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东明
竺可桢先生1936年4月下旬到浙江大学，1949年4月末离开，主持校政整13年。众所公认，他主持浙大期间，在相当闲难的条件下作出了出色的成绩，使浙大的声誉在国内外部大大增长．他办好浙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他以学者的态度i}j,授，树立并身体力行求是精神，管理上和学术上都坚持民主思想s努力敦请许多好教授、学者s与师生职工甘苦共尝，使大多数人安于职守，我力于培育学生和研究学问z大力发展科研，以挺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F严格招生和各种考试制度，严格基础收养，诀不饲私等等。而贯串于一切的关键因素，则是他对浙大、对学生始终如一的爱护之忱。现在我晦记他13年来爱护浙大、爱护学生的重要事迹。
〈一〉
一、为爱护浙大，勉为其难担任校长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以前，对是否接受这个任务经过30多天反复眩目良、征求意见，并且在他所提的三个条件（经费要保证、周人有全权、只任短期）大体被同意后才接受下来的。他并不想当大学校长9一则他自己觉得不适宜担当这种职务，主j·j’G是他不善于、也不愿意同那些“部长”、‘委员长”之类打交道，再说一’个大学的事务究竟大大不同于他当时领导的只有几十个人的气象研究所，得耗费很大的精力于繁重的校政管理；二则他实在放不下已经从事了24年的气象科学事业，这个事业在他的带领下，正在不断开拓研究领域，并推动着各地气象台站的建设。他到浙犬，虽仍可兼管气象研究所，但精力分散，难于发挥他在气象研究和事业建设上的带头作用。他在这些思想活动下，最后所以确定就任，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在于他爱护浙大的一种责任感。他觉得浙大对于浙江省的科学文化事业有着重要作用，自己是浙江人，办好浙大自有一分责任；他通过了解，知道当时浙大之所以没有办好，他的前任之所以被师生赶走，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党部势力操纵校政，在浙大推行了一套法西斯式的管理教育，所以他很明确前任的失败4乃党部之失败”，在这个时候，倘若他不从浙大着想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他在这方丽的考虑，也受到他犬人张侠魂师母的鼓励和支持。
二、带领全校西迁，不提辞职
1937年2月，在竺可桢长校10个月，学校教学已经安宁正常之时，他按预先只任短期的约定，提请教育部准他辞职，回他的气象研究所去，并推荐任鸿隽取代。可是当时的部长不同意，力劝他继续。向蒋介石推荐他的陈布雷也很不赞成，他除向结当面劝说外，又因请其弟陈训慈向尝劝说，并且说z“贯n爱情此一学府，只有位先生不辞劳苦干下去。如竺先生无意于此，以后听天由命，至少我不再过问浙大事矣。”竺可桢从爱护浙大出发，只好暂不坚持再辞。到了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战火危及杭州，浙大必须西迁时，他的责任感更使他不能求辞而只能带领师生全力西迁。
湖大从1937年9月开始酝酿迁离杭州，到1940年春迂定贵州遵义、酒潭止，在差不多两年半内四易校址，跋涉5000里，不仅使上千师生员工和约1500箱图书仪器一无损失，而且保证了学业不受影响，＼搬迁尽量利用假期，因搬迁影响的课程随即补起。这些在全国内迁的各大学中是仅见的，它和竺可桢事事都从保护浙大安全、尽量坚持正常教学着眼组织搬迁，处事沉着周密直接有关。每次搬迁，在校领导都较早酝酿，反复调查研究几种方案，又都坚定沉着把握时机，决不慌乱过早搬迁，比如杭州在1937年10月已吃紧，但到11月5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后，11月11日始停课离杭，一迁建德，18日就在建德复课。12月24日，日军陷杭州，浙大开始离建德，二迁江西吉安，艰难跋涉700公里，1938年1月21日最后一批学生到达，22日又即复课，把一迁建德过程中耽误的课程全部补起，并完成了学期考试。
