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浙大学生

抗日战争中的浙大学生
阚家蓂

千山万水到贵州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国立浙江大学念书。挺起浙大，似乎会使人联想起美丽的西子湖，那山清水秀、锦绣天堂的鱼米之乡。然而，浙大却是在艰苦抗战中，几经播迁，而至成熟。它不仅是全国几所有名的学府之一，而且声誉卓著，传诵遐迩，至今人们一提到它的名字，都还在低徊怀念。尤其是抗战那几年间，随着漫天的炮火烽烟，浙大在各方面都放出奇葩异彩。英国李约瑟访华时，看到当时浙大师生的苦干精神和研究实况，他曾说那是中国的剑桥。
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浙江高等学堂。求是书院成立于一八九七年，其后几经变迁，到了一九二七年即民国十六年方始改为国立浙江大学，设文理、工、农三院共十九个系。
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给浙大带来了很多的苦难，其中经过五度播迁、一次轰炸和一次大火，浙大在千灾百难中成长、茁壮和坚固起来，它象风雨中的一座灯塔，光芒照射到大海四周。
一九三七年冬天，杭州沦陷，浙大学生掀起一片抗战浪潮，很多人都从军去了。其后风声日紧，浙大奉命西迁，一年级新生到浙西天目山，其余迁到建德。几个月后，又从建德迁到江西吉安。谁知日军紧逼，又从吉安迁到泰和。在泰和安定了一个时期，不久又被迫再度西迁到广西宜山。在宜山，学校增添好些院系，扩大规模，同时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至此认为可以稍事喘息，谁知宜山是个地瘠民贫之区，同学大多营养不足，女同学更因缺乏碘质，有些人长了大脖子，吃了很多苦头，因而同学间流
传了一句“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谚。后来又不知怎的被日本人看中，对准浙大所在地的标营大肆轰炸，显然损失很大，但全校师生幸无伤亡，反而有一位神经受了剌激的同学，因为关在房里来逃警报，经过巨大的响声和震动之后，神志竞清醒了。大家都称这次大轰炸是一次“光荣的洗礼”。
在宜山一年多，又再度搬家。先是一年级设在贵州青岩，校本部和文、工、师范等学院迁遵义，农、理及附中在湄潭。一年之后，一年级又搬到湄部附近的永兴场，至此便没有再搬。从一九三七年起，至抗战结束后一年止，一共大搬家五、六次，直到一九四六年才陆续返回坑州，在抗战期间搬迁最多、遭殃最大的学校，恐怕要算浙江大学了。

衣食住行一无是处
抗战时期，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真是艰苦卓绝。时至今日，我常常想，当年我们没有饿死，没有冻死，没有病死，真是奇迹。
衣着方面，谈不上时髦和质料，只要能有件遮体之物，那就是万幸了。男同学平时穿衬衣单裤，冬天有一件老棉袍在身，已令人侧目。女同学以蓝布旗袍最为风行，长长的，宽宽的，象水桶一样地罩住三围。不过女同学能缝能补，所以“捉襟见肘”〈衣服破了一个大洞，肘部露出〉、“空前绝后”〈鞋袜前后都破〉的现象很少。但有些人一双袜子穿了，一补再补，补到无处可补的时候，干脆把袜底剪掉，挽双布底，这样又可混些时候。不太会拿针线的人，也有个办法，把破袜子向前一拉，再反好过来，这样就不会“前吃后空”了。但袜子会越穿越短，短到连小腿部遮不住的时候，那就丢掉。当时不但女同学会拿针线，有些男同学也会拿针线，这无啥稀奇。
