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贤 郑厚同
邵裴子先生原名长光,生于1884 年,浙江杭州人。幼年孜孜学习,为人所称,后以官费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历任浙江省高等学堂校长、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其间任浙大校长4 年。
1927年8月,国民政府在杭州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组工业专门学校为工学院、农业专门学校为农学院。当时,并试行大学区制,即由第三中山大学校长蒋梦麟兼管浙江全省教育行政,由邵任普通教育处处长。
1928 年7 月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翌年大学区制结束,不兼管全省教育行政。浙江大学设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学系,成为浙江第一所综合大学。邵先生是浙大文理学院的首任院长。他与蒋梦麟校民都能贯彻蔡元培先生“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并主张“学者办学、舆论公开”,卓有成绩。
初时没有校舍,就将蒲场巷原浙江高等学堂几幢旧屋修葺一新,作为院址。开办时,文理学院设中国语文系、史学与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共8 个学系。邵先生饱学硕德,作风民主,尊重教授。因此,许多学者专家、教授先后应聘来文理学院执教。其中有刘大白、张绍忠、陈建功、苏步青、钱宝琮、纪育沣、陈之霖、王守兢、郑晓沧、孟宪承、俞子夷、黄翼、沈有乾、沈乃正、唐庆增、章嵚、叶浩吾、贝时璋、袁敦礼、佘坤珊、徐恩培、郭任远、钟敬文、朱福炘、顾功叙、徐英超……等。邵先生注重师资质量,他认为“与其降格以求,不如宁缺毋滥”。
文理学院开办时并无训导长或训育主任的设置,但已有党义课、军训课,不过党义课讲师和教军训的教官,分别由有关部门派来。邵先生对此并不重视,而学生也很不重视这些课程。在邵裴子院长和张绍忠副院长的领导下,文理学院的图书和仪器设备从零开始,逐渐充实。1930 年浙江省立困书馆新址在大学路落成,为文理学院师生从事学术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文理学院的学制为4 年, 4 年内必须读完120 学分。一二年级着重基础课,三四年级着重专业课。其中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大学教育之目的,还是以培养通才为主。邵先生把求是书院传下来的“求是”精神,作为办学指针。如当时英文副教授余坤珊刚从美国回国,对大学一年级英文要求颇高,不仅要读哈代原著.而且要学诗歌、散文.大一学生颇难接受。邵先生就商同余副教授将大一英文分为A 、B 、C 三班, C 班内容比较浅.进度也比较慢。邵先生亲自教C 班,学生都非常满意。又如史学与政治学系及经济学系,因为学校经费不多,无法延聘更多的专家教授,与其他国立大学同系相比,显然课程较少。为了不降低学生成绩,呈准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将此两系学生转到国立北京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借读。邵先生教导学生总是以身作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对学生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坚决贯彻。有一位经济学系学生,擅长网球,他原可代表学校出席比赛,然而,他的成绩未能达到规定标准。邵先生与体育主任袁敦礼商量,就不让他出席比赛。
1928年10月,在浙大文理学院成立后不久,浙大校长蒋梦麟去南京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邵先生以文理学院院长兼副校长,1930年3月任校长。
邵先生自奉极俭,一直居住在大方伯大德里7 号几间平房里,不愿迁入校长办公楼。浙大校长当时有专用的第4 号小轿车,除非必要,他从不使用。邵先生有事到南京与北京,不住高级饭店,而是住在普通的旅馆内。
1932 年下半年,程天放接任浙大校长,邵先生专任文理学院院长。1933 年下半年,郭任远接程天放为浙大校长。在一二九运动中,浙大学生掀起了驱郭运动,迫使郭任远离校。邵先生原对郭不满,因而受到校中某些人的排挤,亦于1935 年离校。
在邵先生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期间,文理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如王谟显、盛耕雨、孙泽瀛、王承绪、徐瑞云、江希明、黄肇兴、朱壬葆等等,乃是其中的佼佼者。邵离浙大后,曾赋闲杭州,从事著述,并为商务印书馆校订书籍。他学贯中西,但对著作态度极为严格,常常将所写之稿,读之, 修改之,总觉不满,终至弃之。抗战期间浙大校民丝可帧曾两次写信请邵先生重返浙大,但邵先生没有同意,均婉言辞谢。抗战胜利后,曾被选为浙江地方银行常务董事。
1949 年5 月,邵先生以65 岁的高龄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他先后应邀参加杭州市、浙江省人民代表会议,之后又曾任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 1950 年2 月出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同年12 月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3 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成立,被聘兼任副馆长,与馆长马一浮、副馆长张宗祥、宋云彬及馆员中饱学之士,共同擎划.开了人民政府“敬老崇文”的风气之先。
邵裴子主持浙江大学期间,未加入国民党,但新中国的种种开明之举,深深感动了邵裴子,遂于1953 年4 月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民革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二、三届省委员会副主委,第四届委员会主委,并被选为第四届民革中央委员。1964 年邵氏80 岁高龄时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邵裴子酷爱藏书,解放前有一年竟无余资过年,有一至友赠其百元,他以80 元买了一部《诗经》善本。
邵先生亦很爱悔,有孟浩然踏雪寻梅的雅兴,晚年不能外出,每当梅花开放时节,至友学生知其所好,相继赠送各样品种的梅花,邵氏客堂里20 多只大花瓶,插满了各色梅花。
他洁身自爱,平素公私分明,不沾公家一点便宜,也从不向组织提个人要求,他的长子邵掠,生活困难,退休工资很低,不得不设摊修补鞋子以补贴生活。后在党的关怀下安排为省文史馆员。邵先生的长女也一直没有工作,在家照顾老父的生活。
邵裴子的书法有董其昌的韵味.每有友好、学生请求墨宝,常常欣然挥毫。近年苏步青教授有诗,《题邵裴子先生为陈从周教授书扇》4 诗云:“识荆长记好湖山,五十三年若转盘。神笔已随双鹤去,犹留真迹在人间”。1 962 年秋,在三年困难之后,书写了毛泽东主席《长征》诗,既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也反映了他自己对三年困难的精神面貌。
1958年邵裴子先生病逝于杭州,终年84岁。生前将其全部藏书2000余卷全部捐献给浙江师范学院。
邵裴子先生著述有:《唐人绝句选》,校辑:《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译著有:培根的《学问之增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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