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
我想谈谈我和竺可桢校长的一些交谊和亲切感受。晚清以来，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办理大学教育影响深远、成绩卓著的当推蔡元培和竺可桢。可是竺办学更为艰苦，因为蔡办大学在平时，而竺则在国事蜩螗的战时！
就竺可桢而言，他的办学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以身作则，对学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领导能善于把各种人才凝聚在一起，组成一股力量，像紧握拳头一样，那末这个单位一定会是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从而作出巨大的贡献。当年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领导下，就是这种情况。他在短短的几年之中，把只有3 个学院、四五百学生的一所地方性大学， 发展成为7 个学院、10 个研究所、30 个学系和2000 多个学生的完善大学，而且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很高，驰誉中外。为什么浙大能获得这样的成绩呢？我认为，就是由于壁先生有着这样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他把许多著名教授都聚集到浙大来了，大家协力同心所形成的。
竺可桢是一位学问渊博、胸襟开阔、气质高超，且能容纳各派人才的伟人。各方著名学者都愿意前来浙江大学与他共事，并愿聚集在他的周围，共同为着“办好浙大”而奋斗。不少同事，后来因事而离校了，仍然还保持着联系，相互关心，还像欢聚共事一样，继续为浙大作出新的贡献。
我是一个从教会学校出身的学生，但是我只相信科学而不信仰宗教。1936 年，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就想回国，早些参加祖国的科学家行列，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而奋斗。由于我的导师坚留，推迟了一年。1937 年秋，我决定回国了。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返校任教，我不想去，嫌那里“洋人”味道太重。我希望能够到一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里去，扎扎实实地搞一些科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在旧社会里，派系林立，壁垒森严， 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大学生，想进国立大学任教，确非易事！事有凑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学是在东南大学毕业的．替我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由于胡先生的推荐，不久竺校长给我寄来了聘书，聘我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每月薪金300元。这样崇高的职位和优厚的待遇，对一个年仅28岁的回国留学生来说，确是不易得到的。为什么竺校长对我这样优厚？我不是他的学生，更无亲戚关系；我的留美同学朱正元也不是竺先生直接教过的学生，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而已。从这点看，可以说明竺先生是任人唯才，不讲派系的。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都由他聘来浙大，并且都得到重用。可见他聘用教会学校出身的教授，并非仅我一人。
竺先生对待自己的门生、校友， 比客卿教师要严格得多。浙大迁到遵义时，有相当多的一批留学德国和英、美的浙大校友回国了。这些校友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且获博士学位。竺先生认为他们是在本校毕业的，回母校任教要求从严，这样可以使人信服。因此这些博士一律先给讲师职位，满一年后再升副教授，如著名教授徐瑞云、江希明、刘馥英等都是如此。但是他对获得博士回来的非浙大校友，则一律以副教授名义聘任起薪。有人说：“竺先生来浙大就任校长，他带来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且都付以大权。”这是事实，却是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东大来的教授，绝大部分是极为宝贵的人才，如胡刚复、王季梁、梅光迪和张英肉等都是举国著名的学者，其他学校想请也请不到，浙大为什么不要？竺先生在东大时，深悉他们品学兼优，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浙大数学、化工与生物等系，由于教授阵容比较坚强，早已驰誉海内。真余诸系如物理、化学、史地、外文等系，都是在这些教授来浙大后发展起来的，而且办得十分出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系。有些职位，如总务长、分校主任和附中校长等，按照规定都要由教授兼任，教授们喜欢搞教学和科研，不甚乐意担任行政，可是这些工作总得有人来承担。竺先生往往以带有一些半命令式的方式委请当年在东大读过书的门生兼任，如胡家健教授、朱正元教授之任附中校长，储润科教授、樊平章教授之任分校主任等就是如此。在聘用这些门生中，偶然也有个别不符合要求的，竺先生总是严肃地对待，请他们另谋高就，这是尽人皆知的。