼东的一个胡同——小经厂10号，好几人同住一个房间。
我一个学电力的，跑到汽车工业来干啥？我自己都想不明白，便给燃料工业部部长写了封信。当时电力工业属煤炭系统，归口燃料工业部。在信里，我把自己的经历和所学专业做了详细介绍，我写道，这么分配不合适，我希望去燃料工业部工作……
信刚寄出去3天，就转到汽车工业筹备组干部处，干部处负责人把我教训了一顿。后来郭力找我谈话，他说，你放心，我们这里什么专业都需要。郭力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地下党，为人正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郭力还经常对我们讲，汽车是一个综合性产品，它涉及到钢铁、化工、仪表、电子等诸多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象征。有些同志的专业到筹备组，表面看不对口，实际上没有一个专业同汽车无关。这样慢慢打开了我的心结。
1953年五一劳动节，长春市第一次举行同外国专家的联欢会。郭力带着我和其他几人一起参加。联欢会上，我代表一汽技术人员讲话。
联欢时，有师范大学生邀请郭力跳舞，他就一边跳舞一边宣传汽车厂，邀请这些学生毕业后到汽车厂工作。有青年学生问他，我们学师范的到一汽能干什么？郭力回答说，汽车厂是一所大学校，学师范的还愁没有用武之地吗？说得大家都兴高采烈的。
（1950年）10月，清华大学机械系和上海交大毕业分配的学生陆续到汽车工业筹备组报到。大家被分成若干小组，派到工厂实习。我们这组8个人，组长是竺培曜，实习单位是天津汽车制配厂，实习期3个月。
竺培曜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历跟我类似，曾在贵州国立13中学念书，是地下党。天津制配厂电工分场场长陈云衢，193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是个老工程师，后被派去支援一汽建设，担任过一汽动力处处长，后来从一汽退休。
我被分到电工场，陈云衢成了我的导师。我跟着他学习制造汽车蓄电池，3个月下来，基本弄清楚了蓄电池结构。
1951年过完年，我们回到小经厂。汽车工业筹备组决定抽调我到刚成立的汽车实验室，汽车实验室在北京南池子76号，主体是厂房，临街有办公室平房，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汽车实验室由一些有工作经验的老工程师和老工人，带领刚从学校出来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边学习边工作。
这期间，上海电机厂把他们最先进的设备——美国格里森动平衡机调给汽车工业筹备组，供我们研究分析，我跟着学习了几个月。我们这些汽车实验室的第一批成员，每天从小经厂出发，在安定门交道口搭5路公共汽车，到南池子上班。
汽车实验室负责人是吴敬业，杨南生和支德瑜也在这里。杨南生是福建人，非常聪明，也很了不起。1950年暑期，他与妻子和同学辗转离开英国，转经香港，几经周折后回国，且谢绝了几所院校的聘请，进入汽车实验室工作，被任命为汽车材料试验科科长。1953年10月，为支援一汽建设，他调任中央实验室主任。1956年9月，奉命调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创者。
1951年下半年，汽车工业筹备组接到新任务，要在北京西郊建752厂，打算生产苏联莫洛托夫厂的2.5吨卡车嘎斯51。汽车实验室机构改组后，我被抽调出来，到新成立的工厂设计室。
工厂设计室有四五十人，以大学生为主，也有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工厂设计室下分小组，如动力组、电工组等，我是电工组组长，带着五六个学生做设计。
这其实就像练兵，制图水平并不高。为设计752厂，我专门出差到哈尔滨取经，接待我的是李子政（二汽五人领导小组之一，曾担任二汽副厂长，已去世）。设计图纸出来后，由苏联专家把关。
