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克敏
计克敏(1914—1991)
计克敏，别名沸白、飞白，1914年9月出生于嘉善县天凝庄镇一个小地主家庭。更恰当地说，他出生在一个开明绅士的家庭里。因为他父亲计凤翔(字鸣皋)曾是当地一位有着浓厚中国知识分子特质和强烈爱国情怀的小学校长，从事家乡教育30余年，一心办学，造福桑梓。抗日战争时期，他父亲为了抵制日伪政权，曾“蓄须明志”，还书对联一副“情定茅屋稳，性安菜根香”贴在家门上，以示不屈淫威，不染利欲。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塑造计克敏先生的为人处事风格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6年7月，他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系，在此后的10余年时间里，伴随着国家的苦难，他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和酸苦，先后在西南地区、上海、江西、浙江等10多个地方谋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生活才慢慢稳定下来。之后，他先后担任杭州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副校长，杭州市教育工会主席，省教育工会副主席，杭州市总工会副主席等职，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工会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
1951年7月，计克敏先生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民进杭州市地方组织正式成立前我省最早入会的20位会员之一。1958年10月，他调入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担任民进杭州市的专职领导工作，曾任民进杭州市分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民进杭州市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第六、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11月，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重新组成后，任筹委会委员兼秘书长。民进浙江省委员会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秘书长、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曾任民进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常委，民进中央第二届参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作为浙江省和杭州市的知名爱国民主人士，他还任政协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委、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政协杭州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以及杭州市第三、四、五、六届人大代表等职。作为一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民主人士和民进地方组织领导人，计克敏先生一直有意识地强化自身的共产主义修养，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兢兢业业工作，热情谦逊待人，正直严谨律己。他为浙江民进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为巩固和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辛勤耕耘了一生。
颠沛流离的旧书生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计克敏生活还算平静。在那个年代，虽然国家正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但偏居江南水乡一隅的计克敏，因出身地主家庭，家境殷实，父母思想也比较开明，以当时当地的最高水准，得以按部就班地接受良好的新式教育。在嘉善县城读完小学之后，1926年8月，12岁的计克敏被送到离家20多公里外的嘉兴省立二中读初中；三年之后，他又顺利考取了离家更远、当时浙江省最好的高中，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在那里，他又度过了三年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
虽然少年学子的生活单纯、无忧，但在省城杭州更广阔的视野里，意气风发的计克敏看到了更多在富庶水乡看不到的社会动荡和疾苦，他的内心已不再平静。当计克敏于1932年10月考入浙江大学教育系时，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让他激动和兴奋，他仿佛找到了融入社会、实现抱负的入口。当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浙江大学曾联合杭州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南京向政府请愿。刚刚入学的计克敏便深切感受到了民族危亡与个人的关系。
1935年，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日寇的铁蹄践踏到华北平原。北平大学教授发出惊呼：“北平已无一块安静的土地可以安放一张书桌。”在此情况下，北平学生于12月9日发动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遭到国民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浙江大学的学生们在全国首先大规模响应北平学生，掀起了杭州的“一二·九”运动。在经历了十几天的斗争后，政府被迫释放了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们。然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却做出了开除学生领袖施尔宜、杨国华的决定。学生们再一次被激怒了，于是，浙江大学历史上著名的“驱郭”斗争就此展开。
从小生性有些懦弱，怕惹是生非的计克敏，虽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但并不想参与到这场斗争中去，已经进入毕业季的他只想能安安稳稳地毕业，然后找个工作安身立命。所以，他并不是这场斗争的活跃成员，更不是骨干分子，但他目睹了这场斗争的全过程，这使他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他的同学们，特别是在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同班女同学戎涓之的鼓励下，他还是在最重要的《驱郭（任远）宣言》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可以说是计克敏人生第一次面对残酷复杂的社会现实而做出的勇敢选择。“驱郭”斗争最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1936年4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会议任命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从此，浙江大学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1936年7月，计克敏从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走出校门的他，远离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蓦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无助。经过多方联系，他终于在重庆的私立巴蜀初中谋到一份教员兼生活指导员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远离浙江的故土，从此，也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
计克敏在重庆私立巴蜀初中只教了一个学期的书，校方便以他的身体欠佳为由将他解聘了。内心并不平静的计克敏只得无奈地回到嘉善老家，以养病为由暂时在老家闲居。在他走出象牙塔不久进入第一个人生低谷之际，国家也面临危亡，“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这个偏安的小县城，计克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幸好，有一份来自他同班同学戎涓之的爱情帮助他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这一年的中秋节，他们借西泠印社这块文化福地，请了几位浙大的老师和同学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茶话会，也算是婚礼了。月圆之夜圆满了人生大事，这给了计克敏勇敢面对未来人生以极大的勇气。1937年11月，就在嘉善老家沦陷之际，这对内心澎湃的燕尔夫妻一方面为了躲避日寇的蹂躏，另一方面也是不甘于偏居老家吃闲饭，双双勇敢地离开了富庶的江南水乡。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他与妻子相依为命，辗转于安徽、江西、福建、湖南等地，希望能谋到一份能让他们安身立命的工作，再理想一点，能一展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则更好。然而，现实却残酷地打碎了他的梦想。这其间，他除了在南昌近郊的农村服务区当了四个月的教育指导员，其余的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甚至在1938年初还沦落到在红十字会避难所避难的境地。
