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
汉达师是1972年7月去世的，那年他72岁。他出生于浙东穷苦贫农家，在艰辛的环境里自学成才，读完中学、大学，以劳动所得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中年以后，为革命的文化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后半生却又历经坎坷，1957年遭到错误的处理，“文革”中更受尽折磨。他的一颗丹心，始终坚贞，为国为民，矢志不渝，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以前，还撑着病躯，勉力完成周恩来总理交给他的一项审稿任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全部沦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但是，在如磐夜气中，仍有一批爱国的、进步的教授学者和作家、艺术家，留在这块荆棘丛生的土地上，在极真艰苦、充满危险的环境中，巧妙地运用各种条件，坚守文化教育岗位，保存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之江大学和东吴大学这两所教会大学的一部分教师，于1943年夏季在上海联合创办了华东大学。我有幸考入了这所大学。我的家境，读完高中已是相当拮据，哪有经济条件进大学？但是林先生主持的华东大学教育学院从一开始就打破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陈规，不讲学历，为年轻的中小学教师敞开校门。林先生采取设助学金、减免学费等办法，让一批有志进修的青年教师跨入高等学府之门。之江原设在杭州，东吴设在苏州，在上海自然没有自己的校舍，便借用别的中学教室上课，又为了照顾当教师的同学教学上课两不耽误，林先生将教育学院上课时间放在下午3时以后。这种安排，使我们从入学第一天起，就怀有感激之情。
开学第一课，林先生用他那浓重的宁波官话，向同学宣布他的教学主张：注重新颖的活教育，摒弃陈旧的死教育；注重教学相长，不搞填鸭式；教师和学生既是教和学的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他娓娓道来，如同和朋友拉家常，使我们这些初入大学的青年都感到十分新鲜。他那和蔼的神情、亲切的笑容，一下子就扫除了我们的紧张感和神秘感。林先生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使我们感到他是位思想进步、没有名教授架子、真挚待人的师长。时隔40余年，他在上海陕西北路崇德女中那间低矮的教室里上第一课的情景，仍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在高中时代的志趣，是想专攻历史或地理，同时在课余学文学，为什么结果却考进了大学的教育系呢？这固然同我素来对教师这个神圣职业怀有敬仰之情以及当时正同高中一起毕业的同学创办一所义务夜校有关，也由于林先生这位负有盛名的教授所吸引。他的那本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我在入学前虽然还没有读过，却早已听说过这本具有火药气味书名的书，并且连同他编著的几种英语课本，都已在世界书局的书架上见到过了。开学以后，这本书成为我们教育学课程的正式教本，我们得以比较系统地领受到本书作者严厉批判旧教育的战斗精神。他以旗帜鲜明的观点，精辟犀利的笔法，生动形象的语言，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种种方面，对以封建主义思想观念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做了深刻的剖析和有力的鞭挝。我们刚翻开目录，看到那些章节的题目：《镶金嵌玉的锄头》、《小和尚念经》、《强而后可》、《填鸭教育——放任主义》、《铁杵磨成针》……就感到迎面扑来一股振聋发聩的冲击力。它首先在我们这些教育系一年级学生的头脑里点燃起向旧世界挑战的火苗。
有一次，汉达师布置课外作业，要求我们每个人写一两个儿童个性发展的实例，他计划搜集50 到100 个真实的故事，编成一本《“顽童”万岁》。我们听了他的打算，觉得新奇而又开窍。看来他想用活生生的实例，证明那些蒙着“顽童”恶名的孩子，常常恰恰是富有才能和创造性、智商也很高的儿童。如果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又有正确的教育方法，他们将会成为有成就、有作为的人才。可惜这本书后来并未编成，好像是多数同学没有完成作业，或者是对林先生的意图体会不深，写得不符合要求。
林先生在课程设置上，不拘一格，敢于打破旧框框。1944年有一个学期的国文课，没有专任教师，而是指定我们读些话剧剧本。当时，有一些蛰居上海沦陷区的进步作家，写了不少剧本，支持一些剧团维持上演。林先生要大家分组阅读，定期讨论。他说，这对了解社会和人生、提高语文水平和文艺欣赏能力，都是有益处的。同学们对国文课上讨论剧本的措施，都饶有兴趣。汉达师有时也来参加讨论，他坐在我们中间，随意发言，大家读得津津有味，喜笑颜开，似乎忘却了教室外的黑暗世界。
