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沛之

高沛之 1926年6月21日生于上海。1946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生物学系并获理科学士学位。1950年在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1909一)指导下于浙江大学获得理科硕士学位。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到复旦大学生物学系，直至退休。
这似乎是一份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经历，然而，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稍有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份蒙难者的经历。高沛之开始他的学术生涯之日，就是中国的遗传学开始其近30年蒙难史之时：李森科伪科学大规模肆虐中国起始于1950年初，这场灾难因“文化大革命”而延续并加剧，到1978年才结束；高沛之已年过半百了。
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有好几位中国遗传学家以及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学者自始至终同李森科伪科学进行了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高沛之是其中最年轻的、战斗在最前线的、贡献最奇特的、也是付出代价最惨重的。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高沛之就密切注视着李森科伪科学肆虐苏联的恶性事件。他读过几乎所有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的所谓“论文”和那本题为《遗传及其变异》的小册子，深知李森科的那一套纯属伪科学；他非常钦佩像美国遗传学大师穆勒(H．J．Muller，1890—1967)、英国遗传学大师霍尔丹(J．B．S．Haldane．1892—1964)那样在政治上信仰共产主义而在学术上坚决同李森科伪科学进行斗争的正直科学家；对于杰出的苏联遗传学家瓦维洛夫(N．I．Vavilov，1887—1943)的被迫害致死，他十分惋惜和不解。
1949年5月，高沛之读到东北某报登载的李森科1948年的《论生物科学现状》，预感到这场灾难即将降临中国，立即以激烈的措辞著文予以痛斥，以致关爱他的师长不得不善意地提醒他不能硬来。1950年初，苏联“生物学家”努日金(H．N．Nuzhdin)来华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各地宣传“李森科主义”。高沛之在上海和杭州两次同努日金正面交锋。用高沛之自己的话说，“想让他知道，中国人并不可欺。”在这之后，他转向植被调查。
1952年暑期高沛之到复旦大学生物学系后，被要求根据苏联高教部提供的大纲和教材讲授遗传学课程，使他感到十分为难。以后，又与谈家桢一起讲授《达尔文主义》。当年11月，他读到刚刚出版的以资深植物学家苏卡切夫(V．N．Sukachev)为主编的苏联《植物学杂志》37卷6期刊出的列宁格勒大学杜尔宾(N．V．Turbin)的《达尔文主义和物种的新理论》一文，对李森科的物种形成“新理论”提出责难。这是1948年8月会议后李森科第一次在苏联遭到公开指责。高沛之很快在课堂上讲了这个意义非凡的事件。讲法是：李森科的论点是什么；反对者的论点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什么。这引起了学校的关注和不小的震动。 1957年春，高沛之以植物生态学家的身份参加中苏合作西双版纳综合调查队。调查队的苏方负责人正是苏联反李森科的主帅苏卡切夫；调查队中的苏方其他学者也曾与高沛之沟通了各自对李森科的看法。但是，高沛之总觉得苏联科学界在揭露李森科伪科学本质方面的进展太慢，于是决定走在他们前面，并随即付诸行动。他在课堂上用自编的讲义讲授遗传学。他还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介绍沃森(J．D．Watson，1928一)和克里克(F．H．C．Crick，1916--2004)的DNA分子模型和伽莫夫(G．Gamow，1904—1968)关于遗传密码的猜想。他还多次公开表示要批判李森科。1958年春，他因在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时对党的科学政策和教育政策提出正确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从此被剥夺了进行实验研究的权利。这件事离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已快近两年了。
1961年根据上级指示，复旦大学筹建遗传学研究所。当领导征询谈家桢有什么要求时，他的第一个要求是把高沛之调入遗传学研究所。其实被打成“右派”后，丝毫没有动摇高沛之的斗争意志，但却使他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斗争的策略。他以不寻常的方式顽强地与周围志同道合者并肩战斗，如用别人名字发表《也谈关于遗传学争论中的几个问题》(1962年6月29日《文汇报》)和《什么是合成蛋白质的密码》(1962年7月5日《人民日报》)两篇文章，以及一部科学普及著作《基因和遗传》(科学普及出版社1962年9月出版)。第一篇文章系统地批驳了李森科伪科学的所谓“论点”。《基因和遗传》则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基因学说在现代生物学上具有基本理论的意义，与原子学说在现代化学和物理学上的地位极其相似；它在医学和农学上的地位也和原子学说在工程技术上的地位极其相似。”
