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
编者按：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曾约请苏步青教授提供回忆竺可桢先生的“三亲’史料，蒙其热情支持，慨然应允．编辑部遂委托浙大上海校友会副会长杨竹亭同志，并邀约金福l陆、郑士俊两位校友，一同住访苏老，复旦大学顾、卡两位同志也热心协助，由苏老口述关于在浙江大学任职期间与全可横校长共事十三年的回忆，最后由杨竹亭同志将录音整理成文。编辑部对以上几位同志表示十分感谢．以下就是苏老口述的内容。
我是在1931年来浙大任教的。浙大是一所学术气氛－向浓厚的大学，学生们也都很有选取心。竺校长是在1936年到浙大的。我比他早来几年。他在1949年4月下旬离开浙大，我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离开的，所以我又比他迟走几年．他在临走时留下信来，要我和严仁屈尊敬授负责校务维持会。我就担当了这个任务，一直负责到杭州解放。
我和竺校长共事了13年。我对竺校长的认识和交谊，也有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竺校长初来浙大时，我和陈建功先生等老教授对他是有看法的。他到浙大来，我想一定有几位国民党大官员的亲戚如张默君、邵元冲等等做他的政治背景的。这时，他又带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师生来浙大担任院长、系主任和秘书等，因此，我认定他办不好浙大。这个看法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就慢慢地改变了．在这时期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匆忙地由南京迁往重庆。它把嫡系的大学——如中央大学等，都迁往大后方，对地方大学则不闻不问。所以我们浙大就成了无人过问的孤儿。当时，浙江大学校内教师各有各的看法：究竟搬还是不搬？意见很不一致．竺校长是一位学者，骤遇比事，感到棘手。最后，他像《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一样，带了700多名师生走“长坂坡”，到建德去暂时避难。到了12月24日，杭州沦陷了。自然，杭州回不去了，缝续西迁，只有向西面搬，但又不能离开浙江过远。
这时候，我因为孩子多，先躲在建德乡下，暂时投跟学校走，到第二年才回浙大去的．陈建功先生把家眷送到绍兴乡下去了，他是一个人跟着学校走的。这一路上有好些地方乘不上车和蹄。这样，陈先生就从金华步行到江西玉山．要跟上‘大部队’，多苦啊！真是流离颠沛。可是，我们浙大校风好，带了那么多的图书和仪器，走了好儿个省区，一件东西都没有散失，真是不容易啊！
说到搬家，有位老校友是千万不能把他忘掉的。这位老校友名叫赵曾珏。他是早期浙大电机系的毕业生，后来在第三战区担任交通电讯管理局长，负责东南四省的交通电讯调总。浙大的搬迁他是帮了大忙的。如果没有他出大力，情况就更加困难了。
竺校长是一位有心人
浙大搬迁时，坐校长当然是最忙的人。他要管搬运，管教学，还要奔走各方去要经费。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多么不便。我已经替你在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可见他是多么细心。其实，他对待任职的教师都是；关心的。我当时很感动。不久，我从建德回温州，路过丽水站时，站长受他的上司赵曾程局长之托，来站迎接我。可是他看见了我的妻子，就很有礼貌地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我这时拿出朱家骅的手令，他见了急忙说：“那就不必了。”可见这“手令”也真管用。
竺校长是一位公而忘私的好校长
