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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愉(1927.10- ) | 杨福愉(1927.10- ) | ||
<br> | <br>杨福愉，生物化学家，原籍浙江宁波镇海骆驼镇河角村，1927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46年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60年苏联莫斯科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历任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学位委员会主任、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第二、三届副理事长，北京生物化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中科院生化所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有机所生命有机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膜与膜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微量元素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任《生物物理学报》主编，并为《中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报》付主编，《实验生物学报》、《中国地方病学杂志》等杂志的编委。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 ||
<br> | <br>长期从事线粒体和生物膜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在电离辐射对线粒体膜的损伤及线粒体膨胀和收缩依赖于内膜能量转换过程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成果。自60年代起长期从事线粒体和生物膜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侧重探索膜脂-膜蛋白的相互作用。发现Mg2+对线粒体H+-ATP酶重建于脂质体具有关键作用，提出Mg2+通过改变膜脂流动性影响H+-ATP酶的结构与活性模型，为膜脂物理状态影响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提供一个清晰的实例。在此基础上开展跨膜Ca2+梯度调节膜蛋白的构象与活性的研究。发现微量元素硒对人红细胞膜骨架有直接的稳定作用。发现神经节苷脂GM3，GM1对肌浆网膜Ca2+-ATP酶构象与活性的调节有相互的拮抗作用。目前研究兴趣尚有：膜蛋白三维结构的解析，细胞凋亡过程中线粒体内细胞色素c的释放与脱血红细胞色素c跨膜运送的机理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80余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中科院自然科学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培养硕士、博士40余名，两名博士生曾获中科院院长特别奖，其中一名获1999年首届全国100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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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br>第一章 早年求学 | ||
<br> | <br>人杰地灵、领风气之先，一向是浙江的特色。宁波镇海在浙江诸邑之中更属翘楚。镇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望舟山群岛，西连宁绍平原，南接北仑港，北濒杭州湾，与上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一直是对外交往的主要口岸，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碇港，素有“浙东门户”“海天雄镇”等美誉。 | ||
<br> | <br>就是这个人口不过22.5万、面积仅有230余平方干米的小小镇海，在近现代可谓名流辈出。镇海素被称为“商帮故里”。“宁波帮”是近代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而镇海正是“宁波帮”的重要发源地。这里的商帮人才济济，头面人物层出不穷，如虞洽卿、叶澄衷、包玉刚、邵逸夫、赵安中、傅在源等商贾巨子都是从镇海出发、旋舞世界。 | ||
<br> | <br>杨家也是商人起家。据杨福愉之兄杨福耀回忆，杨家曾祖父名唤杨乾，家大业大，前后娶有五六房，他们的祖父杨志甫出自五房。既是谋生需要，又秉承当地的经商传统，杨志甫像很多宁波人一样离开家乡，闯荡十里洋场的上海，并在上海扎下根来。 | ||
<br> | <br>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中英双方议定上海于1843年 11月17日正式开埠。自此以后，上海从一个海边的小县城一跃而起，直到成为远东最大的都会城市。 | ||
<br> | <br>上海开埠以来，来自苏、浙等周边省份的移民和其他海外移民一起构成了新的上海人口，共同促进了上海的发展。其中，十六铺地区的发展堪为上海发展的代表。十六铺这一名称起源于19世纪 60年代，当时为了防御太平天国的进攻，清朝地方官员将县城内外的商号组织起来形成了16个“铺”，负责治安和公共事务。 | ||
<br> | <br>在这些“铺”中，十六铺是面积最大的一个，所在的区域位于县城的宝带门（小东门）与黄浦江之间。还是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这里就已经成为南北沿海航运的枢纽；上海开埠以后，十六铺地区仍然保持了重要航运中心的地位，码头林立，客流量极大。这里的商业以传统土特产和南北货批发见长，大宗批发业务主要是大枣、糖、海产、水果、药材等，批发商经营的店铺就叫做“行”。宁波商帮在十六铺扮演了重要角色，这里的洋行街（新中国成立后改名阳朔路）上云集的基本上都是宁波批发商。 | ||
<br> | <br>杨志甫的事业正是从这里起步。他从一家名为“方萃和”的糖行学徒做起，勤勤恳恳几十年，终于做到了总经理这个位置。“方萃和”糖行是当时十六铺最大的一间糖行，由于杨志甫经营有方、生性节俭，因此生意兴隆，为自己积累起不小的家业。 | ||
<br> | <br>杨福愉的祖母名叫朱德荣，家世已不可考，但是按照杨家当时的气派，这门亲事应该是门当户对的，祖母至少也是富家小姐出身。她为杨志甫生育了二女一子，其中，杨志甫的独子杨善卿就是杨福耀、杨福愉和杨福家三兄弟的父亲。 | ||
<br> | <br>在回忆起往事的时候，杨福耀总会加上这一句：宁波人很封建，重男轻女。其实，这是当时全中国的风气，是传统的宗族文化的体现，也许只是因为宁波乃至整个浙江相对较为富裕，所以在有财富遗产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一点。在这种风气之下，杨家的家产自然毫无疑义地全部由杨善卿一人继承。 | ||
<br> | <br>父辈对于后辈的关怀与厚爱有时候也会成为一种负担。杨福愉哥哥杨福耀在回忆父亲的时候不无苦涩：杨善卿年轻的时候读书特别好，写诗也写得非常好。按家境来说，无论是读大学还是留学，在经济上都没有问题。但是经商毕竟是许多宁波家族的本业，出于传统，杨志甫只能要求作为家中独子的杨善卿子承父业，并不希望他走读书这条路。尽管杨善卿喜欢的是念念古书、写写诗文、练练书法、养养花乌的名土高雅生活，但他也只能责无旁货地接下家族的糖行生意。为了照顾一些亲友，他还另外开设了一家名为“寿康糖行”的小行，并在上海糖行同业工会担任常务理事等职务，这使得他那原本沉静寡言的个性和自己的爱好与其所承担的家庭、社会责任显得南辕北辙。他几乎整日烦恼苦闷，性格也变得有些孤僻严厉，其至孩子们见到他都有几分紧张。生意场上的交际饮酒无法推却，私下还不时借酒浇愁，因此杨善卿早早就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胃痛难忍的时候，他甚至求助商行里自备的“鸦片”类药物缓解，这样一来，身体越来越差。 | ||
<br> | <br>杨善卿的妻子名叫朱琴，家世亦不太清楚。不过杨福耀记得自己的外公曾做过捐官，也算是官宦人家，他们的母亲和姨母也都被称为干金小姐。虽然后来朱家家道中落，但在当时还是比杨家家境更优越一些，是因为杨善卿读书总是名列第一，才被朱琴的父亲相中，把女儿嫁给了他。朱琴共为杨家生了11个孩子，因为医疗条件的落后，其中只有7个长大成人，包括三男四女，依照年龄排序依次是杨佩芬、杨逸秋、杨福耀、杨福馀（杨福愉的本名）、杨佩澜、杨佩菲和杨福家。当时家中还有同住的外婆、姨母和表姐胡林影，并雇有三个保姆和一名黄包车车夫，可谓人丁兴旺。因此，杨善卿只能抱病勉力经营，以维持全家的中产生活。 | ||
<br> | <br>不过在孩子们的记忆中，童年的生活还是比较丰裕的，因为家靠近上海有名的城隍庙，买各种玩具也很方便。大人们经历的生活艰辛，孩子们只有长大之后才得以体会到。 | ||
<br> | <br>1934年，7岁的杨福愉开始接受学校教育。起初读的是私立糖业小学，第二年转入私立育才公学。 | ||
<br>育才公学的历史相当悠久。1901年，英籍犹太人艾利斯．嘉道理(EllisKadoorie）在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创办育才书社。1907 年，嘉道理得知工部局（管理英美公共租界的机构）有在租界开办华童学校的计划，表示愿将育才书社交与工部局，并捐赠白银四万五干两。1910 年，嘉道理出资在山海关路和卡德路（今石门二路）交界处购地十亩，建造了一座三层教学楼和一个操场。1912 年竣工后，将育才书社迁至新校址并交工部局管理，取名工部局育才公学，由此开始了近 30年的公学办学历程。学校的办学目的明确为“造就中英文口译笔译人才，为英国人开办的商行、央行、工厂、公司以及工部局各部门服务”。 | |||
<br>学校的定位既然面向洋行、工厂、公司和工部局各个部门，其毕业生大多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中产阶层白领。不过，除特别注重英语教学之外，学校也着力于声光电化、国文精粹、艺体品格等各方面综合素质的培养。毕业生除了可以直接获得一份优厚的工作外，也可以免试就读圣约翰大学这所综合性的教会大学。所以，育才公学吸引了大批商人及精英知识分子的子女前来就读。这应该也是杨家让杨福愉转入育才公学的原因。 | |||
<br>就在这样一所以“中西并包，汉英兼采”的课程和教学著称的学堂中，杨福愉从小学低年级开始一直读到初中毕业。比他大两岁的哥哥杨福耀后来回忆道：从小我父亲比较喜欢杨福愉，(在）我们两个之间更喜欢他，为什么？他比较喜欢跟父亲交流，所以父亲跟他讲话的机会多，跟我的机会少。他可能更了解父亲。 | |||
<br>看来，杨善卿一开始就在遵照长子承父业的传统的同时，在如同自己再版的次子身上寄托了更多希望，希望他能替自己圆了读书留学的梦想。 | |||