这里要重点谈一下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高沛之写得相当超前。大家知道，决定蛋白质中氨基酸的遗传密码表是尼伦伯格(M．W．Nirenberg，1927一)等和柯拉纳(H．G．Khorana，1922一)等花了5年多才于1966年最终完成的。在他们刚刚取得初步成果时，高沛之就写出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一发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文中巧妙地以中国的《三字经》为比喻说明三联体密码的性质，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我国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1903一)读后赞叹：“遗传学真是先进的科学!”高沛之自己一次去外文书店淘书时听店堂内几位营业员议论：“复旦大学有人把李森科完全驳倒了!”过后不久，著名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Needham，1900一1995)访华返回英国后，英国有人问他：“中国有分子生物学吗?”李约瑟回答：“他们是了解的。”
附带说明一下“用别人名字发表”的问题。当时高沛之被打成“右派”，只能用别人名字发表文章和著作。在高沛之及其周围的志同道合者看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从未有任何人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正因为如此，高沛之才得以在几乎完全被剥夺了战斗武器的情况下，为消灭伪科学做出了非常奇特的贡献。高沛之在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在1957年我决定公开反对李森科，是不计后果的。”他认为，李森科伪科学在中国的肆虐，是中国科学的奇耻大辱!这就是高沛之忘我战斗的动力。
从被打成“右派”以后，尤其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高沛之受尽种种非人的迫害与凌辱，但他始终严词拒绝以“认错”来换取“脱帽”，直到1978年才获得“改正”。其实，中国生物学界的同仁是一直关注、尊重和支持身处逆境的高沛之的。高沛之也不负众望，“改正”后不久，1979年就在复旦大学开讲分子生物学课程。原来，他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到农村劳动每月回城一次的短暂休息时间阅读了大量国外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报告，并以他过人的洞察力将这门飞速发展的学科理出头绪，撰写出教科书《分子生物学引论》。这是中国第一次开设的分子生物学课程和第一本分子生物学教科书。全国各地中青年学者纷纷慕名而来听课；他讲课的教室不得不越换越大，他编写的教材也被多所大学翻印。他的讲课和教材充分体现了分子生物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的特色，把得出每一个科学结论的实验依据交代得清清楚楚。课程结束，他讲了三个专题：(1)国外在分子生物学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2)还有哪些没有做，中国可以做什么；(3)假如我来做，我会做什么，如何做。后来，他又为复旦大学被CUSBEA选送美国的学生开辅导讲座，应邀去厦门大学等单位开课，等等。在中国遗传学复苏后，第一批向分子生物学进军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曾经受惠于高沛之，这无疑是高沛之对中国遗传学做出的又一项非常奇特的贡献。20年后，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美国哈佛大学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主任袁钧瑛说：“我永远记得在复旦大学时从高沛之先生处获得的教益。”
高沛之对生物学的多个领域有较深的造诣。例如，他在杭州做的植被调查和浙东的森林调查都是极富成果的。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李继侗(1897—1961)主编《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时，高沛之虽已被打成“右派”，他仍力排众议，坚持把高沛之有关杭州植被的论文收录并刊登在显著位置，因为他看出那篇论文所应用的方法学对中国的植物生态学将有深远影响。高沛之以精通英、法、德、俄、日语著称，而他的日语竟是在受难期间通过收音机学会的。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不仅熟悉遗传学、分子生物学乃至整个生物学的主要文献，而且旁及各门自然科学。他关于纯粹科学对人类的特殊意义有独到的见解。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热高沛之聪明过人，才华横溢。在他为数不多的研究论文和专业著作中，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的许多师长在谈到一生能有幸得遇如此杰出的学生时毫不掩饰其喜悦之情。他在研究生阶段的一份考卷，因为充满了独立见解而被贝时璋大为赞赏，在生物系到处宣传。他的师兄们都认为他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受过他教益的下代人中，有些是在第一次与他接触时就被他那渊博的学问、睿智的谈吐，以及在逆境中对科学的执著精神所征服，并一生对他抱有尊敬和钦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