也是这一年，林先生又为我们增加了一门汉语拉丁化新文字的课程，请齐铁痕讲授。他陪齐先生走进教室，讲了一番中国文字改革的前途和开这门课的意义（他已经用拉丁化新文字编写了一些历史故事〉。齐先生一口京片子，穿蓝布长衫，足登平底布鞋，很有点京派学者的风度。他费了好大口舌，才使我们这些“王黄不分”的江浙学生弄清“Z 、C 、S”和“Zh、Ch、Sh”的区别。他还编了口诀，以训练我们掌握普通话的准确发音，例如要大家反复念：十个四，四个十，十个十四，四个四十，十个四十四”。40 年前在大学文科课程中教拉丁化新文字，别说在沦陷区的上海，即使在大后方甚至解放区，可能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就不能不钦佩汉达师这位革命教育家和教育革命家的胆识。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拉丁化新文字是同革命的左翼文化联系在一起，很容易招致缚、继之灾以至杀身之祸的。
细细想来，受汉达师教诲3年，与其说学教育学、心理学，毋宁说更多的是从他那里接受许多民主思想和进步的政治、哲学观念，而最重要的是从汉达师身上懂得应该怎样为人师表，怎样做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正直的、坚定的、为事业锲而不舍的中国人。他举起批判的武器，锋芒所指，不只是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而是整个旧世界，是被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禁锢于百年的中国旧社会。他在向我们传授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观念时，又结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实际，赋予更造合20 世纪反独裁、反法西斯斗争的时代精神，这就更加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林先生虽是讲解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来自西方的观念，但着眼的还是我们植根其上的中国土地。有一次他讲述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口号，就曾发了一通感叹，他说，这三大口号在中国还行不通，中国还是大地主、大官僚们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有帝国主义当太上皇，号称“民国”，老百姓连基本人权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的政治权利！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人们从窒息般的低气压中解放出来。从此，汉达师就以复校后的教务长身份，首先使学校的教学同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他先后请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胡子婴、李平心等民主人士、民主教授到学校来讲演。他们讲的几乎都是同一主题：只有政治民主化，教育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只有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教育才有光明的前途；大学生不能埋头读书，要走出校门，去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
40年代中期，正是光明与黑暗大搏斗、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关键时刻。林先生同我们之江学生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广大同学一起，同许多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起，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我们在学校里见到他的时候少了. 倒常在文化界、教育界、学生、职工、妇女的许多群众集会上看到他慷慨陈词。1945 年12 月，美国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名义来“调停中国内战”，上海学生用欢迎和请愿的形式，举行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的游行示威，表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的意志。林先生积极参与这次活动，他帮助审改了学生代表递交马歇尔的英文请愿书。他高度评价那次示威游行；上海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游行了，这次运动将会唤起民众关心国事，大家起来制止内战。他要我写一份详细的报道，寄给进步的《周报》，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要我去拜访《周报》的主编柯灵先生。
