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微林
1936年秋，我考进了国立浙江大学。这是一所校风淳朴的学校，同学们大多在埋头读书。那时，竺可桢校长刚刚到任。
当时我所读的外国语文学系有一位教授陈逵老师，常拿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英文版《中国呼声》和史沫特莱等作家的作品给我们看。后来又介绍我熟悉同系高年级同学陈怀白。
在女同学眼里，陈怀白是个怪人，时常板起一副脸，走路仿佛总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但同她熟悉以后，感到她其实是个很有正义感、很热情的人。同年十月，得知鲁迅先生逝世的沉痛消息后，同学们举行追悼会，灵堂上有她写的一副黑底白字大联：“先生不能死了拉倒，我们还要继续战斗”，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的年底，陈怀白介绍我去参加一个文艺团体的成立大会。
会场上大约有三四十人。发起人说明了宗旨以后，土木系的周存国提议这个团体取名黑白文艺社，并解释说，一是为了长念不忘我国被日帝侵占的领土黑水白山（即黑龙江和长白山），要为收复失地而奋斗；二是表明我们必须是非分明，就如黑白分明一般。当场一致通过，并推选教育系的张启权（现名张毕来）为社长。黑白文艺社就这样诞生了。
半年多以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暑假，我因事去了上海一趟，回来时学校里的气氛已经大变。黑白文艺社常组织我们去街头宣传：三四个人一组，带一条长板凳，在过往行人多的地方，轮流站在板凳上向民众宣传。演讲的内容很简单：日本强盗打来了，我们不能做亡国奴，大家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大概因为这事与每一个人都休戚相关，听的人还不少。我们也就感到非常兴奋。同时陈怀白和贵畹兰又介绍我给校内的《抗敌三日刊》写一些宣传抗日的诗歌，有时还去帮着刻蜡板。这时候，黑白文艺社的活动大多是与黎明歌咏队一同进行的，如教群众唱救亡歌曲和慰劳伤兵等。记得有一次我们由周存国带队，去一个伤兵医院慰劳，我们排着队在病床前刚满腔热情地唱了一句：“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有一个伤兵就破口大骂起来：“我们在这里等死，你们还唱……”，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后来我们了解到，当时伤兵医院的条件太差，伤兵们正憋着一肚子气。为了支援前方，学生自治会还发起献金运动，“黑白”的社员们大都踊跃捐献。那时候我们都很天真，以为一抗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至于捐献的金器到底进了谁的腰包，是想都没有去想的。
后来，国统区前方节节败退，我们开始失望了。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江浙交界沿海的漕泾、金丝娘桥登陆，离杭州已经不远了，学校不得不迁往建德。
建德旧称严州，是个古城，县城很小。我们虽然仍在教民众唱救亡歌曲，但情绪已很低落。黑白文艺社的骨干分子陆续离校，有的到浙南去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有的去延安，有的到其他地区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因为敌军逼近，浙大又向西迁移了。1938年一月中旬，在江西吉安白鹭洲上一所中学举行学期考试，考完就搬到泰和县的上田村上课。一年级新生则在几里路外的大原书院。黑白文艺社自从周存国、陈怀白、张启权等骨干分子离校后，群龙无首，似乎已停止了活动。上田村是一个很荒凉的村子。在反围剿中，国民党反动军队曾在这里大肆杀戮，以致人迹稀少。此时环境虽很幽静，同学们的心情却平静不下来，国难家仇，有的家乡已沦陷，亲人们也不知流落到了何方。我那时苦闷极了，想找些哲学书来解决思想问题，当时在学校图书馆里能找到的只是康德，尼采、叔本华等的着作，这些书越读越糊涂，使人甚至对生存的价值都产生了怀疑。
半年多以后，浙大又迁广西宜山。初到宜山，感到这里的气氛与上田村不同，但我的心里仍然是一片迷惘。人为什么要活着？生活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些问题时常苦恼着我。正在这时候，一些离校参加救亡工作的同学回校复学了。一天晚上，回校复学的周存国和钱克仁一同来找我了解浙大的情况。
他们谈了许多外面的见闻，说要把“黑白”和“黎明”（歌咏队）恢复起来，在浙大开展救亡工作。临走时，周存国给我两本书，要我仔细读读。他们走后，我就认真地读了起来。记得那两本书，一本是《新哲学体系讲话》，一本是《新哲学大纲》。上面所讲的哲学与我以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我的迷惘，仿佛被拨开了云雾，使我看到了人生的新的意义。
几天以后，周存国邀集了七八个同学，大多是以前黑白文艺社的社员，在龙江边的一个岩洞里开会，讨论恢复黑白文艺社的问题。我们都同意让农经系的滕维藻来当黑白文艺社的社长，因为在泰和时，一次作文比赛中，滕维藻荣获第一，我们称他为状元，由他来担任社长，是名正言顺的。他曾写大字报反对过国民党不让学生搞抗日救亡运动，而且为人正直、诚恳，一定不负众望。
