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瑞云
徐瑞云 女，1915年6月15日出生于上海市。1969年1月23日在杭州逝世。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函数论，数学教育。
徐瑞云是中国第一位女数学博士。浙江省首届人民代表和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数学会理事长，杭州大学数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一)
1915年6月15日，徐瑞云在上海出生。她的祖籍是浙江省慈溪市。老家五洞闸镇是知名的棉粮之乡。
徐瑞云的父亲徐嘉礼，在上海从“学生意”开始，后来自己开店，进而兴办了制袜厂。他是我国针织制袜业的先驱者。30年代为了抵制日货，他还开发了“卧薪尝胆”牌牙粉，与在华倾销的曰本“金刚钻”牌牙粉抗衡。母亲和善贤良，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生有七男二女。对小女徐瑞云关怀有加。
徐瑞云排行老六。姐姐中学毕业，是小学教师;四个哥哥和三个弟弟大都受过髙等教育，均从事工商业和技术工作。至今尚有三位健在。
1921年2月未满6岁的徐瑞云，进了上海万竹小学读书。1927年2月考入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公立务本女中读书。
徐瑞云小时候生长在一个很注重传统礼教的家庭中，对父母要绝对服从。父亲要求孩子们早晨6时起床，读书习字，十分严格。徐瑞云生性温顺、胆子小、不好动、从小体弱多病。读初二时，由于近视，又常发烧，学习困难，在校沉默寡言很不开心。这时，一位善良的女教师注意到了，非常关心她。建议家长绐她配了一副眼镜,并请医生割去了她的扁桃体，这位老师还耐心地指导她树立信心搞好学习和身体。从此，她获得了正常的视力，身体和心情都好起来了。成绩逐步提高，到高中一年级时，她已显得很突出，在班上名列前茅。
从那时起，她就立下了志向，将来要做一个关爱他人，受人爱戴的教师。这一纯朴而高尚的理想，一直贯穿着她一生的历程。
1931年，当徐瑞云进人高中二年级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翌年，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当时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市民同仇敌忾，群情激忿。徐瑞云的父亲见到抗日勇士在战壕里双脚受冻，立即捐献毛袜六千余双，慰劳抗日将士。徐瑞云与同班同学曹木兰(数学家曹锡华之胞姐）、韦毓梅(解放初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文革”中含冤自杀)等也一起参加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运动。那时徐瑞云也敢于讲话了，却不料得罪了训导主任,险遭开除处分。在那抗日救亡时期，徐瑞云开始萌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虽然家里对徐瑞云特别照顾，但她并不觉得很愉快，总感到家里有重男轻女思想，认为女儿高中毕业就应出阁了;而且已有人前来提亲，徐瑞云希望自立自强。当时她惟一的想法是读好书，养好身体去投考大学。
后来，她终于说服了父母亲，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浙江大学。1932年9月，她刚满17岁，就离开上海，来到美丽的杭州，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二)
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徐瑞云在著名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指导下，勤奋学习，常得满分。老师和同学与她相处很好,她对周围环境很满意。进人大学二年级时，她与生物系学生江希明幵始自由恋爱。江希明是当时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问渔之子。江问渔(字恒源〉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长，他与黄炎培等主张“实业救国”。徐瑞云对于自己的婚恋大事征求了父母的意见，并得到支持，她为此感到异常高兴。那时她纯真地为自己的命运和未来是完全可以由自己创造的。可是她对政治毫无认识。
