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1905-1942）
史学家。号素痴。广东东莞石龙镇人。l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浙江大学之聘，在天目山禅源寺为学生讲授史学，后随浙江大学几度西迁。1938年转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教学之外，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舆刊》主编。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后，受聘为浙江大学教授。
1941年《国史纲要》第一辑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出版。同年4月，与张其昀等发起刊行《思想与时代》月刊，在该刊发表《宋史兵志补阙》、《北宋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等文，6月成立“思想与时代社”。着有《中国史纲》、《张荫麟文集》。
张荫麟是着名的历史学家，着有《中国史纲》等。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学堂，深受导师梁启超的器重，此后他在美国学习哲学、社会学等，回国后在清华任教。抗战时他赴浙大讲授史学，除了他擅长的“宋史”之外，他担任的课程还有“中国上古史”、“历史研究法”等，并写有许多优秀的学术论文。张荫麟是浙大宋史研究的开山之祖，期间他还与张其昀等发起和刊行了风行一时的《时代与思想》月刊。1942年10月，张荫麟因病在遵义逝世，他是当年浙大西迁病亡的着名学者之一。
“最不应遗忘的”
梁启超称道曾在他清华上课时向他问难的一年级某生为“天才”（吴宓则称其为“梁任公第二”）；钱穆说他是“天才英发”；他在浙大时的挚友谢幼伟更发文详论其堪为天才之属，称“这不是天才，决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他，就是从教于浙大的史学天才张荫麟，被称为“最不应遗忘的一人”。
张荫麟，字素痴，广东东莞人。他早年就读清华，国学受炙于王国维、梁启超，西学则从吴宓，不久即以史、学、才三才并美知名。当年所谓“文学院四才子”，说的就是张荫麟和钱钟书、吴晗、夏鼐四位同窗，或者尚有“三才俊”之说，那是他和贺麟、陈铨三位同窗了。后来他所交往的学人还有熊十力、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张先生早慧，又立志要作第一等人，这就是天才的脾气了。
对于学术问题，他目无余子，曾就梁任公、陈寅恪、顾颉刚、冯友兰、胡适、杨鸿烈、卫聚贤等时贤的着作发表评论，时人以为胆识不凡。其中最能作为“老清华”谈屑的就是一次梁任公授课，先从衣袋中取出一信，向听众打听何人系张荫麟，张应声而起，原来他向梁先生质问上课中的问题，梁当众答复之。那时，张荫麟不过18岁。
张荫麟早年失怙失恃，他为了供给学习和扶持弟妹就学，不得已时常靠投稿维持生计，即使这些短篇什文，也多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科技史等等，甚至“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二十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已有《纳兰性德传》等作品，留学彼岸则汪洋恣肆，为学无涯，及归国，编纂有《中国史纲》。要知道，正如张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写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且不说此中甘苦，如王家范所估计：就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出版之前，已经有四十多部中国通史了，从那时到现在又有了多少呢？又能留下了多少呢？可是张先生这本书是留下来了。此书原本计划由张先生撰写两汉以前、吴晗撰写唐以后、千家驹负责近代、王芸生负责中日战争（当代），但结果只出了其“上古篇”（至东汉），即张先生所撰写的部分。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用陈克艰的话说，是“写出历史的生理”的史书，而其取精用宏，别择精审，剪裁镕铸，莫不得宜，真是举重若轻，又文字简约，流畅粹美，字字珠玑，引人入胜，端不负其“使有井水处人人皆熟于史事”的初衷。此书之出，贺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内“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至于说到他的文字，有人说没有太炎先生的晦涩、任公先生的堆砌以及孤桐先生的生硬，是宜乎藏之名山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最早是战时浙大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1941年）的《中国史纲》，如果将之搁置于当时诸通史专家的着作之中，如吕思勉、邓之诚、陈恭禄、缪凤林、钱穆以及其后来周谷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白寿彝等等之中，依然毫不逊色。而张荫麟当年撰写这本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初衷就是钱穆曾慨然的“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此外，作为通才，张荫麟于通史之外，又专攻宋史、科技史、人口史等，他还非常明确：还要从哲学上得“超放之博观”和“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上“冀明人事之理法”。于是他兼考据和义理、汉学与宋学，既能有“理解的深入”，又能有“同情的洞察”，在他的视野中，不独古今，而且有了柏格森、罗素、怀特海、斯宾格勒之类矣。这是他不容易的地方，也是中国学者中难得的，足见他怀抱之广、之深。