接着就召开黑白文艺社的社员大会，使这个进步团体，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与此同时，黎明歌咏队也恢复了，校园里响起了振奋人心的救亡歌声，重新有了生气。随着形势的发展，周存国对我们说，推动全校抗日救亡运动，需要一个核心。我们七八个人常在一起学习马列主义和研究如何开展救亡运动，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取名“拓荒社”（1940年以后，改称马列主义小组），是个不公开的组织。当时我们的做法是，先在同学中物色爱国而有正义感的人，与之交朋友，并经常在一起谈心，谈人生观、世界观，谈对现实的看法，也谈生活中的种种感受，介绍他们阅读进步书刊和参加各项抗日救亡活动；然后介绍他们参加黑白文艺社，在“黑白”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再吸收到“核心”中来。这样，黑白文艺社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最多时达到五六十人。
这时候，黑白文艺社分成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三个小组进行活动。社员自由参加，我几乎每个组的活动都参加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组经常举办专题讨论会。记得社会科学组第一次聚会是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当时我们的水平都不高，有人说是次殖民地，有人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争得面红耳赤，但大家的态度很认真，情绪是热烈的。哲学组讨论世界观问题，当时叫做宇宙观，讨论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很明白了，当时却也是争论不休的。后来又讨论人生观的问题，当时大家都是敞开思想谈，会上谈不清，会后又继续个别谈，这对于提高思想认识是很有好处的。参加文艺组的同学都是文艺爱好者。有爱写诗和散文的，也有的爱写剧本。组里经常组织阅读和讨论中外进步作家的作品，如鲁迅，瞿秋白、高尔基等，还有美国那个写了《石炭王》的辛克莱。记得还曾经讨论过夏衍的《包身工》，大家由此而学着写起报告文学来。
在泰和时，一年级新生有个“呐喊团”，是一群热情的青年所组成。他们教民众唱救亡歌曲，向民众演出宣传抗战的戏。到宜山后，他们其中有一些便转到黑白文艺社来。这样，“黑白”的队伍就更壮大了。
“黑白”，说是文艺社，其实早就超出了文艺的范围。哪有文艺团体老是在讨论什么社会性质呀，宇宙观、人生观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呀等问题的？大多数同学认为它是一个“左”倾的团体，但有的说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的干脆说就是共产党。我们那时虽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党的直接领导，但我们有党的思想、方针、路线引路，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召唤，我们感到自豪。
1938和1939年，还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初期，广西又是在李宗仁、白崇禧的统治下，他们与国民党有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在浙大的势力还较弱，所以我们能够放手地干。在学生自治会改选时，我们“核心”中，也是“黑白”社员的钱克仁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学生自治会办民众夜校，“黑白”社员成了骨干力量；举行支援前方的义卖，“黑白”社员积极参加，为布置会场和制作义卖物品，通宵达旦地忙着。凡是由“核心”建议，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发动的抗日宣传工作，“黑白”社员都踊跃参加。比如暑假下乡宣传和慰劳伤兵。要演戏，“黑白”有自己的剧作家潘传烈，他常常一夜就能赶出一个短剧，排起来还很有戏剧性。
