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
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一场侵略成争，使大半个中国硝烟迷漫，战火纷飞。浙江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家属，连同图书仪器辎重设备，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从1937年9月由杭州出发，辗转奔波于天目山、建德、古安、泰和、宜山等地，直至1940年2月才定居于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真可谓颠沛流离，艰辛备尝。数千名莘莘学子，能在动乱的年代得以弦歌不辍，继续探求真理，竺校长之功实可感动天地之心，使后学者敬仰不已。
1941年夏，我考入浙大龙泉分校，1943年7月间转入遵义校本部，得有机会亲聆竺校长的教诲。回忆起校长诲人不倦，在物质条件无比困难的情况下排忧解难，泰然处之。其高风亮节，其令人肃然起敬。
竺校长一向主张学校是学习场所，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但不能任意创造矛盾。由于当时政治腐败，军事失利，物价飞涨，民怨沸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学校里来，所以在生活壁报上，学生们不免要发泄一些牢骚，有的甚至冷嘲热讽，近乎谩骂。竺校长对学生个人从不非难，但从爱护全校同学出发，不给当局有可乘之机，远成当地军警来校搜捕学生的借口，所以要求言论应有所节制，大学自应以学习为主，政治活动宜退出学校，庶几使主持校政者可以据理力争，不致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对于学术性的壁报或论文，则从各方面加以支持。记得1943年秋，在黎振声、任雨吉、蔡乃森与我的主持下，在浙大成立了一个天文学习会，以学习天文为标榜，有会员20余人；经常介绍天文知识，夜观星宿。竺校长对这个学习会非常支持。有一次（1943年8月17日晚〉，在遵义子弹库操场上，我们组织同学们利用经纬仪上望远镜开了一个看星会，竺校长亲临现场指导，讲述了历史上星座之变迁以及二十八宿之起源等，并勉励同学们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学业上努力做出成绩来。当时大家很受鼓舞。
天文学习会〈后来加入中国天文学会，成为浙大天文学会〉当时还办了个壁报，叫《北斗》，是一个不定期的学术性手抄壁报，专门介绍天文知识及讨论天文学上存在的一些学术性问题。
竺校长对这个壁报很感兴趣，记得有一次还把黎振声、任雨 吉和我找去谈话，非但在口头上加以鼓励，并且还说可以将他刚写好的《二十八宿考》分期在《北斗》壁报上刊出。他不但在口头上，而且也用行动来支持我们学生的事业。
当时浙大学习空气十分浓厚，但物质条件实在太差了。我们晚上点的是桐油灯〈贵州出产桐油运不出去，煤油又进不来，遵义没有电灯〉，笔墨纸张更困难了，所以《北斗》璧报办了几期后，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以致停刊。其主要原因：一是没有经费，因为那时我们都是穷学生，连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那有余钱来办刊物，二是即使东拼西凑一点钱也买不到纸张。我们当时所用的纸张，全是当地土产的毛边纸，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纸，也很缺乏，三是当时浙大功课的确压得很紧，而壁报的编辑、抄写又太费事费时，我们这几个办壁报的人，无论如何是兼顾不了的。璧报虽然停刊了，但竺校长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竺校长自己勤奋好学，平易待人，对于学生们帮助他抄写或整理一些他的论文稿件，总是念念不忘铭记在心．记得我在课余曾为他抄写了一篇《二十八宿考》〈即收集在竺可桢文集中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的初稿〉论文，他在日记中就屡次提到。如在1944年6月16日的日记中曾记着：“昨林昭将稿《二十八宿考》交来后，昨晚今晨将其重阅一遍，可称最后修改。稿即交与絜非在《思想与时代》付印。此文承土木系三年级生林昭费时抄录，余心甚感之。林且极细心，曾改正原稿中数处。”区区小事笔录备忘，实不敢当。但也可以看出竺校长不掩他人之功，其为长者爱护之忱，溢于言表。
