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巩（1905-1945）
爱国民主教授。原名费福熊，字香曾、寒铁。江苏吴江人。1933年秋，应聘任浙江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并在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出任浙江大学训导长。
因接连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腐败统治，1945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被杀害，成为当时轰动大西南的“费巩事件”。
费巩在浙大推行导师制，从学业、生活和思想上多方面关心教育学生，从而深得师生爱戴。费巩在学术上也卓有建树，其着作主要有《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比较宪法》、《英国政治组织》等。其中《比较宪法》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学识，对各国宪法和宪政制度进行了比照和评价，被列入当时的“世界法学丛书”和“大学用书”。
在浙江大学的历史上，有两桩惊天大案——恰好，那都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发生的：一是费巩教授的失踪和离奇之死；一是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的狱中身亡。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费巩教授是怎样的人？为什么他居然会失踪，又为什么会意外地离开人世？
费巩其人费巩于192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后于1928年赴欧洲留学，1929年从法国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费巩学成返国后，先在北平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又于1932年返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
1933年秋，他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并兼注册课主任。1940年，原浙大训导长因学生抗议而辞职，经过慎重考虑，竺校长决定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来出任训导长。须知，当时在国民政府时期，只有浙江大学有两个破例的事情，一是任大学校长而非国民党党员的竺可桢；二是由一个无党派的费巩出任大学训导长。当时的所谓训导长制度，一向是国民党为了控制高等学校师生的思想而强加于大学的一种体制，因此也一向由国民党党员担任，而在浙江大学，却偏偏让一个无党派的费巩来出任。也是因此，当年的浙江大学，在许多人眼里，真是太奇怪了！那么，费巩教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不错，费巩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女婿，不过，费巩的父亲费树巍却是一位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正直人士。费巩后来的专业是政治学。但当年在他心目中，他所景仰的政治人物，却是唐朝唐德宗年间的翰林学士陆贽，而他所信服的政治制度，则是西方英国的文官制度。前者，他曾常常用陆贽的言行启导学生，所谓“教以存心仁厚，举止厚重，砥砺风节，持正不阿”。以此可看出，费巩可谓是一位“不谙世事”的书斋型学者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儒雅的学者，在他任教、任职于浙江大学期间，给浙大带来了诸多的变化。
浙大特殊的“训导长”
这要从训导长说起。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凡是大学，都有训导制度，都有所谓训导室，而往往进步的学生每每称那训导室为“厕所”——它是藏垢纳污的阴暗之地，是散发着腐败气味的地方。可是奇怪了，当年在浙大，提起训导长，却几乎无人不翘大拇指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费巩教授。
其实，深谙政治学，又长期在大学任教的费巩不会不懂“训导长”的意义，在他受命出任浙大训导长之前，他就自言道：“本来天性泰然，乃以是否就训导长一事而心绪纷烦。出任则可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不出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拔何日，思维再四，夜眠不安。”原来，他早就看到许多学生因训导制度而深受思想迫害，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清名，他大可以袖手旁观，但是那样的话，他会无法面对学生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无法面对慧眼识人的竺校长的信赖的目光。他决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于是毅然临危受命了。
在出任后的就职演讲中，费巩面对全体学生，他郑重地说道：“所谓训导长，有人称为是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察长的。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随即，他在《就职宣言》中声明：“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良上面。”
在他的倡导下，浙大参照牛津大学的做法，实行了导师制，即要求教师作为学生的导师，须经常关心学生的品德、学业和身体；他关心学生的生活，见学生宿舍过于简陋，卫生条件极差，便自己动手烧开水给学生烫床上的臭虫；他见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便亲自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并用自己的薪金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亲手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各室，并说：“灯火改善，足护目力，此亦有益学子终身，虽费似亦值得。”后来，浙大的学生们为表达对他的敬重与感激之情，亲切地称之为“费巩灯”。当然，更多的，是他以训导长的身份，如保姆一样对待学生。
为了保护学生的学籍，免受无理开除，他经常抱病参加会议，在细雨中撑伞缓步来到校本部开会；他为了让学生免受国民党党棍的迫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常与国民党遵义地区的专员高文伯（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协商”。
作为训导长，费巩对学生是出奇的仁厚，有人说他甚至达到了天真的程度。比如说，费巩竟认为“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养学生品格”。这倒罢了，在他的支持下，浙大学生“公然”开辟了《生活壁报》，学生在那上面畅所欲言，而《生活壁报》竟成为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久之，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高度“关注”。
其实，早在1936年竺可桢应允出任浙大校长时，竺可桢就曾提出过“条件”，即：在浙大，须有用人权。当时陈布雷曾代表当局表示：除了训导长“需由党部之人出任”，其余皆可。后来，竺可桢又大胆破了这一“规矩”，这自然让国民党当局不舒服，他们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指令浙大须“早日物色继任，不容久令非党员摄行”。因为费巩是非国民党员，如此破例的话，保不齐会发生连锁效应。在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下，从事政治学研究的费巩一贯抨击时弊、追求真理，然而在他出任浙大训导长是在“放纵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党务工作”的罪名胁迫下，当时费巩因而感叹：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欲当好所谓训导长，“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费巩被迫于1941年1月辞职。
