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

王正平

何炳松（ 1890-1946 ）校长，字柏丞（一作柏成），浙江金华人，世居金华北乡后溪河。1903年春，应县、府、院试，以高第补县学博士弟子员；秋，入金华府中学堂，与邵飘萍等同学。1906- 1912 年，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浙江高等学堂预科，后入正科，毕业后公费赴美留学，专攻世界现代史与当代政治。1916 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9月返国，路过杭州，无意中被任命为省长公署助理秘书。次年3月改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 5月，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为史地部兼任教员，讲授西洋史。9月．应北京大学校长黎元培之聘，至京任教，兼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教员。1918年被聘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9月至1924年8月，应邀返浙就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并被推选为杭州大学筹备会主任。1924年9月，受商务印书馆聘，先后任百科全书委员会第五系主任、史地部主任兼国文部主任，后又被聘历任编译所副所长、所长、大学丛书编委会主任、东方图书馆总编辑、副馆长等职，并在1925 年间兼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教授。1935 年6 月，经郑振铎、周予同等教授的劝驾，出长暨南大学（1935.6-1946.6 ），直至逝世前两月。

我在何校长门下读完大学4 年，学的也是历史。他的治学为人、高风亮节、音容笑貌，时在眼前。兹摭拾所见、所知、所闻，以表追思怀念之忱。

先生出长暨南，受命于民族危亡、国家多难之际，在暨大10年，包括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内，所遭遇的艰难阻滞、颠沛流离，较五四前后蔡元培之长北大，殆有过之。他在暨南工作，某些方面依稀有蔡元培在北大办学思想的影迹．可能与他在北大4年的任教经历不无关系。

在为暨南大学1936 届毕业同学纪念册所写《弁言》里，他说办学要“一方力谋全校人事之安定，一方力筹各项设备之充实。罗致名贤，担任讲席。”他长校期间，多方延揽人才， 10年中在暨南任教的知名学者有：郑振铎、张耀翔、傅东华、胡愈之、周予同、周谷城、王统照、张天翼、王子瑜、刘大杰、郭绍虞、孙大雨、钱亦石、程瑞霖、孙怀仁、戚叔含、方光焘、许杰、周宪文、盛叙功、李长傅、王勤堉、陈文彬、叶作舟、江之永、黄宾虹、谢海燕、倪贻德、潘天寿、俞剑华、李笠、陈守实、卓如、杜佐周、胡寄南、罗君惕、吴大琨、陈科美、潘序伦、钱钟书、卢怀道、吴裕后、苏乾英等人。这些专家学者，虽然任职有先有后，任教时间有长有短，有专职有兼任之别，在当时的东南来说，够得上名家荟萃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多次制造反共摩擦，也及于教育领域。何校长折冲其间，仍能不断罗致贤才，网罗专家，本“用人勿疑，疑人勿用”，“水清无鱼，人察无徒”的意旨，坚持开明办学，兼容并蓄，自由研究，让教师们各抒己见，允许唯心与唯物、民生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并存，昕任学生辨别抉择，这是难能可贵的。

他十分尊重学有专长的教授，并为师生排忧解难。原任教于国立艺专的潘天寿教授，有一年轮空在家，他得信后，就聘其来校任教，礼遇有加。据谢海燕教授回忆：“我与潘天寿教授在福建建阳期间，相继患了恶性疟疾，何校长亲自送来特效药，并过问饮食调养问题。他怕我寒冷还赠我一件何夫人手织的毛线衫，使我身心格外感到温暖。”像这样关怀师生，急人所急，好人所难的例子在暨大师生中是举不胜举的。1942年招生时有些人虽被录取，因学校尚未开学，这批流亡学生无处安身，连吃饭也成问题，向校方提出要求。何校长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仍设法安置。凡遇新教师到校，他一定登门拜访，邀请餐叙。学年终了，对要续聘的教师，他一般总亲捧聘书送到教师手中，并殷切地说：“来年还劳先生支持办学。”