1934年，她父亲去世，家中由母亲主持。虽然她家里有钱，但她在校里，比较勤俭节约，不乱花钱。
1936年7月，徐瑞云以优秀成绩毕业，留任为浙大数学系助教。同年9月，白正国考入浙大数学系。据白正国回忆，当时徐瑞云教他们初等微积分并指导习题课。徐瑞云教课认真、清楚;上习题课时，教室里三面墙上，各有黑板一块，可以有三个学生同时在黑板上演算，徐瑞云指导耐心。习题本当天交上，次日发还，工作做得很好。
1937年2月，26岁的徐瑞云与长她两岁的生物系助教江希明喜结伉倆。徐母给小夫妻俩带来了一个惊喜----笔数目相当大的婚礼金。徐瑞云感谢母亲关怀之情，还同母亲商定：由于她已大学毕业，应该自立，并且已有存款，今后放弃应得的父亲遗产。后来，根据母亲的意见，家里给了她一笔存款(约三千(银)元），以备日后万一急需之用。但徐瑞云自己一直没有去动用这笔钱。她母亲把这笔钱替她投人商业经营。
1937年徐瑞云和江希明获得亨伯特奖学金。同年5月乘船离开祖国，赴德国留学。在漫漫的旅途中丈夫患了伤寒，他们在意大利米兰耽搁了一个半月。此时，她身在异国他乡，丈夫病情危重几乎死去。她第一次体验到孤立无援的痛苦滋味，深感人间互助之重要。这也是之后她俩在德国加入留学生社团的契机之一。
1937年8月，徐、江夫妇抵达.德国。首先在柏林学习德文两个月。同年10月进入慕尼黑的明兴(MttchhO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该校有世界著名数学家卡拉推屋独利（C. Carath6odory, 1873—1950)，当时有不少学生想找他指导。由于徐瑞云学习勤奋，基础扎实，卡拉推屋独利愿意作为她的导师。这样，徐瑞云成了卡拉推屋独利最后一名（关门)弟子。
那时，希特勒已上台,开始发动法西斯侵略。德国国内也逐步实行军事体制。粮食实行定量配绐，晚上灯火管制。卡拉推屋独利不顾艰难条件，尽力指导徐瑞云的研究工作，徐也抽空帮导师做些事，师生关系甚好。
徐瑞云在卡拉推屋独利指导下，研究三角级数论。这门学科乃是起源于物理学的热传导问题的傅利叶分析的主要部分，这是当时国际上研究的热门之一。徐瑞云重点研究了有界变差函数的傅利叶级数之特征。1940年完成了重要论文“关于勒贝格分解中奇异函数的傅利叶展开”[1]。1941年，该文发表在德国数学时报(Math.Zeits)上。
在德国留学期间，徐瑞云深感身为弱国之民，处处被人轻视，更增强了她“科学救国”的思想。她渴望自己的祖国早日强盛。她也希望旅德同胞团结互助。于是徐、江夫妇参加了一个留德学生社团----社(后更名为建设事业励进社）。其宗旨是发展实业，改善民生，社员之间提倡亲若兄弟，患难与共。每月聚会一次，联络感情，讨论科技。这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民间团体。谁也不会料到，三十年之后，这竟成了迫害她的致命“罪证”之一。
1940年底,徐瑞云和江希明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徐瑞云成了中国第一位女数学博士。
翌年1月，德国侵苏前夕，徐、江夫妇动身回国。取道莫斯科于3月到达陪都重庆。这时我国正值抗日战争，大片国土沦陷，国内经济极度困难。当时，徐瑞云和江希明已财源枯竭，旅费无着，无法回校，不得不求助于徐母。母亲闻讯，急汇了一部分钱，并称这是从女儿的存款经营所得之利润中支取的，解决了徐、江两人的燃眉之急。
1941年4月，徐瑞云来到贵州湄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浙江大学，被聘为副教授。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人侵我国。日本飞机轰炸了杭州。是年冬，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逐步内迁，最后到达贵州遵义。1941年春,浙大理学院迁至遵义附近的湄潭城外的一个祠堂内，条件十分艰苦。陈建功、苏步青领导的数学研究所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开展科学讨论班。一批有志青年学者自强不息，刻苦钻研，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这对初到此地的徐瑞云鼓舞颇大。
