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克仁

钱克仁(1915—2001)
我1934年考入浙大土木系，1936年转数学系．1938年在长沙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到宜山复学，是“拓荒社”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第一任的核心负责人。1940年在浙大毕业后，曾在贵阳、重庆、嘉兴、上海、南京与苏州等地的中学、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运动中，均平安无事，未遭冲击。“文革”中当了十年读报组长。亦未受批斗，也没做“落井下石”的事。一生颇为逍遥．1987年退休。

一、老家情况及我幼年时期
我是浙江省嘉兴人．我曾祖父名叫钱笙巢，是个商人。有许多田产，房屋．我祖父是他的第六个儿子．分家时．我祖父分得许多田地，房产．我祖母说．在她结婚时，媒人说我的祖父分得号称有三百亩的，这些是在嘉兴南门外真如乡一带，房产在槐树头。
我的祖父名叫钱迪祥，祖母名叫陈兰徵，有儿女四、五人(我出生后只知有叔叔一人，姑母一人。其他的都是未成年就死去的)，我父亲是最大的．祖父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事，但相信当时的“洋务”，卖掉些田地，供给儿女进“洋学堂”念书，自己又吸鸦片烟，玩什么照相机等洋玩意儿．祖母说，祖父是个“败家子”．祖父于1918病死去(48岁)，地租(大约每年一百多元)归祖母应用，抗战开始后，祖母随家去内地，田租由族中人收用，他们又卖掉了一些田．我叔叔、我姑母二人因糖尿病和肺病于1923～1924年在苏州死去。
父亲钱宝琮生于1892年。少年时在嘉兴府公立秀水县学堂、苏州铁路学堂读书，16岁时顺利通过浙江省官费留学生考试，去英国伯明翰、曼切斯特读书．1912年父亲英国大学毕业后回国，在上海南洋公学、苏州的江苏省第二工专教书．1925～1927年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1927～192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1 928～l 956年在浙江大学教书．1956年春．经竺可桢极力推荐，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任一级研究员。
我父亲于1914年结婚的。我母亲名叫朱慧真，出生于一个画家的家庭，朱家无田地，外婆早守寡，在上海开了个小学校．母亲毕业于教会的中学，英文很好，曾任过多年小学教师．舅父朱福仪(字志鹏)南洋公学毕业后，去美国WISCONSIN大学深造，回国后在汉冶萍(汉口)当工程师十年，以后在上海电话局任主任工程师直到去世．父亲当时是苏州工专的土木科主任，工资有近二百元之数(当时的米价只有四、五元一担)，除了供给姑母在北京上学，叔叔在工专读书费用之外，还给祖父、祖母些钱，供他们“享福”的．
我是1915年生于苏州天赐薤妇孺医院．1921～1 925年在苏州平直小学读初小．1925年因为父亲去天津教书，我住到上海舅舅家去，就在上海大南门育材中学读小学和初中一年级，直到1928年我家南迁嘉兴，转入嘉兴秀州中学读书。

二、中学、大学时期
1928～1934年，我在嘉兴秀州中学读初二到高三．秀州中学是基督教办的学校，我入校时已无宗教课，亦不强迫学生“做礼拜”了，课程与省立中学一样，有些宗教活动，自由参加的，我不信教，星期天总是在家玩的．1931年“九·一八”，日本军阀侵略我国东三省事件发生后，我亦参加了校里的宣传队，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等活动．高中时期阅读上海出版、邹韬奋编辑的《生活》周刊，看了些鲁迅先生的小说、文章，同时亦看过胡适的《独立评论》，林语堂编的《论语》，思想是混乱的．因为秀州是教会学校，有几个美国人在教英文，受到一些宣传，有一定的崇洋思想．但是我不愿参加宗教活动，有空就看些科学方面的书籍．高一辛二、三年级，我曾被选为学校膳食委员会主席，学生自治会主席，当过几次班长。
1934～1940年，我在浙江大学渎书．1934年夏．我高中毕业后．投考浙江大学，第一志愿是土木工程系，第二志愿是数学系，结果我考取了土木工程系．那时候土木系的课程很重，一年级每周上课40多小时，我应付起来是很吃力的．1935年“一二·九”运动开始后。杭州学生发起到南京去请愿，反动校长郭任远镇压学生运动，浙大三个学院学生联合起来组成了统一的学生会，把郭任远赶走了．我曾经担任过送信、寄信工作，因为杭州邮局要检查，我将浙大寄往外地的宣传品乘火车沿途投寄出去．1936年春，新来的校长是竺可桢，校内有了民主空气。