浙大在日机轰炸中搬迁，一路上来到江西吉安。坐校长夫人张侠魂女士，就是在那种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生病死去的．那时候，空校长正为浙大师生的生活、读书、前途、安全各处奔走，无暇顾及自己的亲人。学校搬到泰和以后，坐校长了解赣江是一条经常泛滥的祸水，每年都要吞灭无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同时，学校设在这岸畔，安全也有问题。竺校长就请土木菜和其他系的师生，帮助泰和人民建造了一条15里长的防洪长堤。第二年，赣江洪水泛滥，浙大所在地的上回材农田村舍克未受淹。一个校长在学校迁徙之中竟会想到老百姓的灾难，这确是少见的事。那时期，马一浮和钱钟韩等著名教授都在浙大任教。马一浮先生写过一首描述当时情况的诗，我军今还背得两句za居人先鸟起，寒日到林迟。’我们这些师生的确比小鸟起得还早，居住的地方是在丛树林边，见到寒目是很迟的。这可见我们的生活情况的一斑了。那时，我们数学系的张素诚、周茂清、方淑妹等几个学生，就是在泰和毕业的。这些学生后来都很有成就。这说明在困难的条件下，照样可以培养出人才来的。
浙江大学是炸不垮的
在南昌失陷以后，泰和又保不住了。浙大只好再迁到广西宜山。这是1938年间的事。这年暑期，我回浙江去探亲。回校时，由于交通不便，在路上赶了35天才到柳州，到学校时已开学，我迟到了。浙大在宜山时，敌人把学校新建的简陋草舍和实验室，以为是兵营，所以天天轰炸。有一天接连扔下了108枚炸弹，结果我校无一人伤亡，图书仪器也没一件损坏，真的“天佑我也’！不久，南宁吃紧，所以我们在宜山又住不下去了。只好再迁贵州遵义和湘潭。这是浙大最后一次搬迁。这次搬迁却是太重要了。不搬的话，在“黔北战争’中，浙大将全被围在里面，那就不堪设想了。
难忘的一次谈话
在1940年初，我们都到了遵义。当时的数学系设在姜公祠里。有一天，全校长对我说z“你不要等到暑假，快去把家眷接出来吧！”我说z“我哪里来这些钱啊！”他说＝“钱不用愁，我们学校替你包下来。”他一下子批给我900元大洋，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数字啊！于是我在4月时就走。回程时，走了35天才到柳州。
在柳州休息几天，叉搭汽车回到了遵义。二位校长知道我带了家眷回来了，说道s“这下我好放心了！”这样的校长，他把教授真当作宝贝，我们当教授的怎能不受感动啊！这样的校长又往哪里去找呢？这时，我才真感到尝校长是一位处处为我们着想的好校长，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为这件事，我曾不断地想过，如无竺校长的帮助，我就出不来了。如果出不来，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说心里话，从那时开始，我已完全与堂校长一条心了。从比以后，凡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后来他妥我做院长、教务长、训导长、校务维持会长等等，我都毫不推辞．在遵义时，每次举行校务会议，我都去参加。要知道，从泪溜到遵义有70多公里的路程呢。
竺校长是最爱护人才的校长
谈家桢1937年从美国回来，只有28岁，竺校长立刻聘请。后来章士钊的儿子章用从德国回来，曾烟也从德国回来，都是经我推荐，立刻聘请。那时候正当搬家期中，我们的欢迎会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由于空校长对他们很诚恳，他们对工作也非常负责。在建德时，有一次学生问章先生：“警报响了，老百姓都躲飞机去了，还上课吗？”章答道：“怎么不上课！”“那么，黑板挂在哪里？”“可挂在我的胸前！’他就有这种实干精神。章先生的一生一向生活优越，肩上从未负过重担。可是他随浙大西搬时，是自己挑着行李与学生们一起步行的。他当时患着肺病，可怜他最后病死在西迁的路上，太可惜了。此外，许多著名教授，如罗宗泊、梅光迪、王淦昌、卢嘉锡等，都是堂校长这样请来的。说起卢嘉锡，还有一段插曲。那是在1936年，我与陈建功先生受福建省主席陈仪的蹲请，去福州参加“中学教师训练班’讲课。卢是教化学的中学教师，也来参加学习，而他的数学成绩为全班第一名。所以后来他在英国留学回来，堂校长聘请他主持化学系，他见到我和陈先生时，称我们“老师”，他说“是在福州师训班中听你讲过课的，所以你是我的老师飞不久，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李约瑟教授来浙大参观，称我们浙大是a东方的剑桥’，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当时浙大如无竺校长的主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荣誉。
