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何燮侯事略

何荣穆

我的父亲名燏时，字燮侯，浙江诸暨人，生于1878年8月10日，卒于1961年4月21日，享年84 岁。中年之后以字行于世，原名燏时渐不为时人所知。我的祖父名颂华，字蒙孙，是个秀才，以书法驰名于江浙。

父亲出生在清政府极端腐败、封建统治已经没落的时代，西方科学知识传入，帝国主义日益入侵中国。他幼读孔孟之书，少长对八股文渐生不满，改习数学。1894 年中日甲午一战，丧师辱国，举国沸腾，国人纷纷谋求雪耻图强，父亲这时产生科学实业救国的思想。1897 年，浙江省维新派人士创办求是书院，除经史等旧学外，增设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名为书院以应付当时守旧派的顽固阻挠，实际相当于后来的中等学堂，是浙江大学的前身。父亲就在这一年考入求是书院为首届学生。他对新学特别感兴趣，数理化的成绩为诸生之冠，经常获得奖学金寄回家中。1898 年，清政府选派学生留学日本，浙江省奉命考选．我的父亲及陈乐书、钱念慈、陆仲芳4 人入选，另有陈仪等4 人同去日本留学军事，这是浙江省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父亲办好手续后回家辞行，祖父不愿儿子飘洋涉险，把他禁锢家中，父亲从书房破窗而出，连夜赶到杭州，毅然出国。赴日后，先进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采矿冶金系，于1905 年毕业，获学士学位。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旅日同乡蒋观云、蒋百器、周树人（鲁迅〉、陈仪等联名上书浙江当局，对于改革学制、兴办新学堂、整顿学风等提出许多建议，多被采纳。

1906 年，父亲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视察金、衢、严三府地质矿产，不久奉调进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大学堂因学生人数增多，校舍不能适应需要，学部大臣张之洞等奏请将德胜门外旷地700 余亩拨归京大建新校舍。1907 年父亲升员外郎，被派赴日本考察大学教育制度及建筑事宜。回国后，即着手拟订规划，延聘师资，订购图书、仪器设备等，进行各分科大学的筹备工作。不久，任京师大学堂工科大学监督（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1908 年，德胜门外新校舍开工兴建。至1910 年，除医科外．经、政、文、格致〈即理科〉、工、农、商7 个分科大学均正式开办。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教育经费被清政府移充军费，年底下令京师大学堂暂时停办。1912 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父亲任工商部矿政司司长。

新政府成立，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任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 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校长，各科监督改称学长。10 月，严复辞职，章士钊继任，因事未能到校，由马良代理。11 月，马良因抵押借款筹措学校经费事为学生反对，被迫辞职。父亲筹办京师大学堂多年，遂受命任北京大学校长。原京师大学堂纪律松弛，教学水平难以提高，父亲接任后刻意整顿，严格规章制度，恢复教学秩序，极力使学校走上正轨。北京大学除录取本校预备科毕业生外，并向全国招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育部规定预科毕业学生须经入学考试合恪才能升入大学本科，因此引起预科生不满。父亲性格刚强，未免操之过急，失于疏导，少数人从中鼓动，遂酿成学潮，甚至行凶滋事？威逼校长辞职。他不顾安危，一面谆谆劝告，喻之以理，一面按章处理肇事分子。事件平息后，又对几个被开除的学生耐心教育，并为他们安排了出路。1913 年，大学分科的旧班学生200 余人毕业，这是北京大学本科的第一批毕业生。这年春夏，文、理、工、法4 科招收新生10 个班，秋后又续招百余人，学生人数激增。是年秋，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又以京津为一个大学教育区，只能设一个大学，拟将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父亲和全体师生的反对。裁并之议虽被打消，而父亲以新政府成立两年有余，政治措施仍循旧规，在朝者尔虞我诈，唯知争权夺利，他不习惯旧官场的酬酵，更厌恶彼此间的勾心斗争，遂提出辞职，于1914 年初离任，奉命调任四川省矿务署署长。他不愿做官，辞不就职，以友人汤君在柔佛经营橡胶园，遂僧往游览．并考察南洋一带风土人情和矿藏出产。未几，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延及南洋，乃返回祖国。他想以实业救国，在浙江、江西一带筹办开矿z 曾参加长兴煤矿的开创兴建，最后在家乡集资建造了一条短短的枫上铁路。在旧社会举办实业困难重重，他既缺乏资金5 又不善于经营，先后开了几个小矿都失败了，后来为了维持一家生计，在余杭与人合资开了一个小镇厂，资金还是依靠几位好友资助的。