由于在国外求学十分艰辛，又加旅途颠沛劳累，徐瑞云到达贵州后身体不好。那时贵州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大学教授的工资难以糊口，幸亏徐母知女儿身体不好后，主动寄来了一笔钱，真可谓是雪中送炭，亦可见母女之情深。
徐瑞云虽身体欠佳，仍尽力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她始终不忘中学时代立下的志向——做一个关爱他人，受人爱戴的教师，为“科学救国”而努力。据曹锡华回忆，当时他流亡到重庆，后进重庆大学读书。他热爱数学，一位数学教授建议他到浙江大学去学更为有利。是徐瑞云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使他顺利地到达湄潭，进入了浙大数学系。他还记得，到湄潭后，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徐瑞云。那时叶彦谦、金福临、越民义、孙以丰、杨宗道、丰宁馨和他本人等都是徐的学生。徐讲课清晰、认真、深人。当时学生们很喜欢听的一门课就是徐讲的实变函数论。用的是卡拉推屋独利的讲义。据他体会，这门课对许多同学后来深入到近代数学(如拓扑学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又据丰宁馨回忆，当时没有课本，上课全靠记笔记，为了便于记录，徐在黑板上把定义、定理的条件和结论以及证明过程都写得很详细。徐的板书既快又好，字体秀丽。在课余，她很关心和爱护学生，当时丰宁馨和母亲(丰子恺之胞姐)住在徐隔壁，徐经常叫丰宁馨到她家去坐坐，问问学习和生活情况。逢年过节，徐总要邀请同学们到她家吃饭过节。师生亲如一家人。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成为国家科教事业的栋梁。
在科学研究方面，那时她进一步深人研究有界变差函数之傅利叶级数的特征，获得了如下的重要结果：
若/(幻是区间0矣0在27T中的有界增函数，其变差/(2tt - 0) - /(+ 0)=咖（> 0>;设其傅利叶级数为
a〇 + ( akco^h0 + 6^.sinA^),
此时有勒贝格分解 f(d) = T(d) + S(0)。
徐瑞云研究证明：对于上述函数/(0)的全体而言，在2«维空间中的点
之变化范围是一个n阶卡拉推屋独利区域。她进一步指出：如果保持前2n个傅利叶系数^,6丨（1矣&矣n)固定，则这样的函数
构成一个集。在这个函数集中，S有正的最小值，并且为该集中的函数所达到。S：：还可以用这2n个傅利叶系数表示出来。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且很有价值的结果。1944年，英国伦敦数学会杂志(U.London Math. Soc.)发表了这篇论文。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翌年，徐瑞云被提升为正教授，时年31岁。同年浙江大学总校迁回杭州。
经过八年抗战，人们喜庆胜利的锣鼓尚未停息，内战的风云又起。浙大的进步学生掀起了反内战运动，进行了游行、示威和罢课，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当时浙大发生了教师“失踪”和学生会主席于之三被害等事件。徐瑞云对此愤慨万分。但是当时她与进步势力没有接触，觉得自己应该教好书、培养和关心学生，其他也无能为力。据当时的学生董光昌回忆，那时徐是教课最多的。除了教实变函数论，还同时教近世代数，用的是Vandemaden的代数课本。董光昌的印象是徐为人友善、和气；当时经济困难的学生要借钱时，均向徐去借，他本人曾到徐家两三次，都是为了借钱，每次她都答应，从不推托。
徐瑞云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在数学这片园林中，用自己的心血栽培棵棵新苗，让它们结出硕果。她自己则只求耕耘，从不索取，甘愿付出（包括自己的金钱）。这一种精神，在她解放后创建杭州大学数学系的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三)
1949年5月3日，杭州宣告解放，新时代开始了。
徐瑞云在解放前崇尚清高，洁身自好。除了参加过学生自治会，中华留德同学会，中国数学会和浙大教授会等一些普通民间社团外，从未涉足过任何政治组织，对于共产党也知之甚少。
