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天下一统尽在国粹 念兹在兹民族精神——“一代大儒”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
现代着名文史学家、书法艺术家。
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人。1938年至1939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在西迁到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任教讲学。竺可桢校长以“求是”为校训，特请其作校歌歌词。
他根据大学的使命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1939年夏，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并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
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马一浮精研书法，糅合章草、汉隶，自成一家，且精通英、法、德、日、西班牙、拉丁文等七国文字。一生着述宏富，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蠲戏斋诗》等。
作为一位中国现代的国学大师、理学家、佛学家，曾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的“一代大儒”、“现代朱子”马一浮，是20世纪中国沐浴了欧风美雨后又学贯中西的一位博学硕才之士。马一浮虽然精通英、法、德、日、拉丁等文字，也翻译有一些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的作品，不过，他却一生倾力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研究，综汇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各派学说，融会释、道以至广纳百家，兼容并包，圆融会通，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的同辈梁漱溟以“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八字赞颂他。
大师的气象
马一浮自幼聪颖异人，有“神童”之称。5岁即能背诵《唐诗三百首》，9岁能诵《文选》，少年时与老师一齐去参加科举，居然得了“案首”，老师却是第23名；15岁，参加会稽县试，名列榜首，当年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也参加了考试，却名落孙山。当年的浙江考官、着名乡绅汤寿潜对他欣赏有加，甚至有意将他揽为自己的乘龙快婿，便请马一浮的老师作伐，结果就成全了这桩好事。
马一浮还有一个“神”的地方：虽说他博览群书，但他标榜清高，绝意于仕途，从此居陋巷、服布衣，专心以读书为务。读书，读出什么境界？他问学宗旨阔大，全然一副“圣王合一”的气象，于书无所不窥，这“无所不窥”的境界甚至到了他专门在存放《四库全书》的孤山文澜阁旁租一间小屋，以数年之功，竟将中国古代最大一部文献总集《四库全书》读毕！此后，儒、道、佛等等，以及经学中的今文、古文、汉学、宋学等，他都不分门户，一一涉猎，并融会贯通，各得其要旨。甚至，他还利用随清朝亲王出国考察的机会，学习异国文化，并旁通了各国文字如英、德、法、日、西班牙、拉丁语等等。在那个时代，他和陈寅恪、马君武等都是中国少数几位学无涯岸的学人之一，他甚至是最早读过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的中国学者。
马一浮还是中国近代着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同他的广博学识一样，他的书法也不拘形体，所谓真、草、隶、篆，无不精擅、精妙，且秀丽中有挺拔之势。
所以能够如此，有人说是因为他读书读得太多，满腹诗书溢出，于是流露于笔端，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俗了。
竺校长的“三请”
马一浮不仅“神气”，也很“牛”。一心问学，自甘淡泊，心无旁骛。民国初年，马一浮曾应邀担任过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秘书长，但不久即辞职返乡。后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又聘他为文科学长，他却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拒绝。再后来，他的同乡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慕名求贤，力劝马一浮能为浙大学生授课，甚至还提出即使让学生到他的寓所来听课也可以。甚至还几次到马府躬请，但马一浮仍然不就，着实让竺可桢吃了几回闭门羹。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袭北平卢沟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11月5日，日军在苏浙之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杭州不保。11日，浙大开始撤离杭州，暂搬迁至建德的梅城，后又迁至江西泰和。此时，日机轰炸杭州，马一浮也不得不结束了他宁静的读书生活，开始流亡避难。
