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云亡 遗风永存
——纪念竺可桢先生诞生百周年
谈家桢
竺可桢先生对学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
一个团体，上至国家，下至单位，领导者都必须具有一种凝
聚力．要善于把各种人才凝聚在一起，组成－股有机力量，像紧
握拳头那样有力．那末这个团体，一定会是朝气蓬勃，富有生命
力，一定会有出色成绩，会有巨大的贡献了。当年的浙江大学，
在空可梢先生领导肘，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他能在短短的几年
中，把一所只有三个学院、四百多个学生的小型大学，发展成了
七个学院、十个研究所，三十个学系和二千多学生的一所完善大
学，而且还是质量很高、著名于国内外的大学。为什么他在这样
短暂的时间里，能有这样大的成绩呢？我感到竺先生就有这样一
种巨大的凝聚力，把许多著名学者聚在一起，通力合作，才把这
所大学办好．
为什么他有这样大的凝聚力？
我从以往这些年来，对他的相识、交往和共事等等接触之
中，深深感觉到竺先生是一位学问渊博、胸襟豁达、气质高超并
能容纳各种人才的伟人．所以各方著名学者都愿意来浙大与他共
事，并愿聚集在他的周围，与他一起去办好这所大学。有些同
事，后来因事离开了他，但是这股“力”依旧存在不散，都还与他
联系，好像还在一起共事一样，十分亲切．
我是怎样与竺先生相识的？
我是一个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求学的学生。但是我只信科学，
不信迷信的。在东吴大学毕业以后又进燕京大学研究所。到
1936 年，我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就想回国。那时想早些参加祖
国的科学队伍，与全国科学家一起为发展中国科学而努力。后来
由于我的美国导师不准我走，结果又多读了一年“博士后”。到
1937 年，我回国了。在当时，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回去
任教，而我又不想回去。因为那里的“洋人味’太放了。我希望能
够进一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扎扎实实地为国家，把科学搞
上去。可是在那个旧社会里，各校派系林立，学术壁垒森严。一
个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要去国立大学教书，可以说是一件不可
能的事。但是事也凑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学（即朱正元先生）是
东南大学的毕业生，他把我的情况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
不久竺可桢校长代表浙大给我寄来了聘书辛要我去浙木生物系任
正教授，并每月给我三百元大洋的工资。我那时才28 岁，受到
这样高的职位和这样优厚的工资，有点意外。为什么竺先生待我
这样优厚？我与他素不相识，既不是亲戚，也不是他的学生．从
宗派、体系等等各个方面看都挂不上钩的。从这一点看，在他脑
海中，没有教会学校与国立大学之间这条“鸿沟”，他是一位大公
无私、唯才是用的好校长。所以我这个“外来入”也能够进得国立
浙江大学任教了。其实壁先生任用教会大学出身的学生任教授还
不止我一人．后来听说涂长望教授出身于护江，谭其骥教授出身
于燕京等，也都是教会大学来的．以后浙大搬迁到遵义时，竺先
生还聘请了遵义地方的一位敬师方豪先生来教中西交通史．方先
生在中西关系史方面很有研究（后来去复旦任历史系主任了）．
竺先生就是不管校师还是神父，只要有才就聘，可见他聘用教会
出来的教授法不是我一人。
雪先生对待校友门生比客卿教师严格。
在浙大迁到遵义之时，有相当一些人是新从国外荣获博士学
位后回浙大母校担任教席的。竺先生认为，这些校友学成以后回
到母校任教，应该欢迎；但是对他们的要求应比其他学校来的严
格。对这些本校毕业后去外国获博士学位归国的学者，一律先给
讲师级待遇；满一年后，如成绩好，就升任副教授。如后来著名
的刘青复英、江希明、徐瑞云等教授，都是如此，但他对其他人就
不如此，都是以副教授开始起薪。老校友对此有些看法，但是他
毫不动摇。有些人，对雪校长来浙大后介绍了一批东南大学的师
生来任教也有看格，认为“太多”了，说成“家天下”。我认为，像
胡刚复、王！.ill: .梅光迪和张其向等教授，都是举国知名之士，别
的大绩都想聘他们去，还聘不到j哩！我们为什么不能聘？他们来
了以后，对浙大在物理、化学、文学、史地等各个学系，都办得
很有成绩，且都是全国知名的学系。“祁羊公内举不避亲，至公
也”．竺先生当然应该重用他们，否则不能叫做“唯才是用”了。
对另一些门生、来浙大以后课没教好的，竺先生是严肃地请他们
另谋高就，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浙大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做
校长的，如果怕人讲和怕用人，都是不可能使学校发展的。
竺先生一向非常珍重浙大的元老教授。
？主可棋先生与前任郭任远是截然不同的二位校长。前者主张
学术自由，民主办学；而后者则主张推行法西斯教育。因此，在
竺先生来到浙大以后，必然要针对前任校长的措施，进行改革，
为此就必须要凋换一些人。但是，他对过去的著名教授，如郑晓
抢、贝时璋、陈建功、苏步青、李寿恒、吴穰初、王国松等浙大
