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文化干城——“护书使者”陈训慈

陈训慈（1901-1991）
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字叔谅。
浙江慈溪人。1936年8月至浙江大学兼任史地学系教授，1938年再兼教务处图书课主任。1939年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设立以后任第一任主任。陈训慈主要从事史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主要撰着有《世界大战史》、《近世欧洲政治社会史》、《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清代浙东之史学》、《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中国之图书馆事业》等。陈训慈又是知名的爱国学者，浙大西迁时期，他历尽艰辛，主持、组织、抢运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古籍善本，安置于贵阳城北地母洞中；又负责把宁波天一阁藏书抢运至浙南龙泉，从而避免了国之瑰宝被日寇劫夺，故后人称陈训慈是抗战时期文化战线上的英雄。
陈训慈、陈布雷兄弟都是浙大的校友，他们都对浙大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陈训慈也是一位史学家，浙江文教界的一位耆宿，曾长期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最着称的是他在抗战爆发后临危受命，主持组织抢运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古籍善本图书，并由浙大师生护送，安全运抵后方。
浙江文教界的耆宿
说到陈训慈，可能许多年纪轻一点的人，对他是陌生的了。那么，先说说陈训慈的简历吧。
慈溪陈氏是晚近浙江的一大望族，陈训慈的长兄陈训正于民初曾代理浙江民政厅厅长，后为杭州市市长，陈训慈的次兄陈训恩（即陈布雷）则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也是浙大的校友。
陈训慈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后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32年，又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任职期间他努力推行普及社会教育与提高学术研究相兼顾的办馆方针，并实行通年全日开放制度；同时先后创办了《文澜学报》、《浙江图书馆馆刊》、《图书展望》、《读书周报》等。1936年，由他主持举办的“浙江文献展览会”，参观者竟达8万人次，影响甚巨。
陈训慈在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之后，于1933年又在浙江大学兼课，后曾任龙泉分校主任；1938年浙大迁至贵州遵义后，由他负责教务工作。
1939年，他还兼任了浙大图书馆主任一职。当年在浙大，陈训慈是竺可桢校长的一位“股肱之臣”。
陈训慈也是一位诗人。1942年，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师生在陈训慈的主持之下，成立有“风雨龙吟社”。
新中国成立后，陈训慈历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顾问、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主任、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和顾问、浙江省地方志学会顾问等。他工于古文词，尤精于历史，平生着有《五卅惨史》、《世界大战史》、《晚近浙江文献述概》等。他一生热爱桑梓，晚年尤关心家乡修志事业。
随“文澜阁”《四库全书》迁移
陈训慈最为人所缅怀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联络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等，不仅创办《抗敌导报》，呼吁抗日，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为保护浙江省图书馆的藏书，主持、组织抢运馆藏《四库全书》及各种古籍善本，和宁波“天一阁”的9000多册藏书于浙南。
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上盛传日人觊觎我古典文献的大集成——《四库全书》。此前清乾隆年间缮抄的《四库全书》共有七部，分地珍藏。圆明园“文源阁”库书已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镇江金山“文宗阁”的库书和扬州大观堂“文汇阁”的库书也先后毁于太平天国之役。当时只有北京故宫“文渊阁”、热河承德“文津阁”、沈阳“文溯阁”和杭州“文澜阁”四部尚存，但杭州“文澜阁”库书已在太平天国之役中毁去大半，后经丁丙、丁申兄弟和钱恂、张宗祥的努力下，三次补抄，才渐渐恢复全貌。到了日本大举侵华时，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和北京故宫“文渊阁”已不保，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也面临被劫掠的险境。于是，在日军占领杭州之前，陈训慈即开始动员浙江省图书馆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同时积极筹措运费。由于兹事体大，仅仅依靠图书馆则无能为力，陈训慈便找竺可桢校长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还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等抢运出杭州。