就在752厂即将开工时，国家计划有变，宣告752厂停建。汽车工业筹备组的重点是建设652厂（即一汽），我直接从工厂设计室被调往一汽。
有段时间，一汽被称作毛泽东汽车厂。我记得给同学的临别赠言通讯里还写过：我要参加毛泽东汽车厂的建设，后来名字改为一汽。

▍“拍脑袋是你的事，拍胸膛是我的事”
1953年1月18日，四九的第一天，我到一汽去报到。火车上几乎全是支援一汽建设的人群。一下火车，感觉无比荒凉，全是高粱地。那时候宽平大桥还没修成，电车终点站只到红旗街。
一过宽平大桥，差不多500公顷，除一栋875大楼外，什么都没有。875大楼是侵华日军留下的，经过建筑公司整修，后来成为人们熟知的教育大楼。这是652厂最早的总部，我们都在这里上班。
刚来时，我住在长春市二马路，技术人员住得很分散，但基本都在长春市里。每天早晨，坐7点钟的班车到875大楼上班，下午5点再回市里。
一汽的建设者们来自五湖四海，很多人对汽车知识一窍不通，因此，学习成为头等大事。晚上安排学习俄语或者加班工作是常事，往往要干到八九点钟，错过班车时间，只好走回宿舍。
环境很艰苦。经过西朝阳桥后，根本就没路，全是高粱地。晚上没灯光，漆黑一片，只好摸索着往前走，有时甚至还能听到狼叫声。工资也不高，我每月230斤小米，折合不到30元钱，买一件大衣就要18元。
想来很有意思。我们这群人学的是“英美”，到东北一看，电器全是日本，而运来的资料都是俄文。为了学俄文，我们往往随身带两本书：一本《俄华字典》，将俄文翻译成中文，陈昌浩主编，资料齐全，但汽车术语较少。
一本《俄英字典》，将俄文翻译成英语，可以查汽车术语的英语，再把英语翻译成中文，两者对照。自学3年后，我们基本具备熟练翻译和校对俄文资料的能力。
为三年建成汽车厂，一汽可谓广纳人才。
比如从国外回来的爱国人士孙顺理（已去世），他曾住我楼下，从美国回来后，在上海电车公司当总工程师，当时工资800元，抽调到汽车工业筹备组时坐我对面。此外，从美国回来的专家还有陆孝宽、史汝辑等。
从1953年开始，一汽陆续向苏联斯大林汽车厂派出实习生。到1956年，前后共派出9批518名实习生。我本来也被列为实习生之一，上面已经通知我去量衣服，却又突然通知我不用去了。我估计是有历史原因，我在赣州国立19中学时，班里集体入了国民党三青团，留下纪录。
这3年，一汽从打地基开始。我受到的锻炼特别大，因为碰到的问题太多，有些事情终生难忘。
机电设备处成立初期，只有处长和我两个人。处长叫刘登云，是个老八路，日本人曾悬重金要他的脑袋，后来调任一机部重型司司长。他第一天来上班，买包烟都得自己去，很不习惯。
我俩也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几天后，刘登云告诉我，咱们定个规定吧。他说，拍脑袋是你的事，到时候拍不出来你负责；拍胸膛是我的事，到时候拍不对我负责。
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条例。
也有浪费。比如订购小电缆，原本型号是3×35，后来觉得不对，苏联再来一个更正，要3×50的，而我已经按之前的规格订了100~200卷货，这批货就只能压仓库底。1954年反浪费运动时，根据《新民简报》记载，有部电影专门提到一汽的浪费现象。再后来，根据中央指示，这些小电缆分别调拨给其他企业用。
建厂初期遇到的困难是没有水，也没有电。施工临时用水怎么办？我去找水，找到老农。老农说，日本建细菌工厂时，1号门这边好像有运水管道。我们找人来挖，还真挖到了水。我们就用水管把水接到工地上，解决了用水问题。
临时用电也没有。当时需要4000千伏安电力，总公司考虑到宽平大路有个安达街变电所，距离一汽8公里，便给一汽下达紧急命令：一定要在（1953）年5月架好电线。这个任务交给我来执行。
我不知道线路怎么弄，先去找长春电业局，它有个专门维护生产的装修队。我给他们讲了一汽的供电工程，他们全力支持。长春电业局让我找承装部，承装部有个工程师，国高毕业。我们俩配合得挺好，一起商量怎么走线，什么地方应该升高等。