惊天大案
更让竺可桢校长和全体浙大师生不曾料及的，是费巩辞去训导长之后，又在堂堂的战时首都重庆突然失踪，又终于无处可觅，彻底地在人间“蒸发”了。
据传，他是被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千厮门码头所劫持，又被囚禁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最后被折磨致死，连尸体都被投入歌乐山集中营的镪水池中灭迹！
这又不能不让人“返回现场”——去看一看当年费巩之死的那个历史场景。
事情可从1942年以大后方学生为主的反对豪门孔祥熙的“倒孔运动”，以及当时一系列社会上的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坚持进步的斗争说起。“倒孔运动”中，浙江大学师生在竺校长参加的背景下毅然走上街头；后者，尤其是翌年春天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违背世界潮流、刻意鼓吹封建主义，滋意诬蔑进步潮流，引起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感，而费巩教授亦与之针锋相对，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锋芒毕露而又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文章，即《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实现宪证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论制宪之原则》、《英国议会政治》、《政治风气之转移》、《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论治权与政权之分配》等。文中对国民党的所谓宪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有人为他的安全考虑，劝他修改演讲词时，费巩坚决地表示：“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不可改。”当时他在浙大授课的文稿，如《中国政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古篇、中古篇、近古篇）等，通过清理中外的政治思想和制度遗产，借此提供改造战后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资源。
这一切，包括他在浙大训导长任上的作为，以及在他身上体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为国家为人民仗义执言的可贵品质，已然深深地触怒了当局者。国民党西南地区的党部早已将其视为浙大的“重点防范”对象而予以秘密监视，然而费巩对此却并没有引起相应的警觉。竺可桢后来在1961年12月所写的《思想自传》中回忆说：费巩任训导长后处处掩护前进同学，为“三青团”学生所不喜，教育部以其非国民党党员，示意要更换，使费巩不安于其位。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1945年1月，费巩应复旦大学业师张志让的邀请，利用浙大一年假期的机会，赴已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开设“民主与法制”的特别讲座。他由黔北抵渝之后，为了备课所需，在一个月内，连日出入于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考试院等，接触了众多上层人物，调查、访谈涉及国民党政府积重难返的政治腐败、工作低效等问题。此外，费巩还在重庆参加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活动，他还在一次民主党派与无党派进步人士的聚会上发表了一通所谓“过激”的言论，最后又在由郭沫若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一文件要求废除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后来人们分析费巩神秘失踪以及在人间“蒸发”的自然而然的线索。
3月5日凌晨，费巩由浙大学生邵全声陪同，准备乘嘉陵江的航班前往北碚，就在邵全声在码头等待费巩的一瞬间，费巩教授却失踪了。邵全声遍寻无着，于是迅速报告给竺校长。接着，民主教授费巩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它传遍了山城，又传遍了全国。
当时竺校长恰因公务在渝，在得知费巩教授失踪之事后，他立即会同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等各界名流，找遍了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警、特各方要员，探询消息，竭尽营救，但却一无所得。随即，位于遵义的浙大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并发出了“还我费师”的呼吁，同时发表《敬告社会人士书》，明确指出费巩受迫害的原因是“盖以费师平日讥讽时政，深为当局所忌恨也”。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也多次发表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伸张正义，《中央日报》、《大公报》等都加以报道。不久，40多位曾经留美的中国教授联名致信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要求由他出面营救费巩。当时中共在政协会议上，也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费巩五人。
费巩失踪后，浙大中文系教授王焕镳联合浙大教授上书蒋介石，呼吁当局彻查昭雪。柳亚子、苏步青等都作诗寓义，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和费氏的之遭不测乃与“军统”有关。史地系教授陶元珍在《我所知道的费巩》一文中也将之与闻一多相比较，他说：“日前在报上看见闻一多氏遇刺的消息，不禁联想到费巩。费氏从去年失踪到现在，已经一年多，始终没有下落，八成被害死了。闻氏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被打死，简直是被明杀，倒还死得轰轰烈烈的。费氏果真被害，那准是遭暗杀，使得他顶着失踪人的头衔，生死不明，家属连丧也不能发，较被明杀凄惨多了。”
4月23日，竺校长回到遵义后，也一直与浙大同仁竭尽营救之力，以至每每谈及费巩失踪之事，心情依然非常沉痛和悲愤！此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撇清此案与自己的干系，派遣美国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大特务沈醉到遵义的浙大等地来查访，当时王国松教授曾向他们指出：费巩教授一向为人正直耿介，治学严谨，曾被大家称为“品格的支柱”和“道德的力量”；他追求真理，酷爱民主，这样的教授不为国家所用，甚至不为所容，实在不可理解！当时竺校长除了与复旦大学校长联名要求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彻查费巩的下落之外，还与浙大教授联名致函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最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咬定并未逮捕费巩，而费巩的下落也始终未明，此后，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1950年，竺可桢还曾上书周恩来总理，建议查清当年费巩失踪和牺牲的真相，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直至竺可桢临终之前，此案仍未查清，依然还是一桩悬案。到了“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9月，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此后追悼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1980年3月16日，又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了怀念会暨费巩衣冠盒的安放仪式。
1997年4月，在浙江大学校园里又矗立起一座由浙大老校友捐款建造的“费巩亭”，它已成为浙大玉泉校区的一道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