<br>杨福愉自已也明白这一点，后来他回忆说，父亲对他的影响比较大，虽然过世比较早，但是对他比较关心，甚至可以说有些贴心偏爱；父亲一直给他灌输〝一定要上大学”的思想，还曾建议他学农科，以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学农可以有一番作为“。所以杨福愉心中一直抱有上学、上好大学、出国留学、通过学术有所作为的梦想。 | |||
<br>既有父亲的遗传影响，又承父亲的厚望，杨福愉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踏实性格。在哥哥杨福耀看来，杨福愉的个性完全和父亲一样，沉默寡言，很少讲话，但功课非常好。杨福耀也在育才公学就读，但由于身体不好，一生病家里就不让他去上学，所以经过留级之后，三年级与杨福愉在同一个班就读。兄弟俩当时的成绩就有明显区别，杨福耀说自己成绩属中下等，而杨福愉的成绩总是上等。 | |||
<br>当时在十六铺，就在杨家的“寿康糖行”那层楼的下面，还有另一位宁波商人戚如璋开了个南北货行，主营红枣、黑枣批发生意，他的儿子戚正武后来也成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戚家和杨家是世交，两家人基本每天都见面，但是戚正武在小时候却一直和杨福愉不熟络，他推测这与杨福愉沉默寡言、专心读书、不贪玩要的性格有关。戚正武回忆说：“我小时候也经常去他们家吃饭，但我和杨福愉真正走得比较近、比较熟悉起来是从1952年（两人同在中科院的上海科研大院内工作）开始“。 | |||
<br>然而，杨福愉在上海刚读完小学二年级，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淞沪会战开始后，为了躲避战火，也为了给杨家“留后”，母亲匆忙带着杨福耀和杨福愉兄弟回到位于镇海庄市的娘家，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时间。尽管只有这么短的时间，但这是杨福愉在原籍镇海最长时间的一次逗留。以这样的方式亲近自己的故土，可能也是这场战争留下的唯一难得的回忆了。 | |||
<br>在宁波逃难期间，杨福愉还在那里的小学借读了大约一个月。杨福燿在回忆逃难经历时说到：“到了宁波，家里没有人帮我、没人指导我学业，我体质又不好，所以跟不上，但杨福愉跟得上。”可见，即使是在不安定的生活中，杨福愉仍然用功学习，几乎没有受到环境的影响。就在杨家母子到宁波避难的时候，留在上海的杨善卿则紧张地考虑如何在战乱中保全一家人的性命。 | |||
<br>抗战时期的上海比起其他城市情况较为复杂——别的地方可以划分为沦陷区和非沦陷区，但是上海有租界，是少数几个不能做这种简单划分的地方。杨家本来租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具体地址是光启路福铭里3号。 | |||
<br>由于租界算是“国中之国”，因此在战乱时期起到了避难所的作用。在杨福愉记忆中，自己家所在的地方正是逃难人群常来租赁的那种高层板房，看上去一层摞一层，又乱又拥挤。然而，“八一三事变”之后，原本应该完全保持中立的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东区却成了日军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那里的巡捕也被日本海军陆战队代替，公共租界在事实上已经被分割成两部分，北区和东区已经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 | |||
<br>看到战火日炽，杨善卿有了把家从公共租界迁往法租界的想法。1938年前后，他花费十根金条的高昂“房屋转让费”，举家搬迁到法租界重庆南路巴黎新村3号，租住了整栋三层小楼。安定下来后，杨家母子便从宁波返回上海居住。 | |||
<br>事实证明，杨善卿迁居的举措尽管在经济上损失不少，但是非常明智。因为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对英、美宣战，公共租界的中区和西区也被日军占领，整个公共租界都不再是安全的避难所了。 | |||
<br>而由于日本始终没有对法国宣战，法租界能够在公共租界沦陷之后成为上海仅存的“孤岛”，直到1943 年才被日军占领。就这样，杨善卿尽他最大可能地保证了全家性命无虞，而且孩子们还可以相对正常地上学读书。尽管杨家前后所住的地方都离育才公学不远，杨善卿还是很担心孩子们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遭遇意外，宁可让孩子们包车上下学。 | |||
<br>虽然没有像在上海其他地区那样遭到日军的轰炸和劫掠，没有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惨痛，但是居住在租界里的日子还是让少年杨福愉倍感屈辱。 | |||
<br>租界本身就已经是主权沦丧的象征。长年居住在租界中的鲁迅把其最后的几部杂文集取名为“且介享杂文”（“且介”即“租界”之省），其中有篇杂感《“抄靶子”》生动地描写了中国人在租界受到的刁难：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人，是不会指住的；黄种人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租界内对于华人的岐视可见一斑。 | |||
<br>杨福愉至今还记得类似情形：租界内的印度籍警察俗称“印度阿三”，总是狐假虎威、盛气凌人。特别是当租界里的中国人偶尔经过日军站立的岗哨时，严格的盘查与无理的训斥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即便平常玩耍，租界内“警戒”也绝不可触碰。如果玩球时不小心让球滚进花坛之类的地方，也不敢捡拾。稍接近“警戒”，立刻便听到严厉的呵斥与训骂⋯“总之，我的童年是在没有尊严的氛围下度过的”“。甚至在初中的课堂上也要被迫上日语课。然而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无奈之下用自己的方法有力“反击”，于是日语课的授课总是在吵吵闹闹、乱哄哄中草草了之。 | |||
<br>那个时候，杨家的糖行生意更是一步步走向困境。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掐断了台湾的蔗糖运往大陆的航道；没有了货源，主要从事转手批发的宁波批发商的业务就难以开展，杨家也就开始衰败了。 | |||
<br>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杨福愉仍然坚持刻苦学习，功课始终没有落下。在他看来，当时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对得起父母的期望，才能成为有用的人，这样的信念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没有改变。 | |||
<br>1943年，16 岁的杨福愉从育才公学毕业，升入高中。 | |||
<br>高中一年级上半学期就读于上海市南洋中学，该校虽略有名气，但师资一般而且离家较远，下半学年就转学至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该校是上海著名中学之一，名师云集，一到南模，丰富扎实的教学内容与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深深地吸引了我"。 | |||
<br>南洋模范中学（简称“南模”）的前身是创建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 | |||
<br>这一年，刑部左待郎李端茶上奏《推广学校》一折，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10月，盛宣怀向清政府正式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附奏《请设学堂片》，禀明两江总督刘坤一拟在上海捐地开办南洋公学。12月，开办学堂的事情得到光绪皇帝准允，南洋公学由此在上海徐家汇正式创立。今天上海交通大学所在的徐汇校区就是当年南洋公学的校园。 | |||
<br>在南洋公学创建之后两年，盛宣怀在上书朝廷的《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又倡议建立附属小学。依此计划，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于1901 年成立，当时称为“下院”（“上院”“中院”分别相当于大学和中学）。1927年改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的南洋公学停办中小学，于是交通大学的中小学部脱离大学独立，改名为南洋模范中小学。 | |||
<br>南洋中学的前身则是沪上名流王柳生1895年在松江府城创办的中西学堂。次年，中西学堂迁至上海邑城大东门王氏宗祠，改名育材书塾。1900年，王培孙接办育材书墊，因为他本人是南洋公学的毕业生，对南洋公学很是敬仰，所以在四年后便把育材书墊改名为“南洋中学”。 | |||
<br>由此可见，无论南洋模范中小学还是南洋中学，都是上海最早开展新式教育的学校。特别是南模，在教师配备上是一流的，非常注重聘请高学历、有经验的教师。如算数教师聘请的是南洋大学土木科学士，物理学教师聘请交通大学机械科学士，英语教师聘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法文教师聘请震旦大学学士，西洋史教师聘请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硕土，军事教官聘请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等等。杨福愉记得：当时，赵宪初先生教三角，王季梅先生教代数，俞养和先生教物理，徐宗骏先生教化学，蒋平阶先生教国文，李松涛先生教英语。这些名师的教学方法虽各具特色，但都能引发同学们的浓厚兴趣，深深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 |||
<br>比如，教三角的赵宪初先生上课时从来都是满面笑容，他领大家背数学公式的有趣声调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产生了便于记忆的良好效果，让人难以忘怀。蒋平阶先生朗读古文时铿锵有力、抑扬顿挫，有时又手舞足蹈、绘声绘色，使学生们能够把文章的精髓铭刻于心。在这些名师的启发式教学影响下，学生们对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丝毫没有感到是一种负担。杨福愉说自己甚至很期待上课，总是铃声未响就早早坐在座位上等待老师。因此，在南模两年半的学习使杨福愉无论在数理化还是在英语方面都进一步打下扎实的基础。 | |||
<br>受益于南模并对南模永远心存感激的不只杨福愉一人。两院院士、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王选在回忆起他的南模生活时也说：一些老师宁愿放弃交大副教授或讲师的职位到南模任教。教物理的俞养和、贾冰如，教化学的徐宗骏、沈克超，教历史的沈起辉，教数学的吴宗初等先生均为学术渊博的名师。 | |||
<br>而翻开南模校友会编辑的《我和南模》系列校庆专辑，最丰富的内容就是学生回忆老师们风趣而隽永的课堂教学以及师生共同的生活。下面摘录二则回忆，以窥一斑。 | |||