读过《竺可桢日记》的人，都知道竺校长对每个浙大教师非常了解，且都十分关心。我在1941年带家眷住在泪晖，他每年来源潭，都要来我家看看。在1942年的某一天，我正在家中翻晒将妥霉烂的地瓜（红薯），坐校长看到，问这何用？我说z“这是我几个月来赖此生活的粮食。掉我家是以红薯粘些盐巴当饭吃的。我那时已是八口之家，工资每月350元，怎能够维持？校长JA!.此情况，对浙大附中校长胡建人说z“今后把他在附中读书的两个儿子，改为公费膳食J胡建人说z“那好，就叫这两个孩子搬进附中来住吧！”那时按规定公费生是必须住宿在校里的，可是我们家中又抽不出可供两人住校的棉被，所以仍旧不能去。后来校长特tit：“走读生也可享受公费待遇。’到了第二年，竺校长又把我特别上报教育部，评为a部聘教授刀，从比工资加了一倍，月薪为700元，我的困难才僻决了。这些事情，我是终生不忘的。
在那最困难的年代里，由于樊平章先生中途离开，工学院的微分数学没人教。坐校长对我说：“你是否利用夏天一个月时间开数学课补一下好不好？’我欣然同意了。那时候，我们从酒潭到遵义去加班教课，没有一分钱的津贴，可是大家都认认真真，从不马虎。若是现在，恐怕元人肯干了。可见我们浙大当时的校风。
竺校长是爱生如子的
浙大复员返回杭州以后，不久出现了“于子三事件”。那时候，我陪着竺校长一同去狱中探望于子三。可是过了一星期，传说他自杀死了。当然是假的。我们不承认他是“自杀”。坐校长爱护自己的学生，不畏强暴，一直坚持真理。后来坐校长要我担任训导长，我也就同意了。从1947年到1948年，浙大调了好几个训导长都不行。有的交了黑名单，被学生哄下来。这是什么时候啊？还叫我当训导长呢！在1948年，学生们要上街游行，我接到了恐吓信：＂你再跟学生一道的话，要对你不起啦！”我有点胆寒了。但我不要紧，我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还不敢公然搞我。后来还好，陈仪来当浙江省省长，蛮好。陈仪在1936年任福建省省长时，请我和陈建功、罗宗洛两先生帮他办过a师训班’，关系还不错。我们三人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也是日本留学的，这就好办了。我的胆子大起来了，有些学生就敢去保。例如有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叫陈业荣，生着肺病，国民党要捉他。竺校长让他在学校里休养，将他保护起来，结果没有捉他。1949年2月，浙大的四个学生和一个助教还被关着。那时住校长说J只要训导长去保一保，就可放出。”’这时由张其陶先生陪着我一同去，由我打了手印，把他们保帮出来。这时国民党同共产党和谈，长江以北解放了，蒋介石已经跑到奉化。趁这个机会，张其陶先生同我讲：“我陪你去，打个手印，把五个人保出来。”张其陶先生做了好事。这五人一保出来后就都逃走了。我这个训导长是保人，手印也汀了，将来要人的话，是要问我要的。幸亏国民党不久就逃跑了。
建国后的深厚友谊
建国以后，结可棋去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要我去筹备、建立和主持数学研究所。当时，复旦大学杨西光校长坚不同意。杨说：“你们要苏、陈两位教授，我只放一个。”浙江省又强烈提出：“还我苏、陈两位教授！”所以复旦大学将陈先生放回浙江了。后来，华罗庚先生由美返国，就请他主持数学所。我幸好未去，因为我一向是4以教为乐曹的人。这些年来，我能培养出这么多教育骨干，感到很高兴，所以我认为能够留下来比调走更为愉快。
竺校长比我大12岁，我应该更多地尊重他。可是没有想到，1962年全国科学家在广州集会讨论科学规划时，他对我说：“你的－生日到了，就在这里为你祝寿吧！’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这时候还记得我的生日。这次参加会议的有300多人，其中有65人是浙大的师生，所以他非常高兴。他把大家聚集起来，为我举行了一次“祝寿会”。这也是我终生最难忘怀的事情。
一位伟大的大学校长
尝校长不但对我个人如此关爱，他对任何浙大师生都是如此。他在遵义，营救过好多进步学生。在费巩教授失踪时，他千方百计地各处奔走营救。这种事例一时是举不完的。竺可棋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