在四次迁校过程中，坐可缺从酝酿计划、调查研究、实地勘查，以至具体组织实施，都亲自参与，可以说是备极艰辛。特别是从建德二迁吉安，不仅要在兵荒马乱中不断奔波，求人调拨车辆，承受轰炸等危险，而且非常不幸的是，竺可横在桂林准备勘查新址肘，夫人张侠魂和次子坐衡先后因荆疾病逝。他在夫人垂危时赶回学校，但已回天无术。从7月下旬到8月初，不到半月，他惨遭丧妻失子之痛，精神上的打击可谓巨大无比。但顾念迁校事急，他未及办完夫人丧事就又投入紧张工作。直到1939年3月，迁到宜山稳定下来后，因校长任期已将3年，再次向教育部提辞，仍未获准。
三、黔南事变时，为保存浙大，准备武装自卫
1944年11月24日到12月18日，23天之间，日本侵略军从广西侵入贵州南部独山专区的几个县，当时称为“黔南事变’，事变期间，贵州以至整个西南几省大为震荡，贵阳全市惊惶，公私机构、大专院校以及居民开始疏散．连重庆也惶惶然，深恐日军继续北进。浙大安处黔北5年，此时有主张再次搬迁入川避难者，有认为倘贵州不保，入川又有何用而无所适从者，浙大前途如何？国家前途又如何？为许多人所焦虑惶急。竺可桢明白再次远迁不仅无适当去所，财力不许可，而且确实一旦贵州抢陷，入川亦无前途，但是遵义地当黔北要神，倘日寇继续北进，必然首当其凶焰，不能不备。他考虑保存浙大之上策是在黔北偏僻地区坚持。他准备把浙大主体移湄潭，当时在遵义的李四光也赞成这个主意，他一面派人去邻近县区调查房屋、粮食等情况，一面向遵义43兵工厂厂长〈陈诚胞弟〉商借枪支100一1000校并正式报请教育部批准，准备武装全校，组成防护团，在当地自卫坚持，一位年过半百、向不接触军事的学者，为保存一个学府而作如此打算，其爱国爱校之心实在令人惊服。
就在黔南紧张、浙大去处未定的时候，竺可桢于12月11日忽得教育部7日电，令浙大合并于中大，学生全体从军，教职员之年龄合格者亦从军。这一纸电令就把浙大取消了。好在此电迟到了几天，前线局势有所好转，他当天就打电话到侍从室同陈训慈商洽，陈告诉他电报确是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主意，但陈布雷还是主张仍留当地，竺可桢心中有数，对此电令也就不了了之．竺可桢得此电报后始终没有公开此事，大概是为免得影响人心。
但是在他的日记中却写了他心里的很大愤懑，说得此电简直如晴天霹雳：“自余个人着想，自此得脱离苦诲，确是佳事，但为浙大着想，如此下场则大不愿也。”这寥寥几句就反映了他对浙大的深厚感情。
四、战地服务团团旗下语重心长的叮咛
黔南事变过程中，浙太学生在热烈展开劳军运动的基础上，组织浙大的第二次战地服务团〈第一次是在宜山组织去广西前线〉。出友前，校长、教授举行欢送茶会，并由校长亲自授团旗，团旗上缝有a国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四”字样和校傲。据当时正、副团长文德瑜、丁做为文记载，竺可桢在打开团旗时激动得流了泪，说E“这是代表浙江大学的，你们妥记牢！”支、丁二同志的记载道出了深蕴在竺可桢内心对浙大的热爱。
五、为了带领全校复员东返，放弃参加国际气象学会的机会
1945年12月12日，他在遵义得气象研究所代所长赵九章信，说中央研究院确定请竺可桢和赵九章、昌炯同去出惊1946年2月乡5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气象学会。他因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在即，预计国际气象会议前后正是准备迁移的重要时期，接洽车船等均需在队4月间办妥，他从贡任感出发，只好放弃这次机会，函复赵九章、吕炯辞谢〈以后由涂长望、赵九章出席〉。
他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而在此之前他没有参加过因际气象学会的会议，这次很想去而不能去，对他个人来说，当然是为浙大而作出的一种牺牲。
〈二）