<br>南模的教学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素质，尤其得感谢诸位老师的教导有方。从赵宪初老师的代数几何，到俞养和老师的物理、王可田老师的化学、王季梅老师的大代数、张佩英老师的英语、朱仲铭老师的解析几何，都是教得活跃、深刻，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既令人感到亲切，又使人善于接受，更培养了思维能力。（1941 届郑宗培）蒋平阶先生江苏太仓人氏，相传为前清秀才，深通国学，知识渊博，不修边幅，虽身居陋室（传达室楼上），仍诲人不倦。先生讲课，不但博引旁征、讲解深刻，而且声色并茂、异常生动。讲解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即刻眉飞色舞；念到白居易《长恨歌》中“缓歌曼舞凝丝竹"时，不禁手舞足蹈。先生不时带领大家吟咏课文，抑扬顿挫，前俯后仰，学生也乐于跟随先生诵读。（1947 届薛景瑄）南模教师不但课上得生动活泼、深刻隽永，而且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在课堂上，有时教师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者只言片语也能像春风雨露般滋润学生们的心田。一位 20 世纪30 年代的南模毕业生几十年后还记得地理老师在课堂上的话。那天的中国地理课正讲到“台湾省”，老师用粉笔随手在黑板上画了台湾省的图形，然后在旁边写上“待还”二字（上海话“待还”与“台湾”谐音)。当时我国的台湾省正被日军侵占，黑板上“待还”二字表示了老师的爱国情怀和无声的抗议。对年轻的学生来说，他们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陶。 | |||
<br>融洽的师生关系在学生的回忆中间也时有流露，在学生中流传颇广的“六尺三”和“三尺六”就是两位教师的“雅号”。据30 年代的学生回忆：我们在母校就读时代，“六尺三”指的是俞养和老师，“三尺六”指的是王可田老师。俞师十分魁梧，王师异常瘦小，他们一位教物理、一位教化学，又同为苏北老乡，常常同进同出，显出身材上的鲜明反差。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为他们取这样有趣的雅号时，凭良心说，谁也不存在丝毫不尊敬他们的意思。 | |||
<br>学生们毕业几十年后还能如此津津乐道中学时代的老师，这便是对老师最好的褒奖。 | |||
<br>不用引用太多，我们也能看出，难怪杨福愉在这样的学校中会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因为他觉得每个老师的个性风格彰显诱人，所以每天上课看到老师迈上讲坛都感到十分开心。在授课之外，南模的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学校的合唱团出国演唱时曾获得国际好评，而篮球比赛的成绩在全市也名列前茅。不过，杨福愉在回忆是否曾积极参加体育类活动时不无遗憾地说，实在没时间，学习都忙不过来，课外活动参加得很少，而且对篮球这类活动也不是太喜欢。说到底，对于他这样一个内敛沉静的学生来说，还是上课读书的吸引力更大。而且在优秀学子云集的南模，杨福愉的成绩尚只能算中等，这使他更不敢分散精力。 | |||
<br>深得杨福愉敬重的赵宪初老师曾当过南模的校长。从1928—1998年，他在南模这块教育园地中辛勤耕耘了整整 70年。用赵宪初自己的话来说：“我把一生许给了南模。”有人曾问过他一生教过的学生究竟有多少？赵宪初风趣地答道：孔老夫子弟子3000人，身通六艺有72贤士；小子不敢，我的学生3000人还是有的，有名气的学生恐怕还不止72人；两院院士中，从南模毕业的有27人，其中能算我的学生的有18人。 | |||
<br>有这样喜爱教育事业的老师，又有这样珍惜学习机会的学生，真是南模的幸事。不知有多少南模学子，在许多年以后仍然像杨福愉一样无比欣慰地回首他们的南模快乐时光。迄今，南模仍然是上海最著名的中学之一。 | |||
<br>尽管杨福愉的南模求学生涯总的来说是快乐的，但在此期间，杨家却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1945年，杨善卿因病去世，年仅 50岁。多年以后回忆起父亲的死因，杨福愉已经不再有太大的情绪波动：“是肺病，当时肺病没什么药可以治。”事实上，当时父亲的去世对杨家三兄弟是很大的打击。杨福燿回忆，父亲平时对他们非常严厉，他们都很怕父亲。比如，当父亲下班回家之后，原本嬉闹的孩子们都不再做声，一个个悄悄溜走；吃饭的时候，因为父亲喜欢喝酒，有几个菜是专门为他预备的，孩子们的筷子从不敢碰那几个菜。但是，这样家教严格的家庭却能培养出懂规矩、不犯错、知道什么是正直和善良的人。所以，杨氏兄弟从小就有怡怡之情，从来不打架、不吵架。而且，正因为杨福燿、杨福愉和杨福家都惋惜于像父亲这样的一个人才其前途却被子承父业的宗族意识所葬送，所以他们对禁锢家族的旧式商业十分厌恶，也瞧不上银行、邮政、铁路、海关这些当时的上海人所共羡的四大“金饭碗”，但对理工科的印象却很好，一心渴望接受科学知识，更向往出国留学之路。也许正是这些家庭背景，成为了杨家能够连出两位院士的原因。此外，杨氏兄弟也清楚地知道，饮酒难以自控和毒品伤身是导致父亲身体虚弱而早近的重要原因，因此三人一生不吸烟、不主动饮酒，也从不醉酒。 | |||
<br>父亲去世，母亲朱琴内心的痛苦是很深的。朱琴没有上过学，但很聪明，靠自学能看书吟诗、读报读信。杨家有一位远房姑丈，常与她谈论古诗文，她很感兴趣，对一些经典名句牢记不忘，比如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尽管她性情高傲、脾气不好、容易得罪人，但是她的高贵气质对子女影响很大。比如她很注意仪表，男孩子出门见客或者出席重要场合都要系上领带、要文质彬彬，她认为这是对他人的尊重。又比如她很乐于助人，常教导子女“积财子儿孙，不如积德子儿孙”；别人对她好，她总不忘记，一定会以礼相报，而她对别人好，却并不放在心上。 | |||
<br>所以，尽管杨家的家境在抗日战争后大为窘迫，但在家族中仍是较好的，因此前来求助的亲戚经常不断，而朱琴也一一予以帮助。杨氏兄弟一直觉得母亲留给他们的最大财富就是教导他们做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她的晚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杨家的困难尚未过去，国家的困难也末过去，所以一直到去世，她也末能享受到应有的福分，这是杨氏兄弟最大的遗憾"。 | |||
<br>父亲去世，长兄杨福燿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当时大姐杨佩芬、二姐杨逸秋都已结婚成家，但从杨福愉之后的四个孩子尚未成年，还在上学阶段，需要供养学费；此外，杨家尚有保姆、车夫、兼职厨师，开销很大。用杨福耀的话来说，杨家此时差不多已是徒有虚表，里面几乎空了；而如果没有人把糖行的摊子继续下去，恐怕连这样的虚表也无法维持。于是按照子承父业的传统，已经在圣约翰大学就读的杨福耀不得不放弃学业，继承了“寿康糖行”的生意。对此，杨福燿倒也早有心理准备。从小他就被有意作为杨家生意的继承人培养，对外的一切应酬，比如亲朋好友礼尚往来、红白喜事等都由他来出面应酬。此时，为了家族的生存被迫弃学从商，他也觉得天经地义，毫无怨言。 | |||
<br>尽管年仅19岁的杨福耀对于执掌糖行并无经验，但好在父亲已经预先指定了一个懂业务的伙计协助他。幸运的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糖的来源又有了保障，糖行便又一时兴盛起来，家庭的生计也就暂时得以维持，算是天无绝人之路。此外，因为大姐嫁给了杭州翁隆盛茶庄（这是当时杭州最有名的茶行）的老板，而二姐嫁给了一个呢绒商（后来改开照相馆)，她们都会给家里一些补贴，和杨福耀一同保证了几个弟弟妹妹顺利完成学业。 | |||
<br>就这样，在新1旧时代交替的时刻，在新旧知识体系碰撞的当口，城市中千千万万新一代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秉承旧式家庭良好的家教，却渴望着新世界、新风尚。他们就在这样的乱世中成长，有人不得不背负着家庭的重担，也有人终于或多或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杨福愉就是这些终于实现了自己理想的青年中的一员，而且是他们中间杰出的一员。 | |||
<br>1946年夏，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时期。此时，杨福愉从南模高中毕业，在兄长和姐姐的帮助之下准备考取大学。因为当时全国实行各大学自主招生，各校考试时间并不冲突，所以每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大学。杨福愉报考了三所大学，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之江文理学院（之江大学）和浙江大学。 | |||
<br>南模的学生考上海交通大学，在当时的上海人看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两校同出一源，而且上海交通大学又是名校。不料，杨福愉报考交大却榜上无名。当时南模优秀学生很多考入上海交大，自己却没考上，对他来说，自然是有点挫败感的。但是到后来再回头去看，自己其实并不喜欢工科，当时如果考上交大，恐怕不过从众而徒拥虚名罢了。 | |||
<br>杨福愉考上了之江文理学院土木系。之江文理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源于1845年美北长老会麦嘉谛牧师（D.B. McCartee）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该校于1867 年迁往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墊”；1897年起开设大学课程，并改名“育英书院”；1914年再改名为“之江大学”。1909年，美南长老会加入办学；北伐战争期间，之江大学一度停办。1931 年该校向南京国民政府立案，因为只有文理两个学院，不足以称为大学，于是定名“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直到1948年，因已拥有文、商、工三学院，才得以恢复之江大学名称。 | |||
<br>去杭州上这个大学是需要他和家人都下很大决心的，因为之江大学的学费很贵。在之江上了一个月的课之后，杨福愉忽然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列入浙江大学化学系的录取名单，于是他毅然离开之江转入浙大学习。说到转学的原因，他说一方面是不喜欢工科，对土木系一开课就学画图感到乏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之江大学学费太高昂。杨家兄弟姐妹的个性都是有困难不愿意跟家里讲，而宁愿自力更生。既然深知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杨福愉就不想再给本已困难重重的家庭增加更多负担。他坦承自己当时学习的主要动力就是奋发图强，希望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以缓解家庭的经济状况。现在进入浙大学习，从工科变为理科，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专业，又可申请奖学金解决自己的生活所需，他自然是很高兴的。不过，在此可以顺带提一句：1952年我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土木系所在的工学院除航空工程系外全部并入了浙江大学，看来杨福愉的确与浙江大学有缘，即使他一直在之江土木系就读，最后也还是会成为浙大校友。 | |||