有些人对胡刚复有意见，认为他是才大气粗，但我认为他是竺先生的总参谋，他对浙大的西迁，从考察迁徙地点到搬迁定居，和对理学院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竺先生为“元帅”，饶有帅才，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胡先生是个好参谋，为之拾遗补缺。胡先生却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入不服，唤他为“胡刚愎”，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竺先生出任校长，是十分珍重本校的元老教授的。他出任时，确曾把前校长郭任远遗留下的一些镇压学生的“党棍”给辞退了，把不称职的教职员调换了岗位；同时，又引进了原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不少同事和学生。这样，浙大就出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流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校事纷纭、快刀斩乱麻的时候，竺先生把由于反对郭任远而辞职的蔡邦华、张绍忠、束星北和何增禄等名教授请了回来，并且一一委以重任。对于坚持职守、没有离校的浙大元老，如郑晓沧、贝时璋、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恒、吴穰初和周厚复等名教授，则一一拜访，聘任原职。其中李寿恒聘为工学院院长、蔡邦华为农学院院长、郑晓沧为研究生院院长、张绍忠为教务长等。这许多老教授在竺先生任职期间，都能通力合作，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竺先生在杭州，还三顾茅庐， 拜访了老校长邵裴子，恳请他回浙大主持文科各系；多次访渴马一浮，请他出山，来浙大讲学，主持东南学术风气。这都可以说明竺先生对前辈或同辈教授的尊重与器重了。
竺先生还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美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即使是抗战时期，浙大搬迁在偏僻的贵州湄潭小县城里，没有电灯，大家都用油盏燃着灯革照明，工资因抗战关系打折扣，而物价又不断上涨，生活比较清苦。可是师生们都是以校为家，兢兢业业，心情都很舒畅。就我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为我们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我和著名教授苏步青、王淦昌等欢聚的时候，回忆那时情景，大家兴奋地说：“在湄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啊！”不禁洒下了欢欣的热泪。这就可以理解当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到酒潭参观，看到我们在士房子里研究并写出的震动国外的学术论文，深深感动，并赞美地说：“浙大可与英国著名大学相比，是东方的剑桥啊！”
竺先生离开浙大以后，去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但是他对浙大同仁还是十分关心。我们每次去北京参加会议，他常召集我们一起欢聚，关心我们的工作与成就。在广州举行的“科学规划讨论会”上，他集合与浙大有关的师生65 人，为苏步青教授祝寿。一个老校长还能记得多年前的一位同事的生日，真是难能可贵，这也可见他对学术和学者的关心。建国以后，我所研究的遗传学，一度受到苏联学派李森科等的排挤，被诬为“反动伪科学气不准在大学中再教这一门课； 1957 年教授评级被歧视，评不上一级教授；同时，还强迫我去跟那位没有文化的“中国李森科”“学习” 。这些情况，后来都被竺先生知道了。我是批判对象，他却为我不平。在科学院中，他对人说：“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对学术研究怎么可以戴政治帽子？”在那样的气氛中，他却敢于站出来为坚持真理讲话，我是终生不忘的。
缅怀故人，我是深切地感到我们真正需要继承竺先生的遗风！我参加大学教育工作已60 年了。纵观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我愿意再说一遍，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两个人：其一是蔡元培；另一位就是竺可桢。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他们非但自己进行学术研究，还能够领导学者们开展各项学术研究。他们不但十分关心别人的研究环境，还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借用几句古语：他们的品格是坚强刚毅，学识则溥博渊泉；修己是齐庄中正，对人则宽厚有容：“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真的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就竺先生的生活说，他是自奉清廉，与师生同甘共苦。浙大迁至江西泰和，不久继续西迁。在此颠沛离乱之际，竺先生的夫人和次子病危、病故，竺先生匆匆回家料理，为着浙大师生安危，继续到处奔波，全校师生无不感动，潜然泪下。在这民族抗战危急存亡之秋，办好这样一所国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
今天，我们纪念竺可桢，我希望要多多总结些先生的办学经验，要大书特书他的事迹。不仅如此，最最重要的是要启发一些领导，能像竺先生那样，把周围的人才凝聚起来，把学校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