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阴，下午阴。上午 19.7°，下午 23.0°。
泪潭晨阴，下午阴。上午 19.7 0，下午 23.0 0。
中印输油管八个月运油一万五千万 gal.。顾祝同抵杭州。李默庵部至绍兴。新城新藏《中国二十八宿》，及《生霸死霸考》。下午开研究院院务会议。
晨六点半起。剃头。早餐后叶声钟来，知将去台湾，应赵莲芳之招。余知不可留，嘱赵弗再招卢亦秋前往，不然则浙大将不能维持农艺系。哲敷、朱习生、孙醒宇来，将附中交代〈事〉米账算清，交代事了。十点晤琢如于其寓所。余托其阅《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不能发达的原因》一文。渠近亦曾讲演此题目二次，未写稿。但谓渠注重中国过去百子之学说，而余则注重社会状况，但结论均以中国为农业国，故不能有科学。渠提出中国注重应用，故科学不兴。谈及苟子，谓胡适之以苟子为近于科学(九月四日笔记)，以《天论篇》云:”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故错人(错作离开解)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琢如谓适之只引上段，未引结论，其末后二句与科学相反，应改为”则得万物之理”。又琢如不信王静安《生霸死霸考~，以为殷代到周初，均月三旬，三十天有余，则归口与月亮无关，此即划朝阳之说也。余阅新城《中国上古天文学史》因节录数段于下。三点开研究院会议。今日将《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写就。
新城新藏《中国上古天文学》，沈培译，商务出版，民廿五年，共 87页。
(1)引言。西洋之星占术系发生于西元前五六世纪，东洋之阴阳八卦术与五行说则始于战国时代，即西元〔前〕四五世纪，厥后追前汉时代斯二者结合而成阴阳五行说。后至隋唐即西元六百年间更变而为九星说。
(2)旬与周。按王国维之《生霸死霸考》以周初纪日曾用四分法，与西洋相似。分一个〔月〕为四份，自月出起至次月出，曰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而此四时期开始之日为月出，载生霸，望，载死霸云云。
(3)三辰。参为冬日旁晚见于东方之主星，或谓正月初昏南中。《左传》昭公元年款所云，知参为晋所祀之星，故或为三晋古代之辰。又昭元年，传云”大火为宋或商代之辰”。大火，自古以此星傍晚南中，作为夏之正中或五月。殷代已重视之，制定十二辰时，以此为第五个符号，因大火为五月之星也。战国时代将动物之’ 名配于十二支时，以龙配于辰，乃因大火附近星象所构成之形状。《左传》襄二十性七年，龙，宋郑之星也。又曰”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却并传天龙之出没矣”。北斗亦为大辰，古时三四千年前较今近北极点。《论语》”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乃指北斗。
(4)二十八宿与周畔。中国上古观察参或大火或北斗等辰以审察时节，此与西洋之以天狼、广车(楷尔底亚)之为辰元大参差，惟庚续观象授时代后所采用之二十八宿者，乃中国之所创，为中国上古天文之特色。月绕天一周为 27.3天，月移之位置逆推础(即初三)前两天之行程，则其点为合朔时月之位置，亦即太阳之位置(经度)。麦苟知太阳在此二十八宿中之位置，则便可知一年之季节。由此所审定之季节较之前此之法较为精确。朔宇原有对于月而溯前之义。印度二十八宿传自中国，乃尚未整理以前原始的二十八宿法，且已忘却其原始的意义，如角、如牛、如女。中国创始二十八宿系按于北斗为当时所观测之标准星(如《夏小正~ ) ，故大角与角当斗柄所指。中国整理二十八宿或不止一次，但《左传》、《国语》己记有角。故传人印度必在战国中叶以前，印度记载二十八宿之典籍以《摩登伽经》为最早，且其中载有一年十二个月内之日中之影长。由此推算，此等影长之地位于北纬四十三度，故新城以为二十八宿创始于周初与战国时之间，自中土传出，停顿于中亚以传人印度云。