病急乱投医的计克敏终于在1938年10月谋到一份在湖南省凤凰县国民党党部做干事的差使，因为工作需要，他不得不加入了国民党。在那儿，他的工作无非也就是打打杂，上司让干啥就干啥。当时，虽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在暗地里依然监视着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因此，计克敏有时候也会受指派去邮局检查来往邮件。对当时的他而言，这些工作不过是谋生的饭碗而已，在他内心，在浙江大学四年的所见所闻和毕业两年多来的经历已经让他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所以，计克敏并没有因为找到这样一个谋生的饭碗而欣喜，他并不愿与国民党长期为伍。于是，他冒着再次失业的危险，只干了两个月便离开了凤凰县国民党党部，组织关系上自然也脱离了国民党。
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经一年多，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继南京沦陷后，广州、武汉也相继失守，国民政府不得不迁往重庆。在这样的形势下，本来就身体羸弱的计克敏更是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无助，于是，他只好奔赴西南腹地的贵州，与先期到达贵州的妻子会合。在此后的八年多时间里，直到1946年7月，计克敏一直在地处大后方的贵州、重庆等地艰难度日。这其间，他与妻子居无定所，时分时合，相依为命。由于经济萧条，社会动荡，谋生依然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在这八年里，他曾两度失业，先后换了五份工作。其中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已迁往内地的浙江大学遵义永兴场分校担任助教和讲师，他在那儿正好干了四年，这完全得益于他的浙江大学教育系的学历背景。
尤其让计克敏刻骨铭心的经历是1946年6月，虽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但老百姓生活依然民不聊生。那一年，他和妻子都在重庆的私立广益中学教书糊口。虽为教师，却毫无社会地位可言。这一年，当校方得知他妻子怀孕后，竟毫无理由地将她解聘了。一向不懂人情世故的计克敏低声下气地托人求情，终究也没能保住妻子的饭碗。妻子不得不拖着笨重的身体在当地一个大户人家做家教以补贴家用。后来妻子难产，需要剖腹产，却没钱住进医院，走投无路之际，幸好得到善良的东家的帮助，替他们找来当地最有名的产科医生李桂馨，免费为他妻子做了剖腹产手术，才使大女儿平安降生，保住了母女两条性命。家里添了一个宝贝女儿，虽喜却愁，因为当时他的工资收入实在太低，难以养活一家三口，他和妻子不得不再兼做家庭教师才得以勉强度日。
1946年8月，满怀着抗战胜利、重建家园的期望，计克敏一家告别大西南，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浙江。他们先分别回到妻子的老家慈溪和自己的老家嘉善拜望了父老乡亲，顺便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支持。1947年，他经朋友推荐介绍，总算在上海达人中学谋到一个教职，希望从此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用自己的学识和才能报效国家。然而，国家的苦难并没有画上句号，内战全面爆发，计克敏作为一个旧书生的境遇也没有明显改观，直到1948年8月，他应聘来到杭州师范学校，才开始了他相对稳定和正规的教育生涯。
他特别珍惜这份能让他一展学识能力，实现教育报国理想的工作。在杭州师范学校，他从普通教师做起，凭着自己的学识和勤勉，得到了校方和同事的认可。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杭州，杭州师范学校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初期，国家需要大量的教育人才，杭州师范学校也以空前的规模和方式开展教育培训工作，这对学校和计克敏而言都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刚刚升任教导主任的计克敏不但要操持全校超常规的教务工作，还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各类教材的编写工作中。这段时间，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靠接二连三的抽烟来提神醒脑，结果他得了严重的肺气肿，身体更加羸弱。为此，他曾两度戒烟，其间还因工作压力过大而导致戒烟失败。
不过，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杭州师范学校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他本人也因工作出色，升任副校长，有一段时间他还代校长之职，挑起了全校的教学重任。这一段日子，虽然工作非常劳累辛苦，却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时光，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最大也最直接的时期。此后，由于组织安排，他离开了自己钟爱的教育岗位。为此，他虽有些恋恋不舍和遗憾之情，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安排，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作为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一介书生，计克敏先生对旧中国的黑暗、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有着深切的体会，也因此尝尽了人间悲苦。这些，都让他从一个单纯的富家子弟和传统旧书生逐渐成长为一位坚定拥护共产党，信任共产党的领导，并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信念的民主人士。
信仰坚定的正直人
应聘到杭州师范学校工作，既是计克敏教育生涯的良好开端，也是他接触共产党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开端。
1948年下半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全国，杭州的解放也指日可待。在当时的杭州各学校，共产党地下组织也配合解放军的正面进攻，团结进步学生开展敌后斗争，宣传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教师的计克敏虽然还没有直接接受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但振奋人心的社会环境使他时刻得到耳濡目染。再对比之前十多年的个人遭遇，他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由衷地敬佩，对共产主义思想心向往之。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杭州师范学校由中国共产党政府接管，学校进驻了军代表，计克敏因此欢欣鼓舞。他认为自己身上带有浓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烙印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需要不断地自我改造，因此，他主动接近共产党员干部，与他们聊天，发自内心地表示要接受共产党员的教导，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有一次，一位军代表送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他如获至宝，经常拿出来学习。即使在朝不保夕的动荡时期，他也精心保存着这本《共产党宣言》，直到眼花力衰的晚年，别的东西都不想看了，他还会经常拿出来翻阅。
不久，当时的校党支部书记启发他应更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入党，计克敏兴奋不已，曾先后两次向党组织提出过入党请求。由于他的出身背景、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曾经在凤凰县国民党党部工作的经历等因素，他的入党请求被搁置了。然而，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计克敏依然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怀有无限美好的憧憬。他常对人说，不论从国家的新生、社会的进步，还是家庭生活的变化来看，都不能不承认是社会主义好，共产党领导好。
1951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因要在杭州发展组织，请时任杭州师范学校小学部主任的童友三先生负责民进杭州分会的具体筹建工作。童友三先生认为计克敏是最合适的发展对象之一，便找他谈话，希望他加入民进组织。计克敏一开始还有些抵触，因为他心中的目标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刚刚加入民进几个月的童友三先生以自己的思想转变为例劝导计克敏先生，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民主党派中可以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童友三先生还向民进组织汇报后，通过时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吴容做计克敏的思想工作，鼓励他加入民进。本着对中共党组织和吴容的充分信任，计克敏认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也这样劝导他，这是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和培养，这才愉快地答应加入民进。尽管加入了民进组织，他对自己的政治要求并没有降低，依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对照自己，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思想是否有资产阶级的倾向，是否需要加以纠正和改造。