我嫌土木系的课程太繁重，读起来有困难，于1936年春季转读数学系为一年级生．因为有许多公共课(外语之类)我在土木系已读过了，不必重读的．所以我除了复习，加强一年级的教学课内容之外．又选读了一些史地系的课程，如文化史、近百年史，等等。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八·一三”上海亦打起来了，浙大于9月份开学，到11月份杭州吃紧，决定南迁建德．我家里共有十个人(祖母、父、母、我、六个妹妹)亦迁建德．浙大在建德只住一个多月又迁到江西吉安去了．因为当时交通情况较乱，我家无法全家搬去，就将家里的祖母、母亲和六个妹妹移到建德乡下暂住．1938年2月我从吉安赶回建德．设法将家搬到长沙，我就此休学．照顾家庭，此时父亲仍在浙大教书．1938年2～8月，我在长沙期间．参加了基督教全国青年会的军人服务部，这部分工作是由刘良模领导的．刘良模当时一直是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一起，经常为沈、邹办的《生活》写稿，宣传抗日思想．刘知道我是大学生，告诉我说服务部牌子是青年会，做的是救亡工作．于是，我就跟着他干，为伤兵医院办俱乐部，教群众歌咏．时常能听到“左派”名人的讲演，还曾和他一起当译员随史沫特莱去医院慰劳．当时国共合作局面未破裂，长沙、武汉的救亡空气是较好的，十八集团军在长沙还有办事处，徐特立同志曾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讲座中演讲几次，我亦去听过。
1938年夏，长沙几次被炸．浙大又由江西迁到广西宜山，我与家人就在8月离开长沙．搬到宜山．我亦就此到浙大复学，为数学系三年级学生．1937年秋离校的黑白社社友周存国、姚凤仙也来复学．由周存国等人介绍，我就加入了黑白文艺社，并成为核心成员，又因我在长沙搞过救亡宣传和群众歌咏，我当上了黎明歌咏队的队长．黑白文艺社分为三个小组．我在黑白社的哲学组，大家读“大众哲学”，“科学的哲学”、“国家与革命”刊物、文章，大约两星期集中讨论一次．黑自文艺社出有墙报，提名为“卫星”．另有政治经济学组和文艺组两个组．我们的公开活动是组织文艺座谈会，开过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会．黎明歌咏队搞些民众夜校、义卖捐献、教群众歌咏等工作，队员最多的时候到过七、八十人．黑白与黎明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我们经常在周存国住处开会．当时有特务注意着这两个组织．经过几个月的校内工作，一般同学对我们有了好感。于是就在1939年春季开学后，浙大学生会改选时，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从此一些工作都可由学生会的名义去做了．我们曾去怀远镇办民校、去重伤医院慰劳伤兵、挫败过三青团分子预谋赶走竺可桢校长的活动、组织过反对汪精卫的降日，从而打击了反动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其昀(当时的史地系主任)等等工作．1939年11，12月日本侵略军侵入广西，学生会组织了战地服务团，举行义卖。

三、1940～1 949年服务时期
1940年7月，我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想留在遵义做事，可以照顾家庭，但是不愿当浙大数学系的助教．经过浙大教授费巩的介绍，去了遵义的私立豫章中学教书并任教务主任．后因与校长意见不合，11月份离校．12月份去贵阳高中教书(该校当时避轰炸迁至修文县)．修文县的阳明洞当时有张学良关在里面，所以该地特务很多．我初来乍到，除了上课教书之外，不敢活动．该时贵州教育界，地方观念很重，要排挤外地籍的教师．该校校长刘薰宇是个老资格的数学教员，我跟他较接近，假日常陪他打打牌玩玩．1943年，在刘熏宇的鼓励、帮助下，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最新用三角学》(由开明书店1946年出版)．在刘先生的介绍下，我还为文光书店编写一本“初中算术教程”．1 944年2月我从修文去了白沙。
1944年2月至1944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大学先修班教书，这是我父亲老同事，先修班的教学科主任张纯荐我去的．该先修班里的教员多是江苏省立中学的“名教员”，同事之间，钩心斗角，很不得意．1944年夏天，先修班换班主任，我去重庆玩．住在南岸的私立广益中学里面(当时老同学驻自强在广益教化学)，结果被广益的校长杨芳龄留住了，我就在广益任教了．广益是个“贵族”学校，收的都是些有权有势有名望人的子弟。杨芳龄亦就靠着这批“家长”来宣传、扩大自己的学校．由于我在该校教书还受欢迎，杨校长就要我另外再为几个学生补习功课．这些学生中间有杜月笙之子杜维宁、朱学范之子朱培根、顾佳堂之子顾龙胜等人。