解放初，她因肺病在家休养。这时，她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注意到在周围所发生的变化。她看到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很强，连以往称为“一盘散沙”的居民群众也组织起来了;许多人在欢欣鼓舞;社会上发生了新景象;干部和民众关系很亲密……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青年学生参军参干的爱国行动感动了她，使她唤起了当年在德国求学时的向往。她心里想,我们的祖国有了正确有力的领导是会强盛起来的。
1951年，她赴北京参加全国高校教学大纲讨论会，看到了祖国教育事业的宏伟前景，深感人民教师的光荣;认识到爱国人人有责。通过学习苏联教材，她感到苏联的书写得很好，对学习苏联产生了好感。她自己积极学俄文，并希望大家都来学。当时她曾写道:“我的身体在愉快的情绪中大大的好转了。”
在接下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她学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明白了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的涵义。也知道那时为什么要“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原因。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徐瑞云留在浙大并担任高等数学教研室主任。后来她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继而参加了浙大的共产主义学习班。
1952年秋，成立了浙江师范学院，以满足新中国文教建设的需要。这是杭州大学的前身。翌年春，为了加强浙江师院，江希明和徐瑞云等先后从浙大调往浙师院。同年秋，江、徐分别被任命为生物系主任和数学系主任。从此，徐瑞云全身心地投人了艰苦卓绝的创建数学系的工作中。
徐瑞云上任伊始，面对的是两个本科班和两个专科班还有一个师资短训班，共计学生达300余人，要求各异，课程繁多。本科高年级的课等着要开，而当时全系的教师只有王云海、周恒益、徐钟济、白正国等10来人，其中有的教师有病,不能坚持工作。教学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那时，徐瑞云本人一个学期要教四门课，真是一人干两人的事。
当时，数学系只有一个办公室，分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两个教研室;一共只有两个书架的图书。许多课程没有教学大纲和教材。那时数学系这个“家”,真可是家徒四壁,这个“家”不好当！
面对困难，徐瑞云采取了三条措施。
首先广揽人才，充实教师队伍。她千方百计寻找老浙大和其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把他(她)们调到数学系来，并亲自给他(她）们安顿好生活，使之安心工作。另一方面，不拘一格选人才。据当时的党组织书记毛逸回忆：1953年，现在的函数论专家王斯雷，那时刚从浙大电机系毕业，他酷爱数学，常向徐请教，两人相识，虽然王在大学只学过一年高等数学，经徐多次深人了解，认为他有相当好的基础和才能。通过与党组织和有关领导商量，大胆地把他破格录用为数学系助教。
其次，大力培养青年教师。想方设法把本系的优秀毕业生派出去进修或攻读研究生。如现在的概率论专家陆传荣那时被派往北师大进修•，函数逼近论专家谢庭藩被送到复旦大学进修；已故的微分方程专家王传芳当时被安排到华东师大进修;女复变函数专家姚璧云那时考入华东师大读研究生等等。这些青年学者在外抓紧学习，在一两年内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的学者如谢庭藩等还发表了学术论文。他们学成归来，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
第三，抓紧对现有教师的进修和提髙。针对不少从中学调来的教师对于髙等数学已较生疏，徐瑞云组织大家学习苏联教材。1954年成立了数学分析、代数几何和初等数学三个教研室e各教研室都组织了“读书报告”，每周一次，每次一个下午，逐个轮流报告。徐瑞云本人还给教师们讲“实变函数论”。通过抓紧进修，使教师们能高质量地开出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髙等几何所谓“前三髙”课程以及实变函数、近世代数和微分几何所谓“后三高”课程。