1931 年父亲偶于友人处看到美国人艾迪博士所著《苏联游记》，对于苏联的政治、经济措施及建设之突飞猛进，极为赞许向往。当时国民党查禁共产主义书籍，父亲乃从上海内山书店搜购各种日文版马列著作，诸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辩证唯物论》等书，旁及中外各种进步书报杂志，凡关于苏联的游记、著述、杂志、五年计划等书涉猎殆遍。这为他以后拥护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父亲痛恨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后来又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腐朽本质，虽然在国民党官员中有不少同学故旧邀他出来做事，但均被他谢绝。1932 年伪满政府成立，电邀他入阁，并汇来巨款，他亦予拒绝。抗战期间，日军侵占浙江，他隐居诸暨乡间，铁蹄曾到村中，他避入山林，韬光潜踪8 年，不为日伪所闻，保持了不与日本侵略者有一丝往还的民族气节。父亲热爱祖国，痛心于大好河山的沦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联合抗日的主张。1939 年3 月31 日周恩来到达枫桥，召集爱国军民座谈．父亲应邀参加，畅述所怀，并加深了对抗战形势的认识。1941 年金（华〉萧（山）支队在诸暨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他得与支队负责人杨思一、蔡正谊、黄明、马青等相识。支队同志过村不下数十次，辄到父亲家中畅谈就餐，亲密如家人。嗣后又与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司令员何克希以及郭静唐、吴山民等相识。几年来，父亲白发苍苍，驰驱于险岭穷谷之间，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并被推举为游击区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 年8 月，日本战败投降，浙东纵队奉令北撤，中共领导考虑父亲年岁太大，不堪行军劳累，被劝回诸暨老家。时国民党特务伺之已久，他刚回诸暨未及到家，即被国民党县党部拘捕。事为他的老友、浙江法政专科学校校长周子豪得悉，周与驻扎在诸暨的国民党军某军长相熟，遂以情礼相商，派了一个警卫排从监牢中强行将父亲抢出。父亲不知内惰，以为是绑赴刑场，乃从容嘱咐家属，即昂首赴难，出来后方知其详，而县党部畏军方实力，亦竟无可奈何。父亲在诸暨家乡不能存身，随即避居杭州．而诸暨县党部已将情况密报省垣，他刚下火车即为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入狱，并交秘密法庭审讯。父亲不畏强暴，在法庭上侃侃直言，声称“抗日无罪，救国有功”，闻者莫不为其担心。消息传到重庆，他的长婿张启华等亲友多方营救，分别致电父亲的同乡学友，如陈仪、蒋鼎文等，由他们电请浙江省主席黄绍放释放，父亲的好友邵力子、翁文激、斯菱卿等闻讯也都函电呼吁宽释。司狱者责令父亲不再侈谈共产主义方可获释，父亲抗言：“释放机释放昕便，从此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表现了铁骨铮铮、威武不屈的气节。最后反动当局慑于各方的压力，系狱数月终于将父亲释放，但是只准居留杭州一带，不许过钱塘江以南，遂定居余杭。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在国民党余杭县党部监视之下仍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系，只是行动更加缤密，即使是亲属子女也竟无所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土崩瓦解，蒋介石早就作了逃遁台湾的准备，父亲的长婿张启华时任国民党联勤总部电信机械厂总厂厂长，总部早有迁厂的通知，张在父亲的教导下，设法拖延迁厂的准备工作，更由于解放军的迅速进军，使电信总厂及分厂的人员设备大部分得以保留下来，张本人也于临近解放前避匿上海，没有去台湾。

1949年5月杭州解放。父亲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浙江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从一个辛亥革命前的旧知识分子，在探索光明34 年之后，至72 岁高龄时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心情分外舒畅。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威信日益提高，正如他自述中所云：“自问年老力衰，于国家，于民众，不能多所贡献，深臼惭愧，唯一希望，得见我中华伟大之民族日益发展，成为保护全世界人类和平之一大支柱，是所愿也。”

父亲廉洁俭朴，一丝不苟。在筹建京师大学堂校舍时，日本营造商贿送厚礼，希冀得标，他拒绝接受，秉公定标。辛亥革命爆发，大学堂停办，新校舍亦奉命停建，他离任时，建筑经费尚余数十万元，管事人按照官场惯例，请示厘定留成的比例数，以便伪造清册。如按此办理，不但父亲可得巨款，与事者均可分惠，但父亲坚决不同意，并亲自核对移交帐目，一一按实呈报，这在贪污成风的官场中是少有的。

父亲性格豪爽，喜交游，平易近人，无论工农商贩均能平等相待，乡邻亲友遇有困难，总是尽力排解，或解囊相助。他更嫉恶如仇，见不良行为，即当面指斥，个人观点从不隐讳，心口如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申张正义，无所忌讳。解放以后，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盼望祖国统一。但是对于一些“左”的政策，他保留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感到痛惜，认为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摧残了。对浙江省沙文汉、杨思一等中共省委负责同志的被打击批判，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甚至公开申述：准备也来当个“右派气对于违反科学态度的“大跃进”和导致的反“右倾”也是有意见的，他的这些意见和言论，当然无可非议，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只图祖国富强，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受到一定冷遇。有时家人以明哲保身之道相劝，他却正颜厉色地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新事物，其中难免不发生错误，对错误的东西不能随声附和，这是马列主义的原则。”真是铮铮铁骨。

父亲青年得志， 34岁就当了北京大学校长，本来可以飞黄腾达，可是他没有那样做，却选择了一条坎坷的道路，后来才找到共产党，懂得革命的真理。他淡于名利，视富贵如浮云，固属难能可贵，但过早隐退，在学术和教育事业上不能多作贡献，亦属憾事。父亲晚年更加糖泊明澈，于1961 年逝世。他的骨灰由人民政府安葬于杭州凤凰山南麓之南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