吃的方面，遵义是女生自行开伙，湄潭、永兴两地男女同学合伙。饭是够吃的，只是菜少得可怜，不够分配，食量大点的同学，到最后只有吃白饭。女同学吃东西比较斯文，大家客客气气，彼此都心照不宣，实行“蜻蜓点水”和“逢六进一”制。所谓“蜻蜓点水”，就是夹菜时不能大块大块地米，要象蜻蜒点水那样看到即是。譬如吃豆腐乳，只能用筷子头粘一点点即可。所谓“逢六进一”，就是吃六口饭才进一口菜。六日饭分两次下咽， 一长五短之后，才能吃菜。如此，有时还可留下点残汤剩水，等这桌女同学走后，往往会被男同学抢光。至于男同学一桌八人，如何能分配那两盘小菜，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一位男同学实在熬不住，早餐吃油炸黄豆豆时，竟然胆敢“逢一进一”起来，结果惹得同宋某君大怒，索性将一碟黄豆往他面前一放，两人为此大吵一架，儿乎动武。有位男同学曾经说过，他除了大荤死人不吃，小荤苍蝇不吃之外，其余什么都吃，看到菜市场里的猪肉，就想上去咬它一口，其情可悯。由此亦可见当时“民生”状况。
浙大在黔北三地，除了湄潭盖了一些新宿舍外，遵义、永兴校址大都借住文庙、祠堂和破落世家的房子，情况至为可笑。象有些教室的板壁后面是怒目圆睁的神像，有些教室内有两根柱子，宛似室内排球场。湄潭有两间教室临衔，隔街住些蓬户人家。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时，忽然对面街上两个妇女大吵大骂起来。当时天热，门窗大开，我们被吵得不能上课，于是正在教课的刘老师在室内吆喝着，叫她们不要吵。可是人家在气头上，正吵得起劲，谁管你上课不上课，置之不理。后来实在吵不过，刘老师将头伸到窗外，大声吆喝着说，：“咳！你们两个不许再吵，再吵我就叫宪兵来把你们抓起来，”此语一出，两人呆然不吵了。她们一致“枪口对外”，声势汹汹，指手划脚地对刘老师大骂起来，吓得刘老师连忙缩回头来，将窗子关住。这一下弄得我们忍俊不住，我立即写个纸条子，丢给我邻座的一位同学，上面写道： “王婆娘骂街闹学府，刘老师吆喝不值钱。”这两句话引得她手掩着嘴大笑不已。
为了节省空间，宿舍里都是上下铺，木板床，木板桌子，勉强可以应付。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晚上有“飞机”、“大炮”、“坦克”来打扰。“飞机”即蚊子，“大炮”是跳蚤、“坦克”是臭虫。蚊子较易对付，一顶蚊帐可免遭殃，最讨厌的是臭虫，无孔不入，除之不尽。杀臭虫的方法是将床板拿出去晒或是烧开水烫，这样可以安静好几天，但过不了一些时，将垫被一掀，床板上又有许多蠢蠢而动的臭家伙了。有一年，费巩先生接掌训导长，他有三大德政，其中之一就是烧开水烫臭虫，可见得臭虫虽小，为害却大，已经震撼学校当局。跳蚤也很讨厌，此君身手敏捷，不象臭虫傻瓜，很难捉到。当你睡到半夜感觉腿痒时，连忙坐起，已经什么都不见了。我有一个朋友是捉蚤能手，她可以左手拿油灯，右手打跳蚤，一巴掌打到床上，手掌向后一拖，拿起来之后，拇指与中指之间准有一个跳蚤。她一夜可捉十几只，也常常替我们捉，后来我们都叫她“蚤大娘”，她气得从此洗手不干了。
说到行的方面，女同学最遭殃。遵义有新城、老城之分，女生宿舍在老城，教室和图书馆在新城，实验室又有部分在城外，一天来回奔波，非有百米竞赛的本事是不能胜任的。最尴尬的是何家巷教室有一个时期没有女厕所，寒冬腊月，早上三碗稀饭下肚之后，在那儿连上三堂课的人，莫不狼狈不堪。
湄潭更是有行路难之感。饭厅设在男生宿舍旁边，从女生宿舍边去吃饭时，须翻个小山坡，走过羊肠小径，穿过男生宿舍旁边，才能到饭厅。这一带都是田野泥巴路，遇到阴雨连绵，路滑难行，一个不小心就会跌个两脚朝天或是双手支地，衣服弄得又湿又有泥，只得再回宿舍。有些缺德鬼的男同学，每到这神天气，就倚窗而立，凭栏远眺，偶尔有个女同学来个精采表演，跃到泥浆里时，他们就鼓掌欢呼，在房里起哄大叫，以资“报复”，这时真令你啼笑不得，恨不得去骂他们一顿。