1944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失败，狗急跳墙，向中国内地大肆入侵，企图挽回殆势。6月下旬侵占衡山，8月初陷衡阳，9、10月阅梧州、容县、宝庆、桂林相继陷落，京广全线均为倭寇所侵占。而当时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以致将不用命，士无斗志。到年底，河池、南丹〈广西〉、独山〈贵州〉尽失，都匀大火，贵阳人心恐慌。据竺校长日记中记道：“前线混乱非常，难民多而败兵更云集，南丹之不守，由于防线兵士无粮食，知县临时脱逃。”“日兵来时，本无目的深入，但以兵虚故乱窜。”当时遵义己是草木皆兵，我们在校学生更是惊恐万状，竺校长身负一校重任，临危不惧，劝慰师生首先要保持镇定，不能慌乱。他说：“贵州无重要工业，无大飞机场，非国际路线必经之地，得之则防线增长，供给困难，除非拱手让人，不取也。”接着连续召开了几次校务会议及学生会的联席会议，作出应变决策。如形势恶化，拟定向四川方向撤退的安排，分头到赤水、仁怀、绥阳去打探，作好应变准备。并组织师生签名加入救护、供应、交通、粮食．通讯、保卫等小组，以及平时的护校队伍，把确重物资打包整装，一旦出发令下，不致拖延。当时学生仍继续上课。幸不出校长所料，日寇不久即退，方得转危为安。竺校长的这种以学校安危为己任，临危不乱，从容不迫，井井有条，指挥若定的精神与作风，视当时在前方作战的逃跑将领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1944年6月6日，恰逢当局为纪念大禹而厘定的工程师节。那时浙大工学院的新屋亦刚落成。为了对遵义广大群众进行一次学术性的宣传，故在举行庆祝工程师节及新屋落成典礼外，还对外作了一次广泛的科学表演，那天上午由竺校长主持庆祝典礼，在会上讲话的除竺校长外，还有王国松院长以及郑晓沧、陈正修、钱钟韩等教授。会后，工场对外开放，将机械、电工、化工、土工等仪器设备陈列国来，供群众参观，并当场进行技术表演。参观者川流不息，从上午10时起一直到下午3时。那天我也在场，记得当时天气炎热，下午更是烈日当空。工场电源系由一柴油机开动后发电。柴油机出气管未通出室外，仅在出气管口上部的木屋顶下钉了一块铁皮，由于木屋很低，管口与铁皮挨得很近，应该说不符合安装要求，但据说已运行多次都没有先生问题。可是那天运行太久，从上午10时一直到下午3时20分钟左右，突然柴油机上屋顶起火。又由于木屋顶漏水，屋顶上面还盖了不少茅草，以致延烧很快，卖时全屋燃着，烈焰腾空，浓烟扑鼻，有燎掠全工场之势。我们在场的人无不踊跃奋身抢救，搬运图书、仪器、设备．化学药品，以及取水灭火，拆房扑救，弄得一身泥污。约一小时左右，才将火扑灭。当时损失最大的是玻璃器皿以及部分图书仪表，损失自是不小。但据以后核查，主要物件大都已抢救出来，损失虽大，但元气还能保存，对学校教育尚无太太影响，亦不幸中之大幸也。那天下午，竺校长闻报火警后即奔赴现场，目睹火情深为痛惜。据校长日记中记载：“抵其地则烟火直冲云霄，看者人满，排列城墙上五六百人之多。”“时学生到场搬运者极踊跃，并抢救取水，故书籍．药品、化工均取出。四点半已熄。余下梯至机械、化工室一观，二十年之精华损失殆尽，可胜浩叹！”
我在遵义就学两年，1945年夏毕业离校，平时与竺校长接触也不多，所以很难说能窥其全貌。总的说来，竺校长确是一位律己谨严，待人宽厚；为学无所不窥，博大精深；处事情理兼顾，坚持真理，不拿原则作交易，做学问一丝不苟，学校入学考试录取分数虽只差一分，至亲好友甚至上级领导，也绝不通融；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公物虽一纸一线亦不妄取；对犯错误的教师或学生则谆谆善诱，或有危难者则竭诚相待，爱护备至。堪称一代宗师。所以竺可桢校长在教授和学生中有那么高的威信，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或与其共事的人，元不钦佩其为人，乐于与他打交道。当听说他要离开学桂时，各方呼吁，签名挽留，甚至有痛哭流涕者，其感人之深，非偶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