据徐瑞云的同事们回忆：徐瑞云那时肺病初愈，一面孜孜不倦学习俄语，一面翻译苏联那汤松的《实变函数论》，这部译著于1955年由高教出版社出新一版。这给当时全国实变函数论的教学提供了重要条件。许多学子由此起步而成材。女函数论专家徐瑞云的名字也广为人知。
徐瑞云通过“读书报告”的方式逐步引导大家开展科学研究。人尽其才、自选方向。可以是纯理论学术研究，也可以结合教材教法的研究，使大家都有奔头。徐瑞云为大家尽力提供条件，帮助大家搞好科研。据数学史专家沈康身回忆，那时徐在百忙中亲自带他到数学史前辈钱宝琮家去拜师。即使在当时教师很紧的条件下，还让他到上海去听钱的课程。他深情地说:“四十多年来，如果我在这个领域有点滴成绩，应归功于徐先生的引导和无私帮助。”他还说甘为人梯是徐先生最优秀的品格之一。为了培养年轻一代，她尽力创造条件，让学术论文给下一代去做，自己淡泊名利，勤恳工作。上班最早、回家最迟，为办好数学系而呕心沥血。”沈康身的这番话也代表了数学系许多教师的心声。
在徐瑞云的领导下，数学系各方面大步前进，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将近三分之一考取了研究生。当时，浙江师院和江苏师院等已成为全国同行的前列，受人瞩目。
1954年夏，徐瑞云当选为浙江省首届人民代表，后又被选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面对这重任和殊荣，徐瑞云感到惶恐不安。她当时曾向领导反映，她本人最怕的是别人估计她的能力超过她的实在。在领导的鼓励下，为了不负人民的信任，她勤勤勉勉地去做好每一件交给的工作。
同年，她被推举为浙江省数学会理事长，据当时任数学会秘书的沈康身回忆，徐担任数学会领导的十多年中，她辛勤工作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她亲自邀请国内外专家到杭州讲学，还为广大中学教师主办专题数学讲座，以提高会员的知识水平，开拓研究领域。后来又在杭州市主办数学竞赛。她事必躬亲，每一件事都含有她辛勤的汗水。此外，她还要参加省市有关外事活动。
徐瑞云那时的事务确实繁重，使她感到力不从心，因而觉得苦恼。据毛逸回忆，徐曾跟他谈到，数学学科发展很快，她很想坐下来研究些新课题。但是繁重的社会工作和行政事务又加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她无法安静下来思考数学问题，感到苦恼。毛逸说，面对工作的需要，徐只好服从大局，作出了个人的牺牲。毛逸回顾了 50年代他与徐共事三年的感受说:“徐先生为数学系的创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的为人治学和工作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深深地为杭大数学系有这样一位系主任而自豪。”（毛逸于50年代末离开数学系，后来奉调组建浙江教育学院）
1956年，徐瑞云在党组织的鼓励和教育下，申请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誓言中写道：要把一切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
这一年，在中共中央作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教育事业大发展，数学系招收了本科新生240名。徐瑞云在迎新大会上非常兴奋地说,解放前，浙大数学系一届只招几个学生，与现在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科学的春天来了，师生们都无比兴奋。那时的浙江师院校址设在原之江大学旧址，位于六和塔旁的月轮山上，面临钱塘江，景色如画。一幢幢别致的西式建筑，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层绿叠翠的山麓间。有尖顶入云的钟楼，有古堡式的教堂(已易作会堂），敞亮的图书阅览室和造型各异的教学楼，掩映在绿荫丛中，其间有曲曲石径相通。山风轻拂，鸟语幽扬……一派宁静的书院气韵。50年代陈毅副总理曾到此视察。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要是能在此读书，该有多美啊!”