<br>杨福愉说过：“每一个人的事业上的成就有两点比较重要，一个是勤奋，一个是机遇。”两个可谓同等重要—有才华的人如果没有机遇、没有遇到赏识自己的人，很可能会平淡一生；对于天赋不高的人，即使有很好的机遇，如果不靠长期勤奋的积累形成特长，也不能取得成绩。用杨福愉这番话来衡量他自己，可以说勤奋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品质，而进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则是他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机遇。他曾说，到浙江大学学习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 |||
<br>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浙江大学西迁贵州，于时局艰难中发展成为中国最顶尖的几所大学之一。浙大中文系教授祝文白在《抗战期间的浙江大学》一文中写道：回溯浙大离杭西迁时，只有三学院，十一学系，更无所谓研究所、研究室，学生亦不过八百人。一九三八年，在宜山时，增设师范学院。一九三九年，分文理学院为文学院与理学院。旋又添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及史地教育研究室。同时于浙东之龙泉，设立浙东分校，专收一年级生，以便利两浙高中毕业生之升学。一九四一年秋，增设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部。一九四二年秋，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及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当时全校学生，合计有二千五百余人，较在杭时，增多两倍有余"。 | |||
<br>到1946年返杭之时，浙大已经拥有一大批著名学者，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由于“学衡”派学者和中国科学社重要成员的麇集，浙大成为中国文化和科学学术的重镇。 | |||
<br>然而另一方面，学校刚刚迁归，百废待兴，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杨福愉回忆，刚入学时，学校的教学科研还没有步入正轨，校舍及其他教学条件都比较简陋。很多课都只能在木板平房中进行。杨福愉的大学同学应圣康也回忆，当时的住宿条件实在很差，100 多个人睡在一张大通铺上，外面下大雪，屋里面就飘小雪，雪花都落到被子上，后来搬家之后条件才好转。考试的时候教室里还靠烧火盆取暖，在教室的几个角落各放两个火盆，在盆里放些木炭点燃，就这样边烧边考试”。 | |||
<br>尽管如此，浙大优秀的师资队伍正如南模一样，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成为他们的道德楷模。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担任校长达13年之久的[[竺可桢]]可谓厥功至伟，他被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竺可桢曾说过：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华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 |||
<br>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浙大逐渐集中了一批全国著名的优秀教授，如数学系的[[苏步青]]、[[陈建功]]，物理系的[[王淦昌]]、[[束星北]]、[[胡济民]]，化学系的[[王葆仁]]、[[王琎]]、[[吴征铠]]、[[钱人元]]、[[卢嘉锡]]，生物系的[[贝时璋]]、[[谈家桢]]等，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可谓群贤毕至。 | |||
<br>如卢嘉锡教的是物理化学，讲课的风格很特别，每节课讲的内容很多，比较细微的东西也很多，一堂课听下来，新知识把脑子塞得满满的。学生们必须勤作笔记，回去需要反复琢磨，因为笔记上的这些内容不一定马上理解得了。 | |||
<br>杨福愉对系主任王葆仁的课记忆更为深刻：王葆仁先生教书是一种艺术。他讲课的时候很慢，语速很慢，但是他跟南模的老师相比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他讲课时，一句话一句话像是吐出来的，但是非常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在黑板上写的也不多，但是都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 |||
<br>因此，和卢嘉锡不同，王葆仁讲的东西当场就可以全都消化。应圣康也回忆说：王葆仁上课，那是非常非常紧的，他讲两门课，一门是普通有机化学，一门是有机燃料。上课的时候一句废话都没有，讲话十分流利。每年都会加入新的内容，而且他上课的时候下面鸦雀无声，无言自威。学生也实在要听他讲课，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还有学生只得在窗外旁听。 | |||
<br>另一位不能不提的名师就是当时浙大的理学院院长、生物学系主任贝时璋。贝时璋本来和杨福愉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是因为浙大的学研气氛比较浓郁，经常有学术讨论会，不同系的师生都会踊跃参加，所以当生物系贴出海报预告贝时璋的演讲时，化学系的老师也会去听，领取一些相关资料。这样，当杨福愉在选修普通生物学和天然有机化学课时，就从任课老师那里知道了贝时璋正在从事米虾眼柄激素的研究，觉得这项研究的难度挺大，化学原理也比较深奥，敢于从事这样的研究很了不起。 | |||
<br>不仅如此，从师长的口中，杨福愉还慢慢了解到贝时璋的崇高人格。 | |||
<br>他听说，浙大在西迁时搬家搬了很多次，贝时璋的家自然也随着搬了很多次，并且家里的东西搬一次少一次，可是公家的东西在他的监督之下一点也不少。而且，贝时璋非常关心学生，在生物系的口碑极好。那时候，杨福愉就感到贝时璋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后来居然真的成了他的学生。 | |||
<br>杨福愉在浙大期间，感到大学学习与高中期间主要的差别是如何适应教学方面的差别。在南模每天上的课时很多，老师在上课时主要内容都讲了，课后自习所花的时间不算很多。但大学选课的数量较少，教授在上课时只讲主要内容，因此课后自习，从参考书中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知识就显得特别重要。浙大学生宿舍比较简陋，但图书馆十分宽敞，为学生课后自习创造了良好条件。 | |||
<br>除了对老师的记忆之外，杨福愉对于浙大的同学也有深刻印象。以前在南模的时候，在学校平时教学中还是能感受到家庭差异的，不少同学出身富家子弟。但是在浙大，同学之间的出身相对相近，行为模式也相近，思想十分单纯。 | |||
<br>在这样的环境下，杨福愉一心向学，只想做个出色的读书人。他对自己的评价不高，但是非常诚恳：我有自知之明，我的天分并不是太好的，我只是靠勤奋。同样上一门课，人家听完下课不需要自习也能掌握。我可不行，我得比人家多花一倍两倍的时间，所以一直到后来搞科研我也是这样，主要是靠勤奋。 | |||
<br>和他共处一室的应圣康这样回忆他当年的小事：有时候做一般的习题，来不及的话大家都会相互抄一抄，杨福愉就不会去抄。他就一点一点地做，动作比较慢但是一直坚持⋯他上课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多课都不上，但他总是很认真地去学；（比如）一般人学德文都是拿了学分就可以了，可他是认真地学⋯⋯他有不懂的地方，也经常和别人交流，认为可能这个地方别人已经理解了。 | |||
<br>直到后来，杨福愉进了中科院，有一次应圣康去找他，看到杨福愉的笔记本上还是满满当当的笔迹，都工工整整，不由感慨：这么多年，杨福愉踏实的劲儿没有丝毫改变！因为读书的时间太过宝贵，没有时间去操心别的事情，所以就像在南模的时候一样，浙大课外的各种活动杨福愉基本上都不参加。应圣康回忆道：“当时我们年轻，也比较爱玩，学生运动也很多，但他就比较踏实，从不参与。”特别是当时地下党已经渗透进浙大，进步学生都秘密追求进步，偷偷看毛泽东著作。 | |||
<br>当时是如饥如渴地学马列主义⋯⋯有些书就往枕头底下一塞，大家相互传着看⋯那时候10点钟熄灯，如果晚上要看书，就点个小蜡烛到小房间去看。 | |||
<br>而杨福愉却是宿舍里面唯一不参加中共外围组织的人。 | |||
<br>尽管杨福愉只想当个优秀的好学生，不希望把自己卷进任何学习以外的事情，但时局却不容他作壁上观。 | |||
<br>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便陷入了通货膨胀，但这时的通胀还是人们可以忍受的。可是抗日战争后，通货膨胀仍在继续，而且随着国共和谈破裂和内战的爆发，通货膨胀在1946—1949年更是达到高潮。恶性通胀使得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引起物价暴涨，人民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与此同时，教育事业也遇到严重危机。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在1947年首先从上海的交通大学开始了。 | |||
<br>是年，教育部拨给交大的经费仅为该校全年实际所需数的五分之一，公费生每人每天的伙食金只能买两根半油条，教学条件和师生生活条件日趋恶化。不仅如此，为了节约开支，教育部还强令交大停办航海、轮机、水利等系科和撤销管理学院，引起全校师生强烈不满，当时有1000多名学生联名要求“护校”。 | |||
<br>5月10日起，交大全校罢课，3000 多名学生——占全校学生数的 90%以上——集体赴南京请愿，最终迫使从南京赶来的教育部长接受请愿要求，写下了不停办院系、增加教育经费等5条书面保证。 | |||
<br>交大的客境在其他各大高校的师生看来是感同身受。杨福愉在回忆浙大生活的时候，就提到竺可桢想了很多办法解决浙大面临的危机。比如，那时候粮食紧张，人人几乎都感到饥饿，而学生正在长身体，饥饿就更加难忍。为了能够让学生尽可能多吃一点，竺可桢让学生们轮流参与买菜，和食堂的管理人员一起去采购，尽量避免管理人员自己采购时偷拿回扣。 | |||
<br>然而即便如此，每到月底也还是捉襟见肘，师生们吃的还是很差，更不用说宿舍条件、教室硬件了，基本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 |||
<br>就这样，在交大护校斗争爆发的同时，5—6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席卷了各大城市、各大高校，其中自然也包括浙大。杨福愉回忆说，频繁的学潮虽然对教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因具有正义感的竺校长的正确掌舵，全校的教学秩序从整体来看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然而，进浙大时还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普通学生的杨福愉，这回终于忍不住了。随着时局的不断恶化，在众多大字报的感染之下，在介绍中国共产党立场和做法的广播电台的慢慢启发下，他逐渐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开始倾向共产党，而且开始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在应圣康看来，杨福愉的这种转变十分特别，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 |||