总之，抗战时期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真是一无是处，但大家都撑过去了。精神战胜物质，这大概是成功的因素吧！

“都是些土包子嘛”
有一次，我在朋友家的宴会上，碰见一位教会学校毕业的朋友说：“你们浙大学生呀，都是些土包子嘛！”我当时大笑起来，说：“一点也不错，你知道我曾是土包子队队长吗？”
说起浙大学生，真可以说是得“土气”之精英，大家都以此为荣。一个洋腔洋调的学生，在那种环撞里是难以立足的。记得有位同学名叫×约翰，是上海来的，我有两个同乡就是看不惯，专门拿他开玩笑，一见到他便说：
“嗨，约翰×，怎么你头发是黑的？”
“喂，约翰×，这里有瓶蓝墨水，拿去将眼睛染一下好不好？”
可怜约翰×，受尽欺侮。其实x 学长我很熟悉，他为人忠厚，为学笃实，只可惜错取了一个洋名字，受到别人讥讽。
也许是当时风气使然，尤其我们这一代的人，生于忧患，长于抗战，满脑子的国家主义、民族思想，在浙大形成一种风气，譬如有人有兴来一下洋腔，早晨见到你时，说声“Good morning” （早安），马上那人反会遭受白眼： “唉，吃中国饭，何必放洋屁！”就这样，凡是洋气的人，受尽打击。
但浙大不是义和团。浙大学生所不屑而为的是无端地崇洋媚外。相反地，浙大所吸收的新知识不亚于任何学校。我们很多教科书都用原文，我所读的课程当中有两样习题同试题全是英文。生物系有两位印度学生不谙中文，有时同学同他们讲英文，他们听不懂，又换一个人来讲。这时，谁敢骂他们放洋屁。浙大还有一位教德文的外籍女老师，当她拉着小狗在河边散步时，从来无人问她的黄头发和蓝眼睛，都同她笑脸相迎。
你说“土”，那恐怕只是相对的。抗战时期的国立学校恐怕大都如此，不过浙大自有它的一套。说浙大不注重英文倒未见得，但对土生土长的中文确是特别重视。史地系有一周干事，通知时专用四六骄文，颇受一些人欣赏。有位女同学同时收到两封宴请的帖子，一封是钢笔写的，说明日期、地点，另一封是端正的毛笔字，最后写着“恭候香车”。这位女同学把前者谢却了，理由是： “那么歪歪倒倒的字，想必人也是那样，谁高兴同他们在一起玩。”这固然是成见，但也“士”得可爱。
女同学们的“士”， 在浙大已相沿成习。不管她是谁家的千金小姐，不管她爸爸是什么要人， 一入浙大之门，蓝布旗袍一穿，就彻头彻尾地换了一个人。有几位女同学的箱子里都有漂亮衣服和高跟鞋，但她们平时绝对不常穿，等到晚间无事时，有人提议：“我们来打扮一下吧！”于是几个好朋友，喀嘻哈哈地擦口红、穿新衣，在房间里大过其瘾。
有一次，我们好些女同学在房里乱聊，讨论人生大事，其中一个问题是： “你喜欢跟哪一种人结婚？”在所有的同学当中，没有一个人说： “我要跟有钱或有地位的人结婿。”或是： “我要跟洋人结婚。”后来轮到我，我说：“我要跟一个象古代勇士那样会骑马射箭的人结婚。”这话把她们逗得狂笑不己，都说：“快去找个游牧民族吧！”天知道，我现在的丈夫连弓都不会
拉，看到蛇影子就要跑。
再说男同学，也都“土”得可爱。不说别的，问问他们当中当时有几人会跳舞？有几人会打领带？有几人肯歪头吹口哨？有几人能低头用刀叉？但他们都不在乎，反说这些都是小事。这批人说是“土包子”，谁曰不宜。

江边漫步楼下等人
浙大在黔北的三处校址，以湄潭的风景最为优美，那儿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尤其是近湄江桥的那一带，风光旖旎，真是黔北江南。校舍除教室借用旧屋外，宿舍、饭厅都是新盖的楼房，尤其是女生宿舍，傍山而筑， 一篱绕护，别有一番风致。
