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春芳
英士大学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浙江省开办的一所学校。从1939 年暑期开始筹备设校起，直到1949年暑期结束停办，这10年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即从开始筹备至1943年暑期止，是“浙江省立”时期；后一时期即从1943年秋季开始至1949年停办止，是改称“国立”时期。前期校址设在丽水，后迁泰顺司前乡；后期校址初设泰顺、云和，抗战胜利后从温州再迁金华。笔者曾在前期任职该校，对于当时情况略有所知。
这所学校是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根据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建议，并以主席黄绍竑的名义在省政府委员会上提案通过， 1939年暑假期设筹备处于浙南丽水县的三岩寺。曾经打算命名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据说是怕学生看到这“战时”二字，顾虑到平时不一定办，会影响毕业后出路而不愿前来报考，才定名为英士大学。
据许绍棣对人讲，创办这所大学的原因有三：①浙江省当时虽有旧杭、嘉、湖三府属的一部分县市为日寇所侵占，但大部分地区还是完好无缺，加以日寇占了浙西，即停滞不前，战局一时趋于稳定；而教育又是“百年大计”，未可长期停顿；②当时浙东各中学照常办理，浙西方面也设立几所临时中学，每年有相当数量的高中毕业生需要升入大学深造；③省内原有规模最大的浙江大学，在抗战初期已迁往江西泰和，省境内没有适当的高等学校可以容纳这么多的高中毕业生就近入学，所以有新办大学的必要。这些理由，当然是很冠冕堂皇的，实际上怕不一定这样简单。据社会一般人士的看法，主要有两个原由：①国统区有很多现象使人不满，青年学生更是向往陕北、苏南北等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退而言之，也希望去“大后方”，设立这个学校意在阻止青年奔向革命或进步；②设立这所学校可以为C C 系扩张派系势力，如取名“英士”，就是出于C C 系掌握的重庆教育部和陈果夫等人的授意，因为陈英士既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又是果夫、立夫的胞叔，以之命名，既可邀功献媚，又为C C 张目。而且陈果夫等人还曾提出过，为了纪念陈英士，该校战后的永久校址，最好设到他们的家乡湖州去。
这个学校从开始筹备时的筹备委员会到正式开办后的校务委员会，都是委员制，未设专任校长。主任委员一直是由许绍棣兼任的，其余委员大都是这三类人员：①浙江省政府的某些厅的主管人；②和省办的一些学校在教学、实习工作有比较密切联系的事业机关负责人；③专任的学校工作人员。这些委员是：阮毅成（民政厅长）、黄祖培（财政厅长）、伍廷飏（建设厅长〉、莫定森（农业改进所所长〉、赵曾珏（电话局局长）、黄祝民（铁工厂厂长〉、王佶（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校长）、陈荩民（教授〉。
以上这些委员，除了像莫定森、赵曾珏、王佶因为一度兼任学校的农、工、医三学院院长，分负了一部分责任外，其余多是只兼名义，不负实际责任，平时对校务极少过问，学校事权大都集中在许绍棣一身。他把办学视同做官，学校仿佛衙门，教职员（尤其是职员〉等于下属。他们平时有所陈述或请求，概须采用书面“签呈”、“批复”等公文形式。许还把他的兄弟、妻舅、同学、同乡分派在学校各部门充当骨干，实行其家族式的统治。
3个学院院长由某些事业机关负责人兼任，原是初办战时大学时的一个计划，本来打算把学校有关院系〈科〉全跟着相关的事业机关走，机关迁到哪儿，就在哪儿解决师资、设备和实习等问题，不采用集中办校的方式。可是，后来情况变了，先是赵曾珏离浙，原兼的工学院院长职务，改由原任教务长的陈荩民调任。到了1942年日寇大流窜，学校西迁到泰顺司前乡开学，和这些事业机关因道远取不上联系，其余二院也分别由原来的一些系主任迁调为专任的院长，郑体华为农学院院长，郑万育为医学院院长。
学校本部则于校务委员会下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各由专任教员兼长，先后为：
教务长——陈荩民、朱重光、闻诗；
训导长——孙德中、邢文锋、韩士淑；
总务长——孙德中、许绪寰（暂代）、瞿渭。
学校的规模虽小，但各院之间界限很深，彼此争员额、争设备、争经费（三院中工学院要求较高，医学院也不甘落后，说他们院性质特殊，一院二系等于别院的三系以上）。教员私人也颇存意见，有一次在校务会议席上，医学院院长郑万育竟和教授许植方动起武来，被学生在墙报上称为“大闹天宫”。各处间也互相争攘，彼此倾轧，俨然似整个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一个缩影。
前期英大是一个“实科”大学，设农、工、医三学院，分系科如下：
农——农艺学系、畜牧兽医学系、农业经济学系，附设农业专修科。
工——土木工程学系、机电工程学系、应用化学系。
医——医学系、药学系。
