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钱琢如先生的数学史课与诗词

张素诚
1936年，钱先生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开课，讲中国数学史，选修的约二十人，我是其中一个。讲到宋元两代中国数学很发达，自明以后五百年才黯然失色的原因时，记得钱先生是这样说的：科举制度唐代就有，但是到明朝以后才考八股文章，才定下三年一考，而且全国考，各省考，各府考，规模甚大，把全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吸引到科举中去，消磨精力，为害之深，十分显着。
科学的发展是集体事业，经历史的积累才有今日之科学，积累又分继承与创新两部分，科举制度诱导极大部分知识分子走入歧途，不去学习科学。积之既久，能继承科学知识的人减少了，能创新的人也减少了，科学事业也不过就自然消沉了。
清代经康乾之治，人口达四亿，科学上的创作应该超过前期，但是明清两代不仅数学落后，别的学科也落后了，不受科举的影响，能在科学上有重要成就的，在明代，除有李时珍以三十年的努力，着《本草纲目》外，尚有徐霞客，自三十岁以后游名山大川，作《徐霞客游记》，在清代就没有这样的人了。
中国文学自汉赋以后，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五百年，就文学而言，也不能与前朝媲美。如果有之，则小说数卷，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虽然皆传世名作，但作家数量少，文坛相对冷落。蒲留仙原为贡生，弃举授徒，说狐道鬼，以雪其愤。《儒林外史》以生花妙笔暴露科举的阴暗面，而曹雪芹借贾宝玉、林黛玉之口贬低科举，又以附和科举的薛宝钗为婚姻的胜利者。历来相对先进的思想与旧意识相抗衡，总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尽管科学的弊端尽为人所洞悉，但是废科举一直到帝国主义入侵，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怨沸腾之后才能实现。以浙江大学为例，原为求是书院，成立于1897年，创办之初，校长称总办，为福建侯官人林启，因奏请罢建颐和园，被贬到浙江任衢州知府，后迁杭州。感于国事日非，他决心创办学校，就以没收报国寺一案所得财产，办求是书院，不称学堂而称书院，亦有苦心。
重视真理，才去追求真理，这是艰难困苦的劳动，所以每个学科中，发现新规律的，受同行尊重。但是这个人不发现，另一个人也会发现，离开历史的积累，任何人都不可能创造现代科学中的新知识，所以不争名、不谋私利，成为求真理者的一种习惯。
研究五百年来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可以从经济入手，也可以从政治的、文化的，甚至地理的、国防的，或者偶然的现象入手，不同的人会提出不同的论证。只要充分论证，然后集中，取其精华，就能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结果。
钱先生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尊重真理，为后人楷模，梅荣照先生《怀念钱宝琮先生》（见《钱宝琮诗词》附录），唐如川先生《缅怀钱宝琮先生》（见金祖孟着《中国古宇庙论》一书代序，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言之甚详，不必续貂。
1939年7月，浙大数学系欢送毕业生，钱先生赋诗，并亲笔书写分送方淑姝、周茂清、楼仁泰和我四人，这是我第一次读钱先生的诗。倏忽五十三年，今春钱先生三女钱熙学长来北京，带来《钱宝琮诗词》一卷，要细读，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先读了五首。
第一首是《小鸟》，这是诗人的自述。钱先生自比小鸟，很谦虚，不羡黄鹄，柔中有刚，立志坚定，绝不趋炎附势，令人起敬。
第二首是《湄潭女生梁仙翠言“校中膳食艰难，啖白饭有味”感赋》。这首是1945年写的，浙大西迁，许多学生家在沦陷区，没有接济，只靠国家发的有限的“贷金”吃饭。由于物价上涨，菜蔬太贵，只能吃白饭了。但是当时浙大教学、科研抓得很紧，师生奋发图强，弦歌不辍。物理系女生梁仙翠不但努力学习，还说白饭味甜，钱先生赞赏梁仙翠有志气，有毅力，特为写了这篇“感赋”。梁仙翠受钱先生鼓励，至今说起钱先生，还饱含感激之情。
第三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炜女与洪君子波在重庆订婚，长歌志喜》。子波和我是六十多年前相识的老朋友，他一生从事水电建设事业及能源经济教育；钱炜长期从事中学教育，乐为四化育英才。他们原为浙大校友，20世纪40年代初期同在重庆附近的北碚工作。他们都胸怀开阔，淡泊自持，一心为公。当他们订婚的喜讯传来时，钱先生非常高兴，立即写下这首诗。70年代中期，子波为了让儿子回城工作，提前办了退休。当工作需要的时候，他又挑起了带研究生的担子，培养了不少人才。浙大九十五周年校庆期间，有十多位已成为教授、专家的学生特地回校拜望了他们敬爱的老师，感谢栽培，他感到无限的欣慰。由于退休早工资低，子波夫妇的物质生活较清苦，但他们继承了钱先生安贫乐道的精神，快乐面向生活。七十岁后，共同学习书画，怡然自得，精神生活丰富，因而是幸福的。
第四首是《煨红薯》，这首是1941年写的。抗战之后，教授的工资打六折，物价上涨，生活艰难。既要搞好生活，又必须改进教学。在《煨红薯》第二章开始处说：教学讳言新义，讲坛敷说陈编，任尔金针度与，总如投石深渊。
在教与学的目的、方法、态度和内容各个方面，先进和落后的差异经常存在，往往改进不易。虽然耐心绎理，也会遭到歪曲。钱先生不能经常纠缠在这种是非之中，也有松弛一下的必要。他在诗里接下去说：何不回家吃煨薯，温醇细腻味香甜。下教室，莫留连，老母倚闾候望，呼儿自取炉沿。
当时太师母还健在，母子深情跃然纸上。
1938年秋天，在广西宜山，太师母六九高龄，还为我重翻丝绵袍，受此照顾，我至今不忘。
《煨红薯》的最后一章，更深入地描写钱先生自己的家庭。那时点菜油灯盏，晚上一家人围灯读书，夜深天寒腹饥，正是吃煨红薯的时候。诗中说：阿三晚温唐史，阿四知慕宋贤，五儿勤习象数，温淳细腻味香甜。
书桌上，油灯边，分食每人半个，夜凉肚暖安眠。
当时教授也只能吃点红薯而已。如果不吃，就夜凉，肚饥，睡不着了。可即使有的吃，人多也只能分到半个，但这还不是最困难的一年。
我读的第五首是《秋日杂咏》，记载钱熙学长初次领到七十元工资的情景。
十金奉阿母，难尽寸草心。致贻及诸妹，一脔表微忱。出门买衣履，价贵儿自任。涸辙今许润，斗水非蹄涔。
这是1948年的秋天，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了，多一个人领到工资，才可以勉强应付。在这种情况下，姐妹之间的深情和女儿对慈母的孝心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字里行间，还隐藏着女儿能自己买件新衣的时候，作为父亲的喜悦。
钱先生的诗是记事的，人品、学识、文采和音韵交织在一起，读起来觉得温淳细腻，其味香甜，只是我读懂得太少了。
我在浙大没有向钱先生好好学习，现在想多学一点，但钱先生作古已一十八年，不可能再亲聆钱先生的教诲，后悔也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