关于竺可桢爱护学生，大量事实说明他是真心实意、十余年如一日的。我们从他的讲话‘文章、日记中可以体会，他有个主导思想，即认为培养大学生是为国家培养骨干和栋梁之材，中国近代科学文化落后，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振兴中华的需要；家长们把子女托付给学校，自己也要无愧于这种信赖，因此，爱护学生成为他自然的？神感情和责任，他对品德好、勤奋•8~..优秀的学生固然从心眼里喜欢，对品行不端或不大喜欢的也并不嫌弃，而能予以严格的批评与要求。他也并不因为学生的政治倾向而在爱护上有所偏颇。他历来主张学生政治信仰自由，在学校里各种思潮、主义都可以研究，但不能从事政党活动，他对违犯校纪后立学生也不问政治态度，一律按校纪处理。尽管校内外国民党一再贡难他包庇纵容左派和共产党，他很不以为然，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地爱护学生的态度，他还认为学生批评政府是无可厚非的。他在日记中曾记有对陈布雷说过~－“年青人欲批评〈政府〉未可厚非，若批评政府者皆目为共产，则不啻为丛驱备也。”他非常反对国民党政府和特务到学校里抓人，主张倘若违法者可以依法向学校传人，同时应依法审理。他对历年非法被捕的师生，都全力营救。以下是他一系列爱护学生的主要事迹。
一、废除“法西斯”军事管理，不准动辄处罚学生
竺可桢初到浙大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掌生所普遍反对的军训制度。这一制度名义上是顺应准备抗日而由政府在全国高中以上学校推行的。前校长把军训制度极端化，强调“一切军事化”，动辄必罚学生，甚至和校外觉部里应外合迫害学生，因此为学生所痛恶。对强调军事管理，竺可桢也是反对的，他认为这样一来，必然要侵害民主自由原则和自主创造精神，就办不好大学。军事训练有一定需要，并且还得继续。经过反复研究，他确定把两者分开，保留军ylJ制度，废除军事管理，使前者成为一门课程，并与训育相脱离，即军训教官不再能利用普II育方面的职权任意处罚学生。这一处理对安寇浙大、保护学生是重要的一着，但是，军训教官的老习惯不容易改变，1936年12月的一天下午，一年级军训原定三四节课出操F三节课前就开始下雨，学生•87•.罩、保妒7两It备几＋人免受迫害1948年1、2月间，沈鸿烈一再示意竺可桢应利用寒假按特务机关所列名单开除三四十名学生，竺可桢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校中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省府所给名单也未必可靠，他在日记中写出了他的根本思想，“吾人总须爱护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由此，沈鸿烈的主张未得实行，同年8月，蒋介石密令逮捕大批学生，中央发下之名单中有浙大师生19人。先经竺可桢与新任省主席陈仪、教育部特派的参事一再商拾，最后并有浙江特务头子俞嘉销等参加商讨，竺可桢再次强调如欲逮捕必须有确切之证据，幸陈仪也主张不宜牵连太多，至多捕3人，于是特务头子就指定3人姓名，当时竺可桢只知其中一人为学生会代表，其余2人未听说过姓名。3人随即被捕（其中2人称系误捕而很快获释）。对此，南京方面极重视，先是吴铁城电话询问捕了几人，随之蒋介石又亲自电话问陈仪捕了几人，说据报名单应捕的有40人，责怪其只捕3人过宽。
六、关于品德、健康方面的爱护
竺可桢爱护培养学生最为注意的除学业外，就是品德和健康。他把只重传授知识技能而不重品德教育比作“谋食而不谋道’。他的品德培育的核心就是他所倡立的校训“求是精神”，这是和他的为国家社会培育骨干之才的目标相适应的。他不仅用言论文章和中西先贤的思想行为来培育这一精神，而且以他自己的实际行为无形中起着培育作用。
竺可桢对学生的健康也是一贯重视的。浙大的体育课在他的重视和舒鸿教授的主持下，历来摆在重要位置，不及格是不许毕业的。全校性的运动会，竺可桢都以高度热情亲自出席主持．抗战期间营养差，医药困难，师生患病者不少，竺可桢经常到病休所看望医疗中的同学。有急病要送贵阳的，他都用全校仅有的一辆校长小车送去．他到重庆等大城市，每每亲自觅购和争取分配到重要的药品带回学校，在他日记中记载的这类情况都反映他关心师生健康的深切情意．
以上只是我所知道的竺可桢爱学校爱学生的重要事迹，他于1949年4月29日离开杭州，临行前，留函致当时浙大应变会正副主任严仁庚、苏步青两教授，说明28日他接教育部长抗立武电嘱去沪，他因见报载上海各大学还有继续逮捕学生强迫疏散之消息，故复电暂难去沪，后来情况略有好转，他才放心去沪向杭立武辞职，他相信浙大在严、苏二先生主持下“必能疲比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这封临别留书充分反映了竺可桢一贯爱护浙大、爱护学生的心意，反映了他对即将来临的新时代的信心，成为一份可贵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