当时，针对民进组织中教育界会员较多的特点，组织内安排了不少教育讲座以提高会员的业务水平和政治素养。由于民进组织的领导层中有很多都是教育界的专家，所以，在培训中很容易出现谈专业较多而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教育的情况。计克敏虽然自己也是一位教育专家，但他认为，绝大多数会员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不免带有资产阶级旧的意识形态，因此，更应把帮助会员提高思想觉悟，改造世界观放在首位，而不应片面强调提高业务能力，只有这样，民进组织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显然，他是以对自己的标准来要求组织和会员的，他的这一观点与某些会员，甚至某些领导层的会员产生了思想冲突，他们认为他的观点有些过“左”了。以历史的客观眼光来看，计克敏的观点显然是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民进组织和会员的，这与他当时的思想境界是分不开的。
1957年上半年开始，全国性的整风反右运动陆续展开。反右运动出现了明显的扩大化倾向，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集聚的民进组织自然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击。不久，省、市民进组织中的俞子夷、任铭善、金海观和童友三等主要领导人由于直言批评了一些社会现象而较早地被划为右派。
计克敏也积极参加了反右运动的全过程。当时，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一些右倾思潮，个别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党天下”，提出要“轮流坐庄”，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计克敏本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信任和对旧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反省，认为知识分子因为革命的不彻底性，确实存在一些反对共产党的思想和行为，需要进行检讨和批判。在这样的意识指导和当时的大环境影响下，他也的确参与了对一些会员的批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部分会员对他的误解。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以当时计克敏对共产党的敬仰、忠诚和一贯的品德修养，他的言行是坚定地支持共产党政策的一种自然表现，他参与批判某些会员也是发自内心地要去帮助他们改造思想，而不是有意整人和落井下石。这些言行虽然客观上助长了反右运动扩大化倾向，但这样的历史旧账不应清算到个人身上。
在1958年3月召开的一次“向党交心”座谈会上，计克敏从六个方面深刻地反省自己，表示要努力改造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一心一意跟党走，还提出了争取在两年内入党的目标。后来因种种原因，这一目标并未能实现，却可以从中看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颗拳拳之心。从新中国成立不久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之后，计克敏曾多次向党组织表达入党的愿望，组织上也多次希望他继续留在民主党派中做好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他都能正确对待，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然而，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不但没有泯灭，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愈加强烈了。据他的小女儿回忆，每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来临之际，他都会变得很兴奋、很激动，谈论他对党的深厚感情，反复向家人表达他的入党愿望。
在30多年的工作历程中，他的工作岗位从教育领域转到工会领域，再转到民进专职领导人的岗位，他的政治身份一直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一位民进会员，但他的心里却始终装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装着一个要一辈子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因此，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做什么具体事务，他都会自然而然地去向党的要求靠拢。
有一件小事特别能反映计克敏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1980年的7月1日，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59周年座谈会。当时计克敏先生年龄也大了，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积劳成疾，身体虚弱，经常无法正常上班。会议主持人了解他的身体状况，以为他不会再出席座谈会，便问他的同事：“计老今天不会来参加会议了吧？”他的同事肯定地说：“纪念党的生日这样重要的会议，他一定会来的！”果然，那天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转乘了两趟公共汽车才赶到会场，还热情洋溢地发言，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对比新旧社会的不同，发自内心地赞扬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显然，他对党的感情是一贯的，连他的同事都深有了解。
计克敏先生对党的信念并不是虚无的，而是实实在在地化为行动，融入日常生活中。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争名夺利，不搞特权。作为领导干部，他这种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不仅给同事和下属做出了榜样，也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国家建设方兴未艾，上级出台政策要给部分机关干部增加工资。当时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和其他三个民主党派市委会机关同在青年路的一座楼里办公，上级要求由四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来主抓这项工作。由于有机会增加工资的人员比例只有40%，处理起来难度很大，有的负责人面对这一难题借故请病假回避了，而因身体原因已经处于半休状态的计克敏却勇敢地挑起了这副担子。他不计个人得失，首先当众宣布他本人放弃这次增加工资的机会，然后，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根据政策条件与相关党派协商讨论，再分别找四个民主党派的干部作个别谈话，向他们说明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给机关干部增加工资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让一部分同志增加工资的理由，使大家愉快地统一了认识，顺利地做好了这项工作。
在大家的印象中，计克敏虽然有自己坚定的信念，但在性格上还是比较胆小懦弱的，然而，在懦弱的表象下，他却有一颗真实正直的心，只要是他认为错误的言行，他都会仗义直言提出批评，从不避讳，也不怕得罪人。上世纪80年代时，社会上曾流行兼职搞第二职业赚外快，机关干部能否在外兼职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常理上认为在外兼职会影响本职工作，一般并不赞成这么做。当时，民进市委会机关有一同志在外搞第二职业，同事们虽有议论和微词，却没人敢去批评他，怕因此得罪了他。计克敏知道后，就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同事，甚至不惜与这个同志争吵得很厉害，直到这个同志不再兼职为止。
鉴于计克敏长期以来强烈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1985年3月，中共杭州市委正式发文批复市委统战部，要对计克敏等三名有强烈入党要求且符合入党条件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做好思想工作，动员他们继续留在党外，同时，要给予列席与他们工作相关的党内会议，阅读相关党内文件的待遇。在计克敏看来，这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期望自己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党多做工作，做好工作。因此，他毫无怨言地服从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把那份强烈的愿望压在内心深处。直到已躺在病榻上的晚年，计克敏先生又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让小女儿工工整整地誊抄了一遍才交给组织。
1988年8月，中共杭州市委再次发文批复同意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88年9月，计克敏终于实现了几十年前的夙愿，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虽然他多半的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只要身体稍稍恢复，他就会伏在桌子前用放大镜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关心党和国家大事。1990年，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还挥动着已不大听使唤的手，认真地抄写《共产党宣言》，以表达他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定信念。