在宜山的一次民众集会上，演出了他写的《破坏大队》，教育民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黑白”有的社员参加演出，有的就在台下了解群众的反映。当南宁失守，敌军逼近宜山时，学生自治会先后组织了步行宣传队和战地服务团，“黑白”绝大部分社员都参加了，而且成为这两次较大的救亡运动中坚力量。后来，浙大迁到遵义，“黑白”又发动社员深入底层做社会调查。当时遵义的贫民受鸦片的毒害很深，有的社员就去大烟店了解情况，还调查了该市的贫民习艺所等，使我们这些“书生”进一步接触社会，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疾苦和盘剥者狠毒的心肠，为我们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黑白”有自己的小图书馆，藏书大都是社员捐赠，也有校外地下党员和进步友人支援的；其中有进步的文艺作品，但更多的是马列主义着作和延安来的小册子。别看这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起的作用还很不小。知识分子嘛，往往是先从书本知识打开眼界，得到启发而逐渐提高觉悟的。为了保管好这批图书，土木系的周邦立（已故）和其他一些社员冒了很大的风险。当白色恐怖笼罩遵义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搜查、逮捕进步学生时，他们曾将这批书收藏在古庙神龛下面。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时，保管这批图书的同学，用伪装的办法运回杭州。虽然这时候，“黑白”早已被迫停止活动，当年“黑白”的社员也大多毕业离校，这批图书仍在暗中发挥着作用。
虽然，由于特定的时代，以及特定时代赋予我们的特定使命，黑白文艺社的工作偏重于思想启蒙，偏重于抗日救亡运动，讨论的也大多是文艺以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但我们中间也确实有不少业余的文艺爱好者。我们举行的文艺晚会，往往吸引了不少社外的同学来参加。那时的文艺晚会，主要是诗歌朗诵，朗诵的又都是能激发爱国和革命热情的诗文，如艾青的《吹号者》等。有时也朗诵社员们自己的作品，如潘传烈的得奖作品《自由兄弟》（以中朝携手抗日为题材）中的一段对话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何琏玉朗诵高尔基小说《母亲》中的一段。她的嗓音并不高，而且还带点浙江义乌口音，但却充满了感情，把一个革命母亲的形象深深印刻在我们心中。值得一提的是，黑白文艺社的社员中，确实有不少很有才华的人，如已故的周存国，吴恕三、庄自强（现名庄柄群）等，他们虽然都是学理工科的，但文艺才能出众，能唱、能画、能写，还能作曲，可说是文艺方面的多面手。他们不仅善于领导学生运动，而且常常写出第一流的好诗，是真正的诗人。周存国在1937年离开浙大时写过一首诗：
我们从前
被山山水水
隔得多开
我们却望着同一颗星
做着同一个梦
走到一个地方来
我们现在踏上了一只船
去漂海
我们将分享同一股风
分受同一份灾
有谁还能遮掩着
半面胸怀
这首诗后来由去浙南工作的“黑白”老社员贵畹兰谱了曲子，一直从浙南传唱到在宜山的浙大，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当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我们只是有满腔的热情要写出来，唱出来。我们的作品只是互相传阅，或发表在墙报上。“黑白”的墙报叫《卫星》，后来改为油印的不定期刊物分发给社员们，再由社员们在同学中间广为传阅。我们有时候互相赠诗，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感情，以互相勉励。如有一首赠给周存国的诗，题名《画桥》。因周存国是学土木工程的，常作桥梁设计，故以此为题材。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这里那里
你应该多打下一根桩
让过河者
稳一稳脚步走过去
……
或许人们将挖空一生的心思
去描绘那座引渡全人类的巨桥
甚至亲自拿起沉重的锤子
打下一两根大铁钉
桥面的钢板要铺得更稳固
更平坦些
让奴隶们拖着拖不动的锁链
当啷当啷地走过去
又在对岸解下了一切束缚
进入一个合理的世界
从1940年夏秋开始，“黑白”的社员们陆续毕业离校。1942年“倒孔运动”后，黑白文艺社被迫停止活动。社员们离校后，有的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党领导的各项工作，大多数在解放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贡献了力量，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社员虎罴，后来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在苏北牺牲。我们的第二任社长何友谅在1942年被捕后，牺牲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中。
1940年8月，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告别了我的母校；告别了我思想的摇篮——黑白文艺社；怀着对广阔世界的无限向往，走进社会这个复杂的大课堂。但无论到哪里，都有“黑白”战友的关怀和鼓励，这使我永生难忘。
在这里，我写下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也是为了纪念黑白文艺社几位已故的战友周存国、陈怀白、贵畹兰、何友谅、吴恕三，周邦立、虎罴、潘家苏（“黑白”第三任社长）、庄柄群、胡玉堂。愿他们在九泉之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