没有水泥杆，没有钢管，只有木杆。那时东北的冻土又冷又硬，根本挖不动。我拿着铁镐，一镐打下去，被震得虎口发麻，可地上只出现了一个白点。一天下来，速度缓慢。就在垂头丧气时，我们商量去找当地有经验的农民工试试，这下可帮了大忙，农民工一人一天竟然可以挖出一个坑。
我们按期把两条电源线路送到工地，满足了建厂需求。后来，我把其中一条线路延伸，带上生活区用电，取消掉苏联设计的宿舍区供电系统，节省了一大笔钱。

▍第一炉铁水
为订购设备，我经常往返于北京和长春之间，长春和沈阳之间来往更多。因为沈阳有日本留下的全套一汽需要的配套动力设备厂，只是品种型号跟苏联不同，需要做试制，来给一汽匹配。那时候，只要重工业部采购司来个电话，我就得跟他们出去。
（1953）年7月15日，一汽开工奠基，我正好在北京出差，忙着订设备。在那前后，机电设备处一分为三：动力处、机电处和设备处。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苏联援助我们的156个项目中，实际上一汽有两个项目：一是建汽车厂；二是建一汽电厂。
电厂是单独项目。这个项目由苏联电力部援建，对接口是一汽。为何是一汽？这可能与基列夫专家有关，他在苏联主管斯大林汽车厂的电厂。
我的任务是，按照图纸要求，让一汽电厂同东北大电网连接——需要穿过中东铁路。这也是个大工程，我去找吉林市电力局，到那里学铁塔设计。施工很麻烦，没有吊车，只好用土办法，靠绞盘来升降。
1953年底，刘登云和我到重庆九龙坡电厂学习。这个厂动工比我们早，由中南电力安装公司承包。对我们来说，电厂怎么建——资料分多少部，分多少项，都不知道。没有复印机这些新玩意儿，我就下狠心，把中南电力安装公司给九龙坡电厂做的预算书从第一页抄到最后一页，不分白天晚上，整整抄了一个多礼拜。
本来一汽电厂由上海新中公司旗下的华东第一安装公司承包安装。新中公司非常有名，陈继善、纪炳奎都供职于此，但他们办事效率不高。后来改由中南电力公司安装，第一华东安装公司只承包安装了一小部分。
1954年5月4日，铸工车间开工，并确定1956年3月26日开炉试生产。作为汽车生产的第一道工序，铸工车间是瓶子口，难度很大。铸工车间到处都是管道和控制设备，厂房高13米，分三层，地下还有6米深的配砂系统。
为配合安装，一汽专门下发红头文件：任命沈永言为铸工一车间安装动力师。从这天开始，我离开动力处，借调到铸工一车间上班。
铸工车间主任是李子政。还有个老总工程师孙以鋆（已去世），是个铸造专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强，深得李子政的信任。
铸工车间的动力设备都在国内采购，安装图纸由苏联提供，双方经常会发生争议。我白天在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忙得不可开交。晚上就住在现场工段办公室里，连夜奋战。
为在3月26日生产第一炉铁水，我们3天3夜没合过眼。困到什么程度？有个配合我工作的新来大学生，早上吃馒头，吃着吃着就睡着了。但是没有人抱怨，谁也不觉得累，大家都为出炉水而自豪。
有一天，我们正在现场忙碌，苏联援建一汽的动力专家基列夫来检查工作。基列夫1953年到一汽，亲手为一汽铺设了第一根电缆，他工作认真负责，总随身带个小本子，随时随地把工作安排和进度记下来。
出炉水当天，厂领导、苏联专家都赶来看望我们。基列夫说，你们辛苦了。我们累得嗓子都哑了，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很快，我就结束了铸造动力设备安装工作，回到动力处，担任动力科科长。

▍烧油工程会战
接着就是烧油工程大会战。
燃油工程于1961年秋天进行，是一汽建厂以来最大的技术改造项目。所谓燃油工程，是将原来热电站燃料系统进行改造，在保留原有燃煤系统的情况下，重新设计和安装燃油系统。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全国煤炭供应紧张，一汽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全年共生产解放牌1000多辆）。全厂职工下班后，都分小组讨论“吃得饱”还是“基本吃饱”等问题。
