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文化神州”谭大师——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

谭其骧（1911-1992）
历史地理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字季龙，笔名禾子、谭禾子。浙江嘉兴人。1940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54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至1982年任该系主任，兼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谭其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倾注30多年心血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当今内容最为详确的中国历史政区地图集，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就之一。谭其骧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作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重要着作还有《长水集》等。
谭其骧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这门新兴的历史学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尤其是他在浙大期间，可谓成就斐然。特别是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意识到：虽说必须十分重视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对于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动作用，但也不可忽视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人们更应该十分警惕那种以牺牲环境和生态来取得经济增长的倾向。从这个角度来回顾当年谭其骧的研究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年的谭其骧
谭其骧出生于浙北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的祖父是举人，清末曾任嘉兴府学堂监督，他的父亲在考取秀才后因科举被废除，遂赴日本学习铁道专业，回国后在京奉铁路任站长，不久因病南归，任《嘉兴日报》主编，并是晚清着名文学社团“南社”的成员。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谭其骧的求学历程也就一帆风顺了。他相继就读于家塾、小学、秀州中学、上海大学（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办校的进步大学）、暨南大学，先后受教于社会系、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诸学科，这为他选择历史地理学提供了广博的知识背景。其实，早在中学时代，谭其骧就对地理有极大的兴趣，他特别喜欢看地图，凡在书报上看到不熟悉的地名，就一定要在地图上找出它的位置；上大学以后，他更是把历代正史上的地理志系统看了一遍。后来在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谭其骧受到社会学家潘光旦的赏识，也是在潘光旦的影响下，谭其骧开始对中国历史上的移民现象产生了兴趣，于是在毕业时写下了一篇6万多字的论文《中国移民史要》。1930年秋，谭其骧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着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了1934年初，顾颉刚邀请谭其骧协助他创办以研究沿革地理为宗旨的“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这样，在顾先生的影响下，谭其骧决心把历史地理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1932年春，谭其骧在北平图书馆当馆员，当时馆内的同仁和学友有向达、贺昌群、刘节、王庸、萧璋等，他们后来又都是在浙江大学的同仁。此外，谭其骧又相继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兼任讲师，同时，又不断在《史学年报》、《燕京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其中着名的有《新莽职方考》、《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徏》、《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清代东三省疆域志》等，遂在学术界声誉鹊起。1935年秋，谭其骧赴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1936年秋，谭其骧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兼任讲师。
十年浙大生涯
谭其骧在北平教书时，由于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谭其骧不能转为专任教师，更难以升为副教授（当时已经讲究“高学历”，谭其骧却没有哈佛等洋大学的教育和学术背景），加之北平已在日本的占领之下，绝非久留之地，于是谭其骧有了去意，遂请在浙大的友人王庸设法联系，想到浙江大学任教。王庸也是着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与当时浙大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是东南大学的同窗，而张其昀也是历史地理学的行家，他“慧眼识英雄”，当即以副教授一职聘请谭其骧，并委托浙大注册课课长费巩与谭取得联系，嘱其尽快到任。
1940年春，谭其骧来到贵州的贵阳，在青岩的浙大一年级分校开始主讲中国通史（全校公共课）。当时谭其骧是史地系的副教授，至1942年秋，他被升任教授，并改教课程为本系的断代史和历史地理学。此时的谭其骧年方31，是浙大最年轻的教授。谭其骧这个例子说明了当年的浙大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确是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也许因此谭其骧在浙大的心境也是很愉快的，更难得的是他在浙大遇到了一批情趣相投的同仁——当时与谭其骧“亲密接触”过的有陈乐素、储润科、钱宝琮、佘坤珊、夏定域、苏步青、谈家桢、张孟闻以及索天章等诸位先生，而谭其骧所在的浙大史地系以及史地研究所在当年可谓是“全国一流”。
抗战胜利后，谭其骧随浙大返回杭州，直到1950年院系调整，他才去了复旦大学。
谭其骧在浙江大学的十年，期间除了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中国通史、中国断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之外，还相继发表了一批重量级的论文，如《播州杨保考》、《记五胡元魏时代之丁零》、《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辽史订补三种》、《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羯考》、《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等。
