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嘉
朱士嘉（1905-1989 年）
朱士嘉，字蓉江，江苏省无锡县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档案学家、方志学家，毕生主要从事于方志学、档案学、目录学等的学术研究，研究领域广泛，著述颇丰，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旧志名家论选》等著作，为我国方志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胡乔木盛赞为“方志宗师”。
朱士嘉出生于在江苏省无锡县塘头镇樊七桥朱巷的一个普通家庭，母亲是个勤劳贤惠的家庭妇女，父亲是个读书人，因而自朱士嘉小时候起就教他背诵四书五经，之后进入俟实小学念书。在这所人才辈出的学校，受校长朱澄清的影响，知悉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开启了其贯穿一生的爱国之心。1920 年朱士嘉父亲的去世使得家庭经济更为艰难，幸而得其姐夫王尔成资助，进入江阴县励实中学继续学习。
1924年至1926年，朱士嘉在杭州之江大学求学，在此期间“五卅运动”爆发，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得朱士嘉受到极大触动，他在杭州奔走呼号募捐，积极投身运动之中，爱国之心进一步升华。1926 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学习，1930 年在燕京大学当助教，半工半读，至此他正式开始走上学术之路。 在研究院就读期间，各位名师的热忱辅导，循循善诱，提高了朱士嘉的学术水平，并把他引领进入了方志学这个领域。时任辅仁大学校长兼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陈垣学风严谨，非常重视目录的研究，受其影响，朱士嘉此后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进行地方志目录的整理研究，不断增补、完善地方志目录。洪煨莲老师擅长教授学生学习方法，朱士嘉受洪老启发，也用引得方法研究方志。然而对于朱士嘉影响最大的还要数顾颉刚老师，他注意到朱士嘉对于地方志很感兴趣，就鼓励支持朱士嘉学习方志学说，并与其合作撰写文章。此外朱士嘉还在顾老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收集相关资料，整理撰写了《中国地方志综录》，此书为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馆藏方志联合目录，收录现存各地收藏方志 5832 种，93237 卷，开启了方志目录学的全国性联合目录时代。朱士嘉曾经感慨地说道“我之对于方志，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食桑的蚕’，到‘吐出丝来’，以微薄的研究成果献给四化建设，都是顾老师循循善诱和谆谆教诲的结果”。
1932年毕业后朱士嘉留校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并且兼任辅仁大学讲师，继续从事方志学的研究，同时也担任《史学年报》和《燕大图书馆报》的主编。1934 年后朱士嘉又参加了地理学会和禹贡学会，并在这两个学会主编的《地理杂志》和《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十数篇的方志学论文，这段经历也为日后朱士嘉继续从事地方志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北平沦陷，燕京大学的爱国师生在校园里想继续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到 1939 年，通过洪煨莲老师的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邀请朱士嘉前往美国工作，主要任务为编著该馆收藏的中国地方志目录，鉴于当时国内外的情形以及求学的心情，朱士嘉怀着异常矛盾的心情接受了聘请踏上了异国的土地。1939 年至 1942 年，朱士嘉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对该馆 1941 年前东方部所藏的全部中国地方志做了深入仔细的研究，编撰完成《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总计收录方志二千九百多部。在此期间，朱士嘉有一次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局承办的展览会，了解到美国迫害华工的情形，激起了其搜集中文档案，揭示美国拐骗迫害华工的决心，在 3 年时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从查华工资料扩大到整个十九世纪中美关系资料，整理并复制了一千多页中美关系档案资料胶卷（1956 年转让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此期间还发表了论文《道光皇帝致美国总统泰勒书（说明）》。1942 年 9 月，朱士嘉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担任了中国留学生杂志《心潮》的主编，此外还发表文章《对日本飞机疯狂轰炸我国金华提出强烈抗议》。1946 年下半年，朱士嘉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章学诚对于中国方志学的贡献》，1950 年正式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进修档案管理法，与此同时继续从事中美关系档案资料的研究。1947 年至 1950 年 7 月朱士嘉应聘为华盛顿大学远东系的副教授，在此期间相继参加了美国地方志学会、美国档案工作者学会和美国远东学会。