1944年2月我在重庆遇到了几个嘉兴秀州中学同班毕业的老同学．当时大家觉得远离家乡，在外工作，最怕失业、生病，有人还想结婚，等等．因此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秀州甲戍级(1934级)级友互助会”，大家每月拿出工资5％左右的钱交给在金城银行工作的沈永绥，由他调剂运用．当时愿意参加的有沈永绥，朱有圻，朱炳祥、朱僧、金兴中、侯希忠、蒋礼鸿．还有我，共八个人．这笔互助金是起作用的，金兴中的病费，好像朱僧的结婚费用都用这款的．1945年以后，用处不多，大家就不再交了．1946年后。秀州中学复校．我们就将余款捐助给秀州中学。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我仍在广益教书．后因白沙的大学先修班缺数学教员，我又怕继续在广益教书，不能回家乡了，就于1945年10月又回到白沙先修班，直到1946年7月先修班解散．我拿到了“复员费”，于1946年夏天由重庆乘公路车到宝鸡，经陇海线到南京，转返嘉兴原籍。
1946年8月，我回到嘉兴，适逢我的母校秀州中学筹备复校．我就被留在秀州教书了．我的家里人在贵州遵义、湄潭住了六、七年．于1946年11月亦随浙江大学搬回了杭州．我虽在嘉兴教书．基本上每个星期要到杭州家里去休息的。
1947年．我的女友邹德蓁(上海民立女中教员)想与我结婚，鼓励我去上海教书．我就辞去秀州的教职．去上海正始中学工作，筹备结婚．我1948年7月与邹德蓁在上海金门饭店举行了婚礼，我们住在正始学校里，后因住房与校方发生争吵，我们离开正始，去民立女中教书．直到暑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教育界情况比较复杂，中共华东局的贝纹同志(她是我妹妹钱炜的同学)想介绍我去大连教书，而我因邹德蓁怀孕，不想走远路了．刚好此时浙大老同学胡玉堂被任命为绍兴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的校长．约我去．我1949年9月就到上虞春晖中学，邹德蓁留在杭州老家待产。

四、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9年8月．我应老同学胡玉堂之约去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因为胡玉堂原请的教务主任不来，10月起就由我任教务主任．春晖是个私立学校，1950年春，学生减少，校董会又不肯多拨经费，学校极难维持，虽亦搞些劳动生产工作，亦无济于事．1950年夏，学校紧缩编制。教职员另有出路者，学校不能强留．当时我的妹妹钱煦在南京第一中学教书．来信说一中缺数学教师，于是我就去了南京．
1950年8月，我到南京一中后，校长朱刚对我很重视．我加人了教育工会．1950年秋季抗美援朝，参干运动时，我对自己读教会中学时美国教员的罪行进行了控诉，对一些学生的参干起些作用．为了让我安心在南京工作．朱刚校长提出把邹德蓁也调入南京一中当教师．这样我们就在南京定居了．1 951年春，我被提拔为教研组长，后又为副教导主任，专管数、理、化等科的教学工作．1951年春，南京要成立中国数学会南京分会，因为一中在南京是有名的学校而我又是数学教研组组长，所以我就被推为筹备委员，后来成为南京分会的常务理事．1952年2～8月，我调到南京市师专，1952年9月，师专并入南京师范学院．那时的南京师范学院是由原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南大、师专等校的人员合成，一些原来在大学教书的人对我们这些原来是中学教师的人是不大看得起的，我们对于校方房屋分配等事什么都依“学衔”来定的做法亦不大习惯．数学教员人多，学生只有科、班各一班(1953年才有科、系)，我没有什么适当的功课可教，就选了两门大家都是“外行”的科目，一门是数学教学法，另一门是“计算的理论和实践”，大家都觉得新奇，所以有人来问我，我亦因此常常出去“做报告”，特别是“近似计算”这一部分，我讲了多次．后来，195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就来约我写《近似计算》的小册子(该书再版多次)，还要我写教学法方面的书．那时我还在南师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教了一年书．1953年秋季起我教系的解析几何，科的数学教学法课。