那时，徐瑞云和江希明夫妇住在山腰上的一幢小别墅里，他俩经常邀请学生、同事去家玩。每逢舂节，他们总要邀请留校的教师到家中一起吃年夜饭。对于住在校医院里养病的教师也专设一桌。有一次，有一位同事的师母回老家去了，徐瑞云把他和他的小孩也叫来一道过年。
这个时期，上海已进行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她家原来的工厂已由政府收购了。于是徐瑞云主动供养母亲。常给母亲寄钱，但母亲总要买东西回送给女儿。这期间,徐瑞云还请母亲到杭州小住，共享天伦之乐。
1957年，掀起了“整风反右”运动，从此之后我国步人了一段漫长的多舛之秋。往日美丽的校园已不复平静了。
(四）
1958年，浙江师院从六和塔山上迁至保俶山后面的文教区。同年与正在组建的杭州大学合并，成立了综合性的杭州大学。徐瑞云的老师陈建功从上海复旦大学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徐瑞云担任杭州大学数学系主任。
这一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要争取15年赶超英国，全国上下齐动员。杭大师生们也通宵达旦，在校园里搭起了“土高炉”,开始大炼钢铁。当时数学系部分同学因找不到炼铁的原料，就到教师家中去讨废铁。徐家没有废铁，她就把完好的铁炉子和铁栅栏等铁器送给同学。同学们很高兴地把它砸碎，放在土髙炉中烧。最后，在炉底结出了一块粘着煤渣的蜂窝状铁疙瘩，连忙贴上大红纸，敲锣打鼓，向上面报喜:“钢铁炼出来了 ！”这种现在听来十分可笑的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的天真热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那时全国发生的违反科学规律的“浮夸风”。
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农村乱伐滥垦，生态和资源遭到破坏，又加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体制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不起自然灾害，接下来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许多地方哀鸿遍野。
在杭大，许多师生得了浮肿病和慢性肝炎。由于吃不饱，学生无力上课，上商只好叫学生多睡觉，早睡晚起。据谢庭藩回忆，当时他也得了浮肿病，卧床不起。徐把上级补助给她的鸡蛋送给他吃，这事使他终身难忘。当时系里有一位年轻助教，他的一位农村女亲戚身患重病，贫病交迫，来杭求救。医院要病人先交300元才能住院治疗，这笔钱相当于青年助教半年工资。当时除了少量配给食品外，市场上只有高价糖、高价饼。人们食不果腹，那会有钱多呢？眼见病人奄奄一息，一筹莫展，是徐瑞云伸出了救助之手，为她付了这笔医疗费。这位农妇住院不到半个月，就基本康复出院。返回农村后，夫妻俩努力劳动，把自留地上生产的东西卖到自由市场换来钱，很快就归还了这笔救命钱。如今她常对子女说：“我的命是一位大学女老师救来的。要不是她，今天也没有你们。”这些是三年困难时期，徐瑞云关爱他人的事例之一二。
1961年，颁布了“高教60条”，教育秩序开始恢复。在徐瑞云的筹划下，陈建功开始在杭大指导第一届研究生。数学系成立了函数论、几何、微分方程、概率统计和计算数学等教研室。为了把杭大数学系建成全国函数论基地，使数学系跻身全国先进行列，徐瑞云和全系师生一起不断努力。
徐瑞云虽行政事务繁忙，仍亲自给研究生和大学生讲课。她的教育思想是主张培养学生具有全面扎实基础的通才教育。她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学校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优质木材”，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既可以做梁做柱，也可以做桌子、板凳。她要求学生像海绵一样吸收多方面的知识，要求学好外语,便于吸取国外先进的东西。徐瑞云平易近人，常去学生宿舍，同学生谈心，了解学习情况。
在陈建功、徐瑞云和白正国等导师们的努力下，杭大数学系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如现任系主任、在概率论研究中取得了国际领先成果的林正炎,1962年刚毕业留校，就得到徐的指导和关怀而逐步成长起来的。
1964年，全国第一次函数论会议在上海衡山饭店召开。会议由华罗庚、徐瑞云主持。熊庆来等老一辈著名数学家和陆启铿、杨乐、张广厚等中青年数学家均出席了会议(陈建功因病未能出席）。杭大参加会议的阵容很大，徐瑞云担任了大会组委会党组负责人，她还带领了函数论研究生去参加会议，并协助会务工作。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对全国函数论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1965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或“社教”）开始了。杭大部分师生下乡参加农村社教。数学系部分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下厂搞“技术革新”。其余仍在校上课。