1950年，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来西雅图公开发表演说，热情宣传中国发生的新变化，热烈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胜利，给朱士嘉上了一堂极为生动的民族斗争的课，同时也了解到新政府成立之后还急需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去继续参加革命，贡献力量建设新中国，至此朱士嘉回国的心情日趋强烈。1950年7月在周鲠生、陶孟和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朱士嘉终于突破重重阻碍，转道香港回到了日思夜想离别了十一年的祖国。1950 年 9 月至 1953 年 7 月，朱士嘉受聘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于1951年起担任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朝鲜战争爆发后，朱士嘉与学生黄道立等积极投身抗美援朝活动中，举办美国侵华资料图片展览会，编写了《美国侵华大事简表》，揭露出了美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之后朱士嘉在湖北英山参加土改，深刻了解广大劳动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血泪控诉，体会到了封建制度的腐朽，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1953年，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和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关心和支持下，朱士嘉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在此后的 5 年时间里，朱士嘉除参与编写了由范文澜、竺可桢主编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外，还相继撰写了《美国迫害华工史料》、《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资料选辑》，编译了《德国人在中国》，又耗费了两年多时间来对《中国地方志综录》进行补充和修订，同时还在《中国近代史资料》和《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了4 篇文章。1958 年 8 月，朱士嘉被调到武昌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图书馆工作。1960年 4 月又被分配到湖北科技大学图书馆，1961 年湖北科技大学撤销后组织关系又被转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武汉办事处，但没有安排适当工作。人生的逆境并没有使朱士嘉屈服，他再三向办事处领导要求做两件事：一是请求外出考察调研来继续增补《中国地方志综录》，二是继续从事张国淦的《中国方志考》的校补工作。在没有经费和差旅费的情况下，朱士嘉自费去全国各地实地调查地方志相关材料，将《中国方志考》明代部分三十多册校补完毕，对《中国地方志综录》进行了增订，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方志考》一百余卷被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界、方志学界的一大损失。文革开始后，朱士嘉到黄批参加“斗、批、改”，1969 年下半年又下放到沙洋“湖北省五七干校”，1972 年校领导让其回家等候分配工作，在此期间，朱士嘉也没有停止学习，继续从事地方志的研究。 1975 年应北京天文台相邀，朱士嘉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从地方志中收集整理编纂全国天文资料的工作。在此期间，经庄威凤建议，在全国各大省市图书馆，各大专院校图书馆的鼎力协助下，朱士嘉也参与了以《中国地方志综录》为基础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编纂工作。至 1978 年，朱士嘉参与工作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天文史料汇编》、《中国天象记录总表》完成了初稿。1979 年，朱士嘉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并参加《方志学论丛》（后更名为《中国旧志名家论选》）的编写工作。1979 年上半年，朱士嘉担任湖北省文史馆的副馆长职务，同年年底，又成为湖北省政协委员。1980 年初，胡乔木同志指出我国历来就有编修地方志的传统，针对当前我国目前的修志情况， “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1980 年末，朱士嘉参加在天津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协会筹备会”，在会上提出在地方史的后面加“志”字，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同意。1981 年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朱士嘉被与会代表们选为常务理事、副会长。在湖北省政协会议开会期间，朱士嘉与潘新藻、戴今生等人联名向大会写提案希望重启省志编纂工作，引起了中共湖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重视。1981 年，湖北省志编纂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朱士嘉被选为编委并担任省方志办公室的顾问。之后，地市及各级修志机构相继建立，修志专职人员逐渐增多，修志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之后不久，朱士嘉又受命担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职务。1982 年至 1989 年间，朱士嘉又先后相继发表了《现存方志的收藏分布和管理利用》、《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方志与方志学》、《关于纂修〈长江志〉的几个问题》、《关于旧志整理工作的设想》、《编好新地方志的新形势》等多篇论文，此外先生对于修志工作也颇多关心，从总体设计、方志体例和编写工作等方面给予多次具体的帮助和指导，同时对于全国各地来信请教的青年工作者、学者诚恳回复建议，为我国青年修志工作者的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