在长期的个人经历中，计克敏虽然曾历经磨难，遭遇过不公正的待遇，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而导致他的某些言行不被人认可，但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贞不渝，有信念的支撑，使他总体上都能很好地把握方向，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
浙江民进的“大总管”
计克敏与民进结缘是在1951年7月。在此之前，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进总部常务理事的周建人受民进总部的委托，希望在浙江发展民进组织，首先考虑在杭州率先展开。这一年4月，经过与中共杭州市委的协商酝酿，有关部门推荐了几位适合作为民进会员发展对象的人选。于是，周建人在当时的省交际处大华饭店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邀请了四位在当时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教育卫生界著名人士，分别是时任浙江省文教厅副厅长俞子夷、杭州市卫生局局长陈礼节、浙江医学院教授王历耕和省立杭州师范学校小学部主任童友三。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同志商定，每位再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物色四至五位适合加入民进的入会发展对象，作为展开杭州民进组织筹建工作的开端。会后，这四位先生由周建人和许广平介绍入会，成为民进在浙江最早的“种子会员”。不久，民进杭州小组筹备组便成立了，指定俞子夷为组长，陈礼节为副组长。
童友三先生是马叙伦的学生，与马叙伦先生有私交，同时，他在教育界也有较高的威望和知名度，为人诚恳热情，所以，民进杭州小组筹备组成立后，就确定由童友三先生负责操办最初的具体筹备事宜。童友三先生在接受筹建民进组织和物色新会员的任务后，首先想到了同在杭州师范学校任职的计克敏先生。当时，计克敏正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表达入党的愿望。当童友三一方面劝导计克敏，一方面征求时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吴容的意见。吴容也认为让计克敏先生加入民进组织对社会的贡献会更大，也更有利于他个人的发展，于是，也积极推荐他加入民进。
经童友三先生和吴容校长的思想工作，计克敏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并由俞子夷和童友三作为介绍人，于1951年8月正式入会，成为浙江民进最初的20位会员之一。1952年12月28日，杭州民进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宣告了民进杭州市分会的正式成立，计克敏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54年5月30日，民进杭州市分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计克敏被选为理事兼宣教处副主任。1956年9月23日至25日，杭州民进召开第三次会员大会， 选举产生了第三届委员会， 计克敏被选为副主任委员。
作为浙江民进的最早期会员之一以及在教育界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物，计克敏在杭州民进的连续三届委员会（理事会）中被选为核心成员，这是很自然的。不过，事实上，这一时期他真正直接参与民进组织建设和发展的工作并不多。
因为这一时期他在杭州师范学校任职，由普通教员升任教导主任，再升任副校长， 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参与和组织学校的教学发展上。1955年5月，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工会的作用，组织上考虑需要有一位具有教育背景的民主人士去领导下一届的杭州市教育工会工作，多方考察后，计克敏被认为是最佳人选。在他看来，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和培养，虽然他更愿意继续从事他的教育事业，但既然组织有需要，他义不容辞地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于是，他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被调至市总工会从事专职工会工作，并分别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1月当选杭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和市教育工会主席，他的主要精力开始转向市总工会和教育工会的发展及相关工作中。
在入会后的最初几年里， 计克敏在民进中的工作都是兼职的。然而，由于他为人正直诚恳，办事认真负责，在社会上又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虽然是一位旧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党派人士，但比一般的知识分子具有更强的组织意识和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一致的观念，所以，组织上认为他也是从事民进专职领导人的较佳人选。
杭州民进组织经过近四年的发展，组织体系逐步健全并开始向外地发展会员，会员人数已经达到300名左右，因此筹建省级组织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1956年8月召开的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民进中央和我省参加大会的代表研究了筹备建立省委会的问题。1956年9月5日，民进杭州市分会向民进中央提出报告：“根据浙江省的需要与可能，决议建议中央及时成立浙江省组织的筹备机构。”随后，民进中央［56］总字第154号通知，同意建立浙江省筹备委员会，任命俞子夷为筹委会主任、陈礼节为副主任。1956年12月15日下午，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湖滨路104号省政协会议室举行，会议推举金海观为秘书长，省筹委会在杭州市仁和路25号内与民进杭州市委会合址办公。
1957年，全国性的整风反右运动陆续展开，由于斗争的扩大化，这一运动给民主党派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民进被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一度停止发展组织，各项工作受到严重挫折。时任民进杭州市委会的领导、计克敏的两位入会介绍人俞子夷和童友三以及时任民进浙江省筹委会秘书长的金海观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停止了会内职务。民进浙江组织中主要领导人和专职领导的空缺，导致了浙江民进的整体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当时，全国范围的整风反右运动正在向“大跃进”运动过渡，全社会正处于如火如荼之势，在此情形下，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计克敏来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他又一次毫无怨言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这一时期，尽管他的组织关系还在市总工会，但工作重心已经转到民进的工作中来。为了加强党对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的工作，组织上还派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民进市委常委、时任杭州高级中学校长的金亮来帮助计克敏工作，以共同领导杭州民进组织内的反右运动。
1958年9月，民进杭州市委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了领导机构，选举陈礼节为主任委员，计克敏等为副主任委员。1958年10月，计克敏的组织关系调入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正式担任民进杭州市委会的专职领导工作。1958年11月，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计克敏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紧接着，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也进行重组，计克敏任省筹委会委员兼秘书长。自此，计克敏身兼民进杭州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和民进浙江省筹委会秘书长，开始了浙江民进“大总管”的生涯。
计克敏到任后，民进的各项工作很快恢复了正常。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计克敏首先组织开展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学习教育活动。他总是谆谆教导会员，一定要注重业务学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两者不可偏废。通过大量的学习活动，一方面帮助会员提高思想认识，改造世界观；另一方面帮助会员提高业务水平，有利于他们做好本职工作。他认为，作为以教育界人士为主体的民进组织，它的会员只有自身实现思想改造和业务能力的共同提高，才能完成党交给民进培养建设社会主义新一代人才的任务。为更好地开展会员的思想改造工作，民进杭州市委会还成立了专门的学习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由陈礼节兼任主任委员，计克敏兼任副主任委员，具体负责安排各项学习。学习委员会成立后，会内定期举行学习会，还编印《民进近况》（后改为《民进情况简报》）。