是年，高教出版社约徐瑞云翻译卡拉推屋独利的专著《复变函数论》。这部著作与一般的复变函数教科书很不相同;它有独特的几何理论和函数正规族理论等丰实的内容。这是卡拉推屋独利最后一部倾注了心血的著作。可惜作者未能在生前见到它出版。
徐瑞云渴望把她导师的这部力作尽早介绍给中国学者。她那时既要下厂参加劳动又要照顾在校师生的教学工作，在工厂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只能利用晚上空余时间，翻译了部分样稿。同时指导在厂里劳动的赵彦达，业余边读边译。徐瑞云于1965年底与大部分数学系教师一起到嘉兴市平湖县参加“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直至“文革”开始方回校。由于干扰太多，“文革”开始，无法完成翻译任务。直到改革开放后，终于由赵彦达译完，实现了徐的遗愿。该译著于1985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由于经费等原因至今尚未出版)。
(五）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掀起了“红卫兵”造反运动。学生们大扫“四归”，四出串连。8月，毛泽东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号召斗走资派、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于是大批干部和老教师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徐瑞云是“双料”批斗对象。她被关在一个小教室里，白天扫地、劳动、看大字报、接受批判，晚上学“毛选”、写检查、交待“罪行”，直至深夜才放她回家。第二天要一早报到。同时，丈夫江希明被关进了生物系的“牛棚”。
早在40年代，徐瑞云在贵州教书时，请了一位贵州农妇做保姆。后来带到杭州，一直待她如亲人，唤她杨妈。每餐饭菜她也享有相同的一份，不让她吃剩菜剩饭，家中全交由她管，还有工资和假期。后来，徐、江夫妇还把她的孙女培养到大学毕业。不少人羡慕她在徐家是好福分。不料，在那“造反有理”的年代，杨妈也向徐瑞云发难了。说她压迫、剥削。那时，徐瑞云从系里放回家后，还要看杨妈的脸色。
所幸的是，数学系广大教师和研究生对徐瑞云是了解的，很少有人对她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干出丧尽天良之事。
据丰宁馨回忆，当时，她自己和几位“靠边站”的老教师被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里学习和抄写大字报。一次，徐看完了一张由她所抄写的大字报，就叫住她说:“你把‘练’字写错了，右边不是‘东’而是‘东’。”这事使她永远不忘。她说:“那时徐先生身遭批斗，还关心我。每当我写到‘练’字，就想起了徐先生。”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杭州的造反派在林彪、“四人帮”驻浙江爪牙的支持下，加紧夺权，武斗不断升级。同年7月，毛泽东亲自否定了解放后17年的教育，宣称是“封、资、修统治了我们”。在这样的形势下，数学系的造反派也加剧了对徐瑞云的批斗。造反学生中的个别极端分子，责令徐瑞云长时间跪在地上，多次鞭打她。她这样一位柔弱善良的高级知识女性，无端遭此迫害和凌辱。
1968年，杭大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学校，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在工宣队极左路线推动下，生物系的造反派污蔑任杭大副校长的江希明为德国特务，逼他彻底交代。同时通过数学系a:宣队和造反派把徐瑞云也带到生物系迸行隔离审查。责令他们夫妇俩分别进行“背靠背”揭发和交代当德国特务的罪行。面对这种颠倒黑白的诬陷，徐瑞云不承认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只参加过留德学生的爱国社团。于是遭到长期关押，日夜逼供。
后来，上面要准备“解放”徐瑞云了。叫生物系造反派放徐瑞云回家，但没有人告诉她为何放她_家。她只听到生物系造反派叫她回家继续交代特务罪行。
1969年1月22日，徐瑞云带着沉重的包袱，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家了。眼见她心爱的书房兼卧室，经过多次抄家，狼藉一片。
早在30年代，徐、江夫妇在德国留学时，为了专心学业，两人决定推迟生育。回国后，徐瑞云因身体有病，不能生育，膝下无亲生骨肉。直到60年初她领养了侄女徐毓华为女。但1967年女儿已从杭大毕业被分‘到遥远的乡村，杳无音信。相依相伴三十多年的夫君如今还被关在生物系受迫害，三十年前夫妇俩的爱国行动，而今被打成“特务”，这样的不白之冤，怎不令人心碎。当时徐瑞云的处境如同置身于黑暗冰冷的荒漠之中。没有人给她一丝暖意和亮光。
