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素（1902-1990）
宋史专家。原名博。广东新会人。
1942年，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导师。1946年，随浙江大学从黔北迁回杭州。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6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78年重返杭州大学历史系筹建宋史研究室。他主要从事有关宋史的研究，在《三朝北盟会编》及其撰者徐梦莘的研究、宋代着名的私家目录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上，成就显着。同时，对《宋史·艺文志》进行了历时40余年的研究，贡献突出。其生平论着已汇编为《求是集》三册。
风云际会 浙大有荣
陈乐素（1902-1990），广东新会人，是史家学陈垣的儿子。陈垣是晚近中国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陈乐素家学渊源，也是着名的史学家，他曾在浙江大学工作过很长时间。
陈乐素早年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学成归国后投身北伐革命，曾任北伐军第5军政治部宣传员。大革命失败后，从政治舞台上退出，转而以学术报效祖国，在上海民众烟草公司任文书、《日本杂志》主编等，此后潜心研究宋史，成为一代宋史研究大家。
陈乐素于1942年冬应竺可桢校长的聘请，赴浙江大学任教。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浙大西迁已有数载。当时，在竺可桢和张其昀等主持之下，浙大利用自己立足于西南以及针对战时纷扰的形势，对外广揽人才，而当时浙大学术气氛浓郁，成果丰硕，已为世人所瞩目，于是，有许多着名学者都愿意到浙江大学来任教和从事研究。一些身处战争前线的学者，更是对浙大情有独钟，竺校长等也不失时机，向身陷香港的陈寅恪、陈乐素等发出聘书，诚恳邀请他们到地处西南的浙大来任教。
这是战争的年代，也是历史学家们重新记忆和感怀伟大的中国历史的绝佳年代。正如陈寅恪在为陈垣的名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所撰的序言所云：“中国史学，莫盛于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地。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微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当年在浙大，先后有张荫麟和陈乐素讲授宋史，即所谓“浙大研究宋史的风气，张荫麟师倡于前、陈乐素师导于后，很多同学都亲受恩泽的”，而西南的浙大，地邻陪都，不啻“神州正朔之所在地”，而广西、贵州诸地，仿佛旧时历史上的“畿辅”，招揽天下英才济济一堂，成为浙大历史上最让人动心的一页。不久，史学巨子陈寅恪也表示愿意来浙江大学。可惜，他终因身体不能支撑（当时他已经眼盲），又因家累，滞留在广西桂林。不过，他却通过书信，不断向浙大同仁告知陈乐素一家的行踪。当时陈乐素一家启程赴浙大，途中也艰苦备尝，他的眷属颇多（成人及儿童共有七人），由柳州径往遵义，实在也是不易。迨陈乐素一行抵达遵义，当时教授浙大学生历史课的张荫麟已因病逝世，随由陈乐素继之在浙大讲坛主讲宋史，后来陈乐素还开设有唐史、日本史、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又兼任史地系史地研究所的导师。
登“堂”升“帐” 不忘“求是”
浙江大学的遵义本部，当时史地学系可谓教师阵容整齐——系主任张其昀教授是竺可桢的入室弟子，也是着名的史地学家，教师如历史学的顾毂宜（教授西洋通史、希腊罗马史、俄国史等）、陈乐素（教授唐史、宋史、日本史）、谭其骧（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中国通史）、李源澄（国史）、方豪（宗教史、中西交通史）、李絜非（教授史学方法、中国近代史）与陶元珍（教授明清史等）等，都是一时之选。当然，还有已经过世的天才学人张荫麟，以及“客座教授”钱穆和俞大纲、贺昌群、陈训慈、李思纯、黎子耀、苏叔岳、胡玉堂等；至于地学（地理、地质）方面，则有叶良辅、沙学浚、李春芬、王庸、任美锷、朱庭祜、涂长望、吕炯、卢鋈、李海晨、黄秉维、王维屏、么枕生、严德一、沈思屿、严钦尚、刘之远、郭晓岚、赵松乔诸，可谓群星浩瀚。至于陈乐素等的学生（研究生等），则有李埏（后云南大学教授）、徐规（浙江大学教授）、宋曦、程光裕（二人均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王省吾（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等承前启后的一批优秀弟子。
陈乐素指导弟子和学生，要求他们定期报告研究进度，他还会开列必读书籍的书目。他的父亲陈垣阅书极富，相传当年只有“杭州大儒”马一浮可堪与之匹敌，因而陈乐素也养成了“无书不读”的习惯，至于史学研究的一门功夫——史源学，正是陈家父子所熟稔的。于是，陈乐素在浙大，在学问的门径之外，于弟子以方法论的现身说法，即：“目录校勘之学是治史之基础学问，也是工具之学”，须认真阅读“正史艺文志、经籍志，《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金石、图谱、校雠考，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永榕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尤须精读”。
校勘学则拟以陈垣所撰《元典章校补释例》为范本，而陈乐素自己则于目录、版本、校勘、避讳学等，均极为精湛，所谓掌握史料、鉴辨真伪、论述史实，无不引证翔确，其所撰《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等，就以网罗宏富、考订甚详着称。
当时，陈乐素在浙大开设有选修课“中国目录学史”和“史学方法”，以及“史学名着选读”、“宋史专题研究”、“避讳学”等。徐规曾回忆说：陈乐素教课极端认真负责，课前他写有详细讲稿，引文必仔细核对，标明出处，内容充实，富有新意，板书亦清晰有力；他讲课不仅给予学生以历史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传授如何收集、鉴别、考订史料以至组织材料写成文章的一系列治学方法；他对学生的论文和作业，总是细心阅读斟酌，并与学生商讨，从选题到写成初稿和最后定稿，要经过多次研讨和修改，真是呕心沥血。后来他的学生中不少人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与先生的辛勤栽培是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陈乐素一家也搬至杭州岳王路石贯子巷11号。那时他的宅子里，时常有学生去请教，而陈乐素无不谆谆训诲，这不仅于学问，就是待人接物方面也予以潜移默化的教化。史学大家的陈家，继陈垣、陈乐素之后，其第三代传人还有陈智超等，后者也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陈乐素曾奉当时新政府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参与接管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陈乐素出任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4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历史室主任，并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后被迫退休，回到杭州，期间仍专心治史，继续编着《宋史艺文志考证》。1978年之后，他出任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以及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等。
1979年，陈乐素赴广州任暨南大学教授，以迄其终。
陈乐素逝世后，他的遗稿先后结集出版有《求是集》第一、二、三各辑。所以取名为“求是”，正是陈乐素对当年浙江大学“求是”学风的一种缅怀和继承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