书生风姿
正如钱穆所云：张荫麟“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已”。张先生不独书生意气，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政治年代里，他和许多青年一样有着一腔热血，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如“五卅”时，清华学生会在邵飘萍《京报》上办《上海惨剧特刊》，领衔的就是张先生和马寅初、王造时、顾颉刚等几位，再如“一二·九”之际，张先生已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科硕士归国并在母校任教，他不能袖手旁观，参加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发宣言，写文章，这就和他的老师吴宓不同，所以吴在日记中说：“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吴先生这个评语是有欠公正的（所以后来张、吴合办《学衡》，尽管也略有芥蒂，吴先生却看出张荫麟是“一不通世故之书生”，基于此，对他也就“向爱重之，常谋所以匡助护持之者”，也就是师生共同扞守中国文化传统的美意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不能不问政治的岁月里，应该是出入道、学两域的，书生论政，是执行他的天职。即使是张先生的名作《中国史纲》，这样一部学术性和教科书的着作，也“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贺麟）。而在张先生短暂的生命中，我们曾经忽略了他不少的政论文章，如王芸生回忆，他曾在《大公报》、《国闻周报》等上发表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论非法捕捉学生》、《论修明政治的途径》等，有些甚至是让主持北方舆论的王先生因其“语旨切直”，为之“踌躇再四”才予以发表的。
“怀古伤今并一吁”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这是陈寅恪在张荫麟病逝后写的悼诗。
九儒十丐，千古伤心，在一个失去社会常态和人心定力的动荡岁月，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何况死去的张荫麟还堪称是天才呵！正是“自古才为累，天悭狷与狂”（朱自清：《挽张素痴》）、“才命难兼济，彭殇岂自由”（施蛰存挽诗），他的死引发了“气类惜惺惺”（钱钟书：《伤张荫麟》），陈寅恪痛心于张荫麟不能等闲看世变幻相，他不禁掷笔长叹，作惊呼衷肠之语，所谓感同身受，徒唤奈何！
张荫麟死在了浙江大学西迁时的贵州，正是不得其时而死，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鱼烂年代的一个缩影。
记得十余年前，一次偶然从同人处见到一本老浙大遗存下来的旧书，是一本史学理论书籍，似乎还是老“商务”所出，信手浏览，竟从书脊上的借书袋里落下一张借书卡，上面居然有张荫麟的签字。岁月倥偬，那书卡也只有张荫麟一人的签名而已，这有张荫麟签名的书卡，不是可以作为浙大的“文物”来看示吗？由张荫麟的签名，不由又想起他的怀才不遇。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1942年的深秋，在遵义，张荫麟贫困潦倒，也正合了当时久欲来浙大任教的吴宓的感慨：“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在遵义，浙大弦歌不辍，然而那背后，学者、学生、职员、工友是如何苦熬过来的？！“学衡派”的梅光迪（浙大文学院院长）、黄翼（心理学家），甚至竺可桢校长的爱妻和爱子不是都死在了西迁路上了么！
张荫麟死了，他还有许多尚未完稿的着作，对中国史学界来说，那是何等的损失！这位被视为中国历史学界“梁任公第二”的36岁的天才学人，抱憾离开了人世，他是因过于用功复饱受疾病折磨和精神痛苦之后撒手人寰的。“文章憎命达”，这不独诗人，也关乎史家。其实，当人们说张荫麟是“天才”时，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不祥的信息：从来天才就是命奇的，张荫麟以天才之姿，虽然光风霁月，痴情专注，孤傲内向，睥睨一世，不通人情世故，一任性情，自然就不会容易适合于“适者生存”规则的社会中。
今天缅怀其人，想他从18岁起问难梁任公，一生广涉中西学问，立意“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从而建构其宏大的史学观，不想苍天无情，于是熊十力祈以“使天假之年，纵斯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乎”？钱穆推崇其“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种，学既博洽，又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以及陈寅恪等等之热望，尽付东流矣。“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