湄潭城很小，既非赶场中心，又非交通要道，平时异常安静。同学在此，一无去处，除读书外，唯一的消遣就是散步，每当晚饭后， 三五成群，另一堆，女一堆，漫步湄江河边，这真是大家碰面的大好时光。有些男同学平时不愿到女生宿舍篱笆外“站岗”的，不愿贸贸然去碰钉子的，都借这散步时间一睹芳容，经常在我们去散步时， 一到湄江桥边，就碰到某某同学，点头打个招呼，继续前进，结果走到江边转弯的地方，又碰到那位同学，于是再点头打个招呼，谁知绕个大圈子走回女生宿舍时，在街上又碰到那位同学，又三点头打个招呼。这样一晚三会面，会面一点头，这种会意而不言宣的友谊，真是韵味深长。浙大多数男女同学都具有此种情调。听说有些胆小害羞的男同学，就趁此机会大过其瘾，一晚上绕湄江漫步，流连忘返，可达七八趟之多，不知确否？
湄潭的风气还算开通，遵义就不同了。女生宿舍在杨柳街内，重门深院，不能直冲而入。男同学来访时，首先必须经过传达老赵，然后由老赵站后院大喊： “× × 小姐，有客。”
会客室的窗子，紧对宿舍后楼，这一下，来者是谁，很多人都知道了。只有硬着头皮等，等到了还好，有时只听得一声回答： “某某人不在。”倒霉！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走出来。
有个时期，训导处也似乎跟男同学为难，要采访的人象填联保单似的填上姓名，并说明访问何人，然后由老赵拿条子去找人。这样一来，无形中让训导处知道了，而且留个痕迹。于是，有许多男同学趁老赵走向后院找人时，伸手就把桌上那张存根撕掉，会客过后，走了，自以为无凭无据，未留任何痕迹。谁知老赵亦是精灵鬼，等人走后，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双双大名补上。后来听说老赵不胜其烦，这制度也无形中取消。
这些现象，实在是因为女同学人数太少之故，物以稀为贵，当然她们会神气起来的。
有些女同学也真缺德，收到男同学信时，一不高兴，就会原封退回，有些还公开示众，有些又加上朱批，真令人吃不消。一位自命有才华的男同学，善写情书，自以为外国东西读得多，要想大显身手，卖弄一番，满纸托尔斯泰、莫泊桑等等的话，可惜他看错了对象。这位女同学接信后，拿笔就批道：
“满纸莫泊桑，令人心伤！
四书五经未读遍，克鲁泡特‘经’充内行。
托尔斯泰原无碍，三苏两杜不可忘。
柏拉图，难欣赏，闲来最好读老庄。
莫管人家多伟大，数典忘祖总荒唐。
嗟嗟乎！真冤枉，使抄首唐诗也风光。”
这事做得确是法而又虐，有点过分，但也可见当时的一般情况了。

实事求是功在国家
在我刚进浙大不久，头一次听竺可桢校长训话时，我和很多同学都听不懂他究竟在说些什么，他声音快而促，吱吱喳喳，有如百鸟归林，脑子里只记得他在台上将双脚跟向上一拾一拾的，似乎好象老是有这么几句：
“贼骨头哇，贼骨头哇，我们浙大，说是就是……”
当时我莫名其妙，后来时间久了，过了一年半载下来之后，才知道“贼骨头哇”原来是竺校长的一句口头禅“这个的话”的绍兴腔。他每次演讲时，要说几十次之多。“说是就是”，也是他的一句老不离口的浙大校话。“实事求是”四字。就这样，浙大学生四年下来之后，没有一个脑子里不深深印着“实事求是”这几个字， 遇事都要讲真理，务本质，脚踏实地去做，以至终生。
人说浙大学生土气，那真要归功于“求是”精神的熏陶结果。在抗战时期，一个花花公子不肯为国捐献的“犹大”，或是一个千娇百媚、功课不及格常要补考的小姐，在浙大是永远出不
了头的。我在一年级时，见到一位男同学能说善道，风头极健。他常身穿黄皮夹克〈全校大约也只见到一两件吧〉，脚穿黑皮鞋，整天昂首阔步，夹着书本走来走去。到二年级时不大碰到他了，到我们毕业那年，他的皮夹克旧了，头低下来了，公共场合看不到他了。听说他每学期都有一两门功课不及格，要补考。