这些院系（科）于1940年秋季开办，在省立时期一共招了3 期学生。此外，于1941 年秋又添了一班合作专修科； 1942 年春开过1 个大学先修班；同年秋又添了一班行政专修科。以上两个专修科，是以省政府委托办理的形式附设在该校的，由有关的机关〈合作事业管理处和民政厅）派人担任主任，科址也跟有关机关设在一处。
英士大学办成一个“实科”大学，也是根据陈果夫的旨意。原来陈果夫曾经在国民党中央提出提案，主张扩充理工科，限制文法科，表面看是出于国家建设需要，骨子里是因实科学生似有技术第一、埋头读书的倾向，而文法科学生一般比较关心政治，对现实敏感一点，怕难于应付（这当然是他的估计，实际也不尽然），所以就专招实科。
这所学校开办时校址设在丽水城内前省立处州中学的龙门岭旧址。到了1941年秋，添招了新生，校舍不够应用；加上从二年级以上有许多专业科目需要师资和设备，因此这儿称为校本部，专留一年级及先修班新生，二年级学生分院另迁；农学院去松阳与农改所一道；工学院在丽水城外三岩寺另建新校舍；医学院迁丽水城内囿山处州中学分部原址。到了1942 年初夏，日寇流窜浙南，学校从丽水、松阳移往云和、景宁，最后在泰顺司前乡租用民房，开了学，并添招了第三届新生，直到改为“国立”。
由于学校开办在战时，设备很是简陋。筹备期内曾由浙江地方银行经手在上海订购了一部分仪器药品之类。太平洋战事一起，据说仓库被日寇洗劫，浙沪航运中断，未得运入内地。图书也仅仅是些陈旧书刊，有些西文书刊借自省立图书馆。那时在重庆、桂林等地虽也同样受国民党的压迫，还有一批文化人在艰苦斗争，写出一些好书和编辑一些刊物。而在这所学校里连这些也成了稀见之物，自然更不能让进步的书刊和师生见面的。
抗战时期，环境恶劣，物价飞涨，在浙南山区生活更为艰苦。在“省立”时期，员工待遇一般比“国立”为差，自教授至工友无不为生活发愁，东借西凑、卖衣鬻物，很是普遍，也有少数人以“兼”设摊店弥补家庭开支。学生呢，有些来自敌占区或是从敌区随家南迁，经济情况也不大好。他们多数愿意考内地有名的国立大学，因考不上或路费难筹，或家庭限制，退而求其次，才跑入这所学校来；进了校，则往往对师资、设备等有所不满，所以情绪也是不很稳定的。
学校在教育工作方面，全是老一套的办法。农工学院大多是袭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陈词老调，医学院都是德日派的一路，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笔者对这些并非专门，无法论列。所谓“训导”工作，全是中等学校所实行的那一套，对一年级要求尤其严格，还须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军训由军管区派来驻校教官负责。
学校里除了有学生会、级会及各学系的学会外，还有带有封建色彩的“同乡会”、“某校同学会”之类的团体。在党团活动方面，据我所知，有直接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领导的直属区党部，在1941 年以前由孙德中担任书记长，他是教“三民主义”的，并兼训导长，以后则由陈荩民担任书记长。各学院大都设有区分部，由各院的训导主任等兼搞这些工作。他们在学生中进行一些欺骗拉拢工作。像工学院有一个训育主任还出去充当了青年军某师的政治部主任。三青团那时正在建立，但三青团和国民党之间存在矛盾，许绍棣对它更为歧视，所以“省立”时期未见三青团成立。这里又是C C 系和黄埔系争夺青年之所。
关于革命进步的组织，依照当时情势是很可能有的，或许他们活动比较隐蔽，笔者尚无所知。只在“公文”中曾见有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转来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的“情报”，指名农专科学生方邦通为“共产党员”，不知是否事实？
学校由“省立”改为“国立”是教育部提出的。在校内宣传很久，员生也颇表欢迎，教职员大都是因为改了“国立”，待遇可以较“省立”高；学生则是图“国立”名义好听，毕业后出路少担忧，所以当改“国立”的消息一宣布，这年（1943年）暑期毕业的学生就要求用“国立”名义发毕业证书，拒绝接受那“省立”名义的证书。
改组的办法：农医两院再加上一个新设的法学院，改称国立英士大学，由教育部派来原任东南联大教授的杜佐周担任校长。杜是浙江东阳人，留美的教育学博士，曾署名于所谓“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十教授宣言，也是陈果夫、陈立夫所属意的人物。工学院划出独立，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仍由陈荩民担任院长。“北洋”是战前原有的一所学校，也是陈立夫就读过的母校，战后迁回到天津。所以，这所学校虽经改组，依然不出C C 系的掌握。
在改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杜佐周到校接事，许绍棣声称医学院的设备多是从省立医专借来的，医专仍在办理，需要收回自用，不肯移交给“国立”。双方僵持很久，几至反目，最后还是交还医专。
（原载《丽水文史资料》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