同年12 月，林先生同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鏊、许广平、郑振铎等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此后，他经常出现在许多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为和平、民主呼喊。他仍然是那身旧西服，仍然是那一口浓重的宁波官话，有时要加些激昂的语调。在上海玉佛寺公祭死于昆明一二一惨案的于再烈士大会上，他说：“于再先生虽然死了，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死了，但他还活在我们心里。同学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民主的新中国必定成功！”在天瞻舞台庆祝助学运动成功的大会上，他说：“助学运动给我们的教训， 一是是非自有公论， 二是团结才有力量，三是民主必定成功，四是自由必须争取。”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上，他说：“不要寄生虫，不要磕头虫，不要软骨虫。妇女们要团结，要做老虎，要学狮子吼。法西斯残余是一定会被打倒的。”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的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他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攻，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林先生的这些演讲，通俗生动，尖锐泼辣．简短鲜明，一针见血。因此，他成为最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演讲入之一。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更是亲切地将林先生看作是自己忠诚的代言人、贴心的朋友和崇敬的导师。有几次人数较多的集会上，国民党特务混入会场，用狂叫和嘘声捣乱，但是林先生在讲台上镇静自若，正气凛然；加上会场群众怒目侧视的震慑力量，终于使那些见不得人的虫豸不敢逞凶。
1946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对汉达师的迫害加紧了，造谣说他拿共产党的津贴，替共产党宣传。学校当局也开始散布嘁嘁喳喳的流言蜚语，要将这位深孚众望的教授排挤出去。
汉达师光明磊落，面对着逆流恶浪，一笑置之。他来学校的次数更加少了，一半是由于社会活动忙，一半也由于防避特务分子的纠缠。我们在学校里见不到他，就更多地到他的住所去请教。他的家在建国中路一幢弄堂房子里，两间屋住了八九口人。中外书籍堆得到处都是，没有多少空隙。就在这点空隙处，常坐满了专程来向他求教、向他商量问题的来访者。这就是他在《漏室铭》那首诗中写到的：
屋子尽管漏，往来无白丁。
不是职员女工，就是教师学生；
不是民国耆老，就是文化先进。
我们无所不谈，谈无不尽……
“嗒”的一声，漏水滴到头顶……
住着这样的漏室，还有人瞎了眼睛，
说我被人“收买”了，当然还有“背景”……
然而进出于他这间漏室的人，却都能从这里吸取到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无穷的战斗力量，感受到贤师良友的温暖。我为此写过一篇短文《漏室里的往来者》（刊于1946 年6 月12 日《联合晚报》“生活周刊”），其中有这么几句：“在这间漏室里，没有客套，没有敷衍，没有假笑；有的是真诚，赤裸裸的热忱。有时三四个人，有时七八个人．来的人都把漏室当作自己的家。在这漏室里，连一滴雨水也是温暖的，亲切的。”不止是我，还有别的同志和朋友，都是有类似的切身感受的。
这篇短文发表以后不久，我们就不再能自由地出入于那间漏室了。1946 年6 月23 日，上海10 万人民在北火车站欢送去南京请愿的代表，林先生的讲话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我当时在之江大学的队伍中，远远望见林先生站在一辆敞篷卡车上的主席台边，挥舞手臂，大声疾呼，全场群众跟着他的话声，齐声响应，情绪激奋。那一天，车站广场上山鸣谷应的怒吼声，横穿上海繁华市区的示威游行队伍，使蒋家王朝震愕了。他们在撕下和谈假面具、大举进犯解放区的同时．加紧了对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的镇压。他们对林先生悍然下了一道通辑令，妄想置他于死地。上海马路上，出现了“打倒青年贩子林汉达”的大字标语。8 月．汉达师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热情帮助和周密保护下，离异他那间漏室，进入山东解放区。从此，我们留在上海的同学，只能从记记里追寻林先生的高言旋论了。
自汉达师离开上海以后，我每次走过建国中路他的旧盾，走过北火车站广场、天蟠舞台、劝工大楼，走过我们听过林先生讲课的陕西北路崇德女中和南京路慈淑大楼，总是情不自禁地停步凝望，似乎在嘈杂声中，仍然震响着汉达师那浓重的宁波口音，痛斥反动独裁，呼唤民主和科学；似乎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仍然有他那身着旧西装的身影，夹着那只旧公文包，深邃的眼神注视着他长期工作和战斗过的城市，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原载《慈溪文史资料》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