他希望通过著名学者的辛勤教学，培养出一批健全青年，造成民族复兴的斗士。无论是在真茹、在孤岛和在建阳，暨大的学术空气都相当浓厚。一是学术团体众多，活动经常，每系有学会，也有跨系跨院的学术社团。以建阳时期而言，影响较大的有经济学会、史地学会、学林社、太白文艺社、未名社、中国文学研究会、新闻学会等，还有各式各样的读书会。它们组织成员学习进步书刊，座谈讨论，出刊壁报。每学期总要召开几次学术讨论会，师生各谈看法，或相问难，争着发言，气氛热烈。何校长曾多次参加史地学会活动，作过有关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二是延请校外闻人讲学。何校长曾先后礼聘潘汉年、李培恩、周昌寿、王亚南、龚普生等学者来校作专题讲座或学术报告。陈立夫、阮毅成等人也来校讲过话。当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讲学时，建阳文庙大成殿（学校大礼堂〉往往座无虚席。王亚南讲授《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改造研究》，连续3 周，整个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课课如此。三是同学之间学术探讨之风极盛。许多学生不以学会活动为满足，于阅读《资本论》、《辩证唯物论》（米丁著）、《大众哲学》（艾思奇著）等书刊后，总要发议论、谈心得，或挤在寝室里坐而论道：或在河旁路边，走走谈谈；更多的是在茶馆里，三五人围坐一桌，各抒己见，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当时，学生没有自修室，许多同学往往泡一杯茶，在茶馆里呆上半天，读书、温课与摆龙门阵。自由研讨，蔚然成风。

何校长是一位坚持抗日的爱国学者，对暨南师生的爱国行动，他总是站在民族立场，分别采取默许、赞同和公开支持的态度。

在真茹，校内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参加全市大游行，后又赴南京请愿，加入上海各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不表示反对。后来，学生们声援傅作义将军所部绥远抗日，劝募寒衣，他捐出巨款；待500件棉衣制成，连同慰问袋、慰问信一起送往绥远前线，他高兴地与同学们一块儿摄影留念。1936 年秋，开办侨民师资训练班，第一学期结束，学校组织学员赴绥劳军，慰问收复百灵庙的爱国将士，使来自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各地的几十名侨生，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教育。八一三事变，真茹校舍被毁，学校迁至租界。那时留滞“孤岛”的各大学，只求维持，何校长则从学校前途着想，积极筹划内迁。1937 年底，暨大学生救亡团成立，经宁波、金华去南昌，沿途宣传抗日．得到何校长的公开支持，派员随行联系。救亡团有些同学出于对何校长的爱戴，途经金华时，特地去看望了他的老家。

1940年春，汪伪政权成立，要各校放假一天以示庆祝，何校长以“忠奸不并存”的严正立场，断然拒绝。1941年12月8日，上海租界陷于敌手。何校长主持会议，作出“当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即停课，学校关闭”的庄严决定，得到全校拥护。郑振铎教授为此写了《最后一课》，记述了暨大从校长到工友悲壮的爱国情景。

由于战局变化．暨大决定内迁福建建阳。赖何校长未雨绸缪，早在那儿设有分校，有了基地，得以全部南归。那些零星后撤的他校学生，由何校长主持的东南联大收容。1943 年暑假，东南联大停办，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师生听说要被并入其他大学，有的人竟为此大哭．不愿离开。

何校长对华侨同学会、女同学会、基督教团契、话剧社、平剧社、歌咏团等活动，一贯赞同。暨南话剧社演出《雷雨》、《醉生梦死》、《长夜行》等进步戏剧和歌咏团在校内外公演《黄河大合唱》时，得到他多方赞助。