<br>1947年 10月29日，浙大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血案。学生自治会主席、农学院农艺系学生于子三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之后，被秘密杀害于浙江保安司令部监狱，年仅 23岁。消息传出，全校绝大多数师生极为愤慨，杨福愉积极地参加学生自治会组织的抗议活动以及学生游行、罢课等活动。他记得有一次游行队伍刚集合完毕，国民党特务及雇用的打手就手持木棒、铁棒撬开校门，见到游行人员就挥棒乱打。由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队伍一下子被冲散了，特务与歹徒们便在背后追打。幸好浙大体育教授舒鸿振臂一呼：“同学们，你们怎么不还手呀！”同学们才猛醒过来，开始还击。毕竟特务与歹徒是少数，有些竟被反击学生们打落于校河中。在这次冲突中，杨福愉挨了国民党雇用打手的殴打，所戴眼镜被打破，眼睛也被打伤。经历这次事件，他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成为反对国民党种种暴行的积极分子。 | |||
<br>由此可见，杨福愉在政治态度上的转变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但却是深刻的。在找到正确的政治方向之后，他便以他一贯的性格坚持走下去。这样，从1949 年初至杭州解放（5月3日）前夕，他积极参加浙大保卫学校的护卫队，每天晚上轮流参加巡逻保卫学校的安全。与此同时，通过电台等各方面的信息，他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优良品质的认识，逐渐步入了革命的大门。杭州解放后的暑假期间，他参加了浙大共产党总支在杭州举办的青年干部学校的学习培训。这次培训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训练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同批学习的部分学员在培训结束之后直接加入了解放军南下的部队。 | |||
<br>尽管在政治态度上有了大的变化，但是杨福愉的本性并没有变化，逆境之中他仍然把学业放在自己生命的首要位置。在青年干部学校训练期间，他犹疑没有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主要理由是“怕组织”，担心入团以后会在学业方面受到限制。他希望对共青团“观察一个时期”。同时，他也诚恳指出当时团员和群众的关系搞得不太好，怕自己入团后“与同学距离增大〞。干校的训练结束之后，他选择留在浙大。 | |||
<br>他觉得从南模到浙大，都有一种精神、一种灵魂支撑着学校，使之经受了各种磨难，却仍能永葆朝气和活力。 | |||
<br>1950 年2月，已经是大四的杨福愉加入了青年团，在入团志愿书中，他仍然不忘对组织提出这样的要求：“最重要的是⋯不要使团员在同学中成为一个特殊阶级，尽可能与同学密切联系打成一片。””随后，他就在王葆仁的指导和系里的女助教马蕊然的协助之下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金属镁对偶氮化合物合成的催化作用》。那时，毕业论文还叫做“毕业实习”。因为大四还要上很多课，用于毕业实习的时间不多，所以实验并不复杂，最后写出来的实验报告也比较简单。然而，对于王葆仁的悉心指导，杨福愉还是受益匪浅，为他以后去中国科学院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杨福愉的认真也加深了王葆仁对他的印象。 | |||
<br>通过在浙江大学四年的学习，杨福愉在学业上完成了初步积累，世界观逐渐成熟，形成了严谨沉稳的性格。后来他那不喜欢高谈阔论、不爱在开会时随意发言，但一发言就力求直指关键、引人重视的作风，大概就是在浙大求学期间养成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毕业前夕，杨福愉悄悄改了自己的名字，把原来的“馀”字改成了“愉”——他说，“馀”字颇有些土气。而这是不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升华，决心告别对物质“富余”的重要性的单纯理解，转向对精神“愉悦、愉快”的追求呢？不善高调的他并未解答。 | |||
<br>即将步入工作岗位的杨福愉以及后来全身心投入科研的杨福愉，与家人的联系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少了。哥哥杨福耀在接受采访时声音哽咽地说：“他一直很忙，我直到看到他（杨福愉）八十诞辰的纪念文集之后，才知道他后来居然做过那么大的贡献……” | |||
<br>至于他的弟弟妹妹，后来也陆续长大成人。三妹杨佩澜没有念过大学，后来成为中学教师，还当过校长。四妹杨佩菲毕业于杭州医科大学，后任福建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生于1936年的弟弟杨福家则比杨福愉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和国际声望。他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核物理学家，1991年与杨福愉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 |||
<br>有趣的是，杨家这两位院士兄弟的性格可谓截然相反，杨福家非常活泼好动，什么都爱尝试，在大学里开摩托车也是第一名”。一样的院土荣誉，两样的精彩人生，这真是堪称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佳话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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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第二章 上海四年 | |||
<br>1950年暑期，杨福愉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后来实行几十年的国家统一为大学生分配工作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选择还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用人单位可以在中央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备案之后，直接到学校联系、招聘大学毕业生；学校也可以直接向各部委、各省市推荐大学毕业生；如果有个别毕业生不愿接受分配，虽然要说明理由，但也不强迫服从分配，可自找职业。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浙江大学1950年暑期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也采取了学校推荐和国家分配相结合的办法。 | |||
<br>那一年，化学系应届毕业生的人数不多，只有十人左右。在分配工作的时候，系里决定把毕业生的成绩进行排序，杨福愉名列第二。在当时那个政局动荡、大学生们普遍精神迷茫、不知出路何在的年代，不少人对学业不甚上心，只是随便混个成绩而已。这样一来，刻苦认真的杨福愉就占据了优势。他记得，当年是助教马蕊然老师私下告知他的成绩排名的；并透露化学系主任王葆仁教授决定把他推荐到贝时璋先生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去。在他看来，能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因为在当时的大学理科毕业生的心目中，中科院是一个很高级的学术机构，是全国最高等的科研单位之一，能够被推荐去中科院，很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 |||
<br>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成立于杨福愉毕业前夕的1950年6月，由中央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和动物学研究所的实验生物学部分以及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及动物学研究所的实验生物学部分合并而成，可以说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实验生物学的最强研究力量。作为1948年评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浙江大学生物学系主任的贝时璋在中科院建立前后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很多具体的筹划工作；而当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成立时，他又告别了曾在此辛勤工作20年的浙江大学，亲赴上海出任所长。 | |||
<br>贝时璋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实验生物学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在德国留学期间，就在专业课主修的生物学课程之外学习了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课程，并经常与物理学系的师生一起开展学术交流。从这时起，在他的思想中就渐渐形成了学科交叉和融合的概念。30年代在浙大生物学系任主任期间，他确定了生物学系的主要学科发展方向是用物理学和化学方法研究生物学问题的实验生物学。到40年代，他更是预见到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必然发展趋势是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交叉与结合。的确，在那个实验生物学革命即将到来的年代，其他学科不仅仅是为生物学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工具——比如X-射线衍射技术有力地促进了生物大分子的研究，为后来蛋白质和DNA分子结构的解析奠定了基础；X-射线对基因的诱变也为遗传学研究开创了广阔空间；还有同位素示踪技术以出人意料而又令人拍案叫绝的方式解决了生物化学中的很多疑难问题。更重要的，物理学等学科还为生命的本质提供了新颖的洞察角度，比如量子物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S.Schrodinger）就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生命是什么》的小册子，在其中用物理学观点大胆解析生命，启发了一代西方学者投身生物学研究，终于促成了50—60年代激动人心的生物学革命。从此贝时璋不仅大力提倡多学科交叉研究生物学，而且在自己的研究中身体力行这一原则。 | |||