计克敏先生作风务实，不尚空谈，讨论问题时从来都是有话直说，既不拐弯抹角，也没有连篇的套话。1960年7月至9月间，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历时40天的五届二中全委扩大会议，以“神仙会”的方式贯彻“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方针，鼓励大家讲真话，讲心里话。在整风反右运动之后，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倾向使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不太敢说话，工作积极性也受到严重影响。当时，民进浙江省和杭州市共有16人参会。会议开始时，大家心有余悸，都沉默不语，即使发言也是言不由衷地照搬报纸上的套话。这时，计克敏带头敞开心扉发言，并利用晚上时间找与会的同志聊天，帮助他们解开心头的疙瘩，鼓励大家勇于发言。结果会议收效很好，开得既气氛热烈又和风细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计克敏还非常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他认为，基层支部是政党组织的细胞，基层支部的工作搞好了，民进组织才会有生命力。他要求机关干部一定要深入基层，机关工作要为基层服务，为广大会员服务。他一再强调，只有深入到基层中去，才能了解各支部的实际情况，了解会员们的疾苦和意见要求。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面向基层组织，密切联系会员群众，逐渐成为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的一个优良传统。他不仅这样要求机关干部，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当时，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一般每半个月一次，而且都安排在晚上。身兼民进省、市委会两级领导人的他，平常工作就相当繁忙，但他总是想办法尽量抽出时间，经常与机关干部一起骑着自行车参加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他常常和同事们一起，不管路途多远，也不论风霜雨雪，总是尽力参加。有一天晚上，他与同事一起骑车去参加拱墅区小教支部的组织生活，小巷狭窄曲折而且坑洼不平，路灯又昏暗，他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小巷里。同事见他摔得够呛，就劝他不要参加支部活动了，可他却诙谐地说，轻伤不下火线嘛，仍忍着伤痛坚持参加当晚的支部组织生活，第二天又照样坚持到机关上班。
计克敏先生虽然对机关干部要求严格，但从来不端领导架子，不打官腔，平等待人，基层会员来市委会机关时，他更是热情接待。正因为如此，时间久了，他扎实细致、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机关干部和普通会员的一致认可，也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在主持民进杭州市委会日常工作的同时，计克敏先生作为民进浙江省筹委会的秘书长，并没有忘记筹备成立民进浙江省组织的工作。从1958年10月他接手筹委会工作以后，他努力推进工作，在全省各地发展会员，又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准备，终于在1963年2月，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召开第17次会议，决定上报民进中央同意，召开民进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民进浙江省委员会。
在省委统战部和民进中央的支持下，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63年2月15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选举产生了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标志着民进浙江省级组织的正式成立。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浙江民进历史上会期最长、安排政治学习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有当时的历史原因。
在“一代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上，有的小组汇报在讨论中有代表提出不应该将俞子夷和金海观两位摘帽右派放入省委委员候选人，而应更多地考虑放中小学教育界骨干会员。计克敏则坚定地指出，将俞子夷和金海观两位老会员放入省委委员，能更好地调动会员们的积极性，也是落实党的政策的体现。他还分析了省委委员候选人中从事或曾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的会员比例，认为名单中已经充分考虑了中小学教育界的代表性题。他以大局为重，客观公正的发言得到了主席团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主席团最后确定不改变原定候选人方案提交大会选举。由此也可以看出，计克敏并不似当时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不惜落井下石的“极左”分子，而完全是一位正直、诚实，有信念、有担当，一切以民进事业为重的领导人。
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获得了圆满成功，它成为浙江民进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亮相，起到了凝聚会员、推动组织发展的重要作用，也表达了浙江民进全体会员坚定地跟共产党走的态度和信念。在随后召开的民进浙江省委会一届一次全会上，计克敏先生顺理成章地当选民进省委会秘书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知识分子成为被“专政”的主要对象，民进组织又一次受到严重冲击。这一年8月30日，一群“造反派”来到省、市委会合址办公的民进机关，砸掉了机关牌子，占领了办公楼，并勒令交出民进印章，自行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不久，民进组织的领导人都被关进了“牛棚”。计克敏先生也不能幸免，他先是与所有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一起被统一安排到市委统战部接受斗、批、改，成为批斗当时的统战部部长的陪斗对象，还曾因在凤凰县国民党党部工作时参与过邮局的邮件检查而被莫须有地作为特务进行批斗。此间，还有所谓的“造反派”闯进他家抄家，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能给他戴上更多“反动帽子”的证据，结果一无所获。1968年10月，他被送到位于乔司的市“五、七干校”进行学习劳动改造。因为他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被归入“牛鬼蛇神”队伍给予关“牛棚”改造的特别待遇。
直到1972年初，计克敏先生才结束了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日子，被统一安排回到市委统战部，每天进行各种无休止的思想学习和汇报。在此期间，虽然批斗和艰苦的劳动改造结束了，但他热爱的工作没法做了，而最令他痛苦不堪，备受精神煎熬的一件事却来自他的邻居。当时他住在省总工会分配给他的两间房间里，他的邻居是一个所谓的工人阶级“造反派”。这个邻居不仅无端霸占了他的其中一间住房，还时时威胁他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扬言随时可以杀了他。在当时的形势下，无奈于自己的地主出身和曾在凤凰县国民党党部工作的经历，以及当时自己作为“牛鬼蛇神”的地位，计克敏敢怒不敢言，每天忍气吞声地生活在恐惧之中。最后，不得不躲到与他同病相怜的时任民革杭州市委会副主委孙道夫家中暂居了一段时间。
十年浩劫使计克敏先生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了严重折磨，尽管如此，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却始终不渝，坚信这一切的混乱都是暂时的。当时，他的大女儿已经在清华大学读书，后又分配在河北省邯郸工作，恢复高考后考入天津大学读研并留校任教。回杭州探亲时，免不了要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表示忧虑和不满，计克敏先生总是再三叮嘱大女儿，不要不负责任地说三道四，要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混乱的社会现象都是暂时的。1969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他的小女儿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条件，自己主动要求去黑龙江插队，需要得到他的同意。当时，正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计克敏先生虽然内心依依不舍，但他很高兴小女儿有如此高的觉悟和要求进步的决心，欣然同意小女儿的要求。为此，他专门让还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女儿回到杭州，全家慎重其事地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小女儿临行前，他叮嘱她一定要听党的话，在广阔天地锻炼改造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的小女儿果然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很多民进老会员都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他却始终积极乐观地认真对待每一天。有一次，他在街上碰到了同是上世纪50年代入会的老会员徐欣，他曾是一所学校的老校长。徐欣悲观地问他，民进为什么停止活动了？ 还有希望重新活动吗？ 计克敏先生虽然自己内心也很沉重，无法给他确切的回答，但他却乐观地劝徐欣说，毛主席说过民主党派要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不会不要民主党派的。民主党派是被“造反派”逼迫停止活动的，并不是党中央要停的，我们要相信共产党，总有一天会恢复活动的。他的话不仅让老会员徐欣重新看到了希望，也是在激励他自己等待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兢兢业业的重建者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极左思潮逐渐退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号角开始吹响，全国各行各业都迎来了百废待兴的新气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主党派也迎来了新的生机。