奠基之作
谭其骧自从在大学选择了“中国移民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之后，相继撰写了《中国移民史要》、《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粤东初民考》等学术论文，1940年他来到遵义的浙大之后，不久又撰写了《播州杨保考》，这是他的“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一篇名作。
《播州杨保考》发表于1941年10月，浙大史地系的刊物《史地杂志》（第1卷第4期）。对当时和此后的史学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即它极尽“因小见大”之能事，论证了贵州“杨保”并非如明初宋濂所称是宋代杨业之后，而是出自当地古代的土着族人；论文还讨论了“杨保”同化诸族，以及其移植境外和遗裔的情况。这篇论文虽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结论，但它以实例为涉及南方土着民族的移民史研究以及谱牒资料的利用，作出了很好的示范。此外，在1942年浙大出版的《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上，谭其骧发表了《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其中纠正了丁文江对徐霞客地理学成就过高的评价，指出早在汉代时人们就已经知道长江是源于金沙江的事实，阐发了古代着作的科学价值，是一篇实事求是的学术名篇，当年在徐霞客纪念活动中可谓独树一帜，并且在后来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另外，其《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对核实秦代设郡问题作了300年来学术争论的一个总结。
浙大返回杭州后，谭其骧又相继撰写和发表了一批研究杭州历史的论文，如《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奠定了杭州城市史研究的基础；《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第一次提出和发掘了浙江历史以来政区变迁的内在含义，并创造性地提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近代杭州的学风》，则是为了庆祝求是书院创立50周年和浙江大学20周年校庆撰写的，文章追述了两浙学术的渊源，考察了浙江学风的特殊色彩，即“一方面是发扬新风气的神经中枢，一方面又有保守的学术的坚强堡垒”，它“不仅为经史之学的中心，同时又是科学的中心，即历算学的中心”，至于近代50年来的浙江学者，为学风所熏习，往往是“革不忘因，新不蔑故，不偏不倚，择善而从，并具中西新旧之长则同”，换言之，即所谓“求是”学风。
谭其骧曾将自己的治学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绝不迷信。
他说：“我应该超过前人，你们应该超过我。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此外，他们不仅自觉地配合和服务地方，发掘地方的历史资源，以为今人所用，还主动走出校园，开办学术园地，如当时谭其骧就曾在杭州的《东南日报》主编一个副刊《历史与传说》（每周四出刊），作为学者与社会结合的一个实验。不过，后来由于这个副刊过于专业化，编至第5期就停办了（后该副刊易名为《云涛》，由张其昀主编）。
《与缪彦威论招魂庐江地望书》，千余字就为解决《招魂》的作者提供了颠扑不破的证据，不久就为史学大家的郭沫若所采纳和引用。
告别浙大之后
1950年浙江大学停办历史系之后，谭其骧转赴上海复旦大学。此后的谭其骧，依然忘我地工作在科研岗位上，特别是1955年经吴晗的推荐，赴北京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以及从1982年起，担任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的职位。这期间，由于不断地承担了大型的国家或集体的研究项目，谭其骧只好牺牲了从事个人研究的时间，但他却无怨无悔，默默地为国家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54年，毛泽东提议要编绘一本详细的历史地图，翌年春，吴晗即推荐谭其骧到北京主持其事，开始时是负责改编和修订清末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此后又组织人员，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至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始告完成。这部8大巨册的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收了当时已发表的所有的考古研究成果，包括了自商周至清代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以及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和海岸线、岛屿。除中原的王朝之外，还包括了各民族在历史上建立的大大小小的边疆政权，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各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城市、重要村镇和自然地理面貌。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也被视为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如今我们看到这部巨着，就会想起那整整二十年谭其骧所花费的精力。尽管如此，他仍然挤出时间，撰写了一批重要的论文，如关于上海的成陆年代、海河水系的发展、渤海湾成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泛滥的关系、古地图研究等，都具有开创性或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中名篇有《栀汉书·地理志枛选释》、《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鄂郡启节铭文释地》、《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栀山经枛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云梦与云梦泽》、《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论栀五藏山经枛的地域范围》、《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唐代羁縻州述论》、《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等。谭其骧的着作还有《长水集》（上、下）、《长水集续编》、《求索时空》、《长水粹编》等。
1980年谭其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2年，谭其骧逝世后，他的弟子在他遗体上覆盖了一面印有“文化神州”四个大字的白绸。应该说，谭其骧是值得这一称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