<br>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成立之后，按照贝时璋的规划，除了生物学系的毕业生，他还要吸收其他理科专业的毕业生加入研究所，希望可以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激发出科学创新的火花。王葆仁之所以向他推荐杨福愉，正是因为在此之前，贝时璋曾向王葆仁提出希望能够推荐一名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去他那里工作的建议。就这样，原本学化学的杨福愉与生物学研究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 | |||
<br>对于杨福愉来说，在踏入国家最高科研机构的兴奋感逐渐消减之时他开始担心自己真正做起科研来是否力所能及。虽然在大学选修普通生物学和天然有机化学课时，曾了解到贝时璋正在从事米虾眼柄激素的研究知道有机化学知识在这类实验生物学研究中必有用武之地，对毕业“转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口；加之自己对新鲜事物有很强的好奇心，所以对于贝时璋提倡发展学科交叉研究的思想没有丝毫迟疑。但生物学毕竟是和化学不同类别的另一门科学，有着差别很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在这方面自己所知甚少，将来真的开展研究的话，恐怕要碰到不少困难。 | |||
<br>贝时璋十分看好他的科研素质，不仅巧妙地在有限的实验楼二楼过道专门为他分隔出一小间半封闭的实验室，而且也只给他一些方向性的探索引领，并不要求他像别的研究人员一样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定期汇报工作进展。这对于一个刚进入科研领域的年轻研究人员来说，能够拥有如此的自由探索空间，可谓是幸运之至。在这样好的环之下，杨福愉再次拿出了大学时代锲而不舍的劲头儿，夜以继日地工作。 | |||
<br>一开始，研究所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贝时璋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远见。有的研究员甚至包括朱洗、庄孝僡等享誉一时的学者也都建议下还是努力发展生物学本身，多拿出一些成果才是最重要的；多学科交叉的目标在当时来说似乎有点遥远，有点空泛。和杨福愉一同进入贝时实验室的一些研究人员也对此不理解，向贝时璋提出我们是搞生物学的、为何要学化学的人等问题，而贝时璋带着微笑讲了为什么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并说:“我将来还要学物理的，还要学数学的呢”。当回顾贝老的这些当时的论断，我们现在的确体会和理解到他对生物学研究发展的那种预见性和深刻意义。 | |||
<br>贝时璋的研究组隶属于实验生物所下的发生生理研究室。当时，发生生理研究室下设四个课题组，分别由主任朱洗教授、贝时璋教授、庄孝僡教授和[[姚錱]]教授担任组长。 | |||
<br>四位研究组组长的留学背景不尽相同，但因为共同从事实验动物学研究，彼此齐心协力，在所里营造了非常浓郁的学术氛围。比如，为了培养刚进实验室的年轻科技人员、活跃学术气氛，四位组长定期、轮流举行讲座，各自讲授自己擅长的题目—贝时璋主要介绍“轮虫的发育和再生”及“米虾的眼柄激素”研究；朱洗向大家介绍两栖动物“卵球成熟与单性生殖”研究及“家蚕节食祛病”的课题；庄孝僡主讲“神经胚胎的诱导与决定”和“青蛙单倍体胚胎与双倍体胚胎嫁接在发育中的相互影响”；姚錱则向大家透露他们即将进行的课题“果蝇胚胎发育和变态的磷酸酯酶与其他酯酶的生化研究”。这些讲座内容丰富，蕴含了老一辈学者多年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的经验之谈。不仅如此，贝时璋还延续他在浙江大学生物学系的做法，定期组织举行书报讨论会，开展学术报告和交流活动，倡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治学风尚。这样的学术交流气氛对新来的科技人员了解整个研究室的科研工作及今后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对杨福愉这样的“跨专业”研究者来说更是受益匪浅。 | |||
<br>当然，杨福愉自己在业务学习上也常刻苦。他将刚出版不久的英国生物化学家恩斯特·鲍德温（Ernest H.F. Baldwin）的《生物化学的动态》第二版作为教材，自学了生物化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勤向姚錱等各位老师请教。不仅如此，杨福愉还去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旁听那里的高级训练班课程，努力实现从化学系毕业生到生物学研究者的转型。杨福愉后来在生物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基础就是在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打下的。 | |||
<br>杨福愉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上面提到的米虾眼柄激素研究。米虾也叫草虾，为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十足目匙指虾科米虾属（Caridina）和新米虾属(Neocaridina）各种的统称，是在中国分布很广的一类小型淡水虾，成体体长只有2厘米左右。米虾的经济价值虽然不算太大，但因为生长迅速、繁殖快，在生物学研究上是很好的实验材料。 | |||
<br>米虾的双眼由眼柄相互连接，眼柄含有一种叫做“x器官一 窦腺复合体”的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多种激素，使全身上皮组织中的几种色素细胞扩张或收缩，这样就改变了它的体色。通过这种激素调控，米虾可以根据环境中光强的变化随时改变体色，从而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这些激素在专业上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做“促色素细胞素”。 | |||
<br>贝时璋实验室的研究课题之一是在分子水平上阐明这类激素使色素细胞收缩的作用机理。看上去，色素细胞的收缩是一个脱水过程，但究竟是否真的如此，需要用实验证明。然而，这项研究的难度实在太大。研究的第一步是从米虾眼柄中把激素分离出来并且提纯。米虾本来就是很小的生物，米虾的眼柄更是微小，重量只有几十毫克。把每只米虾的眼柄摘除下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工作，要求实验人员有从事外科手术般的过硬的生物学基础技能。而在米虾眼柄中，激素的含量很低，要分离、纯化如此低含量的激素又需要扎实的生化实验技术，这和常常应用克级以上有机试剂的有机化学实验技术有很大区别。刚开始从事这一课题研究时，杨福愉不免感到力不从心，他曾向生理生化研究所的老先生请教，他们也觉得研究含量如此微量的激素实在困难。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边干边学，缺什么就补什么，逐渐适应这项艰难的研究。 | |||
<br>除了研究本身的难度之外，在20世纪 50 年代初的那个环境中，阻碍科研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在当时的中国，较之分类学、生物学等非实验生物学研究来说，实验生物学研究基础相当薄弱。1950—1957 年，中科院先后成立了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昆虫学研究所、上海水生生物学研究所、北京植物分类学研究所和动物学研究所6个生命科学类研究所，其中只有前两个研究所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物学实验需要相当数量的仪器和不菲的经费，而这是当时面临百废待兴局面的新中国一时难以解决的。生化研究所的陈远聪曾回忆，在生化研究所刚刚成立的时候，全所最珍贵的仪器不过是王应睐副所长从英国带回来的紫外分光光度计；而且，当时在上海能买到的化学试剂也都是非常普通的品种，凡好一点的仪器和药品都得申请外汇从香港进口”。生化研究所的情况如此，和生化研究所相隔不远的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的硬件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记得当时出于实验需求，朱洗希望能够有一台新的显微镜，所里想方设法筹集到一笔钱购置了一台。拿到新仪器，朱洗喜出望外，兴奋得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显微镜在当时还是非常昂贵的仪器。先进设备的缺乏使得提取米虾激素的工作更加困难。在条件顺利的情况下，要提取出一点点激素的粗制品也需要好几天时间。又因为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刚刚创立，一切尚有待正轨化，人员配置不够的问题比较严重，这使得科研人员不得不亲自承担大量的事务性工作，有时甚至还要亲自做后勤工作，去商店采购仪器、药品等。 | |||
<br>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的政治性学习和运动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科研工作。 | |||
<br>对于杨福愉来说，一方面，“三反〞“五反”运动给他的家庭带来诸多麻烦。首先，因为他的哥哥杨福耀是商人，起初杨家虽然被评为 “基本守法户”，但后来经过复查却被认为“问题很多”——其实只是糖行欠了他人人民币旧币 3500 多万元末还，结果就成了“违法户”。法院因此便派人到家中打算把杨家全家的财物都用封条封起来，后来在杨家反复力争之下才只查封了杨福耀的部分重要财物。因为杨家本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后来封条也就很快去掉，但这一风波却让向来讲究门风家德的杨家颇感不满。好在它并没有影响到杨福愉后来去德国出差和留学苏联的系列政审。 | |||
<br>真正对杨家造成伤害的，是政治运动伤害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原来，杨福愉的三妹杨佩澜（当时改名杨培澜）在“五反〞期间是上海邑庙区新知小学代校长，她积极参加当时的工作队，与家中大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家庭〞做斗争，并在全市性的教师大会上发言，报纸还大幅报道了她的“事迹”。这自然让母亲朱琴很不高兴，认为她 “忘恩负义，忘记了大哥对她的抚养”。而同为青年团员的哥哥杨福愉却不愿意帮助妹妹揭批自己的家庭，杨佩澜因此对哥哥杨福愉很有看法。 | |||
<br>另一方面，国家为了能够让科研人员充分加入到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中来，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直接干涉科研人员的研究，要求他们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从事能够明显转换为生产力的应用性研究工作。“理论联系实际”本是一件好事，很多学者也都发自内心支持。 | |||
