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淑东

左淑东(1915-2005)
左淑东，女，生于民国4年(1915年)，江苏镇江人。由于家境贫寒，高中尚未毕业就去小学教书。1943年参加上海申报馆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培训班。1944年入学之江大学教育系，1947年毕业。1952年创办上海市幼儿师范学校，并任该校校长。1978年后任上海市教育局师范教育处处长。因病医治无效，2005年3月9日在沪逝世，享年90岁。
左淑东是新中国幼教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发起组建了中国教育学会全国幼教研究会，历任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是第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上海市人大代表。曾出席联合国的第三次世界教师代表大会。1983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儿童工作者，以及宋庆龄基金会颁发的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国务院妇女儿童协调委员会颁发的“热爱儿童”荣誉奖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左淑东：我与幼儿教育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人可以回到从前，那么我可以说，五十多年前的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生命会与新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息息相关。以至于今天我还老爱说这样一句话：对于幼儿教育，我可是“半路出家”啊！
记得在六十多年前，由于家境贫寒，高中尚未毕业，我就去小学教书。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总不甘心，我想继续读书深造，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知识。1943年，上海的“申报馆”办了一个小学教师的暑期培训班，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学习机会，就去参加了。可能是我对学习的“认真”和“执著”，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他们告诉我可以用申请助学金的办法完成我的大学学业。就这样，我成了上海之江大学教育系的一名学生。当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暑期小学教师培训班”原来是由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专为失学青年和小学教师举办的。之江大学的4年求学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不仅使我完完整整、扎扎实实地读了4年书，满足了我的求学和求知欲望，更重要的是，在求学的同时，受当时进步同学的影响，我的政治思想意识得到唤醒，并在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1947年大学毕业时，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当时由之江大学的一批热血青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创办的华东模范中学担任教务主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又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前去接管由原国民党政府办的市立学校“务本女中”（即现市二中学）。当时，我可真没想到3年以后自己会去从事幼儿教育，并与她相认相识、相交相知50年。
记得1952年的一天，当时上海市教育局的领导找到我，对我说党要派我去创办一所幼儿师范学校，为新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培养优秀的专业师资。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内心真是喜忧交加啊！喜的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忧的是自己对幼儿教育一窍不通。带着既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与幼儿教育建立了最初的却又是永恒的关系。
上海幼儿师范学校是建国后在上海由我们共产党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幼儿师范学校。幼师最早的校址在地处宝山高境庙的岭南中学（现交大附中），当时是一所解放前帝国主义为了对东南亚地区实施文化侵略而办的私立学校。学校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办学条件优越。把新中国第一所幼儿师范学校办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党对新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重视。当时上海市的市长陈毅同志还曾亲笔挥毫题写了校牌。记得时任市教育局长的戴伯韬对我说：“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新兴的教育事业，我们要培养的是新一代共产主义的幼芽。”从此，办“新兴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幼芽”成为我办好幼师的信念。
学校建立后，我们开始在全市招收家庭成分好、品行操守优秀、学习成绩优良且容貌秀丽的初中女学生入学。自1952年建校后连续3年中，我们每年招收学生四、五百名。良好的生源以及严格的专业训练，使得幼师的学生毕业后在幼儿教育的平凡岗位上为学校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但是，刚进校的时候，很多学生并不真正理解幼儿教育的意义，她们曾因被人讥笑为“高等老妈子”而自感低人一等，她们也曾自卑地将校徽塞入口袋而不敢示人，对此，我们坚持抓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每年新生入学后第1个月，我们通过学习、交流与讨论，向学生宣传幼儿教育的重要意义，逐渐在学生的心目中树立热爱孩子、刻苦学习、积极向上、自尊自爱、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和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坚强信念。专业思想教育成为每一个幼师生的必修课。此外，我们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上海市教育局领导为了支持我们，特许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挑选优秀的行政干部和专业骨干组建教师队伍。当时的教育界十分重视向苏联学习，因此苏联的幼儿教育经验与理论成为我们学习与借鉴的主要内容。中央教育部先后两次派苏联专家夹我校视察指导，我们也派出多名教师赴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或深造，从北师大和南京师范大学挑选优秀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来充实我们的师资力量，短时间内我们很快形成了一支师德高尚、学识深厚、人员精干的师资队伍，保证了办学的质量。建校3年后，我们开始为上海市输送由我们自己培养的合格的幼儿园教师。这些毕业生不仅满足了当时上海市儿童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的需求，而且若干年后，她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上海幼教事业的中坚力量，如特级教师赵赫、原上海市教育局幼教处处长吴积静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上海幼儿师范学校由于办学规模的缩小曾几度搬迁，在文革时期还被迫停办，“文革”后又随着幼儿教育事业重新被重视而得以恢复，等等，但回想过去，我还是深深地怀念这最初的5年。因为，就是在这短暂的5年中，我在全心全意地投身幼儿教育事业的同时，开始认识幼儿教育，进而理解幼儿教育并深深地爱上了幼儿教育。
1959年以后，我开始担任上海市教育局的行政工作，但同时又兼任上海幼儿师范学校的校长。工作的变动并没有疏远我与幼儿教育之间的关系，相反，它使我在另一个层面上参与上海的幼儿教育事业，以更宽阔的视野目睹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
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每当看到我们的幼儿教育事业在克服困难的同时取得很大的进展时，每当听到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和研究成果时，特别是在听到自己的学生在幼儿教育的园地里辛勤耕耘获得丰硕成果时，我的一个想法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创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幼儿教育？我们上海应该总结出富有地方特性的幼儿教育特点啊！我坚信，新中国幼儿教育发展的历史及成就已使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去做好这项工作。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我曾多次利用去全国各地开会和参观的机会，了解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学习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与同行交流切磋各自的研究成果。197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和与会的9位幼教代表（天津幼师张小清校长、成都幼师鲍老师、西安市第一保育院林院长、天津和平保育院李石君院长、山东省教育厅教研室徐秀源老师、西南师院俞锡玑教授、北京师大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