1977年11月8日下午2时，民进省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这是自“文化大革命”停止活动以来，时隔11年以后举行的第一次正式组织活动。会议由陈礼节主持，计克敏等八位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浙江省委领导的讲话和统战部有关会议的精神，主旨就是统一战线还需要加强，民主党派要逐步开展活动。这对参加会议的浙江民进领导们而言无疑是一缕强劲的春风，但大家也看到了后续工作的艰难。要恢复组织活动，首先要解决办公场所、工作经费、机关干部等一系列问题，还要澄清混乱思想，做好会员们的教育引导工作，还要逐步恢复基层组织，吸收新生力量，可谓千头万绪，而这些繁杂的工作大部分都需要专职的秘书长计克敏先生去一一落实。
恢复工作的初期，机关专职干部的缺乏是最大的困难。开始时，计克敏先生一个人便是一个机关，他挨家挨户地走访民进会员，与会员们谈恢复党派组织的重要意义，消除他们心中的余悸，他还亲自刻蜡纸油印资料，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满街跑，将组织信息和活动通知等资料一一送到会员们的手中。当他看到一批老会员重新聚在一起商讨党派工作时，他感觉一切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1978年10月，陈益群和蔡荣华两位“文革”前就在机关工作的专职干部被重新调回到民进杭州市委会工作。10月1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员会的牌子重新挂了出来，它标志着浙江民进的恢复重建工作正式开始。在计克敏先生的努力下，到1979年初，省、市委会机关专职干部，算上他自己总算有了五个人。虽已大有改观，但身兼省委会秘书长和杭州市委会专职副主委的他，只能依靠仅有的几位专职干部和一些热心会员的帮助，将省委会与杭州市委会的很多工作联合起来一起做。
不久，在省委统战部的关怀下，民进省委会得以在法院路34号（现在的庆春路210号马寅初故居）有了自己的办公地。机关有了相对独立的办公环境，会员们也有了开展活动的固定场所。而民进市委会机关暂时还只能与其他几个民主党派一起挤在青年路45号的几间房子里办公。身兼省、市两级民进组织专职领导工作的计克敏先生变得更忙了。他经常拖着虚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忙在两个机关之间。
恢复重建工作千头万绪，首要任务是要逐步恢复基层支部活动。计克敏先生首先联络会员相对集中、会员信息相对清楚的支部，通过与支部所在单位党组织的积极沟通，率先恢复组织活动。1979年6月上旬，民进省直妇女保健院支部举行了恢复组织活动仪式，专门请来医院中共党总支书记主持，很多会员都是拖着病体，或值完夜班放弃休息前来参加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计克敏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鼓励大家要放下包袱，向前看，为实现“四化”多做贡献。当年下半年，又有民进杭州大学支部等陆续恢复活动。直到1980年3月，民进省儿童医院支部也恢复了活动。至此，省委会直属的基层支部全部恢复了组织活动。
寻找失联会员也是组织恢复重建的重要工作之一。被勒令停止活动12年，世事沧桑，有的会员已不在人世，有的会员已离开杭州，有的会员因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变更而无法联系上，要搞清楚他们的下落实属不易。计克敏先生组织工作人员把已经找到的一部分会员请到机关里开会学习，除了研究工作，也请他们提供其他会员们的音讯，通过走访会员的原工作单位，了解会员的去向。对一些已迁往外地或被迫回到农村老家的会员，则发出信函以打探消息。其中有十几名会员实在杳无音讯，最后通过查询公安局的户籍资料才有了结果。许多会员动情地说，十多年音讯断绝，现在我们又可以回家啦。
虽然会员们的音讯都有了，但其中有一些会员因为“文革”期间遭遇无休止的打击，对政治已完全失去兴趣，不再愿意参加民进组织的一切活动。计克敏先生则不厌其烦地亲自上门看望，问寒问暖，促膝谈心，以自己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遭到迫害的经历现身说法，来说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前程一片光明，民主党派的第二个春天已经到来。在他的带领下，机关工作人员对会员们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使一些原本对民进组织和国家政治已无动于衷的会员又重新燃起了高涨的政治热情，投身到民进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来。经过计克敏先生领导下的机关干部和一批骨干会员的共同努力，民进省、市两级委员会的工作都逐步得到了恢复，同时也重建了民进组织的区、县基层支部。
与此同时，1979年5、6月间，民进省委会连续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重点研究民进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草案和当前的一些工作。常委们对当时民主党派的定位和方针都还存在许多模糊认识，希望在“四代会”的工作报告中有所明确。计克敏先生综合大家的意见，结合自己工作中的体会，提出了几条重要意见上报民进中央，包括明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适当吸收发展新会员，以扩大团结面等。他还向常委们陈述了会员落实政策、平反改正等涉及会员切身利益的工作进展，常委们建议通过工作简报的方式让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了解这些工作，以鼓舞会员们的精神，有利于组织工作的全面展开。
1979年6月25日，民进省委会和杭州市委会联合试编的会内刊物《民进工作简报》第一期出刊，其主要内容是及时向地方和基层组织通报会务情况，为不定期刊发，这就是后来的浙江民进刊物——《浙江民进》（报），今天的省委会刊物《开明》的前身。《民进工作简报》和后来的《浙江民进》（报）对于开展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认清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计克敏先生还亲自撰文，号召会员们要从“心有余悸”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把“自卑”变为“自尊”，把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的“心存疑虑”变为“确信不疑”，大胆地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的“敢于反映情况，敢于提出意见，敢于抓工作，敢于帮助党纠正错误”的“四个敢于”去做。
在近两年的组织恢复重建工作中，计克敏先生的身体虽然一直不好，但全社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大氛围使他心中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再次得到了升华，极大地鼓舞了他，重新焕发了他的工作热情。他一身肩挑省、市两级机关的专职会务责任，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很多条件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带领仅有的几名专职干部，凭着一腔热情和发自内心的真诚，打动了广大会员和有关部门，使组织恢复和重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恢复组织、恢复活动只是重建工作的开端，随着形势的发展，如何调动所有会员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向前看，齐心协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事业出力成为民进工作的一个大主题。因此，党派理论研究、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和地方组织的建设等工作都开始提上工作议程。
计克敏先生认为，党派成员只有正确认识自身的地位，加强学习，提高整体素质，才能更好地参政议政。针对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社会上的种种看法，他撰文指出，当前对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还有阻力是事实，但阻力主要还是“左”的影响，有的同志说现在是“理直气不壮”，我认为“理直”应当，“气不壮”不必。他指出，我们要用典型的事例，具体的成绩，理直气壮地宣传民进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宣传党的统战政策。
1980年8、9月间，根据民进中央的指示，计克敏先生组织省、市民进从事幼教、小教、中教和师范教育的会员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座谈，同时部署各基层组织开展征求意见建议。他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师范教育工作的经验，将相关意见整理归纳为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教育经费、中小学学制、课程设置、师范教育等多个方面，以省委会的名义向省教育部门提出建议，受到了高度重视。
在省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计克敏先生呼吁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特别是对师范教育的重视。他指出，浙江是文化大省，但我省现有大学生人数与人口的比例却远低于兄弟省份；如文学家茅盾的故乡桐乡这样具有文化传统的地方都还有很多文盲；师范教育，特别是幼儿师范教育师资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全省只有一所幼儿师范学校。这些问题政府应以战略观点来看待，不能等闲视之。计克敏的这一呼吁得到了与会委员的共鸣，并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后来出台了一系列向师范教育倾斜的政策。