<br>朱洗作为一名出色的实验生物学家，当时主要研究动物卵子的成熟受精和人工单性生殖，尤其是在两栖动物卵子成熟程度与胚胎发育的关系方面已经做出了重要成果。但他主动提出要做蓖麻蚕引种驯化及几种经济鱼类的人工繁殖这些应用课题，体现了一名科学家力图报效祖国的拳拳热心。可是，如果把“理论联系实际”过分拔高，甚至认为是当下唯一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同时又不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随意确定科研课题方向，那就违背了科学的基本规律，反而起到“欲速则不达”的效果。 | |||
<br>从中科院成立之初，对纯基础研究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的批判就一直不断；到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这种批判就上升到了行政干预的高度。不幸的是，贝时璋实验室的米虾眼柄激素研究恰恰就属于这种不能立即呈现或转化为可以应用的成果的基础研究。事实上，由于研究困难，贝时璋从20世纪 40 年代末还在浙大的时候就开始从事这方面工作，直到50年代让杨福愉继续相关研究，数年来一直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也难以发表什么论文。这本是基础研究中的正常现象——英国剑桥的生物化学家佩鲁茨（M.F. Perutz）从20世纪30 年代开始从事X-射线行射解析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工作，也是多年没有进展，直到 50年代才取得较大突破，最终获得 1962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这样没有成效的研究是不可容忍的。不仅是贝时璋，发生生理研究室的其他三个课题组也都被认为有类似的问题。于是，原本的四个研究组被调整为三个研究组，即蓖麻蚕组、肿瘤组和组织疗法组。 | |||
<br>无奈之下，贝时璋不得不给自己的研究增添“应用”色彩——尝试利用米虾色素细胞的收缩和扩展来检验当时苏联学者提出的“组织疗法”中起作用的活性物质。所谓“组织疗法”，又叫“生物原刺激素治疗法”，号称是“苏联医学界的一个重大的发明”，于1934 年提出。它的原理据说是这样：“生物有机体的组织遇到对它的生存极为不利但还未至于死亡的恶劣情况下，就会引起一种生物化学性的强烈变化而产生一种物质，来努力维持它的生命。”依靠这种被称为“生物原刺激素”的物质，据说可以治疗多种多样的痪病。这样的生物学原理与其说是科学假说，不如说是由哲学教条衍生的臆想。但是为了检验这样一个荒谬的理论，科研人员却必须修改自己的研究方案，竭力往“实际”靠，才能为自己的研究争得“理论联系实际”的名分！这样的“应用”研究。最终自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事实上，贝时璋课题组一直都未能弄清米虾眼柄激素的化学本质，直到杨福愉于 1955 年离开上海实验生物所时，他都末能发表一篇论文。而就在这几年时间里，美国的沃森和英国的克里克建立了 DNA 的双螺旋模型，宣告了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到来。后来直到70年代，才有国外的研究人员证明米虾之类甲壳动物体内能够调控色素细胞的激素是一些小分子的多肽，这样就解释了先前发现的它能够溶解于水却不耐高温的性质。在反思这段最早的研究经历时，杨福愉感慨地发现，直到今天，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仍然是〝一个令科技人员困惑的问题”；如何让基础研究尽量摆脱诸如迅速转化为可应用的成果或是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样的外在束缚，仍然是今后中国科研体制改革需要努力的方向。 | |||
<br>尽管杨福愉的科研启蒙进行得如此艰难，但是贝时璋和其他老师严谨优良的科研作风令他印象深刻、受益终身。这些老一辈的学者在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之下，仍然利用空隙抓紧从事科研工作。杨福愉记得贝时璋的活动很多，经常去北京交流、开会，但是一回到所里就进实验室，一进实验室就穿上工作用的白大褂，不是在显微镜上观察，就是和年轻研究人员讨论问题。朱洗也是整天待在实验室，常常可以看到他注目于显微镜的身影。在杨福愉看来，这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极为宝贵〝。 | |||
<br>在杨福愉心里，贝时璋是一位真正高风亮节的科学家。他清楚记得，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成立后要给研究员分配实验室，身为所长的贝时璋让其他研究员先挑，挑剩的归自己”。包括贝时璋为杨福愉分配的那间实验室，本来是另外一间实验室的过道，那间实验室的人出入都必经这里，没有相对封闭的环境且使用不便、容易受干扰，最后这间屋子真的被挑剩下来，留给了贝时璋自己。不仅如此，贝时璋还继续像他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那样公私分明，绝不损公肥私。当时实验需要用到微型煤气炉，因此实验室的桌子上随处都有一小盒一小盒的火柴供点火之用。贝时璋是吸烟的，但他却从来不用这些公务火柴，每次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从自家带的火柴点烟。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让杨福愉极为感动，几十年后再讲起来，仍是热泪盈眶、声音哽咽”。后来，杨福愉在为人处事上也是既严谨又温和，颇有老师的风范。 | |||
<br>从1950年秋进入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到1955年夏北上北京参加留苏培训，除了从事科研工作和参加政治运动之外，对杨福愉来说，这四年里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初出国门。 | |||
<br>1954年年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民主德国为了表达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提出要赠给毛泽东主席一台该国耶拿市卡尔．蔡司(Carl Zeiss）公司出品的新型电子显微镜。蔡司是德国知名的光学仪器制造商，成立于1846 年，以其创始人卡尔• 蔡司命名。蔡司公司致力于高品质显微镜和其他光学仪器的研制，在光学设计方面做出了很多令人惊叹的创新，迅速积累了世界级声誉，成为“德国制造”的代表品牌。德国微生物学家科赫正是利用蔡司的显微镜发现了结核杆菌等致病菌，为人类攻克传染病做出了卓越贡献。1945年，在苏联全面占领民主德国之前，美军甚至派遣先遣队抢先“抢救〞了一批蔡司公司的技师到联邦德国，由此可见其技术工艺具有多么不可估量的价值！民主德国对于这一带有政治性的工作很重视，不仅提出派专业人员来华安装，还邀请中国派两位专业人员在仪器装运之前先去该国的蔡司工厂对这台电镜进行初步的熟悉与见习，以便回国后可以协同德国技术人员完成安装任务。接到馈赠信息之后，中央便责成中国科学院负责承办礼物接收工作。当时，国际上应用电子显微镜进行金属材料科学及生物学的研究已经比较普遍，但是新中国还极度缺乏这一有力的研究工具。中科院北京近代物理研究所虽然已经拥有一台电镜，但是型号和性能都已陈旧；至于研究生命科学的几个研究所，则都还没有电镜装备。 | |||
<br>因此，多方对于电镜都有极热烈的需求。经科学院领导研究，决定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年轻研究人员中各挑选一人前往。物理学方面选中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范果健；而在贝时璋的推荐下，生物学方面则选中了杨福愉。 | |||
<br>接到任务之后，杨福愉感到非常意外。他此前从未出过国，甚至没有接待外宾的经验，不太明白怎么会选中自己执行这样的重要任务—实际上，这真是一场困难重重的任务。首先面临的就是语言问题。杨福愉虽然在大学时学过一些德语，但是久末操练，已经很生疏了，而大概是由于他们的职称还比较低，院部并不准备派翻译人员随同前往。同行的范果健也没有出过国，不过他在科学院已经工作多年，有较多的工作经验；虽然对电镜也不熟悉，多少还是知道电镜在自己的专业里的使用情况。相比之下，杨福愉既对电镜非常生疏，又是科学院的“新兵”，面临的困难就更大。然而，对于那个时代心中怀有梦想、渴望进步的年轻的杨福愉来说，这次差旅不仅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锻炼和学习机会。他心里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决心。行前，他翻阅了不少有关电镜的资料，尽量做好各方面准备。出发之前，中科院秘书长钱三强还专门接见他们，鼓励他们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 | |||
<br>出发那一天，中科院外事局派专人送行。机场临别，送行的同志郑重地说“一切为了祖国！”这句话让杨福愉激动不已、至今难忘。 | |||
<br>飞抵柏林之后，再乘车南行 200多千米才抵达耶拿。这是一座美丽的山城，位于易北河的支流萨勒河畔，是图林根州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耶拿还是德国著名的大学城，在19世纪是德国重要的文化中心。黑格尔就一直在耶拿大学教授哲学，而马克思也在这里拿到了博士学位。蔡司工厂这样的预尖工业机构和耶拿大学这样的顶尖交化林枘，在这座城市中交相辉映。 | |||
<br>在旅馆住下之后，领事馆人员马上来和两位科研人员联系，向他们介绍情况。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到蔡司工厂下属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报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是，在实验室门口竟然有几位身穿白大褂的科技人员列队等候他们，其中带头的那位头发苍白的老者正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杨福愉明白，如此隆重的仪式并不只是为了迎接他们这两位只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是为了表达对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敬。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前日军侵占上海时国人经历的种种遭遇，新旧对比，杨福愉不免百感交集！对他来说，这真是一堂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 |||
<br>在蔡司工厂，杨福愉和范果健两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见习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初步了解电子显微镜并掌握其操作过程。两人对任务作了分工。 | |||