形势很严峻。在寒冬到来之际，动力分厂热电站用煤处于断粮边缘，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全厂生产就会瘫痪，无法取暖，一汽10万职工和家属将无法过冬。
另一个背景是，大庆油田开始出油，但由于炼油能力跟不上，原油大量堆积。因此，国家决定大企业动力系统改烧煤为烧油，一方面缓解煤炭供应不足问题，一方面解决原油堆积问题。
指令下达后，一机部决定，一汽用最快速度将热电站的燃烧系统进行烧油改造。为此，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多次到一汽督战，一汽成立了烧油工程指挥部。
经过研究，我们确定了会战方案：首先，将动力分厂内部技术力量进行调配，将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周怀飞和清华大学毕业生单文昌等技术骨干抽调出来，全力参加会战。其次，我一半负责日常生产，一半参加会战。第三，将热电厂四班三倒运行方式，改为三班三倒，抽出一个“值”参加会战。
这期间，经领导安排，由我带队到大庆油田学习。一方面，提出原油用量计划，得到大庆认可。另一方面，通过参加原油性质讲座，深入了解原油性能，掌握原油在燃烧过程中的变化，使工程改造能适应原油燃烧的特性。
在土建施工进点前，我们成立“燃烧小组”。拿出一台锅炉，对改造燃烧方式进行试验。
燃油工程开始时，由基建处处长曹新带着土建队伍进点。曹新是从白洋淀里走出来的抗日英雄，电影《小兵张嘎》里那位机智勇敢的侦察员罗金宝的原型人物。作为冀中抗日百步穿杨的神枪手，他一身铮铮铁骨，所带队伍敢打敢拼。
当时在工地上施工的土建和设备安装队伍近200人，高峰时有上千人。整个会战有许多关键节点，其中最为关键的是4个1000立方米、离地10米高的油罐怎么竖起来。按照常规，需要先搭个脚手架，再一片钢板一片钢板往上焊，这样进度慢，质量也差。
后来我们想到大庆是石油工业，经常接触这类工作，于是带队到大庆取经，并邀请对方工程师张昭明带队的焊工队伍来一汽参加会战。
在现场，张昭明改高空作业为平地作业，将钢板放在平地上焊，然后用卷扬机卷起来，再将剩下的一条立缝对起来焊。这样，一个筒状大罐就竖起来了。速度快，质量也好。
经过3个半月的日夜会战，燃油工程如期完成。
1978年，一汽组织我们20人到日本汽车企业学习考察，由厂领导刘守华和李刚带队。每人做两套西装，以前这方面规定较严，但这次很放松，让我们自己挑颜色。大家挑得五花八门，什么颜色都有。
我们在日本考察半年，收获极大。第一个月几乎参观了所有日本汽车企业，后5个月深入到5个汽车厂考察，每个厂一个月。
为何去日本？当时一汽解放牌30年一贯制，还被写进中学生课本里，一汽厂领导压力很大。
1978年，时任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建到一汽蹲点，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一汽要改革，可以；要改造，也可以，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是他的原话。
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怎么改？去日本就是学习和取经。
1989年，日本汽车厂代表到一汽谈判，那次谈判我也参加。最厉害的要数丰田汽车，傲得不得了。刘守华刚坐下，对方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一汽有钱吗？
刘守华硬着头皮说，我们没钱，请你们来干嘛？
实际上我们一分钱都没有，对方全摸底了。所以那时要谈合作，根本连门都没有。谁能想到20年后，丰田汽车非要跟一汽合作。
1981年底，我被调任一汽副厂长，负责建设二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