1937年11月，马一浮由杭州迁至桐庐，当时随行的有他的外甥丁安期和门生王星贤两家共15人。马一浮的出行也很有意思，所谓“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当时在给马一浮运书的小船上，竟还飘着一面白布旗，上有马一浮手书的“桐庐县政府封”六个大字。依旧沉浸于其读书之乐中，吟诗作赋，“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不久，丰子恺也来到桐庐，两个人会合了，后来丰子恺在《桐庐负暄》一文中写道：“这一天的半夜里，我带了满身的火药气和血腥气而重上君子之堂……我的忧愁、疑惑与恐惧，不久就被他的慈祥、安定而严肃的精神所克服。”
翌年，马一浮又从桐庐迁至开化，此时浙大也在西迁途中，当时竺可桢校长百事缠身、日理万机，但始终还牵挂着马一浮。竺可桢校长以为马一浮“三十年潜研哲学，但始终未至大学教书”，不免为其抱憾。忽然有一日，竺可桢校长得到一个信息——马一浮在开化“颇为狼狈”，于是便与梅迪生、郑晓沧等商议，以为这是浙大延聘马一浮的契机：一者彼愿入赣避难，“嘱相容于浙”；一者患难中见赤诚，浙大亦“主张收容”。随即竺可桢校长复电马一浮，聘其为浙大“国学讲座”的主讲。马一浮离难中得浙大愿意收容的电报，随即由开化启程，转道江西樟树，于1938年4月3日抵达泰和的“太原书院”。当时浙大的梅光迪、郭斌龢、王庸、贺昌群四教授闻讯后，也十分高兴，共同设宴为马一浮接风，衰累不堪的马一浮也露出了喜色。
两部《会语》　一曲校歌
这无疑是马一浮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马一浮的学以致用，也突出表现在身处民族危难之际用传统儒学的思想教诲浙大学生。也是那时，马一浮经过数十年的潜心苦读，在取精用宏的基础上，开始逐渐理清自己的思路和脉络，并且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恰如万斛泉涌、春蚕吐丝，所谓字字珠玑、句句精华，尽情绽响在浙大师生耳际，甚至竺可桢等许多浙大同仁，也都纷纷来听他讲课。
马一浮当时讲课的题目，包容万象，其主题则是“多难兴邦”之时宜倡导“攘夷明义”之大义，又以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宗旨，阐述儒家“六艺之学”为中外一切学术源头和发脉的思想立场，以及“义理名相论”的哲学体系。其中有《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一讲，当时竺可桢校长也亲来听讲，并在日记中记下了“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之语，微言大义。当时浙大的同仁梅光迪、张其昀、郭斌龢、缪凤林、景昌极、张荫麟、贺昌群、向达、王焕镳、刘永济诸人却对马一浮的讲学叹为不置。
后来马一浮在浙大的讲稿，合刊为《泰和会语》。此后浙大又迁往广西宜山，经过“石怪滩高水激舷，渐亲炎瘴背烽烟”（《黔江道中从桂平至石龙》）的水路颠簸，马一浮来到了广西宜山，并仍在浙大讲学。当时马一浮在宜山的讲学讲稿，被刊为《宜山会语》。
《泰和会语》、《宜山会语》，以及后来马一浮在四川“复性书院”任主讲时刊印的《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等，成为马一浮哲学思想和儒学文化观的代表性着作。马一浮在浙大虽仅短短的两个学期，但对浙大却具有特殊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他的《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后又合刊为《泰和宜山会语合刻》），其中颂扬标榜的中国民族精神，成为马氏“经典”。
1939年1月17日，马一浮应聘入川，竺可桢校长约浙大同仁设宴为其饯行。当时马一浮欣然赋诗留别，诗中云：“苞桑若系安危计，锦蕞应培禹稷材。”马一浮在浙大时为浙大创作的校歌的歌词，可谓气势磅礴，意蕴深远。整首歌词贯穿了他对大学的理念，对浙江大学的冀望，乃至对民族的希望。这一曲校歌，至今仍唱响在浙大。
马一浮赴后方的重庆后，又在四川乐山主持了战时中国三大书院之一的复性书院。后来复性书院曾在抗战胜利后迁至杭州西湖昭庆寺内，但不久也就不存于世了。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欣然就任浙江文史馆首任馆长，他还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多次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和人大会议。对这位饱学之士和耆宿，共和国也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
晚年的马一浮还荣任了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罗夫访华，周恩来总理还亲自陪同他在杭州“花港”拜访了马一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