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从廉

王从廉（1923-1994）
王从廉，浙江乐清高园村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毕业后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1951年先后任瑞安中学副校长兼教导主任、瑞安师范学校副校长。1958年受错误处理，1979年获平反。1980年当选为瑞安县第四届政协常委，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王从廉老师是“瑞中十老”之一。老校长项维新先生在《怀章远》中说过“瑞中十老”的由来：“五十年代初期，我们都在瑞安中学工作，后来又在教育战线上同受风雨的洗礼。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在瑞中共事过相知较深的十位教师，时常过往，怀旧说今，颇得共乐，有几年还轮流做东聚饮，自称‘十老’”。
“十老”中有项维新、杨谟、王从廉、方镜仁、马允伦、张世楷、陈章远、冯志清、胡跃龙、朱昭东老师，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后，分别担任过瑞中的书记、校长、副校长、工会主席、教导主任和教研组组长，在旧教育向新教育转变的过渡时期，是瑞中建立新的教学秩序、新的教学理念和新的管理制度的领导力量，也是瑞安教育事业鼎力革新的先行者，深受业内人士的崇敬。
王从廉出生于乐清象山南麓的高园村，系南宋状元王十朋的后裔。天资聪颖，智力超群，学习勤奋，深得师长的赞许。 高园村虽是状元后裔聚居地，但历史上却没有出过读书成名的达官显贵。累世务农的祖父，见从廉年幼懂事，热衷学业，全力资助培养他读书成才，光耀门庭。
1939年王从廉不负长辈和老师所望，以公费考入省立温州中学初中部，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公费考进省立临时联合高级中学（联高）。初高中的六年求学生涯，正值抗战时期，为避战乱，温中搬迁至青田县水南村，以寺庙、祠堂、民房和搭建的茅棚，作为教学和生活用房，生活非常艰苦。联高则办在偏僻的文成南田，山高路远，交通闭塞，物质条件极差。然而，王从廉没有畏难气馁，自觉接受命运的挑战，克服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等重重困难，勤奋苦读，乐观生活，学有所成。他珍惜这段艰难岁月：“这六年中，我学业上进步较快，成绩一直居于班级前头。同时，由于实际生活的锻炼，也逐步培养起憎恨日寇，热爱祖国、艰苦奋斗的思想和作风。”
1945年夏从联高毕业后，他以公费考入浙大文学院历史系。其时抗战已经胜利，他在西子湖畔如饥似渴地上课听讲，自学文史典籍。在发愤读书、潜心学问的同时，自觉接受革命道理，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的学生民主运动，坚持与进步同学一起秘密学习列宁、斯大林著作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夜间偷偷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向往新中国的诞生。
杭州解放时，他从浙大毕业加入革命队伍。1949年8月，分配到温州专员公署教育科工作。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他甘于吃苦耐劳，作风勤奋踏实，博得大家的好评。同年11月，被任命为温州师范学校教导主任。他更加积极向上，要求进步，1950年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被任命为温师团总支书记。同年，参加平阳县土地改革，任命为郑楼土改工作队队长。
1951年8月，温州专署任命他为瑞中副校长主持工作（校长空缺）。翌年2月，又任命他兼教导主任，直至1954年8月。在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过渡时期，他既管教学，又管学生思想教育，为摒弃旧的传统教法，推进新的教学方法，建立新的教学秩序，呕心沥血，尽职尽力。一些学生和同仁至今记忆犹新：个子矮小的王校长，里外操劳，事无巨细，说着浓重乐清口音的普通话，整天走路都匆匆忙忙的，不仅要制定教育教学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要负责检查执行，还要指导团委、学生会、少先队，组织学生开展各项活动。
1951年冬至1952年春间，瑞中教师董朴垞、林炜然等发现城关申明亭巷一座楼房内存放着几万册古籍，即向王从廉副校长反映。他获知后即实地调查，并向瑞安县县长张洪勋报告，要求将这些古籍划归瑞中，以便发挥其作用。此时温州图书馆也坚持要求保管这批古籍，经王从廉的据理力争，温州地委和瑞安县委最后决定，这批古籍除复本给温州图书馆外，其余3万册古籍全部划归瑞中。1979年他又牵头整理古籍，通过清理粗分、分类入架、查漏补缺、登记造册等一系列工作，使古籍得到妥善收藏。2014年瑞中图书馆被列为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全省中小学中唯一获此殊荣。王从廉可谓功不可没。
1953年，王从廉当选为瑞安县人民代表和瑞安县人民政府委员，并于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最美好的一个时期。在《自传初稿》中他写道：“我是在无经验的情况下，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理论，遵循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全体教职员工，大胆而谨慎地从事教育实践，逐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的规章办法，使瑞安中学成为社会主义学校……”
1956年3月，他被任命为瑞安师范学校副校长（校长空缺），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在短短的两年里，他不辱使命，任劳任怨，兴建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的校舍，先后招收普师班、速师班、幼师班、艺师班，并建立函授部，使瑞安师范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他为人严以律己，洁身自好，谦恭礼让，忠孝两全。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中，却遭人陷害，蒙受不白之冤。他《自传初稿》中说：“1957年，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国内开始出现极左思潮，一些自称‘革命者’竟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对我加以陷害，当时我在无法进行申辩的情况下，受到校长撤职、工资降级等无理的处分。然而我自己十分清楚，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对于人民事业，扪心无愧。历史是人民写的，人之功罪，人民自有公论。”
撤职、工资降级，及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又遇上1961年的“精简”，全家七口除他之外，口粮关系全都迁至原籍，使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因生活窘迫，就读小学的子女被迫辍学，去生产队挣工分以补贴家用。这对崇尚教育、舐犊情深的父亲无疑又是沉重的精神打击。
1962年瑞安师范撤销，他作为历史教师重返瑞中。其时，他穷困潦倒，身心俱损，好在有热心的同事和学生，纷纷伸出援手，凑钱为他缓解燃眉之急。他一一记在本子上，待日后逐一归还。这段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但依然初心不改。在《自传初稿》中写道：“我重新被调入瑞安中学任历史教师。那几年中，我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生活上碰到了不少困难，但是，为了革命和家庭生活，我一如既往地为培养年青一代而辛勤工作，最后以至于积劳成疾。”
1979年6月，瑞安县委为王从廉平反，恢复政治名誉。1980年当选为瑞安县第四届政协常委，1986年享受离休干部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