1955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南师数学系并入在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我们一家就搬到苏州．这次调整，我觉得满意，加之苏州是我幼年生活过的地方，更觉亲切．当时我仍教解析几何，数学教学法，还做些班主任的工作和教育实习工作．1956年8月我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来成为民进江苏师院的支部委员．也就在195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有人来问我，是否可以写些东西．我说没有，但看到一本苏联的习题集还好，问他是否可以翻译．后来该社来信希望我来翻译，并预付了我部分稿费，我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将译稿送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春，《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数学试题汇编》一书出版．因为当时我们的教材是学苏联的，因此该书很畅销，一度成了高考学生的重要参考书籍．1958年在苏州我带领二位助教着手编写我国自己的中学数学教材教法讲义．
1962年起，我因胆囊结石，经常病假在家或住院治疗，1965年在带学生去虎丘社会实践时，急性阑尾炎发作，进医院动手术，同时将我的胆囊也割除了．主刀医生是我在嘉兴秀州中学的老同学黄炳然，手术很成功，除去了隐患．手术后又患肠粘连症．治疗、休养，一直到1966年4月份才上班，后即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期的1972～1974年，我去南京参加江苏省中学教学课本的编审工作，“文革”后期，1974～1978年，在校参加初等数学教育工作，中学数学教学调查研究工作．我是中国数学会会员，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会员，苏州市数学会副理事长。

五、有关数学史研究
我当过十多年的中学教师，调进师院后仍钻研中学数学问题，深感数学史知识对数学教学的重要性．我父亲钱宝琮从1920年起就潜心研究中国数学史．是国内外有名的数学史专家．我从1960年起钻研一些数学史书刊，先是精读卡约黎(CAJORI)的数学史专著《A HISTORY OF MATHEMATICS》，并翻译此书二百多页内容(现有存稿)．1962年起，每年给学生做几个专题讲座，介绍国内外数学历史．“文革”以后，从1979年起着手编写数学史讲义，着重两点：(1)为数学教学服务；(2)内容要正确，尽可能地做到“贯通中、外”、“古为今用”。
1981年讲义编好后，被邀请出席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的成立大会(在大连)，我在大会上阐明了对数学史课的观点和做法。得到与会专家们的赞赏．1982年8月，我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去北京参加中、日数学史学术交流会，与日本同行切磋研究成果．1982年10月，在江苏省数学年会(无锡)上，我也宣传了我的主张，得到许多同行的好评．从1981年起，直到1985年，我在苏州大学，开设了数学史选修课，在江苏省内外反响较大，我被邀请去南京、无锡、扬州和苏州的大学、师范院校及中学演讲．嘉兴秀州中学也请我去学校给他们高年级学生作数学史报告．在此期间，我在《中学数学》、《上海教育》、《中学生》、《中学数学教育》等杂志上发表专题论文十多篇．在1984年，我的论文“秦九韶大衍求一术中的求定数问题”被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组委会专家选中，8月份去北京出席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在会上宣读论文，并在会议期间与组委会特邀嘉宾，世界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父亲钱宝琮30，40年代的老朋友，李约瑟在其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写道：“在中国的数学史家中，李俨和钱宝琮是特别突出的．钱宝琮的著作虽然比李俨的少，但质量旗鼓相当”)和鲁桂珍博士亲切交谈，畅叙友情．我的最后著作《数学史选讲》在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后，1989年终于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著名数学史家严敦杰先生为书写了序．该书在1989年11月被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评选为首届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