元老则是十分珍重的，大部分保持原聘，有的还升任院长（如李
寿恒任工学院长）．对一些过去反郭的民主教授如蔡邦华、张绍
忠等教授，也都一一请了回来，并请蔡邦华先生任农学院长、张
绍忠任教务长等， 卡分重视。，对一些更老的浙大功臣，如邵裴子
先生和浙江省名儒马一浮先生等，他像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敦请诸
葛亮一样，要求他们出山，来浙大任教。可见他对这些元老哲彦
的尊重了（邵先生未回浙大）。
生先生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的研究环境．
想当年，我们在据潭教书时．教师们家家都是油灯照明，常
常用红薯充饥．可是，我们心情舒畅。我的最有价值的几项研
究，就是在这时和那个“唐家祠堂’土房子里完成的．这是我精力
最充沛、情绪最佳、环境最好的时期，也就是在竺先生任校长时
期。正是雪先生替我创造了这样良好的研究环境．在当时的校
长，能为教授们创造出这样美好研究条件的，在全国唯我们浙大
了。后阎王淦昌、苏步青等教授的著名著作，也是在那一时期完
成的，可见一个校长，对满足全体教授的工作条件是很重要的．
我们这许多教授，后来相见时，也都无限怀念当年在捆潭时的情
景．那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还闻讯专程来帽潭参
观．他对我们能在这些土祠堂里作出这来许多成果，真是十分惊
奇．难怪他对我们说，“你们浙江大学的研究空气可与英国剑桥大
学媲美，是东方的剑桥’了．
竺先生在离开浙大以后还在关心着我们．
竺先生离开浙大以后，就没有再回浙大了。后来他去北京，
任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还十分关心着我们这些曾经同过甘苦的同
事．我们每次去北京参加会议时二总是在会外相聚．他每次都是
问这问那．十分关心着这些老同事的生活、工作、事业和成就．
1962 年在广州举行全国科学讨论会上，他见到老浙大师生共有
65 人参加（人数居各大学之首｝，十分高兴．他约大家聚会在一
起畅叙，同时还提议为苏步青教授作寿．一个老校长，在时过许
多年后，还能记得一个教授的生辰，可见他对教师们的关心程度
了．我们作教师的又怎么能不为之感动呢！我是一个终生研究遗
传学的数授，可是在“左”的干扰最严重时期，我的研究也曾一度
披视为“异端”，不准我开设遗传学课，对我进行“批判”，还强迫
我去跟那位“中国李森科”去劳动、去学习和改造。因此在1956
人物传记309
年那次教授评级时，不能评为一级。这些情况，不知怎么，被远
在北京的空可横先生知道了，他为我鸣不平，他说：“政治不能代
替科学，对学术研究，怎末可以带政治帽子？”在那种全国生物界
学习米丘林和茅森科的高潮中，竺先生敢于秉公执言，真是难能
可贵的正人君子。这些情景，也使我毕生难忘。
缅怀故人，需要继承他的遗忘。
我参加大学的科学教育已有60 年了。纵观这些年来我国各
大学的历史和学校情况，我认为，当代真正办学成功的校长，只
有两个人。其一是北大蔡元培先生，另一个就是我们的竺可桢先
生了．他们二人所以能够办好大学的原因，是因为二人都具有许
多优点．例如，两人都胸襟豁达，气度非凡；都主张民主，重视
科学；都能打破各种封建思想的束缚；都是以科学态度处理工
作。他们都不畏压力，广罗各派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而他们自己，不但严以律己，且学识渊博，在学术上都能信服地
领导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开展各项学术活动。竺先生与蔡先生相
比，一在战争时期， 一在和平时期。空校长的处境要更加困难一
些，可是竺先生不畏艰难，领导全校师生勇往直前，克服了令人
难以想像的困难。浙大在西迁泰和时，空师母在艰难的旅途中患
了病疾，可是竺先生因校务羁身不能在家照料，最后丝师母不幸
病故了。这时候他的心情是十分悲痛的。可是他为了学校，继续
到处奔波．这许许多多的事，都使全校同事深为感动。在学校迁
到宜山肘，又因为广大学生不服广西水土（山瘦空气），不少学
生生病甚至死亡，他焦急万分，彻夜难眠（在宜山有一个浙大公
墓）。凡此种种，他都能挺了过来，最后终于在奋斗中换来了胜
利的明天。
今天，我们隆重地纪念这位伟大的前哲。我希望再不要像过
去那样，开一个会，大家怀念一阵就完了；而要能扎扎实实地去
总结他的办浙大经验，并要大书特书他的事迹。光是这样做还不
够。最好能有一些人，像他一样把周围的知识分子凝聚起来，把
学校办好，把各行各业办好。如今，全世界先进国家，也都在提
倡教育兴国。英国当朝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去年（ 1988）皇家学
会年会上，对全国科学家庄严地说：“一个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国
家，必定走向灭亡！”但是，我们怎样去重视知识分子呢？竺可桢
先生对待我们浙大的教师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最近，美国新总
统布什在总统宣誓大会上，也庄严地向全国宣言，要当好一个
“教育总统呻。可见他们也知道不抓教育是不行了。我们国家，人
口多，底子膺，教育方面又一向落后。那末我们就更加需要抓紧
教育这一个环节了。
（本文作者：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遗传学家，前浙大生物系教授）