在积极开展参政议政的同时，“做好本职工作，发挥优势为社会服务”也是各民主党派的重点工作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百废待兴，教育成为全社会需求最迫切的资源，各民主党派都在响应党中央“广开学路，提倡多种形式办学”的号召，遵循“根据需要，拾遗补缺， 量力而行，讲求实效”的原则开展社会办学活动，而教育界会员是民进组织的优势，因此，民进省、市两级领导研究后决定，创办杭州中华业余职业学校以作为民进组织社会服务的主要平台。
在计克敏先生的亲自努力下，该校主要依托一批退休会员，在一无固定编制，二无创办经费，三无办学基地的情况下，租用当时的众安桥小学为校舍。学校于1981年2月正式成立，并于3月初开班授课。作为省、市两级民进组织的专职领导和教育专家，计克敏先生责无旁贷地出任该校的校长，总体把握学校的办学方向，并经常过问学校的日常管理情况。学校第一期就开设了幼儿师范、工业会计、旅游商务英语等专业9个班，学员430人，绝大多数是幼儿园老师、企业会计、营业员和返城知青等各类刚刚进入职场或正在寻找工作的年轻人。杭州中华业余职业学校以职业培训为主要方向的办学定位，为当时提高年轻人职业技能，缓解杭州市人才匮乏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1年3月，正值创办学校最忙碌的时候，千头万绪都需要计克敏先生来过问、把关，由于劳累过度，他因胃出血不得不住进了医院。身体刚刚有所好转，还没得到很好的休养，他便又开始奔忙于民进的各项事务，这也成为他后来体质一直比较羸弱的直接原因。
组织建设是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省民进发展过程中最迫切的任务。1980年2月，经民进省委会常委会研究并报民进中央同意，成立了民进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筹备小组，由计克敏任组长，正式启动了“二代会”筹备工作。经过近半年的筹备，1980年7月，民进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计克敏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委和秘书长。根据组织的要求，他的工作重点和精力将更多地从民进杭州市委会转到民进浙江省委会的领导工作中来，因此，他的工作视野也更多地投向全省范围。
虽然民进省委会已经进入第二届任期，但由于浙江省民进组织在杭州以外的其他地区一直比较薄弱，会员人数也相对较少，当时，绝大多数地区或地级市都还没有建立民进的地方组织，因此，尽快建立各市级地方组织成为民进省委会在80年代初、中期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作为民进省委会的专职领导人，计克敏对民进各市、县组织建设十分重视，亲自到温州、嘉兴、绍兴、金华等地调研，实地考察，为当地组织发展解决实际问题。
当时，吴畏先生刚刚从九三学社调到民进省委会机关来，对充实民进省委会机关的力量，帮助计克敏先生开展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他刚刚调任不久，对民进的情况还不够熟悉，而且各项工作的真正负责人还是计克敏先生，因此，在发展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计克敏还是要经常马不停蹄地穿梭在全省各市县。由于他扎实的工作作风， 工作量变得更大了。如为了建立民进金华市委会，计克敏与吴畏先生一起深入到金华的许多民进老会员家里走访，听取他们对建立民进金华市委会和组织安排的意见。1983年8月，金华市召开第一次民进会员大会，成立民进金华市筹委会，计克敏先生亲自到场祝贺，并提出了殷切期望。民进绍兴市筹委会成立时， 他也亲自前往， 对于未来的组织发展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建议。
经年累月的忙碌和劳累，使本来就身体欠佳的计克敏先生健康状况越来越差。1983年12月，在省民进二届五次委员（扩大）会议上，计克敏先生因健康原因辞去秘书长职务，由吴畏先生接任。即便如此，计克敏仍然担任着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的职务。他认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即便身体不好，他也要尽力参加一些重要的工作。1985年6月，民进金华市委会正式成立，计克敏再次前往，代表省委会致贺词，见证了金华民进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刻。1985年12月，他又再次去绍兴参加民进绍兴市委会的成立大会，欣喜地看到绍兴民进会员们欢聚一堂。然而，他终因劳累过度，在从绍兴回到杭州家中的当天晚上，他竟因脑梗昏了过去，幸好那天他在福建工作的小弟正好来他家小住，便立即将他送往医院，得到了及时抢救。不过，从此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差了。
任劳任怨的“娘家人”
民进机关是民进组织各项工作的领导中枢和实施机构，但在绝大多数普通会员的心里， 在他们的感情世界里， 民进机关更像是他们的“娘家”，有什么好事、喜事都乐意报告“娘家”，跟“娘家人”分享，更多的时候，当他们碰到困难、遭遇冤屈时，他们首先会想到“娘家”，希望“娘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为他们申冤。这一传统的形成，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进机关恢复工作以来所做的大量工作关系密切，这正是计克敏先生领导下的民进省、市两级机关在恢复组织工作后花费心血最多，也是最令会员们铭心难忘的，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历史上冤假错案的平反和“三胞”工作。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不少会员蒙受不白之冤，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会员更是被无辜地横加罪名，遭受残酷的迫害。计克敏先生认为，民进组织要想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和作为，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努力配合中共党委和政府部门，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有关政策作为一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关键任务来抓。否则，不仅长期蒙冤、背负政治包袱的会员及其家属无法正常生活，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是一句空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民进的各项工作开始趋于正常，但极左思潮远未消除，给平反工作带来不少阻力。为尽快落实党的拨乱反正政策，计克敏和机关干部一起四处奔走，通过种种渠道，据理力争，推翻强加给许多会员的不实之词，摘掉他们头上的右派、反革命等帽子，使他们在政治上重新获得新生。
如有一个小学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又被开除民进会籍。当时，这个蒙冤20多年的同志到区教育局要求平反，因时过境迁，加上“文革”时的动乱，区教育局已找不到这个同志的任何材料，因而拒绝给他平反。这个同志在无路可走的困境中，找到了重新挂牌恢复工作的民进杭州市委会求助。民进机关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十分同情地听取了他的申诉，并千方百计为他查阅档案材料，终于查清他原来确实是民进会员，在某区某小学做教师，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后被开除公职和民进会籍。他们还找到一份当年的《浙江民进》报纸，上面登载有这个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报道。据此，计克敏让工作人员以民进杭州市委会的名义，为这个蒙冤多年的同志出具书面文件，详细说明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经过和应该彻底平反的理由，并附上《浙江民进》的报道以资佐证。终于，区教育局为这个同志彻底平了反，落实了政策。随后，民进市委会也恢复了他的会籍。
还有一名做小学教师的女会员，“文革”时期，因为上课时板书中一个字的笔误，竟被无限上纲，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刑16年。在监禁8年被所谓“提前释放”后，这位当年的女教师已经贫病交加，孤苦无依。她一再向有关部门申诉却毫无结果。计克敏得知她的苦难经历后，在悲愤之余，决心一定要带领机关干部帮助她查明事实原委，明辨是非，还她以清白。于是，他们四处奔走，访问当年的知情人，查阅原始档案。当他们确信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大冤案后，便以民进杭州市委会的名义多次向有关部门陈述见解，据理力争，终于使这位饱经苦难的教师会员得以平反沉冤，并落实政策，享受到了退休教师的待遇。
在计克敏先生的领导下，民进省、市组织本着对会员负责，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为多名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漏网地主分子”等，开除公职和会籍，又被押回农村监督劳动的老会员查清真相，坚决平反，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公职身份和会籍。他们还对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强加给一些会员的不恰当政治评语或结论重新进行审阅和更正，恢复了民进会籍。通过他们的工作，共为60位民进会员平反了各种冤假错案，落实了政策。他们的工作不仅大大提高了民进组织的威信和亲和力，而且也进一步调动了会员们的积极性。