(5)春秋之历。春秋期间 (722 481 BC) ，鲁隐元年至鲁哀十四年凡十二公 242年，其中有九十个闰月如何插人，初不明了。幸春秋有三十七个日蚀，今可得确定者有 33个，其日期可以确定。春秋所纪干支凡三百九十余对，由确定之三十三天，以此等干支散在之位置安排闰月，则可推定当时置闰之法。因而作为春秋长历，并将春秋 242年每年正月朔所当儒略日 Julian days查出列表。由表可知在文公、宣公时代历法有重大变化与进步。盖以前大抵以较含冬至之月迟-个月为岁首正月，后半叶则以含冬至之月为正月。且前半〔叶〕置闰月无规则，后半叶已整齐。文公时殆以《周静》测影之观测法代替二十八宿法矣。关于连大月之配置法亦有类似之变化。日月位置相合时谓之定朔，月之平均位置与太阳之合称曰平朔。一个月平均 29.5306天，故欲合于平朔，须置大月、小月于每 17个月、 17个月、 15个月之间隔，插人二连接之大月可矣。文公以后连大月之置配己如此。
(6)历法之成立。春秋后半叶之插闰殆为十九年七闰，其时以含冬至之月为正月，连大月配置法用以调整太阴历，闰月插入法以调和太阳历。太阳年一年为 365.2422天，故十九年有七闰月。365.2422×19=6939.60, 29.53059×235=6939.69, 235-19×12=7，四倍之得 76月。中国前汉时所用乃以一年为365.25日，七十六年共 27759天 =29.53085 x235 x4。此即所谓四分历，己行于战国时代，与西洋 330 B. C. Meton改良法称为 Callippus者，同为 76年法也。七十六年后与太阳历之季节差 0.60天，而与平朔差 0.24日。平朔之差影响颇大，汉初至太初元年( 206一104 BC)百年间，有 29个可靠的日蚀，其平均发生日期在朔前O.九二六日。因用七十六年法，于 310年中可有平朔一日之差，可知汉初所行历法大约制定于西历前四百三四十年间。以中国历法与西洋相较，则中国施行十九年法较之西洋施行梅顿法 430 B. C.约早一百六七十年。中国施行七十六年法，早于楷立普斯 330 B. C.约百年。
(8)战国时代之天文。历法之创制在战国时代有显著之发展。《左传》载”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远;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背”。时己用十九年七闰之法。《孟子》:”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以)[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时历法己颇精密。三正论首见《尚书·甘誓}，”有届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左传》昭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左传》时用冬至正月历，颇思改为立春正月历，故造为三正之说(祯按:孔子行夏之时)。《尚书》”甘誓”、”洪范”乃战国时人窜入。十干纪日、十二子纪〔月〕始于殷，并有六十干支纪日。观测恒星亦有显著之发展。刘向《七录》载有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汉魏丛书之《甘石星经》系后人伪造。唐初开元《占经》引有甘氏石氏言，并载有约 120个恒星至黄道之距离及离北极度数。京都帝大教授上田穰研究《石氏星经》九十个恒星之位置，系西历纪元前三百五六十年所测定。又《汉书·天文志》载”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岁星正月晨出东方，石氏曰名监德，在斗，牵牛。失次，构，早水，晚旱。甘氏在建星，要女。太初历在营室东壁”。如以岁星十二年一周天 (11.86年)，则石甘二氏亦当在 360 B. C.。今日西洋之最早恒星表，即 C. Ptolemy A.D. 180系依纪元前二世纪 Hipparchus依巴谷所测载 1020星之位置，其年代较迟二百年，精密程度相若。
接晓沧电 宪承、丁祖炎、黄秉维、熊全治、杨霞华、学生朱平朔、廖翔高、季恒函 接罗泽阁、余又荪、熊迪之
寄梦秋函附四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