陈训慈主持抢运“文澜阁”《四库全书》，厥功甚伟。他不惜将家属置慈溪老家于不顾，赴汤蹈火，奔走呼号，踏上迁移“文澜阁”库书的艰难之路。说起这次迁移，也是几经波折，历尽艰难，是浙大整个西迁过程中重要的一页。
离开杭州后，陈训慈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经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几个月的跋涉，途经1600多公里，于1938年秋，“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与西迁的浙大会合，并保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之内。后来因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的高山之中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因地处荒凉，没有人烟，相对比较安全。
当时“文澜阁”库书的转移，除了铁路运输之外，大多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由于路途遥远，天气寒冷，加上敌机空袭不断，一路可谓艰险备尝。后来在到达贵阳后，陈训慈向浙大校友、中国图书界前辈张宗祥索求“墨宝”，张宗祥欣然赋诗一首，诗云：
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
护书心血债全愿，万劫飘湘发奇香。
天一丛残怀甬上，文澜安稳到黔阳。
八千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
此后，竺可桢偕贵州省教育厅人员到“地母洞”查看库书存放情况，发现其中有的已略有潮湿，遂商定洞内屋顶须以瓦代木，箱中书籍则须经常晾晒，以确保万无一失。历时6年，保存完好，毫发未损。后来日军扬言攻打重庆，长驱直入，贵阳亦人心惶惶，国民政府遂特令将“地母洞”库书紧急迁渝，同时电告“浙大就地解散”。竺可桢校长和广大浙大师生没有听从这一命令，竺校长电告当时正在重庆的陈训慈，要他通过他的二哥陈布雷面谒蒋介石，陈训慈于是一面加紧筹办“地母洞”库书运抵四川的有关事宜，一面劝说陈布雷让蒋介石收回解散浙大的成命，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这是陈训慈“保书”之外的又一桩“保校”功劳。如人所说，浙大的西迁，以及“文澜阁”库书的转移，竺可桢、陈训慈两人，可谓和衷共济、风雨同舟，谱就了一曲悲壮的史诗。
这样，浙大没有解散，而“文澜阁”库书也于1944年12月8日至23日顺利运抵重庆青木关。日本投降后，在重庆又成立了以陈训慈等为常务委员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1946年5月15日，在“保管委员会”的妥善筹划下，“文澜阁”库书取道川南入黔，再经湘赣入浙，于7月5日安抵杭州，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现在，“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仍然完好地保存在孤山的“青白山居”之中。
浙大一元老
陈训慈除了为运书呕心沥血，还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关注浙大的西迁办学。
在龙泉，他曾受竺可桢校长的委托，协助教务长郑晓沧勘定分校的校址。
原来，浙大西迁之后，原在浙江的高中毕业生和邻省福建、安徽、江西及离沪流亡的上海学生由于交通和经济关系，不能赴内地升学，浙大便决定在龙泉筹办浙东分校，后改为龙泉分校。陈训慈任分校第一任主任，以坊下村为校址，创设了一年级，迨学生在一年级学习结束后仍去遵义总校升入二年级。龙泉分校成立后，又设立了附属小学，当时定名为芳野（系“坊下”之谐音）小学，这在当时地瘠民贫的浙闽赣交界的山区，也是一件造福于民的善事。至于陈训慈予浙大的最大贡献，当在促成竺可桢赴浙大校长任上一事。
当年“驱郭运动”之后，蒋介石要求陈布雷和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提出能“安定秩序、胜任校长之适合人选”，黄绍竑以“浙大是国立大学，还是布雷先生见识广，又富有教育行政经验，可以请他提名”而谦谢。陈布雷则深感责任重大，又以为义无旁贷，遂与郑晓沧、陈训慈、王学素等商议，提出由竺可桢继任，为此陈训慈联系各方面人士以及浙大教授，对竺表示欢迎，后又与竺可桢书，恳切希望竺可桢接任，并以浙大为“中流砥柱”来振兴浙江省的教育文化事业。
最终，众望所归，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兹事陈训慈有功在焉。
此后，浙大因是浙江的最高学府，蒋介石与陈布雷等为乡谊所虑，每每于浙大尽力“帮忙”，即教育部每有特款分配或应变特用，除中央大学常列第一之外，浙大常占其第二、第三之位，而为之奔忙的则当属陈训慈了。及至抗战军兴，竺校长与学校共艰苦同患难，率同诸师生流离西南，陈训慈亦追随左右，可谓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