“三胞”工作是在民进恢复活动初期计克敏先生领导机关干部所做的又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有利于全世界中华民族子孙的团结，有利于祖国的和平统一，事关国家利益，而民主党派做好“三胞”工作既有优势，又有义不容辞的责任。1980年前后，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受到海外华人的关注和欢迎，许多与国内亲人失去联系多年的“三胞”纷纷写信回来打探消息，有的则试探性地回国探亲，想看个究竟。计克敏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开展“三胞”工作的大好时机。他要求民进省、市委机关切实健全“三胞”工作职责，有专人负责，从而使这项工作制度化，经常化。
1980年，民进杭州市委会成立了对台工作小组，后来扩大为联络工作委员会，其主要的工作就是了解和关怀“三胞”亲属会员，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各种活动或聚会，或者登门访问。通过这些渠道，耐心细致地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拨乱反正后的各项改革开放政策，宣传新期国家的新面貌。计克敏努力向会员们解释动员，打消他们的疑虑，鼓励他们广泛与国外、境外的亲朋好友加强联系，报平安，报喜讯，或寄去家乡土特产以减轻彼此间离别的乡思乡愁，欢迎“三胞”们回国旅游探亲。通过他们的有效工作，有些原本不愿告知“三胞”信息的会员也纷纷主动要求参加联络活动，“三胞”亲属会员从最初只有20多人，到1987年增加到166人。随着会员们与国外、境外亲友联系的增多，回大陆旅游探亲的“三胞”连续不断，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几年，会员们就接待了来自台湾、港澳及世界各国的亲友100多批次。
有一位会员的亲属是原国民党知名人士陈布雷的弟媳，有一次她携女儿回国探亲，途经香港时女儿得了流感，到杭州时病情加重。计克敏知道后，立即联系会员医生上门诊治，使这位携女儿回国的母亲感动不已。她对这位会员说，祖国亲人待我们那么热情关心，富有人情味，这在国外是很难得的，我真羡慕。你能有幸加入这样的民主党派组织，我们在国外也放心了。
有一位老会员原是杭州高级中学教师，“文化大革命”中无端遭到残酷批斗，被“红卫兵”勒令与他妻子一起爬出学校大门，然后押送农村老家。不久，他的妻子在穷困潦倒中悲惨地死去了。后来，远在美国的女儿回国把深受凌辱、孤苦伶仃的老父亲接去了大洋彼岸生活。多年后，国内改革开放，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已在美国定居的他和女儿一起回国探亲。当得知他们父女俩都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时，计克敏以民进杭州市委会主委和浙江大学老校友的双重身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国家的飞速发展、母校浙江大学的新面貌和民主党派工作的新气象、新成就。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会员感慨万千，回到美国后，他一直与民进杭州市委会保持密切联系，直到去世。
“文革”的十年动乱还给不少“三胞”亲属会员家庭遗留了一系列问题，如工资扣发、子女户口无法落实、房屋产权被侵害、住房被占等等，计克敏认为这些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个人琐事，关系到民进组织的威信和在会员心中的地位，所以，他总是与机关干部一起竭尽所能地帮助会员解决问题。
有的会员与台湾亲属长期失去了联系，思念不已，计克敏还请已经联系上亲属的会员通过其在台湾的亲属想方设法寻找这些失散已久的去台亲属，使他们家庭重新团聚。他们还组织“三胞”亲属会员去奉化等地参观考察，让他们更好地感受国家的新变化、新成就。会员们则将各自的感受通过照片和信件告诉海外的亲属，为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正是在计克敏先生的带领和影响下，民进机关的同志们对会员们也都是真诚相待，像对待亲人一样与会员们亲密无间，把民进机关营造出了“家”的氛围，许多会员都喜欢到机关里来反映意见要求，拉家常，诉衷肠。几十年过去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会员见了面时，总是念念不忘当年民进机关带给他们的温馨感觉。
1991年8月5日上午，计克敏先生因病在杭州逝世，终年77岁。他从一个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并为民进事业忘我工作，努力奋斗了大半辈子。在此过程中，他始终坚定不渝地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并在晚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他的生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严以律己，光明磊落，勤勤恳恳，平易近人，赢得了全省民进会员的普遍尊敬。
计克敏先生年表
1914年 9月,出生于浙江省嘉善县天凝庄镇。
1920年 8月,就读于嘉善县天凝庄镇区立凝溪小学。
1924年 8月,就读于嘉善县立第四高级小学。
1926年 8月,就读于嘉兴省立第二中学。
1929年 8月,就读于省立杭州高级中学。
1932年 10月,就读于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教育系。
1936年 8月,重庆私立巴蜀初级中学任教员兼生活指导员。
1937年 2月,在嘉善县天凝庄镇家中养病。11月,由杭州流亡至安徽巢县,寄居于妻子的同学朱宝煜家中。
1938年 2月,在南昌红十字会避难所避难。3月,在南昌近郊农村服务区任教育指导员。7月,流亡去福建浦城,再至长沙闲居。10月,在国民党湖南省凤凰县党部任干事,其间加入国民党。12月,离开凤凰县而脱离国民党。
1939年 8月,贵州铜仁国立第三中学师范部任教员。
1940年 2月,贵州省立遵义师范学校任教员。
1941年 1月,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永兴场分校任助教、讲师。
1945年 2月,四川隆昌私立上海立达学园任教员。
1946年 2月,重庆私立广益中学任教员。8月,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任编辑。
1947年 2月,杭州中正中学任教员。
1948年 2月,上海私立达人中学任教务主任。8月,杭州师范学校任教员。
1949年 5月,兼任杭州师范学校生活指导组长。
1950年 4月,参加浙江省干部学校第三期学习。8月,任杭州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副校长(至1955年5月);在杭州参加教育工会。
1951年 8月,经俞子夷、童友三介绍,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总部批准加入民进。
1952年 12月,当选民进杭州市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1954年 5月,当选民进杭州市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兼任宣教处副主任。
1955年 2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5月,调至杭州市教育工会工作。
1956年 9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2月,当选杭州市工会第五届副主席。
1957年 1月,当选杭州市教育工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
1958年 9月,当选民进杭州市委会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0月,调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任专职副主任委员。11月,当选民进中央第五届委员会候补委员;任新组成的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委员兼秘书长。
1959年 1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61年 8月,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脱产学习(至1962年7月)。10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1962年 10月,当选为杭州市工会第六届副主席。
1963年 2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1964年 9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968年 10月,被送杭州“五七干校”劳动,受审。
1972年 1月,被安排参加杭州市统战部和杭州市政协组织的学习(至1978年12月)。
1977年 12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78年 10月,主持民进浙江省委会和杭州市委会工作。
1979年 10月,当选民进中央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1980年 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1981年 3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2月,当选政协杭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1983年 4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1月,当选民进中央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2月,因健康原因辞去民进浙江省委会秘书长职务。
1984年 10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5年 4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7年 6月,任民进中央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1988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任民进中央第二届参议委员会委员。12月,推举为民进杭州市委会名誉主任委员。
1991年 8月5日,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