<br>因为范果健的专业是物理学，所以他偏重于电镜操作与维修方面的学习；杨福愉则更多地学习样品的制备方法。由于德方工厂的技术人员对样品的制备缺少经验，对生物样品的制备更不熟悉，所以杨福愉只好主要学习金属样品的制备。实习三周的主要工作是阅读相关资料。尽管在语言上存在困难——两位年轻人只能讲相关专业方面的英语，而德方的技术人员对英语却很生疏，但是三周下来，他们总算了解了电镜操作的大概情况，基本完成任务。 | |||
<br>见习结束，两位科研人员乘飞机返回中国。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也参加了仪式，并且参观了电镜的操作。这时，中科院领导经过对几个所的学术基础和今后工作的再三考虑，决定将这台电镜安置在北京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样，杨福愉就留在北京为安装做一些准备工作—当然，因为范果健就是近代物理所的研究人员，他的工作更多。按计划，电镜要在国庆节到来时安装完成。德国两位工程师于国庆之前专程来京，一边由杨福愉、范果健陪同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一边协助把电镜顺利安装完毕。为此，中国科学院还专门安排了隆重的交接仪式，邀请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的代表参加。 | |||
<br>本来按计划，即使这台电镜安置在近代物理所，但也还是要用于开展生物学方面的工作。但是安装完成之后，在是否开展生物方面工作的问题上，中科院却迟迟没有做出决定。杨福愉作为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派来的人员，应该尽快返回本单位工作——在接到这样的院方通知后，他回到了上海。至此，整个出国和培训的任务算是结束了。 | |||
<br>这次长达半年时间的出国差旅，对于杨福愉的专业帮助虽然不是很大，但却开阔了他的视野、激发了他的深刻思考。他感受到祖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提升，体会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尊荣。在物质条件方面，对比莫斯科、柏林和耶拿，他意识到祖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虽然这次在德国没有广泛接触了解他们的科研情况，但是仅将蔡司工厂实验室的设备与中科院有关实验室相比，就让他看到了很大的落差。正是看到了这种差距，才使杨福愉真正深刻地意识到了道路是漫长的，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了解了差距，反而让他更添信心和动力。 | |||
<br>除了出国，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生大事——结婚。 | |||
<br>还是在1951年，杨福愉结识了同研究所的同事王锦兰。王锦兰是江苏常熟人，比他晚一些时候进入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在姚錱教授的实验室担任技术员。虽然不在同一研究组，但是经过较长时期的交往和相互了解，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和杨福愉一样，王锦兰也是一个工作认真的人，也许这一点是吸引两人走到一起的因素之一吧。在杨福愉出国之前，他们的婚姻关系已经明确下来。待他完成出国任务回到北京，王锦兰已经向所里领导申请到一间大约12平方米的结婚住房。 | |||
<br>结婚那天晚上，所里的一些研究员如庄孝僡夫妇、姚錱夫妇等都到他们小小的喜房去坐上一坐，以示庆贺；所里一些熟悉的同事也有不少到场，大家吃点喜糖、喝点茶水，热闹一下，就算办过婚礼了。在双方的家里也都没有大办酒席，在提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50年代，多数婚礼还是采取了比较简朴的形式。 | |||
<br>婚后，家里的事情几乎都由妻子王锦兰包揽下来。即便下班后，杨福愉仍然埋首书本，继续思考白天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后来妻子怀孕了，杨福愉却又要为留苏选拔考试做准备，仍然难以分担妻子的压力。为了杨福愉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他喜爱的科研工作，王锦兰选择对自己的事业让步，无怨无悔地扛起了家务的全部重担。在她身上，一个中国传统女性吃苦耐劳、温柔贤淑、懂事明理的品格得到充分彰显。与杨福愉相濡以沫几十年，经历各种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承受生活的各种艰辛劳累，王锦兰对丈夫的支持却始终如一——这是后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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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第三章 苏联留学 | |||
<br>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冷战”，与两个大国同时保持正常外交关系已无可能，中国于是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强了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交流合作，和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交流几乎断绝。从1951年起，中国每年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老大哥”的力量，培养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各方面专业人才。 | |||
<br>然而，到外国留学，语言是个大问题。1951 年的首批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很少有人学过俄语，到苏联之后直接进入学校学习倍感吃力。语言不通，再加上在饮食、气候等方面颇不适应，因此学习和生活状况很差，有人甚至闹起了情绪。正在苏联疗养和考察的国家副主席林伯渠对此深为忧虑，向刘少奇、周恩来提出建议，要求留苏学生在出国之前应该先接受6个月或更长时间的预备教育。周恩来高度重视这个建议，随即做出批示，筹备留苏预备学校。1952 年年初，留苏预备学校（后来正式命名为留苏预备部）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成立。从此，所有公派的留苏学生都必须先在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通过考核之后，才能前往苏联求学。 | |||
<br>1955年，新婚不久的杨福愉报名参加了留苏资格选拔考核。考核的内容非常严，每个人都必须过政治审查、文化考试和健康检查三道关。尽管如此，报名参加考试的年轻人还是非常多。当时社会上已经兴起“苏联热”，人们争相读苏联书、看苏联电影、穿苏联风格的衣服；如果能够被选中到苏联留学，那是十分荣耀的事情。当然，对于杨福愉来说，出国留学早已是心中的梦想并被他当成了人生必须的经历，所以，在形势使然不能前往西方国家的前提下，去苏联留学也是值得他追求的。 | |||
<br>杨福愉算是幸运地通过了三道关卡的考验。他的业务基础自不必说，身体素质也很好，唯一颇费周折的是政治审查。留苏学生的政审非常严格。当时中国的政治风向已经转变，各项政策都明显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倾斜。由于出生于商贾之家且哥哥杨福耀的所谓“经济问题”，对他的政审严之又严。在杨福愉的人事档案里，至今还保留着厚厚一叠留苏前的政审资料。从政审人员走访他的亲友、老师、同学和同事的笔录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个推崇温良恭俭让、有着优良传统教育的大家庭，一个惯于独处、多少有些沉默寡言却志存高远的青年杨福愉。 | |||
<br>当时，每年派遣的留苏学生人数逐年增长，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在北京西城鲍家街的校舍（即今中央音乐学院东校区）已经不够用了。1955 年年初，学校搬到了西郊海淀镇南边的魏公村，之后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当杨福愉这一批学生住进校园的时候，在留苏预备部学习的学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2000余人。新校舍的硬件设施在当时北京的高校中是一流的，不仅师生的住宿条件大大改善，学校中还有一个大操场，学生们不用出学校就可以进行日常体育锻炼。在这样好的环境之中，每个学生都感觉自己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大家合力营造刻苦的学习氛围，很多人都硬性规定自己一天必须背几十个新单词，甚至彼此之间交流练习都只用俄语。当然，在留学预备部不只是学习俄语，政治培训、时事教育和身体素质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经过一年到两年的培训，尽管不少学生到苏联之后还是不太适应全新的环境，但比起第一批留学生，学习和生活能力提高了很多。 | |||
<br>在北京学习的一年中，杨福愉的第一个孩子杨重高出生了。当时他无法请假回上海照顾妻子和孩子，只好让王锦兰把孩子交给母亲朱琴照顾，以稍微减轻一点妻子的负担。 | |||
<br>1956年7月，杨福愉在北京俄语学院一年的强化学习结束，等待苏联方面有关入学院校分配的结果。根据初步方案，杨福愉将被派往列宁格勒大学就读生物化学专业研究生。可是，根据他多种途径打听得来的消息，列宁格勒大学的生物化学专业的教学质量明显不如莫斯科大学。本着到更好的学校去学习的朴素愿望，杨福愉向组织提出了更换学校的申请。对一般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多少有点大胆的要求，但杨福愉之前已经在中科院工作多年，他对自己的申请被接受颇具信心。因为在他之前已有先例一他的朋友、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事戚正武比他早一年赴苏留学，也是先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大学，但因为专业不符，三个月之后成功转到了莫斯科大学，再后来又转到苏联医学科学院医学生化研究所”。果然，他的请求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关注。那年赴苏的留学生很多，需要三趟火车客运专列才能装得下，他被特意安排第一批出发，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联系换校事宜。 | |||
<br>是年11月，杨福愉乘坐前往莫斯科的火车正式开始了他的留苏生涯。 | |||
<br>从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旅程需整整一周，途中要穿越茫无际涯的西伯利亚原野。也许全副身心早已投向未来的学习和科研梦想，杨福愉几乎忽略了沿途的风景，仅剩的印象是当时的西伯利亚已笼罩在寒冬的肃穆之中。因为车上都是赴苏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