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
三十年代后期，我在北平当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兼任讲师，1940年初进入抗战大后方，应聘为贵州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副教授。那时当副教授一般要满三年以后才可凶议升教授，但我不满三年在1942年夏就接到了教授的聘书。教师的薪水其时一般是每年加底薪20元〈实际所得随物价上涨幅度按底薪加若干倍），而我在抗战胜利前后几年内，不止一次被每年加薪40元。我初到浙大，嫌校址太偏僻，薪水偏低，有意想转到昆明、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去另谋他职，不久便为浙大对我的厚遇所感动，收起了这个念头，安心在浙大耽下去了。教师的职称和薪额，通常由系主任提出初步方案，裁决权操于校长，由此我体会到，坐校长是在着意奖掖我，提拔我。我和竺校长非亲非故，也不是他的及门弟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原因只能归之于我教书比较认真，又在校、系刊物上发表了儿篇论文，已为他所知所赏。
1949年竺老离开了浙大。1950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知遇之感，肯定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进退行止。
建国以后，我与竺老之间还有一段故事。1955年初，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通过高教部将我借到北京，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寄住历史研究所，原定为期一年。事实上一年下来，工作只开了一个头。学部认为此项工作出自毛主席授意，必须予以完成为理由，向高教部提出要求把借调改为正式调动工作岗位，不再回上海。就在这时，竺老知道了，先是亲自到历史所找我，请我在一家馆子里吃了一顿，要我参加由他领导正在筹建中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表示愿意。接着又邀我一起去高教部找黄松龄副部长，要求黄同意将我调离复旦。结果学部和坐老的要求都为高教部所拒绝，终于我不得不在1957年离京返沪，将编绘历史地图的工作带到上海继续避行．此次调我到他领导的单位去工作的打算虽未能实现，即此又可见他对我的器重。
竺老不仅热忱奖掖提携后进，并在学术讨论中能对后生平等相待，虚怀若谷。1972年，他以82岁高龄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赞扬。我在研读比文时，发现有几处在运用文献资料阐述历史气候现象时，可能由于写作时只看到先前摘录在卡片上的几句话，未能兼顾原书中这几句话的上下文，因而作出了与史文原意不尽相符的论断，当即驰书相告。竺老竟亲笔答复了我，接受我的意见，这使我益发钦佩他的胸襟之宽阔。可惜由于长期以来我的居处太狭窄，书籍文件信函杂乱堆叠，绝无条理，以敲我花了大半天功夫查找这封信，结果竟杳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