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郑士俊

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于1936年夏季，系主任是张其昀老师。斯时卢沟桥事件发生，祖国大地上燃起了抗日烽火，掀起全民抗战，抵御日寇。原在浙江省杭州的浙江大学为了避开日寇入侵的干扰，转移学习环境，举校向内地西迁，史地系随校辗转跋涉。从1937年离开杭州，途经江西、湖南、广西三省，于1940年春到达贵州遵义，全校师生共约一千五百人，随带图书及仪器等，陆续向遵义地区集中。当时浙大校本部及文学院与工学院设在遵义，理学院与农学院设在湄潭；师范学院按文理系科分设在以上二地；一年级新生不分院系，均集中在永兴场。浙大从1940年春起，到1946年秋迁返杭州止，在遵义地区历时六年半。新成立不久的史地系在遵义地区这段时期，正是迅速发展的时期。
浙大史地系自成立时起，到临解放前止，十四年间系主任都是张其昀老师，而在遵义时近七年，约占全期的一半。在竺可桢校长确定的“求是”校训熏陶下，在张其昀老师勤奋治学、以身作则领导下，史地系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浙大史地系不仅包括文学院史地系与师范学院史地系，还创立了其他大学所无的史地研究所与史地教育研究室。后二者均由张其向老师兼任主任，统一领导。在这样组织形式发展下，浙大史地系在遵义时期，不仅培养了史学与地学方面的大批学士，还培养了不少的硕士，在史地教育、教学和科研上都居全国领先的地位。
浙大史地系的特点，是把国内一般大学分别设立的历史系与地理系，综合成为一个系。为此，张其昀老师在撰写的《我与浙大史地系》一文中明确指出道：“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曾说：‘ 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盖一为时间的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这样是否能保持单独设系的特点，而不降低质量呢？张老师接着论述过：“本系不但史地分为两组，与他校单独成系者课程相仿，到了研究所则分析更细，例如地学门又分为地形、气候和人文地理三组。但是，我们认为史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野外习察的方法，地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整理文献的方法，都是终身受用不尽的。”这就形成了浙大史地系特有的传统，使得“时”与“空”既能分组钻研，各有侧重产生成果；而且又能融会贯通，各取其长而用之，这是其他大学所不及的。
在遵义地区时，史地系师生有“史地学会”组织。学会在教师指导下，由同学们分工负责进行各项活动，如举办专题学术讲座、师生联谊会、郊游活动等。在遵义、湄潭、永兴场史地学会先后出版过《时与空壁报》。这个壁报名称是张其昀老师题取的，稿件由学会里同学们撰写，分别按“时”与“空”概念，以各种形式与文体阐述各自的见解与心得体会，环绕上一节提到的中心思想进行论述与探讨，也是大家学习中的汇报与交流。由于是通过壁报方式发表的，在遵义时期中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由于史地系实际上包含了四个组织单位：即二系、一所、一室，经费也就比较充裕一些。这在抗战时期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下，对系内的发展有利。很多名教授先后到浙大史地系来，所以在师资与教师上不仅人数多，而且质量高。先后在浙大史地系任教的：史学组有钱穆、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方豪、俞大纲、贺昌群、陶元珍、李源澄、顾谷宜、李絜非、黎子耀诸先生；地学组有叶良辅、沙学浚、任美锷、涂长望、卢鋈、李海晨、黄秉维、严德一、李春芬、严钦尚、刘之远、赵松乔、么枕生、孙鼐、王维屏诸先生。由于名教授切磋讲论，学子闻风而来，有时史地系教授上课要专辟大型教室，窗外都站满了听讲同学，否则“立雪程门”无插足之地。史地系在遵义时系内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多，在文师两院各系中居首位。
遵义、湄潭、永兴场的校舍、教室、宿舍、办公室等都是尽量利用破旧寺庙、会馆、宅第等，物质条件十分差，生活很艰苦，尤其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师生均同受煎熬。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曾写道：“余每月收入为四千，……，而上月单买菜已三千，油盐均在外，……余尚如此，余人可知。”很多教授在贫困中，被迫摆地摊，变卖衣物糊口。同学们有时吃饭无菜，以盐水咽送，褴衫破履比比皆是。浙大师生们没有被这些困难压倒，反而是生活越困难，学习上的精神面貌越奋发。陋室里书声琅琅，师生都在冒着黑烟的油灯下扶持教育，情深谊厚，认真地从事治学与科研，以学为乐。浙大师生的这种精神风貌也只有遵义人民亲眼见到，才能深切理解。
浙大自杭州西迁来到遵义，不仅全校师生长途跋涉，经历重重关山险阻，而且还带来大批图书、仪器等。正如校长在《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文上道：“其书自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算数、农艺、工程之著作，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机器以架数者七百有奇；标本都万二千。”其中史地系图书、标本等也很丰富，地图、图片也很多，在遵义时又复不断添置。因此浙大不是流浪逃亡到遵义来的，而是不辞艰辛带了大批治学的工具到遵义来读书救国的。师生们在求是学风导引下，在爱国主义鼓舞下，在抗日救亡的形势教育下，在师长们辛勤教导下，同学们有书就勤奋地攻读，有实验就积极地实干。浙大带来的大批图书、仪器，对师生们说，如鱼得水，研究出累累成果。无怪乎英国李约瑟博士考察我国抗战时后方高等教育后称赞说：“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史地系同学们在史册资料中整理文献，在遵义地区郊野进行野外习察。特别是后者，在遵义大自然环境中攀山涉水，用地质锤敲敲打打，在遵义的地层中寻觅知识。遵义的地貌、植被、水文等各方面都提供了研究素材，使同学们获得了学以致用的学问。特别是刘之远老师为了野外习察跑遍了遵义全区各地，仔细勘察，终于发现了锰矿资源，为遵义地区直接作出重大的贡献。
对于遵义地区值得提及的是《思想与时代》月刊。这个杂志是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创办并兼任社长和主编的，印刷与发行等工作，由李絜非先生办理。在遵义刊印发行了创刊号，上面刊有竺可桢校长文章《科学之方法与精神》．史地系各教授也纷纷投稿，浙大其他院系教授，以及校外的名教授也有专稿陆续刊登。
当时由于白报纸缺乏，只好用土制的灰色纸张印行。它的内容是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研讨与论述，见仁见智，自有其不同的立论与见解。1946年，浙大迁离遵义。回返杭州后，该刊继续出版，仍由张其昀老师主编，印刷及发行等工作改由助教郑士俊办理。这个杂志对遵义地区也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本文作者：上海市退休教师，浙大40年代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