这里，必须指出成为评价何校长争议不息的一件事：他在1934年我国社会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曾与另一些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粹派和“全盘西化气提倡“中国本位文化”，号称“十教授宣言”，引起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后来，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十教授”发生分化，有的沦为投靠日伪的汉奸，有的却成为忠贞的爱国学者，何校长属于后者。从当时背景来看，何校长在这个“宣言”上签名，既有固守传统、无视革命思潮的一面，也有其维护独立的民族文化的另一面。在他以后生涯中．这后一面占了上风．成为他思想的主流。他于热心介绍西方美国、法国的鲁宾逊、傅尔德、塞诺波的史学思想的同时．亦反对言必称希腊罗马，反对对西方教育亦步亦趋。在艺术专修科的教学雕塑模型缺乏时，他曾经说过：希腊罗马雕刻都是神话人物，是洋菩萨，外国学生把它作为模型。我们画庙里的菩萨塑像，作为基本练习，为何不可？他希望大学艺术科系能培养出更多的美术家，创造无愧于我们先人的现代建筑和雕刻绘画的美术杰作。

1935-1945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进而发动全面入侵，践踏我大好河山，中国人民经历艰苦抗战，终获胜利的10 年。

10年腥风血雨，暨大三度播迁，由真茹而孤岛，而闽北建阳。在租界期间，先在原美租界小沙渡路侨光中学开学， 1938年迁到原法租界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上课，再迁入公共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继续办学，可称之为“小三迁”。学校迁入租界后，飘泊无定，寄人篱下，多次搬迁，最短的一次是在公共租界福照路，只呆了半个月。“小三迁”是指比较安定的、时间较长的临时校址。即使如此，往往只能在下午4 时到9 时之间上课。在大三迁与小三迁中，师生们历尽忧患，弦歌仍得不辍。在如此艰难困苦条件下，能造就出一批人才，是与何先生开明办学，苦心筹划，坚持爱国爱校的努力分不开的。

以建阳来说，历史上虽以宋儒朱票讲学和印刷业发达而闻名，但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成一个荒僻的山城。暨大搬到这儿，虽有周宪文教授办的分校作为先遣，但不论校舍、粮食供应、图书仪器及医药卫生，无一不感到匮乏。加上东南寇氛日炽，众多爱国青年纷纷奔向闽北，更增加了压力。何校长依仗同事奔走求告，修茸旧文庙为校本部，在校本部后面造起一排排教师宿舍，竹篱茅舍、声息相阁。教师们都能体谅时艰，安心教学。出本部大门，通过写有“暨南教声”四字的石牌坊，穿越童游镇，即为学生宿舍及食堂区，有的是庙宇祠堂，有的是新盖的茅屋。学生生活十分艰苦，好些同学从敌占区跑出来，一无所有。有的华侨子弟，邮路不通，接济断绝。何校长从部队搞到大批旧军用棉衣、棉裤、棉被，发给学生。一套棉衣裤，冬以御寒，春秋变夹，夏天变单，聊以蔽体。何校长四出派人收购图书仪器，充实教学设备。过了一两年，学校条件虽有所改善，但学生仍在桐油灯下专心夜读。当时，暨南教学有些成就，主要还在于教师的专心教学和同学们刻苦耐劳追求知识的学习精神。

1945年秋，抗战胜利，何校长奔沪筹备复校。不久，校内师生为了悼念昆明一二一惨案，声援西南联大学生运动，把多数学会、社团所出壁报组织起来，成立了“暨大壁联”。“壁联”的主要负责人为郑英杰、金尧如、傅春龄、蓝文灿等，还聘请沈炼之、方光焘、卓如、戚叔含、陈文彬等18 位老师为顾问。“壁联”多次刊出了纪念一二一的壁报特辑，报道西南学生运动情况，传达了全校师生“要民主、反迫害”的正义呼声。接着，为了防止反动势力的破坏，又成立了“护校委员会”。暨大校内民主空气的高涨，触痛了当局。是时，何校长在沪部署暨大复校稍有头绪，忽被调长国立英士大学，他素志未酬，积郁成疾，延至1946年7月逝世，年仅56岁。

何炳松在暨南10年，劳绩卓著。他献身教育的辛劳和爱国精神，是海内外校友们所共同怀念的。周谷城教授在为《何炳松论文集》（由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编辑组编集）所作的序中说：“何先生终身尽瘁于教育、学术、文化事业，其同事、学生遍布海内外，因此追慕先生的治学、办学的精神及高风亮节，定将鼓励我们为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共同奋斗”。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