说到功课，浙大一向以苦干死拚为主，教授们对功课之紧迫，态度之认真，对分数之“扣门儿”，世上少见。在一年级升到二年级这个阶段，很多人被“荡”出去了。其实在当时那样的物质条件下，很多同学连纸笔都买不起，仍能孜孜不倦，实在伟大，晚间，每人一盏油灯，三根灯草，就这样，可以读到夜深。
人常说“家贫出孝子”，我却道“时艰造贤才”。今天，在国内，在国外，好些艰苦卓越的苦干者，不都是浙大毕业的吗？
在学校时，我们不知道程度高低，等到毕业后同别人一比，就觉得神气了。譬如最后一周公费出国留学人数，以全校人数和系别多少的比例而言，浙大可占前一二名。在国外读书的，以本科而论，浙大学生比别的学校便更多了。在国内做事的，论学术，论技术，浙大也总是不落人后。
若说浙大学生都是死啃书，倒也未必。抗战八年，浙大师生出钱、出力，流血流汗，真不知做过多少可歌可泣的事。除了直接从军的不算外，劳军、义卖等活动，差不多每年都有。那时候，同学们是一身之外无长物，可是一有义卖，都照捐不误。我在四年级时，有一次，同学又来向我捐东西举行义卖，我身边只剩下一块祖传的宝砚和两锭墨，那砚台小而轻，雕刻精细，是先曾祖父中进士之后皇帝所赐的。这祖传之宝随着我越过千山万水，带到贵州，当时一无所有，只得忍心把砚台捐掉，可惜后来负责义卖的同学不识货，订价很低，给一位女同学买去了。至今我仍然很骄傲地对儿女说： “二次世界大战时，我也有贡献呢！”
在宜山， 曾闹过一幕滑稽剧，极有意思。那时有批同学去从军，沙场征战，出生入死，后来日本人打来，把他们这批人冲散了，都狼狈逃回学校，检点人数，少了一位姓戴的同学。后来派人到战地去找， 在乱尸堆里发现了一位身穿黄制服〈浙大校服〉的年轻人，尸体己腐烂不清，大家断定一定是戴学长已成仁了，很多人抱头大哭，接着开追悼会，大家又唏嘘一番。谁知过了一年多之后，有人说他似乎在街上看到戴学长，后来又有人说看到他，于是大家相继奔告说戴学长鬼魂出现，到最后才知道是他真人现形，他并未死。原来他被日本人捉去之后，辗转送到上海，后来又再度偷回后方，仍到浙大复学，这场悲喜剧才告一结束。这也是抗战期中浙大学生为国效力的一点小插曲。
一九四四年年底，为了响应当时“十万青年十万军”，浙大立即有几百人报名参军，后来因人数太多，很多人未能如愿。还有很多同学到解放区去，或是做地下工作，今日都成为国家的栋梁。
最感人的事迹莫过于这年的劳军了。那时日军蠢动，逃犯黔南，贵阳一带吃紧，当时政府派这大军南下，道经遵义时，浙大学生以最大的热伯去慰劳欢送，使得军心大振，勇往直前，日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奠远了且后胜利之基。
那真是一幕撼人的场景。当一辆辆的军车载着大批战士经过遵义车站时，浙大的学生疯狂了，象湖水一般地冲到车旁，争着向战士们慰劳。握手、献花、赠礼品，一面欢呼，一面高唱，那情景震撼了每个士兵的心，只见他们热泪盈眶，拉着同学们的手说： “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鬼子！”
有一次落着大雨，很多战士在车篷里衣履尽湿，打伞的同学们看到了就蜂拥上去，把伞递给他们，却忘了自己也身在雨中，这一下，赢得战士高呼，喊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的脸上也不知挂了多少泪水和雨水。事后，有人说，这次军心大振，把日本人打得节节败退，浙大学生功不可灭。
抗战最后是胜利了！这八年中，浙大学生受尽了艰难困苦，然而浙大也由此自壮、成熟，那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将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