长期的连日连夜的逼供，即使是身心强健的人也会心力交痒。她所受的压力可能已大大超过了断裂的极限……
1969年1月23日早晨，人们在她的卧室房门背后发现，这位女数学家已身悬“三尺白绫”，含冤与世长辞，时年53岁。
噩耗传出，人们欲哭无泪。她的遗体被悄悄地火化了。
直到9年后的1978年，学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为徐瑞云平反昭雪。江希明在杭州市留下镇附近的山上买了一块墓地，为徐瑞云立了一块墓碑。前几年，杭大数学系函数论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每逢清明节都前去扫墓凭吊。
徐瑞云虽然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她实践了她少年时立下的崇高理想——关爱他人做一个受人爱戴的女教师为科教兴国而奋斗。她的一生如同她所从事的数学事业一样，闪耀着真、善、美的光辉。
徐瑞云在“文革”中不幸逝世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值得人们警醒和反思。
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起“科教兴国”的旗帜，同时还高举起“以法治国”的“金盾”。这是从包括徐瑞云在内的无数先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和经验中得到的、使我国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之道。
后记：本文是在传主去世三十年后追记的，传主在杭州已无一亲人。养女徐毓华已于80年代赴美留学。现在美国工作。传主的遗物、日记、信札早已不知去向。许多知情者，有的已经谢世，有的因年事太高无法回忆。据此,数学系领导召幵了老教师座谈会，回顾徐瑞云生前事迹;并且多方发信征集资料。笔者査阅了有关档案材料(本文所表述的有关传主在重要历史时期的内心思想均引自档案中她本人的记述）,还专程赴沪，寻访传主的亲友。在多方大力支持下，写成此文。由于笔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肯定很多，望读者诸君指正。
在此，我要感谢杭州大学数学系领导和老师们，特别是函数论教研室主任盛淑云等的热情支持。还要感谢兄弟院校的曹锡华、董光昌、谢庭藩和毛逸等诸位先生的支持。最后,要感谢《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的编委周肇锡先生，十多年来他一直鼓励和敦促我们为徐瑞云写好传记;还寄来了写作传记的设想和提要，指导我们完成此重任。
徐瑞云主要论著目录
[1 ] Uber die Fouriersebe Entwicklung der singuldren Funktion bei einerLebesgueseben Zerlegungt Moth. Zeitsckrifi 47(1941), 330 - 342.
[2] On ihe Variation of Increasing Functions Whose First In Fourier Coefficients Are Given, J. London Maik. Soc t 19( 1944) ,71 - 77.
[3] U.U.HaTaHcoH,实变函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新版，徐瑞云译。
[4] G.H.Haidy，W.W.Kogasinski，富里埃级数，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与王斯雷合译)。
[5] C.Caratheodory,复变函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徐瑞云指导赵彦达译)。
*据徐瑞云的同事王云海先生称，徐瑞云有的论文用江徐瑞云名发表，一般难以査找，我们也未仔细査找。这里列出的论著仅是能査到的。
(1999年初复写于杭州西子湖畔）
作者简介 赵彦达 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数学系。徐瑞云的学生。1980—1982赴美进修多复变；1987—1988在美国Rutgere大学工作。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
(1999年10月。来稿中作者附有一信，内有“此次我敢于写传，除领导和老师们的鼓励，主要是我深知徐先生是个好人，她受了天大的冤屈，便欣然命笔。我水平不高，但爱说真话……赵彦达谨上十月五日”之句。——编者）
来自 《中国现代数学家传 第4卷 》 - 程民德主编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